“亞洲最大移植中心”竄起的背後

2005年3月17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院长、北京武警总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在武警总医院主刀一例肝移植，“这是他所进行的第1600例手术”，央视《东方时空》如是报导。转年天津市政府出资新建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投入使用，自称“亚洲最大”，500张移植专用病床利用率几年来持续九成以上。沈中阳的肝肾联合快速切取灌注技术获得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沈中阳本人被称为“中国移植业的开拓者”。

沈中阳的移植事业建筑在成堆的尸体之上，这些尸体从哪里来？

中共媒体对沈中阳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报导大都对供体来源问题避而不谈。中共官方的解释称，移植所用尸体器官仅来自正式处决的犯人。这一说法要站住脚，移植数量和处决人数需大致对应。按照天津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及国际组织对中国死刑人数的估算，天津每年的死刑犯应该只有40人上下。而“天津一中心”，这个自称“全国最繁忙器官移植医院”的移植手术例数却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医院资料图）

大纪元对过去十几年中共媒体报导和移植中心网站公开透露的数据进行分析，估算出“天津一中心”移植数量之高，足以质疑中共关于器官来源的说辞。在没有捐献系统的中国，医院用于移植的绝大多数器官并非来自死刑犯。“天津一中心”现象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行业中具有普遍性。

多年来，不少人权调查研究人员已申明观点：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很可能就是器官来源。“天津一中心”的例子所显示的悬殊数字差距，连同不断涌现的各类旁证，进一步印证着这些研究人员的观点。而中共当局对这个指控从未给予明确应答。

本文将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6年前后对其移植数据从公开到封锁的动机，利用医院在同一时期新建、扩建的记录，估算实际移植例数，从一个方面呈现这种为牟取暴利用医学方法有组织地大规模杀人的罪恶；同时列举国际医学界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截然不同的反应，以说明中国移植器官来源问题实为21世纪人类道德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跛足起步到疯狂膨胀的移植业

90年代的中国，器官移植业处于休眠状态。移植对患者是免费的，因为手术风险太大，愿意接受移植的患者非常少，而器官供体更是稀缺。沈中阳的移植生涯就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跛足起步。

1994年5月，沈中阳幸运地遇到并说服一名患肝硬化大出血的37岁农民工接受肝移植，这在后来的媒体报导中被称为天津的第一例成功肝移植手术。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资料照。（看中国）

然而在随后几年中，沈中阳再没有类似的好运，从1994年5月到1998年8月，未见任何肝移植报导。1998年9月，沈中阳在日本进修一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天津一中心，据说是自己掏腰包10万元人民币组建器官移植科，到当年年底，完成了7例肝移植手术，转年（1999年）完成24例。这在当时来看可以说是不小的进步了。

然而从2000年起，可供移植的优质器官突然大量出现，中国各地器官移植手术量直线上升。在随后的十年中，沈中阳在中国器官移植业内更是名声大噪。

查询那一时期的大陆媒体报导，不难找到有关“天津一中心”移植例数的报导。据隶属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网报导，从2000年开始的两年中，沈中阳团队的肝移植总数从24例增长到209例；而从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时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成功是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缩影：不透明的暗箱操作，鬼影憧憧的军方瓜葛，还有暗示器官供体库存在的超短供体等待时间；而沈中阳的快速器官切取专利技术几乎就是活体切取全肝。因中国至今没有正式的脑死亡判定和立法，严格地讲，摘取脑死亡人的器官为非法的活体摘取。

政府投资建移植大楼 这信心背后隐藏了什么？

1992年“天津一中心”迁到现在地址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进行大的扩建。2003年底媒体报导该院全年日均一例移植。由于对移植业前景充满信心，天津市卫生局2003年12月宣布投资1.3亿元为“一中心”建造一座移植专用大楼。报导称“一中心”“将在继续重点发展肝肾移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胰、骨、皮肤、毛发、干细胞移植，开创发展心、肺、角膜、喉移植，形成一个以移植为主体的多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见北方网报导）。

从1998年底的10万元组建移植科，到2003年底的1.3亿元新建移植大楼，短短的四年时间，是什么使当时的天津政府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对器官移植的前景如此看好？没有供体，就没有移植，他们信心的背后是怎样的供体来源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扩建投资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2004年，器官移植大楼还在建设中，沈中阳的移植科已经扩展成跨越天津、北京和山东省的五家分部。值得一提的是沈中阳主持的北京移植分部设在武警总医院内，沈中阳任该院移植部主任。

中共体制内除了对外的军队以外，还有一支120万人的对内的军队，名为武警部队，其职责不同于一般的警察。武警和军队医院系统不隶属中共卫生部，而是受军委管辖。

据官方资料记载，沈中阳移植团队2004年完成肝移植总数居全球第一，肾移植总数居中国第一。

当时，“一中心”设有急诊部和门诊中心，2006年9月投入使用的器官移植大楼的高度和气势完全压过了两座老楼。这座地上15层、地下2层的大楼被命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设移植专用病床500张。

之后的十几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名扬海外，自称“亚洲最大移植中心”。然而它的“成绩”也成为中共及其在西方的辩士为移植黑幕自圆其说的大难题。

有争议的医院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www.cntransplant.com是用来招揽国外患者的，被美国调查记者兼作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称作“党最爱耍的把戏”。葛特曼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杀》（The Slaughter）中收录了对各国法轮功学员难民以及曾见证活摘器官的中国外科医生的采访。这些可靠的证据表明：被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移植之需被大批屠杀。

葛特曼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曾提到这个网站：“我在大学里作演讲时，经常让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用智能手机自己上那个网站去看。”

该网站在2014年初激起了一向随和的国际器官移植学会（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的愤怒，学会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去了一封联合署名信，斥责中共违背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承诺。信中写道：“这家天津网站继续招揽外国器官移植患者的生意，我们不能接受这些医疗专业人员暗中侵犯人权、与利益集团广泛勾结。”

网站于当年6月被迫关闭。在其长达八年之久的运作中，瞄准的是富裕的客户，推销的是稀有独特的产品——在超短时间内提供新鲜人体器官：只要客户有钱就可提供，其它问题一律不予解答。

伊森‧葛特曼手持他的著作《大屠杀》。（伊森‧葛特曼提供）

国际上的调查者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移植中心，人员、设备配置到位，在一个没有自愿捐献器官体系的国家中，近十年来高负荷作业，这一事实令人不寒而栗。

“这意味着，医院绝对有信心找到足够的‘捐赠者’作为供体来源。”悉尼大学医学教授玛丽亚‧辛格（Maria F. Singh）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在没有自愿捐赠制度的情况下，院方相信非道德的渠道可源源不断提供器官，其中必有巨额利润可赚。”

辛格教授是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简称DAFOH）的董事会成员，该组织致力于唤起全世界对强摘器官罪行的关注。

那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到底做了多少例移植手术？

移植數據作為中共國家機密的背後 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移植產業掩蓋下的屠殺

想要获知中国这些年来实际做了多少器官移植是非常困难的，不说总数，就是一家医院的数据都拿不到。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这类信息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中共直到最近才宣称建立了全国性的器官分配体系。长期以来，各医院在争抢业务、与器官中介做交易、攫取供体等方面的竞争激烈而又无秩序，着实一部《狂野西部》闹剧。没有人能在这场闹剧中统计出完整数据。

移植数据被视为“国家机密”

在美国，要寻找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是非常简单的事。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下属“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The 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简称OPTN）拥有一个数据库，可换用数十种标准进行查询。以2015年1至9月为例，数据库显示美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总数为23,134例。

还有些数据库可提供特定医院的有关信息。美国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The Scientific Registry of Transplant Recipients，简称SRTR）可以提供任何一家移植中心有关手术的详细信息。

以纽约州为例，在移植领域最活跃的医院是纽约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2015年4月的报告显示，该院在前一年进行了110例肝脏移植手术，2013年则为142例。长达60页的报告提供了有关排长队的患者、所需供体类型及器官总移植率的丰富信息。而这样的数据在中国是看不到的，因为那是“国家机密”。

代表中共宣布器官移植政策的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在接受大陆媒体记者采访时，对移植数字为何难以确定给出了非常坦率的解释。这次采访是在中共急于公开表态时的举措，黄洁夫称，中国已不再使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但后来谎言被揭穿。

图为黄洁夫2010年在台北出席会议。因黄涉中共活摘器官罪，同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的举动招致该校学生的批评。（宋碧龙／大纪元）

“死刑是国家秘密……”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你器官的来源是死刑犯……那你从死，不是那你能够做多少，那就不是都是知道你是国家的秘密了吗？”（原话）

在记者的追问下，黄又回应说：“你说这个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这个事情，因为你国家没有个透明的体现，这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

不过，还是会有些数字从庞大宣传机器的漏洞透出来。获取天津市一中心器官移植例数的方式有几种，我们依次审视。

医院网页图形显示的数据到2004年戛然而止

第一组数据来自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已被删除的网页，存档网页中有一张条形图显示从1998年到2004年的肝移植总量，从中可推算出每年移植总量呈几何数级增长，1998年9例，1999年24例，随后是78例、129例、272例、289例，一直到2004年的800例。

同一网页中还说，肝脏移植的等待时间为两个星期。即便在有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的国家，这么短的等待时间也闻所未闻。

肝脏移植数量是计算需要多少供体的重要指标，因为做一个全肝移植必然导致一个供体的死亡。鉴于死刑犯曾是中国宣称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唯一供体来源，移植数量的问题就更显突出。

下面这个图表的问题在于，数据在2004年戛然而止。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下属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站的图表。（视频截图）

媒体报导提供的数据到2006年之后突然静音

另一种数据来源于媒体报导。《科技日报》一篇为沈中阳涂脂抹粉的报导题为“他把肝移植技术带入世界医学巅峰”，文中提到沈中阳团队在2000年完成肝移植78例，这个数字与上面的医院网站图形上的数字一致。

2001年，据《中国医学百科全书》收录的数据及新闻报导，该院全年的肝脏和肾移植数量分别为109例和80例。

2002年，没有年度数据，不过，沈中阳的个人资料网页显示，截至2002年底历年肝移植总数为300例。

2003年的历年肝移植总数达到645例。另据官方报导，还有400例是该院医生在中国其它地方的医院完成的。当年天津一中心的手术总数为253例。这一突飞猛进的成果，促成了前面提到的天津政府投资新建17层移植大楼的决定。

2004年，没有当年的移植量，医学教育网（医学百科全书式的大型网站）透露历年移植总量已达1000例。

2005年，媒体没有公布历年移植总量，但2014年发表的讴歌沈中阳的文章称2005年的移植数量为647例。

2006年，有关沈中阳的官方报导及其本人发表的一篇医学论文均称当年移植总数为655例。论文中，沈中阳称该中心进行肝移植手术的数量已打破由美国匹兹堡大学保持10年的世界纪录。

2006年后，媒体和医院同时静音。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于2006年9月1日正式开业，为什么在移植数字即将攀升之时，大大小小的中共喉舌媒体和医院本身都停止发布移植数据呢？

2006年3月，开始有证人和相关报告指证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是中国猛增的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中共官员批驳有关报导和报告为恶毒的宣传，但从未拿出任何理由加以反驳。这与医院和媒体的静音是巧合吗？

在公开的数字中，2006年之后只有两个数字，均来自天津宣传部门吹嘘沈中阳的资料性报导。从中可见，该年后的两个移植总数呈整齐的线性增长，这可信吗？

2014年官方制作的沈中阳简介见于ttwj.gov.cn，该网站由天津市政府人力资源领导小组办公室管理。网站的“关于我们”部分这样写道：“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网页中对沈中阳的成功大书特书，称颂他为中国移植产业“努力攀登”的精神，并列出了一些移植数字。比如，“本院……连续两年成为全世界单中心完成肝移植年例数最多的器官移植中心，使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后面还说，截至2013年年底，该中心的手术例数连续16年排在全中国首位，一些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而更重要的是两个数字：到2010年该院总共进行了5,000例肝移植手术，见中共统战部网站报导《农工党党员沈中阳：攻坚克难 勇攀医学之巅》；另据百度百科对沈中阳的介绍，沈中阳到2014年累计完成近万例肝移植手术，是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

把通过上述途径获得的历年移植总数做成柱状图是这样的：

图表2：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总数逐年增长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这些数字高得令人担忧，而且与器官来自死刑犯的官方说法完全对不上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大楼建成后不再公布每年手术例数的原因仍然是个谜。后来公布的两个工整的数字，可信度有多大呢？

从其它资料分析，实际的移植数量可能要高得多。有三个明显迹象可证实这种可能：大量韩国人来中国做移植；沈中阳团队医生完成移植手术数量巨大；天津市一中心改造工程报告透露的高床位利用率。

天津是韩国移植病人的理想去处

“一中心”护士长李莲今告诉媒体，2002年开始，韩国移植患者开始涌入中国，去天津的尤其多，因为从首尔飞到天津只需要90分钟。2002至2006年间，该院共为韩国患者做了500多例器官移植手术。

李莲今是在接受《凤凰周刊》（隶属于总部在香港的中共喉舌凤凰卫视）时说这番话的，报导题为“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

所有这些活动都发生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2006年9月投入使用之前。

为了这些远道而来的患者，医院进行了临时调整，将12层医院大楼的三分之一（4～7层）改为专门的移植患者病房；还借用了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作为韩国患者的住院区，同时将附近酒店的24和25层改为韩国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并专门安排了两名护士。李莲今说，即便如此，床位仍旧紧张。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航拍图。（大纪元）

对于韩国的器官旅游者来说，“一中心”是个称心如意的去处，因为在韩国，患者只能接受部分肝移植，即“活体移植”；而在天津，他们可以接受“全肝移植”，“且被用来移植的器官品质极佳”。

外国人赴津手术的程序十分简单：外国患者只需要将在本国的病历资料及检查报告传真到医院，得到院方通知后，即可入住医院等待供体，等待时间与国际惯例相比短得出奇。李莲今透露，“原来，患者等待的时间大概在一星期左右。但现在，由于排队等候供体的人越来越多，等待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最长的时候要等上三个多月。”

而要找到“捐赠人”的组织兼容性抗原与患者相匹配的肝，即便是等待三个月，也是非常短的时间。

《凤凰周刊》文章援引韩国《朝鲜日报》报导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4年12月的一周内就进行了44例肝移植手术。另有患者家属向该刊透露，该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除了韩国人外，该院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去就诊。报导中说，医院四楼“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种族的患者在此交流看病心得”。

还有这样的生动记述：“该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

文章没有给出手术数量，但至少证实天津一中心移植部的医务人员在新楼落成前忙到什么程度。

沈中阳团队成员的业绩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世界组织（WOIPFG，简称追查国际）调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参与肝脏和肾脏移植的医生共有110位，其中包括46名主任医师和医师、13名主治医师。（“追查国际”调查了数百家中国医院的医生编制，对其进行了编目。）

媒体报导、沈中阳同事的发言、该院网站及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表明，许多医生都做了大量的移植手术。

比如，“挂号网”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一中心”副院长朱志军“已主刀完成肝移植1400余例，其中包括活体肝移植手术100例”。

截至2006年7月，副主任医师潘澄独立完成全肝移植1000多例、活体肝移植100多例。

潘澄医生。（追查国际）

“好大夫在线”网站未标明时间的网页资料也显示，该院主任医师高伟在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完成了800多例肝移植；肾移植科的主任医师宋文利进行了2,000多例肾移植（其中活体肾移植80余例），副主任医师莫春柏完成肾移植1,500余例。

主治医师高伟。（追查国际）

沈中阳、朱志军、潘澄等七人联合署名的医学论文《供肝快速切取术中应注意的相关问题分析》透露，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4年1月至2008年8月间完成了1,600例供肝切取手术。

以上数字中，大部分供体为全肝（尸肝，以供者死亡为条件），活体肝移植只占很小一部分，后者只移植活体的部分肝脏，据称均为亲属捐献。

如果这些外科医生的平均移植量可以推及其他医生（当然这不一定可靠），截至2014年，移植总量就会高出该院官方数字（1万例）好几倍。实际上，仅只是将几位医生资料页的数据相加，就已接近医院宣称的总数。

当然，有资料可查的医生可能只是特例。或许他们也会夸大成绩或者合作手术，有各种可能。不过，任何情况下，即便是大打折扣，外科医生自己公布的手术数量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该院建筑工程资料则显示，实际的移植量可能比上述估计高得多。

天津移植中心病患床位洩漏的秘密

为新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委市政府花费了1.3亿元人民币（约2,000万美元）。虽然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伴随着巨额浪费，或用来为当地经济数据撑门面，并不产生效益，但东方移植中心大楼却是个例外。新楼建成后马上就投入使用且高负荷运转。这一情况来自“中国建筑改造网”，该网提供中国各地建筑与修缮工程的详细数据。

关键的证据来自天津建筑设计院的一份22页的PDF文件，任何人只需在该网进行注册即可下载，内容涉及2006年移植大楼竣工后即开始、2008年完成的改造工程。

移植中心建筑工程资料提供的线索

该文件2009年10月被收入中国建筑改造网，从第13页的一张照片判断，文件完成于2008年底。这项工程据称主要针对医院主楼、门诊楼和急救病房（不涉及移植楼），宗旨是“强化节能效果，提高病人舒适性”，门诊大楼还加盖了一层，从三层变成四层。不过，文件中却包含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医院每天平均门诊量2,000人次，床位使用率达到86%，其中肝肾移植病床的使用率达90%以上。”

“天津一中心”用于移植部的床位总计500张，均位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虽然当时该院的病床总数为1,200余张，移植病人在专用病床紧缺的情况下可以住到其它病房，但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考虑，这里只利用两个数据：移植专用床位500张，年使用率90%。

也就是说，每天都有450张病床住着移植患者——他们或许是来做肝或肾移植，或是移植其它器官和组织。

医院针对外国患者的广告显示，器官旅游者的住院时间可能在一两个月之间，取决于等待供体的时间，以及术后静养所需时间。

但其它资料显示，实际住院时间很可能更短。比如，2007年两名加拿大调查员在采访器官移植旅游者时，获知住院时间只有7天。一名北大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称，住院时间平均为两到三周。

如果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一个月，则2006年末到2008年末该中心的移植手术数量应为5,400例；如果病人留院两个月，总数则将是2,700例。

外界不太可能获知该院患者实际的平均住院时间，但为本文做顾问的西方移植外科医生认为，这里描述的情况是合理的。

新移植中心床位的高使用率是否只是开张两年内的“一时红火”？不是的，根据其它报告，这种情形很快成了常态。

另一个有关移植中心床位使用情况的数据采集点，来自北方网2014年6月25日对该院的简介。文中写道：“2013年，我院根据发展的需要，调整了医疗资源与扶持政策。增加编制床位300张，总床位达到1,500张。病床使用率131.1%……病床使用率同比增长5.7%。”报告中没有说明床位使用率怎么可能超过100%，但在中国的医院里，经常有走廊加床。

图表3：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床位增长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2013年，该院增加了300张床位，总数达到1,500张。不同科室的病床分配也有所调整，包括器官移植中心在内，不过简介中没有具体说明分配到各病区的床位具体是多少张。

由此，很难知道2012至2013年间这1,500张床位或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原有的500张病床中，有多少用在了器官移植上。但病床极高的使用率则没有变：从2009年的90%，达到2013年的131%。

这一比率在窜升之前是一度暴跌还是缓慢增长（如官方给的移植数据那样）不得而知，不过，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逐步增长。

到2015年7月，该院又在新址开始了新一轮扩建，包括每天能接待六七千人的门诊部、每天能接诊1,200宗的急救中心、能容纳2,000辆车的地下停车场，还有直升机停机坪。新建筑定于2017年底竣工，将设2,000张病床，有多少将用于移植还不清楚。

真假难辨的数据

频繁的各种扩建活动提示着怎样的移植数据呢？

前面提到关于该院2006年后移植总量的唯一官方数据有两个：到2010年累计器官移植总数为5,000例；2014年累计近1万例。通过两个工整的线性增长数字，该院要外界相信，在2006年移植中心大楼投入运营、增加500张床位和先进的设施之后，其移植数量并没有大幅增长。

但事实描绘出的则是另一番景象：韩国器官移植患者中间传说，医院的入住率远远超过了接待能力。建筑工程记录显示了2006年之后持续增容的需要；而100多名医生中，仅几人的手术量加起来就已近万。

按照2007年到2013年末该中心500张病床占用率一直接近饱和甚至超出负荷，平均住院时间一个月来计算，保守估计移植总数为5万例左右。考虑到许多未知因素，实际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进行粗略估计。大纪元制作了一个表格来标示估算出的移植总数。

柱形图中，官方公布的肝脏移植总量标示为红色，据床位占用率的官方数据、取一个月的平均住院时长估算出的肝肾脏移植手术总量标示为橙黄色。（大纪元制图）

而即便是最保守的估算，也比15年1万例肝移植的官方数据高得多。数字本身已经难以解释，而由床位使用率简单推算出的移植数量之高，更是任何已知器官源头都没法解释的。

当然，医院改造工程的文件中是否编造数字，这一点无从得知；只是，医院有什么理由要在市政府资金已到位、工程已完工的情况下，向全国建筑数据库提交捏造的数据呢？建筑面积和床位数量是有形的基础设施，数据很难伪造；而床位占用率方面，据以上两个官方信息来源，从2006年底到2013年年底一直呈上升之势。

不过，这样的估算也面临诸多疑问，比如，由床位占用率提示出的“死刑犯”人数并不准确。考虑到给亲属捐出一只肾既不会致命也不违背伦理（“天津一中心”的移植手术肯定也包括这种形式），器官受者和“死刑犯”供者的比例很可能不是1:1。一个病患可能接受来自多名供者的多器官联合移植，一名“死刑犯”供者也可供多个病患做器官移植。

考虑到复杂的变量和多个未知数，要准确给出有多少“死刑犯”为满足“天津一中心”移植产业的需要而被用为供体，是不明智的做法。但无论数字多少，所提示的讯息都是相同的：为满足需要，一定有某个神秘未知的器官供体来源。

死囚无法掩盖器官来源疑团

据中共官方解释，中国这些年来唯一可靠的器官来源就是死刑犯。

2015年1月8日，大陆“健康界”网站刊出对黄洁夫的专访，这位中共器官移植政策发言人承认：“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建立一个国家器官捐献体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9年，中国公民自愿捐献仅120例，中国成为世界捐献率最低的国家。”

在中国，死刑犯的人数属于国家机密，没有任何公开数据，不过第三方机构早已在进行估算。据设在美国、以中国为关注焦点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估算，移植手术数量受质疑的这些年中，每年死刑犯人数在2,400至12,000人之间不等。

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全中国一年的死刑犯有6,000名，在天津处决的人数约合42人（按天津市700万人口进行等比例分配）；如果是5,000名，天津就只有35人。然而，由于血液指标不健康、吸毒、年龄以及其它原因，许多囚犯并非合格的器官捐献者。

中共官员和逃亡海外人士的大量证词已表明，执行死刑的程序涉及当地法院和监狱，他们与当地医院及医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关系。中共官僚“封地”的一贯做法，意味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不太可能从其它地方随意调用死刑犯。

特别是该院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孤立现象：几十家、甚至几百家中国移植医院都在开展移植医师培训、兴建新设施，并且标榜在短期内能为受者提供新鲜器官——等待时间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

据党媒新华社2014年报导，过去几年中中国有600家医院在争抢供体来源。所有这些移植中心都需要器官。同一时期，各个医院网站上出现招揽移植生意的广告，标榜供体器官质量极佳、等待时间极短。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广告，大部分在2006年之后逐渐从网上消失。但有些网站仍然持续作业，其中专门为天津一中心招揽顾客的www.cntransplant.com一直到2014年才被关闭。

此英文网站2008年存档页面直言不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器官供体来源还算是充足，这是事实。”这明显是在招揽外国移植游客。

网站上给患者提供的指南列出获取器官的简单步骤。首先是不需要排队等器官，患者只需通过电子邮件发来文件，付500美元，即可登机前往医院。最后一道程序（第九步）是“入院后接受仔细体检，在等待供体期间（需一个月左右）会得到很好的护理”。

同时，该网站的中文登陆页面则标榜只需等待两周。

网站的另一板块采取问答形式。问：“抵达医院时需要办哪些手续？”答：“一旦你的数据入库，医院就会开始在中国各地搜寻匹配的器官。”

“仅只这一行字就太令人震惊了。”悉尼大学教授、医生反强摘组织董事会成员玛丽亚‧辛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会全国上下地帮你搜寻器官，”她接着说，“搜器官？在没有捐赠者登记体系的情况下，在全国搜寻器官捐赠者。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们绝对是在寻找为给你做手术要杀的人。这太离谱了，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的确，一部描述中国移植黑幕的获奖新纪录片就以“难以置信”（Hard to Believe）为题。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医学伦理系的创建人兼主任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博士解释了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天壤之别：“在美国，在欧洲，你必须先死去才能成为器官捐赠者；在中国，他们会把你弄死。”

要实现超短的等待时间，就只能从事先筛选过的供体库中快速寻找各项指标匹配的供体，用死刑犯或良心犯做供体库都有可能。

而在涉及到疯狂暴涨的移植数量时，单单死刑犯根本无法满足这家天津医院的旺盛需求。认识到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第一步：如果器官并不来自于自愿捐赠者或死刑犯，必定还有其它来源。

以色列最大医疗中心——特拉维夫大学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学会主席亚考布‧李维（Jacob Lavee）博士。(Alex Ma/Epoch Times)

对于近一两年中共所宣扬的完全以自愿捐献为供体来源的说法，以色列器官移植学会主席、特拉维夫大学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亚考布・李维（Jacob Lavee）博士提出质疑：“稍微熟悉一点全球器官捐赠发展趋势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辞：一个庞大且完善的使用死囚的器官供体库，在一年之内就奇迹般地被自愿捐赠者替换。”

李维博士在电子邮件中接着写道：“如果所用的正式行刑的死刑犯器官真的减少了，在天津和中国其它地区显然正持续进行的大规模移植，必定有不同于官方说法的器官来源，（中共官方）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以此为突破口，不少调查人员指控中共正在进行一场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的秘密大屠杀。配合成卷的其它证据，调查者们描述了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医生与刽子手狼狈为奸，器官摘取手术本身就是杀人的手段，切取新鲜器官后须放掉血液，才能进行灌注保存。

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最早的一份调查报告发表于2006年，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是两位作者之一。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这项调查意在提出问题，它并不能回答问题。但它确实让人对既定答案提出怀疑。

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掩蓋下的屠殺

在沈中阳的诸多头衔中，有一个暗示器官源头的线索：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网站上，作为器官移植部主任的沈中阳身着武警军官制服。

图为沈中阳博士身着武警军官制服上电视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被禁止问的问题

大规模进行器官移植的根本保障是稳定的供体来源。鉴于中国没有自愿、开放的器官捐献和分配系统，与政要的关系（往往通过器官中介来斡旋）成为获取人体器官的唯一途径。

黄洁夫在2015年初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国家很大，这个死囚器官这个来源，它自然而然地这种体制，就造成了中间的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你听得懂我这个话的意思了吗？所以，（它）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接着，他将中国器官移植滥用的罪责抛给了“大老虎”——已失势的前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周永康领导下的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而关于良心犯，黄洁夫只字未提。

由此说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供体源源不断，依赖的是其在政界的关系。拿院长沈中阳来说，不仅在2013年成为政协委员，也担任中共“民主花瓶”之一“农工民主党”的常委。

但就直接获取器官而言，最为有利的还是沈中阳的准军方头衔，中共军方和准军方与庞大的政法维稳力量有密切联系，可以无阻拦地涉入关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场所，因此被指认参与了大量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

几位海外调查者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中共军方与器官供体这二者的关系。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杀：大规模屠杀，活摘器官，中共对异议人士的秘密解决方式》（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一书中，曾居北京的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展示了十年里采访得到的大量证据，表明法轮功修炼群体一直是被摘除器官的主要目标。

法轮功是传统的佛家修炼大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并且要求修炼者全面提高道德水准，自1999年以来就在中国遭受迫害——90年代后期，由于修炼人数高达7,000万至1亿，超过中共党员人数，时任党魁江泽民以法轮功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为由，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灭绝性的迫害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2015年10月15日，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16年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要求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绳之以法。 (Benjamin Chasteen/Epoch Times)

在1999年迫害开始的次年，如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中国的几百家医院在器官移植领域都戏剧性地结出了硕果。

“中国既没有国家组织的器官分配系统，也没有器官捐献系统，官方的解释是死刑犯。”大卫‧麦塔斯说。“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器官匹配、血型、监狱人群肝炎感染率等等，加上超短的等待时间，这一切怎么解释？”

麦塔斯说，对于种种质疑以及大量确凿的证据，中共官方都没有给出解释，“你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大卫‧乔高和伊森‧葛特曼一直在说的，（器官来自）良心犯。”他继续说：“移植规模越大，就越需要（中共）作出解释，但至今都没有任何解释。没有其它明显的供体来源。”

葛特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被问及天津一中心的器官可能来自哪里，他回答说：“我认为大多数的器官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来的。整个这段时间里，劳教所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一直多达50万到100万人。”

（左起）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和《大屠杀》的作者伊森‧葛特曼合影。(Simon Gross/Epoch Times)

“从人数上看，这是他们可以动用的唯一潜在来源。可能也有一些维族穆斯林和藏人，但这些人群的失踪比率并不高。”

葛特曼对数百名逃离中国的难民进行了采访，发现有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禁期间被验血。从劳教所获释的人也描述了那些被验血者的连接失踪。

2006年以来，海外调查人员以医生同行或急等换肝的患者亲属身份与中国医生和护士通话，并将通话全程录音。这些医护人员承认他们做移植所用器官来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在书中描述他头一次听到受访难民讲述被体检经历时的心情，虽然这位法轮功学员没多想，“她所述说的事既可怕又令人费解，与其说医生是在做正常的体检，不如说他是在一具新鲜的尸体上进行拣选。我还记得自己感到从未有过的毛骨悚然，一时间，包裹着我的怀疑的外壳粉碎了。”

天津的验血

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里的良心犯被挑出来验血、验尿的现象遍布中国大陆，天津也不例外。这期间也是“天津一中心”移植量暴涨的时期。

这些亲历者的指证来自明慧网——汇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第一手信息的平台，网站上的文章都是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友撰写的，有很多记录了他们遭受迫害的经历。该网站被研究法轮功及中共镇压的学界人士和人权调查员广为参看，被视为深入了解中国法轮功修炼群体的可靠来源。

在明慧网上分别将“抽血”、“体检”、“验血”设为关键词，和“天津”进行组合搜索，可得出119、393和69条结果，当然有些结果可能是重复的。

一个典型案例发布于2007年11月9日，文章题为“我在天津女子监狱所经历和看到的迫害事实”，如同明慧的许多来稿一样，文章是匿名的，原因不言自明。其中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队是三队，三、四、五监区都有法轮功，除了包夹人外就是个别刑事犯，每个监区三队的队长都单独把法轮功学员叫出去，化验尿和验血，没叫刑事犯。队长说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该监狱距第一中心医院只有30多分钟车程。

天津女子监狱距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车程很短。曾被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们说，他们被抽血化验。（明慧网）

回忆这段经历，作者写道：“我现在心里还在怀疑，那几个不知下落的同修哪里去了？”

天津市青泊洼劳教所也有这样的血液检查，青泊洼距天津一中心的车程为23分钟。据明慧网文章，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也在法轮功学员被拘期间对其进行验血，从双口开车到一中心约半小时。此外，法轮功学员滑连有曾回溯2013年6月她在滨海监狱被抽血的经历，滨海距一中心车程约47分钟。

另一位修炼者徐海棠则写道，2006年6月自己在板桥女子劳教所被抽血化验，板桥农场距该院车程约45分钟。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医生反强摘器官组织”致力于为维护医学伦理发声。对明慧网上有关验血的文章进行初步分析后，他们写道：“在对幸存者的报告进行过滤时，我们发现体检不是个别现象。如果说特殊的个案可能缺乏意义，这一数据却展示了大量受害人的陈述，他们的经历并不是孤立个案，而提示出（当局）系统地对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强制进行各种医疗检查。”

当然，这一切不足以证明验血的目的是器官移植配型。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这些良心犯是因中共党魁发动的旨在消灭信仰的镇压而入狱的。为让他们放弃信仰，当局通常都会对他们施以酷刑、电击和暴力殴打等。法轮功在中共把控的全国媒体上遭到污蔑。秉持信仰的修炼者被推到民众的对立面，他们被非人化、遭到耻笑，并被宣布为国家敌人。经明慧网报导确认被迫害致死的学员已近四千，而由于镇压是当局发起的，此类罪行一概不受追究，那么，监狱官员有什么理由要为了良心犯的身体健康进行抽血化验呢？

在这一大背景下，被关押法轮功学员被验血、失踪，联系到迫害开始不久就出现的器官移植高潮，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共大规模强摘法轮功良心犯器官。

尴尬的沉默

即便国际医学界不想过早地做出大规模反人类罪行的结论，国际社会至少应该要求对器官来源及有多少良心犯被强摘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这是真的，毕竟将成为21世纪最令人不安的群体罪行之一。

事实上，许多有威望的组织和个人已明确表示他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提法不应被贬为“科幻阴谋论”。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2008年曾表示：“中共政府应立即就关于某些法轮功学员遭到虐待和作为移植器官来源的指称开展或委托开展独立调查，并酌情采取措施，以确保起诉和处罚此类虐待行为的责任人。”

2012年12月2日，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物伦理学系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等三位医学专家在白宫网站发起了一项征签请愿，呼吁奥巴马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它囚犯器官的罪行”。当时卡普兰教授接受采访时说：“我想你不能对杀人取器官保持沉默。这太令人发指了。实在是错得离谱。它违背了所有的人权理念。”

图为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生物伦理学系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他与另外两名医学专家于2012年共同发起了一项征签请愿，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纽约大学官网）

近期的一部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直接提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赢得2014年度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该奖被视作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奖，授奖要求是17位董事会成员一致赞成。据评委们评述，该片还原了一个“为牟取高额利润而强制捐器官的妖魔系统”。

在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报告发表之后，包括以色列和台湾在内的一些国家地区已通过立法，防止本国公民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

这一切使得国际移植界一些核心人物漠不关心的态度更显不合拍——如果这些人能够关注这一反人类罪行指控的话，定会大大推动国际社会广泛谴责并呼吁调查这一罪行，然而，他们对中共所谓的“器官移植改革”项目却态度殷勤，行事风格令人想起与中共相互利用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Francis Delmonico）博士是器官移植学会的前负责人，也是就器官移植问题与中国沟通的主要联络人，他在电邮中写道：“我唯一要说的就是鼓励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提交可验证的数据。”“唯一”一词被加粗显示。

其他一些医生，如器官移植学会的前负责人、悉尼医生杰里米‧查普曼（Jeremy Chapman），以及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肝外科医生迈克尔‧米里斯（Michael Millis）博士，都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不感兴趣。米里斯博士已与中国官员有密切合作。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记者玛蒂娜‧凯勒（Martina Keller）采访时，被问及秘密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他答说：“那不是我能发挥影响的范围。世界上许多事情不是我的关注点或兴趣点。”

器官移植学会现任主席菲利普‧奥康奈尔（Philip O’Connell）博士和世界卫生组织就器官移植问题与中共联络的何塞‧努涅兹（Jose Nuñez）博士，均未回复大纪元记者的电子邮件。世卫组织关于器官移植的指导原则要求整个过程透明化，且可公开接受审查，然而该组织官员并未敦促中国按要求去做。

回应医学界对活摘器官问题关注度相对不足的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伦理学教授柯克‧阿利森（Kirk Allison）在电邮中表示：“（对这个问题）具有好奇心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真相，关系到人类道德所面临的风险，关系到人权，更关系到那些（器官）被略夺的人的生命——即便他们已死去。这是对我们提出的道德挑战。”

德高望重的以色列心脏外科医生李维博士则在电邮中写道：“我感到难堪，因为我在世界各地的同行不像我这样觉得有道义责任去要求中国接受国际移植界对其现行移植体系的独立彻底的调查。”

他又说：“作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觉得有必要不再重复国际红十字会1944年参观特雷津纳粹集中营时犯的可怕错误，其报告中把这个集中营描述成了一个娱乐休闲营地。”（完）

《為什麼會有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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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x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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