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發表公告

大紀元、新唐人、希望之聲、動態網、無界網聯合發表新書《真實的江澤民》。

我們是在向人類、向未來講述一段歷史，講述一段正在發生的歷史，一段正在發生卻不被同世之人所知的歷史。

這段歷史的實質是什麼？這段歷史的淵源是什麼？為什麼同世之人不知道？這些講述出來了，就能打動人，不是我們講的打動人，而是因為這就是人們等待著要知道的——真正的歷史。

當然，同世之人也可能按部就班地繼續著他們的現實（演戲），那麼真正的歷史和他們所進行、所演的是什麼關係？這些講出來了，人們就會選擇是要真實的歷史還是繼續他們按部就班的現實。我們試圖給讀者這麼一種歷史感。

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民族。這個民族所居住的土地被稱為神州，這個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被稱為天朝，這個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倖存了五千年的文化，這個民族的歷史是世界上唯一從未中斷的信史，這個民族「天人合一」，留下無數修仙者的神跡，英雄史詩的傳奇，浩淼的經典和妙手天成的詩句。

這個民族是神所眷顧和呵護的民族，這個民族的文化是神所賜予的文化。然而這一切卻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經歷了滅頂之災。僧侶被殺、寺廟被砸、文物被毀、經典被焚，五千年文明經中共洗劫後幾乎蕩然無存，社會上瀰漫著鬥爭、謊言、屠殺和「摧毀舊世界」的狂熱。整個中國的信仰、道德與文化都被扭曲和反向發展，置於中共邪教的體系之下。

神注定不會讓這個民族就此消亡。1992年，李洪志大師將久遠承傳的法輪大法公諸於世。中華文化本以道家修煉文化為源頭，以儒家思想而治世，以佛家思想來普度眾生。法輪大法的傳出，以信仰重建為起始，迅速重建了中國人的道德體系，也開啟了中國傳統文化復興和重建的歷程。

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就不難理解，世間人類依托法輪大法傳播的五千年「真、善、忍」道德是非標準，除達成道德回升之外，也涉及更高層次和空間的淨化。正的照出了邪的，一場更大範圍的好壞善惡之正邪大戰在世間的表現就是中共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以及隨之而來的法輪功和平理性、講清真相為主導的反迫害。

因為邪惡一方需要在人世間選定一個邪惡的人來啟動這場鎮壓，這個選定的就是應劫而生的江澤民。

作為歷史的丑角，邪惡必定要賦予江澤民一個不光彩的發家史，和種種道德敗壞的性格特徵，如愚蠢、貪婪、狡詐、凶狠、陰險、淫亂、小心眼兒、妒嫉心重、表現欲強，以及溜鬚拍馬、見風使舵、首鼠兩端，甚至吹拉彈唱這般迷惑人的功夫。

江澤民成長、發跡的過程幾乎就是塑造其種種邪惡性格的歷史。由於一切都是騙來的、搶來的，江澤民對個人利益報有貪婪的慾望和極度的不安全感，獨裁的權力為江澤民啟動鎮壓提供可能，這都是迫害能夠發生的世間原因。

為推行迫害，江澤民徹底顛倒了五千年中華民族「真、善、忍」的是非標準，毀掉了中國剛想建立的法制和一切維繫社會公平正義的機制，建立了法外機構「610辦公室」，把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轉為「以鎮壓法輪功為中心」，徹底改變了中共執政和行政的方式。為延續鎮壓、掩蓋令人髮指的反人類罪行，江澤民改變中共政治局常委組織結構、把個人獨裁改為寡頭政治，以便羅幹、周永康等血債派可以恣意妄為，而胡錦濤、溫家寶不得干涉，甚至最後準備以政變推翻胡錦濤和習近平。

可以說中國社會後續的政治、經濟、生態、外交等問題，以及道德日益淪喪、法制空有條文，都是江澤民鎮壓法輪功政策的直接惡果。

如果要認清當前的中國，就必須認清中共；如果要認清中共，就必須要瞭解中共歷史上唯一令它鎮壓失敗的群體——法輪功；如果要了解法輪功的遭遇，也必須對江澤民其人有個全面的瞭解。

這本書所呈現給讀者的就是一個真實的江澤民。

隨著王立軍夜奔美領館，中共分崩離析。正如我們所深知的，正信從來沒有被邪惡戰勝過，邪惡卻在迫害中埋葬了自己。但這個過程中，每個人卻要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斷和選擇。希望這本書能夠給讀者更多瞭解真相和做出正確選擇的機會。《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2012年5月12日

《真實的江澤民》作者的話

我們是在向人類、向未來講述一段歷史，講述一段正在發生的歷史，一段正在發生卻不被同世之人所知的歷史。

這段歷史的實質是甚麼？這段歷史的淵源是甚麼？為甚麼同世之人不知道？這些講述出來了，就能打動人，不是我們講的打動人，而是因為這就是人們等待著要知道的-真正的歷史。

當然，同世之人也可能按部就班的繼續著他們的現實（演戲），那麼真正的歷史和他們所進行、所演的是甚麼關係？這些講出來了，人們就會選擇是要真實的歷史還是繼續他們按部就班的現實。

我們試圖給讀者這麼一種歷史感。

中華民族是一個極其特殊的民族。這個民族所居住的土地被稱為神州，這個民族所建立的王朝被稱為天朝，這個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唯一倖存了五千年的文化，這個民族的歷史是世界上唯一從未中斷的信史，這個民族「天人合一」，留下無數修仙者的神跡，英雄史詩的傳奇，浩淼的經典和妙手天成的詩句。

這個民族是神所眷顧和呵護的民族，這個民族的文化是神所賜予的文化。然而這一切卻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經歷了滅頂之災。僧侶被殺、寺廟被砸、文物被毀、經典被焚，五千年文明經中共洗劫後幾乎蕩然無存，社會上瀰漫著鬥爭、謊言、屠殺和「摧毀舊世界」的狂熱。整個中國的信仰、道德與文化都被扭曲和反向發展，置於中共邪教的體系之下。

神注定不會讓這個民族就此消亡。1992年，李洪志大師將久遠承傳的法輪大法公諸於世。中華文化本以道家修煉文化為源頭，以儒家思想而治世，以佛家思想來普度眾生。法輪大法的傳出，以信仰重建為起始，迅速重建了中國人的道德體系，也開啟了中國傳統文化復興和重建的歷程。

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就不難理解，世間人類依托法輪大法傳播的五千年「真、善、忍」道德是非標準，除達成道德回升之外，也涉及更高層次和空間的淨化。正的照出了邪的，一場更大範圍的好壞善惡之正邪大戰在世間的表現就是中共對法輪功的瘋狂迫害，以及隨之而來的法輪功和平理性、講清真相為主導的反迫害。

因為邪惡一方需要在人世間選定一個邪惡的人來啟動這場鎮壓，這個選定的就是應劫而生的江澤民。

作為歷史的丑角，邪惡必定要賦予江澤民一個不光彩的發家史，和種種道德敗壞的性格特徵，如愚蠢、貪婪、狡詐、凶狠、陰險、淫亂、小心眼兒、妒嫉心重、表現欲強，以及溜鬚拍馬、見風使舵、首鼠兩端，甚至吹拉彈唱這般迷惑人的功夫。

江澤民成長、發跡的過程幾乎就是塑造其種種邪惡性格的歷史。由於一切都是騙來的、搶來的，江澤民對個人利益抱有貪婪的慾望和極度的不安全感，獨裁的權力為江澤民啟動鎮壓提供可能，這都是迫害能夠發生的世間原因。

為推行迫害，江澤民徹底顛倒了五千年中華民族「真善忍」的是非標準，毀掉了中國剛想建立的法制和一切維繫社會公平正義的機制，建立了法外機構「６１０辦公室」，把鄧小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轉為「以鎮壓法輪功為中心」，徹底改變了中共執政和行政的方式。為延續鎮壓、掩蓋令人髮指的反人類罪行，江澤民改變中共政治局常委組織結構、把個人獨裁改為寡頭政治，以便羅干、周永康等血債派可以恣意妄為，而胡錦濤，溫家寶不得干涉，甚至最後準備以政變推翻胡錦濤和習近平。

可以說中國社會後續的政治、經濟、生態、外交等問題，以及道德日益淪喪、法制空有條文，都是江澤民鎮壓法輪功政策的直接惡果。

如果要認清當前的中國，就必須認清中共；如果要認清中共，就必須要瞭解中共歷史上唯一令它鎮壓失敗的群體——法輪功；如果要了解法輪功的遭遇，也必須對江澤民其人有個全面的瞭解。

這本書所呈現給讀者的就是一個真實的江澤民。

隨著王立軍夜奔美領館，中共分崩離析。正如我們所深知的，正信從來沒有被邪惡戰勝過，邪惡卻在迫害中埋葬了自己。但這個過程中，每個人卻要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斷和選擇。希望這本書能夠給讀者更多瞭解真相和做出正確選擇的機會。《真實的江澤民》聯合寫作組2012年5月

五千年歷史大戲舞台《真實的江澤民》引言

一個民族的誕生，承傳，興旺發達或最終沒落，從來都與這個民族道德高尚或墮落緊密聯繫在一起，天意和天命一向是上天神靈根據民族的道德水平為判斷基準而最終裁決的。

神垂憐於下界生命，幾千年前，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這是人之為人的合法性。中華民族是上天護佑的民族。民族的祖先伏羲指導人首要的是「通神明之德」。中國傳統社會言必稱「天道」。中國人常說的「大道」，謂之「天之道」。上古「至德之世」，即謂天遺神之規範於人類，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中國五千年輝煌傳統歷史文化的頂峰時期——貞觀盛世，唐太宗以至德治國，文化繁榮，國泰民安，經濟發達，萬國來朝，出現「監獄成空，吏同虛設」的奇蹟。貞觀六年，唐太宗下令獄中三百九十名死刑犯放假探親，次年回來受死。假期一到，三百九十名犯人悉數回來報到。因他們遵守信用，唐太宗免了他們的死刑。這是何等的明君聖德，道德感召大智大慧！此乃君民共舉之道德水平。

傳統的最後一個皇朝——清朝康熙大帝親政後，便宣佈停止圈地，整頓吏治，放寬墾荒的免稅年限，自康熙元年始，每年均有減免國稅，扶助災民的政策。康熙五十年起，分三批免去全國各省的賦稅一年，連同各省歷年拖欠的賦稅一併豁除。康熙五十一年實行「永不加賦」政策。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間，蠲免天下錢糧共計五百四十五次，折合白銀高達1億5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家每年兩千萬至三千萬兩財政收入的五至七倍。這是怎樣的利民聖主，國富民強社稷福祉！此即國家政府執政之道德。

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創立西漢王朝最鼎盛時期，亦是中國傳統皇朝的一個頂峰。漢武帝卻在「輪台罪己詔」中「深陳既往之悔」，不忍「擾勞天下」，「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並當群臣之面自責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罪己詔」是自覺奉守上天旨命的君王之德行，也是傳統皇朝執政合法性在人間的真正實施。史上的皇帝多有「罪己詔」告白於天上，負責於地下，承擔天災人禍的己任。

先哲聖人老子在兩千五百多年前就看見了人類社會的下滑軌跡，他明明白白地告訴世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道-德-仁-義-禮-智-信，這是人類社會的不同階段。人們維持不住先天原有的高尚道德，逐步從遵守神的旨意回歸上界的精神恪守，下滑到一個不如一個的社會境況-「仁」，「義」，「禮」，「智」，「信」的不同階段。神垂范人寰，先世極立中華道德，而今舉目張望曾經被神如此眷顧的「神州」大地，不能不讓人悲泣，連人類最後一個社會形態，以「信」為世，起碼的社會誠信，行事做人的基本信譽，在黨國政府執政，官商為富的普遍實踐中，早已被人為地破壞殆盡，蕩然無存。已然掉離人類底線，還在一日千里下滑，能去哪裏，這，真的還不危險嗎？！

「你長大了想做甚麼？」
「想做官。」
「做甚麼樣的官呢？」
「做……貪官，因為貪官有很多東西。」

這是記者採訪廣州一所小學問孩子們的理想是甚麼時，一名６歲小女生的對答。

2011年10月13日傍晚，中國廣東省佛山市兩歲的女孩小悅悅，被一輛麵包車撞倒。
前車輪碾過女孩之後，司機猶豫了兩秒鐘，然後繼續加大油門從奄奄一息的女孩身上再次碾過。右後車輪在碾過時被孩子的下肢明顯的墊高再落下。肇事者毫不猶豫，加大油門逃之夭夭。事後，肇事司機被問及為甚麼再次碾壓孩子，他說：「對啊，如果她死了我只要賠一兩萬，如果她活著幾十萬都不夠……」他是有意軋過去的！接下來，在事後回放的錄像中出現的是一個接一個，總共十八個過路人，從躺在血泊中的女童身邊完全視而不見、輕鬆無事地走過，沒有一個人有絲毫營救的意向。

一個民族喪失了道德，就喪失了後代，喪失了前途和未來，喪失了人之為人的理由，也就喪失了上天護佑其繼續做人的合法性！

道德猶如空氣，沒人計算空氣的金錢價值。不過，在一個嚴重缺氧令人窒息的環境中，空氣就是生命，就是無價之寶。

今天的世界已離不開中國。把握世界，需要讀懂中國。西方傳統的資本主義是在道德和誠信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二十多年中共特色的「改革發展」卻是一個敗壞道德和誠信的過程。以經濟腐蝕道德，再次用無神論打擊信仰顛覆五千年「真、善、忍」道德標準，用經濟發展掩蓋人權迫害，加速敗壞道德，更甚的是，透過全球化的經濟利益，以「溫飽權」取代普世價值，把道德敗壞擴散到全世界。

在商言商，就經濟談經濟，就政治說政治，人們不需要談道德。為甚麼？因為所有社會活動都有基本道德作為承載的社會基石，是道德維持在一定標準之上使之成為可能。猶如空氣之於人，無需談論卻不可或缺。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在商言商」背後的道德基礎已經不復存在。道德成為了稀有空氣。

中國的經濟經歷了不惜血本透支歷史的「發展」，同時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後果。人們，甚至包括中共，都在公開談論這些問題。中外學者紛紛為中國把脈，指點迷津，開出了形形色色的解決方案，小到關注民生，大到實行政改。且不說中共會不會採用這些方案，就算去做，也是尺蠖效應，因為實施這些方案所需要的道德根基，社會的正常基礎結構被腐爛的道德蛀空了，那麼，實施的過程，就會大打折扣，就會陽奉陰違，扭曲變形，就會淮橘為枳，畫虎類犬，所謂的解藥反而製造更大的困境，最後難逃回天乏術的終局。要想讀懂中國，就需要瞭解中國的道德現狀。

泱泱五千年，何以至此？歷史大戲真有閉幕之時嗎？「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勝義者為亂世」。這是因為時空的舞台上跳出了一個亂世丑角，以他猥瑣的個性特點，幹的壞事蠢事不勝枚舉。他以壞事做絕的方式讓中共最後埋葬著自己；他在社會中建立了披著現代外衣的奴役制度，以共同犯罪把官吏們緊緊捆綁在執政道德喪盡的腐敗中；在人們心中掐斷了傳統文化的根，以致全民族隨意謾罵祖先代代相傳維續香火的中華傳統文化；在最後的緊要關頭欺騙並把全人類拖下深淵，滅掉人類在道德上復活的希望。

縱觀當代歷史，人類從一個「熱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一個「冷戰」，如今在人不知鬼不覺中，被這個丑角拖入一場「貪戰」——全球經濟化中無道德的搶奪。人嚮往好的生活，希望多賺錢本身無可厚非，但為甚麼選擇與撒旦為伍，取之無道，在沒有槍炮、不見血腥之中，以「共毀」的方式，不斷突破底線的沉淪於自我道德的崩潰之中。

可是，所有的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他的聰明和能幹。他只是打開了魔瓶，放出瓶中緊縛的惡魔，公然不斷地向人性最低處的「貪婪」發出現實的迷人誘惑，像劇毒的遊蛇一般，在人性最壞處的極端自私中無拘束地遊走，行淫……

神還需要動手嗎？人已經在自行毀滅……

《真實的江澤民》第一章（上）不道德的人生來歷（上）

江澤民，男，現年八十多歲，中國江蘇省揚州市人。1989年6月4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開槍鎮壓學生運動後，江澤民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該屠殺事件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5年以後被迫下台，回到幕後。

凡是同江澤民打過交道的人都非常清楚，幾個極其低下的特點，既矛盾又相得益彰的突顯於江澤民一身。

1．貪婪。欲豁大開，甚麼也無法填滿。在錢、權上「悶聲發大財」是其著名口號。

2．無能。治國的事一竅不通，幹正事的能力不如一個地方單位的小科長。

3．妒嫉。心眼小的不行，妒嫉心大的不行。妒忌使之甚麼都容忍不了，焦灼難耐，幹出瘋狂的事情。凡小人整人，溜鬚拍馬，見風使舵，玩權術均得心應手。

4．瘋狂。政治作秀時，不吝吹拉彈唱；失去理智時，與魔鬼沒甚麼兩樣。

5．鼠膽。膽子小的不行，害怕被清算血債，硬賴在高位若干年不敢下台，至今不敢放權。

第一節 偽造的江澤民

在江澤民執政的十五年中，中國的假冒偽劣氾濫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各類假冒不僅充斥全國，而且走向世界，成為了江治時代的一大特色。引領這個假冒時代的，正是一個精心偽造的江澤民。
偽造家庭背景

中共非常講究出身，江卻絕少提及其父。江上台後，乾脆偽造了一個父親—中共黨員江上青。真實的江澤民之父江世俊出生於1895年，曾在創辦於1917年的南通通明電器公司工作。1938年，江世俊參加了江蘇的漢奸組織「和平救國會」，南京淪陷後又供職於「南京臨時維持會」，為侵華日軍效力。1940年3月，汪偽政府在南京成立後，出於對宣傳的高度重視，在行政院下設立了宣傳部，由林柏生任部長。1940年11月，江世俊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兼社論委員會主任委員，成為汪偽政府直屬報刊《中華日報》的主筆、當時最著名的漢奸作家之一胡蘭成手下的一員大將。1945年，日本戰敗，胡蘭成被國民政府通緝，逃到日本後，寫了一本小冊子《歷史的漩渦》，書中特別提到與之共事的江世俊，1942年，胡蘭成攜江世俊等到北平與偽自治政府文化部商談「和平救國文化共進大計」。

偽政府宣傳部的工作重點是加強對國人的奴化教育，封殺一切關於日軍侵華和南京大屠殺的內容，嚴禁南京市民收聽「敵台」，對於日偽管轄地的報刊實施嚴格的管理和監視，其所屬報刊，在宣傳方針上和日軍保持一致。1941年，日軍還把控制下的南京廣播電台移交給偽政府，並改名為中央廣播電台。江世俊在宣傳部的出色工作多次受到日本陸軍大本營的嘉獎。

江澤民把自己說成中共黨員江上青的過繼兒子，刻意掩蓋他漢奸父親的真實家庭背景。

出生年代是個問題

按照中共十六大公佈的江澤民簡歷：江出生於1926年8月17日。根據增補修訂過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所載，江於1942年入偽南京中央大學。民國17年（1928年），國民政府公佈「戊辰學制」：小學為初小4年，高小2年，小學入學年齡為6週歲；中學為初中3年，高中3年。如果江出生於1926年，那就是4歲上初小，跟當時規定的6歲入學年齡相差了2歲。江對人生的這段歷史做了很多手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掩蓋他在1942年參加了為日軍培養特務的青年干訓班的歷史。

偽造愛國學生

1939年9月侵華日軍在南京設立「大日本皇軍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1940年起他們在南京、北平、上海、蘇州、杭州、武漢、廣州等七城市挑選忠於日軍的學生送到南京，建立了（偽）中央大學，對學生一律免收學、雜費及住宿費，相當多專業的學生連吃飯也不要錢，此外還有多種獎學金、清寒補助金、工讀辦法等助學措施。偽中央大學成為培養高級漢奸和實施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中央最高學府。

江澤民小學畢業後考不上揚州中學，只考進江都縣立初中。第二年，他憑藉著父親的關係轉入揚州中學。1942年，江進入偽中央大學工學院電工系。1989年7月幾經核對後複印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的第42頁上列有江澤民的名字，寫明他「42年肄業」，也即1942年江澤民是該校工學院電工系學生。修訂過三次是不應該有誤的，特別是對江這樣的特殊人物。上述通訊錄的扉頁及其續頁上印有五線譜校歌，歌詞中有「干戈永戢，弦誦是崇」等語，這就是江澤民上大學時所唱的「永遠放下武器，共頌皇道樂土」的歌頌日軍的校歌。

侵華日軍陸軍大將土肥原賢二手下有一名得力助手丁默村，是侵華日軍間諜頭目。丁默村早年加入過中共，1932年轉去國民黨，1938年潛入上海，在上海基斯菲爾路76號成立「特工總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於1924年加入中共，1927年4月，受中共指派，前往蘇聯接受「特工」訓練，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華日軍。

丁默村在另選校址重建偽中央大學之前，就想到決不能讓侵華日軍辦的大學培養出抗日分子，因此特務「職業學生」摻雜其中，監視抗日思想和行為，及早發現蛛絲馬跡，逮捕消滅。於是丁創辦了偽中央大學青年幹部培訓班，吸取侵華日軍經驗，從偽政府高級官員子弟中，選拔幼苗，從小培養。

丁默村一共辦了四期青年幹部培訓，每期人數不等。江世俊望子成龍，深知唯有特工人員身份才能得到侵華日軍的信任與重用，所以力薦其子，稱之為特殊材料，極擅於隱藏自己。江澤民參加了第四期培訓。干訓班是以中央大學的名義辦的，請有關專業教授及特工兼課，每期結業，直接送入中央大學。這個青年干訓班的成員，在侵華日軍投降後紛紛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衛部門的業餘教員，定期給保衛幹部上課。

2003年10月，有人公開發出呼籲，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張照片，其題目為《李士群江澤民合影》，攝製於1942年6月。這張照片的目擊者指出，李士群接見偽中央大學青年秘密干訓班第四期成員，當時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為江澤民。與李士群在青年干訓班的合影成為江澤民漢奸特務出身的鐵證，也是他揮之不去的夢魘。江澤民所受的日偽特工訓練及極擅於隱藏自己的特殊才能，幫助他在日後逃過了國民政府的懲處和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查。

日軍侵華後，對華實施毒化政策，於1938年4月建立了華中宏濟善堂，負責汪偽轄區內的鴉片業務，其收入情況，南京政府不得過問。1943年，美日在太平洋激戰，日軍遭到一聯串的挫敗，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軍統帥山本五十六在一次空戰中被擊斃。1943年底，氣焰銷減了很多的日本政府推出所謂「對華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國主權，希望攏住汪偽政府。當時汪偽宣傳部部長林柏生想利用這一契機和民眾仇恨煙毒的心理，收回鴉片公賣權。1943年冬，林通過手下在偽中央大學找到厲恩虞、王嘉謨等學生骨幹，聯繫發動反煙毒運動。厲、王都是中共的秘密團體「青年救國社」的成員，二人隨即向當時中共南京工委書記舒誠做了匯報。舒指示，反煙毒運動既要利用林作為掩護，又不能為林所利用，要注意隱蔽，避免暴露。1943年12月17日晚，厲、王動員了200多名學生到夫子廟打煙館。在打煙館時，王嘉謨被日本憲兵在頭上砍了一刀，後來，學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來，才避免了更大的衝突。第二天，厲、王二人又發動了更大規模的打煙館活動。江澤民的父親是汪偽宣傳部的高官，配合林柏生的行動，讓其子積極參加與侵華日軍爭奪鴉片公賣權的活動。所以江在這次打煙館的活動中表現的特別活躍。江上台後把這段為偽政府效力的歷史偽造成了積極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愛國學生運動」。中共新華網對江的這段生平描述為「1943年起參加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庫恩的《江澤民傳》更是用了幾乎一個章節「我是一個愛國者」來描寫江澤民衝進煙館的種種細節。

在當時日軍血腥統治的淪陷區裡，根本沒有甚麼愛國學生運動，因為任何公開的反日活動，都會遭到日偽當局的殘酷鎮壓。更重要的是江的父親是偽政府的高官，偽政府是堅決反共的，其父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容忍他參與共產黨領導的活動。如果這真是江澤民的「光榮」歷史，叛逆漢奸家庭，憑江澤民到處表演的戲子本性，早就吹的不行了。

庫恩的《江澤民傳》中提到江在上海讀書期間，參加了各種上街遊行示威活動。根據上海一位軍隊離休老幹部、當年的中共上海地下黨員胡鎖明見證，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時，胡鎖明從來沒有見過江參加的身影。

1945年9月3日，日本戰敗投降，汪偽政府覆滅。1946年3月13日，國民政府修正公佈《懲治漢奸條例》，同日施行，漢奸江世俊受到國民政府的通緝。國民政府在1945年9月收復南京後於當月26日頒布《收復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甄別辦法》，對日侵華期間淪陷區裡由日偽掌握的公立院校專科以上的在校偽學生進行審查，一旦查出某學生參加過漢奸組織或有漢奸罪行的，即以投敵賣國漢奸罪逮捕法辦。同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學、重慶交通大學和南京中央大學三校合一，校址定在位於上海徐家匯的上海交大，並把南京中央大學、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為漢奸偽學校，對在校的學生進行甄別處理。

江澤民是汪偽政府的高幹子弟，又就讀於漢奸大學並有漢奸嫌疑，也成為國民政府追查懲辦的重點對像。他聞訊後害怕至極，東躲西藏，後來逃到江西永新縣一個偏僻的小村子棉花坪，被當地一位聽信他編造謊言的好心農民收留，讓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在此期間，國民政府曾經對江澤民發出過通緝令。

中共上海地下黨學委看到廣大學生對國民政府甄別偽學生的不滿情緒，發動市內六所院校的學生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組織了7次學生上街抗議遊行，8次請願，多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南京、北平等地被列為偽學校的學生們也在當地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和煽動下，相繼發起遊行抗議，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取消對漢奸偽學生的審查甄別。當時，國民政府戰後未穩，忙於日本戰敗後的收復工作，在壓力下同意取消甄審。

在江西避難的江聞訊後，知道大難不死，便離開江西永新棉花坪，前往上海交大。臨走時，江萬分感謝那位收留他的農民，並在這位農民的一本舊醫書上留下誓約，如果日後發達了一定會報答收留解難之恩，並簽名以示決不食言。江澤民回到上海後，就在上海交大繼續學業。

倉惶逃離，事後精心掩蓋，常年揣著謊言，如此種種，使江澤民難於忘記這段避難往事。幾十年後，有一次他在去井岡山的途中，在江西永新縣停留了一天，並特意去棉花坪小村看了看，人們都不知道他為甚麼要到這個不為人知的偏僻小山村來瞻顧，也不知道他與這個小村之間有甚麼特殊關係。此時的江澤民已非當年逃難的漢奸偽學生，而是中共的總書記，也沒有人敢問他這件使他心驚膽顫的往事了。江因為害怕暴露歷史問題，沒有去找那位他日後發達一定給予感恩報答的善良農民，然後在深感遺憾又倍感慶幸的心情中悄然離去。1997年，那位農民的後人發現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報答之言的舊醫書，就想辦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時任中央紀委書記）之妻的一位親戚，想通過尉建行去和江取得聯繫，圖其兌現報答諾言。但那位尉妻親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國民黨通緝而來此避難的內情，生怕因此抖漏出江澤民的漢奸底細而招來災禍，於是就把這位農民的後人給勸住了。

1992年，江澤民到江蘇視察，特地訪問了南京大學。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時，有意把江澤民過去住過的宿舍樓放在他的參觀路線上。當江澤民走到這裡時，不由自主的停下來，遙望當年宿舍，若有所思。當時，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來，四周鴉雀無聲。南大的領導只差沒有上前說一聲，「這就是你當年在此求學的住處，現在仍完好無損」。江澤民也一改喜歡作秀的習慣，只是出奇的沉默著。

偽造大學學歷

江澤民對在偽中央大學讀書的歷史從來避而不提，他在填寫履歷時，都是說1943年至1947年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根據增補修訂過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學（1940-1945）校友通訊錄》所載，江於1942年入偽南京中央大學。中共新華網關於江的簡歷，只提到「194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新華網關於其他中共領導人的學歷都是提供很具體的年代，如胡錦濤「1959—1964年：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學習」。其實江在上海交大只上過一年的學。中共的宣傳把當時的南京偽中央大學說成是民國時期的最高學府。抗日戰爭爆發後，在1937年11月，國民政府把在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西遷重慶沙坪壩，稱重慶中央大學，抗戰勝利後才遷回南京。1940年4月，在南京的汪精衛政府為顯示其中央地位，在南京設立了中央大學，稱南京（偽）中央大學，在1945年抗戰結束後被解散。

2002年是南京大學百年校慶，校慶前，校方找到了江當年在偽中央大學的成績單和貼有照片的借書證，喜出望外，即向中央組織部匯報，希望江能前來參加母校百年大慶活動。不料他們的尋親邀請立即遭到中組部領導的制止，勒令他們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請江出席南大校慶。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後不解其因，不知所措，後來才知道原來江當年就讀的是被國民黨定性為漢奸偽大學的偽南京中央大學，而不是國民黨、共產黨辦的金陵大學和南京大學。南大校方在上級的指令下不敢再擴散江是日偽漢奸的惡劣影響。雖然沒有邀請江前來南大，卻在校慶後所出的紀念文集中專門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讓他大肆吹噓渲染自己在偽中央大學時是如何奔上南京街頭參加示威遊行、衝入煙館賭場禁鴉片禁賭的「愛國」學生運動的。

偽造烈士遺孤

江澤民之父本是日偽大漢奸，江本人也因為漢奸偽學生而被國民政府通緝過。可在1982年之後，江突然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江自稱在中共建政之前，就過繼給了六叔江上青。江上青於1929年加入中共，於1939年8月抗戰爆發初期，被日偽地方武裝組織亂槍打死。江上青曾經和中共的張愛萍上將有過交往。在1982年一次全國性會議上，出席會議的江在散會時有意在會場門口守候張愛萍，當張出來時，江上前問張是否認識江上青。張聽後一驚，然後說，他不僅認識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戰友。接著問江是江上青的甚麼人，江立刻回答說他是江上青的兒子，但又馬上改口說江上青是他的養父，他在江上青死後被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做兒子。張聽後非常高興和激動。於是，江就拿著張愛萍這個親口的公開認同當作金口玉言，到處宣稱江上青是其父親，他是中共烈士出生。此後，江是江上青養子之說就流傳開了。

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從埋葬地安徽東北部的泗縣管鎮遷到毗鄰江蘇西北部泗洪縣。

1985年張愛萍親自為江上青寫墓碑，江立即於當年4月與其妻王治坪率江上青的兩個女兒江澤慧、江澤玲夫婦和江氏家族的一些親屬第一次到泗縣祭奠，這樣一來，江也就從一個漢奸高幹子弟並且自己也是漢奸的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順的搖身一變，正式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

江上青的職位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傳部的要員兼國民黨盛子瑾部第五戰區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擊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其兄江世俊是賣國反共的日偽高級官員，兩人分屬兩個敵對陣營。江世俊如果有通共的嫌疑，會被日偽清算，所以江世俊一定會想方設法與江上青劃清界限，怎麼可能會把其子過繼給日偽所痛恨的江上青呢？1939年正是蘇皖蘇豫華中地區以梁鴻志為頭目的偽南京維新政府助日侵華反共的高潮時期，日偽在該地區進行了五次大掃蕩，日偽政府當然會知道江上青是江世俊之弟。後來江上青遭到埋伏被亂槍打死，半年之後的1940年11月，江世俊因對日偽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的高位。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江世俊把其子江澤民過繼給被日偽打死的共黨之弟江上青做養子，這等於告訴日偽自己不僅同情共黨之弟，而且還可能與共黨有甚麼溝通關係，等於是主動把反日通共的「紅帽子」公開的往自己頭上戴，由此招來日偽上司對自己的懷疑，他是不可能這麼做的。

在2003年時，關於江是否真的過繼給江上青做養子的問題已經有不少人產生懷疑，有人專門去問過時任中國林業科研院黨委書記的江澤慧，她回答說沒有聽說過這件事，江沒有過繼給她父親江上青做養子，她的幾個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中共建政之前被大伯父江世俊過繼給六叔江上青的事，過繼之事是江自己編造的。江有很多親屬，江根本不和他們有甚麼來往。唯獨江上青成了比他親爹還親的親人，江對江上青的家人也是關心的無微不至。

多年後，張愛萍將軍瞭解到了江的精心騙局後，對江的欺騙愚弄極為氣憤，也對自己上當受騙而不慎助江假冒偽裝深感後悔。可是當時的江已經三權在握，張想對自己的失誤加以糾正也已無能為力、為時已晚，據說張將軍看電視凡是電視屏幕上出現江的鏡頭時他就覺得非常噁心而轉台另看，或關掉電視乾脆不看，並罵江是不要臉的無恥騙子、卑鄙小人。

江編造出中共烈士子弟之後，開始苦心為其假烈士子弟的故事添枝加葉。2002年10月，在江的授意下，由其親信、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在省委組織部管轄的刊物《廣東支部生活》上刊出了篇文章，大談江澤民的「過繼」問題。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份：「烈士夫人誓育遺孤」。把江澤民說的好可憐。當時江可是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的公子，怎麼成了「遺孤」。可見江澤民光天化日之下做欺詐秀，手底下的人也毫不掩飾的盡情發揮。別小看這期雜誌，發行量竟高達近兩百萬冊，遠遠超過當時發行量最紅火的《南方都市報》的兩倍。一個月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為江澤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長春就被提拔進了政治局常委會。江不僅在國內大作假烈士子弟秀，還請洋人幫其寫傳記，為其作證他是烈士子弟。

美國人庫恩所作《江澤民傳》中寫道：「江世俊沒有猶豫。他和他的妻子吳月卿，把他們的兒子江澤民過繼給了江上青的遺孀王者蘭。『我希望這個孩子能夠繼承他父親的遺志，』

江世俊在過繼儀式上說道，『向萬惡的敵人復仇。』」書中所指「敵人」應該是日偽，因為江上青是被日偽所殺。而當時江澤民的父親卻正在全力為日偽效力而不是「復仇」。

2009年9月22日，江上青的親生女兒江澤慧在人民日報要聞版上發表《紀念江上青烈士七十週年》一文中又談到過繼之事。江澤慧文中描述「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吳月卿手足情深，將次子澤民繼承上青為子，按傳統習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吳月卿陪伴母親王者蘭由管鎮郵差歐陽甫帶路到安葬地崔集掃墓。」即江世俊並沒有到場。可能是庫恩版的「過繼」說法太離譜，把江世俊快說成共產黨了。

呂加平分析了這篇文章，指出江澤慧文中故意模糊過繼的時間概念，混淆過繼的禮儀規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個漢奸賣國與一個抗日偽戰士之間尖銳敵我矛盾的背景內容，也故意掩蓋江世俊的漢奸身份和被國民黨懲處的情況，而大肆渲染所謂江家傷痛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這顯然是在做悲情過繼秀，給人以江澤民是江上青犧牲後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過繼給江上青的假象，以這種公然的撒謊來騙取人們相信江是江上青養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繼續掩蓋自己是漢奸、假烈士子弟的真情，繼續撈取政治資本，騙取廣大干群和黨內的信任。

江澤慧文中說是按照傳統習俗由江澤民戴孝到江上青墳上掃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過繼給其小叔做養子了。文中說法顯然缺乏過繼規矩的起碼常識，因為在進行過繼禮儀時被過繼者的男性長輩或本宗族族長必須在場主持儀式，也必須當著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據簽字在內的過繼手續並得其認同。

過繼的目的是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無子嗣兄弟獲有養子代親子去傳宗接代，使被過繼之家的血脈香火和家業家產得到繼承延續。此時王者蘭一家根本負擔不起江的生活和學業費用，因此江世俊沒有必要再把江過繼給已很困難的寡婦弟媳王者蘭而加重她家的負擔。江世俊要真幫忙，可以給一定的經濟援助。按江澤慧對庫恩所說，江澤慧一家是「無盡的貧窮飢餓」，可見他並沒有做。

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國歷來厚長薄幼的傳統嗣承世俗，長子之子是不能過繼給其弟的。江上青也沒有任何遺願要這樣做。

呂加平甚至懷疑江世俊在殺害江上青這件陰謀活動中與日偽有甚麼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有可能是為了消除因有共黨之弟而使日偽對他有通共的懷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日偽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為敵偽對其進行暗害所用。江上青被害僅半年之後的1940年3月汪偽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時，江世俊因對日偽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傳部副部長的高位。是甚麼樣的大功？

中共中央曾經成立了專門寫作班子為江澤民寫傳記。但是這個寫作班子費盡心機，不辭辛苦卻找不到多少江澤民的能服人的政績，反而瞭解到江澤民大量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他篡改出身歷史的真相。江澤民對這個寫作班子很不滿意，將其解散。

偽造加入中共歷史

江澤民加入中共的時間一直不確定，一種說法是1944年參加中共，1943年江澤民就讀南京偽中央大學時，曾參加過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後來經由同校的高年級同學王嘉猷介紹，於1944年加入中共地下黨。

另一種說法是1946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結束後的大會權威公報，公報在介紹江的履歷時稱，江是1946年入的黨。2003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大結束後大會公報更具體的公佈說，江是1946年4月入黨。1946年3月，國民黨被迫收回對偽學生甄審的命令，改為「一面接收、一面上課」的政策，江澤民也剛從避難的江西回到上海。其父為漢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漢奸問題，上海市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不可能不經考驗就立刻吸收這樣一個有漢奸背景的人進入其組織。

第三種說法是，江是1956年8000名留蘇人員回國後集體辦理入黨手續時才加入的中共，當時江在鞍山某企業工作。

上海一位軍隊離休老幹部胡鎖明已經確證中共所謂江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黨之說是假的。胡鎖明生於1925年，1942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黨，同年考入上海交大機械系，於1946年畢業。胡鎖明說，江是在1946年隨南京偽中央大學合併到上海交大時轉學來滬的，在上海交大就讀機電系，他讀的是機械系，江只比他低一級。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黨組織活動時，胡鎖明從來沒有見過江參加的身影，也沒有任何人向他說起過江的事情和告訴他江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情況，所以他不知道也從不認為江在中共建政之前是中共地下黨員。江為了證明他是一個真的中共地下黨員，到處宣傳說他是1946年從南京轉學上海交大後在交大入的黨，其入黨介紹人是也在南京偽中央大學讀書的中共地下黨員王嘉猷。胡鎖明揭露稱，其實王嘉猷在南京偽中央大學時入黨手續並沒有辦好，還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黨員，因此王沒有資格也沒有可能給江當入黨介紹人。

胡鎖明稱，抗戰勝利南京光復後，在國民黨的壓迫下，中共南京地下黨一些在日偽部門、學校工作和學習的黨員處境困難，又因為南京偽中央大學要遷到上海與上海交大合併，因此紛紛轉移到上海或避難、或遷移。於是時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的陳修良和市委領導們與上海地下黨市委聯繫協商，決定將這些中共黨員的黨組織關係正式轉到上海地下黨市委，其中包括在原南京偽中央大學工作和學習而來滬的中共地下黨員。但這次南京一些地下黨由寧移滬工作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及時辦理，一直拖到1947年時陳修良才將他們的黨員組織關係轉交到中共上海市委手中，上海市委負責接收的就是胡的入黨介紹人賀崇寅。而在這些被移交給上海地下黨的人員中，陳修良回憶稱，她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黨員。賀崇寅回憶稱，他在1947年接手這些從南京轉來的中共黨員中並沒有江這個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把江作為南京地下黨員交給上海交大地下黨負責人吳增亮。而吳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黨組織中沒有江這個黨員，而江也從未向他表示過要入黨。因為江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件事與他們都有著直接的關係且又事關重大，於是後來吳、賀、陳三人為這個問題專門聚到一起碰面核對過，得出的結論是：江在1946年不論在南京偽中央大學還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黨員，而且一直到中共佔領上海時，他都沒有加入過中共地下黨。

江在當上總書記後為了證明自己確是1946年就已加入中共地下黨，不僅把當時還不是中共正式黨員的王嘉猷拉出來說他是上海交大的入黨介紹人，而且還無中生有的捏造賀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黨介紹人，賀崇寅得知後對江的這種無恥做法大感吃驚和氣憤，並加以駁斥，但因為這時江已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了，擔心江為掩飾他的假地下黨員的事實真相而對這些知情人士殺人滅口，所以不好從正面加以批駁，只好寫文章委婉表示他沒有介紹江入黨。

第二節 不光彩的上台

1989年是江澤民政治生涯中最關鍵的一年。毫無疑問，江是「六四」屠殺中最大的受益者。其實，江也在「六四」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這使得原準備退休的江澤民從上海市委書記一躍而被任命為手握黨、政、軍最高權力的「核心」。

山雨欲來

1989年初，鄧小平主持的經濟改革給中國帶來新的生機，同時也帶來不安的躁動。雖然國民經濟不斷增長，市場供應花色漸多，但中央政府在各省的稅收收入卻減少了三分之一。新的通貨膨脹率已逼近20%。物價飛漲，恐慌的採購成了大城市生活的一個內容。「屋漏偏遇連天雨」，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出現了虧損和倒閉，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工人被送進待業市場。新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與舊經濟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之間的矛盾已日漸明顯。一部份做生意的人已經富起來了，而大量原國有企業的工人、技術人員卻失掉了他們已享有的各種福利和退休保障。他們人數之眾，也形成了社會中的一個新階層。社會貧富差距在迅速擴大。

當時中國民眾最痛恨的就是「官倒」。中國從1985年開始對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工業產品出廠價格和緊缺商品實行「雙軌制」，也就是國家計劃內的生產部份按照計劃內價格採購，超出計劃的部份按照遠遠高於計劃內的市場價格採購。「雙軌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生產資料的需求大於供給的矛盾，並保證國家指令性計劃能夠以低成本完成。而所謂「官倒」就是用批文按照計劃內的價格購買緊俏產品，如鋼材，轉手再以計劃外的價格賣出，其中的差價可能有數倍之高。

越來越多的中共官僚在自己無需下海經商的情況下，利用手中權力大肆攫取社會財富、貪污腐敗，把訂單、配額等穩賺錢的項目統統給了自己的親屬和朋友。在形形色色的駐京辦事處和高級飯店裡，住著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揣著數百萬元的錢，盯著各大部委的京官兒們，目的就是要在他們身上花掉這幾百萬，換來的是進口指標和各種配額。有了一紙批文或配額，他們就可以賺回數千萬甚至數億元的錢。中共的跛足改革造成的畸形體制，為無數的官商勾結營造了最佳環境。這些骯髒的交易肥了官商卻犧牲了民眾，因為差價的最後承擔者就是普通的百姓。1988年，國家控制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太子黨們利用權力倒賣批文而一夜暴富。

「官倒」這個名詞充分反映出中共的官僚腐敗。人們要求全面改革的情緒如激盪的暗流在社會上湧動，這時一個火星兒就能引起連鎖爆炸。

4月8日，被視為黨內良心派的胡耀邦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一週後去世。他的去世，激發了民眾多年積存的對中共大老政治的不滿和民間憤怒的社會公開化，對中共改革的前途充滿了悲哀與失望。

著名高校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政法大學等院校內均出現大量關於悼念胡耀邦的大字報和輓聯。幾千名學生離開校園走向天安門廣場，將花圈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腳下。學生打出了「悼念胡耀邦」，以及「剷除腐敗」、「依法治國」、「打倒官僚主義」等標語。同時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響應，舉行大規模集會、遊行、請願等。

4月25日晚上起，中央電視台在全國電視新聞節目上多次播放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稱：「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

4月17日遊行的時候，清華大學的隊伍最前面的是幾位白髮老教授，他們舉著一個白色條幅，上面寫著，「跪久了，站起來遛遛」。許多老人回想中國在這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中國知識份子實際上就是跪著的，給黨跪著，只能為黨唱頌歌，絕無機會挺起脊樑作為社會良知發出獨立的聲音。老教授們公開走上街頭抗議當權者，這是中共當政後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也被視為一個危險信號。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北京市民、機關幹部、新聞記者們紛紛湧上街頭支持學生。中央各報的記者還打出「我們要講真話」的橫幅。

整肅「導報」

與《人民日報》「4．26」社論並行的，促使整個事件發生惡性變化的另一個導火索是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的整肅。它促使黨內大老中的幾個人決心用武力屠城，換取所謂「穩定」。

中共的政權缺乏合法性，不像民選政府每一屆都可以依法平穩地在完成權力交接，如何維持獨裁統治始終是中共的心病。尤其胡耀邦、趙紫陽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都不能令中共核心層滿意，因此尋找合格的總書記就成了重要課題。江澤民對《導報》事件的整個處理過程使黨內大老們感到這才是「接班人」。

1989年的學潮一開始僅僅有學生的參與，而從學生運動到全民運動的轉折點則是江澤民在上海整肅《世界經濟導報》事件。

胡耀邦去世後的第四天(4月19日)，《世界經濟導報》的編輯們舉辦了一個研討會。4月20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得知，《世界經濟導報》將開闢專欄悼念胡耀邦。宣傳部長陳至立隨即告訴了江澤民。21日下午，江派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找《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談話。欽本立說，《導報》確實將在新的一期中用幾版篇幅刊載該報與《新觀察》雜誌社4月19日在北京舉辦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內容。曾慶紅和陳至立要他將這期《導報》的清樣儘快送審。第二天晚上八時半，曾慶紅與欽本立討論第439期《導報》清樣問題時，要欽本立刪節五百字，主要是中國社科院工作的嚴家祺、戴晴等人的發言。《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談到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來的歷史和幾位總書記的命運。她說黨的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因為都是「非程序權力更迭」。

欽本立強調政府同意報紙總編責任制，並說：「出了事情我負責，反正江澤民同志沒看過清樣。如果發表出去有甚麼後果，不必市委、市委宣傳部負責。」

曾慶紅大怒道：「現在不是哪個人負責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效果的問題。」欽本立堅持由他負責，不同意刪改。曾慶紅看說不服他就去向江澤民匯報此事。

江澤民沒想到欽本立是個鐵槓子頭，連曾慶紅都敗下陣來，於是將此事告訴了《導報》的名譽理事長汪道涵。有汪道涵在旁邊，江澤民聲色俱厲地要欽本立改清樣。汪道涵也搬出黨性原則來壓欽本立。當江澤民和汪道涵硬壓軟勸要欽本立同意刪節時，卻發現十幾萬份報紙都已印好了，並且四百份已批發給個體報攤。此外，還有相同數量報紙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後才追回兩萬份，但影響已經造出去了。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儀式由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中國大部份高級領導人都參加了。江澤民一面在上海反對悼念胡耀邦，一邊送去花圈以示「悼念」。

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江澤民感覺這是方向標，召開的市委書記緊急會議持續到凌晨一時，江說要採取果斷措施。同日在有一萬四千名黨員參加的大型集會上江澤民宣佈停止欽本立的領導職務，並決定對《導報》進行整頓。

4月27日，江澤民派劉吉、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整起人來不比江手軟的陳至立對江澤民言聽計從。她遣散《導報》員工，還特別下禁令不許《導報》的編輯再做記者。

江澤民的親信陳至立在欽本立癌症晚期，起不來床時，竟笑瞇瞇的去了病房。別人還以為她前來探望，誰知陳至立突然大聲宣讀了對欽本立的黨紀處分。看來陳不但要刺激這位70歲的老人早些死，還要他死不安寧。

庫恩在《江澤民傳》中，把欽本立和他的編輯們醜化成「口是心非」、「不合邏輯」、「欺騙」、「公然挑戰」江澤民並「終於拋棄了偽裝」的一群人，江澤民反倒成了受害者，真是倒打一釘耙。

江澤民及其親信對於導報的粗暴處理引發了一場席捲上海乃至全國新聞界的抗議。上海市委整頓《導報》引發的風暴來臨了。第二天上海街頭就發生了大規模遊行，公開打出了「還我導報」和要求恢復欽本立職務以及言論自由的旗幟和橫幅。上海作協部份名人紛紛參加遊行，北京知識界和新聞界的著名人士致電江澤民，要求收回對欽本立及《導報》的處理決定。

在市政府門口席地而坐的學生們不時呼喊口號。當時在外灘的大學生約有八千餘人。這是這次學潮中上海學生遊行規模最大的一次。

江澤民害怕了。對於整肅《導報》引發的抗議聲浪，江澤民承認，「後果比我們預料的要嚴重得多。」有人指責他的行為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事實上不止是引發了「上海大規模的示威」，而且促發了北京的大規模示威。

在北京，兩名記者把來自三十多家首都新聞單位1013名首都新聞工作者簽名的請願書送交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請願書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並列舉了三項對話內容，其中的第一條就是關於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停職。報社實行總編負責制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這恰恰是新聞改革要解決的首要問題。

4月27日晚，江澤民在惶恐中打電話給原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當時的中顧委委員李銳，通話達四十餘分鐘，江在電話中既懇請李銳向北京朋友通融，又在電話裡向李銳探詢北京情況。江在電話裡還以「受不了啦」的口氣向李銳表示當時的頹喪心情。

4月30日，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訪朝歸來，當晚江澤民與曾慶紅飛赴北京，欲向趙紫陽匯報工作。趙很快接見他，江匯報完後問趙：「你對我在上海處理《導報》怎麼看？」趙並未即時表態，反問江澤民：「你看呢？」

江澤民支吾其詞，他發現和趙紫陽隔膜已深。趙紫陽看了一眼江澤民，接著說：「現在沒有時間談這個問題。」

江澤民用懇求的語氣說：「紫陽同志若不拿出意見，我和慶紅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

趙紫陽只好表態了：「上海市委行事倉促地處理了《世界經濟導報》的問題，把小事化大，才讓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說完扭身便走了。據當時在場的人士透露，江呆呆地望著趙離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鐘沒有說出一句話來。

顯然，趙紫陽對江澤民把小事化大致使引發了大規模示威的做法非常不滿，言辭之厲讓江澤民嚇得六神無主。江的密友陳至立說：「如果中央追究責任，就由我一人來承擔好了，絕不牽扯你。」從此江澤民和這個女人的關係更加親密了。事後，江澤民還是到處找關係，希望知道黨內大老們是甚麼態度。他得到的反饋是中央意見分歧，趙紫陽的話不代表中央精神。

600名主要來自北京大學的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議，各國記者漸漸把鏡頭和注意力對準這裡，紛紛指責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破壞法制。在上海，4000名學生聚集在市委門前要求市委書記表態。江澤民當然不肯露面。這引發了學生的極大憤慨。天下著小雨，幾千名學生在市府外齊聲大喊「江澤民混蛋」。在5月中旬的政治局會議上，黨內鬥爭明顯升溫，趙紫陽乾脆宣佈既然《導報》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應當由上海市委來結束」。趙公然點名陳雲和李先念中意的江澤民，這讓幾位黨內大老怒火中燒。

更讓中共尷尬的是，同一天，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飛抵北京進行訪問，數百名來北京報導這一事件的記者都知道他們遇到了比兩國首腦舉行峰會更重大的新聞，視線被轉移到中共最不希望聚焦的地方。

政治局會議上談崩了，趙紫陽預料到自己將面臨著甚麼，他進入天安門廣場含淚看望了絕食的學生。晚上10點鐘，李鵬發表講話重申中央的立場，採取「嚴厲措施結束騷亂」。兩小時後，午夜時分，天安門廣場的一個大喇叭宣佈實施戒嚴。

20日凌晨2時，在李鵬講話後不久，江澤民立即以明傳電報的形式表態對中央決定堅決支持。這個及時表態的大動作走在所有省、市、自治區領導的前面，毫無疑問江澤民的表態讓黨內大老們找到了可靠的接班人。庫恩在英文版《江澤民傳》第162頁提到（中文版中此內容被刪除），「早在5月20日，中共元老就內定江澤民獲提名成為新任中共總書記。」

「六四」屠殺的受益者

１９８９年５月下旬的一天，一個著灰色上裝，頭髮筆直向後梳理的男人，走下降落在北京南苑軍用機場的一架專機，旋即被一輛專候良久的黑色桑塔納接走。他是在接到中央辦公廳的緊急通知，趕去北京開會的。那時詭異的政治形勢，讓他一直忐忑不安。他對《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強硬處理，激起了更多的抗議潮，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北京之行，他甚至自覺凶多吉少。夫人更是憂心忡忡，以為大禍臨頭，話別時不禁抱頭痛哭。他就是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到了北京，江才被告知鄧小平將在西山別墅見他。

６３歲的江澤民本來打算再幹兩年就退休，想要去第二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當教授。陰差陽錯，鄧小平把中共總書記的擔子交給了毫無思想準備的他，江澤民成為了六四事件的最大政治受益者。

會見中鄧小平讚揚了江澤民對《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處理，並說上海市接待戈爾巴喬夫的工作做得比北京好。江澤民這才鬆了口氣，心中暗想：幸虧沒聽趙紫陽的話，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鄧小平看著江澤民瞬息萬變的表情，說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要他去完成。鄧小平要他截住奉命出訪加拿大提前回國的人大委員長萬里。他們耍了個花招讓萬里乘坐的飛機在上海降落，江澤民的任務就是勸說萬里同意大老們的主張，否則不讓他回北京。鄧小平解釋說，由於當時有五十七名人大常委要求開會討論李鵬宣佈北京戒嚴是否合法的問題。如果萬里回京主持人大會議，形勢極可能向他們所反對的方向發展，那時局面就難以控制。江剛剛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他知道這個任務不好完成。

鄧小平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用輕描淡寫的語氣暗示這是中央對江的一次考驗，如果這個任務完成得出色，則此事很可能成為江的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江澤民聽後又緊張又興奮，同時心裏也明白萬一有個閃失，那前途就徹底無望了。

5月23日，江澤民返回上海，萬里的飛機5月25下午3時在上海機場降落，江澤民接機並立即遞過去「鄧的親筆信」，萬里是鄧小平的橋牌朋友，鄧在信中懇求萬里「看在幾十年朋友的份上，在此關鍵時刻幫我一下。」

萬里在上海住了六天，痛苦了六天，期間江澤民交了底牌，在萬里不答應之前，江得到指令要把他留在上海。5月27日萬里發表了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布的戒嚴令。江澤民對萬里的脅迫等於在戰略上切斷了趙紫陽的臂膀。

同一天，5月27日，鄧小平召來八位元老開會，決定總書記人選。最早的時候鄧小平本來提議喬石和李瑞環，但是陳雲力推江澤民，李先念和薄一波對鄧小平轉而起用江澤民中更是起了關鍵性作用。李先念當時說：「江澤民雖然缺乏中央工作的經驗，但他有政治頭腦，人正壯年，可信任。」

於是，荒誕的歷史安排把江澤民推向了權力的頂峰，成為「六四」鎮壓的最大受益者。

5月30日，江澤民再一次奉命秘密進京。江不知自己的命運將會怎樣，不過多少預感到此行將不同尋常。

江抵京後稍作休息，陳雲的秘書進來通知他：「陳雲同志正在等你。」陳雲與江澤民的談話十分簡單，陳雲直接了當地說：「小平同志讓我告訴你，你到中央來工作，代替趙紫陽同志。」江澤民沒有說一個字。他明白這個關鍵時刻說錯一句話都會前功盡棄。他聽說在他來京之前，有干政大權的幾位大老已在鄧小平家開了兩次會。陳雲是第一個提出由他來接班的人。陳雲說李先念同他講過，上海的江澤民黨性比較強，這次對戒嚴態度也很堅決。但江澤民不知道陳雲本人對他態度如何，所以他只帶耳朵沒用嘴。

到了李先念那裏就輕鬆了許多。李先念問了一些上海的情況後說：「小平那裏你不用急著去，決定是小平同志的意思，當然會找你再談。」江澤民知道自己在李先念那裏下過的溜鬚拍馬功夫沒白廢，但他記住了曾慶紅的建議，多聽少說。所以，除了簡短回答問題外，他只是微微彎著腰，做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江澤民回到休息室後，馬上往上海打了三個電話。第一個電話是打給曾慶紅，曾是江的重要謀士。江澤民告訴他說：「看來我回不來了。」

曾緊張的問：「你不是去兩三天就回來嗎？」

江說：「我就要在這裡工作，你明天馬上來一趟。」

第二個電話是打給原上海市長汪道涵，江澤民說：「以後要請您多關照了。」

第三個電話是打給他的夫人王冶坪讓她準備來京，但王冶坪沒有表態。

大局已定，晚八時，李鵬，姚依林等在人大會堂裡客氣地宴請江澤民。江澤民真恍如在夢中。

軍隊進城一再拖延，6月1日才有了進城的新部署，最後實施的日子定在6月3日夜裡。江澤民作為新任總書記從5月底就已經開始批閱文件了。

掩蓋真相，不許翻案

不管「六四」過去多久，江澤民都希望「六四」在人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但每年這一天前後人們都用大量的圖片和文章來奠祭死者，這是江澤民最不願看到的。在2002年江卸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時，他給政治局常委定了幾條規矩，其中一條就是不許給「六四」翻案，因為他是「六四」鎮壓最關鍵的參與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六四」事件隨後的一年多時間裏，江澤民下令各單位清查參與「六四」、支持學生、反對鎮壓的人，鼓勵檢舉揭發，對他們一一清算。謊言和恐懼加在一起，基本上使民眾不再敢談論「六四」。

在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上，一個法國記者問到因「六四」被捕的一個女研究生在四川監獄裡被輪姦之事，江澤民當眾脫口而出一句震驚全球的話：「她是罪有應得！」

江澤民的日子也並不好過。江一直處於恐懼之中，怕有人給「六四」翻案，給趙紫陽翻案。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的照片成了不肯屠殺學生的見證。江最惱恨的就是十幾年來人們在「六四」期間總是把這張照片翻來覆去的刊登，似乎是影射自己上台的不光彩。江澤民也不會忘記趙紫陽「六四」前對自己的批評，江對趙家的監視控制讓保衛部門的人都感到難以理解和不忍下手。

對江澤民來說更重要的是要淡化、模糊，並最終扭曲全體中國民眾對於「六四」的記憶，江下令製作電視節目，極力渲染學生的「暴行」，甚至不惜焚燒部份軍車並拍攝現場，力圖使全國民眾相信，軍隊的開槍是不得已。很快，許多未親身經歷其事的民眾便開始相信北京真的發生了所謂的「暴亂」。

事隔20多年，六四事件真相，已是路人皆知。據有案可查的史料及知情人講述，當年共產黨喉舌所播放的所謂「暴徒」焚燒軍車的錄像，完全是軍方精心設計、自導自演的。當時軍隊奉命把舊型號的車輛開到西長安街，然後由一批武警假扮的假大學生縱火焚燒，期間有專人在附近錄影。其目的是栽贓學生和市民，以獲取開槍鎮壓的藉口。越來越多的軍隊當事人私下披露，親身參與燒車的事，事後這些人大都復原或遣散。

當時就讀於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的應屆畢業生方政，雙腿被高速行駛的坦克車碾過落下雙腿截肢的故事更是讓人心有餘悸。後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方政來到了美國，並安上了假肢，第一次站了起來。2005年，方政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作證說，「我躲閃不及倒地，坦克壓到我的雙腿，就從我的雙腿上碾過去了，坦克履帶都是鏈條、齒輪，我就感覺到褲子被捲到履帶的鏈條上面，很緊很擠壓的感覺，當時我意識還有一點，只覺得身體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拖，被拖行了一段距離，頭部、後背、肩部都被擦傷（到醫院後醫生說的），坦克車的履帶鏈條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褲子也扯爛了，我就從履帶上掉下來了，掉下來之後，我就滾到了路邊靠到護欄上……

這個情景，後來我用動態網上網時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當時的這個情形。國外的網站上應能看到這張照片，一個人躺在地下，雙腿被壓掉，靠在護欄下。那個人確實就是我。我的雙下肢被截肢，右側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蓋位置……」

在這次掩蓋、栽贓和清查中江澤民熟練掌握了宣傳和暴力機構。誰又能想到，10年後，江使用同樣欺騙栽贓陷害的舊手段，上演「天安門自焚案」事件，以此激起全國人民對法輪功的仇恨，從而開始了對法輪功修煉群眾的大規模迫害，六四事件成了江為另一場更殘酷更持久的鎮壓而做的預演。

《真實的江澤民》第一章（下）不道德的人生來歷（下）

第三節 忽左忽右

江澤民在鄧小平與當時得勢的保守派的博弈中能出線，打碎了不少眼鏡。曾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央辦公廳任職的吳稼祥後來把江澤民及其勢力叫做黑馬集團。他對黑馬集團的描述是「以拍馬為最高的政治境界，以不進行任何的政治表態為最正確的政治態度」，是「徹底功利化的徹頭徹尾的權欲主義者」。這樣的人擔任黨魁，實在是一個錯誤的政黨在錯誤的時候以錯誤的方式任命了一個錯誤的領導人從而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

這也難怪，江澤民沒有任何人類該有的優良品質。而且，也沒有任何才幹，都是事到臨頭以極端自私的算計行事，以保住自己的權力為一切的目的和手段。

江澤民上台後，全國的政治環境在1989到1991年間立時左轉，使得改革一度陷入停頓。1989年和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不到5%。

首鼠兩端

江澤民能為當時的保守派所接受，自有其深層原因，但是說江澤民不想巴結一言九鼎的鄧小平則是冤枉了他。和毛澤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領導人相比，江澤民沒有任何的治國方略，也沒有任何獨當一面的經驗或能力。究其一生，所知者無非得勢前投人所好溜鬚拍馬，得勢後迫人投其所好以遂己欲，僅此而已。對於鄧小平所思慮的難題，江澤民實在是無所知無所從，儘管努力的替鄧小平點煙、端茶、提鞋，卻終未得鄧之心。

江澤民想投鄧之所好未得其門可入，可是他投李鵬之所好，支持三峽大壩上馬，使李鵬一系從三峽工程中得到極大的利益，卻收到了立刻而豐厚的回報。一時間江李體制大得保守大老們的支持，故而江澤民當總書記的頭三年，強調的都是「反和平演變」，講的是虛無的「姓社」或「姓資」的「兩種改革觀」，並稱「要把個體戶罰的傾家蕩產」。外界因此認為江澤民屬於保守派，這也是冤枉了他，這一點以後來江澤民搖身一變成為改革派後對李鵬之棄之如敝帚可為明證。倘使江澤民一開始能投上鄧小平所好，大概早就是個「改革派」了。

因「六四」事件，中共被國際社會實施貿易和武器禁運，在國際上非常孤立。1991年蘇共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讓中共及剛登高位不久的江澤民驚恐不已。

鄧小平認為必須繼續改革開放、搞活市場，從經濟入手重新贏得民心。但大權在握的江澤民弄不懂為甚麼要這樣做，認為越開放老百姓越難控制，為了鞏固他的地位，拋棄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大力實行以「反自由化，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加緊在思想意識形態上的控制。江澤民甚至從理論上聲稱「改革開放中也有路線鬥爭」，直接把批判矛頭指向了鄧小平。

1992年春夏，江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40週年之際，在全國範圍組織了一系列高規格的紀念活動，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根據田紀雲後來的回憶，「一些思想極其殭化的人，企圖利用「風波」帶來的機會，否定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國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在那冷風吹襲的日子裡，廣大幹部、群眾都憋了一口氣，為中國的前途擔憂。」

在1991年年底的時候，鄧小平完全被江澤民的所作所為激怒了，對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不僅完全失去信心，而且到了無法忍受的程度。鄧小平雖然在名義上沒有任何職位，但是仍然牢牢地控制著軍隊：軍隊由鄧最親密的老朋友楊尚昆和十分信任的部下楊白冰管理。楊尚昆和鄧小平是1932年認識的，是60年的老朋友。楊白冰的上將軍銜是鄧小平於1988年9月親自授予的，一直忠實地執行鄧小平在軍中的政治路線。另一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是鄧的老部下，也對鄧忠心耿耿。沒有軍方資歷的江澤民在1989年11月被任命為軍委主席，但老軍頭們怎麼肯聽他這個從來沒有摸過槍的人的指揮？江澤民當時還不敢像鄧小平那樣封幾個上將，在軍隊中又無自己的班底和人馬，所以除了撥巨款給軍方向蘇聯購買陳舊的武器外，江澤民想起來漢奸老爹教給他的宣傳技能。他指示要拍出幾部歌頌解放軍的片子，一方面討好軍方，一方面給「六四」後痛恨解放軍的老百姓洗腦。江澤民親自為一些片子題寫片名，包括三部斥巨資的戰爭片《大決戰》。

鄧小平看到「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妄圖阻撓改革開放，因此痛下決心利用手中的軍權做最後一搏，準備在中共十四大上，撤換反對改革的總書記江澤民等人，讓堅決執行改革開放的人上台。鄧小平籌劃由喬石替代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鄧曾就這個方案向楊尚昆、萬里徵求過意見。同時，為了表示對喬石的支持，鄧小平對喬石在各地的講話予以高度肯定。這又讓江澤民嫉恨不已，把喬石看成了冤家對頭。

鄧小平還準備再次起用被軟禁的趙紫陽，讓他擔任全國政協主席。鄧並不懷疑趙紫陽堅持改革的態度，關鍵是「六四」是鄧晚年的最大心病。鄧小平於是派人捎話給趙紫陽，要求趙在出來工作前承認一下「六四」事件中的錯誤，以防趙日後為「六四」翻案。聯繫人回來匯報說，趙紫陽堅持認為自己沒有錯，不寫檢討。趙紫陽說：「我為甚麼下台不作檢查？因為這是我自己的選擇。……我覺得自己沒有錯，何必檢討？一檢討就不能說明事實真相。」聽完匯報後，鄧小平心中五味俱全，長時間沉默不語。

胡耀邦和趙紫陽下台後，鄧小平失去了推動改革開放的最得力助手。眼看「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江澤民不僅不推動改革開放，而且從理論上批判改革開放。鄧小平萬般無奈，只有親自出馬，在女兒鄧楠的幫助下南巡，以老邁之軀推動停止轉動的改革開放車輪。1992年1月17日，一行專列從北京開出，向南方疾馳而去。車內的鄧小平以88歲高齡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兒和老朋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陪同下，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開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稱「鄧小平南巡」。

陽奉陰違激怒鄧小平

1月18日，鄧小平到達武昌，鄧小平直接點了江澤民的名，要求當地的負責人給江的「中央」帶話：「誰反對十三大路線誰就下台。」江澤民對此懷恨在心，之後對鄧的南巡講話，遲遲不表態支持。

19日，列車到達深圳特區。一向比較沉默寡言的鄧小平發表長篇講話，明確地向江澤民發出最後通牒：「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誰不改革誰下台。」同時，鄧小平讓楊尚昆、萬里負責籌備1992年底的中共十四大「人事班子」，擬定包括總書記在內的新的人事班子名單。除了他的密友，時任國家主席、軍委第一副主席的楊尚昆陪伴著鄧小平南行之外，鄧小平在這次巡視活動期間，單獨會見了喬石、劉華清、葉選平、朱鎔基、楊白冰等人，一方面說明鄧小平為改革開放大力造勢，另一方面反映出鄧小平想提拔喬石、撤掉江澤民的打算。

鄧小平在南巡途中還一再提起，說趙紫陽主管經濟工作的那五年「加速發展功勞不小」。南巡迴來後，鄧小平還不死心，又派人和趙紫陽聯繫。趙紫陽仍然不認錯。

江澤民自當上總書記的兩年多時間內，推行極左路線，「反和平演變」已經昏了頭。鄧小平說的「誰不改革誰下台」，深深戳到江澤民的痛處，江澤民一直耿耿於懷。

2月20日上午由江澤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鄧小平講話。在把鄧小平的一系列談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向全黨傳達的時候，江澤民以「容易引起黨內幹部思想不穩」為藉口，刪去了鄧小平南巡講話大量內容，尤其是刪去了「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誰不改革誰下台」這類的內容，而且不許報導鄧小平南方之行的詳情，全國絕大多數人並不知情。

其中鄧有兩句話，被江封鎖20年。2012年1月18日，中共在紀念鄧南巡講話時，新華網轉載了《南方日報》的報導「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未見報的兩句話」，一句是「不要搞政治運動，不要搞形式主義，領導頭腦要清醒，不要影響工作」；另一句是「年紀大了，要自覺下來，否則容易犯錯誤。像我這樣年紀老了，記憶力差，講話又口吃，所以我們這些老人應該下來，全心全意扶持年輕人上去」。不知道為甚麼江對這兩句特別敏感，但在此後的10多年中，江確實發動了又一次全國性的比文革持續還久的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而且江賴在位置上不下來，處處制約被鄧欽點的接班人胡錦濤，黨內分裂持續到今天。

1992年2月下旬的一天，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詢問《人民日報》社長高狄：「《人民日報》為甚麼不登（鄧南巡講話），為甚麼沒有反應？」高狄理直氣壯地反問：「小平同志現在只是一個普通黨員，我們不知道該以甚麼樣的口徑報導。」高狄敢頂撞李瑞環，是因為自恃有江澤民做後台。但他不知道江澤民的總書記職位是鄧小平給的，鄧有軍隊作後盾，隨時還可以收回這個任命。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北京召開全國七屆人大第五次會議，搞不搞改革是大會的焦點。面對江澤民扣壓鄧小平南巡講話內容，中共歷次政治鬥爭中的王牌──軍隊說話了。在人大會議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率先喊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同時，楊白冰直接授意《解放軍報》發表題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社論，公開表示「堅決響應小平同志號召，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旗幟鮮明地支持鄧小平。在總參系統中頭一個響應的就是副總參謀長何其宗。楊白冰的「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直接針對江澤民，從此江澤民對楊白冰和何其宗兩人恨之入骨，他們後來都遭到江的清洗。

差不多同時，在人大會議期間的3月26日，《深圳特區報》一版頭條刊出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披露了鄧小平南巡及發表重要講話的事實。同日下午，《羊城晚報》以少有的規格幾乎全文摘發了這篇報導；3月28日的上海《文匯報》、《中華工商時報》均全文轉載該文。3月30日，由江系人馬控制的新華社才全文播發此文，比《深圳特區報》晚了四天，反映出江澤民的強烈牴觸情緒。

只好見風使舵

楊白冰代表軍方正式公開對南巡講話表態，軍隊成為鄧小平的最堅強後盾。解放軍的強有力支持，極大地震懾了反對改革的人馬，使得形勢急轉直下，江澤民驚呆了，感到軍隊的鋒芒直逼自己。在驚慌之餘，江又使出了政治上兩面派的伎倆，4月1日在會見日本人時，也在口頭上附和鄧小平講話。鄧小平認為，江澤民說的完全是空話，根本沒有誠意，只是應付。

這時離召開中共十四大正式的權力交接只有幾個月了，楊白冰亮出軍隊底牌強烈地衝擊了中共高層，北京的政治形勢凶險莫測。江澤民在南巡之後的平庸和搞政治投機、陽奉陰違的表現，已經令鄧小平忍無可忍。1992年5月22日，鄧小平不顧北京的酷暑高溫，親自到首鋼視察，並且當著在場所有幹部工人的面發牢騷說：「對我的講話，一部份人馬馬虎虎，應付我，一部份人很沉悶，其實是反對、不同意，只有很少部份人真正動起來了。」鄧小平當時要求陪同前往的北京市領導人李錫銘和陳希同「給中央帶話」。這個「中央」自然就是江澤民了。

在這期間，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喬石多次指出對鄧小平的講話不能只停留在「大話、空話」上，批評江澤民。副總理田紀雲強烈表示支持鄧的改革。

田紀雲應喬石要求於1992年5月在中央黨校發表了不點名批評江澤民的講話：「在消除『左』的影響的時候，要特別警惕那些風派人物。這種人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一有機會就跳出來反對改革開放。這些人一旦掌握了國家大權，對國家、對人民都是一場災難。」

這些話讓江澤民恨得咬牙切齒。他看到形勢不對，準備再裝出改革派的面孔，竟被田紀雲幾句話戳穿。但令江澤民無可奈何的是，當田紀雲發表揭露江澤民兩面派講話的時候，江澤民的大靠山，一向與田紀雲對著干的李先念因病住院。5月底，專家治療小組報李先念病危。江澤民這時倍感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形勢對自己非常不利。迫不得已，江澤民只好見風使舵，反對「資產階級改革觀」的聲調開始降低。

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黨校戒備森嚴，如臨大敵。江澤民在喬石和大批軍人及警察的簇擁下進了黨校禮堂。黨校的教員和學員看到這番架式，都紛紛議論取笑說：「江澤民肯定是被喬石動用專政力量押送來的。」江澤民在喬石的逼迫下，在黨校表示支持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但是覺得被喬石逼來丟了大面子，心中更加記恨喬石。人們在會下說：「看架式就知道江澤民沒有誠意。」但是表面上江澤民已經老實多了。

1992年春夏之際，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政治行情一落千丈，有人已在議論江澤民的總書記位置是否還能保得住了。6月21日，李先念在北京病死。江澤民被形勢所逼改變了態度，言不由衷地聲稱支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但還是比其他人晚了很多。江澤民後來對自己可能下台的消息越想越怕，寢食難安，更擔心甚麼時候老賬新賬一起算，說不定還要受到黨內大批判。於是江澤民又偷偷去找鄧小平，做了「深刻」檢討，眼含熱淚表明誓死緊跟鄧小平，把改革開放進行到底。鄧的態度逼迫江不得不支持市場經濟改革。而其後十幾年的歷史表明，江的支持也只是表面，實質上違背了鄧的願望。

第四節 嘴尖皮厚腹中空

與鄧的「黑貓白貓」實用政策不同，江竭盡全力試圖「發展」新的共產黨意識形態。1995年底，江提出了「三講」。這算是江澤民的第一個「理論」發明。「三講」中，江澤民講得最多的就是「講政治」。江自己的解釋是「講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就差沒講「政治投機術」了。

「三講」實際上是江澤民樹立個人權威的一種途徑，所謂「講政治」，無非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堅持「黨的核心」江澤民的領導。當時鄧小平還沒有死，江澤民的地位遠遠沒有達到固若金湯的地步，所以「三講」提出之後，應者寥寥。

江澤民做秀的東西，都是從幾個文膽那兒得來的。滕文生對江澤民思想的最大貢獻是「三講」之一的「講政治」。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滕文生向江澤民提出，要以毛主席的風格控制政治局：不是把權力給予某一親信，而是讓二三個高級幕僚在內部相互鬥爭，最後都要找他自己仲裁。

「三個代表」的出籠

「三個代表」的原作者王滬寧，1955年10月6日上海出生，199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前，是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江澤民當上海市委書記時對王滬寧這個名字很熟悉，雖然沒有見過他，但對他很崇拜，對他的著作非常著迷。數年後，當王滬寧被調入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時，初次見面的總書記江澤民竟一開始就大段地背誦王滬寧著作的原文，讓王大吃一驚。

江澤民熱衷於背誦別人的東西，一來是因為自己沒東西，公開做秀時經常答非所問，因為他根本就不知怎麼答；二來是為了顯示自己的「博學」。江澤民以為可以抬高自己而執意要塞進黨章和憲法裡的「三個代表」，原作者就是王滬寧。江澤民還時不時地背誦一段別人的東西，甚至古詩和外國經典來提高自己的身價，成為國人的笑談。

當年調王滬寧進入中央政策研究室，是由於曾慶紅的力薦。吳邦國也曾有過請王滬寧任江澤民政治顧問的想法。吳邦國進入北京後，仍念念不忘要調王滬寧入京輔佐江澤民，多次在江澤民面前提起。王滬寧調入中南海，江澤民與他見面時曾開玩笑地說：「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了。」可見江的親信曾慶紅和吳邦國對江的無能著急到了何種地步。

王滬寧進京不久，就為江澤民起草了十四屆五中全會上的講話《論十二大關係》。

不過，王滬寧最大的「貢獻」是為江澤民提出了「三個代表」和「與時俱進」的理論，成為江澤民拒絕下台的「護身符」，並把此理論作為自己的「創造性論述」塞進黨章和憲法。王滬寧曾是主席特別助理，2002年11月「十六大」上被江指定為中央委員。但在江失勢後，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滬寧先提出到社科院當副院長，對方表示不歡迎；王要求到中央高級黨校當副校長，又被對方婉拒。而江澤民則惱怒他洩露了「三個代表」真實作者的秘密，讓自己沒有了成就。

2000年3月初，《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推出三句話，即「三個代表」，首次作為江澤民的「思想」理論在全國範圍內推出。但不久，這場轟轟烈烈的宣傳就被證明是一出鬧劇。

「三個代表」到底是怎麼出來的，剛開始一般人誰也說不清。後來「三個代表」最紅的時候，王滬寧忍不住吐露真言，說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嘩然。這其實並不奇怪：江澤民當上海市委書記時就大段大段地背誦王滬寧的文章。

「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體報導，包括江澤民在內，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清楚甚麼是「三個代表」。不過下面不會有人追究這些事情，貪官污吏們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賭貪淫占，上頭讓吹捧甚麼大家就跟著吹捧，事情到底是咋回事，誰也不在乎。

「三個代表」不過是幾句並無實質內容的空話，一般臉皮薄一點的人還不好意思吹噓。但「三個代表」對於江澤民實在是太重要了，因為他必須得有理論才能站得住腳。江澤民也著急要為自己立碑，想方設法與毛、鄧理論並列，塑造出江澤民「第三代理論權威」的形象。於是，這個空洞無物的「三個代表」在江澤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時，費盡心機要把這三句話寫入黨章和憲法。現在，現任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胡錦濤必須高舉「三個代表」，哪個官員講話都不能離開「三個代表」。

不管江澤民怎麼想，不管媒體怎麼吹捧，大會小會地學習、貫徹，還是沒有多少人把「三個代表」當真。

當全國掀起學「三個代表」高潮時，央視天天在專題裡採訪民眾。有的老農說：俺村搭了一座橋，感謝「三個代表」；有的婦女說：俺兒媳婦生個胖小子，感謝「三個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個代表」為指針，建設一流的國際標準公共廁所；在某農村牆壁上，赫然出現大標語──「用『三個代表』指導我們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門，甚麼說法都有。

歷經中共三年煉獄的《大紀元》原駐北京記者王斌出獄後講過一個真實的笑話。監獄當局組織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專門裝訂、製作淫穢書刊，到社會上出售為公安系統賺錢。那段時間「三個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統成了口頭禪，甚麼都要跟「三個代表」掛鉤。犯人製作淫穢書刊超產，也說自己是在「三個代表」的指導下才有那麼大的幹勁

廣遭批評

《求是》雜誌研究室、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在「三個代表」思想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究竟是在甚麼時期形成的，黨內是個謎，理論界也是個謎。」會上有人表示，「三個代表」是黨內人為地樹立江澤民「偉大」、「英明」、「卓越」的形象。還有人說，黨內對「三個代表」思想學習、實踐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務、搞形式、教條，是政治上的欺騙。

前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鮑彤認為，三個代表論起到的是照妖鏡的作用，因為「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是空話，「始終代表先進文化」是謊話，「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則是官商一體的同義語。

中國社科院的學者提出：三個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時宜，是搞形式主義。地方黨委、政府大多數是在應付。三年多的實踐，究竟解決了多少問題？搞形式主義是禍國殃民……

有人說，所謂「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實際上就是墮落文人、專制吹鼓手和新興官商、資本家的集合體，至於說「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則是徹底的謊言。最廣大的農民中許多人靠賣血賣腎賣淫活著，得了愛滋病，死活無人問；中共常說的「工人階級老大哥」至少有三千萬下崗，江澤民可從來沒有想過去代表他們。

後來，原定在四中全會前夕出版《江澤民軍事思想文選》一事遭到擱置，因為軍中張震、洪學智、楊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將上書反對，說江澤民把自己放在一個不合適的地位。楊白冰更公開說「三個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遲，據內部披露，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黨政內部對「三個代表」思想的認識和貫徹都有「較大」差距。

這場轟轟烈烈的宣傳鬧劇，最終沒有成全江的「偉大」、「英明」、「卓越」的形象，這樣幾句遭到廣泛譏諷的空話，最後卻被硬寫進了中共憲法和黨章，使中共的政治舞台因此而多了一則笑話和醜聞，這是「三個代表」的真正偉大貢獻吧

第五節 丑角亮相

上海人在調侃江時有特別的幽默。80年代江在上海當政時就因為帶大黑眼鏡，自以為國寶喜歡吹大牛而不干實事，被上海人戲稱為「大熊貓」，「大蛤蟆」。江當總書記後幾乎把每一次出訪都變成了文藝演出和作秀，在世界各國國家元首中，滑稽劇丑角演員非江莫屬。

「江戲子」

1996年6月下旬江在去西班牙訪問。西班牙國王卡洛斯請江澤民一起檢閱三軍儀仗隊。令卡洛斯吃驚的是，江澤民居然在這個時候，突然拿出一把梳子，在國王面前梳理頭髮。晚上在歡迎國宴上，江澤民坐在王后右側，再次在攝像機面前梳頭。6月25日，西班牙第一大報《國家日報》和其它許多報紙以頭版頭條刊出新聞圖片，「卡洛斯國王看江澤民梳頭」。很快，全球多家報紙進行了轉載。

江澤民在電視鏡頭前梳頭有許多次記錄。1993年3月，北京召開全國人大會議時，江澤民坐在主席台中央，拿起梳子旁若無人、專心致志的梳頭。法新社曾把這張照片傳遍了全世界。1995年10月24日，江澤民在聯合國「世紀寶鼎」前演說，面對世界各國的攝影記者，又一次從西裝內側口袋中拿起梳子梳頭。

江澤民1996年出訪菲律賓，主動提出放棄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共同進行經濟開發。當晚，菲律賓總統拉莫斯在遊艇上宴請江澤民。江澤民想起了他剛剛見過的參議員阿羅約（阿羅約後來在2001年當選為菲律賓總統，被其國民稱為「美女總統」），意猶未盡，拿起麥克風高歌了一曲貓王的《溫柔地愛我》（Lovemetender）。

1999年10月24日，江澤民在法國參觀一座博物館時，一時興起，乘法國總統希拉克不備，拉起希拉剋夫人貝娜黛特的手就跳起華爾茲舞來。希拉克正在詫異時，江澤民又拉著貝娜黛特的手仰頭大笑。這件事讓希拉克非常不悅，認為是給自己難堪。

2000年4月19日江澤民訪問土耳其時，土耳其總統德米雷爾向江授勳章。眾所周知，在這樣的場合，按正常禮儀應該由主人給江戴上勳章。不料江澤民卻搶先一步，拿起勳章自己戴上了，令在場賓主目瞪口呆。

2002年2月21日，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設宴歡迎美國總統布什。江澤民當著在場百餘名嘉賓高歌一曲「我的太陽」，美國總統布什馬上鼓掌，並接著半開玩笑地請國務卿鮑爾唱一首小夜曲，鮑爾禮貌地微笑拒絕。晚宴中，江澤民又拉著美國第一夫人勞拉跳舞，跳完之後仍未盡興的江又先後拉著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及駐北京大使夫人莎拉共舞。

2002年，江澤民去冰島的時候，更是出了個巨大的洋相。在國宴上吃著半截飯，江澤民突然站起來高歌一曲，在場賓主都錯愕不已。江的夫人王冶坪當時的面部表情十分尷尬，整個情景被冰島最大的日報以大幅彩色照片詳細報導。

最有意思的是一段廣泛流傳的江澤民發飆大罵香港記者的視頻，連官方出版的庫恩《江澤民傳》也無法迴避這一江的失態醜聞，將其淡化為江的一次發火。事實上，江的個性與為人，在那次突發失控中表露無遺。

2000年10月27日，香港記者在中南海問江澤民關於董建華在2002年香港特首選舉中是否已經「欽定」，江澤民頓時表現激動，大發雷霆，訓斥香港記者「天真」和「簡單」。

記者：江主席，你覺得董先生連任，好不好呀？

江：好呀！

記者：中央也支持他嗎？

江：當然啦！

記者：不擔心這會影響香港自治嗎？

江：我講的意思，不是我要欽點他，你問我支持不支持？我說支持，我就明確告訴你，你們呀，我感覺你們新聞界也要學習，你們非常學習西方這一套的，你們必定是TooYoung（太年青），明白這意思嗎？

我告訴你們，我是身經白戰的，見得多啦，西方的那一個國家我沒有去過，你們也知道美國的華萊士，（水平）比你們不知高到哪裏去，我跟他談笑風生，只是媒體也要提高自己知識水平，（用廣東話說)識得唔識得呀！

你們有一個好，全世界甚麼地方，你們跑得最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呀，toosimple（太簡單），sometimesnaive(有時無知)，懂得沒有？我今天是作為一個長者，我見得太多啦，可以告訴你們一點人生經歷，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悶聲發大財」，我就甚麼也不說，這是最好的，但是我想我見到你們這樣熱情，一句話不說也不好，你們剛才在宣傳上，將來你們如果在報導上有偏差，你們要負責。……

次日，10月28日，香港媒體前所未有的齊聲譴責江澤民，這是自香港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當地媒體第一次對中國元首發起如此大規模的譴責。當地報紙指責江澤民「心虛與傲慢」。幾乎所有報章都排布了江澤民動怒的照片，以及全文刊錄江澤民和記者的問答。

在國際政治中，很少有哪一國領導人被媒體有機會記錄下如此真實的情緒表達，這段經典問答，配上江當時的面部表情與手勢身行，足已讓任何一個稍具閱歷的觀眾，對江的人品有一個八九不離十的判別。包括江提及的華萊士更是直接了當的點了江的痛處，華萊士是《60分鐘》節目的前王牌主持人，他的節目長期在美國十大收視節目中，佔有一席之地，美國新聞界推崇他為「新聞拓荒者」，他於2012年4月7號去世，終年93歲。華萊士與江澤民確實在2000年見過面，不過，有意思的是，當時華萊士涉及的問題，都特別敏感，像六四和法輪功，他都坦率直問。兩人間的對白，說不上「談笑風生」，倒更像是「針鋒相對」。

華萊士：「你，對我而言，是一個獨裁者，一個權力主義者。」

江澤民：「我坦白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

華萊士：「我知道你不同意。但美國俗語說，如果你走起來像隻鴨子，叫起來像隻鴨子，那你就是隻鴨子。一個獨裁者就是強行壓制者，無論對象是新聞自由、宗教自由，或私人企業自由。你現在是有點接近了。」

這段經典對白，在華萊士去逝時，又再度在互聯網上廣傳。令人緬懷和敬佩華萊士的膽量與智慧時，也看到了一個獨裁者像鴨子般的醜態。

之前江就已經以常常出洋相而引起轟動，甚至成為國際笑柄。對於代表國家尊嚴的一國元首來說，這種丑角的表演，非常令中國人厭惡。

國母的傳言：江澤民和他的女人們

2009年香港出版的《中共高幹情婦檔案》一書，披露了江和宋祖英醜聞的來龍去脈。

2002年，湖南邵東的一名民間書商曾出版《國母宋祖英》一書，引起江的震怒，最後作者被判刑，涉及出版的五十多人受株連獲罪。

江、宋的故事早在1998年就在北京傳得人盡皆知。北京的出租車司機經常和客人興緻勃勃地聊起此事，打發路上堵車時的無聊時間。

人說宋祖英還有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特殊通行證「紅卡」。1997年一天，一位借調到北京的女歌手乘坐宋祖英的車一同去中央台錄音棚錄小樣，在車上這位女歌手無意中打開工具箱，赫然發現一張「中南海紅卡」，頓時驚得目瞪口呆。女歌手肚子裡擱不住事，不久此事就傳遍總政歌舞團，以至於解放軍系統、廣電系統的一些文藝部門多次召開幹部、黨員、群眾會議，要求有關人員「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並將此作為一項政治紀律，要求必須嚴格遵守。那位女歌手不久即被所在單位遣回原籍天津。有消息說，回天津不久後，她就被人從涼台推下樓滅了口。

在2003年重新選舉政協領導人時，有一位政協委員投票時將宋祖英的名字寫入「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另選人名單中，當宣票員讀出，「宋祖英（歌星）一票」時，台下爆發出意味深長的哄笑聲。有意思的是，緊跟在宋祖英之後念出來的是：「李瑞英一票」，台下的人互相擠眉弄眼使眼色。代表也知道，選誰自己根本做不了主，那就乾脆拿江澤民尋開心，這是「中國特色的民意表達」。

在江澤民得勢的年月，宋祖英不但是年年春晚不容置疑的出演者，更是軍銜最高的藝人，享受一級演員（師級）待遇的罕見紅星。在宋祖英出道前中國最紅的女歌唱家彭麗媛（習近平的夫人），一向的春晚都由她唱壓軸，但後來到宋祖英，鋒頭之健更甚彭麗媛。

2006年10月，憑著與江澤民的關係，宋祖英在美國開了名為「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的演唱會。據知情人透露，此次美國演唱會各項投入總和超過300萬美金。中方由文化部、駐美大使館、中央電視台為主辦單位，興師動眾，媒體爆炒，邀請美國國家交響樂團伴奏，華盛頓合唱團伴唱，宋祖英被戲稱享受「皇妃」「國母」的待遇，20至60美金的票價，據宋祖英稱一月前就施行「控制售票」了，以免被「搶購一空」。知情人說，大量觀眾的票都是領事館經過嚴格政治審核後白送的，還有一部份票是讓被使館控制的僑社「承包」。

伴隨她的地位上升，宋祖英與江澤民的醜聞在民間，甚至高層也開始流傳得越來越廣。

2004年2月21號，以反江（澤民）挺胡（錦濤）著稱的中國二戰史研究會會員呂加平寫信給中共中央領導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希望能依法對江澤民的醜聞進行調查處理，並在自己的網頁公佈。不久呂加平被跟蹤。

公佈的「反映」一文除了反映江澤民的歷史和入黨問題。還有不少篇幅反映「有關江澤民和宋祖英的事」。該文指江澤民經常看宋祖英的演唱。有一次演出完後江澤民在與宋祖英握手時偷偷遞給宋祖英一張小紙條，紙條上他自稱「大哥」：「以後有事找大哥，大哥可以幫助你解決任何事情。」後來宋祖英把紙條的這段話告訴給了別人。

文章更暴料，前《央視》文藝部主任、多年執導《春晚》的趙安，2001年與一些知名女明星聚餐時，宋祖英趁著酒興大談她與江澤民的風流艷事，被趙安傳了出去，結果趙安被判刑10年。

之前，趙安記錄江宋緋聞的手稿被張俊以得到，張以此手稿內容向有關部門和領導發了200多封匿名舉報信，舉報趙安和宋祖英誹謗江澤民等領導人。張俊以卻反被江澤民親自下令逮捕法辦。但對誹謗「黨和國家領導人」，法院和新華網都語焉不詳。

2002年夏天，宋祖英到四川某城市舉辦專場演出。經江澤民的親信、中央警衛局局長由喜貴批准，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後任公安部長，中央政法委書記)給宋祖英以副總理級以上的國家領導人才有資格享受的一級警衛待遇。

這次演唱會，四、五萬名觀眾的體育館擠得座無虛席，都要來看江澤民的小情婦。宋祖英演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湖北民歌《龍船調》，唱詞中夾有對白：「小妹子要過河，哪個來背我喲？」結果，她演唱到這句問白時，台下觀眾竟齊聲應答：「江爺爺來背你喲！」宋祖英下不來台，但也不能罷演，因為幾萬名觀眾是花錢買票來聽歌的，只能硬著頭皮演唱下去。唱到第二段，等宋祖英又說出這句問白後，台下幾萬名觀眾又應聲如雷：「江爺爺來背你喲！」氣得她當晚回到賓館哭紅了眼睛。

第二天，宋祖英就飛回北京向江澤民告狀。江很生氣，下令四川該市的市委書記徹查此事。可如今的市委書記也學會做官了，不願為這事得罪老百姓，拖了幾天，給中央有關部門回話說那天晚上演出時，市電視台和公安局都有現場錄像，可鏡頭都是對準台上，沒有對準台下，所以無法從幾萬名觀眾中找出「滋事分子」……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宋祖英為國家一級演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還成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執委、全國青聯委員和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宋祖英也為維護江澤民的統治使盡渾身解數。她所演唱的都是為中共和江澤民粉飾太平的歌曲，諸如《好日子》、《越來越好》、《繼往開來的領路人》、《永遠跟你走》之類。呂加平夫人於鈞藝女士表示，「有關江澤民和宋祖英的事」幾年前已傳遍大江南北，這事情是「有根有據的」，「比較可靠」。因為不僅僅是趙安、張俊以，還有其他人因為揭發江宋的關係被秘密逮捕了。

2011年5月13日，呂加平因揭露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的問題，而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一位朋友與呂的妻子於鈞藝也被以同案犯罪名判刑。

中國的言論控制一向嚴厲，中國民間從來不敢像現在這樣四處傳播、到處津津有味地議論當時在位領導人的醜聞。究其原因，其一，醜聞是真實的，其二，全國民眾普遍反感江澤民，江澤民的民意指數已等同當年的「妖婦」江青。你相信一個堂堂的國家元首可以坐在主席台上色迷迷的死盯著一個女服務員三分鐘不放嗎？那記者都拍出來了！

除了宋祖英，江澤民還有幾個女人。

人大副委員長的陳至立是級別最高的，她曾與江的大兒子江綿恆在同一個研究所，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後，陳至立被江委任市委宣傳部長，在1989年陳至立不遺餘力的打壓《世界經濟導報》。

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後，1998年任命從來沒有從事過教育工作的陳至立為教育部長，後來又提升為主管教育的國務委員。陳推銷的教育產業化改革，導致教育界亂收費、買賣偽造文憑愈演愈烈。一些高官背後稱她「婊子陳」。

陳至立還把江澤民打壓迫害法輪功引進校園，通過校園百萬簽名活動，在學生心中播種仇恨和謊言。她主管教育十年，教學風氣渙散墮落，嫖、賭、抄三風充斥校園。清華、北大等幾十所大學校長多次強烈要求她下台。

李瑞英是CCTV的新聞主播。李瑞英有幾年是江澤民出訪時必帶的女主播。一次在江澤民出訪時，李瑞英採訪江澤民的畫面在中央電視台晚間的新聞聯播中播出，觀眾議論紛紛，說李不像是在採訪，倒像是在撒嬌。

黃麗滿是深圳市委書記。80年代初，江澤民被任命為電子工業部部長，黃任職部辦公廳。江穩固總書記之位後，把黃麗滿調到深圳，先後擔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和深圳市委書記，連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江的親信李長春都對她處處禮讓。

黃麗滿丈夫承包了耗資十億元以上的深圳「聯合廣場」等工程，黃麗滿的幾個妹妹也跟著飛黃騰達。黃麗滿在深圳呼風喚雨、貪腐揮霍。

中國行為藝術家艾未未的《一虎八奶圖》被說成是暗諷江澤民和均有丈夫的陳至立、黃麗滿、李瑞英和宋祖英集體淫亂，因為江澤民屬虎，而四姘頭共長八個奶。江親信周永康用江澤民「經濟上搞垮」的手段加以迫害，11月17日，艾未未的攝影助理趙趙以「拍攝淫穢照片」被北京公安局「打擊黃、賭、毒專案小組」帶走，訊問是不是艾未未讓他拍的。

第六節 「此地無銀三百兩」

江是第一個在位出版傳記的中共總書記。一般鐵幕後面的獨裁者很少有在世時出版傳記的，因為這會涉及「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要給江澤民寫傳，需要深入上層，需要閱讀若幹材料－－包括一些不准讓普通中國人知道的「機密」材料，還需要採訪一些高層人士或親近人士。

還是洋人好忽悠

奇怪的是，江的傳記要外國人來寫。而且不怕「洩露黨和國家的最高機密」，並且「主動配合」，兩度由西方人撰寫傳記。

第一本《江澤民傳》是由明鏡出版社出版、由中國問題專家加拿大人杜林撰寫的。他開始寫這本書是因為在廁所裡碰到江澤民一回，」激發了「能說一口流利中文的杜林要寫《江澤民傳》。

杜林在「前言」中說：雖然我不能說這本書瓜熟蒂落在那間廁所裡，但我和江的偶遇的確讓他在我腦中鮮活起來，單單追蹤官方色彩甚濃的中國媒體，有時是難以形成這種印象的。那時我正在考慮探究這個人的一生，他在位六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生活的軌跡卻鮮為人知，記者學者們都很少涉及。而我和他的一面之交，督促我快馬加鞭。我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江已經執政十年，鄧小平早已故去，很少有甚麼可以指引我們去瞭解江澤民。

杜林還說：為謹慎起見，我僅採用(中共)官方消息來源和第一手資料。我經常引用的兩家香港雜誌，《鏡報》和《廣角鏡》，都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出版，有官方背景支持，它們也是唯一兩家在大陸發行的香港雜誌，我視它們的消息具有可靠性。我將這兩本雜誌和中共在香港開辦的《文匯報》和《大公報》當做「官方」消息來源。

事隔幾年，2001年再次由美國人庫恩為江澤民立傳。庫恩既不是傳記作家，也不是記者，更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他是美國花旗銀行執行董事，花旗銀行在中國開設了分行。

穿幫

《亞洲週刊》刊載了傳記作家葉永烈寫的「我和《江澤民傳》書內書外的秘密」一文，披露了其中的內情和寫作的前後經過。葉永烈說，2001年3月12日，他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自稱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某辦公室Y先生，有要事相談。葉即趕往北京，被告知將與美國人庫恩一道共同寫作《江澤民傳》，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任務，以「001工程」作為代號。現在庫恩想找一位中國作家合作，葉被當局物色為第一人選。

葉文中說，Y先生談了寫作《江澤民傳》的緣起，說目前海外出版的各種各樣的《江澤民傳》很多，但內容不是東拼西湊，就是反華反共，影響很壞。必須在海外出版一部觀點正確、史實準確的《江澤民傳》。他們辦公室負有對外宣傳的責任，但不能以官方的身份直接出面組織寫作《江澤民傳》。正好庫恩作為美國的友好人士，主動提出寫一部英文的《江澤民傳》，由美國出版社出版。於是某辦公室便挑選葉永烈作為合作者，以便使書具有民間色彩。

從Y先生的談話中，葉永烈以為寫作《江澤民傳》的始作俑者，並非江澤民本人，而是中共中央直屬的這一對外宣傳機構。他們「自下而上」進行操作，希望能夠得到「江辦」的默許。這與當年毛澤東直接與斯諾談話、江青直接接受維特剋夫人採訪全然不同。

葉永烈隨即花了兩天時間和庫恩及其助手討論了《江澤民傳》寫作計劃和採訪名單。隨後，葉返回上海又起草了有關《江澤民傳》的設想、3000字提綱和15頁年譜，大量參考書目及百餘人的採訪名單。庫恩對此表示滿意。雙方的合作最初是很順利的，不過在起草計劃書的過程中產生了分歧，上面寫明「庫恩是單獨的作者」，而葉永烈只是「首席採訪者兼首席研究員」。

葉永烈認為他是上海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應該堅持中國作家的尊嚴，他和庫恩是對等的合作者，而不是「僱主」和「槍手」的關係，所以無法在《江澤民傳》的計劃書上簽字，雙方的合作也就此中止。事後有關人士告訴葉永烈，其實這不是庫恩的意思，而是「上面的意見」，因為上面認為由一個外國人出面寫《江澤民傳》比較合適，希望葉不要再堅持兩人共同署名。

據葉永烈透露，庫恩曾跟他有過這樣一段談話：「『你的談話，你提供的《江澤民年譜》以及其他許多資料，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不過，後來我們沒有合作下去，原因錯綜複雜，並不都是他所能左右。」「說到這裡，庫恩歎了一口氣，說了句真話：『中國是一個黑箱子！』他對於『黑箱操作』，無可奈何！他表示，彼此不能合作下去，不是他的原因，而是那個『黑箱子』。」

庫恩的上述言詞，無疑在告訴葉永烈，整個傳記的寫作過程就是一場黑箱作業──欺騙世界的。那麼一個喝著民主自由奶水長大的人，這位國際知名的投資銀行家、企業戰略家突然對寫作傳記發生了興趣，而且要通過該傳記頌揚一個在中國上下人人皆罵的東西，明知是黑箱作業卻還要違心地與中共繼續合作下去，其中內由就不能不令人深思！

寫《江澤民傳》是無法迴避趙紫陽的，按理說作者就該採訪採訪趙紫陽。趙紫陽「去職賦閒」，就住在北京市富強胡同六號，很好找，又有的是時間和你聊，可是庫恩就是不去惹那個麻煩。庫恩也決不去採訪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不去採訪異議人士和維權活動的代表人物。鎮壓法輪功是江澤民在任內干的一件大事，但作者也不去採訪採訪受迫害的法輪功。作者的「覺悟」高到這個份上，這本書還能有多少價值，有的是甚麼樣的價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北京政界權威人士透露，葉永烈文章模糊提到的「中央某部門」系國務院新聞辦（對外叫中共中央對外宣傳局，一套班子兩塊招牌），Y先生的真名是新聞辦轄下的局長楊揚。楊揚是高幹子弟，曾留學美國。

據一位公檢法要人披露，《亞洲週刊》葉永烈文章引起一場政壇風波，上面「龍顏大怒」，葉永烈旋即被列入「內控」名單。

能騙一時算一時

《九評共產黨》裡有句名言說中共「以謊言為暴力的潤滑劑」。今天中共統治的合法性需要從西方來證實。一方面用定單，公關手段討好西方；一方面要玩起「出口轉內銷」的宣傳手段。這比傳統意義上的原教旨主義的中共更狡猾，更與利益相關。

江無疑嫻熟「出口轉內銷」的宣傳手段。2005年初由庫恩（RobertLawrenceKuhn）撰寫的《江澤民傳》中英文版同時在海內外推出。果然，大陸媒體廣為宣傳，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用一個整版摘載《江澤民傳》，稱庫恩為「新時期的斯諾」，一語道出了大陸媒體炒作的玄機。庫恩用充滿人情味的描述把江的歷史功績與鄧相提並論，然後說「他有時會作出過度的反應，就像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有時他的反應又力度不夠，就像剛開始對待『非典』時那樣」。好像輕輕一句話就可以把一場文革式的迫害帶過，幾萬活摘器官的罪惡就可以「忽略”了。

當然中文版對英文原作有許多刪節，應該把這兩個版本叫做國內版和海外版，一個是騙中國老百姓的，一個是哄騙老外的。

現在是互聯網時代，這種掩耳盜鈴的小把戲有甚麼用？這點江當然明白，反正是能騙一時算一時，能騙幾個算幾個吧。

由前所述，中國二戰史學者呂加平自2003年起揭露江澤民的生父是日本侵華期間的漢奸，江澤民本人也做過日偽漢奸；五十年代留學蘇聯期間，江澤民還被克格勃發展成線人。

2003年3月12日，出席中共人大會議的江澤民參加了湖北省代表團的討論。江澤民說：「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漢鍋爐研究所當所長，當時正值文革，……，造反派把我的檔案查了個底朝天。也好，證明了我歷史清白。」身為總書記，他有必要表白自己「歷史清白」嗎？這是在說自己歷史清白還是不清白呢？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報導，江澤民同葉利欽在北京簽署了中俄邊界議定書。庫恩寫的傳記中卻找不到這次會晤的一絲蹤影。大家知道，江澤民是連何時何地給誰唱了一首甚麼歌兒這些雞毛蒜皮的事都要在傳記中隆重寫下一筆的，他跟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會面更是一個不落了，為何偏偏漏掉了同葉利欽簽署領土邊界這樣有關民族社稷的大事呢？

流亡在美國的民主運動人士伍凡先生說：「怎麼可以證明這一點呢？我們看，到了中國和俄國簽訂邊界條約的時候，他和俄國總統葉利欽簽訂了條約，把中國北方的領土，大面積的150萬平方公里，拱手出賣給俄國。他是最大的賣國賊，並且這件事情他沒有向全國公佈，也沒有向中共黨內廣為傳達。」

江澤民在傳記中為自己貼金的詞彙裡，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充斥滿書的「愛國」二字了，甚至他上日偽大學的那一段歷史的題目就叫「我是一個愛國者」。一個基本事實是，江的生父是替侵華日軍做事的漢奸。在江澤民參加工作後的一生中，甚至他讓人寫的傳記裡面，都對他的生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寥寥一句「生父於1973年去世」。

前面提到江澤民在13歲時被過繼給了已經死去的共產黨員叔父江上青。江澤民21歲大學畢業，13歲到21歲這「被過繼」的8年間，是誰供養著江澤民呢？按江上青女兒江澤慧對庫恩所說，江澤慧一家是「無盡的貧窮飢餓」，那麼是誰替江澤民交納高昂的學費去讀貴族中學和南京中央大學，是誰讓他在兵荒馬亂物價飛漲的年代能夠去學琴棋書畫，是誰讓他在離開校門不久，就可以在上海灘開著美式吉普車狂兜（庫恩書中所言）？在這二十多年中養育他的，難道不是他的漢奸生父嗎？

《真實的江澤民》第二章 江澤民弄權

在他之後，中共進入了無理念、無底線時代，大大小小以權謀私的官員們迅速集結在他祭起的自私貪婪的惡魔旗下。——題記

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兩次世界大戰的總和。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多與貧困、集權、迫害聯繫在一起。這樣的國家，像中國、北韓、越南、古巴，屈指可數，末日可期。

這一切，似乎一千年前北宋邵雍在梅花詩中早有預言：「豹死猶留皮一襲，最佳秋色在長安」。今天的共產黨，猶如「豹死猶留皮一襲」的「皮囊」，被中共繼承下來，維持著共產黨的統治。世界最後一個共產大國的魁首江澤民，2002年3月對華盛頓郵報記者這樣宣稱：「我年輕的時候曾相信共產主義會很快來臨，但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現在仍然真正信仰共產主義者在中國已經寥寥無幾。

儘管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已風雨飄搖，被世人唾棄，以其為權力依托，剛剛過上獨裁癮的江澤民怎肯讓獨裁者之夢輕易的得而復失？

按照馬克斯•韋伯（MaxWeber）的分析，統治的類型有三種：傳統型權威（traditionalauthority），法理型權威（rational-legalauthority），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authority），但江澤民是一個例外。他既不來自皇權天命，又不得自民主選票，更不是出於個人的能力。加上「六四」事件後中共面臨的內外交困，江對權力的不安全感可想而知，既懼怕在中共內部被人取而代之，又害怕中共一朝瓦解失去權力。不過，黑箱操作的中共政治卻恰好給了深諳溜鬚拍馬、見風使舵的江澤民一展身手的機會。他挑撥軍頭楊尚昆和鄧小平的關係，１９９２年把掌握軍權的「楊家將」拉下馬，在軍中安插他的親信，從而控制軍隊。１９９５年利用反腐敗作為工具，把政治對手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送進了監獄，剷除了不買江澤民帳的「北京幫」。１９９７年，鄧小平去世，江澤民終於媳婦熬出了頭。１９９８年，江澤民再一次與中共元老薄一波做交易，以年齡為藉口逼原中共第三號人物、享有廣泛威望的喬石退休。同時，通過放手腐敗把各級官員捆綁江澤民的利益戰車上。於是，江澤民的權力得到不斷鞏固，最終掌握了實權。一個原本被外界認為沒有權力基礎的過渡人物，江澤民在台上一蹲就是１５年。

第一節 江澤民和中共的心結═執政合法性

「六四」事件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共極端自私性與無道德底線的特徵。作為一個分明知道自己對人民犯了罪的政黨，為了維護專制權力中共可以不斷地衝破起碼的道德底線，永遠把中共自身的利益凌駕在人民和國家利益之上，一次次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徹底地破產，自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政治信用喪失殆盡，中共陷於極其嚴重的信任危機。在江澤民的統治下，直到現在為止，中共不但沒有從這個信任危機中解脫出來，反而越陷越深。中共各級幹部對中央的方針路線一點都不相信，上邊騙下邊，下邊騙上邊，中央騙全黨，全黨騙中央，人民不再相信共產黨已經是普遍的事實。

新華社下屬的《國際先驅導報》在《請讓我來相信你》的報導中對這一事實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

「這是一個神奇的國度。我們曾經對一切都充滿信任，對領袖、對革命、對資本主義的必將滅亡和共產主義的光明未來……但我們現在卻似乎甚麼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態，不相信媒體的報導，不相信身邊人——尤其，『政府說甚麼都加以懷疑，這已經成為多數人的習慣』」。

「當懷疑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懷疑和警惕已經成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因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斷發生。住，我們有樓倒倒樓脆脆樓歪歪樓薄薄；吃，我們得小心假煙、假酒、假雞蛋、假牛奶、地溝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藥水泡大的荳芽、避孕藥餵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條；出門，我們要提防推銷的碰瓷的釣魚（執法）的；上醫院，我們擔心假藥、無照行醫、被過度治療（香港《太陽報》近日稱，中國人去年一年輸液104億瓶，相當於人均8瓶）。此外，我們還要面對假票、假證、假中獎、銀行詐騙、假老虎、假新聞等等。面對如此世態炎涼只能茫然自問：我們究竟該相信誰？」

「往往越是被官方或專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網民的質疑。」【1】

1991年8月蘇共垮臺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給中共帶來極大的恐懼和壓力。當時除了蘇聯解體外，柏林牆倒塌、波蘭團結工會獲勝、捷克斯洛伐克發生天鵝絨革命、匈牙利完成了民主轉型、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被推翻和處決、保加利亞完成了第一次全國大選……共產世界土崩瓦解。有個形象的說法，推倒共產黨執政的政權，在波蘭用了10年，匈牙利10個月，民主德國10週，捷克10天，在羅馬尼亞只用了10個小時。共產政權的連鎖崩潰，令江澤民和中共如坐針氈，極度不安。

與此同時，世界上許多國家尤其是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都在迅速改變。貌似強大的蘇聯在幾天之內的垮臺，耗費巨大的冷戰正式結束，使得整個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世界經濟發展水平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

內外交困的形勢使中共統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產已使中共無法再用馬、列、毛的原教旨主義整合其黨徒和欺騙民眾。八十八歲的鄧小平在他著名的1992年初南巡中喊出了「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再次推動經濟改革，想通過經濟發展的方式重新贏得民眾的政治信任，繼續黨的權力。從此，經濟發展成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唯一籌碼。

抱著共產主義的殭屍不放

然而，在意識形態破產後，沒有真正的悔過自新，也沒有道德和理想上的重新起步和新的追求，造孽太深的中共因害怕人民秋後算賬，是不可能有道義上的勇氣來拋棄共產主義的，而只能堅持政治高壓以維持其專制權力，死抱著共產主義的殭屍不放。

馬克思主義是中共的旗子。這是因為中共自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共產主義不是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泊來糟品。但是中共黨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暴力」旗幟下，用武裝搶奪方式公然的篡取政權，得到不少好處，所以中共一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執政合法性的依據。「以革命的名義」，中共持續暴力統治中國人民，一黨專制。「以革命的名義」，中國共產黨人還時不時的窺視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位置。

馬克思主義畢竟還在（《共產黨宣言》中給人民畫了一個遙遠的大餅，「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中共當時給中國人民開過無數空頭支票，例如「耕者有其田」，「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物質極大豐富」，「按勞分配」過渡到「按需分配」，「人人平等」，「人間天堂」。現在的中國人民連這個大餅的影兒也沒摸著，且不說工人階級當不了家也做不了主，普通人能和官員、高幹子弟平等嗎？總不能把社會完全顛倒成了「耕者奪其田」，「按撈分配」和「按權分配」，沒有天堂也就算了，總不能讓全中國人民都生活在「人間地獄」中吧。中國人從來講個「名正言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當然遭到有史以來空前嚴重的質疑。

倒旗還是不倒？真的倒樁了，還不得不說中共有種，搞暴政不用說是提倡民主，至少裡子面子是一致的。不，中共那就不是中共了。中共的特點和多年執政經驗中最寶貴的一條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無所不用其騙。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還得扛著。連人都懶得騙了，中共也該垮臺了。那要騙人就騙到底，就連自己也一塊兒給騙了得了。

有了這桿旗，中共才能繪聲繪色地繼續宣稱自己的合法性。

江澤民比誰都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招牌

江澤民不是毛澤東，鄧小平式的共產黨「偉人」，從戰爭年代的槍林彈雨中為共產黨建政「出生入死」，贏得黨內的聲望和支持以及服從。身世不明的江澤民在民憤極大的鎮壓中莫名其妙的「鼠竄」上台是他最大的軟肋，黨內和民間都大不以為然。儘管他到處表演「揚州戲子」的吹，拉，彈，唱，仍然得到的是中國人的公開奚落和嘲笑。

能發展點馬克思列寧主義歷來被中國共產黨人視作自己的殊榮，這樣的殊榮往往是特殊授予黨魁的，用於表彰並命名他的時代。有了這個規矩，江澤民以他僅有的「科長」級別的能力，「創造」出了點甚麼沒有？

江澤民在掃除權利高層障礙連勝數算後，仍然感覺到黨心和民心的背離，這對他的巨大權利慾望是個不可忍受的蔑視。在打響他的個人戰爭，以鎮壓法輪功凝聚黨內集權時，他知道必須儘快的在黨內確立自己的合法性。因為如果不把自己緊緊綁牢在中共的利益支柱上，他可能被當時仍然希望通過改革維持執政合法性的其他黨人拋棄出中共歷史的軌道。

中共是以黨的利益，黨的原則高於一切的。黨內歷次鬥爭，誰不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旗幟掛在門臉上，誰注定會被同志們淘汰出局，這是共產黨的黨性運行原則。江澤民的貪婪使他不僅把自己的合法性和黨拴在一起，還必須讓中共黨把他的淺薄記入黨的綱領，作為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貢獻，寫入中共黨的黨章，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江澤民說：「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一點，要堅定不移，不能含糊。」【2】「要使黨和國家的事業不停頓，首先理論上不能停頓。否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丟掉老祖宗，是錯誤的、有害的。」【3】在中共建黨80年時，江澤民自己出來把他甚麼也不是的「三個代表」定位為「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與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是一致的」【4】江澤民連個合格的共產黨人都算不上，卻巧妙的廁身於共產主義偉人的行列，藉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國的殘餘因素，確立自己在中共黨內至高的地位。

經不起放棄共產主義的任何風浪

就像中共已經再也經不起哪怕是一點點真相的披露，由此可能造成整個中共體制的全線坍塌一樣，中共經不起任何放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風險，因為人民會質問，放棄意味著否定，那麼此前所有的歷史錯誤由誰負責？都是誰的手上沾滿數千萬中國人民鮮血？黨對歷史的錯誤無法交代，緊緊抓住馬克思主義的稻草，是中共沒有糾錯機制，也沒有真正的糾錯動機，因而一錯再錯，為了掩蓋過去錯誤而繼續現在和今後的錯誤，並把錯誤包裝打扮的比勝利還要偉大光榮正確，錯得永遠光冕堂皇，永遠有理的一種反映。

1991年蘇共垮臺造成了江澤民和中共心驚肉跳的無數日日夜夜，可是他們總結經驗和教訓，得出的結論是甚麼？

「1991年8月24日，蘇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佈了兩項震驚世界的消息：一是『蘇共中央不得不採取自行解散這個艱難但又是唯一合理的決定』；二是『我不認為我本人今後還能夠完成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責，我將辭去自己的所有職權』。12月25日，克里姆林宮總統府圓屋頂上蘇聯國旗悄然落下，蘇聯自此成為『過去式』」。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領導集團打著改革的招牌，本質上改旗易幟，全面背叛馬克思主義，實質上走上了資本主義的不歸路，最終葬送了社會主義。」「蘇共最終垮臺的根本原因，在於蘇共自赫魯曉夫領導集團始逐漸脫離、背離，特別是戈爾巴喬夫等人最終背叛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把最高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誠於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政黨、國家和民族的人手裡。」【5】

為了避免血債被清算，被送上斷頭台。江澤民想到這些時是發抖的。所以江澤民和中共煞有介事的繼續高扛馬克思主義的大旗。

歷史給過中共機會

歷史並不是沒有閃爍過一線的陽光，照亮中共這個陰暗的幽靈。

星島環球網報導，台灣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魏萼回憶，主導這波歷史改革潮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在1988年9月向他坦白，「中共的『四個堅持』應適時從《憲法》中撤走，保留在黨章；鄧小平當時已決定將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畫像從天安門廣場撤走。當年中央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與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在會晤他時，魏萼拋出『四個堅持』（即堅持馬列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共產黨領導）是不是要考慮放棄的問題。鄧小平聞言，嚴肅地說『我們不放棄四個堅持，』；『四個堅持可以適時的從憲法中撤走，僅保留在黨章裡頭。我也決定先將馬、恩、列、斯等四個畫像從天安門廣場撤走，只懸掛孫中山和毛澤東的畫像。』事隔整整二十年，『四個堅持』並沒有如鄧小平所願地從《憲法》中撤走，但馬、恩、列、斯的畫像，確是從1989年4月26日即被撤離廣場。」

為甚麼「四個堅持」並沒有如鄧小平所願，如全中國人民所願，從《憲法》中撤走？是因為黨的權力移交到江澤民手中。江澤民為甚麼要祭起共產主義？世界上有那麼多的模式和主義，任選一種不比共產主義更能讓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接受嗎？江澤民為甚麼要為中國定下社會主義，既共產主義初級階段，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國家路線？為甚麼不願放下這個背在中國人民身上無比沉重的歷史和現實包袱？

這是江澤民的個人特點和中共的政黨特點決定的。因為只有這樣的主義才能讓他盡情的用國家資源弄權，極盡國家甚至世界慾望之肆掠。這也就是中共強調的，在其經濟足夠強大時，將用以重新劃分世界意識形態的中共核心價值體系。中共把自己作為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繼承者，捍衛者，發展者，甚至領導者，儘管世界拋棄了共產主義，江澤民和中共還是要玩弄共產主義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眼中，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絕對不能倒，這關係執政黨的生死存亡，關係中共權力的最高擁有和其合法性。江澤民當然不會冒黨之天下大不韙易幟改轍，他正志得意滿的乘坐在中共桅桿之巔，後來的事實證明，當上天再次給予中國機會，再次給予中共機會，法輪大法在中國洪傳，江澤民不惜用最殘酷的暴力，滿足他豁口大開的貪慾，顯示他的統治者地位，即使是面臨行將自毀中共的萬丈深淵，他的個人品質不會讓他懸崖勒馬，他死守住這條逆歷史的荒唐主線絲毫不鬆手。

就這樣，在這個素以謊言治國而著稱的專制國度裡，產生了一個眾所周知的謊言：

「中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馬克思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解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在當前社會主義在國際範圍遭受嚴重挫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和理想普遍遭到懷疑的情況下，強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或科學共產主義的性質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

第二節 清洗左右

1992年清洗楊家將

江沒有打過仗，軍隊高級將領根本不拿江澤民當回事，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鄧小平給江澤民安排的「顧命大臣」楊尚昆取笑江一摸槍就哆嗦，不知射擊是甚麼滋味。

1992年8月，鄧小平中風病危住進醫院，當時，中共十四大人事權位安排正在緊張的進行當中，江因拖延支持鄧的南巡講話極度被動。中共軍隊中有幾個派系，和當年野戰軍出身有關。二野出身的鄧小平當軍委主席時，其它派系的人馬如原來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滿，當時掌管軍權的楊氏兄弟都是鄧小平的人。楊氏兄弟在軍中權力大，軍隊內其它派系的不滿自然就轉嫁和集中到楊氏兄弟身上。這股力量被江利用來作為「倒楊」力量之一。

8月下旬楊白冰召聚了高級將領四十六人，在北京召開「碰頭會」，商討軍隊人事安排，重點是江澤民能不能勝任軍委主席一職。楊白冰提到中共黨內外反對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鄧百年之後軍隊如何保駕護航，貫徹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問題，請與會者談談各種設想和應變之道。這些人毫不留情的數落江澤民反對改革而又平庸無能，對軍事一竅不通，沒有魄力，無法勝任軍委主席的職務。

江澤民當然未獲邀請，得知這一消息後，驚恐失措，對楊白冰更加咬牙切齒，此後一直想置楊氏兄弟於死地。此時江從上海帶進北京的軍師曾慶紅，給江出了個借鄧刀殺楊氏兄弟的計策。這樣，江澤民一邊向外面散佈謠言，一邊向病中的鄧小平多次告「御狀」，說楊氏兄弟已經有跡象奪鄧的權，他心中非常憂慮。幾次吹風之後，鄧小平開始懷疑，再讓人去打聽，果然外面有這種說法，於是楊氏兄弟失去了鄧的信任。

與此同時，江澤民和曾慶紅為了離間鄧小平和楊尚昆之間的關係，採取多方位進攻的方式。鄧小平晚年深居簡出，深受其子女的影響。身為太子黨一員的曾慶紅瞭解這一點，於是策劃利用鄧的子女來離間鄧楊之間的關係。曾慶紅通過同是太子黨的朋友劉京和俞正聲，讓他們和鄧樸方聯繫。劉京是文革中造反派頭頭，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原作者之一，也是曾慶紅曾在北京工業學院，即後來的北京理工大學的校友，當時任昆明市市長；俞正聲當時任青島市市長。俞正聲和劉京曾先後擔任過鄧小平長子鄧樸方的中國殘疾人理事會副理事長。在曾慶紅的授意下，俞正聲和劉京同鄧樸方見面時，故意聳人聽聞，大談「楊家將」的危險，要提防他們。

隨後，曾慶紅親自和鄧樸方會面，強調江澤民忠於鄧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楊氏兄弟架空，無法施展。曾慶紅對鄧樸方說，楊尚昆、楊白冰的勢力過大，要在軍隊內徹底替換「老爺子」鄧小平的人馬，這非常危險。曾慶紅分析，楊尚昆在「六四」問題上內心矛盾，有較明顯的平反意圖，一旦楊尚昆與趙紫陽聯合，整個形勢就翻過去了。曾慶紅摸著鄧小平的政治心病，「對症下藥」，在「六四」問題上大做文章，離間鄧楊關係。曾慶紅進一步恐嚇鄧樸方說，那樣的話，政局就要失控，「老爺子」就會被秋後算賬。曾慶紅和鄧樸方見面之後不久，江澤民帶著總政治部副主任於永波一起親自拜見了鄧小平，當面向鄧小平指控楊氏兄弟有野心，要奪取軍權，當時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也在場。

9月7日至10日，中央軍委召開會議，討論軍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軍隊人事組織大權的楊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級將領的名單，交給劉華清和楊尚昆批准之後，交給江澤民審核批准。江澤民和曾慶紅對名單進行一番分析之後，覺得這是離間鄧楊的大好機會，於是扣而不批楊白冰列出的名單。楊尚昆見江澤民扣住「100人名單」，問江澤民為甚麼不批，江澤民回答說要請示鄧小平。

江澤民、曾慶紅更加緊蒐集打擊楊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發在暗中鼓動擴散楊白冰所提「100人名單」事件，另一方面繼續在私下叫人散佈謠言。一時間北京針對楊尚昆、楊白冰兄弟謠言四起，說「楊家將不可一世」，「楊尚昆想取代鄧小平」、「楊尚昆、楊白冰試圖搞一場不流血的政變」、「鄧小平將不久於人世」、「楊尚昆想當軍委主席」等等。

中共軍隊中本來山頭林立，矛盾錯綜複雜，一些人對楊尚昆、楊白冰兄弟不滿。於是江澤民、曾慶紅找來張愛萍、汪道涵等人，讓他們聯絡軍中反對楊氏兄弟的勢力，向鄧小平打小報告，說楊氏軍中勢力太大，有篡權的野心，建議改組中央軍委，解除「楊家將」的軍權。

江澤民、曾慶紅通過多方渠道把楊氏兄弟要「奪軍權」和「平反六四」的消息從四面八方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裡。鄧小平覺得問題嚴重，尤其是經過了這一場病，意識到要對後事進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確保改革開放的路線，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在江澤民一連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鄧小平完全中了江澤民和曾慶紅的陰謀毒計。加上陳雲和薄一波的反對，事到如此，鄧小平也只好放棄撤換江澤民之意，並且廢除了楊氏兄弟的軍權，舉薦劉華清、張震等老軍頭輔佐江澤民執掌軍權。但鄧小平內心深感江澤民靠不住，只能作為過渡人物，要從長遠打算，挑選年輕的「跨世紀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鄧出人意外地給江澤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歲的胡錦濤。給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據劉華清回憶，在十四大召開前夕，已經退休的鄧小平於1992年10月6日給中央政治局寫過一封信，談到了對中央軍委人事安排的意見：「今後主要由劉華清、張震兩位同志在江澤民同志領導下主管軍委的日常工作。將來挑選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軍隊的人來承擔責任。」鄧小平在信中對新一屆軍委領導班子有個具體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舉行，楊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剝奪了軍權。楊白冰明升暗降，成為有名無實的政治局委員。

鄧小平雖然老謀深算，久歷沙場，但是這次卻栽在鼠輩小子江澤民和曾慶紅的身上。從此，親密無間的鄧、楊兩家斷絕了來往，鄧小平和楊尚昆之間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殘酷內鬥中付之東流。事實上，鄧小平砍掉胡耀邦、趙紫陽、楊氏兄弟後，等於是自毀長城，在黨內和軍隊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劉華清雖然忠於鄧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鬥爭中不是江澤民和曾慶紅的對手，幾年後也遭到江、曾的整肅。

1995年陳希同入獄

中共十四大上鄧小平讓多年的鐵桿支持者楊家將兄弟退出軍隊核心，隨著鄧的健康每況愈下，一批元老們也風燭殘年，而江澤民在軍隊中也逐步提拔了親信。此時，江澤民開始盤算著把矛頭指向北京市這個重要的政治灘頭陣地了。

北京市是權力鬥爭的必爭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衛戍區、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衛團的權力牢牢抓在手裡，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就毫無安全感可言。但在幹部如何選拔上，江澤民只有一個原則，就是對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

陳希同在北京當市長和市委書記期間，北京成功舉辦了亞運會，打通了二環路和三環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觀很多。而且，陳希同在六四鎮壓時態度強硬，因此認為自己維護中共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員的位置上應該再上層樓。誰料想卻被江澤民撿了個現成便宜，竄上高位，心裡自然十分不平衡。

此外陳希同與鄧小平的關係非常好，在1992年鄧視察首鋼的時候公開宣稱陳是改革派。陳在當時北京電視台的節目間隙不斷打出深化改革的標語口號，利用各種場合發表改革言論。陳要求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儘快對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精神作出反應」，在陳的授意下，《北京日報》全文轉載了深圳報紙上關於鄧小平南方講話的內容，比中宣部按江「統一報導口徑」報導的《人民日報》還早了一天，令江澤民十分被動。這些都給了陳看不起江澤民的本錢，因此，江澤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決的最大問題就是陳希同。

1995年，首鋼前董事長周冠五因經濟問題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獄。北京市秘書集團受賄案被曝光，副市長王寶森在同年4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懷柔縣一個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徑是王吞槍自殺，而實際上從現場的腳印、創口、火藥、彈殼等線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殺而非自殺。一個明顯的證據是，現場只找到了子彈頭，而子彈殼是幹警們用探雷器找到的，該子彈殼已經被踩入土裡。王死的地方人跡罕至，事發後又保護了現場，彈殼被「踩入土裡」說明王死的時候身邊有人。

王寶森的死使陳希同慌了手腳。按照中共官場的規矩，甚麼能夠報導甚麼不能報導，完全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喜好。既然王寶森的死通過中央電視台大播特播，這預示著權力鬥爭的風暴拉開了序幕，鄧已無心保陳，陳終於知道自己是在劫難逃了。

江澤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搞出的證據也不過是陳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物22件（其中金銀製品8件，貴重手錶6只，名貴水筆4支，照相機3架，攝像機1台），共計價值人民幣55．5萬餘元」。這對於政治局委員這個級別的領導人來說，實在算不了甚麼，甚至可以說相當「清廉」了。陳希同為此鋃鐺入獄，因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職守罪被判4年，兩罪並罰共計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陳希同因為患膀胱癌保外就醫。出獄後，陳寫了五萬字的申訴書，指控江澤民對他的政治迫害，稱自己是權力鬥爭的犧牲品，並舉報江澤民父子的經濟犯罪問題。中共的腐敗，早已滲入整個系統從上到下的每一細胞。江澤民「反腐敗」是為了權力鬥爭，在中國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情。

1997年逼喬石退休

喬石是江澤民的老上級，是江澤民深為嫉恨的人，也是江澤民的剋星。1997年，中共召開十五大，為了讓自己在中共政治局裡為所欲為，江澤民非常想把喬石搞掉。江澤民、曾慶紅知道喬石深孚眾望，威望、資歷、能力、民心都遠在江之上，沒有正常辦法可以逼喬石離開政壇，只好在喬石比江澤民年紀大二歲這一點上做文章。江澤民、曾慶紅與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密謀，針對喬石，提出了「政治局常委70歲退休」的政策。他們知道喬石為人正派，一定會服從組織。果然喬石光明磊落，答應退休，讓「70歲」退休成為政治局常委的年紀紅線，要求江澤民再任一屆就把權力移交給胡錦濤。事實上，江澤民當時也已經71歲了，也該退休，但是曾慶紅以江澤民是總書記，可以特殊為由賴在台上不下來。

政治局常委喬石、李瑞環和元老萬里等人，在不同場合不約而同地公開了當年鄧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確立胡錦濤為第四代領導核心，政治局是有通過的，是合法的消息。顯然，他們爆出這一內幕的目的，就是向黨內昭示這一合法性，並說明任何企圖推翻這個決議的做法，都是非法的。喬石在退休之前的一系列動作，使得江澤民只能在鄧小平所建立的遊戲規則下運轉。

江澤民當時還有一塊心病就是自己沒摸過槍，軍隊裡沒有人脈，薄一波出主意說：黨指揮槍，那政治局常委會裡有軍人就不合適了。老規矩該改的還是要改。從十五大開始，軍人被擋在政治局常委會之外，這又為江澤民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根據大量群眾來信反映公安部門非法對待法輪功煉功群眾的問題，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但心胸狹窄的江澤民對喬石等人公開他的繼任者的作法異常嫉恨，所以是凡喬石推崇的，他就要打擊，這是由極強的妒嫉心理決定的。

說起江的妒嫉心，有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1992年9月，當時江澤民去浙江余姚市的「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參觀，這個博物館很有名，堪稱7000年前的古動物王國。1982年，河姆渡遺址經國務院公佈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招牌題詞是由喬石寫的，原因有二，一個是因為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喬石於1949年至1954年曾經在浙江工作過；另一個原因是喬石夫人是余姚人。但江還是要重新題字，博物館雖然很為難，還是於1993年5月，藉口博物館整理後重新對外開放，把喬石的題詞拿下來，掛上了江澤民的題字。

不要忽視人的這顆妒嫉心，它能小到製造事端，大到改變歷史。江澤民在權力穩固後，就是因為，妒火中燒，不惜拿整個國家和全中國人的未來作賭注，幹出了一件驚世駭俗，人神共憤的大惡事，此乃後話，先按下不表。

2002年「七上八下」誘李瑞環下台

由於70歲而退的規矩，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江澤民也必須退下，但江想幕後繼續掌權，政治局常委裡的李瑞環是個障礙。李瑞環資歷與江澤民一樣，1989年之前威望還比江高，李的能力比江強、民望民心遠勝江澤民。

江澤民在1987年能得到政治局委員身份是沾了李瑞環的光。李瑞環是木匠出身，1987年前後在政壇上就斐聲中外，1987年中共13大要進政治局，但是中共大老們覺得他最年輕，只是天津的市委書記，如果他單獨進入政治局，會顯得太突出，所以就讓北京的書記李錫銘、上海的書記江澤民和最大省份四川的書記楊汝岱都跟隨李瑞環一起進入政治局。

如果中共十六大李瑞環還留在政治局常委裡，那江澤民就不可能當慈禧太后，江的軍師曾慶紅也就無法操縱書記處和政治局常委會，因此又操縱年紀問題誘李瑞環下台。2002年時李瑞環68歲，不到江澤民、曾慶紅在1997年搞出的「70歲」的大限，所以江、曾只好新搞個「七上八下」，67歲還可以新任一屆政治局常委、68歲就必須退休。這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由來。

「七上八下」本來只是江澤民、曾慶紅用來搞李瑞環的工具，最終卻也成為了一個黨內的政治規則。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曾慶紅也是68歲，驀然發現自己搬起的「七上八下」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自己必須在十七大退休。

1997年上海幫現象

「上海幫」是江澤民1989年上台後為維護個人統治拼湊起來的，以上海和江蘇省幹部為基礎的地域性派別。這一派別具有明顯的上海江浙人的特點，精明，講實利。江澤民執政十三年，」上海幫」幹部遍佈中央地方各級黨政機關，形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政治勢力。

中共建政後，上海由於它作為中國工業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的地位，重新在中共的權力運作和人事構成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委書記常常在中共政治局中佔有一席之地。

文革時期，曾經在中共黨內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四人幫」又被人稱為「上海幫」，因為其中三人──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都在上海長期工作過，而毛澤東的妻子江青三十年代曾經在混跡於上海演藝圈，也算是與上海有點兒關係。

第二次就是江澤民時代，像曾慶紅、吳邦國、黃菊、陳良宇、陳至立等等，有人認為，江氏「上海幫」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中共高層中來自上海的幹部並不一定就是同舟共濟的”幫友”，比如上海出來的朱鎔基就與江不是一路人，有的也並不一定都是緣於江澤民的直接提攜。但是，凡上海幫成員都有各自與江的利益脈絡有關，陳良宇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出生於1946年10月的陳良宇，在1984年3月任上海電器工業公司黨委書記時，得知時任電子工業部部長江的夫人王冶坪是他公司屬下一個電器研究所的總務室副主任，陳覺得這正是巴結討好江的絕好機會，頓時喜出望外，於是，便經常以「調查研究」為名到電器研究所，想法設法的和王套近乎，拉關係，在王的面前畢恭畢敬，一口一個「王阿姨」，並下令把王提升為總務室主任。這以後，他經常親自到王家送這送那，跑裡跑外，慇勤備至，關照不已。在得知王有病時，更是常去問候，並介紹當時最好的醫生醫治，親自下廚房為王煎藥。當知道江的小兒子在上海一家工廠當工人時，便立即下令將他調到其母的電器研究所工作，隨後又要所裡出資讓其到上海工人業餘大學讀書深造。這使王非常感激，為了報答陳的照顧，王在江回上海時，和江一起看望時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時特意提起陳良宇，汪道涵隨後向上海市組織部打招呼，並於1985年1月將陳任命為上海市老幹部局副局長，後又提升為上海市黃浦區區長。江任上海市委書記後，迅速將陳提拔為上海市副市長。江因六四被提最高領導後，更是將陳提為上海市長、上海市委書記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使得陳如火箭般快速上升而官運亨通，成為江最信任的幹將和守護上海大本營的大管家。在中共十六大後，江已有意將陳作為江自己隔代接班人培養，以接替胡錦濤。但在2006年7月陳以腐敗案件而落馬，成為上海幫的重大折損。

多年的江胡鬥

江一直對胡錦濤不放心，其中原因之一是後上來的胡不願意替江背鎮壓法輪功的黑鍋，這讓江一直在尋找可以接替胡的心腹人選。同時，因狂熱執行江的鎮壓路線而養壯起來的中共政法委及610體系，幾乎成為了第二個權力中央，不僅消耗大量的資源，而且任意行事，架空了胡錦濤、溫家寶的新政，江、胡鬥也就成為中共近年年來的路線鬥爭的主線。

陳良宇被拿下，江不得不另選人選，太子黨薄熙來因在當地鎮壓法輪功積極被看好，但江最緊急的是在2007年阻止胡看好的李克強上位。由於江系自己手裡沒有人選可以在2007年上位起到阻擊作用，作為緩兵之計，無派系的習近平被江胡雙方接受，立為儲君。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元老，開明，有人性，與前中共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關係親近。胡錦濤、溫家寶是胡耀邦當初提拔的，受惠於胡耀邦，自然對於習仲勳也非常親近、尊重。

江系提出了習近平，由於習近平正是胡錦濤、溫家寶的「師弟」，自然樂於接受和善待習近平。

所以，習近平不屬江、曾的派系，其上台只是江曾的權宜之計。江、曾的算盤是先在2007年阻止胡錦濤的接班人上台，在2007年-2012年期間內，讓江、曾真正的接班人薄熙來鍛練成熟、取得威望和權勢，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至少得到常委和中央政法委書記的位置，這方面江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一直在力挺薄。

江、曾預計在十八大後再經過二年左右的時間，利用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全國通過「唱紅打黑」取得的對全國的挾持和操控，把「重慶模式」推向全國，再利用薄熙來掌控的全國政法委、武警部隊、以及全國眾多被薄熙來掌握的軍隊人緣、江澤民在軍中的力量等，罷免甚至逮捕習近平等人，到時候全國又是江、曾的天下。本來江、曾的計劃得到了順利的貫徹，薄、周已經完成了一半的進程，誰知道2012年2月薄熙來手下副市長王立軍與其反目，出逃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使得整個計劃曝光，江系全盤崩潰。

第三節 放手腐敗和選擇性打擊腐敗

隨著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共產主義已被證明徹底破產。既然這個罪惡的意識形態無法凝聚黨徒的忠心，江澤民於是選擇了用腐敗來收買黨徒對這個制度的維護。在此過程中，江澤民還發現，腐敗還可成為打擊異己的工具。

江澤民之前，中共無論「保皇派」或「造反派「，「保守派」或「改革派」，都有其政治綱領為標準。江澤民之後，中共進入了無理念、無底線時代，而江澤民建立權力基礎的過程，更是在中共樹起了一套新的權力模式，那就是放手腐敗，共謀權、利。

慫恿三峽工程，這只是江澤民放手腐敗政策的第一部。鄧小平1992南巡重啟改革，保守派被擊潰，江澤民既感到繼續投身保守派的危險，也本能的看到了放手腐敗的機會。他一方面投鄧小平之所好，拉起了改革的大旗，另一方面卻偷換改革的內容，將鄧小平所肯定的市場經濟搞成了權力經濟，將中國五千年文明都不曾有過的官府與資本的通姦變成他建立、膨脹權力的訣竅。第一批江家幫的班底，如李長春、賈慶林、陳良宇、曾慶紅，周永康等，幾乎無一不從走私、招商、圈地等賺個滿兜滿襠，大大小小以權謀私的官員們迅速的集結在江澤民的旗下。於黨於軍於國從未有過任何建樹的江澤民，通過此一波放手腐敗，祭起貪婪與自私的惡魔，奇蹟般的在幾年內建立起他的權力基礎，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就此站穩了腳跟，並左右中國政壇達二十年，直到今天。

從江澤民時代開始，腐敗甚至成了官員晉身的投名狀。清廉的官員則成為被清理的對象。

福建省連江縣委書記黃金高，為查自己轄區內的腐敗大案，一方面受到上頭壓力，另一方面受到黑社會威脅，6年帶著防彈衣上班。2004年8月11日，無奈投書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網，題目為《為何防彈衣隨我六年》。結果一年後黃還是被逮捕，並於2005年11月8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2012年1月25日下午8時12分，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在新浪微博上發帖：「我們所有的媒體都充滿謊言！沒有一句真話，到處吹噓歌功頌德，我們的官員96%都貪污包二奶。」可見江澤民以「腐敗治國」造成的腐敗之烈。

「中國第一貪」江綿恆

八十年代江澤民地位不穩，便讓江綿恆去美國留學、拿綠卡，觀望中國形勢。92年江澤民手握黨政軍大權後，讓江綿恆趕快回國「悶聲大發財」。於是江綿恆帶著全家回來了，1993年1月他在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四年後擔任所長。隨著江澤民地位的穩固和權勢的增大，江綿恆投入商海，當官發財兩不誤。

1994年，江綿恆用數百萬人民幣「貸款」買下上海市經委價值上億元的上海聯合投資公司，開始了他的「電信王國」生涯。上聯是由一位姓黃的上海市經委副主任策劃創辦，為此而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成立和運作了三個月之後，黃突然被調回經委，然後「空降」而來誰也不認識的江綿恆，並且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而成「電信大王」。那位黃先生就此消失，連名字都沒有人記得了。「上聯」就這樣被江綿恆搶去。

明面上「上聯」是國企，但實際等於江綿恆私產。江綿恆以上聯為個人事業的旗艦，坐鎮上海。由於他是江澤民的兒子，所以要錢有錢，要權有權，做生意包賺不賠，海外華裔和西方商人包括雅虎掌門人楊致遠等紛紛上門拜訪或投靠，幾年時間江綿恆已建立起他的龐大電信王國，2001年上聯和上聯控股的公司已有十餘家，如上海信息網絡、上海有線網絡、中國網通等。業務相當廣泛，如電纜、電子出版、光碟生產、電子商務的全寬頻網絡等。

上海商界人士稱，江綿恆的董事頭銜多得數不清，上海若干重要經濟領域他都染指。甚至上海過江隧道、上海地鐵的董事會，他也有份。有位商人坐上海航空公司的班機，無意中發現空中雜誌上刊登的上航董事會舉行會議的照片，其中一人即是江綿恆，但上航正式股東名單則從未向社會公佈過。他們說，江綿恆既是中國電信大王，也是上海灘的大哥大。

這還不能使江氏父子滿足，因為在中共的歷史上，富商做的再大，沒有官位做保證也是危機四伏。於是1999年12月2日，國務院宣佈的任免名單中，令人跌破眼鏡的出現了江綿恆的名字，他被江澤民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坐著火箭擠進國家領導人的行列。

2001年5月，在香港舉行的《財富論壇》，江澤民帶了「國家領導人」江綿恆出席，介紹給非富即貴的國際要人認識，特別是跨國公司的富豪們，以擴大江氏王國的實力。果然在中國申奧成功的第二天，江綿恆就開始與這些外國富豪們簽下大筆訂單。此時，江綿恆已經成了中共「官商一體」的最高代表。

在沒有「中國網通」之前，江綿恆是「網通」老闆，他揚言說要吞併「北方電信」，其實「網通」早已經讓江綿恆給折騰空了，他根本沒有能力收購「北方電信」。為了解除江綿恆的危機，江澤民親自下令中國電信必須一分為二，分為「北方電信」和「南方電信」，把「北方電信」十個省固定資產白白送給「網通」。

2004年9月，作為內地四大電信商最後一個沒有上市的公司，「網通」的上市時間表一拖再拖，10月是最後期限。為何中共四大電信商中的三個都有上市實力，而江綿恆卻在得到北方電信十個省固定資產後還是沒有資產？錢哪裏去了？

這段時間，江綿恆把網通三次整合後又統統撤銷，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整合、撤銷把戲中，他把國家電信資產都收集到自己腰包裡。江綿恆親自網羅來的中國網通總裁張春江毫不隱諱的說：這一切就是「為了股票上市」。說白了就是自己把官產掏空了化為己有，讓買「網通」股票的人當冤大頭。2011年7月22日，張春江受賄案一審開庭，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新唐人電視台2012年5月10日報導，江綿恆以對台統戰為名義動用巨額國家資金投資個人事業的黑幕亦被曝光。1994年江綿恆拋下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長的職務，以數百萬元購下價值上億元的上海聯合投資公司。有了上海聯合投資公司，江綿恆在上海有了地盤搞自己的電訊王國。當年最轟動的新聞就是江綿恆與台灣企業鉅子王永慶之子王文洋超級合作組建宏力集團在上海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建晶圓廠一事，一度被稱為兩岸「金權太子黨」的超級合作。

王文洋不過是一介書生，因搞婚外戀不被父親認可被趕出家門，他那超級合作的巨資從何而來？在台灣媒體的連番追問下，王文洋透露他「投資」的十六億美金資本，他自己其實沒出一分錢。幾十億資金都是江綿恆單方面出資，江綿恆才是真正的大老闆。江綿恆多年來一直對外隱瞞這個事實真相。

江綿恆最初購下上海聯合投資公司的資金來源與劉金寶有密切關係。劉金寶也在1994年開始出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97年調任中國銀行港澳辦事處副主任，再一路升到總裁、副董事長，可謂平步青雲。2000年江綿恆又創立宏力微電子公司，投資64億美元，所需資金當然都是從國庫來的民脂民膏。

當年在江宣佈不再當軍委主席之前，黃菊就在上海大興土木，為江建造了兩處行宮。後來，江綿恆決定以上海為基地發展其「電訊王國」。於是從申請審批到銀行貸款，黃菊均一路大開綠燈，為其實際操辦者，正是黃菊的秘書王維工。

號稱上海首富的大地產商周正毅在2003年5月被查扣，他逃稅、操縱股票和不法貸款已經導致中銀香港分行總裁劉金寶被撤職。此案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的金融詐騙疑案」，調查結果直指江綿恆，因為當年宏力微電子公司成立時，劉金寶從中銀上海批出的十幾億貸款都是違規操作。

香港有媒體透露，在調查周正毅官商勾結圈地問題時，甚至已查到江澤民兩個兒子頭上。據說調查人員查到在緊鄰靜安區的普陀區，發現江澤民長子江綿恆和普陀區政府也以周正毅在靜安區的手法圈了一大塊地。江綿恆和江綿康在上海圈的地都是批准使用的，但都是免費圈地，不掏一分錢。江綿恆比周正毅還惡，周還要給上海幫進貢，而惹不起的江大公子只需讓住戶強遷遠郊，絕不按照規定給予任何補償。

香港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發佈消息，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捲入捲入了周正毅行賄案，胡溫當局已經掌握江綿恆和周正毅的一卷談話錄音帶。消息說，2003年5月26日晚，江綿恆與周正毅在一家歌廳會晤，期間江向對方洩露了國家機密，包括前香港中國銀行總裁劉金寶的案情等內幕。由於在江與週會晤前，當局正調查周正毅行賄一案，周的手機其實已被監聽。於是警方順勢在江週會晤的歌廳安裝了監聽器，兩人的談話全被錄下來。當晚江綿恆離開歌廳後，公安部門立即拘捕周正毅，並把錄音帶送交中共高層。

江家親屬賺的缽滿盆滿

江澤民的次子江綿康沒有哥哥那麼火，但也被江澤民委託徐才厚塞進了南京軍區任副政委，軍銜為少將。江綿康本來是搞無線電的，歷來的工作都與軍隊毫無關係。江澤民要退休前，覺得把槍桿子交給誰也沒有交給自己的兒子放心，就想把江綿康調到總參，不料被遲浩田頂了回去。沒辦法，江澤民只好把兒子塞到總政組織部任第二局局長，不久升任組織部副部長，再提升為組織部部長。

江上青共有兩個女兒，江澤慧和江澤玲。江澤民提拔江上青的女兒江澤慧當上部級幹部。江澤慧原不過是安徽農業大學一名普通教師。江澤民陞官後，江澤慧受到火箭式提拔，先升安徽農大林學院院長，隨即再升農大校長，然後又任林科院院長。

江澤民有個在安徽蚌埠當了十八年扳道工人的姨外甥吳志明，是江澤民生母吳月卿一支的親戚。吳志明不學無術，直到江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才在1986年3月入了黨，提了干，最後火箭式竄升成副部級幹部：現在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黨委書記、局長、武警上海市總隊第一政委。

江澤玲的兒子邰展因炒作房地產而虧空1150萬元人民幣，但由於邰展是江澤民的外甥而在審判時受到層層阻力。邰展因炒賣房地產失敗並無力償還，於是偽造了「揚州港展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公章，將某港商的四十五套住房抵押給工商銀行。該案被港商告上廣陵法院而於2000年3月審理。雖然法院認定「房屋產權遷移證」上的公章是偽造的，但受到當時就任揚州市委書記的吳冬華、市政法書記冀仁貴及揚州中院院長帥小芳等人的施壓，被迫於2000年3月30日宣佈中止對該案的調查與審判。最後，邰展未受到任何處罰，港商也未能收回房產。

十幾年來，邰展利用其為江澤民外甥的身份大肆進行買賣房屋、股票及投資娛樂業。他先後任「揚州大廈」總經理、「添展娛樂城」的老闆及多家合資公司董事。邰也曾利用其江澤民外甥的身份向軍方背景的「北方工業集團」借貸1600萬元人民幣買賣股票，此後邰一直活躍在商業火線上。2012年2月6日，發生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叛逃美領館事件，重慶官場地震。邰展出任重慶市政府副秘書長一職，同樣官商通吃，並以此宣示江澤民在政壇的影響力還在。

2003年1月，江澤民把自己的外甥夏德仁調任遼寧省省委常委、大連市市委副書記、大連市市長。從此江澤民到大連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呼風喚雨。

周永康自稱是江澤民夫人的親侄兒，並時常吹噓自己是「是江主席身邊的人」。周品行惡劣。據接近周永康的人士透露，周時常以「忘我工作」為名，住在酒店晚上不回家，實際上暗中召妓嫖宿，並曾多次在實業賓館姦污內部女工作人員。但在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周永康是衝在最前列的幾個人之一，後來被江提拔為公安部部長。在2007年十七大召開時，周因血債纍纍而被江澤民拔擢為政法委書記，躋身政治局常委，並成為胡錦濤和溫家寶的重要政治鉗制勢力。

此外，江澤民還有多少或明或暗的親戚在做官或悶聲大發財，已經難以統計。

保護江系腐敗分子

「遠華案」的主角是廈門遠華集團董事長賴昌星。賴於1994年成立遠華集團，後來從事走私活動。從96年到案發，遠華集團從事走私犯罪活動達五年之久，走私貨物總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額人民幣300億元，合計造成國家損失830億元。

儘管廈門遠華公司走私案在港澳炒翻了天，中國媒體僅僅在1999年11月《北京晚報》的一個角落披露，然後媒體一片沉默。2000年海外媒體如《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等開始大篇幅報導，遠華案受到國際社會關注。

「遠華案」案發的起因是1999年3月，當時的中國總理朱鎔基接到一封匿名信，揭發廈門市的遠華集團公司大規模走私詳情，其中含有相當詳細的人證物證，因此而扯出這起金額達天文數字的走私大案。對這起案件，朱鎔基表示：「不管清查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絕對不講情面」。江澤民也表示：不論是誰，都決不手軟。但不久，專案組就發現案件跟江澤民身邊的人賈廷安、賈慶林有密切關聯，江澤民的立場立即發生改變。

2000年初，香港《經濟日報》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說，中共中央派出的「四二○專案調查組」，必須在3月初兩會召開之前全部結案，以使當局能在兩會期間，將這一案件作為「跨世紀反腐敗大案」的「重大成果」，公諸於眾。這顯示江澤民最真實的算計不過是希望能夠利用這個案件來為自己貼金，同時希望盡早結束調查，免得查到自己的家門口上來。

到了2000年，紀檢、監察、海關、公安、檢察、法院、金融、稅務等部門協同辦案，廈門特大走私案及相關的職務犯罪的案情被基本查清。在這期間，共有600多名涉案人員被審查，其中有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責任。2001年，各級人民法院已對廈門特大走私案涉及的167起案件做出判決，涉及被告人269人。在2001年7月還沒有結案時，就已有幾人被判處死刑，並已執行，其中包括中國工商銀行廈門市分行原行長葉季諶、廈門海關李寶民和李士專等人。

這麼一個世紀大案，在沒有完全查明的情況下就槍斃十幾個從犯，事實上是把證據消滅了，讓「遠華案」成為結不了的懸案。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案件牽扯到了江澤民自己身邊的人，所以江澤民迫不及待地要殺人滅口。而這種陰險的殺人滅口，卻被江澤民拿來當作自己的決心和成績在媒體上大吹特吹。

在遠華案中，江澤民的心腹、江辦主任賈廷安就曾向賴通風報信。賴昌星透露，他和江澤民五個秘書中的三個都很熟，包括大秘書賈廷安。賈廷安是江澤民當總書記時的辦公廳主任。從江澤民在電子工業部時，他就擔任江的秘書。1985年1月，賈廷安跟隨江澤民從北京到上海。1989年6月，又隨江澤民回到北京。賈是江澤民最重要的秘書、幕僚，內部稱其為「大秘書。」

2004年，江澤民把江辦主任賈廷安調升軍委辦主任，還硬以「特殊情況」和「有利於工作」為由，提出將賈廷安從上校直接擢升為中將。軍委委員們說賈的行政級別也就是司局級、軍銜是上校，這樣做底下會造反。江澤民不死心，再次提出，在中央軍委討論時，二度被擱置，可見賈廷安是江的心腹。

賴昌星對《遠華案黑幕》的作者盛雪說，雖然他和江澤民本人沒有直接接觸，但他曾有意給中央軍委捐款。江的秘書便報告給了江澤民。賴昌星披露，江澤民「他本來也知道我是他秘書的好朋友。」

遠華案中牽涉到的另一個主角就是江澤民的親信賈慶林。

廈門遠華案涉案資金確定為700億人民幣左右，牽涉多達250名以上的地方、省甚至是中央級別的官員。他們被指控在1994年到1999年期間，收受數百萬美元的賄賂，使價值數億美元，包括汽車、燃油、原材料、重型機器和奢侈品的貨物通過廈門港口走私到中國。而1994至1996年，賈慶林是福建省委書記和福建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這是江澤民不讓往上查遠華案的原因。

賈慶林生於1940年3月，河北泊頭人，因為與江澤民同具第一機械部工作經歷，幸運地受到「老上級」江澤民的欣賞，因此隨著江澤民後來當上中共總書記，政治前途一路水漲船高。

在江澤民打垮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後，1996年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賈慶林，被江澤民提拔到北京當市長，之後再出任北京市委書記和政治局委員。2003年，中紀委四位副書記向中央委員會提出對賈慶林資格政審進行覆核，各民主黨派和政協人士紛紛提出反對賈慶林任政協主席的同時，國務院審計署又爆出了賈慶林在福建主政期間的特大經濟醜聞。

國務院審計署於2003年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會提交了本屆審計國債專項建設資金報告。該報告披露，1993年由福建省委決定，投資二十億元，建設福州長樂國際機場。至1997年初，已超支十二億元。而1993年至1997年，賈慶林在福建省長、省委書記任期內，挪用和侵吞建造長樂機場建設費用。經查證，其中十二億八千萬元，是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挪用侵吞了，大多消耗在給高幹搞福利或下落無據、不明。福州長樂國際機場建成後，從1998年初運營至2002年，五年間累計虧損達十五億五千萬元。其原因是建設規模過度超前，目前旅客量和貨運量，只達到設計規模的百分之三十，機場建造實際成本是國內同等機場的一點二五倍。該審計報告還披露：在興建過程中，賈慶林、賀國強先後十一次簽發挪用國土專項資金來墊付超支經費達十二億元。

審計署還查證：借建機場挪用、侵吞的資金，部份是興建和購買了五百七十多幢豪華別墅，分佈在福州，廈門，珠海、大連、青島、無錫、杭州、北京等地，被二百三十多名高官匿名侵吞。

2000年12月，國務院審計署在審計國債專項建設資金時，已在審計報告中重點提出：在興建機場、建設高速公路、三峽工程、農業綜合開發這四大建設中，嚴重擠占挪用建設資金、嚴重超支、投資資金下落不明等情況嚴重，並點了「賈賀工程」（「假禍工程」）存在著挪用及資金去向不明等問題。

當時，這一報告送江澤民審閱時，江澤民僅作了簡單的批示：類似長樂機場情況，比較普遍，問題出在管理上。之後便退回給國務院了。

賈慶林當福建省委書記時，他的妻子林幼芳在中國外貿集團福建省總公司任黨委書記。林與遠華撇不清關係，有嚴重貪腐行為。為此，2000年江澤民讓賈慶林與她離婚，用來表明賈跟林幼芳「劃清界線」。不過，林幼芳曾在2000年1月公開否認了有關她的丈夫已經同她離婚的報導。她說：「我結婚四十年，我們的關係很好，有一個幸福的家庭。」當時，她還澄清指出，她「從來沒有聽說過那家在香港註冊的華遠公司」。當然林幼芳是在裝傻，涉及走私的集團是福建廈門的「遠華集團」而非「香港註冊的華遠公司」。福建人都說，林幼芳負責福建的外貿，不認識福建的第一大進出口大富戶，只有傻瓜才相信。她的辯白是越描越黑。

1999年9月18日，江澤民刻意「考察北京城市建設工作」，和當時面臨彈劾聲浪的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同時出席公開活動。外界普遍認為，這是江澤民挺賈的一個政治動作。

臨近十屆人大、政協「兩會」召開，被江澤民內定為十屆政協主席的賈慶林，迫於壓力正式以書面形式，以健康為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請辭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的職務，與妻子返回家鄉「休養」，但被江澤民嚴詞拒絕。江澤民說：你要下台了，我就完了。可見江澤民有不可告人的經濟犯罪沒有披露出來。江利用賈，賈保護江，他們之間的利害關係可見一斑。

儘管江澤民把賈慶林塞進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但遠華案始終是賈永遠揮之不去的陰影。賈和遠華案的關係，也成為中共腐敗政治的最大經典，成了江澤民反腐空話的最大諷刺。

2011年7月23日，賴昌星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中國，正值中共大佬們雲集北戴河召開會議，商討十八大人事權力分配。賴昌星的回國，對賈慶林打擊最大，賈慶林因此放棄了十八大人事安排的發言權。在2012年年初的王立軍、薄熙來事件中，賈慶林的態度一直曖昧，不像周永康那樣與胡、溫死頂，蓋因遠華案軟肋被攻擊之故。

像賈慶林這樣的貪官，還有黃菊和陳良宇等，都一度是江澤民死保的對象。在2006年，江澤民為維持權力和十七大人事發言權而棄陳保黃，造成陳良宇被判18年徒刑。

以反腐打擊政敵

以反腐打擊政敵是江澤民的一大發明。前面提到的陳希同是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在遠華案爆發後，江澤民也根據涉案人員與自己的親疏遠近或打或保。被江澤民重手修理的人中有中共資深外交官姬鵬飛的兒子姬勝德，被判處了死緩。

這次遠華走私案，受牽連最深的黨和國家級前領導人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劉華清的女兒劉超英和一兒媳婦均因涉遠華走私案被捕。

劉華清是「六四」之後鄧小平給沒摸過槍的江澤民安排的軍事「保姆」。鄧小平安排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軍委主席時，擔心江澤民與軍隊毫無淵源，因而特地安排劉華清、張震兩員老將出任軍委副主席，為江澤民保駕，以穩定軍心。

江澤民在翅膀逐漸變硬了之後，開始在軍中培植自己的勢力，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將領。不久，江澤民改變了以往不問軍事的習慣，更多的直接插手軍中的事務。劉華清、張震曾經多次聲稱，要由懂軍事的人領導軍隊，以此來表達對江澤民插手軍隊的不滿。甚至有人說，劉華清在政治局會議上經常指著江澤民的鼻子教訓他，因為他覺得他是鄧小平安排下來的，在沒打過一天仗的江澤民面前擺擺老資格是理所當然的。他哪裏知道江澤民是小人，得罪不起。

1999年，五十年大慶，江澤民傳令不許軍隊退休老軍頭穿軍裝，其實就是為了突出自己。閱兵前，江澤民到天安門城樓上會見黨政軍要員，但見劉華清上將軍裝帽徽威風凜凜，江覺得他簡直是跟自己叫陣，憋著火問道：「不是說不准穿軍裝嗎，你怎麼搞的？」劉華清沒有買帳，衝口而出：「你一天仗沒打過都可以穿軍裝，我怎麼就不能穿！」

江一時被噎得說不出話，氣得臉色煞白，渾身哆嗦，直到閱兵式要開始被請下城樓坐上閱兵車時才緩過勁兒來。閱兵回去以後，江便對由喜貴說，要狠狠整整劉華清。

中共十五大以後，張震宣佈退休，鄧小平也已經去世。同時，經過一段時間的精心佈置，江澤民在軍中的勢力也已經日益強大。這時候，江澤民意識到整劉華清的時機成熟了。劉華清本身沒甚麼把柄，但那時劉的女兒劉超英（總參情報部五局上校副局長）捲入了美國的政治獻金醜聞。劉超英的上司正好是姬勝德，而姬勝德的朋友是賴昌星。這終於給了江一個機會。

出生於台灣的美籍華人鍾育瀚1998年在美國向聯邦調查局承認，他於1996年6月在香港與劉超英首次會面，當時的劉超英不僅是解放軍的上校，同時也是中國航天控股公司負責國際貿易的資深經理。該公司主要從事衛生技術，導彈交易和火箭發射等業務。他承認，九六年七月十一日，他為劉超英申請到美國簽證，並於七月二十一日，和劉超英共同出席白宮一項餐券價格高達二萬五千美金的晚宴。當晚，劉超英不僅見過克林頓，還與克林頓合了影。她拿了一筆數額為十萬美元的金額，給美國華人鍾育瀚，作為克林頓民主黨競選總統的「政治獻金」。

小女兒劉超英和二兒媳鄭莉是劉華清最疼的兩個人。因為她們被捕的事，劉華清寢食難安，斟酌再三，別無他路，只有老著臉皮親自打電話給江澤民講情，但江澤民接電話後沒有說一個字，聽完之後就放下了電話，嘴角浮起一絲得意與輕蔑。曾慶紅曾經對劉華清說：你反對江主席，咱們奈何不了你，但是把你兒媳、老婆、子女抓起來是綽綽有餘。

在處理劉的親屬一案中，全過程由江澤民親自坐陣，直接下令，給辦案人員撐腰。劉華清親屬被抓後，據說江澤民的「近臣」曾向他建議：「要善待恩人的後人」，也就是說劉華清輔佐他有功，但江一聽就火冒三丈，讓他立即閉嘴。

2000年，正在廈門遠華走私案調查緊鑼密鼓地展開的時候，廣西自治區主席成克傑被處死了。

成克傑是少數民族（壯族）出身，早年曾任廣西柳州地區鐵路局技術員、工程師、總工程師、副局長、局長。他從基層做起，逐級而上，1986年出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1990年升任廣西自治區主席，1992年成克傑躋身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員，1998年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出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為副總理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但成克傑在擔任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期間，夥同情婦先後收受賄賂達4109萬多元人民幣。2000年7月31日，成克傑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收受巨額賄賂」罪名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成克傑立即申請上訴，於8月22日被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上報的對成克傑判處死刑的裁決。9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行刑隊對成克傑執行了死刑。

一位副總理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個半月就乾脆利索的給「喀喳」了，成克傑因此成為中共建政以來被處以極刑的職務最高、處死最快的領導幹部。

9月21日官方報紙的一篇社論中說，成克傑被處決，是當局針對高幹不管職位多高都不能逍遙法外的警號。社論還說：「對成克傑的判決，以及政府矢言徹查這起廈門走私案，證明政府在肅貪方面，言出必行。」可是成克傑貪的那點錢還不夠江澤民那「中國第一貪」的兒子江綿恆貪污的零頭多。

據消息人士透露，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被處死的真實原因是得罪了江澤民。原因是成克傑曾表現出對人大代表、歌星宋祖英有點「關心」過度，引起江澤民醋海生波，導致小命不保。可歎的是成克傑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誰，是誰非要他的命不可。

第四節 江澤民的腐敗性制度

共同犯罪–江氏體制的驅動機制

倉促上台又無人的道德的江澤民選擇了共同犯罪的執政方式，通過放手腐敗、給予官員貪腐機會來換取他們的服從和支持。任何對江澤民有異心的官員則得不到專制權力的保護，不但遭到嚴厲打擊，還起到了為江氏體制臉上貼金的作用，用來繼續誤導欺騙民眾。

就這樣，在江澤民的威逼利誘之下，理想缺失的中共統治集團迅速墮落成為一個擁有專制權力的貨真價實的犯罪集團。腐敗已不再僅僅是中共統治機器的潤滑油，而成了中共統治集團的粘合劑，成了共同理想的替代物。共同犯罪成為江氏體制的真正驅動力。

江澤民把共產黨帶入最壞時期，江澤民的腐敗性制度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徹底毀壞中共的官吏制度，摧毀了執政黨應有的所有起碼道德，因此也摧毀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除了黨內的陰謀和損害中國人民的利益，別無其他事可做。官吏集團不僅背叛了五千年傳統中的吏治規矩，而且背叛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也背叛了早期無數共產黨人引為自豪的「拋頭顱，灑熱血」的奮鬥理想和精神。嗚呼哀哉！

真正懂得這一點，就不難讀懂江澤民以來的中共歷史，就不難讀懂江澤民以後，為甚麼個人道德不像江澤民集團分子那麼壞的好人總是無法改變中國的敗壞現狀，甚至反過來，總是處處受制於江澤民的黨的體系，黨的制度，黨的官吏集團。江澤民的行事方式是，有好人是不安全的，你不壞我不放心，我得用權力和誘惑迫使你和我一樣壞才行。這種「共毀」的執政方式，在幾千年曆史中是從來沒有過的現象，也是中共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況。江澤民的道德腐敗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整個黨的肌體，黨的成員身上，以致每一次稱為「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都成為腐敗性體制和官僚階層攫取更大利益，吞噬更多社會公權力的機會。

現時的中國盛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關係。對個人而言，要為私人謀利，入黨、做官是最短的途徑；對中共而言，將更多的人與統治集團捆綁在一起，則必然不斷擴大可供謀利的位置。從九十年代開始，在腐敗規模空前擴大的同時，伴隨著政府規模的不斷擴張，公務員及附屬於官僚集團的人群收入也明顯高於其他工作類別。

下面是互聯網上流傳的因貪污受賄兩千多萬元而被拘捕的原江蘇省建設廳廳長徐其耀寫給他兒子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孩子：

你的來信我已收到，對你在大學裡的表現，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勵。既然你選擇了一定要走仕途這條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勸告銘記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

把探索真理這這類事情讓知識份子去做吧，這是他們的事情。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實在把握不了，可簡化為：上級領導提倡的就是正確的。

2、不但要學會說假話，更要善於說假話。

要把說假話當成一個習慣，不，當成事業，說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職業，只不過做官出賣的是嘴。記住，做官以後你的嘴不僅僅屬於你自己的，說甚麼要根據需要。

3、要有文憑，但不要真有知識，真有知識會害了你。

有了知識你就會獨立思考，而獨立思考是從政的大忌。別看現在的領導都是碩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畢業就去應招公務員走向仕途，那是他從讀書的那天起就沒想研究學問，肯定不學無術。記住，真博士是永遠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甚麼？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種利益。有人現在把這叫腐敗。你不但要明確的把攫取各種利益作為當官的目的，而且要作為唯一的目的。你的領導提拔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的下屬服從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周圍的同僚朋友關照你，是因為你能給他帶來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別人的你必須給。記住，攫取利益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

5、必須把會做人放在首位，然後才是會做事。

這裡的做人做事你可別理解為德才兼備的意思。這裡說的做人，就是處關係。做事是實際工作，這點會不會都無所謂。做人就是把自己作為一個點編織到上下左右的網中，成為這個網的一部份。記住，現在說誰工作能力強，一點都不是說他做事能力強，而是指做人能力強。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過才怪。

6、我們的社會無論外表怎樣變化，其實質都是農民社會。

誰迎合了農民誰就會成功。我們周圍的人無論外表是甚麼，骨子裡都是農民。農民的特點是目光短淺，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須具有農民特點，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遠，你就不屬於這個群體了，後果可想而知。要多學習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個把兄弟甚麼的，這都不過分。

7、要相信拍馬是一種高級藝術。

千萬不要以為拍馬只要豁出臉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賣個好價錢的是極少數，大部份還是做了低層的三陪小姐。這和拍馬是一樣的道理。拍馬就是為了得到上級的賞識。在人治的社會裏，上級的賞識是陞官的唯一途徑，別的都是形式，這一點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須嚴格遵守的。

確切地說，執行起來都是可以變通的。法律法規、政策制度的制訂者從沒想到要用這些來約束自己，而是想約束他人。但你要知道，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違反的。甚麼時候堅決遵守，甚麼時候偷偷違反，讓誰違反，要審勢而定，否則寬嚴皆誤。

以上這些都是做官的原則。現在要仔細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條做到，你就能一帆風順，如果感覺力不從心，就馬上另外選擇職業吧。

現時中共官場流行「50%」的潛規則:只要腐敗的官員們能守著「吐出一半、上送三級」的官場「規矩」，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貪污款項拿出來，逐級往上送，至少送三級，在遇到風波，或者遇到政治運動的時候，就能安然過關，基本上平安無事。倒是那些「小氣鬼」和「清官」，遇到打擊腐敗的風頭來時，反而最危險。「小氣鬼」是因為捨不得花錢買平安，一旦有人舉報時，上面不會有人出力硬保。而「清官」則是自己太乾淨，弄得下面的官不敢放手撈錢，斷了下麵人的「財路」，犯了官場大「忌」，容易遭到他人暗算。蘇州市一個姓華的副市長，本人清廉，當了幾年副市長，母親還是鄉下戶口，沒有公費醫療，因為母親住院花了一萬多元醫療費，這個副市長沒錢付，請一家鄉鎮企業代付，被人逮住報了案，結果丟了官，還判了三年刑。

當年創下單筆受賄金額之最、貪污受賄數額之最的蘇州市原副市長姜人傑受賄過億，因有人舉報其兒子薑荑的公司註冊資金的來源有問題而案發。從他家中抄出的現金來不及點數，用秤來清點，據說有23公斤，幾百萬元，連地板下藏的都是錢。但在姜人傑得知自己可能被判死刑時，即表示要將功贖罪，「判我死刑？那別人搞的錢比我多好幾倍，怎麼判？我要揭發。「果然，姜人傑「憤然」一揭，又有不少貪官落網，曾經擔任蘇州市財政局局長十多年、後升任蘇州市政協副主席的趙文娟就是其中之一。

2011年12月23日，中國社科院發佈的一份正式報告《反腐倡廉藍皮書》中都不得不承認：「出現了腐敗主體從個體向集團化蔓延，腐敗手段從顯性向隱性擴展，金融腐敗、資源腐敗、期約腐敗等現象，腐敗範圍從經濟、政治、司法領域浸染到社會、文化、教育領域，並出現了跨國境『外向型』腐敗。」

互聯網上有這樣的一種評論：「貪官是中國最明白的人。然而，很多人也許忽略了，還有一個群體，雖然也高喊反腐敗，但因為身居官場甚至高層，對腐敗的體制性根源其實比誰都認識得更清楚，也更加認識到這種體制性根源不可能短期內消除，甚至已經不可能從根本上遏制。也正因為最明白、看得最透徹，所以這個群體只是一邊號召反腐敗，一邊大肆腐敗，並極力維護這個腐敗根源的存在。」

現在是任憑反腐風暴橫掃，貪官該怎麼滋生蔓延還怎麼滋生蔓延；以至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也承認，能否遏制腐敗「關係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被江氏腐敗體制綁架了的中共業已到了「反腐亡黨，不反腐亡國」的地步了。

對國家資源的強行瓜分

江氏腐敗性體制形成於私有化、轉型中的中國，原本的經濟改革就自然地變成了放手腐敗的最好的藉口和掩護，最佳承載工具。專制權力不受制約，在私有化進程中，公權私用，使得國家資源以種種形式，如國家壟斷企業、抓大放小、資金重組等等，被私有化到由掌有腐敗權力的官員所形成的利益集團手中。最開始只是作為「機會」、「潛能」，從子女開始；然後集結各種能轉化成物質利益的團體來消化這個「機會」、「潛能」，逐漸形成集團。就這樣，國家資源和已積累的財富經被瓜分並實化到了寡頭們手中。到了這一步，這個國家已經不能再通過簡單的轉型來恢復成為正常的國家，保持國家正常秩序的社會基礎結構被中共的道德完全蛀空了。

這種腐敗性制度由中央起、到部門、到省、市、縣一路下來，瓜分各級所有的公共資源，就形成了幾種獨特的形態：

第一，它將全國從國家一級起瓜分成若干權力範圍所界定的領域，如宣傳（媒體）、石油、通訊等，一個政治局常委有可能管幾個領域。再往下，又由這個領域的官老大在部門、省重複這個過程，給予貪腐的權利，瓜分部門、省的資源，一直到鄉鎮。形象的講，就像若干巨大的老鼠會，從政治局常委往下鋪滿全國，形成一些巨大的官商匪利益網，層層盤踞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上。

第二，大老鼠們雖不在名義上直接擁有國家資源，卻掌握著國家資源的運用與投放，比如說，各大國家壟斷行業，石油、電訊、交通，等等，都在大老鼠的管轄之下。他們的子女、親屬卻可以「擁有」被「界定」過來的「私有」公司，從壟斷部門「接活兒」。如此類推，一直到鄉鎮。

在這樣的腐敗體制中，一個國家的經濟被瓜分，並被以貪腐權力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所控制，離貪腐權力中心越近的，能得到的利益越多，越能空手套白狼。

人們不禁要問，在這樣的腐敗性體制內，財富是怎樣從公共財產變到官僚資本權貴的手上的？前邊談到江澤民兒子江綿恆從公家的公司中白拿白搶，成為暴發戶。自從薄熙來事件曝光以來，更多的江家幫主要成員的案例浮出水面，讓我們看看周永康和曾慶紅家族的部份案例。

周永康1999－2002年任職四川省委書記，2002年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中央綜治委主任任等職，是江澤民垂簾聽政後江家幫的主要前台幹將。

阿波羅新聞網2012年4月8日「驚爆黑幕：周永康兒子一出手一次就白搶近30億」。

周永康的兒子周斌藉助周永康權力，勾結古藺縣縣長申遠康等，夥同早已安排托管郎酒廠的私企老闆汪峻林暗箱操作，假借國企產權改制，採取自賣自買手段，以郎酒廠自有資產作抵押，將擁有固定資產17.28億元（尚不包含無形資產在內，不包括價值十億左右的窖藏酒在內），處於盈利狀態的四川省古藺縣郎酒廠蓄意搞垮。串通建設銀行貸款一億元，又勾結評估公司低價評估，賤賣賤買郎酒廠。然後用郎酒廠的錢，去還了建設銀行的貸款。周永康的兒子等人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一分錢沒掏，變相掠奪了郎酒廠的資產。【10】【11】

曾慶紅曾是江澤民的二號實權人物，也是江澤民除周永康外的另一大心腹。他是中共元老曾山與鄧六金之子，1989年隨江澤民進京，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92年在排除楊家將事件中為江澤民穩定地位起了決定性作用。後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2003年至200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

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的軍內老幹部辛子陵，最近在海外媒體上實名發表文章，公開舉報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重大腐敗行為。

「辛子陵文章介紹：2006年，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從銀行貸款7千萬，在山西太原買了一座煤礦，然後通過一家有關係的評估公司，評估到7.5億人民幣，再由山東最大國有企業魯能集團出資7.5億收構了該煤礦。通過幾次這樣的反覆操作，本來沒有拿出一分錢的曾偉，變魔術一樣，手上有了33億元。然後，他竟然直接以這33億元，買下了賬本淨值738.05億元，實際價值1100億甚至更多（因為此前就已佈局，國家電網的規劃完全是按照魯能的產業分佈來部署的，魯能已被精心打造成一隻可以下金子的母雞）的山東魯能91.6％的股權。」

「澳洲《悉尼先驅晨報》（TheSydneyMorningHerald）2010年披露的曾偉和太太蔣梅，在2008年斥資3240萬澳元（約人民幣2.5億元），在當地購買了一座澳洲有史以來第3昂貴的豪宅，該豪宅位於WolseleyRoad，該馬路聚集了悉尼乃至澳洲最貴的豪宅。」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2007年就撰文《驚天大案，738億國有資產被私吞》。內容詳述山東最大的國有公司——擁有738億資產的魯能集團被幾個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博客阮一峰的網絡日誌評論，如此驚天動地的巨額國有資產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購者是誰？不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魯能集團處級幹部，全國各地屬下幾十個總裁都不知道！銀億股份上海公司營銷總監王士章在微博指出，很久前聽說曾慶紅的兒子要私有化魯能。」

署名陸雲的文章指出，「這次交易意外被國內媒體《財經》詳細披露，在海內外、黨內外激起極大憤慨，交易被迫廢止，曾偉已經吃到嘴裡的肥肉，也不得不吐出來。但是，此案最能體現中國特色的是：雖然案情內幕幾乎已全部被媒體公開，做下如此巨大腐敗惡行的曾偉，不但沒有被追究罪行，國家反而賠償了他個人42億元。有曾慶紅這把大傘在背後罩著，把千多億國資送給曾偉的魯能及山東省的有關官員，同樣安然無恙。」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張千帆在他的文章中說，「當代『中國模式』的奧妙正在於將政治和經濟的邏輯結合一體，通過發明『地方GDP』指標等考核機制並鼓勵和縱容官員尋租，把各級官員一起發動起來搞『改革』、促『發展』，動力十足、慣性巨大、不可遏制，但是代價也極其高昂。甚麼地方都要圈地、搞工程、拉項目，因為這些成了關係官員『烏紗帽』和錢包的產業鏈。如此上馬的工程當然質量低下、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因為它們謀求的就是以最小的投入為自己爭取最大的產出，從而最高效地將公共利益轉換成個人利益，而工程、項目、『發展』正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機會。問題在於，一個『大躍進』和眾多『小躍進』的害處哪個更大？『大躍進』的災難當然是巨大的，但是一個人的破壞能量畢竟是有限的；如今這麼多人打著『改革』、『發展』的旗號一起搞破壞，破壞的潛能幾乎是無止境的。」

江氏腐敗性體質利用公權力強行瓜分國家資源，立下了極壞的道德示範。二十年來，江氏腐敗體制所造成的貪腐亂象並不只限於貪腐權力中心，早已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監守自盜蔚然成風，整個中共體制已經完完全全淪落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了。

例如，湖南省邵陽市檢察院有四名在當地產生很大影響的科、股級幹部特大貪污案：

• 一是市政工程總公司財務科副科長陳代光，利用財務管理上的漏洞，在兩年時間裏，貪污業務單位交來的工程款及上級撥款424萬餘元，用於吃喝玩樂，養情婦，下賭場，結果被執行死刑。
• 二是市勞動局社會勞動保險事業管理處財務科科長張紅，為了幫助丈夫圓百萬富翁的「夢想」，利用社保處存在銀行裡的養老保險金作抵押，先後貸款830多萬元給丈夫用於辦工廠、開酒店等。
• 三是市新華書店計財股長鍾紅梅為能長期包養情夫，4年時間裏採取收入不入賬、虛報支出的手段貪污75萬餘元，以此打造「第二愛情殿堂」。
• 四是市內一家銀行的儲蓄所主任楊坤堅，利用平時準備好的24個存折，在3個小時內分兩次往這些存折上虛存存款598.8萬元，並取出30萬元後潛逃長沙。在長沙的兩天時間裏，他從這些存折上取出127萬多元現金，到四星級酒店瘋狂「瀟灑」，住總統套房，還花62萬元買了一輛富豪轎車，1000多元錢一個的打火機一次就買了6個，真正是花天酒地，要不是兩天後即被抓獲歸案，這近600萬元的國家資金就要被揮霍一空。

在剖析這幾起案例時發現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這些「小人物」之所以鋌而走險，心態上發生問題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比如，陳代光在別人譏笑他「腦子不開竅」、「跟不上時代潮流」之後發覺了自己的「窩囊」；楊坤堅也是耳聞目睹了所謂上流社會的高檔生活方式之後，感到了嚴重的心理不平衡，潛移默化之下就產生了「我為甚麼就不能像他們那樣瀟灑生活」的攀比心理。有了這種畸形慾望，就不可避免地變得瘋狂貪婪。

實質上的現代奴役制度

當國家資源被徹底瓜分後，中國民眾雖然在名義上還是被中共叫做國家的主人，但代表公眾利益的公權力實際上已不再存在，也沒有空間存在。不只是持有不同政見者，任何可能替公眾利益代言的人或群體，必定被權財寡頭們認為挑戰而受到慘烈的迫害。這包括任何雖無政治訴求、但卻能襯托出中共腐敗墮落的民間團體和個人，如法輪功，基督徒，人權律師高智晟，維權律師陳光誠，等等。

為了維護江氏腐敗體制與既得利益，江澤民信誓旦旦地以「將一切政治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替代了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不惜造成政治體制的畸形扭曲，使得法律尊嚴被無情地踐踏，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不斷地擴大，剝奪了民眾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信仰自由，還不必要地消耗了大量的國力。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10年國家財政支出有5517.70億元用於公共安全，超過5333.37億元的國防支出。《金融時報》報導，中國「財政部公佈的2011年預算數據中，公共安全預算開支為6240億人民幣，超過預算為6020億人民幣的國防開支，維穩經費比醫療保健、外交和財務監督三方的預算加在一起的總合還要高。」

隨著公權力的淪喪，理想和自由的缺失，社會公平也離中國民眾越來越遠。中國二十年經濟增長的果實，大量地被江氏腐敗統治集團掠奪。據時代週報報導（2009-06-26）：

2007年5月，波士頓諮詢公司發佈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佔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團與歐洲最大的諮詢公司凱捷諮詢在北京聯合發佈的《2008亞太財富報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萬位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從財富平均擁有量來看，中國百萬富翁人均掌握資產達510萬美元，高於340萬美元的亞太地區平均值。

專家指出，目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財富最為高度集中的國家。中國財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國國內的一份報告，則清晰地表明了社會財富集中在甚麼人手上。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佔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

留美學者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程曉農在他的「重新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結果」一文中提到：「換言之，在西方國家，經濟增長8％意味著經濟高度繁榮；而在中國，8％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只是免於經濟嚴重蕭條的底線。」「顯然，在中國增長的「下限」遠高於美國；換言之，中國經濟增長7％大體上相當於美國經濟增長3％，這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點。」「中國的宏觀經濟均衡狀態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說，能讓大部份企業處於收支平衡點、實際失業率接近自然失業率的經濟增長水平不像正常的市場經濟國家那樣是2－3％的低增長，而是7－8％甚至更高。」

也就是說，中國每年經濟增長額約一半以上，被江氏腐敗統治集團浪費在腐敗和鎮壓民眾上了，這樣，就不難從宏觀上理解中國久治不癒的內需不足的問題。中國私人消費占經濟產出（GDP）連年下滑，現在連35%都不到。中國的貧富分化、官富民窮，正在從動力上瓦解著經濟真正的持續增長。據估計，如果中國沒有江氏腐敗體制，二十年正常的經濟高速增長，民間財富的積累會是巨大的，中國民眾每年的財富增量應該可以比現在增加一倍以上。

揮之不去的信仰危機，江澤民的腐敗體制和極端的維穩，現時的中共己墮落到無以復加，無可救藥的地步，實際上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中共都還要無恥，都還要敗壞。江澤民腐敗體制的無恥就在於其敢於不斷地衝破道德底線，敢於對道德、人心不斷地挑釁摧殘。可是，道德、人心是世上任何一個社會的基石，任何政經體制，都需要一定的道德和人心作為依托，沒有了道德、沒有了人心，誠信這一社會結構的基礎也會蕩然無存。對道德、人心的摧殘，不但毀滅著中國在將來獲得新生的希望，也會最終埋葬中共體制本身。

江澤民腐敗體制的劣根性就在於其沒有人性，從來沒有把公平自由放在眼裡。實際上，無論何種政經體制，公平自由都是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否則一個國家就會倒退到奴隸社會去了。而江澤民的腐敗體制正是這樣的現代奴役制度。奴役制度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統治者的權力不受任何約束：民眾即使有任何程度的公平自由也都只是統治者的賜予而已，統治者卻可以指鹿為馬，無法無天，為所欲為。而這種特權在今天的中國卻一直被美其名曰為＂中國人民的選擇＂和「三個代表」，中國人民就這樣年復一年地已被選擇、被代表了六十多年了，可笑而更可恥的是中共從來不敢搞一次公投讓民眾自由地選擇一下！

《真實的江澤民》第三章 因妒生惡的世紀迫害（上）

對法輪功修煉人的鎮壓，實質上是一場對所有人良知的迫害–題記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大師公開傳出了佛家上乘的性命雙修的法輪大法，以「真善忍」為最高原則。法輪功人傳人、心傳心，剛剛幾年就在中國有了數千萬的修煉者。來自民間的道德覺醒給了這個民族又一次機會。

法輪功學員修身養性，健康身體，提升道德，對於這個社會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更是穩定社會的一股積極力量。誰在受益？誰在當政？不幸的是，當政者卻選擇了站在歷史的錯誤一邊。後來發生的事情應驗了兩句話：「小人得志便猖狂」，「唯怯懦者最殘暴」。

今天人們看到的，是有毒食品的氾濫，是暴力拆遷的殘忍，是小悅悅事件對良心底線的拷問，是孫志剛和躲貓貓式的濫用執法的悲哀，是高智晟、陳光誠等為弱勢群體維權而自身淪為弱勢群體的無奈，是維穩費用持續超過軍費增長的瘋狂，是整體性的道德下滑、誠信危機帶來的社會絕望⋯⋯

是誰在扼殺信仰？是誰在敗壞道德？是誰在把公檢法司宣傳等職能機構變成漠視生命踐踏法律的職業機器？

很難想像，可以編造各種謊言來誹謗攻擊法輪功的《焦點訪談》會對社會其他事情真正秉承一個媒體人的道義良知；很難想像，可以隨便打死打殘法輪功學員的警察，會對其他人能夠心慈手軟；很難想像，可以不讓律師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或者辯護律師也成為被打壓對象的司法系統，會對其他群體提供公正的法律保護；很難想像，把「真善忍」當作網絡屏蔽詞的社會，會讓人看到重建民族道德的希望。

這一切的發生，離不開被嚴密掩蓋的，持續十幾年的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令人髮指的迫害。

第一節 法輪功的傳出

李洪志先生於1992年5月13日開始公開授課，將法輪大法正式傳出。在講課中，李洪志先生開門見山的告訴學員，法輪大法是佛家修煉大法。這是中共建政後第一次有人公開倡導修煉，並為中國人接續上了被中共中斷了的修煉文化。

修煉是人類文明中一個淵源久遠、奧妙無窮的領域，通常包括心法（也稱原則）和功法兩部份，其內涵遠遠超出了哲學與健身的範疇。功法一般指用於修身的部份，而心法則是教人修心、使人境界提升的關鍵所在。雖然修煉的精髓自古以來從不在社會上公開進行深入探討與普及，但因為其能揭示人類、物質存在的各個空間、生命及宇宙奧秘的能力，使其仍然在中國文化和西方文明中都留下了種種痕跡，神跡。中國古代的太極、河圖、洛書、八卦，印度的古瑜伽，西方的一些靜修方法，都隱含著修煉的奧秘，但隨著歷史的推移及其心法的失傳，現代人已經很難觸及那些修煉方法原本的深意了。

法輪大法也稱法輪功，法輪功是以「真善忍」為指導的性命雙修的功法，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煉。「修煉」二字，同時包括兩方面內容：修——修心，煉——煉功。修心，就要有相應的法理作為指導。法輪大法最主要的著作《轉法輪》裡，包含了從修煉入門到修煉圓滿所需的一切法理。作為性命雙修的功法，當然也需要煉功。法輪大法有五套功法，四套動功和一套打坐的靜功。

在眾多的健身功法中，法輪功的發展最快，在群眾中影響最大，引起了醫學界的興趣和政府的關注。1998年，為配合國家體委對各氣功功派的調查和申報工作，在北京市，武漢市，大連地區，廣東省及其它地區（如南昌、廣西、安徽等地）分別由當地醫學界組織，對當地煉功點上的法輪功學員進行了初步的醫學調查。根據現有的北京市（兩次），武漢市，大連地區及廣東省調查報告，上述五次調查收回調查表格近三萬五千份。儘管是初步的，但已是迄今為止最為系統全面的對於法輪功祛病健身效果的「基礎醫學方面的宏觀性調查」。被調查的法輪功修煉人群來自社會各階層，具有不同的教育程度，其中女性占72.9%，50歲以上佔62.1%，修煉前患有一種以上疾病的占90%以上，可以說大多數學員是希望通過煉功達到祛病健身才開始修煉法輪功的。調查結果顯示祛病健身總有效率為98%以上。人們感激法輪功給了他們第二次生命或是拯救了他們的家人。

除了祛病健身效果顯著，法輪功令人耳目一新的關於道德的教導更是將許多人從墮落中喚醒。「人要返本歸真，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李洪志先生的話令人們內心的渴望復甦。他們體驗到通過修煉而被注入全新內涵的生活，他們感受到發自內心的寧靜，他們捨棄積怨而不覺得有所損失，他們放棄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並且不再擔心會吃虧。政府官員抵制腐敗並拒絕賄賂，商人拋棄了欺騙的手法而開始誠實的運作，甚至黑幫成員、癮君子、小偷也洗心革面，開始了新的生活。法輪功學員體現出的高尚道德對社會起到了積極作用，這一點已經被很多人包括不同階層的中共官員所認識。舉個例子，在中國，收糧站的標準程序是用篩子過濾後再稱一遍農民上交的穀物，然而在湖北省監利縣，這道程序對煉法輪功的農民免去。許多公司甚至偏向僱用法輪功學員，因為以「真善忍」為準則的法輪功已經成為誠實可信的代名詞。

李洪志先生所傳的法輪大法（法輪功）按照「真善忍」為修煉標準，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動都是公開的、自願的、免費的，沒有花名冊，來去自由。不分男女老少，從幾歲幼童到九旬老人，修煉者每個人都是社會中的一員。對個人來說，修煉法輪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變得誠實、善良、寬容、和平，而且能開啟智慧，逐漸達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奧秘的自在境界；對社會來說，修煉法輪功能增加社會的穩定、包容與祥和，提高人們的整體精神生活質量。因此僅憑人傳人、心傳心便修者日眾，自1992年傳出到1999年，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就有七千萬到一億學員。如今，法輪功傳遍中國和世界100多個國家及地區，修煉者遍及全球各民族各族裔，受到各國政府、團體的大量項褒獎與支持。

第二節 暗流湧動

儘管法輪功給社會帶來的正面作用有目共睹，然而，中共內部一些奉馬列主義、無神論為圭皋的官員卻對法輪功日益增加的受歡迎程度大感不悅。他們無法接受經過40年馬克思主義的灌輸洗腦後，竟還有那麼多人，包括共產黨員，轉向顯然是有神論的古老修煉中去尋找精神與道德的教導。同時，中共的情治與公安部門的某些官員們正好覺得可以利用監控、打壓法輪功來擴張權力，撈政治資本，這兩部份政治勢力於是同流合污，採取了一系列手段來打壓法輪功。

公安騷擾

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臥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臥底人員也煉起了法輪功。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接著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輪功書籍。之後，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圍對法輪功進行了一場調查，意在羅織罪名取締法輪功。在各地做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後，羅幹於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簡稱政保局）發出公政[1998]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然後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臥底調查」、蒐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但是，一些地方對法輪功學員正常修煉活動的騷擾仍在繼續。1998年，新疆、黑龍江、河北、福建、江蘇、遼寧、山東等地的公安局，已經以「非法集會」的名義強行驅散群眾戶外煉功，查抄法輪功學員的私有財產，拘審、關押、打罵法輪功學員。

這裡要提到的是「政保局」。在中共大搞「政治運動」的時代，作為打擊「階級敵人」的「政保」這種職業是很吃香的。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成為主流，政保的地位就沒有以前那麼橫了。政保的人為了保住和提升地位，想方設法地要在社會上去挖掘出甚麼顛覆政府的非法組織來，搞出一些大案要案，來證明其存在的必要。1999年７月之前，公安部門對法輪功煉功群眾的騷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法輪功學員並沒有被嚇倒，他們從修煉的親身體驗知道這些抹黑的指控純屬子虛烏有，他們都是在做好人，沒有任何可被指責、污蔑之處。同時，面對這些無端的打壓，他們一次次以大善大忍的胸懷默默忍受，給那些打壓者機會瞭解甚麼是修煉，修煉者是怎樣的人。很多學員冒著失去工作甚至坐牢的危險給中央領導寫信，用親身經歷證實法輪功對社會是有益的，對當政者沒有任何威脅。

鑒於中共公安與宣傳部門對法輪功打壓造成社會的波動，國家體育總局曾於1998年派出調研組到長春和哈爾濱對法輪功進行調研，結論是「我們認為法輪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錯，對於社會的穩定，對於精神文明建設，效果是很顯著的，這個要充分肯定的。」。1998年下半年，以喬石為首的部份全國人大離退休老幹部，對法輪功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詳細調查、研究，得出「法輪功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的結論，並於年底向江澤民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調查報告。出於對喬石的嫉恨，江澤民對該報告大為不悅，批示：「寫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並將報告交給一直對法輪功持打壓態度的羅幹去處理。羅幹心領神會，加大打壓法輪功的動作。掌握公安系統的羅幹利用對法輪功懷有敵意的某些科痞開始策劃更大的陰謀。

科痞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就是這樣的一個馬前卒。1951年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時，因為發表了「自然科學是有階級性的」論點，何被中共中央宣傳部看中，分配到了中宣部。何是後來才又搞起理論物理，但重點仍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去研究物理。何祚庥學術上最大的研究成果就是提出了基本粒子的所謂「層子模型」，併發了論文，題為《用毛澤東思想指導基本粒子研究》，認為「層子」也是可分的，可分為「無子」、「毛子」等等更小的粒子。取名「無子」、「毛子」是暗指「無產階級之子」、「毛主席之子」。何祚庥在中科院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頂著科學家的帽子，其實是個緊跟中共形勢的政治人物，有「科痞」之稱。

例如，上個世紀初凱庫勒發現苯的環形結構，之後數十年化學家對此結構一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後來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泡林提出「共振論」概念，合理地解釋了凱庫勒模型，此為量子力學在化學結構學的開始。但是何祚庥等指責已經被證明的凱庫勒模型是「階級調和論在科學界的反映」，中國大批的結構化學專家因此受株連而被檢查「資產階級立場」，導致中國量子力學研究受到嚴重衝擊而長時間中斷。

抱著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不放的何祚庥，對於帶有中國修煉傳統的氣功懷有先天的敵意。何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曾不經意間流露出一句真心話，說他攻擊法輪功的勇氣原來還出於「我的背後有共產黨」。

1998年5月中旬，何祚庥在北京電視台「科技之光」節目中誹謗法輪功。法輪功學員去電視台澄清真相。北京電視台瞭解了情況後，做出了更正。何祚庥在北京沒有了市場之後，就跑到天津。1999年4月11日，他在天津教育學院《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發表文章，繼續用那些謊言來誣陷法輪功。文中，他污蔑法輪功致人得精神病，並暗喻法輪功會像義和團一樣亡國。天津的一些法輪功學員認為有必要向天津有關方面澄清事實真相，並期望通過與雜誌編輯部的交涉來消除該文章的錯誤影響。因此，4月18日至24日，一些學員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實情。開始的時候，編輯部的領導出面接見了法輪功學員，表示願意更正這一不實的文章，但第二天卻突然改口，拒絕更正。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何祚庥這一次並不是單獨行事，而是與升任的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聯手。4月23、24兩日，天津市公安局動用300多名防暴警察毆打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導致學員流血受傷，並抓捕45人。天津市政府的官員還告訴上訪學員，這件事天津管不了，要說明情況就要找上級－－北京的中央政府。當法輪功學員請求放人時，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這個事件，如果沒有北京的授權，被逮捕的法輪功群眾不會得到釋放。天津的公安亦向法輪功學員建議：「你們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決問題。」

「四二五」萬人上訪

1999年4月25日，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位於中南海附近的國家信訪辦集體上訪。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出面接待了法輪功學員，責成信訪局負責人與學員代表座談。在對話中，法輪功學員提出了三點要求：1）釋放兩天前在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2）給法輪功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3）允許法輪功的書籍通過正常渠道公開出版。

整個過程中共的公安部門完全是知情的，而且準備擴大事件製造鎮壓藉口。在４月24日晚，就已經有許多外地法輪功學員乘大客車進京上訪。同時，中共內部知情者已經通知勸說他們修煉法輪功的家人第二天不要去信訪局，因為警察已經佈置好了要抓人。

4月25日清晨，當大批法輪功學員們來的國務院信訪辦公室時，卻有警察出面將法輪功學員領向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辦公地點中南海。法輪功沒有組織，也沒有人指揮，學員都很善良，聽從警察的安排，讓往哪兒走就往哪兒走，讓站在哪兒就站在哪兒。結果被分成兩路，一路從南向北走，一路從北向南走，由警察指揮、安排成了對中南海包圍之勢，陷入了中共的圈套。後來中共鎮壓法輪功時，就將此誣陷為法輪功「圍攻中央政府」。

設下圈套後，警察在早晨８點多鐘開始戒嚴，來了許多警車，密集的一排武警與法輪功學員面對面地對峙站著，扛著攝像機的人在車裡來回攝像，為秋後算帳作準備。路上除了警車就是警察，還有便衣。中南海圍牆內出現了頭戴鋼盔、荷槍實彈的軍隊，氣氛恐怖。

法輪功學員通過修煉而達到的高尚境界在這一天的上訪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當天，屢屢在媒體上污蔑法輪功的何祚庥在便衣的保護下也一直在上訪現場，法輪功學員沒有一個人與之發生衝突。有些假扮法輪功學員的便衣煽動大家喊口號，法輪功學員也沒有理會他們。上萬法輪功學員整體平和而有序，在馬路與人行道之間站成三人厚的一排以避免阻礙交通。他們勸好奇的行人不要圍觀，以免造成堵塞交通。他們撿起汽車和行人丟下的垃圾，撿起警察丟下的煙頭，還把警察吐的痰都擦乾淨了。法輪功學員的祥和很快地消融了武警們緊張的對峙情緒，也於無形中消除了戒嚴。一位女警察感動的說：「看看，甚麼是德？這就是德！」

當天早上，當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看到龐大的上訪人群時，他走出中南海，直接來到法輪功學員中。朱鎔基開場就說：「你們有宗教信仰自由嘛！你們有甚麼問題，你們派代表來，我帶你們進去談」，並隨機點了三位法輪功學員進入中南海與信訪局長會談。在談話中，法輪功學員才知道朱鎔基曾就法輪功修煉的問題有過批示，卻不知被何人扣壓沒有傳達。【3】

在國務院工作人員和法輪功代表會談了一整天，其間，學員們一直在外靜靜等候。到了晚上9點多鐘事情有了初步的結果，天津被捕學員得到釋放，法輪功群眾隨後靜靜的散去，地上連一片碎紙都沒有留下。事件和平落幕，這就是後來所說的「四二五萬人大上訪」。

作為「六四」之後中國最大的一次群眾聚集事件，西方媒體也廣為關注。對於「四二五」上訪的和平解決，國際觀察人士和媒體給予法輪功和朱鎔基以很高評價，將其視為中國政府與民間協商解決社會問題的先例與向文明社會邁進的里程碑。

第三節 妒火中燒

1998年長江發大洪水，政府號召群眾捐助，在電視上顯示捐助者的名字。很多法輪功學員捐錢不署名，只用「法輪功學員」的名號。江澤民身邊的人看見，江澤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法輪功學員」的字樣，臉就陰沉得厲害；後來江澤民到抗洪前線去視察，看到一隊人馬晝夜不停地在搶險，江叫隨行的人去問問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結果一問原來是法輪功學員。江澤民一聽，臉馬上就陰沉了下來，非常不高興，搞得身邊的人面面相覷，茫然不知所措。熟悉江這幅德性的貼身隨從知其老毛病又犯了，示意周圍的人不要吱聲。此時江的心裏正在翻江倒海，大庭廣眾下又不好發作，那種五味雜陳的滋味可不好受呢。

早在1993年，「李大師」的名字就在北京傳開了。江澤民就常常聽別人說起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大名。江聽不得在他面前對別人的讚美之詞，心中已然不悅。後來，江的夫人王冶坪在1994年也跟人學過法輪功，七個政治局常委的家屬都有人學習法輪功。這哪還能忍受得了，於是江命令老婆不許再練。他的說法是：「連我老婆都信李洪志了，誰還來信我這個總書記！」但是由於學法輪功有奇效，學的人越來越多，這讓妒嫉心極強的江澤民越來越搓火。

法輪功學員鍾桂春曾在北京公安系統工作，他講述了他的親眼所見：「事實上江澤民非常瞭解、非常熟悉法輪功，熟悉到甚麼程度呢？熟悉到江澤民甚至自己有些動作，他的講話，他的走路，都是和法輪功的師父李大師學的。1992年他接見北京公安的警察，我們都在大會堂開會。所有的警察都看著他從裡面出來的一個動作，就是走路的姿勢，人家出來都是舉止正常，他不是。鼓掌的時候手五個手指頭是張開的，肚子是挺著的，都是亮白吧，就亮著這樣姿勢出來。當時我們感到很奇怪，他的手都是乍著，身體就是這樣。有些個警察，也甚至有些個老百姓看了電視的就說了，他是蛤蟆。後來我們一聯想確實是那個動作，五個手指頭乍著，人家這個鼓掌的時候五指都是併攏的，這個手乍開。現在他就不是這樣的動作。」

「因為反映到他耳朵裡面，他也覺得自己動作不雅觀、不好看。他就問身邊的工作人員，現在當今全國誰最有名啊？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就告訴是李大師。法輪功的李大師最有名，李大師的動作最優美、最優雅，說人家李大師都是這樣的（比動作），所以從此以後，江澤民就學李大師，那麼現在改成這樣（比劃），這個式的，這都是跟李大師學的。包括他的講話、他的走路都在跟李大師學。這是內部消息。」

「學也學不像，他一邊學李大師，一邊又妒嫉李大師。因為身邊的工作人員告訴他說李大師往那一站，洋洋灑灑講上幾個小時從來不用稿的，出來就可以編出書來了，說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去學照著去做，就是擁護，就是尊敬了。李大師受到上億人的尊重，江聽到這個以後就受不了。有些人不理解說那為甚麼他學李師父？他是在妒忌當中學。」

中共領導人都熱衷於搞一個甚麼理論來為自己樹立威信，比如毛澤東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有「鄧小平理論」，號召全國人民都來學習。江澤民在1995年也搞起了一個所謂的「三講」運動，就是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這就是後來的所謂「三個代表」的前身，搞了兩年也沒弄出甚麼名堂，江澤民受不了這種冷落，於是從1998年11月起，江決定用三年時間在全國縣級以上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中用整風精神開展「三講」教育。大家都知道，中共的這種認認真真走過場的東西，並不能從內心改變一個人，對於改善社會風氣根本不起作用，甚至適得其反。

相比之下，法輪功不追求任何權力，都是學員自願修煉，是明白了人生真諦之後發自內心的願意按「真善忍」去做好人。自從1994年法輪功遇到一些職能部門的騷擾之後，學員們就用親身經歷，向有關部門反映祛病健身和道德回升的情況。這恰恰觸動了江澤民的那個敏感神經——為甚麼人心向善的這種好事不是歸功於那個「三講」而是歸功於法輪大法呢？江澤民對法輪功創始人的妒嫉，可謂愈演愈烈。

法輪功創始人平民出身，講法時各路教授、專家、留學生雲集，許多博士、碩士甚至不遠萬里飛去聽法。江平時總好在人前露兩句外語甚麼的，或不分場合高歌一把，以顯示其能耐了得，可要出口成書，那是哭也沒門的。這令虛榮、妒嫉、心胸狹窄的江澤民無法忍受。

中國人都講究個來歷，前世今生有沒有個出處。最要江澤民命的是，他總想聽到自己的來歷，可是所有其他政治局常委據說都有不錯的身世，而他不就是有個準確的名字，那個「澤民」，水澤裡的生物嗎。他的妒火都燒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1997年鄧小平去世之後，江澤民感到兒皇帝熬到頭了，更是急於樹立自己的個人權威。看到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對法輪功師父的發自內心的尊敬，江澤民真是妒心中燒，再也按捺不住。

「四二五」上訪的當天，到下午3點多時，江澤民坐著深色玻璃的防彈車繞中南海一週，觀察上訪人員的情況。江澤民既沒有下車，更沒有和法輪功學員交談。令他受不了的是，他居然看到了幾十位肩上有軍銜的軍人，這些軍人竟然會追隨法輪功而不去追隨他這個軍委主席。

當晚，江澤民寫了一封信，江澤民在信中說，「此事發生後，西方媒體立即作了報導並加以煽動渲染。（法輪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這是一個新的信號，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敏感期已經來臨，必須儘快採取得力措施，嚴防類似事件的發生。」

江澤民說：「對法輪功這種組織，不能低估其帶有宗教色彩的號召力，有關部門必須加強研究並制定防範措施；由於法輪功總部在國外，這次行動不排除該組織有境外背景的可能。」，「難道我們共產黨人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信奉的唯物論、無神論，還戰勝不了法輪功所宣揚的那一套東西嗎？」

2006年大陸出版了《江澤民文選》，第二卷收錄了江的這封信，名為「一個新的信號」。在收入「文選」時，特意在文後加了一行說明——「這是江澤民同志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及其他有關領導同志的信。」這為江澤民發動鎮壓記下鐵證。

正是在該信中，江澤民第一次提出共產黨要戰勝法輪功。但是，當時中共中央七個常委中，除了江澤民，其他的六個常委都不認同。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１９９９年２月的一篇文章說，法輪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為國家節省了很多醫藥費，當時的總理朱鎔基「對此很高興，認為國家可以用省下來的那些錢幹別的事情」。其實，法輪功是在「六四」之後普及開來的，強身健體，提升道德，有力地穩定了社會。不少學員是幹部，但不貪不腐，在中共官場堪稱奇異。還有的學員是下崗職工，但從不參與下崗群眾的「鬧事」，對當政的中共來說，實在有利無害，應該感激不盡才是，如何反而要對法輪功大動干戈，必欲除之而後快呢?這正是其他領導人都反對鎮壓法輪功的原因。

「四二五」的第二天，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法輪功問題時，朱鎔基剛說：「讓他們去煉吧……」這時的江澤民已被不斷膨脹的妒嫉心折騰到發狂的程度，哪還聽得進任何反對的意見，江立即就跳了起來，指著朱鎔基的鼻子叫喊「糊塗！糊塗！糊塗！亡黨亡國啊！」朱鎔基心知肚明，不再言語。

《美國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報告說，「朱鎔基兩次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同江澤民進行了爭辯，認為如果對法輪功問題不謹慎處理，就會激化矛盾。江澤民認為，『六四』十週年來臨的非常敏感時期，一定要採取強硬措施對付法輪功，否則會亡黨亡國。該中心說，這個信息來自一個相當可靠的消息人士。」按中共一貫的鬥爭邏輯，好歹要發動一場運動來揚威立萬，「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江澤民選擇了信仰「真善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法輪功作為鎮壓的對象。江澤民上綱上線，用「亡黨亡國」來脅迫其他人就範。邪勁一上來，那時的江澤民真是氣壯如牛，「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他恨不得把這句話說成「我就不信我江澤民戰勝不了法輪功」，把政治局的人還都給嚇著了。

多少年來，人們都在問，江澤民為甚麼要鎮壓法輪功。是因為修煉的人太多了嗎？是，也不是。修煉「真善忍」的人再多，中共多數領導人也都看到了對穩定社會有利無害，不是越多越好嗎。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真正原因，說出來人們可能不敢相信。：就是他的那顆妒嫉心。

江澤民對法輪功和法輪功創始人的妒嫉，埋下了1999年7月20日對法輪功由妒生惡的殺機，這也決定了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害，帶有很大的個人性質。歷次中共的政治運動，中共最高領導人通常是在幕後操縱，很難想像中共黨魁會隨身帶著煽動仇恨的小冊子去散發給外國總統。而江澤民卻就幹著這樣的醜事，可謂親自沖在了迫害法輪功的第一線。緣何如此？也是因為這場迫害完全是江澤民出於妒嫉心而發動的個人戰爭。

第四節 個人的戰爭

2011年2月，經常報導中國大陸政界內部消息的香港《前哨》雜誌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副標題是「江澤民終身後悔的兩大事件」。這兩大事件分別是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和迫害法輪功，江澤民挑起中國人民對美國的仇恨。對於後一件事，《前哨》雜誌的文章的描述很具體：「封殺法輪功的決定從一開始就在政治局常委會內部引起爭議。朱鎔基、李瑞環就認為對於一種『功』完全沒有必要如此大動干戈，更沒必要搞成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除了政治局常委，江澤民還在自己的家裏遇到了反對，因為他的老婆王冶坪、孫子江志成都曾經修煉過法輪功。……但江澤民堅持己見，強行推動政治局通過了取締法輪功的決議。」

正式迫害前，只有江的三個文件在秘密準備迫害

儘管類似說法在民間流傳很廣，刊登在被認為有內部消息來源的出版物上還是首次，《前哨》雜誌的描述準確的反映了當時的情況。該文內容中需要說明的是，至今仍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1999年7月20日以前政治局曾經通過了一個「取締法輪功的決議」。按照中共的慣例，任何對政治運動起發動或重要指導作用的政治局決議都會以某種形式向社會公佈，如文革開始時的「五一六通知」。【6】而現有的證據都提示，從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萬人上訪到7月20日國內發起全面迫害，從各種途徑披露出來的只有三份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對黨內省部級以上部門和官員發出的中央文件，分別是轉發江澤民的信件、批示和講話。這些江澤民私人的東西當時都以絕密的方式傳達，沒有公開發表。這些文件沒有一份是中共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的決議，沒有一份來自政治局其他常委，更沒有來自憲法規定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

4月27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以中辦發14號文件發出了「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給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關領導同志的信》的通知」，要求學習江在4月25日，即法輪功大上訪的當天晚上寫的這封信，並要求學習貫徹匯報中央。

5月8日，江澤民給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和軍委成員批示。該批示後來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形成中辦發［1999］19號文件下發到各地。5月下旬，各地省委召開常委會議傳達並形成各省委的相應文件下發，6月上旬傳達到市一級並形成相應市委文件。文件內容是秘密準備鎮壓法輪功的。

6月7日，江澤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這個講話也同樣以中共中央辦公廳文件形式下發並要求學習貫徹。這個講話的直接結果就是3天以後成立的「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後者因其成立時間而被簡稱為「610辦公室」。這個講話稱：「『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這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深入研究，採取有力對策」。在中國，「政治背景」和「國際背景」的指控並將之與1989年的「六四」相提並論無疑是大規模政治迫害的宣言。

6月1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以中辦發電[1999]30號文件發出「關於印發《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關於抓緊處理和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講話》的通知」。

6月上旬，各地出現了很多警方對法輪功學員和煉功點的騷擾，社會上也出現了很多關於當局要進行打壓的傳言。在這種情況下，1999年6月14日，即「610辦公室」成立後第4天，中國主要媒體報導了「中辦國辦信訪局負責人接待部份法輪功上訪人員談話要點」（兩辦談話），否認關於鎮壓的傳言，並再次確認4月25日接待法輪功代表時的講話精神，即「對各種正常的煉功健身活動，各級政府從未禁止過；人們既有相信並練習某一種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種功法的自由；有不同的看法、意見都是正常的，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和方式反映」。顯然，要麼是江的秘密文件否定了黨和政府的公開政策（兩辦談話），要麼就是兩辦談話本身就是陰謀的一部份，用以掩蓋正在緊鑼密鼓進行的大規模迫害準備。無論是否定兩辦談話還是將兩辦作為掩蓋工具，只有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到，也就證明了這是中共黨魁江澤民陰謀策劃的政治運動。

從上述情況人們可以瞭解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從一開始就沒有在鎮壓法輪功問題上同意江澤民的意見，是江澤民強制決定的，這是高層分裂的開始。

儘管公開的迫害是以1999年7月22日的兩個部門文件為標誌，國內外都以此前兩天全國範圍大規模抓捕各地法輪功聯繫人的。7月20日作為迫害的起點。在前一天的19日晚，中共中央召開各省黨委主要領導會議，江澤民本人在會上講話進行動員，題目是「在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負責同志會議上的講話」。黨魁在大規模政治迫害前夕親自上陣動員打氣，即使是在中共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

江親自出面對迫害進行國際公關

國際公關，一般是外交部的工作，不過在法輪功問題上，常規的國際禮儀被拋諸腦後了。

1999年8月13日，江澤民在大連與到訪的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莫諾夫舉行會談的時候，主動向客人介紹迫害法輪功的情況。

1999年9月在新西蘭舉行的APEC會議上，江澤民作出了一個很不尋常和很不符合身份的舉動：給各國領導人，包括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送反法輪功的小冊子，使與會的各國首腦大吃一驚。

1999年10月25日江澤民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接受了法國《費加羅報》社論委員會主席佩雷菲特的書面採訪，早於中共的任何文件和媒體將法輪功稱作「邪教」，再次證明江個人作出了鎮壓的決定和持續的推動。

2000年9月，江在接受美國CBS電視台60分鐘主持人華萊士專訪時，信口雌黃的編造說法輪功創始人自稱是菩薩和耶穌轉世再生，又說法輪功已經造成數千學員自殺。鑒於法輪功所有的書籍和影像作品都是公開的，翻遍了法輪功的書籍和講話，也沒有發現任何上述有關菩薩耶穌之類說法，而且憑空捏造出「數千學員自殺」，比中共喉舌媒體1999年捏造的「1400例」死亡總人數還要多出許多倍，充分證明江澤民本人就是中共污蔑法輪功的始作俑者。

系統性，全民性和掩蓋性

江澤民把迫害法輪功當作一場個人戰爭發動起來。不過，個人戰爭並不意味著這場戰爭的規模將會個人化。恰恰相反，在一個獨裁專制的社會裏，獨裁者因為個人動機而發狂的後果最是不堪設想，獨裁者將會不惜一切代價傾舉國之力，使這場戰爭更加邪惡狠毒且沒有底線可言。

這場迫害範圍之廣，力度之大，持續之久，邪惡之極，反而讓人們一時很難看清全貌。如果總結其特點的話，可以概括為「系統性，全民性和掩蓋性」。「系統性」體現在建立凌駕於法律之上的「６１０辦公室」，調動一切國家機器實施迫害；「全民性」體現在江澤民和中共以文革政治運動的方式，採用株連政策，把社會各階層、單位和家人全部動員起來捲入這場迫害；「掩蓋性」體現在中共對內封鎖所有法輪功的正面消息，對外以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欺騙西方國家，對這場迫害視而不見，這些年更是把迫害從公開轉入地下，外鬆內緊，掩人耳目。

江澤民的個人戰爭，要讓全人類都付出代價。

第五節 開足了的國家機器——文革再現

宣傳機器

宣傳是中共特有的政治迫害的主要工具。每一次政治運動開始都是「輿論先行」，迫害法輪功也不例外。至少在開始迫害的時候，新設立的指揮系統，從「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到「中央610辦公室」，都有一個副手是宣傳系統的幹部，利用全國所有的報紙、電視、電台、互聯網和農村的廣播進行鋪天蓋地的針對法輪功的宣傳攻勢。以中央電視台的熱門節目《焦點訪談》為例，據不完全統計，從1999年7月21日到2005年為止的6年半中，共播出102集反法輪功的節目。其中1999年7月21日到8月31日的42天就播出了30集，幾乎占那個時間段所有《焦點訪談》節目的四分之三。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初建的中共中央610辦公室副主任李東生就是央視的副台長。

分析這102集節目的時間分佈很能說明問題。在狂轟濫炸的前42天過去後，焦點訪談的反法輪功節目急速減少，從9月到12月分別是1，2，4，2集。這樣的頻率維持了2000年一整年，那一年共有5個反法輪功節目。這並不是說中共立刻就放棄了其宣傳機器，而是根據中共歷來政治迫害的經驗，從來就沒有一個群體或個人，哪怕是國家主席，能夠在幾個星期之內挺著不倒的。中共宣傳機器在40天時間內用完了準備好的幾乎全部彈藥，而完全沒有想到有人能堅持那麼長時間不倒。中共積累幾十年的整人經驗第一次不靈了，確實一時不知所措。

到了2001年，中共通過策劃天安門廣場自焚案，重新組織力量，高壓宣傳捲土重來。那一年的反法輪功節目是37集，略多於1999年70集的一半。這個數字快速的下降到第二年，2002年的16集，2003年的4集和2005年的1集。在這以後，中共為了減少國際上的批評和防止在國內由於被認作鎮壓無效而將迫害從公開轉入地下，基本停止了在主要喉舌媒體報導與國內法輪功有關的內容。這也是中共建政以來作為大批判武器的宣傳工具第一次失靈。

迫害一開始，那種鋪天蓋地的輿論攻勢，馬上讓人們感到是文革再現。其實，從宣傳的力度和廣度上看，遠遠超過文革。文革時媒體很落後，主要是報紙和廣播，而且由於交通不便，許多地方讀到的報紙已經是幾天以前的了。到了１９９９年，中國的電視機普及率幾乎高達９０％，深情並茂的多媒體成為了中共煽動仇恨的得力工具，這是文革根本就不可想像的。互聯網更是成為傳遞信息的無遠弗屆的平台。可以說，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都沒有江澤民操控如此廣泛的媒體系統，中共的報紙、電視、電台、互聯網，覆蓋全球，江澤民誹謗法輪功的謊言可以在幾乎同步的時間裏傳遍全世界。

在一個言論封閉的環境中，重複的謊言的卻能矇蔽民眾，「謊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這正是中共採用的宣傳手段。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

「四二五」事件真相

很多人認為中共鎮壓法輪功，是因為「四二五」事件。其實，「四二五」事件是法輪功學員阻止蠢蠢欲動的迫害的最後一次大的努力。不能說因為阻止不成功，就成為了鎮壓的原因。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四二五」萬人大上訪的來龍去脈，是因為從１９９４年起中國政府的職能部門一些人就不斷地製造事端，騷擾法輪功學員，發展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在天津抓了４０多位法輪功學員，才引發了法輪功學員去集體上訪，通過與政府溝通，說明真相，希望政府能明確表個態，制止職能部門一些人對法輪功的打壓和誹謗，也希望阻止可能發生的全面鎮壓。

迫害法輪功開始後，「四二五」上訪事件被中共拿來大做文章。先是稱「非法聚集」，鋪天蓋地的大批判展開後，升級為「圍攻」，還說法輪功組織嚴密如何如何。因為中共輿論控制很嚴厲，從1994年以來走過的那些風風雨雨，法輪功遭受的那些騷擾，包括禁止出版法輪功書籍等，並沒有在媒體上有多少曝光，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突然聽到法輪功萬人去上訪，難免覺得突然。

「上訪」是中共在文革之後開闢的一個中國特色的群眾向上級反映民情的渠道，1995年《國務院信訪條例》詳細規定了有關條款，既不需要申請許可證，也沒有人數限制。「四二五」上訪中，法輪功學員沒有橫幅、標語，也未呼喊口號，甚至大多數人都是站著的（談不上「靜坐」），站在人行道上，沒有堵塞交通。總理朱鎔基和國家信訪局負責人出面接待了法輪功學員代表，信訪局的負責人代表政府在媒體上接受採訪，說明政府態度。所以，這次事件本質上是中國特色的上訪制度的一個案例而已，根本就沒有「非法」之說，更不是甚麼「圍攻」。相比其他上訪，人數更多一些，這只能說明受影響的群眾面更大，國家更應該重視。

按照中國氣功協會的普通模式，法輪功建立了輔導站和煉功點，這是一種非常鬆散的組織，願意學就到煉功點來煉功，不願意就走人，沒有花名冊。法輪功的傳播方式主要是人傳人，心傳心，一個人煉功後，他的親朋好友、街坊鄰居、同學、同事等有社會聯繫的人，都有可能走進法輪功修煉，所以煉功者之間本身就有種種聯繫。那時候互聯網雖然還沒有流行，不過電話已經很普及了。法輪功學員主要就是依靠煉功點大家見面的時候對此事的議論，加上熟悉的功友之間的電話聯絡，把天津警察抓學員的事情告訴了更多的人。

外界傳言法輪功有很嚴密的組織，一兩天就組織起來了一萬多人。從當時法輪功的修煉人數高達上億之多來看，北京及其周邊地區的法輪功學員人數也不少，當天才去了一萬多人，從比例上說並不高。如果法輪功真的要去動員組織的話，去的人數那可能就遠遠超過一萬多人了。

學員要天津警察放人的時候，就被告知他們做不了主，要學員去北京，這才引發的去北京上訪。中共政府部門不可能事先不知情。從事後CCTV播出的畫面看，當時公安部的羅幹等對法輪功學員進京之事顯然瞭若指掌，包括從何處開車進京，在何車站下車，經甚麼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並事先安排了攝像機對參與者進行掃瞄。所以，公安部門早就知情，根本也不存在法輪功「突然」出現的情況。事實上，在中共嚴厲統治的社會裏，對群眾聚集非常敏感，不要說上萬人的公開行動當局不可能不知情，就是幾十人秘密的行動都難以逃脫中共嚴密的監控。

江澤民、羅幹等一夥人想整治法輪功，這夥人又握有實權，就算沒有「四二五」，江澤民、羅幹等人仍然會繼續搞事，為鎮壓製造藉口，可以說，沒有「四二五」，照樣有「五二五」，「六二五」。

法輪功學員並不是一個以青年學生為主的群體，大多數都經歷過文革，就算年輕的也見過「六四」，從暴政的風風雨雨中走過來的，很清楚跟共產黨打交道的後果。那麼，法輪功學員為甚麼還敢大規模的去北京上訪呢？對於很多外人來講，的確是個大大的疑問。

在法輪功看來，答案卻很簡單。修煉「真善忍」，做個好人，政府還能不允許？看到一些政府職能部門長期干擾法輪功學員平靜的修煉環境，學員們就想，一定是政府不瞭解情況，咱們得跟政府有關部門說說去。雖然修煉的目的不是為了社會如何，但是，修煉「真善忍」在客觀上對國家對社會的穩定應該是再好不過的一件事情。誰都知道所謂的「穩定」是政府的頭等大事。共產黨不是總在搞甚麼學習好榜樣，搞所謂的「精神文明」嘛，希望社會道德提升。過去政府號召人們學雷鋒，大家還不樂意，好人好事也就一陣兒風，走走形式，很難從內心去真正改變一個人。現在法輪功學員們自覺要做好人，修煉「真善忍」，在哪個社會這也沒有錯啊，政府還求之不得呢。正是出於這種心底無私的善意，學員們才坦蕩地走出去上訪。

應該這麼說，是被一意孤行想要迫害法輪功的人，把這次阻止迫害發生的努力，故意當作了一個迫害的藉口。

所謂「1400例」

中共的運動一定要以輿論攻勢來開始，就像當年要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一樣，一夜之間，鋪天蓋地的輿論就把劉說是叛徒、內奸和工賊。同樣，迫害法輪功開始後，也是鋪天蓋地的輿論轟炸。其中，江澤民集團拋出了一個所謂煉功害死了「1400例」的謊言，將一幅幅血淋淋的畫面強行栽贓到法輪功頭上，讓人們看到謊言之後，對法輪功產生恐懼、反感、仇恨等心理反應，從而默許或認同中共的暴力迫害。

這1400例是怎麼來的呢？中共禁止任何第三方的獨立調查，也不給法輪功任何一個辯護和澄清的機會。這些年來，陸陸續續有很多知情人提供了一些案例的背景，許多原本就是精神病患者，有的是患有嚴重病情的人，有的可能接觸過法輪功，有的根本就沒有接觸過法輪功，都被用來栽贓到法輪功身上。
明慧網2011年10月7日在一篇報導講述了幾個被收入「1400例」的案例。

１、山東「鐵掀打死父母」案真相

山東新泰市泰山機械廠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發作將其父母用鐵掀打死。王安收是一個精神病患者，這一點，在當地法院判決王與妻子尹彥菊離婚的判決書上寫得非常明白，山東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號民事判決書：「本院認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並隱瞞，婚後精神病多次復發，且經久治不癒，曾因精神病發作殺害自己的父親，原告（尹彥菊）堅決要求離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離婚請求予以支持。」可是這個案例卻被中共江澤民集團收入「1400例」中栽贓到法輪功頭上。

２、馬建民剖腹自殺，原係精神病患者

河北省任丘市華北油田馬建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他是一個氣功愛好者，前後練了十幾種氣功，當時社會上流行甚麼他就練甚麼，也跟風練過法輪功。有一天，馬建民一個人在家，他的家人回來時，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馬建民肚子剖開，腸子外流，死在了廁所裡。家人趕緊報案，屍體被送到華北油田總醫院急診科縫合。當時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馬建民死的時候是一個人在家，究竟為甚麼會剖腹，誰也不清楚。可是為了迎合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政策，討好公安部，為撈取政治資本，硬把馬建民的死說成是「剖腹找法輪」。當時央視去馬建民家編排節目時，馬建民的兒子一再聲明其父的死與法輪功無關，並且拒絕在電視上表演。但央視不顧事實，仍然一手編導了「剖腹找法輪」的騙局。

３、黑龍江農婦李淑賢病重：醫院院長承諾免費治療

李淑賢，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新華鄉崔家屯農婦，婚後在阿城區大嶺鄉居住。1999年7月李淑賢患胃潰瘍住進哈爾濱第四醫院，病重期間因生活貧困交不上住院費，醫院院長主動給他們出主意：你們就說李淑賢是煉法輪功煉的，就能獲得免費治療，並在生活上還能給予照顧。李淑賢及家屬為了利益同意了。於是，哈爾濱市《新晚報》記者迅速趕到醫院採訪，用編好的台詞讓李淑賢的丈夫照著說，還告訴他：你得帶著表情，說得像真的一樣，人們才會相信。事後李淑賢病情不斷加重，被醫院強製出院，回家後時隔不久就死亡了。李淑賢被列入栽贓法輪功的1400例中，被中央台多次播放。

４、讓數字說話

江澤民集團用來鎮壓法輪功的另一個藉口是所謂法輪功不讓人看病。中央電視台斷章取義的引用李洪志先生在大連講課中的片斷作為證據。可是，李洪志先生講的是在修煉過程中不要用氣功給別人看病，以免傷害煉功人的身體，中央台刪去上下文，把他歪曲成不讓人去醫院看病。

按照中國官方的說法，法輪功有成員230萬(這個數位顯然是大大縮小的，姑且不論)，在７年間死了1400人(真假暫且不論)，平均每年200人，死亡率是每年不到萬分之一(0.01%)，遠低於0.65%的中國大陸的平均死亡率。法輪功學員中很多都是過去有病的，退休的，年紀大的，這本是一個自然死亡率應該高於平均水平的群體，中共的這種宣傳恰恰反映了法輪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異功效。

中共江氏集團迫害法輪功的政策，是作為政治任務下達到全國各級官員的。許多地方不法官員為了邀功請賞、撈取向上爬的政治資本，不擇一切手段編造假新聞栽贓法輪功，公安人員逼迫犯罪份子，承諾減免刑罰；醫院收買危重、絕症病人，承諾減免醫藥費。有些人就在這種威逼利誘下謊稱自己是煉法輪功的，配合電視台、報社記者演戲；有的人不願違背良知說謊便遭到毒打折磨，最後還是被迫屈從於不法人員的淫威。

文革過去３０年了，但是中共整人的手法依然如故。在江澤民發動的這場迫害中，依靠嚴厲的媒體控制，一言堂的造謠誹謗，對法輪功學員的身心造成了難以置信的傷害。在造謠的同時，就是大量收繳和燒燬法輪功原著，讓人們不知道法輪功到底是甚麼，都說了甚麼。據中共喉舌新華社稱，在迫害開始的１０天內，到７月３０日，中共就收繳了超過１００萬冊的法輪功書籍和資料，加以焚燒和銷毀。【11】

專政機器

在中共統治下，司法系統一直被認為是專政工具，只是在不同時期賦以不同的職能和名稱。在迫害法輪功開始以後，司法系統的各個部門無一例外的成為執行打壓的主要工具。

中國的公安系統和西方國家的警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特點是，公安系統是個樹狀結構，從國務院下屬的公安部到各省公安廳、市公安局、區縣公安分局到街道鄉鎮派出所，是有上下級指揮和從屬關係的。這使得在迫害法輪功過程中全國性的統一行動和協調成為可能。

公安系統中迫害法輪功主要是由國保擔任。國保，在公安部是國內安全保衛局，也稱「一局」，是由原來的政保，在公安部是政治保衛局，在2000年10月前後改編而成的。國保繼承了中共建政初期軍管和公安鎮壓反革命的功能，是公安部內部專門從事政治迫害的部門，沒有其它的服務功能。當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的時候，國保部門就全面捲入了。根據一名原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政保處的警察的說法，當時他因為和北京市公安局的領導鬧矛盾而遭到跟蹤監視和迫害，但當迫害法輪功開始的時候，政保警察全部忙於迫害法輪功，無暇顧及他，使他有機會逃脫。

2001年，江澤民覺得公安部迫害法輪功的力度達不到他的要求，執意在公安系統內部也要建立「610辦公室」，在公安部，原一局內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部門分出去成立26局，即公安部的「610辦公室」，在省以下，「610辦公室」就設立在國保內部。

雖然迫害法輪功主要由國保執行，但有重大行動，如嚴打或其它特殊情況時，其它部門也會加入。如2002年長春法輪功學員電視插播事件發生後，長春市6千警察全部投入抓捕法輪功學員的行動。目擊者和親身經歷者證實，對大批被抓捕的法輪功學員實施酷刑的是長春公安局的刑警，寬城分局的刑警大隊就將被抓捕的劉海波酷刑折磨致死。

公安部曾在1983年分出去一部份和原中央調查部一起組建國家安全部，公安部一局受到大大削弱。由於迫害法輪功，使得公安部一局重新得到了大量經費和人員的補充，又恢復甚至超過了原有的規模，並開始將迫害的對象擴大到了所有被中共認為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到目前為止，所有對民主人士、維權人士、維權律師的騷擾案例，在判刑入獄之前全部是國保執行的。這個名單中曾經或仍然被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就有：高智晟、胡佳、陳光誠、艾未未等人。

外交工作

2001年3月9日，中共派出前駐美大使朱啟禎、李道豫和前駐加拿大大使張文樸帶隊的代表團到華盛頓遊說，阻止美國對台出售武器，然而，當這三位外交官拜會美國國務卿萊斯時，中方的一位前任大使竟突然拿出事前準備好的講稿開始向萊斯宣讀，一口氣把法輪功聲討了20分鐘，根本就沒有按照外交常規就對台軍售、人權、貿易、美國的飛彈防禦等議題交換意見。萊斯對北京官員的這番說教相當惱火，等對方念完講稿後，就匆匆結束會晤，憤然離開。

駐外大使館本來是代表一個國家的，而領事館則是管理和服務本國在所在國的僑民的。中共卻把使領館的主要工作變成了向所在國輸出對法輪功進行迫害的橋頭堡。

駐外大使直接煽動仇恨法輪功

吳建民在任職中國駐法大使期間多次主持和參與反法輪功活動。1999年11月21日在中國駐法大使館內向60多人發表演講造謠中傷法輪功。2001年2月17日，吳健民組織旅法華人華僑和留學生代表在巴黎舉行座談會，會上中傷法輪功和法輪功創始人，他鼓動旅法華人華僑「積極行動起來，遠離法輪功，抵製法輪功，將鬥爭進行到底。」2001年2月19日，吳建民在由中國官辦華人組織「（法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搞的座談會的講話中將中國的穩定和繁榮、海外華僑華人家庭幸福和個人生命財產安全與反對法輪功相聯繫，要求旅法華僑華人和留學生對法輪功高度警惕，遠離和抵製法輪功。2001年3月24日，吳建民以中國駐法國大使身份主持了由中國「反邪教」協會代表團在法國舉行的報告會，重複中國官方攻擊法輪功的宣傳。2002年8月4日由中國反邪教協會和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在巴黎聯合舉辦圖片展，展覽上百幅攻擊法輪功及法輪功創始人的圖片，吳建民親自向法國各界人士及旅法華僑華人介紹這些誣蔑法輪功的圖片。

說到法國，這個具有濃厚西方文化色彩的歐洲國家，與法輪功有一段特殊的緣分。

法國最早接觸法輪功的人是一對法國父子，他們1994年7月5日就去大連找李洪志先生。原來這家的七、八歲的小男孩兒突然得了一種怪病，表現癡呆，不會說話，臥床不起，去過很多醫院都治不好。小孩兒的爺爺和爸爸說，是他們求神的幫助，他們的神讓他們專程到中國請求李洪志大師解救的。

李洪志先生聽他們說了孩子的情況以後，讓他們想一下孩子的形象，李洪志先生用手比了一個小孩形體，然後，動手像抽絲一樣清理救治小孩。過了一會兒李先生說：好了，你們可以打電話問一下孩子的情況。兩位法國人回到自己下榻的賓館，馬上給家裏打長途電話：孩子的媽媽接電話就說，你怎麼才來電話，剛才家裏發生奇蹟了，家裏進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會動、會說話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的文化處在巴黎十六區凡•魯（VanLoo）路十九號的中使館文化處禮堂，舉辦了一場報告會，主講人是文化處特別從中國邀請的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當時的中國駐法國大使及其夫人和其他一百多位聽眾一起參加了這場報告會。接下來，就是舉辦被人們稱為「人生一大轉折點」的七天講法班。所以，李洪志先生在海外傳法的第一站不是東方國家，也不是擁有眾多移民的美國，卻是在法國。

法輪功在海外凝聚了許多的華人，李先生真正是中華民間外交的親善大使。江澤民的鎮壓全然不顧民眾的感覺，把他個人的妒火燒到外國。

李肇星在任職中國駐美大使期間，在北卡羅來納大學舉辦的「中國經商策略」研討會上、肯塔基州路易維爾大學作演講時、在維吉尼亞大學、在世貿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期間、在芝加哥和克利夫蘭就中美關係等問題發表演講時、在加利福尼亞州硅谷聖荷塞市商會舉辦的美中經貿合作研討會上，多次攻擊、污蔑、誹謗法輪功。駐美大使館門口外邊的過道上，中共還擺出了攻擊誹謗法輪功的展板，還給去使館辦事的外國人散發攻擊法輪功的光碟。

李肇星和駐美使館的其他一些官員在鎮壓開始時並沒有動起來，人們對中共的政治運動見慣了，也倦怠了，不想投入，保持著距離。2000年三月，駐外大使被召回中國開會，強力佈置在海外鎮壓工作。黨棍們見中共黨魁來真的了，幾十年黨內鬥爭中養成的趨炎附勢，明哲保身，甚至在運動中撈取更多權勢的惡習都煥發出來，李肇星開始了他的鎮壓組織活動，在大使館裡召開黑會，動員親共力量赤膊上陣，打壓法輪功。

使領館組織反法輪功活動

中國駐很多國家的大使館和領事館的網站上都設有反法輪功的專欄，更多的設有反法輪功網站的鏈接。

迫害法輪功開始的1999年和「自焚」騙局出台的2001年，中國多個駐外使領館召集當地公派留學生與學者觀看中央電視台的錄像，並組織反法輪功的座談會和揭批活動。很多這樣的活動直接就在領使館舉行。這些活動立即被中共喉舌媒體在國內報導，造成海外華人也在聲討法輪功的氣氛。

加拿大《國家郵報》2004年3月20日報導指出，許多實例證明中國的外交官員們花費大量時間遊說加拿大的政治家們歧視法輪功。他們威脅說，如不照辦，將有損加中貿易關係。他們不光向聯邦政府官員施壓，無數類似的信件還寄給了加拿大各地省級政治家、市議員和市長。

舊金山總領事王雲翔在西雅圖會見華盛頓州華裔州長駱家輝和其他幾名市長，包括貝爾維尤市、倫頓市、柯克蘭市、埃弗雷特市市長或代市長等，並給加州北部各縣、市長發函。王在會見中和信函中向這些美國政府官員散佈中方關於法輪功的仇恨宣傳。

江澤民對法輪功的個人戰爭，反應到外交關係上，對西方政府的底線就是，甚麼都可以談，但是就是不能談法輪功，更不能公開談論法輪功。這背後來自江澤民和中共的壓力可想而知。

全民參與

江澤民擁有龐大的黨、政、軍、警、特務、外交以及工會、學聯、婦聯、政協、科協、受控的民主黨派和宗教協會等等各種各樣從上到下的嚴密組織，發動所有這些組織來對一個平和團體進行嚴酷的打壓、監控和迫害，就使得這場迫害變成了全民參與。

迫害開始以後老百姓非常有感受，因為每個單位都要組織大家觀看中央電視台誹謗法輪功的錄像，要組織大家表態，搞簽名，搞人人過關，營造一種「全民反對法輪功」的一種氣氛，來加大對法輪功的打擊力度。學校裡也是搞了很多的活動毒害中小學生，小學教材裡就一直有誹謗法輪功的內容，甚至在考試題裡面都有關於誹謗法輪功的問答。人們求職，一定要填表報告是否修煉法輪功；學生考大學，一定要填表申報是否煉過法輪功，種種，強行把老百姓拖入了對法輪功的這場迫害當中。

中共把迫害法輪功擴散到整個社會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狠招，就是株連政策。

古代是株連九族，中共比它還要多了一族，就是株連到單位和各級的地方政府。如果有法輪功學員去上訪，或者是當地的法輪功學員在洗腦班的轉化率不高，就把「轉化率」跟當地政府的「政績」掛鉤，通過這種方式，迫使本來對法輪功很同情的單位領導或者是當地的地方政府官員也參與到對法輪功的迫害當中。特別還有一種，就是跟單位全體職工的獎金掛鉤，從經濟利益上把整個單位的人都煽動起來仇恨法輪功。這是中共非常陰毒的一招，它通過這種株連十族的這種方式來把這種迫害擴展到全社會的所有國民。

第六節 天安門廣場的一把火

中共的歷史上，要想打倒誰，不出三天就能把誰打倒，從國家主席劉少奇到「六四」學生運動，無不如此。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之初，也曾宣稱要「三個月消滅法輪功」。這一次中共失敗了。一年多過去了，已經臨近2000年底，江澤民面臨著來自各方的壓力。法輪功學員沒有屈服，作為統治象徵的天安門廣場幾乎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或靜坐、或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或煉功；為歷次政治運動鳴鑼開道的宣傳工具沒有新的彈藥而只能重複一下騙不了人的套話；廣大民眾由於早已厭倦了政治運動而並沒有像以前那樣被煽動起來積極參與；國際上也不順心，在日內瓦召開的2000年迫害開始以後第一個聯合國人權會議上，中共代表團面臨著會場內的質問和會場外的抗議，搞得灰頭土臉的。眼看2001年的聯合國人權會議就要來臨，江澤民迫切需要一個重大事件為自己解套，最好是把上述所有問題一次解決。

從2000年底到2001年初，中央級研究對付法輪功的會議就一個接一個。

2000年12月26日，江澤民在中央紀委第五次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法輪功」問題的講話。但是，在公開發表的講話稿中隻字未提法輪功。

2001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嵐清（「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組長）召集總工會、共青團、婦聯主要負責人開會，研究部署反「法輪功」鬥爭。

1月5日前後，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心組召開學習會，學習中紀委五次全會精神和江澤民講話。曾慶紅在會上強調加強與「法輪功」的鬥爭。

1月8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周強主持召開團中央書記處會議，學習傳達李嵐清1月5日下午在工、青、婦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精神和中共中央「610辦公室」關於元旦期間「法輪功」學員在北京的活動情況通報，研究部署貫徹落實措施。

1月10日，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周強主持召開團中央書記處會議，學習傳達全國處理「法輪功」問題工作會議精神和「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關於同「法輪功」鬥爭的形勢和下一步工作意見。

1月15日，人民日報以國務院新聞辦負責人答新華社記者問的形式發表污蔑法輪功的長篇文章，並將中共違法違憲的迫害法輪功說成是「中國政府根據群眾要求依法處理」。

1月16日，江澤民會見日中友好七團體時，大講他體重有九十公斤，不怕法輪功。

1月17日，中國全國總工會發動勞動模範和工會幹部開會「深入揭批法輪功」。

1月18日，由全國學聯組織的首都14所高校學生在京向全國大中專學校的學生發出《崇尚科學，提倡文明，抵制邪教》的倡議書。

1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稱法輪功「其險惡用心就是企圖在中國製造混亂，破壞社會穩定，進而實現他們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圖謀」，並且指責法輪功「已經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

1月20日，羅幹主持全國「嚴打」會議，指示地方官員要多逮捕，並從嚴從重判決包括法輪功在內的「境內外敵對勢力、少數民族分裂和宗教勢力」。

1月21日一早，羅幹到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特警支隊、武警北京總隊六支隊和北京市公安局國內安全保衛總隊慰問公安民警和武警部隊官兵。他對前段時間公安民警和武警在天安門廣場對法輪功學員的武力鎮壓表示了充分肯定，並要求民警和武警不怕疲勞，連續作戰，執行下一步的嚴打任務。

1月21日，全國婦聯開展了以「家庭拒絕邪教」為主題的宣傳教育活動。

1月22日，國務院機關管理局傳達了中紀委、中組部關於在同「法輪功」鬥爭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作用的通知和中央國家機關紀工委、黨工委組織部的《通知》，並就深入貫徹落實兩個《通知》提出了五點要求。

2000年11月，一個以科學界、官辦宗教界人士為主的組織「中國反邪教協會」在北京成立，設立在中國科技館內，名義上掛靠中國科協，實際受中共中央「610辦公室」直接領導。該協會成立以後的第一個主要活動，就是在2001年1月發動了一場「百萬簽名反法輪功」運動。1月11日，由中國反邪教協會發起的「反對邪教、保障人權」百萬簽名活動在北京大學啟動。1月16日，在「中國反邪教協會」副理事長何祚庥等人主持下，發動中科院三百位院士加入百萬簽名。百萬簽名活動開始鋪開。

這一切緊鑼密鼓，正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又一場狂風暴雨。

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日，天安門廣場上遊人不多。據新華社聲稱，下午2點41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東北側，王進東首先點燃火焰，「4名警察立即取出滅火器」，「不到一分鐘，迅速撲滅了火焰」。幾分鐘後4名女子在紀念碑的正北側點火，一分半鍾後，火焰被熄滅，整個事件不到7分鐘。其中1人當場死亡，4人燒傷。與此同時，還有兩人自焚未遂。有兩對母女，包括當場死亡的劉春玲和她年僅十二歲的女孩劉思影。中共喉舌媒體著力強調說這些人是法輪功學員，為了所謂的「圓滿昇天」在天安門廣場自焚。

法輪功是佛法修煉，禁止殺生和自殺，怎麼可能去自焚呢？海外法輪功學員通過對中共喉舌中央電視播出的有關自焚案的錄像進行慢鏡頭播放和分析時，不僅看見破綻百出，而且霍然發現驚人的秘密藏在放慢速度的鏡頭中。這個「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場有預謀的騙局，所以該事件又被稱為「天安門自焚疑案」、「天安門自焚偽案」。法輪功學員據此製作了揭露這場騙局的錄像片，廣為散發。2002年3月5日長春電視插播的錄像片就包括《是自焚還是騙局？》。新唐人電視台據此製作的新聞記錄片《偽火》於2003獲得了第51屆哥倫布國際電影電視節榮譽獎。

是燒死還是打死？

但是，劉春玲是被燒死的嗎？其實不是，是警察在現場用凶器打死的。CCTV錄像慢鏡頭顯示出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在滅火的時候，在劉春玲的頭部附近出現了一隻用力掄起的胳膊，這只胳膊擊打劉春玲的頭部，造成劉春玲雙手揚起，突然倒地，還從劉春玲身上快速彈起了一個條形物。

自焚騙局發生之後，《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曾到劉春玲所居住的河南開封採訪，鄰居們說從來沒人見到劉春玲練過法輪功。劉春玲是從外地到河南的，有個老母親和十二歲的女兒，無依無靠，在酒吧打工為生，而且常常打母親和女兒。這些都不像一個真正的法輪功學員的行為。

這一組劉春玲被擊打致死的慢鏡頭破綻被揭露出來之後，中共從來沒有回應過。

燒不壞的塑料雪碧瓶

中央電視台的自焚節目畫面中有王進東的現場大特寫，聽見他在清晰地呼喊口號，還有一名警察站在他的身邊，拿著滅火毯，悠閒地等著王進東表演，機械地把滅火毯蓋在王的頭上。這些鏡頭中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造假之處，就是錄像中那個所謂的「王進東」渾身衣服被燒得七零八落，可是他兩腿中間裝汽油的綠色塑料雪碧瓶作為道具卻完好無損。

明慧網2003年5月14日發表了題為《央視「焦點訪談」女記者李玉強承認「自焚」鏡頭有假》的報導。報導說，2002年初，央視記者李玉強到河北省會「法制教育培訓中心」採訪，「法制教育培訓中心」實際是中共對法輪功學員洗腦而非法設置的黑監獄。李玉強曾和那裏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進行所謂的「座談」。當時有法輪功學員向她質問自焚鏡頭的種種疑點和漏洞，包括兩腿間夾的裝汽油的雪碧瓶子為甚麼完好無損時，李玉強不得不承認：廣場上的「王進東」兩腿中間的綠色塑料雪碧瓶是他們放進去的，此鏡頭是他們「補拍」的，讓王喊一句跟法輪功有關的口號。她狡辯說是為了讓人相信是法輪功在自焚，早知道會被識破就不拍了。

誰是畫面外的攝影師？

用來栽贓法輪功的這一場所謂「自焚」事件，中央電視台的自焚節目裡有大量的近距離特寫鏡頭，錄下了極有渲染力的現場聲音，而且攝像機鏡頭是跟蹤拍攝了整個事件。鏡頭首先跟著警察，然後隨著警察移動到事發地點。自焚本應是突發事件，這些畫面和鏡頭從哪裏來的呢？那麼，一定得至少有一個攝影師有備而來，而且這個攝影師必須得到了警察的全力配合。警察拿著滅火毯晃悠，等待拍攝王進東喊口號的大特寫；在送往醫院的緊要關頭，還能錄下小思影在痛苦中呼喊媽媽的撕心裂肺的聲音，為日後嫁禍法輪功提供所謂「生動的素材」。

大家知道，在天安門這樣的敏感地帶，任何遊客、旁觀者，更不用說西方記者，如果要在警察眼皮底下近距離拍攝，早就被警察把照相機沒收，甚至把拍攝的人都抓走了。中共大肆渲染的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中卻有大量的遠景、近景和大特寫，一切都有備而來。那麼畫面外的攝影師，甚至是一個攝影團隊，又是些甚麼人呢？

提前曝過光的陰謀

在新華社播報的所謂「自焚」事件之前的兩三個月，就已經有中共「610辦公室」內部的知情人傳出消息，說中共將製造自焚事件來栽贓法輪功。雖然明慧網當時登載了中共策劃自焚陰謀的消息，只是心地善良、不問政治的法輪功學員們沒有重視這些信息。直到十多年後的2011年2月，才被有心人在明慧網上發現了兩篇十多年前有關中共策劃自焚陰謀的報導。

2000年10月11號，自焚事件發生前3個月的時候，明慧網就有一條消息，題為《邪惡勢力計劃製造自焚假相》。

在自焚發生的一個月前，明慧網又有一篇關於自焚陰謀的報導，題為《警惕『扮演法輪功』的陰謀破壞》，而且明確說出中共將在天安門搞自焚陰謀。

國際上有一個獨立的、權威性的「互聯網檔案館」，儲存有很多網站的網頁備份。在「互聯網檔案館」的網站上，明慧網的這篇中共計劃製造自焚假相的報導備份也有十多年的歷史了。

這些自焚事件發生前的報導都進一步從側面證明，是中共一手策劃了這場栽贓法輪功的自焚事件。

自焚事件之後，全國宣傳機器重新開足馬力，在央視反覆播放自焚者中年齡最小的年僅十二歲的女孩劉思影的錄像，仇恨被煽動起來，「百萬簽名」反法輪功運動得以全面進行。到3月中旬，反邪教協會帶到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100卷簽名布匹，重達1噸，主辦者聲稱有約150萬個簽名。鑒於當時中國政府已禁止跨省的民間團體活動，這項簽名運動能在全國主要城市開展，完全依賴於官方的組織和自焚事件的推波助瀾。例如，天津市由團市委組織，江西的簽名地點在省政府大院，而各高等院校的簽名則由國家教委和各地教委統一安排。

天安門廣場保持了很長時間實際的戒嚴狀態，法輪功學員不再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為了證明當時在自焚現場的滅火器不是事先準備好的，此後滅火器成為天安門警車的標準配置。到再次開放以後，天安門廣場逐漸成為訪民抗議甚至自焚的場所，只是那些抗議和自焚不再出現於中共宣傳機器的播報中。

天安門廣場自焚騙局得以讓江澤民和中共當局重組力量，把進行不下去的這場鎮壓迅速升級。

長春法輪功學員電視插播真相

２００２年３月５日晚八時左右，在長春市有線電視網絡的八個頻道成功插播了《法輪大法弘傳世界》、《是自焚還是騙局》等真相電視片，時間長達四、五十分鐘，長春十萬電視觀眾得以看到真相。第二天，在辦公室，在公共汽車上，在學校，在商店，人們都在議論著劉春玲在天安門自焚現場被公安打死的慢鏡頭畫面。謊言被撕開後對人們心靈的衝擊可想而知。庫恩在《江澤民傳》中也不得不承認，「由於是黃金時間，大家都看到了『法輪功』的節目，整個城市鬧得沸沸揚揚。」

此次插播，不但把法輪功的美好傳達給了世人，更把中共炮製天安門自焚栽贓法輪功的騙局全面揭露了出來。３月６日夜裡明慧網頭版報導了此事，３月７日，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也相繼報導，路透社報導稱此插播事件為「法輪功最為大膽無畏的行動之一」。

法輪功學員的壯舉令各界驚嘆，也令迫害法輪功的江澤民一夥十分恐懼。江澤民在得知插播事件後，氣得發狂，下令「殺無赦」。極短時間內，中共非法抓捕五千多名長春法輪功學員。在大抓捕中，至少七名法輪功學員被確認打死。另有十五人被非法判重刑，其中參與插播真相的法輪功學員梁振興、劉成軍被非法判刑十九年；周潤君、劉偉明被非法判刑二十年。後來，在監獄的酷刑摧殘中，劉成軍、雷明、梁振興等相繼被折磨致死。

美國《標準週刊》（TheWeeklyStandard）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６日第16卷第12期上發表了一篇長篇報導，報導的主標題是《進入細微的電波》（IntoThinAirWaves），副標題是《幾位不為人知的中國烈士如何幫助全世界的自由事業》。文章的作者是伊森•葛特曼（EthanGutmann），是守衛民主基金會的兼職會員（adjunctfellowwiththeFoundationforDefenseofDemocracies）。他從一個西方人的角度，講述了他所瞭解到的長春電視插播的故事，作者認為，現在被中國人廣泛使用的突破中共網絡封鎖的動態網、無界網、自由門等軟件的開發，就是因為受到這次插播事件的激勵，插播事件已經成為推動信息自由的人們的一個神話和傳奇。

《真實的江澤民》第三章 因妒生惡的世紀迫害（下）

第七節 江澤民的法外指揮系統—610辦公室

華爾街日報在2000年4月20日發表了一篇題為「陳女士直到最後的日子仍說，修煉法輪功是一項權利」的文章，披露了法輪功女學員陳子秀被虐待致死的過程。記者伊安•約翰遜因此報導而獲得該年度新聞普利策獎。

陳子秀是一位退休工人，家住山東濰坊市濰城區北關徐家小莊。陳的經歷坎坷，她的婚姻生活只有14年，37歲時，丈夫被診斷為晚期肝癌。丈夫去世不久，和他們一起生活的母親也去世，留下兩個孩子，一個13歲，一個11歲。2000年2月16日，陳子秀走在街上被當地專管迫害法輪功的負責人抓走，並帶至北關派出所看管。次日下午，帶至臨時成立的「法輪功轉化看管中心」城關街辦事處，政府官員用塑膠棍棒，電棒打她的腿、腳、後背下方，並用趕牛用的刺棒打她的頭和頸部。和她同一獄室的人說，整夜都能聽到從行刑室裡傳來陳淒厲的叫聲。那些人不停地吼叫著要她放棄法輪功，每一次，陳子秀都拒絕了。在陳子秀去世的前一天，逮捕她的人再一次要求她放棄對法輪大法的信仰。在又一輪警棍打擊後幾乎失去了清醒意識的情況下，58歲的她還是堅定地搖了搖頭。20日早，奄奄一息的陳子秀被逼赤腳在雪地裡爬，兩天的折磨已使她的腿嚴重淤傷，黑髮上粘著膿和血，陳嘔吐並因虛脫而昏倒，她再也沒有恢復知覺。

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北辛堡鄉蠶房營村陳運川老人一家，全家都修煉法輪功，但是為了堅持信仰「真善忍」，全家七口人，四人被中共迫害致死，一人至今還被非法關押，十幾歲的外孫女下落不明。大兒子陳愛忠曾遭受到高達30萬伏高壓電棍的殘忍電擊，造成雙手雙腿殘廢，2001年9月20在唐山市荷花坑勞教所被強制灌食，遭折磨致死，年僅33歲。二兒子陳愛立曾被送唐山市冀東監獄非法關押，被迫害得體重只剩下50多斤，所受的殘酷折磨罄竹難書，後來又被關到洗腦班，由於身體被迫害的很厲害，於2004年11月5日去世。小女兒陳洪平在無任何手續下被劫持到高陽勞教所，被幾十人晝夜24小時不間斷的輪番洗腦，不但遭受毒打，還被注射不明藥物，2003年3月5日被迫害致死。母親王連榮也曾被抓被打，關洗腦班。為避免再次被綁架，王被迫流離失所，在經歷了長達七年磨難之後，王連榮於2006年8月4日在異地他鄉含冤離世。父親陳運川2009年1月11日遭遇不明車禍遇難，肇事者駕車逃掉。七口之家只剩下了仍被非法關押在北京天堂河女子監獄遭受迫害的陳淑蘭，和她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的女兒李穎。他們一家的遭遇是受聯合國關注的迫害案例，也是中國千千萬萬堅持「真善忍」信仰的大法弟子受中共迫害的一個縮影。

柳志梅，出生於山東省萊陽市團旺鎮三青村，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９7級學生。當年１7歲的柳志梅是在一次選拔測試後，以「山東省第一」的成績被保送到清華大學。迫害開始以後，被清華大學開除。2001年被非法判刑12年，送往山東省女子監獄，那年，她才21歲。由於長期遭受非人的折磨，被強制注射破壞神經系統的不明藥物，導致柳志梅精神一度失常。更惡劣的是，2008年11月臨出獄前，被監獄注射毒針，回家後第三天，柳志梅突然精神失常，一天天加重，開始語無倫次，失去了記憶。她究竟在獄中遭受了甚麼樣的磨難？失去記憶的柳志梅已無法說出來

這些迫害案例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從明慧網披露出來的一些數據看到，已經被確認的迫害致死案例，到2012年的5月份，就已經有3537人，這只是在嚴密封鎖下艱難地傳遞出來的少數案例。被非法關押到勞教所的更是多達10萬人以上。美國政府2008年的《宗教自由報告》中提到，中國的勞教所裡，有一半以上的人員是法輪功學員。還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精神病院，被注射不明藥物。無計其數的學員被綁架到「洗腦班」，經歷可怕的強制洗腦。因為不放棄信仰而在求職、下崗、升學、出國、提干、住房等各個方面受到的不公待遇，已經成了法輪功學員日常的生活了。

系統性迫害

法輪功學員在被酷刑折磨中，常常聽到施暴的公安幹警重複江澤民的明確命令，對法輪功「要政治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這一切迫害政策的實施，是由江澤民建立起的蓋世太保組織——「610辦公室」進行的。我們說這場迫害具有「系統性，全民性和掩蓋性」，其中「系統性」就是靠這個「610辦公室」具體執行的。「610」是一個類似於「中央文革小組」的繞開即有法律和規章，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組織。

鑒於中國的法律根本就沒有可以應用到法輪功的條款，而迫害的實質又是政治運動而非法律的實施，必須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來進行，1999年6月7日，江澤民在政治局會議上宣佈，在中共中央之下建立一個新的領導小組處理法輪功問題。在這個領導小組下建立一個辦公室來處理日常事務。這個辦公室又因其建立時間是1999年6月10日而被稱為「610辦公室」。幾乎每一個黨的分支，從省一級到區縣，都建立了「610辦公室」。「610辦公室」的權力不是來源於國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國務院都沒有授權「610辦公室」運作，儘管後來為了掩人耳目在國務院掛了一塊牌子。實際上，「610辦公室」權力來源於中國共產黨。每個「610辦公室」聽命於上一級「610辦公室」，這樣層層上到中央「610辦公室」。每一級「610辦公室」也聽命於同級的黨委。今天中國仍有數千個「610辦公室」還在繼續運作。

從主管中央「610辦公室」長達10年的劉京的經歷可以一窺這個秘密組織的一角。劉京一生走的是經典的「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道路。他的繼父是中共高幹，所以他屬於今天被稱為太子黨的一員。他在北京工業大學讀書時就被吸收入黨。1966年文革開始，劉少奇和鄧小平派遣的工作組進駐北工大，後來還是學生的劉京當上了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斗「黑幫」，打教授，整反對工作組的師生的黑材料。7月，劉少奇、鄧小平失勢後，劉京需要尋找新的投機點。8月12日，劉京和譚力夫兩人貼出一張題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建議，要把「血統論」「提煉為政策，成為將來的本本和條條的內容」。全國各地至少上萬人在「血統論」為指導的「紅色恐怖」中被打被殺，僅北京在「血統論」猖獗的「紅八月」中便打死1772人。

文革結束後，太子黨開始經商，劉京進入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的康華公司，後又在鄧樸方任理事長的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擔任執行理事會副理事長。「六四」以後，康華系統的重臣紛紛被安排到政界，如俞正聲任青島市委書記（現上海市委書記），劉京任昆明市委書記。由於這段經歷，後來在江澤民搞倒掌握軍權的楊尚昆的權力爭奪中，江的大總管曾慶紅就利用同是太子黨系的劉京和有類似經歷的俞正聲，通過鄧樸方說服鄧小平最終拋棄了楊尚昆兄弟。

1999年6月，當江澤民要建立一支法律之外迫害法輪功的秘密組織「610辦公室」的時候，他需要一個效忠他個人而其經歷又能證明是心狠手辣的人來掌控。這個人當劉京莫屬。

中共中央「610辦公室」的結構和它的上級部門「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是一樣的。剛成立的時候，領導小組的組長是李嵐清，副組長是羅干和丁關根。李嵐清是當時的政治局常委，表示這個小組在黨內的位置是在最高領導核心，副組長一個是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一個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分別代表了中共的槍桿子（鎮壓工具）和筆桿子（宣傳工具）。當時中央「610辦公室」的主任是王茂林，原中共湖南省委書記，也是表示其級別是省部級；一個副主任是公安部副部長劉京，代表暴力鎮壓；另一個副主任是李東生，時任中央電視台副台長，代表宣傳的筆桿子。兩年後，隨著李嵐清和王茂林的退休，他們的位置分別由代表政法系統的副手羅干和劉京接任。此後，由於持續幾年迫害未能把法輪功壓倒，其政治迫害效果被社會廣泛懷疑，中共把迫害轉入隱蔽，宣傳系統漸漸淡出。以致於到2009年，當已經擔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李東生接替生病的劉京出任中央「610辦公室」主任的時候，他被極其罕見的跨部門任命為公安部副部長和黨委副書記。

「轉化」：暴力、高壓宣傳和「洗腦」

正如一名中國高級官員對《華盛頓郵報》透露的，早期的鎮壓並不成功，直到2001年，才形成了「有效的」方法。這個有效的方法包括三個方面：暴力、高壓宣傳和「洗腦」，三者缺一不可，而「洗腦」是關鍵。中共在公開宣傳中，給「暴力、高壓宣傳和『洗腦』」這三者的結合體取了一個迷惑外界的專門名稱，叫做「轉化」。

中共媒體對法輪功的誹謗是針對整個社會的，是為了煽動仇恨以便把這場迫害開展起來。而具體到法輪功學員身上，就是以所謂的「轉化」為主的迫害政策，要法輪功學員簽署放棄修煉的保證書。由此而來就有了一個新的指標，叫「轉化率」，就如同一個地方的GDP指標一樣，「轉化率」被用來與一個地方政府的業績掛鉤，與各級官員和單位領導的烏紗帽掛鉤，甚至與勞教所、監獄、當事警察的業務考核掛鉤。追求高速GDP帶來的後果有目共睹，同樣，追求「轉化率」對法輪功學員的傷害更是觸目驚心。

「轉化」在操作上，就是要逼迫法輪功學員簽訂所謂的「三書」、「五書」（「悔過書」、「保證書」、「決裂書」、「揭批書」、「決心書」之類的東西）。所謂「保證書」，即讓法輪功學員寫下有中共指定內容的書面文字，並在上面簽字。這些內容包括：公然抹煞修煉法輪功給自己身心帶來的巨大益處，向中共「認錯」、「認罪」，對中共的洗腦轉化表示「感恩」，跟隨中共誣蔑咒罵法輪功，保證不再修煉法輪功，保證不再為法輪功上訪，等等。「保證書」是讓法輪功學員在失去人身自由，精神和身體遭受嚴重迫害的屈辱條件下，以強暴手段獲取的書面文件。

各地「610辦公室」具體組織「洗腦班」實施對法輪功學員的「轉化」。非法關押大量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所、監獄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要轉化學員，簽署「三書」、「五書」。除了勞教所、監獄外，「610」還專門組建了用來轉化法輪功學員的各種「洗腦班」。

迫害法輪功開始以後，明慧網上揭露洗腦班的消息中常常提到一個名叫「法制培訓中心」的地方。一般人還以為這是一個甚麼普及法律的培訓單位，以為只是順便用來給法輪功學員辦洗腦「轉化班」。其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山東青州市政法委網站上公佈的「市法制培訓中心職責」中，明確說這是一個「負責法輪功人員教育轉化工作的專門機構」。

近幾年，隨著官場腐敗，社會矛盾越來越多，各種上訪人員層出不窮，於是給法輪功學員洗腦的所謂的「法制培訓中心」又被利用來非法「關押」上訪民眾。2011年7月15日中國大陸媒體披露出了《陝西城固「法制培訓中心」關押餓死上訪者》一事。2010年3月18日，因上訪被關押9個月零4天的三等甲級殘疾退伍軍人，幾乎瘦成骨架的胥靈軍猝死在「法制培訓中心」。該報導曝光了很多「法制培訓中心」的惡劣行為。報導說，陝西城固縣為了阻止上訪人員進京上訪，把從北京接回的「纏訪者」都投到這個「培訓中心」。「法制培訓中心」用飢餓等最方便、不受制約的殘酷手段折磨上訪者，讓其遭受巨大的苦難，最終「息訴罷訪」。因為長期遭受體罰和吃不飽，受訓者大多瘦得皮包骨頭，有人甚至因此喪命。

從這些上訪民眾在「法制培訓中心」的遭遇，就可以想像被江澤民和中共當作最大的敵人的法輪功學員在那裏的可怕處境了。「長時間不讓學員睡覺」被中共當成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廣泛推廣。在封閉環境中強制學員觀看誹謗法輪功的錄像節目，強制「洗腦」，濫施各種酷刑，都是「轉化」所必需的暴力手段。

酷刑

2004年8月中的一個週末，紐約曼哈頓街頭，法輪功學員在這裡講迫害真相，行色匆匆的路人不時停留在一張展板前，專注的眼神中寫滿了悲憤和震驚。

那是一個美麗的面容被毀掉的悲慘故事，毀容前後的照片對比讓人心痛。

故事的主人叫高蓉蓉，瀋陽魯迅美術學院財務處職工，因不放棄修煉法輪功，被非法關押在瀋陽龍山教養院。2004年5月7日，高蓉蓉遭到龍山教養院二大隊副大隊長唐玉寶、隊長姜兆華從下午3點至晚上9點多鐘的連續6小時的電擊，造成她的面部嚴重毀容。後來高蓉蓉被迫害致死。

1999年7月20日以來，中共為逼迫法輪功學員「轉化」採取了名目繁多的殘酷手段，最常用的大概就是電擊了，形形色色的電刑，甚至多根高壓電棍同時長時間電擊（電擊口腔、頭、面部、胸、乳房、陰部等）。其他常用的酷刑還包括：法輪功床（也叫死人床）；摧殘性灌食（用非醫用塑料粗管灌濃鹽水、辣椒麵、大糞等）；形形色色的手銬、腳鐐、吊刑；形形色色的棍、棒、鞭打（橡膠棍、狼牙棒、皮鞭、銅絲鞭、鋼筋條、荊條等）；竹籤、鐵釘釘指甲、穿骨、鐵鉗子擰肉；冬天全身澆涼水、脫衣服在室外冷凍，數伏炎夏在太陽下曝曬，火烙；多日不讓大小便；地牢、水牢；老虎凳、坐板、蹲小號、坐鐵椅子；強姦、輪姦、性虐待女學員；熬鷹、穿針、燕兒飛；倒掛、吊背銬；壓床板、火燒炮烙、餵小咬、澆冰水、錐刑、鏈銬游監、活埋人、電磁震盪、開車拖拽、打毒針、灌屎尿、灌迷魂藥，劈胯，等等，上百種不止。

看看甚麼是「死人床」。「死人床」是中共迫害法輪功所用酷刑之一。將學員捆綁在一張硬床上，將其雙手銬在頭上方的床欄杆上，再用細尼龍繩將其雙腿綁起來。然後用此尼龍繩將學員從頭到腳緊緊的捆在床上，一綁至少數日，其間不許鬆綁、下床，大小便也不許鬆綁和下床。繩子勒得非常緊，以至於學員呼吸困難甚至失去知覺。

性虐待

江澤民集團鎮壓法輪功以來，對女性法輪功學員的折磨和凌辱以及她們受到的傷害令人觸目驚心。

據「法輪功人權報告」中「對婦女施暴」部份的描述：數十萬遭到羈押的法輪功女學員中，沒有幾個能逃過被剝光衣物的羞辱（有時是長期的），不准使用衛生棉，性侵犯或強暴威脅，或是胸部及外陰部遭拳打腳踢等等。更邪惡的是，警察不僅指使在押犯人對女學員進行性迫害，甚至中共警察也獸性大發，強暴或輪姦法輪功女學員、電棍電擊陰道、用硬毛刷插入陰道刮搔、將女學員扒光衣服丟入男牢……。一位死裡逃生的法輪功女學員說：「那裏面的邪惡外界是無法想像的。」

2004年4月6日上午，現定居日本的法輪功學員金子容子在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大會關於婦女人權的專題上發言，講述了她在北京女子勞教所的經歷。她說：「警察逼迫我放棄我的信仰。他們把我的兩隻手兩隻腳都銬在床上，手銬勒得特別緊，手腕都卡出了血，不光鼻子裡插著胃管，他們還強行給我插上尿管，不讓我下來上廁所。當時正趕上我來例假，他們怕我把被子弄髒了，給我墊上塑料布，光著下身……6月份的北京氣溫有攝氏35、36度，身下被汗水、分泌的東西潮乎乎地烘著，上面灌完食他們不把食管拔下來，也不繫好，灌進胃裡的東西反流出來，流到脖子上、肩膀上，到處都是粘乎乎的髒東西，他們一直捆了我近二十天。後來他們把我放下來，我在床上已經起不來了，後背全都爛了，也不會走路了。」

2005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兩位來自德國和法國的法輪功學員，熊偉和陳穎，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媒體中心揭露了中共勞教所對女性尊嚴與權益的剝奪。被營救到德國的熊偉講述了她在北京女子勞教所的經歷。她說即便是來例假的時候也不許上廁所，不許用衛生巾。她抗議暴力時警察就用手銬銬她並恐嚇說：「我把你手指一根一根掰斷，用開水把你燙熟了，看你還煉」。熊偉還提到一位19歲的女大學生，被警察指使的八個吸毒犯毒打，將女孩的衣服全都扒光，把襪子和褲衩塞到嘴裡，用很硬的鞋踢她的下身。二十多天後見到那個女孩時精神已不太正常。

惡性疊加：中央的滅絕政策與基層的惡劣素質

外界有人把法輪功學員遭受到的非人迫害歸罪於基層執法人員的素質差。其實不是的。中共司法系統的素質差的確是個問題，中共有時候也搞一些所謂的整頓治理司法系統的行動。比如說，在2003年開除了3萬3千名不合格的警察，但是沒有一名是因為虐待法輪功學員被開除的。相反，那些惡劣的執法人員對法輪功學員的虐待，恰恰迎合了江澤民之流要滅絕法輪功的迫害政策。中共還舉行了好幾次表彰大會，對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那些很惡毒的警察，那些「610」工作人員給予表彰。比如，原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院長、黨委書記張超英，是馬三家教養院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幕後總指揮。馬三家最駭人聽聞的惡性事件，是在2000年10月將18名法輪功女學員剝光衣服投入男罪犯牢房，殘酷的迫害導致至少5人死亡、7人精神失常、多人致殘。此事件在國際媒體曝光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是，原馬三家教養院院長張超英因賣力迫害，2001年被中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七個部委授予「獎勵」，馬三家教養院被中共授予所謂的「全國教育轉化工作先進集體」稱號。2001年３月14日，張超英參加所謂的「遼寧省司法行政系統教育轉化工作總結表彰大會」，受到「表彰」。就是這樣一個人權惡棍，後來升任遼寧省司法廳勞教局局長（副廳級）、黨委書記，竟負責起遼寧省司法廳勞教局的全面工作。

2001年2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婦女酷刑特別調查報告中即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羅干對馬三家將18名女學員扒光衣服投入男室的行徑是知情的。」據稱，羅干曾多次給馬三家作指示並親自蹲點，叫囂：「要加大迫害法輪功的力度」。

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遼寧省投資10億元在全省進行監獄改造，僅在瀋陽馬三家一地就耗資5億多元，於2003年建成中國第一座監獄城，佔地2000畝。

據原遼寧省瀋陽市司法局局長韓廣生披露，當時虐待法輪功最厲害的就是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後來遼寧省司法廳要各市都到馬三家去學習轉化經驗，瀋陽市司法局主管這方面的副局長去了，回來跟他說，「馬三家的基本經驗就一條，就是用電警棍，咱們也用吧。」

可見，這場殘酷的迫害並不是甚麼基層素質的問題。準確地說，中共對法輪功的滅絕政策，正好需要具有惡劣素質的基層執法人員來加以實施。同時，也正是江澤民和中共的迫害政策，慫恿和放縱，甚至造就了這些執法人員的惡劣素質。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造成法輪功學員遭到了非常殘忍的迫害。

第八節 這個星球前所未有的邪惡

雷震遠（Raymond J.deJaegher，1905年－1980年）神父在1952年他寫了一本書

《內在的敵人》（THE ENEMY WITHIN: 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回憶他在中國的經歷，書中記載1940年在中國傳教40年的天主教神父雷鳴遠(Vincent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被中共囚做政治奴隸40天後，逃出太行山時說：「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不是人；中國共產黨是活閻王。」雷鳴遠這三句話是在1940年用地道的中國話說的。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從1975年至1978年殺害了四分之一柬埔寨人民。西方人同樣很難理解出身旺族，曾在西方留學的知識份子，彬彬有禮的波爾布特會如此殘暴。他的親生弟弟說：「我不曉得他為甚麼會變得那麼邪惡，恐怕這是因為他讀過某些書和交上壞人所致吧。」

同樣西方很難把能背誦林肯演說詞的江澤民與活摘器官的罪惡聯繫起來。

從1999年到2007年，中國器官移植市場飛速發展。在2003年，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長。2003到2006年間在國際上掀起了到中國的器官移植旅遊熱潮。中國一些醫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時間短到不可思議的1-2週（國外要等2-3年）。哪裏來的這麼多器官呢？

2006年３月，有一名中國記者和一名瀋陽醫院工作人員在美國首先曝光出中共大量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慘案，一個潛在的器官來源浮出了水面。該記者和醫院工作人員指證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被活體摘取，用於器官移植牟取暴利，而學員遭到焚屍。這位醫院工作人員，她的前夫曾親自參與活摘手術。活摘器官的指控引起了海外法輪功學員和一些人權組織的強烈關注，事情很快擴大到對全國數百家移植醫院的調查。

器官移植旅遊熱

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曾在國際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上撰文說「在過去十年間（1997-2007），中國器官移植數量飛速增長」。大陸雜誌《南方週末》在「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中，也曾引述黃潔夫的話來描述中國器官移植的亂象：「全國一共有600多家醫院、1700名醫生開展器官移植手術，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國，能夠做肝移植手術的只有約100家醫院，從事腎移植的不過200家；而香港特區能夠從事肝、腎和心移植手術的醫院僅各一家。

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

美國衛生部的數據表明，在美國，肝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兩年，腎的平均等待時間是三年。而中國的一些醫院說，他們的器官等待時間短到只要以周來計算。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稱病人等待器官的平均時間為兩週；

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上海長征醫院）稱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

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瀋陽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在其網頁上說「肝臟移植最快只需一個月，最慢不超過２個月左右。腎臟移植最快一週，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如有問題在一週之內再次進行移植手術。」

在活摘器官被曝光之後，大陸器官移植機構在其網站上或者刪除器官等待時間，或者關閉整個網站。不過，我們存有相關網站的頁面截圖和備份。

軍隊醫院主導

器官來源由軍隊掌控，參與的醫院以軍方或者與軍方有聯繫的器官移植醫院為主，是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一個重要特點。因為軍隊保密的緣故，外界也就更難知道事情的全貌。

中共有龐大的軍隊衛生系統，包括解放軍總醫院，各軍醫大學附屬醫院，軍區、軍兵種總醫院，等等。器官移植是中共軍隊醫院發展最活躍的領域之一。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原第二軍醫大學校長張雁靈2008年12月在新華網上說，「1978年，全軍只有３所醫院能做腎臟移植。現在全軍能開展肝臟、腎臟、心臟、肺臟移植和多器官聯合移植的醫院已經有40所，佔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

《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報導，「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也就是指器官來源控制在軍隊系統裡。實際上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軍隊醫院，也包括武警醫院，都佔盡先機。一些能把器官移植做得規模很大的非軍方醫院，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於主刀醫生與軍隊醫院關係緊密，甚至本身就是軍隊、武警醫院的醫生。比如，中國現代臨床肝移植創始人沈中陽，既是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第一中心）主任，同時也是武警總醫院肝臟移植研究所所長。

《血腥的器官摘取》

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皇家檢察官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就中國大陸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進行了多方調查，發表了調查結果《血腥的器官摘取——關於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報告》（BLOODY HARVEST）.常被稱為「大衛的調查報告」。作者根據一些公開的數據，認為中國器官市場高速發展的幾年中，有41，500宗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是無法解釋的。該報告收集到了能夠證明指控的幾十類證據。2006年7月，他們發表第一版調查報告時，已經收集到了足以證明指控的18類證據。2007年1月底發表的第二版調查報告中，收集到的證據已經達到33類。從2006年7月起，喬高和麥塔斯到了四十多個國家，發表公開演講，公佈他們的調查結果，同時不斷地收集到新的證據。

新書：《血腥的器官摘取》

2009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了發行了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的新書《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該書是調查報告的第三版，收集了52種不同的證據。大衛‧喬高強調指出，每一類證據無法單獨證明這些罪行存在，但綜合所有這些證據，幾乎是無可辯駁的證明，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現象在大陸長期普遍存在。他們提供的證據還包括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向中國很多醫院的器官移植科打諮詢電話，詢問醫院能否搞到法輪功學員的器官。調查結果進一步證實了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實存在。

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公開了他們的調查員與廣西民族醫院醫生廬國平對話的電話錄音，在電話錄音中，盧國平多次親口承認移植的供體來自於法輪功學員。他說，「有些是法輪功，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對話片斷：

調查員：那你的同學有沒有跟你說過，他們做的都是這種法輪功的，是不是啊？

盧醫生：有些是法輪功的，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調查員：喔。那現在就是說，我想找這種，給我的孩子找這種法輪功的，你估計他能幫我找到嗎？

盧醫生：肯定能夠找得到。

調查員：你們以前用的，是從哪裏找的？是從看守所，還是到那個監獄哪？

盧醫生：從監獄裡面找的。

調查員：監獄裡啊。他那種都是那種健康的法輪功是吧？

盧醫生：對對對。肯定是選好的，才能夠做吧。因為這種東西做了要保證質量。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大衛設立的專門網站（www.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上查閱上述的電話錄音和對話全文，以及更多的其他調查電話錄音。

器官移植成暴利行業

各大醫院的收費標準可能不一樣，但是昂貴的程度從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的國際移植（中國）網絡支援中心的費用表中可見一斑。

（大紀元資料）

腎移植6萬多美元（約合40多萬人民幣），肝移植10萬美元（約和70萬人民幣），肺和心臟器官更貴，要15萬美元以上。

據《鳳凰週刊》2006年報導，隨著國外患者與日俱增，移植手術費用也逐漸上漲。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臟移植手術費用為3.2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左右，到2005年，治療費用已經超過了4萬美元（約合人民幣33萬元）。

據《南方週末》報導，「急劇膨脹的業務，讓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巨額營收。據此前媒體報導，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為中心帶來至少１億元的收入。」2006年９月，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啟用，這棟投資1.3億、擁有500張病床，總「病床年週轉率」可達上萬次，外科手術中心可同時進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腎移植手術，成為亞洲規模最大的器官綜合立體移植中心。

當器官移植變成了暴利行業，後果是嚴重的。一方面有錢人願意花大錢買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會推動醫院為追求經濟效益而不顧一切地去開闢新的器官來源。那麼，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某些群體就會成為這個器官來源的犧牲品。

「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

中共否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的態度過去一直很明確。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2005年11月出席菲律賓馬尼拉WHO會議時，第一次公開提到供體主要來自死刑犯。不過，中共在後來又予以否認。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聲稱，「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蓄意捏造，欺騙輿論」。

2006年4月10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否認海外傳媒報導大陸隨意摘取死刑犯器官進行移植的說法。他稱，大陸移植的器官來源，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回應BBC記者傅東飛的報導（報導中提及探訪的醫院醫生說「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時再次聲稱，「境外一些媒體報導中國的器官移植時編造假新聞，攻擊中國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9年8月26日的《中國日報》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開披露，說大部份器官來自死刑犯。國際社會也解讀為中國政府在盜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態，從此以後，中共沒有再就死刑犯是主要供體進行過否認或反駁，而是成為了在各種場合的標準說法。

幾經周折，中共終於承認盜用死刑犯器官，畢竟是一個「進步」。不過，這是在中共被指控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今天中共否認活摘器官的態度，就如同它過去否認死刑犯器官一樣，人們怎麼能信得過它呢？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是在用一個罪惡去掩蓋一個更大的罪惡。

做移植做到著魔

中共的「解放日報」在2005年1月26日發表了一篇題為「乾坤挪移九小時」的文章，講述了上海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做肝移植上癮著魔的情況。夏強親自開車來回140公里把72歲的病人接到醫院做手術。為甚麼對72歲的老人這麼有興趣呢？因為老人身體狀況極差：肝硬化+肝癌+雙腎結石+腎功能衰竭，黃疸500多，腹水5000多，臥床已兩月，需要做肝腎聯合移植。夏強的目的是要衝擊亞洲肝腎聯合移植65歲的高齡記錄。夏強對記者說：「對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一天不到病房看病人，心裏就會不踏實；每週至少做2—5台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

每週要做數台手術，渴求的就是源源不斷的供體保障。這樣的情況下，有多少人會去關心供體到底是甚麼人呢？是死刑犯還是法輪功學員呢？

美國賓夕法利亞大學生物倫理學（Bioethics）中心主任卡普蘭（ArthurCaplan）教授，是一位曾被《發現》（Discover）雜誌譽為科技界最有影響力的十大人物之一的國際知名專家，2012年3月13日在美國費城醫學院（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發表了「使用囚犯遺體做器官來源的道德倫理問題（The Ethics of Using Prisoners as Sources of Cadaver Organs）」的學術演講。他說「特別是對器官移植旅遊者，如果你到中國去，要在你停留的三週內完成肝移植手術，這就意味著得安排殺掉一個人，要通過血液和組織配型來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供體，然後在你要離開之前殺掉他們。如果你只是乾等有人在監獄裡死去，你不可能在三週內就等到一個肝；而且這個肝還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體質。你只能去找合適的供體，然後在器官移植旅客還在的時候把他們殺掉。這就是根據需求來殺人（Kill on Demand)。」

「按需殺人」的器官移植模式所需要的就是一個活著的供體庫。

明慧網曾就此發表過一篇「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的綜合分析。該報告收集了大量中共自己的報導和許多相關的內容。從2000年到2008年的器官移植數量來看，2000－2002年和2006－2008年，死刑犯器官來源穩定在6000－6500例，而2002－2006年之間卻有一個飛速的增長，這正是被指控發生大規模活摘器官的時期。報告特別指出了大陸那幾年器官移植高峰期的器官市場的不同尋常的特徵，包括超短的器官等待時間等，這些特徵是死刑犯器官很難解釋的，而又恰恰符合活摘器官的模式。

大量失蹤的法輪功學員，去了哪裏？

中共對上訪學員採取了非常惡劣的株連政策：讓家人下崗，讓單位領導受罰，讓全單位職工都沒有獎金，甚至讓地方政府部門承擔責任，以烏紗帽相威脅。這樣一來，中共實際上就是把學員周圍的一切環境都動員起來參與到對法輪功的迫害中。單位裡本來對法輪功學員有同情心的同事，因為獎金被扣，也被煽動起對學員的怨氣，對法輪功的不滿。地方政府部門為了保住官職，從消極狀態變為不顧一切的阻擾法輪功學員去上訪。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訪辦門口去截訪，「駐京辦」變成了各級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當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於是，從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就不報姓名，不報家庭地址。從當時明慧網上的學員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報姓名地址」成為了大法弟子抵制株連迫害的一種廣泛流行的做法。這些學員後來怎麼樣了？很多人失蹤了。外界只知道他們很可能被集中起來關押到一些地方。現在回顧起來，這種集中關押就為大規模活摘器官製造了條件。
在《血腥的器官摘取》一書中，作者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在世界各地調查採訪了很多被中共非法關押過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許許多多不願說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輪功學員。這些學員最後不知去了何處。同時，這些失蹤學員的家屬很多並不知道自己的親人去上訪，更不知道親人被誰抓捕，被關到了哪裏。嚴酷的現實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誰去要。

據明慧網報導，一位法輪功學員回憶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許多不報姓名的法輪功學員被轉移到東北的經歷。她說，2000年12月20號以後，被送到看守所裡的學員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幾十人，甚至上百人，不報名的就被編上號。沒幾天監室裡就放不下這麼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審追問她們到底叫甚麼名字，並使用電棍等刑罰，警察教唆監室裡其他犯人打她們，可她們基本上都不說。後來警察也不怎麼問了，就說你們不說就把你們送到能讓你們說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兩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車裝的。我們監室有個十八、九歲的山東女孩，編號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錯號了上了大客車又回來了，說都是往東北拉。後來警察也不瞞了，也是說都往東北送。那一段時間北京往東北送了很多人。

中共應對活摘指控，一是不讓外界去調查，二是加以否認，三是開始承認供體主要來自死刑犯。聯合國「酷刑問題」特派專員曼弗瑞德•諾瓦克（Manfred Nowak）在2009年8月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中共)解釋說器官移植的來源主要是死刑犯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如果那樣的話，那麼死刑犯的人數一定比認為的要高得多。」2008年11月「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器官移植熱的興起與迫害法輪功幾乎同步，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憂慮。」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在2009年度報告中指出，「未經允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再次出現，進一步引起了對中國的器官移植業可能存在虐殺的關注。」

20１１年６月，美國國務院更新了非移民簽證申請表DS-160，變更的內容包括新增加了六個關於「安全和背景信息」的問題，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經直接參與強制移植人體器官或身體組織？」（Have you ever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ercive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or bodily tissue?）該問題屬於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類問題，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請人通常不能獲得簽證。

《大衛的調查報告》把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稱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天啦，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這可能是你聽到「活摘器官」這一指控時所具有的自然反應。

但是，這並不是你一個人的反應。六十多年前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聽到納粹屠殺猶太人時，也說過類似的話。

第九節 被告上各國法庭

從1999年7月20日起，江澤民發動的大規模對法輪功的迫害，是一場利用國家機構、國家法律、國家政策法令，整個國家機器，針對中國大陸及海外數千萬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無辜百姓的犯罪行為。根據聯合國1998年頒布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第六條「滅絕種族罪」和第七條「危害人類罪」的相關條款，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修煉人的行為已經構成了「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

從江出訪冰島、德國、美國到墨西哥，法輪功數百數千人規模的抗議如影相隨，江澤民看到極為驚恐。就像二戰後大屠殺倖存者追納粹罪犯一樣，法輪功學員在全球30個國家有50多個訴訟案，以「反人類罪」、「酷刑罪」和「群體滅絕罪」，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等30多名中共官員。法輪功學員創造了幾個世界記錄：

第一，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對世界最大共產黨國家黨魁和犯罪官員的國際人權訴訟，唯一與二戰不同的是在中共還沒有倒台就開始了。遍及30個國家，至少有60名律師分佈在五大洲協助當地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刑事控告及民事起訴。

第二，第一次在世界範圍起訴中共總書記。

第三、江澤民成了第一個在任期間就被起訴的國家元首。

中國大陸訴江案

2000年8月25日，兩名法輪功學員朱柯明、王傑，向中國最高檢察院和中國最高法院提交申訴狀，狀告當時的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中央書記處書記曾慶紅與政法委書記羅干迫害法輪功的違憲、違法行為，並提出了撤銷對李洪志先生的通緝令、撤銷公安部違反憲法的「六禁止」通告、釋放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追究江、曾、羅等三人的法律及刑事責任等六項起訴要求。

此訴狀經掛號信寄達中國高檢後，被告江澤民、羅干親自下令逮捕原告。兩名原告於訴狀遞交兩週後在北京被中共警察秘密抓捕。北京居民王傑被抓後不久被嚴重打傷內臟，放出後傷重不癒，不幸於2001年去世。香港居民朱柯明，被秘密判刑五年，關進天津茶澱監獄，遭受電棒電擊等酷刑，五年後回到香港。他曾在獄中寫過六份申訴狀，要求獄長轉呈國家領導人，但都被扣押。

身為中國公民的王傑，受到的迫害更為慘烈。友人曾問王傑：「王傑，最使你痛苦的時候是甚麼？」王傑回答：「警察用膝關節磕我腎臟[的時候]。」——王傑被抓進房山拘留所後，每天都受到毒打。警察受命於江澤民與羅干，無意問話、只是一味的毒打王傑。就在惡警用膝關節猛磕王傑的腎臟之後，王傑昏迷了一個月，經搶救才又甦醒。王傑證實，警察愛使用的一種酷刑，是用東西將人裹起來狠打，因為這樣打看不出外傷，全是內傷。王傑去世時享年38歲。

美國訴江案

2002年10月22日，江澤民在美國芝加哥逗留期間，被法輪功學員以酷刑罪和「群體滅絕罪」等罪行起訴到美國伊利諾伊州北區聯邦法院。為避免撞見正門上千的抗議人群，不顧國家元首臉面，不敢走正門而走垃圾道。

隨後2002年墨西哥CABOSAN LOCUSAPEC會議後，其它國家政要均沿當地唯一的高速公路前往機場，一些隨行人員和公路旁等待抗議江澤民的法輪功學員互相招手，而江的車隊在高速公路上逆行以躲避抗議的法輪功學員。

2002年12月13日，一份由法庭書記員簽發的中英文安排開庭時間的通知書，連同一封解釋該通知書的中英文信函，以及訴狀、傳票和准許原告用替代送達方式向被告送達法律檔的法庭令的副本，通過聯邦特快專遞，送交被告江在中國北京中南海的官方辦公室。訴狀最初是外交部接到的。可是這封特快專遞太特殊，外交部既不能說「查無此人、退回原處」，又不能隨便簽收。後來他們把信直接交給了中南海的「江辦」。「江辦」倒是痛快，黃（T.Huang）大筆一揮就簽了字。這件事至今還在中共高層被當作笑話流傳。

江被控告後，江澤民急忙指示中辦主任賈廷安和美國政府緊急磋商，要求以「元首豁免」的藉口擱置此案。

西班牙訴江案

2009年11月，西班牙國家法庭裁定，以群體滅絕罪及酷刑罪，起訴江澤民、羅干、薄熙來、賈慶林和吳官正等五名中共高官，要求被告須在四到六週內回應。法院通知書表示，若被告罪名成立，將面臨至少二十年徒刑，並附帶經濟懲罰。

阿根廷訴江案

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聯邦法院第九庭法官Octavio Araozde Lamadrid作出歷史性裁決：就江澤民、羅干因迫害法輪功而犯下的反人類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聯邦警察局國際刑警部逮捕該二名中共官員。當時港台兩地媒體及美國《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以及美國之音、法廣紛紛報導，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則出面威脅該逮捕令影響中阿關係。

雖然很多法律訴訟被中共以豁免權和利益威脅利誘而進展艱難，中共和西方政界在表面佯裝鎮靜，但從幾年來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看，對江系「血債派」的打擊是致命性，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江系「血債派」的主要方法是捆綁整個政府機構和不願參與迫害的官員，而法輪功學員採取的「冤有頭，債有主」有針對性的起訴，有效地剝離了那些尚有正義感的官員和「血債派」的捆綁。法輪功學員從來沒有將反對鎮壓的胡、溫、習作為對立面，而且多次在他們出國訪問時打出橫幅表達善意，希望他們懲戒元凶。這導致2004年中共最高層在討論平反法輪功問題時而發生內鬥。

第二，江系「血債派」雖然可以轉移財產和辦理親屬海外，但誰能保證這些財產在未來不被沒收？

第三、幾年來一些年邁的前納粹分子在世界範圍的被捕和審判給中共「血債派」以可怕的聯想:下台以後怎麼辦？老了以後怎麼辦？納粹逃亡南美的老路可能不通了。一位中國異議人士說，他們這回只能去非洲追獅子了，或者給獅子追了。

第四，中共高層在法輪功問題上長期意見相左，胡溫和他們的接班人揹負不起上億受迫害的中國民眾的血債，更不願為「血債派」所發起的鎮壓長期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起訴直接和間接鼓勵了體制內開明人士對「血債派」的壓制。吳儀和溫家寶在薄熙來被起訴後以不利國家形象將其貶下重慶，而這些最終導致了薄熙來今天的下場。

根據法輪功人權律師團提供的資料，從2001年到2012年4月，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被法輪功學員以「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酷刑罪」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訴之國家或地區有：

歐洲：比利時、西班牙、德國、希臘、荷蘭、瑞典。

美洲：美國、加拿大、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秘魯。

亞洲：台灣、香港、日本、韓國。

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西蘭。

共有38名現任或前任中共官員被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訴:

羅干(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政法委書記)、薄熙來(前商業部部長)、劉京(前公安部副部長，前中央610辦公室主任)、李嵐清(前國務院副總理)、趙志飛(湖北省公安廳長)、劉淇(前北京市長)、夏德仁(遼寧省委副書記)、吳官正(山東省委書記)、王茂林(前中央610辦公室主任)、王旭東(前中國資訊產業部部長、前河北省委書記)、李長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趙致真(原武漢市廣播電視局局長)、陳至立(前教育部長)、賈慶林(前北京市委書記、政協主席)、蘇榮(甘肅省委書記)、曾慶紅(前國家副主席)、徐光春(中共河南省黨委書記)、黃華華(廣東省省長)、王三運(安徽省長)、吉林(北京市副市長)、趙正永(陝西省代省長)、陳政高(遼寧省長)、王作安(國家宗教局事務局局長)、葉小文(國家宗教局事務局局長)、楊松(湖北省委副書記、省610辦公室負責人)、黃菊(前國務院副總理)、郭傳傑(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610辦公室副組長)、李元偉(遼寧凌源監獄管理分局局長、610辦公室負責人)、賈春旺(前公安部部長)、林炎志(吉林省委副書記、610辦公室組長)、孫家正(政協副主席、前文化部長)、王渝生(反邪教協會副理事長)、王太華(安徽省委書記)、張德江(廣東省委書記)、陳紹基(廣東省政法委書記)、施紅輝(廣東省勞教局局長兼黨委書記)、郭金龍(北京市長)。

陳至立於2004年7月19日訪問坦桑尼亞被起訴，罪名是在中國教育系統「謀殺迫害法輪功」，包括指使教育部門把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的誣陷與誹謗寫入小學課本，陳至立還被迫去法庭應訊，成為中共高官因參與迫害法輪功在海外被起訴的多樁案例中，作為被告親自出庭的頭一例。

2004年10月底，甘肅省委書記蘇榮隨吳邦國出訪讚比亞被法輪功學員起訴吃上官司。他欺騙法庭說要上庭漂白自己，但是11月8日開庭時發現他失蹤了，被控「蔑視法庭罪」，11月13日讚比亞警方發出通緝令。經過十幾天的越境潛逃，蘇榮才失魂落魄的回到甘肅。他說：「再也不敢出國了」，這件事轟動了世界。

法輪功學員以「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酷刑罪」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訴中共官員之國家或地區:

歐洲：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瑞典、芬蘭、亞美尼亞、莫爾達瓦、冰島、西班牙、瑞典、愛爾蘭、丹麥、賽普勒斯、俄羅斯、奧地利、瑞士。

美洲：美國、加拿大、玻利維亞、智利、阿根廷、秘魯。

亞洲：台灣、香港、日本、韓國。

大洋洲：澳大利亞、新西蘭。

非洲：坦桑尼亞。

法輪功學員以「人身攻擊、毀損財產、騷擾、誹謗」刑事控告或民事起訴的中國使領館官員有：

美國、印尼、加拿大、德國、韓國、俄國、馬來西亞、日本、菲律賓等地之中國使領館或使館官員（包括駐加拿大中國副總領事潘新春駐韓大使李濱、駐韓中國總領事張欣及五名大使館參事官、馬來西亞中國大使館新聞官孫向陽等）。

法輪功學員並向國際刑事法庭、聯合國酷刑委員會、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理事會之前身）、及歐洲人權法庭、國際刑事法庭控訴江澤民、曾慶紅及「610辦公室」的非法鎮壓迫害犯罪行為。

第十節 最精心的掩蓋

面對涉及上億民眾及其他們家庭成員的迫害，世界為甚麼保持了沉默？

謊言欺騙

鎮壓的不成動，不僅使江澤民惱羞成怒，更使他不得不改變策略，瘋狂的鎮壓不可能永遠高調的進行。從三個月的計劃和鋪天蓋地攻勢變成隱蔽的黨國行動，這種策略的改變本身就是江澤民失敗的標識。

中共在宣傳中把勞教所對法輪功學員的殘酷迫害，塗抹成「春風化雨」，用謊言來欺騙、毒害世人。中共的信息封鎖非常嚴重，特別是對法輪功正面報導的消息，使得人們很難得到有關迫害的資訊。這是造成人們不瞭解或者難以相信迫害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

江澤民在國際上還搞了很多人權歪理，甚麼「溫飽權」之類的東西來挑戰普世價值。江澤民時代的一大「發明」就是，「人權就是溫飽權」，你說人權迫害，他說經濟有了發展，幫助多少人解決了溫飽。這個邏輯就好像只要幫助某個村的人吃飽了飯，就可以對另一個村原本就吃飽了飯的人進行殘酷無情的人權迫害。你說既然解決了這些人的溫飽，他們不就應該享有其他的人權了呢？中共又說中國還很窮，要先去解決那些窮人的溫飽。總之，江澤民和中共不過是在製造不能給你人權的藉口而已。

網絡封鎖

在迫害開始後，江綿恆在封鎖互聯網的問題上不斷加大力度。他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資就是八億美元，為的就是不讓大陸網民得到任何有關民主、人權、自由，特別是法輪功的海外資訊。

2005年美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約翰•帕弗雷（John Palfrey）公佈了一份調查中國網絡封鎖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網站在中國被封鎖的機率，包含「六四」的是48%；包含反共政治主張的概率是60%，正面報導法輪功的信息是100%。2009年鬧得紛紛揚揚的「綠壩－花季護航」過濾軟件，中共對外宣稱是為了過濾色情內容。但是美國密西根大學電腦工程系的幾位專家對「綠壩」軟件進行了分析，於2009年6月11日發佈了研究報告，發現其過濾的內容很大程度上是與法輪功有關的，有一個用於過濾的關鍵詞的詞庫文件名就叫「法輪詞彙」（FalunWord.lib）。

利益收買

利益，還是利益。江系「血債派」用訂單和國土出賣來換取世界各國的沉默。他們會說：江出賣你們人民的利益，和我們有甚麼關係？我們只關心做生意。而真正關心中國人民的國際人士則被江系冠以「國外反華勢力」。

江系「血債派」還花了很大力氣去收買、滲透海外的中文媒體。同時，也用經濟利益去威脅利誘西方媒體和政府，使得西方發不出強大的反對聲音來，「甚麼都可以談，就是不能談法輪功」，一談法輪功，中共就歇斯底里，就集體退場。中共還學當年希特勒請很多外國記者去看「集中營」裡的猶太人在一起踢足球的「好日子」。中共也請很多西方記者，到被嚴密監視的監獄裡去參觀，然後讓西方記者用那種假象去欺騙國際社會。

江澤民和中共還喜歡搞一些人權花招。比如說在聯合國，它用很多錢去收買一些小國家，使得針對中國人權的提案得不到通過。再就是搞人權「捉放」遊戲。它先抓幾個民運人士，人權人士，西方人權壓力大了，它就放幾個人。這一放，國際上就說中國人權問題「有所改善」。但是在中共所放的人當中，從來不會有法輪功學員。中共它知道甚麼是底線，它可以對別的團體松一點，但是法輪功一定是它堅決打擊的對象。

海外法輪功學員走上天安門

2001年11月20日下午2點，猶如從天而降，36個來自15個國家的西方人從天安門廣場

的四周走來，在國旗南面30米的地方聚攏。他們自動排成兩行，靜靜地盤腿坐好，開始煉習法輪功靜功，後面的人拉起了一面巨大的橫幅，上面寫著「真善忍」三個大字。他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要求中共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這是我一生中所見到過的最偉大、最莊嚴的場面」，參加者奇普卡激動地說，「我看到的是，三十多個人在努力表達他們的心聲。」他們中的一名加拿大法輪功學員舉著親手製作的「法輪大法好」的中文橫幅，繞場跑著，並不斷高喊「法輪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另一名參加者森圖瑞安後來描述說，「不到一分鐘，警車呼嘯而至，迅速包圍了我們，參加的學員們被警察毆打、逮捕、強行拖走。」

雖然這個活動持續了幾分鐘，但是卻震驚了世界。全世界的各大媒體迅速廣泛地進行了採訪報導。這些被外界稱為勇士的36位西方人，來自15個國家，互相之間並不都認識，使他們走到一起來的，就是一個簡單的約定：「11月20日下午2點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國旗南面打坐，誰想去都可以。」

「我只認識幾個人，」參加者拉米甚說，「我們真的不知道到時候會有多少學員來。我們到那兒以後，才開始找人。」「我們想讓中國人民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煉法輪功，迫害是絕不能接受的。我們想讓中國人民知道，世界各地的學員都出來援助了，我們還要告訴他們，中國的江政府在欺騙他們。」他接著說道。

維爾夫婦是美國學員。在天安門廣場上，維爾先生和警察搶奪橫幅，好一陣他才意識到妻子不在視線中。他回頭尋找，只聽見不遠處一個清麗祥和，但充滿毅力的女聲用生命在呼喊，「法輪大法好！」他放心了，這就是他堅定的妻子。他們共同的心意光耀天安門廣場，響徹在中國人民的心中。15個國家的西方人到中共的心臟地表達心聲，這在中共的統治歷史上絕無僅有。

這些有著不同膚色，操著不同語言的人們，卻用中文共同唱著一首樸實的歌曲，其中無比凝重的滿腔真誠和期待，總是感動得人流淚。這首《為你而來》的歌，幾乎每個西人法輪功學員都在唱：

跨越千山萬水
我一次又一次為你而來
我因為愛你而來
可貴的中國人啊
請靜心傾聽我的心聲
法輪大法好啊
法輪大法好
切莫相信那欺世的謊言

面對暴力危險
我一次又一次為你而來
我因為愛你而來
可貴的中國人啊
你可知道全世界都說
法輪大法好啊
法輪大法好
切莫錯過這萬古機緣

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甚至一些孤膽英雄個人不遠萬里勇敢的走向天安門，高舉「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他們中有商人，學者，學生，等等。西方人上天安門給江帶來了極大的震動。

在美國《華爾街日報》詳細報導了法輪功學員陳子秀被迫害去世的過程之後，更多的媒體報導，外國政府，國會對法輪功的報告，引起了世界對法輪功學員受到殘酷迫害的關注。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江澤民試圖在海外營造輿論支持對法輪功鎮壓政策的努力已經徹底失敗。

這些都使江很被動，迫於巨大壓力，從此迫害手段更加隱蔽，轉入地下。

江在迫害法輪功後不久，親口下令對法輪功學員實施「打死算白死，打死算自殺，直接火化不查身源」的群體滅絕政策。自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軍委開過六次主要針對法輪功的會議，以中共軍隊後勤部為首的軍隊系統層層開動，按照軍委主席江澤民的意願達到其「肉體上消滅」的迫害目的，開始活摘器官，而販賣器官這種一本萬利的買賣又成了一條被江澤民默許而鼓勵的軍隊生財之路。器官移植的巨大利潤和龐大市場給器官販子提供了犯罪的條件。

江澤民的這場迫害具有「系統性、掩蓋性和全民性」，其「掩蓋性」是使得這場迫害能夠持續至今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十一節 講真相反迫害

對人類尊嚴的維護

法輪功以講真相的方式在迫害中反迫害，是對人類尊嚴和法律尊嚴的維護。

人類歷史上的浩劫，包括紐倫堡審判後所發生的種種事件，受害者都是在施行迫害的政權倒台以後，才開始對惡行加以大面積曝光。由於暴行未能及時曝光，迫害者肆無忌憚，受迫害者固然災難深重，整個國際社會也往往受各種牽連，最後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生命、財產與道義的代價。而且由於不能及時追究罪責，作惡者大多逃之夭夭，也給人類留下不好的示範，導致國際間正義力量日趨薄弱，使得大大小小的迫害在當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發生且難以制止。

法輪功學員從迫害一開始就積極的抵制迫害，而且是以完全和平的講真相的方式在中國、在國際間反迫害，這是人類反迫害的一個創舉與壯舉。

阻止一場大規模迫害的第一步，也是最危險、最艱難的一步，就是把迫害大量曝光。聯合國人權機構年度報告中有史以來所記錄的最大量的迫害案例就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而且世界各地已經有不同的法庭在對這場迫害進行法律追究。儘管現在迫害還沒有結束，可是迫害者只要走出中國，在哪裏都受到譴責與起訴。法輪功學員在迫害之中反迫害，是對人類尊嚴的維護。由於法輪功學員從第一天起就把凶手的罪惡記錄下來，並在反迫害之中就開始對這些凶手們加以追究，這本身是在維護人類法律的尊嚴，給未來留下一個警誡，為以後人類制止、消除這樣的迫害留下一個先例。

法輪功學員以講真相的方式在迫害之中反迫害，在中國也引起了深刻的變化。大型的迫害都是通過欺騙社會來參與而達到的，法輪功學員通過講真相使人們不再受矇騙去助紂為虐時，它影響的就不僅僅是人們對法輪功的態度，而是人心、良知的回覆，受益的是整個社會，以至國際社會。

改變人心

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種種社會問題和危機，很大程度上與中共破壞了傳統的道德和做人的基本原則，代之以黨文化思維有關。媒體和社會輿論被邪黨操縱，人們雖然反感中共的種種政治帽子、棍子，但在黨文化的環境中，還是無法認清它的內涵，因而屈服於它的變異邏輯、甚至險惡的動機。

法輪功的正，是社會的一面鏡子，能照出其不正的醜惡。

一個單位的局級幹部，鎮壓前陪他妻子去參加過法輪功學員的修煉心得交流會。後來他在洗腦班上情緒激昂的說：「太及時了！應該鎮壓了！那麼大的法會好幾百人，清風雅靜的，沒有一個人在下面說小話，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甭說咱們的黨委書記會，中央、人大開會時，還少不了睡覺、開小差、交頭接耳的呢。可怕呀！」他說他一見大法學員嚴肅的修煉心得交流會，就覺得對黨有危險了。

他說，黨號召「五講四美」甚麼的，跟走過場似的；你們師父教「真、善、忍」，丟了命你們都要堅持；說要取締，「四•二五」這麼多人自發就去了……法輪功的凝聚力、感召力這麼大，這早該鎮壓了！大法學員說這是甚麼理論啊？他說：「你糊塗啊！」他還說別人糊塗，他還正常嗎？共產黨把人搞的已沒正常思維了。

有位法輪功學員被關在洗腦班，「轉化」她的人給她洗腦，她就給他們講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親身經歷。有人說：「你別老講你們好了，我知道你們好，越好才越要被鎮壓。傳達給我們局級幹部的文件中就講：之所以要鎮壓法輪功，就是因為你們做得太好，對黨形成威脅了。」

中共幾十年的殘暴，各種政治運動，使一部份中國人漸漸失去了在強權、暴政面前講真話、堅持道義的勇氣和信心，在壓力面前變得無奈、茫然、明哲保身，甚至懷疑善良和正義的力量。對堅持原則的行為表現得很不以為然、甚至對中共的鎮壓手段採取認同的態度。這也是中共利用其黨文化在心理上、精神上迫害中國人的體現。

法輪功學員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裏的講真相、抵制迫害，是在堅持自己做好人、講真話的基本權利，他們面對暴政的迫害，既沒有卑躬屈膝，也沒有以暴易暴。而是從善如流，堅持自己的信仰；他們把真善忍的美好和中共的假惡鬥告訴周圍的民眾；對於迫害他們的中共人員，他們沒有報復，而是慈悲地勸善，在過去十多年的血雨腥風中的所作所為，展示著真善忍的美好。

這是一個警察講的一件令他們警察都很感動的事。

他的同事管著的那位法輪功女學員，她婆婆已被關進勞教所了，丈夫又在外地，家裏還有個孩子。那警察每天給她說好話：「我現在有這口飯吃也不容易，你就可憐可憐我，你去上訪我就沒飯碗了。」

可終於那年夏天，這位學員還是去北京了。接到通知後去領人，警察火冒三丈，見到那位女學員，一邊罵，一邊上去就用皮帶狠命的抽了她一下。可這位女學員沒有氣恨，也沒有去護身上的傷口，卻掏出自己的手絹，遞給氣急敗壞、滿頭是汗的警察，流著淚說：「真對不起，讓你受連累了，我做的事你以後會理解……」

警察說：「我的媽呀！她把我哥們感動的發自內心的後悔，永遠為打的這一皮帶自責！這哥們回來後自己脫警服不幹了，再也幹不了了！」

多種形式顯神威

為了幫助人們瞭解真相，動態網，無界網，自由門和其他破網軟件相繼投入服務。許多人用網絡免費軟件「翻牆」來到國外，接觸到各種真相。

新唐人電視台，大紀元報紙，希望之聲廣播電台全天候的提供信息服務，直接把海外的消息，中國的禁聞，迫害真相傳送進嚴密封鎖信息的中國。

法輪功學員從自身被迫害中看到，之所以被迫害，是江澤民掐斷了傳統文化的根，顛倒了「真善忍」的五千年道德的標準，中共黨文化取代了中國人的傳統思想，傳統生活方式，喪失了應有的道德。要制止迫害就必須和全社會一起，真正返回中華文化，走回神傳的文化傳統中去。這樣的回歸，才能使中國人民脫離苦難，找到自己的文化根，這樣的民族才是世界和平的保證。因此法輪功學員開始傳播五千年傳統中華文化，洗淨中共文化的毒害，把被江澤民顛倒的是非善惡標準重新建立起來，為中國人民和中國當代歷史寫下最光輝的一筆。

法輪功學員在世界各國主辦「神韻」晚會，文以琴瑟，武以干戚，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夫神思方運，妙將入神，靈則通聖，蓋以窮天地之不至，顯日月之不照。這深蘊五千年眾多朝代各個民族敬天向善的美好，不僅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最本質的品行，還在深層的信仰，人文精神上與世界各種族人民同根相連，融為一體，共得天理人道。正是這一巨大傳統文化和道德提升工程的啟動和具體實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希望。

《九評共產黨》的發表是另一個重大事件。這本書直接啟發了上億的中國人自覺洗淨共產黨文化的污染，從個人道德上升華到新的境界。有些不瞭解或習慣了政治鬥爭的人說這是搞政治，其實這才是民族道德的復甦和向善。千百萬人主動脫離中共的各種組織，不僅體現了中國人民在新的昇華中自覺凝聚在傳統文化精神下的整體風貌，而且為社會和平轉型，提供了各種條件和實質的可能。

連中共的610辦公室頭子都不得不承認法輪功學員講清真相的威力巨大。時任中央委員、公安部副部長、中央610辦公室主任的劉京，於2005年6月30日在中央召集各省一名主管官員出席的秘密會議上，警告與會者，如有消息洩漏，哪兒出的問題，拿該省出席官員是問。他說：「在境外，『法輪功』網絡了一批知識層次相當高、掌握現代技術和傳媒手段的新生代精英，組成了各種專門技術小組。僅從去年12月到今年5月底，我有關部門累計發現，境外有關『九評』的網站有248個，阻斷對相關網站的點擊8000萬次，阻斷電子郵件近3000萬封。應該看到，在這些技術領域我們防範上還存在著薄弱環節，也可以這麼說，西方在技術手段、信息安全領域還高我一籌。比如說，打進來的電話，現在大概難以計算，到底有多少次，就我們的初步統計，群眾舉報就數千萬次。再比如，攻擊衛星，從2002年6月23日開始，我廣播電視節目累計受到『法輪功』信號的攻擊達186次，累計103個小時37分鐘，這其中今年已達51次。今年的3月14日、17日和21日晚，先後三次攻擊六個發射器，每次時間都在一個半小時左右，使中央和地方的18套節目的正常播出受到干擾。『九評』的畫面出現在電視台，長達1分12秒，造成了極其大的影響。很多群眾打電話，『政府的電視台為甚麼出現了推翻共產黨的畫面？』」

在那個嚴酷的專制社會中，國內法輪功學員大量用人民幣作為真相傳播載體，大家在人民幣上寫下真相短句，讓其自然流通到其他人手上去。更多人獲得真相，再把更多載有真相的紙幣投入流通渠道。以致中國人民銀行不得不頒發（2009）119好文件《中國人民銀行關於深入防範和打擊「法輪功」利用人民幣進行宣傳活動的通知》，要求臨櫃人員「發現印有『法輪功』標語的人民幣要按殘損人民幣兌回。」「對回籠的10元，5元，1元紙幣要進行重點整點，未經專門整點不得對外支付，堅決杜絕向客戶支付的現金中含印有『法輪功』標語的人民幣。如發現印有『法輪功』標語的人民幣已付出，要追究有關人員責任。」

國內外的法輪功學員組成各種方便的資料點，大面積的向世人傳播真相。迄今退出共產黨和相關組織的人數已達116，502，639人。

《真實的江澤民》第四章 透過高層內鬥的迷霧

十三年迫害法輪功的政策，造成了中國高層實質的分裂–題記

第一節 薄熙來-王立軍事件

2012年2月，將在中共十八上接班的習近平受邀訪美。習拜訪了白宮和五角大樓、到愛荷華州故地重遊、在洛杉磯看NBA籃球比賽，再加上二百七十一億美元的採購清單。然而卻正值國內發生了重慶市副市長、前公安局長王立軍出逃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尋求政治避難，外界稱為「薄熙來-王立軍事件」。

王是幫著當時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大搞「唱紅打黑」的心腹成員，也是重慶市的副市長，前公安局長，突然與薄反目成仇，並有計劃的闖館避難，製造了中共歷史上第一位副部級官員投奔美領館的嚴重政治事件。（詳情見本章附節「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回放」）

被王立軍事件觸發的中南海激烈搏擊，實際上是圍繞奪取十八大將接掌中共最高領導權的接班人習近平展開的。被江澤民秘密選定接掌中共最高權力的人是薄熙來，由於中共高層各種因素制約，江澤民不得不讓習近平作為十八大中共最高層接班人。

江澤民、曾慶紅、周永康、羅幹等鎮壓法輪功，十三年來犯下了驚人罪惡。為繼續鎮壓政策，避免清算，江澤民、曾慶紅絕對不能讓出中共最高權力，這就是江澤民向新的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不斷挑釁爭鬥的實質，也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權斗的核心。

接著在短短幾個月之內，中共政局發生激烈動盪，十八大入常熱門人選薄熙來下台，掌管政法委的周永康失勢，江澤民派系面臨崩盤。中共高層在十八大前夕展開了殊死的鬥爭。

結局和對未來影響

官方公開承認的僅僅是谷開來涉嫌謀殺海伍德和薄熙來對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負有責任，但官方要求軍方表態說明事情要比上述指控嚴重的多。主要消息來源都是海外中文媒體和西方主流媒體的報導，有些還是來自中共內部相當可靠的消息。無論消息指薄熙來涉及到那些罪名，相當多的來源認為中共高層最終會以刑事罪名結案。對於眼花繚亂的各種消息，究竟應該如何解讀，需要跳出官方說法和權力鬥爭的思維去看。

自1989年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免職之後，中共中央不再以政治路線錯誤來罷免中央政治局委員，而開始以違反黨紀國法作為處理的衡量。薄熙來是繼陳希同、陳良宇之後，第三位受到此類處理的政治局委員兼直轄市黨的書記。

薄熙來事件，直接的起因是2009年從重慶開始的唱紅打黑。那是薄熙來試圖重返北京權力中心的努力。中國的經濟在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以後，各種矛盾都到了集中爆發的關頭，執政黨面臨空前危機，原有的模式難以為繼，改變勢在必行，問題是如何變。一面是溫家寶不斷在各種場合談論政治體制改革，另一面則是薄熙來聲稱自己到毛澤東時代尋找出路，實際是民眾對中共現狀的不滿，又沒有別的出路，只好懷念毛澤東時代，薄熙來利用這樣的社會心理來做薄自己的文章。他從地方開始的向中央示威，尤其是對軍隊的滲透和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都是黨史上、中共黨國史上非同小可的動作，充分暴露了薄的野心和狂妄。

根據中共歷來的行為方式，對薄熙來可能提出的指控實際上暴露了中共的困境。

第一種指控也是最嚴重的指控，那就是中共歷史上慣用的路線鬥爭。溫家寶在今年人大提出的有人要回到文革就是指的這個，這是重慶唱紅的實質。這牽涉到對中共的歷史、意識形態、思想的重新評估甚至否定的問題。中共的理論基礎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正式的說法就有毛澤東的思想、鄧小平的理論、江澤民的三講三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這些是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後來的理論提出後並沒有否定舊理論，而是機械的加在前邊的東西之上，因為否定舊理論就是否定中共本身的合法性。理論問題不爭論只是應急之舉，留給後人的政治包袱和潛在麻煩就越來越多。任何一個從體制內挑戰中央的人，都可以在中共理論體系中找到對應的部份。薄熙來在思想路線上的挑戰都源於此。這是中共給薄熙來定性的第一個困難。當然路線鬥爭本來並不是省一級最高官員的事，必然會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支持者周永康的作為牽扯進來。

第二種指控是陰謀篡權。據信美國方面透露的是王立軍交給美國領館的材料中的一部份。如果確有和周永康合謀篡權，受威脅最大的並非胡、溫，而是習近平。而這個指控對周是致命的。薄熙來在組織上的挑戰，即取習近平而代之的根源來自中共接班至今都沒有可以遵循的原則和程序。這也是這次薄熙來事件給西方社會的一個教訓。西方一些政客和學者長期以來有意無意的宣揚一種觀點，說中共已經解決了領導層平穩交接班的問題。其實從來就沒有解決過，中共本身的合法性還停留在奪取政權前的成王敗寇。接班人的選擇確定則有多種形式，從毛對華、鄧對江的直接指定，軍中大老對文革「四人幫」的逮捕，到鄧對華的取代，鄧對胡的隔代指定，再從黨內大老對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撤換，到各派黑箱內平衡妥協的習李配計劃18大接班，並無一定之規。薄和周策劃的陰謀篡權，可以說是類似政變的強力奪權型，這和背後的江澤民勢力直接有關。

第三種是破壞法律實施。這也是薄在重慶「打黑」的實質。提出這個指控，公佈重慶黑打的內幕，包括具體案例是如何通過酷刑逼供製造出來的，可以打破薄熙來精心塑造的搖滾政治新星形象，又可以暴露直接負有指揮決定責任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可是破壞法律實施執法犯法並非重慶首創，也並不是只在重慶存在。正如薄熙來對媒體所說，打黑是公、檢、法、司、安全部門在政法委指揮下進行的。這至少證明打黑並非是執行法律，而是執行中共的政策，或者是執行政法委的政策。黑打的根源是1999年迫害法輪功而開始的中共自己有計劃有系統的對中國法律體系的破壞，以及中共把自己置於憲法、法律之上，而政法委和「610」又把自己置於黨中央之上、政府之上的變異政體怪胎。黨中央早就有了多權力中心的結構和運作，重慶只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段集中製造了大批的冤假錯案。採用這個罪名，必將觸及到整個政法委係統和中共統治的根基。

最後一種是刑事犯罪。為了防止薄及其同夥捲土重來，高層會以刑事犯罪把薄案件鑿實。可以是和谷開來有關或本人的涉嫌謀殺，也可以是個人和家族成員的貪腐。這個罪名由於避開了實質問題，將會給中共造成無窮後患。另外，大量曝光內幕消息和高層腐敗的細節，受到打擊的是整個中共統治階層。

所以不管怎麼處理都是頭痛的事。如果想抱殘守缺，不傷及中共體制，江系「血債幫」血債在身，是不怕再添血債的。而處理周永康勢力必將揭開整個黑幕，加速江系「血債幫」的解體。

「薄、周、江」聯盟

由於奪權和執政缺少合法性，中共在黨內也從來沒有形成選擇領導人的機制，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接班人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傳統上，上一任黨魁挑選接班人的標準並非是治國治黨之才，而是不會否定自己最重大最有爭議的政治遺產──罪行。江澤民在任期間犯下重大侵犯人權罪行──迫害法輪功，這也是他最重要的政治遺產。然而，江的接班人已經被鄧小平隔代指定了，他無法通過挑選自己的接班人來保證迫害政策的延續和罪行不被清算。作為替代安排，他為中共設計了新的統治模式，將政治局常委從七人增加到九人，以便把足夠的「自己人」塞進去，在常委中保持多數。同時，常委對自己分管的領域有比以前大得多的控制權。這種設計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方面在決策層的人數上保證了迫害法輪功政策的延續；另一方面則是極權統治的分權最終導致分裂。

政治局常委中各管一方的做法，使得主管政法委的羅幹和繼任的周永康可以在政策延續不變的情況下，完全不受其他人干涉的隨心所欲的強化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政法委這個在上世紀90年代處於「被邊緣化」的機構，通過對法輪功的迫害，膨脹成為中共中央各部委權力最大的機構。不受制約的權力有無限擴張的趨勢，中央政法委需要尋找新的受害者和擴權並擴充經費的藉口。於是，針對更廣大人群的維穩概念和系統應運而生，武警部隊不斷擴大，使中國由目前的政法委控制的局勢，隨時可以變成警察執掌的軍事國家。儘管早在1991年就有了維穩的說法和部份相應的部門，作為一種統治方式和系統政策並重組了完整的組織機構卻是在奧運前形成的。這是中共在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的運作和經驗基礎上擴展完成的，由於初建時中共中央維穩領導小組及其維穩辦在人員編制上和中央政法委及」610」辦公室的高度重疊，外界曾誤解為同一機構。這樣，中央政法委及其安全系統終於在短短的幾年中擴張成為第二個中央，維穩經費在2011年首次超過軍費以後，2012年預算維穩經費增加百分之十一點五，達到七千億元，再次超過國防開支的六千三百億，並不從胡溫領導。

一個為了保持維穩集團利益的周永康，一個決心問鼎最高權力的薄熙來，兩人在江澤民的安排中苟合，結成中共建政以來對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最大挑戰的聯盟，這個聯盟始於對迫害法輪功的罪行被清算的恐懼而造成中共統治以來高層最嚴重的分裂。

這一切都是黑箱作業。當薄熙來事件爆發以後，外界才第一次看清中共內部分裂和中共統治危機的嚴重性早已遠遠超出人們能夠想像的程度。中共自掘墳墓的過程清楚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薄、周、江為何非拚命不可

王立軍是個基本沒有政治實力背景的人。他能當到副部級幹部，基本就是靠給薄熙來當打手。他也確實是薄熙來的第一打手，對薄熙來的貢獻主要是三類，也就是薄熙來要干的三件事情。第一類是為薄熙來打擊政敵，比如斃了文強。第二類是為薄熙來搶錢，在重慶收拾了多少不從於薄熙來派系的富豪。第三類是為薄熙來積極鎮壓法輪功，這正是薄熙來看好王的心狠手毒，殺人不眨眼，手上沾滿鮮血的歷史，把他從遼寧帶到重慶的原因。薄熙來的第一和第二件事情是為其政治野心積累政治與經濟基礎，掃清障礙。第三件事則是江澤民許諾薄熙來登達權力頂峰的考驗加捷徑。

王立軍出逃沒多久，美國名記者比爾•戈茲就披露了王立軍提供的材料中關於薄熙來、周永康密謀掀翻習近平的內容。不過，這解釋不了王立軍為何要逃往美領館。這條消息，屬於薄的第一類活動，直接拿給胡溫習不更好嗎？

第二類事情，王立軍把這些直接拿給胡溫習不也更好嗎？至少不至於被定性為叛徒吧。

可是，有關第三類事情，也就是關於薄熙來參與鎮壓法輪功的，王立軍就不但不能拿給黨中央，而且給也不管用了！因為中共現在所有的死結就在這裡，碰都不能碰。外國政府發現，和中共談甚麼都行，如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台灣問題，但決不能碰法輪功問題。

鎮壓法輪功為甚麼是中共的死結不能碰呢？首先，如果中共內部大部份都同意這場鎮壓，它就不會是死結。同理，如果都反對，那也不會是死結。就因為它是江澤民發動的，他非堅持下去不可，否則就會威脅到江澤民以至整個江系的存亡，被清算，以至被法辦；而偏偏江以後的中共第一二把手，胡錦濤、溫家寶，更以後的第一二把手，習近平、李克強，都不肯背這個黑鍋，那麼問題就出來了。

本來薄熙來是太子黨一夥的，可以和習近平、劉源等一樣，不需要趟這塘渾水也可以在官場穩步上升。可是，江澤民許諾薄熙來，只要好好鎮壓法輪功，就保他當總理，利慾熏心的薄熙來還真就上鉤了。

江澤民準備鎮壓法輪功時，在中共內部是不受支持的。鎮壓漸漸的成為了中共沉重的包袱。其中一個因素是，薄熙來和其他一些積極參與迫害者直接嚐到了作惡的惡果。薄熙來在大連、在遼寧積極追隨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使他快速的從大連升到遼寧又升到了商業部。可是，就在這個位置上，他常常需要去各國進行商貿談判，接連在澳大利亞、西班牙、加拿大、英國、美國等被法輪功學員起訴。很顯然，這麼個到處被起訴的惡人不管從形象還是功能角度，都已經無法勝任一國商業部長，所以在2007年被實降到重慶去了。當然還不止薄熙來，江澤民本人，還有其他中共高級官員在各國都被法輪功學員起訴。僅從這個角度來看，鎮壓法輪功已經是中共政權的大包袱，沒人肯背的黑鍋了。

江澤民悲慘極了，鎮壓法輪功十三年，沒鎮壓出個名堂來，最後落到個惶惶不可終日的地步。先是靠著羅幹，然後靠周永康，撈個政法委書記名不正言不順的維持著他的鎮壓。就連他頭號心腹曾慶紅安排的習近平都不肯背這個黑鍋，包括曾慶紅本人都躲起來再不露面。說白了，法輪功被鎮壓下去了，中共就不會面對這種困境，時間可能讓中共抹平鎮壓痕跡。偏偏法輪功迫害不倒，共產黨在繼續鎮壓法輪功這個問題上已經實質性的分裂了。說好聽點兒，是政法委綁架了全黨在繼續這場迫害，說難聽點，鎮壓法輪功只是政法委一個部門的項目了。在這種山窮水盡，眾叛親離的時候，江澤民指望著接周永康位置的薄熙來突然沒了指望，可想而知這對江系來講是甚麼樣的威脅、危機、以至災難？要是政法委這個最後的據點都丟失了，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政策就成了喪家之犬。對此，江澤民能不拚命嗎？

在這種情況下，假如再爆出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直接證據，而且是由在遼寧直接製造這些罪惡的王立軍把它爆出來，中共內部支持和不支持鎮壓法輪功的都不敢說能導致甚麼天崩地裂的事變來。這就是王立軍吃準中共不敢輕易要了他的命，敢於嚷嚷「魚死網破」的真正原因。當然，他只能把這個證據留在美領館，而不能交給黨中央，因為後者是不敢將之公佈出來的。

中共氣數已盡，到了江澤民這一茬，以放手腐敗建立他的權力基礎，以選擇性反腐打擊政敵，從陳希同到陳良宇被反腐，到薄熙來以反腐槍斃文強，中共內部整起人來，越來越沒底線，被自殺、被心臟病等等招數也越來越多。同時，放手腐敗導致的權力資本化、黑幫化，使得每一個當過政治局委員以上的道德敗壞官員後面都帶了一個極大的官商匪利益網，一個極大的老鼠會。一旦哪個政治局級別的官倒了，那牽連的就不止是像文革時那麼一家無辜的人了，結局也不止是像趙紫陽那樣被軟禁而已了，而是整個利益網被端掉。所以，當危險降臨到任何一個利益網，不管他們是否處於劣勢，其中的人都可能寧願鋌而走險去拚命而不敢坐以待斃。事情到了這一步，一個個都成了驚弓之鳥，跳牆之狗，就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了，火星一旦激發出來，就不知炸到哪兒為止。

江澤民、周永康心知肚明，他們比誰都明白，哪一天他們安排不了後繼的政法委書記繼續鎮壓法輪功，就像現在他們安排不了薄熙來那樣，他們的鎮壓黑幕就會被掀開，這種必然的陰暗心理注定了他們必須時刻尋機生事，非得翻盤不可。

面臨如此局勢，驚天大變已成，只看如何展開。如果胡溫勝出，可以棄黑鍋，洗罪責，少讓共產黨幹些壞事。至於人們期望他們能改變中共現狀，就看他們還有多少良知了。如果江、周繼續得勢，黨國必亂，必亡，不可能和平過渡。

第二節 陳光誠事件

薄熙來被停掉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其後兩天，關於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負面報導大量湧現。周永康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在人大會期間公開力挺薄熙來的委員。賈慶林不敢表態，其他人更靠攏胡溫，這表明中央高層盤踞的江系邪惡黑勢力正在極大程度的被削弱，被剷除。時間有多快，取決於現在領導人的道德、勇氣、魄力和智慧。

4月22日，山東維權盲人律師陳光誠，奇蹟般的逃出了被當地政法委嚴密控制的山東臨沂東師古村，在朋友的幫助下於4月27日躲進美國大使館，引發中美外交大事件。

5月2日，美方宣佈，「按照陳光誠不願離開中國、要留下來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的心願，中美談判取得的三個結果是：中方將保證陳光誠自由留在中國；並將他送到天津一所大學學習法律；中方同時承諾將查辦陳光誠事件中的違法者，並同意美國定期檢查陳光誠的安全。陳光誠到北京後曾提出三個要求，請求溫家寶調查政法委。

陳在美方的陪同下，離開使館入住北京朝陽醫院治療腳傷。他當天晚上就聯繫不上美國官員了，國安、警察等團團包圍了陳光誠住的朝陽醫院。

中國外交部忽然打破了沉默，譴責美國介入此事，並要求道歉。

陳光誠案件是中央政法委定性，對陳光誠的迫害也是周永康直接操縱。周曾親赴臨沂安排監控打壓事項，過問陳的刑期，將陳光誠和與其相關的事件定為「905」案件，在政府和公安內部進行傳達，對山東臨沂監控打壓陳光誠的做法予以肯定。2011年為囚禁陳的撥款達六千萬，周要求要像「對待法輪功」一樣嚴懲所有到臨沂關注探訪陳光誠的人。

陳光誠判被迫重新選擇了出國，從而美國、中共當局達成的三點協議不再成立。形勢的突然逆轉，把美國政府、中共當局曬在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

美國媒體一反常態，每天大版篇幅，緊緊追蹤陳事件的進展。媒體以重頭社論的方式提出，陳光誠的安全和未來是美國的責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必須親自出面負責到底。陳和家人順利出國是國際，更主要的是美國國內輿論對美國政府造成強大壓力的快速結果。華盛頓郵報提出，「奧巴馬政府上台之初，國務卿希拉莉克林頓在第一次訪華時宣佈，儘管兩國在一些方面，比如人權問題上沒有共識，但不影響兩國在其他更優先考慮的方面，如經濟，安全上的合作。」但是，郵報文章鋒頭一轉，「陳光誠事件不僅把人權提到舞台中心，雖然這是兩邊政府都儘量避免的，而且顯示了美國和國務卿克林頓並不是總能控制對話的方向。不同的價值觀和兩國內部強大的壓力，可以很容易地驅動努力，找到額外的解決辦法。情形最糟時往往是國內壓力最強大之時。」郵報呼籲美國政府在處理美中關係上成熟起來。所以陳光誠赴美，應該說是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共同爭取到的勝利，它顯示了人民的力量。

陳光誠事件是一個很好的說明，狀都告到中央，全世界都聚焦一個小村莊，底層村裡的惡人仍然可以對所有人，甚至國際媒體的記者們橫行霸道，因為他們的中央政法委主子還沒倒，下邊的錢還是上邊的大老鼠在撥給。官匪利益網從中央政法委一直貫穿到村子，這實際上是這些年來中央政法委和中央「610」辦公室嚴密部署鎮壓法輪功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難事縣解決」的政治經濟獎懲陞遷的「支部建在連上」的新模式，在山東爆出的用到普通民眾身上的一個案例。這樣的嚴密控制網絡，架空了中共中央，所以「政令不出中南海」就不難理解了。

由於周永康被曝親自指示迫害陳光誠，陳闖美使館事件，被外界看成是薄熙來-王立軍事件的一個延伸，周已經無法再摀住迫害的黑幕。從深究對陳光誠的迫害開始，下一步就會挖出周永康鎮壓法輪功的手段和血債，因為顯而易見，近年來周永康的政法委係統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政策下執法亂法、無法無天，這套黨內土匪黑社會做法如今在中國到處佈滿了網絡式的節點，全面掌控著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2012年5月19日，陳光誠一家抵達紐約。世界上幾乎所有傳媒都報導了：陳光誠在紐約發表感謝美國政府和世界各界支持者，也欣慰中共當局冷靜處理他出國問題的決定。他向各國政府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大智慧的希望。他的呼籲，包不包括中國現行的黨國領導人在內？

第三節 迷霧的背後

中共的「燙手山芋」

旅居紐約的知名民主人士唐柏橋2012年4月接受新唐人電視台採訪時透露，2009年時胡錦濤辦公室特使拜訪他，邀請唐柏橋做胡錦濤智囊團的顧問。

唐柏橋說：「帶話的人非常清楚地說，這個智囊團直接跟胡錦濤打交道的，……如果你做顧問的話，你的任何想法，就直接會在胡錦濤辦公桌上。所以他說這樣對法輪功問題，對所有問題不是有幫助嗎。」

唐柏橋說：「他們的觀點就認為，（法輪功）這是一個無解的事情，就是胡錦濤啊，就算我們有誠意想解決，好像也解決不了，他們（法輪功）想要共產黨倒台，怎麼處理都是想要共產黨倒台，但是（胡錦濤）他們又不希望（中共）倒台，他說我們要給他們（法輪功）平反，他們（法輪功）也不答應啊，他們要解體共產黨啊（堅持要法辦江羅劉周）。」

對此，唐柏橋當時就對胡錦濤特使建議，既然無解，那就釋放所有法輪功學員，看看事情會不會出現甚麼變化。

江澤民當初計劃的是「三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法輪功深入人心，十多年過去了，國內和海外的法輪功不僅沒有被鎮壓倒，反而傳播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就像世人看到的，每一次對他們的打壓，都是對他們的弘揚。連中共內部都不得不承認，之所以要掩蓋，停止在媒體上的狂轟濫炸，是因為無論怎麼做都幫助宣傳了法輪功。

怎樣解決法輪功問題，已成了中共內部的「燙手山芋」。誰要想真正面對中國社會問題，無論建立法制社會，還是建立和諧社會，就是一個正常社會吧，任何黨的領導人都避不開這個問題。要麼替江澤民揹黑鍋，但這是對一億人的迫害啊，只要還有丁點良心的人都無法承載其重！

1999年5月3日，澳大利亞的中國問題專家大衛.霍姆（David Holm）教授在媒體採訪時談到他的理解，法輪功「這不是一項推翻共產黨的運動，這項運動其實與推翻共產黨根本不沾邊。如果說對共產黨有所挑戰，只不過是因為共產黨認定了這是對它在多大程度上的挑戰。」霍姆先生看到了問題的根本所在。

實際上，法輪功學員在殘酷迫害初期，一直本著大善大忍的信仰向江澤民呼籲，希望他能糾正錯誤，停止迫害，差不多給了江兩年時間，但是江澤民已是喪心病狂，要一條道走到黑了。在一份事後披露的文件中，江於1999年6月7日曾坦言，「法輪功鼓吹『真、善、忍』，給了我們動手『消毒』的機會。相比之下，其他氣功組織就不那麼容易解決，很可能在全國引起劇烈動盪，甚至於製造暗殺、毒氣、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動」，「法輪功講『真、善、忍』，我們的打擊工作就可以放手進行。以後利用打擊法輪功的經驗，可以有效的運用於其它氣功組織。」

後來，法輪功學員又給了中共幾年時間的機會，希望中共能阻止江澤民的一意孤行。不幸的是，江澤民是在利用中共這台機器來發動和實施迫害的，或者說，江澤民和中共是在相互利用。法輪功學員對政權不感興趣，對中共的迫害一直採取的是理性和平講清真相的做法，唯一的目的是制止迫害。但是，為了迫害，江澤民不惜把「真、善、忍」道德標準公開說成是不好的，這是在危害中國人民，毀滅中國的未來。至今的事實表明，中共的這場迫害從來沒有停止過。你有你迫害的暴政，我有我反迫害的最基本權利，《九評共產黨》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表的，讓人們看清迫害的真相，認識中共的本質，不在這場對世人良知殘酷迫害的運動中失去做人的起碼底線。如果解體中共才能停止迫害，那就是共產黨逼著法輪功學員作出這樣的選擇的。

法輪功因素

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從表面上看，是一場中共內部的權鬥。但深入探討，卻能看出另一條主線，往往為觀察者和國際媒體忽略的主線，就是這次官場地震中所有涉案的人，從王立軍到薄熙來，再到周永康，以及出來遛了一圈兒企圖再度掌控政局而不得的江澤民，都和迫害法輪功直接有關。海伍德謀殺案只是薄的一個犯罪行為，薄涉及對法輪功學員迫害的諸多犯罪行為。但是這個罪惡，中共和西方都不敢和不願意觸及。對中共的不願提及，大家都明白。而西方的「裝傻」，主要是如果真的從內心承認這場迫害的殘酷，明天不就得改變整個對華政策嗎！甚麼利益的算計，人權的忽視不都得在美國人民的壓力下重新考量嗎？

王立軍在錦州並不是一個忠於法律的公安局長，而是殘忍的人權侵犯者。他利用公安局長的便利，喪盡天良的進行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犯罪活動，為此得到獎勵。而錦州地區的死刑犯數量卻少得無法解釋他何以在兩年內便可進行數千起移植實驗，他一個非醫學專業人士，被稱作器官移植專家，並用國家經費建立移植方面研究所。一位原錦州的武警幾年前就揭露王立軍命令對法輪功學員趕盡殺絕，並親自組織對法輪功學員器官活摘手術。薄熙來打黑，需要的不是忠於法律忠於職守的人，那樣的人是無法貫徹黑打政策的，他需要的是只聽從薄，而藐視法律踐踏法律的打手。

薄熙來由於在大連和遼寧任職期間迫害法輪功，在海外被起訴十三次，被起訴次數僅次於江澤民的二十一次和羅幹的十九次。北京圈內有一種說法，當時薄熙來的頂頭上司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對薄的惡習看不慣，堅決不讓薄接副總理。這也許是事實。從另外的來源，如根據維基解密一份美國外交電文，溫家寶認為薄在海外被法輪功起訴次數太多，其負面的國際曝光不適宜在更高級的國際場合代表中國，不同意薄晉陞副總理而將其外放到重慶任市委書記的。

周永康是在四川省作省委書記時因嚴厲迫害法輪功而被江澤民看中，破例將這個從來沒有公安工作經驗的人調到北京，替換被江認為迫害法輪功不力的賈春旺任公安部長，同時兼任中央政法委唯一的副書記。當羅幹退休時，需要另一個類似自己，即有迫害法輪功血債，心狠手辣的來接任，以便使迫害政策能繼續，就選了周永康繼任他的中央政法委書記職位。無論是在公安部長還是後來的政法委書記任上，周都要為全國範圍的迫害負主要責任。

十八大以後，周永康將退休，他必須選擇一個同樣有迫害法輪功血債而又心狠手辣的人接替他的職位和迫害政策。這個人必須有動機、動力和手段。這個人選非薄熙來莫屬。而薄熙來也需要這塊跳板為其更大的計劃服務。兩人狼狽為奸，形成了薄周聯盟。在江澤民為首的「江家幫」裡，固然有大貪污犯賈慶林、黃菊、陳良宇，但中共高層無官不貪，因此貪腐並不能成為凝聚「江家幫」的主要動力。在迫害法輪功的問題上欠下血債的人出於自保的目的而聯合，這種「恐懼」的凝聚力在江澤民看來要可靠得多，因此這一類人就形成了一個「血債幫」，這是「共同犯罪」的幫派集團。

拿下薄熙來，血債幫在中央要找到像薄那樣各方面都符合周永康接替羅幹那種條件的不容易，迫害法輪功的主要指揮系統立即就面臨後繼無人的問題，這就是為甚麼在人大期間，薄熙來已經因為王立軍案面臨調查的情況下，周永康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唱反調而公開挺薄的原因。只要周永康還有權力，哪怕是名義上的，也一定要拚命反擊，這不是他想不想做，而是必然要做的。

第四節 血債幫

「血債幫」的形成

為延續鎮壓政策，避免罪惡曝光和血債遭到清算，江澤民在十六大做了三個安排。

第一，改變政治局常委的結構，把人數從七人變成九人，硬塞入第八個人李長春，負責反法輪功宣傳；和第九個人羅幹，負責暴力鎮壓。

第二，江澤民取消了「核心」的稱謂，美其名曰「集體領導」。實則剝奪了胡錦濤過問李長春和羅幹工作的權力。

中共從獨裁體制變成了「寡頭政治」體制，九個常委各管一攤，互相之間則誰也管不著誰。只有政法委書記羅幹做了政治局常委，才能調動全國的資源繼續鎮壓政策；只有九個人各管一攤，羅幹才能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這都是江澤民為鎮壓法輪功所做的重要組織結構調整。

第三，江澤民還做了一個讓世界瞠目結舌的決定。以准軍事政變的方式由江澤民十六大後繼續連任軍委主席。

江澤民在選擇政治局常委的人選上遵循了三個大多數的原則：第一，他所一手提拔起來的官員要佔大多數，這些人如果反江就等於否定自己的陞遷之路﹔第二，貪污腐敗分子要佔大多數，這樣他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會認真反腐敗，更不會清算江澤民的腐敗罪責；第三，鎮壓法輪功血債纍纍的人要佔大多數，這樣法輪功才不會被平反。

在2007年十七大的安排上，江澤民已經無法為所欲為，他通過曾慶紅盡全力把血債纍纍的周永康推上政法委書記的位置去接替退休的羅幹。在政治局常委名單上吊尾車的周永康，身世與背景複雜。有說他是江澤民外甥女婿，先天性的江系干將，故而被安插到關鍵位置。先後出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四川省委書記、公安部長，最後，躋身中共高層，以政法委書記、綜治辦主任的頭銜，集中共情報、特務與安全總管於一身。周永康不斷製造大案要案，藉機在手中集中無限權力，更兼一副凶神惡煞的面相，令中南海人人畏懼，見之忌憚三分，彷如貝利亞的幽靈在北京遊蕩。

在總書記的人選上，江澤民卻不得不與胡錦濤達成妥協。胡錦濤原本安排的是由李克強和李源潮分別接任總書記和總理職位，江澤民方面則推出了無派系色彩的習近平。但江澤民對妥協結果仍然不滿。習近平的個人道德是薄熙來完全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江害怕習近平中斷鎮壓法輪功的政策，他最中意的接班人是薄熙來。

江澤民看中薄熙來的原因有三個。第一，薄熙來極其凶殘且滅盡人倫。薄一波1983年回憶文革時是這樣描述兒子薄熙來的：「……這個狠小子，又在前胸踏了我幾腳，當時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斷，看他這個六親不認、手毒心狠，連他爹都往死裡整的樣子，這個小子真正是我們黨未來接班人的好材料。夠狠，能幹大事。」薄熙來從金縣、大連、瀋陽再到主政重慶，一路都在「往死裡整」他陞遷路上的絆腳石，到重慶時計劃要在重慶殺三千人。薄熙來說，「不狠狠地殺他一大批，不能建立我們的威嚴……六四就是殺人太少才使得現在還有人敢於翻案，這種教訓必須接受。」

第二，薄熙來非常善運宣傳。由於薄熙來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又到社科院拿到了國際新聞專業碩士學位，非常懂得用媒體為自己塗脂抹粉，欺騙輿論，沽名釣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薄熙來在做商務部長期間，每到一個國家就被法輪功學員起訴，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等12個國家被告上法庭。江澤民知道薄熙來才是唯一一個可以鎮壓法輪功不遺餘力、手段凶狠之輩。

許多人都因為攫取權力和利益的目的投靠江的門下，但是江澤民一旦權力減弱，這些人投奔他人的可能性也很高。而江家幫的核心人物，必是在迫害法輪功的問題上欠下血債而形成的「血債幫」，這一點在2012年年初發生的薄熙來和王立軍的事件時就可以得到證實。

《紐約時報》3月29日刊出Jonathan Ansfield和Ian Johnson的文章，援引消息人士的話說，在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周永康與其他八人意見不和，不同意調查薄熙來並將他免職。3月31日《北京日報》公開刊登言論稱：「『總書記』並非凌駕於黨的中央組織之上的最高機構，強調集體領導。」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公開出來為周永康站台，脅迫中共黨書記胡錦濤和未來接班人習近平。

我們不妨對周永康和劉淇的行為做一點心理分析。周永康位列常委，已經躋身中共權力金字塔的塔尖，進無可進。為何要在臨退之前的半年，和另外幾位常委，特別是現任總書記胡錦濤以及繼任總書記習近平對著幹？劉淇已經年近七十歲，馬上就要退休回家了，為甚麼也要做得罪胡和習的事？難道他們不知道黨內鬥爭你死我活，這麼做可能會搭上身家性命嗎？如果風險高、收益小，他們這麼做又為了甚麼？

這件事就和當時江澤民在退休之後一定要「江前胡後」的戲耍胡錦濤，和一定要主導人事安排是同一原因。這不是「血債幫」的選擇，而是血債幫沒有選擇，只能孤注一擲。

「血債幫」 高層成員

江澤民集團除了四大迫害元凶（江、羅、劉、周）之外，在當時的中央中共政治局常委還有一批參與迫害的重要成員，包括曾慶紅、李嵐清、賈慶林、李長春、吳官正等。在人數和權力分配上，鉗制著胡溫。

曾慶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1999年至2002年底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簡稱中組部）部長。曾慶紅權力慾強、詭計多端，不但為江澤民在權力鬥爭方面出謀劃策，如離間鄧楊關係、整倒陳希同等，而且在迫害法輪功方面也是一肚禍水、滿腹陰謀，是「狗頭軍師」。

看到鎮壓的遲緩進展情勢，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給江出主意說：「政府在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這和鎔基同志不重視、不公開表態有關。」按照曾慶紅的想法，朱鎔基在「四•二五」事件中親自接見法輪功學員，他不出來講話，會給外界造成黨中央分裂的猜測。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譽，如果支持鎮壓，可以讓不少人倒向江澤民這邊。曾慶紅把這些分析告訴江澤民後，江立即把朱鎔基找去訓話，大意是說，國務院部門「三講」進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鎔基把「三講」當作維護執政黨地位的運動重視起來。江澤民指責朱鎔基長期以來「不知道服從政治的大局，對黨中央的政策有牴觸情緒，消極應付。要知道，『三講』中最重要的就是『講政治』。鎮壓法輪功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江說，「鎔基同志，黨中央要求國務院不但要『講政治』，而且要講好，要把推廣『三講』和當前最大的政治結合好，否則就是分裂黨！」

從江辦出來，朱鎔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後朱鎔基還是違心地表態支持江澤民的鎮壓決定。

李嵐清，他的兒子曾犯下十億大案，被江澤民一筆勾銷，江澤民以此威逼利用李嵐清。

當時大多數政治局委員乃至常委都在迫害法輪功的問題上相當冷漠，李嵐清也不同意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決定。江澤民拿出黨性和「亡黨亡國」的帽子威逼李嵐清，最終李嵐清立場鬆動，同意了江的決定，成了迫害法輪功的專職機構「610」的首任最高頭目。

賈慶林，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輪功開始之年，賈是中共北京市的市委書記，被江澤民批評為「如此麻木」。

賈慶林是賴昌星遠華大案發生時的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被江澤民以慣用的「收買貪官以為己用」的方法保住官位，並調任北京市長、市委書記，為江澤民控制北京要地。賈慶林賣力追隨江澤民的迫害政策，所以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賈慶林作為江的心腹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還為江澤民「分管」政協，當上了政協主席。賈慶林與羅幹、黃菊、李長春、吳官正等人一起牽制胡錦濤，並繼續執行江澤民定下的迫害政策。

李長春，1998－2002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2002年至今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

李長春開始時也是消極敷衍、低調對待，不願和江一樣被綁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江澤民沒辦法，2000年2月只好親自去廣東督戰。他批評廣東對法輪功「鎮壓不力」、「軟弱」，要李長春在政治局會議上做「檢討」，還親自給深圳市委發傳真要他們「守住陣地」。在江澤民和羅幹的高壓下，廣東終於開始勞教法輪功學員

2002年10月，在江澤民的授意下，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在《廣東支部生活》上刊出文章，大談江澤民的假造「過繼」烈士兒子身份問題。一個月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為江澤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長春被提拔進了政治局常委會。

薩斯最初於2002年11月在中國南方爆發。「薩斯（SARS）」第一病例在廣東被發現後，李長春（政治局常委，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為首的宣傳部門百般遮掩隱瞞，疫情逐漸蔓延至其它省。

吳官正，在一九九九年迫害開始時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在曾慶紅的獻計下，江澤民向吳官正施壓加重迫害。吳官正為了陞官，於是把山東變成全國迫害最嚴重的省份之一。法輪功學員陳子秀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就出現在山東，《華爾街日報》對此做了真相報導，並指出，吳官正與李長春都是中共十六大常委「人選」，但廣東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人數不多，而山東上訪的學員很多，於是中共高層向山東當局施壓，吳官正為了順利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加劇山東省的迫害，直接導致第一宗法輪功命案。

要瞭解更多的「血債幫」情況，請訪問「明慧網」（minghui.org），查看施暴者被法輪功學員起訴案例。

第五節 戀棧並繼續弄權

「宮廷政變」

那是2002年的前半年，江澤民已經在為十六大可能退位而揪心，還有一塊主要的心病，就是政協主席李瑞環。外界讓李留任的呼聲特別高，一來他無論走到哪裏都明裡暗裡地敲打江澤民，特別得民心；二來李瑞環沒有公開發表過鎮壓法輪功的言論，這都令江澤民不安。讓江澤民為難的是，對付李瑞環不能再用對付喬石那一手，因為他還沒到七十歲劃線的退休年齡。如果他還在十六大政治局常委會裡，常常提出和江相左的主張，那將對下台的江澤民構成極大的威脅，對江澤民要提拔進政治局的親信執行江的主張也會構成阻力。所以江是不惜任何代價都要把李瑞環搞下台的。李瑞環本人倒對權力並不在乎，他甚至提出願意陪江澤民下台。

為了2002年出訪美國，江澤民把中共十六大召開的日期從9月份一直推遲到了11月。

許多人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原訂於2002年11月15日上午11時，新當選的九名政治局常委與新聞界見面，但一直推遲到11時38分，才出來亮相。這是一個極其不尋常的訊號，因為中共通常是在夏季北戴河會議的時候就擬訂了權力分配的名單和座次。所謂的中央委員會全會只不過是走一個組織形式而已。十六屆常委亮相被延遲，就是因為江澤民臨時調整常委人數和臨時動議連任軍委主席的緣故。

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進行了五次激烈的辯論並經表決之後，通過了關於江澤民全退的決議。李瑞環自然兌現了他的諾言，不再留任。

元老及政治局的成員們都鬆了一大口氣。在他們看來，只要江澤民下台，甚麼就都好辦了，所以通過決議時，給江澤民戴了不少高帽。江趁機提出要把自己的親信送進政治局。大家居然也糊里糊塗地同意了。他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十六大政治局及常委會裡江氏人馬佔了多數，那江豈不成了政治局的後台老闆？這種結果比十五大更慘，上一屆起碼江還受著李瑞環、尉健行等人的制約，江的一些提議並不是總能順利通過。

江唯一能做的就是攥緊槍桿子，保留軍委主席之職，左右胡錦濤。於是，江由曾慶紅出面，找在十六大上應該退休的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密謀江留任的問題，並告訴張，事成之後江讓他當國防部長。

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開幕。11月13日，在中共十六大主席團常委第四次會議上，被江澤民許願當下屆國防部長的張萬年突然站起來用非常強硬的態度發難，提出了由二十名主席團，全部為軍人的成員聯署的「特別動議」，建議江澤民留任新屆中央軍委主席。張萬年發言後，被江澤民一筆勾銷兒子十億大案的李嵐清、還有女兒成為江澤民人質的劉華清立即表示：完全支持「特別動議」。

接著張萬年又逼胡表態。會場裡鴉雀無聲，連呼吸聲都聽得見，大家都知道胡錦濤要不同意，當時就能被軍人帶走軟禁起來。胡錦濤低聲說道：「個人完全贊成張萬年、郭伯雄、曹剛川等二十位同志的提議。」

接著，舉手表決。除李瑞環、尉健行、曹慶澤三人棄權，張萬年等二十人的「特別動議」獲得通過。尉健行在會上就此表了態：「從組織原則上接受通過臨時特別動議」，但從個人意志上，是反對的。以大會主席團常委會「臨時特別動議」來否定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五次討論並經表決通過的決議，是不尋常、不鄭重的，要承擔歷史責任。

當時請假未到的萬里聽到此消息後氣得渾身發抖，拍案大罵江澤民，並憤然退出主席團常委會，以示抗議。

不得已下台

有不少人是為了個人發展而投靠江家幫，這些人慢慢翅膀硬了，成為見風使舵的勢力。江知道這些人是靠不住的，2004年交出軍委主席時就見識過這些人的手段。

2004年8月中旬，江續任軍委主席一年半以後。洪學智、劉華清、楊白冰等老軍人在一次中央組織生活會上，提出江澤民應在四中全會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建議，得到了上屆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遲浩田、中央軍委委員王克、王瑞林等的支持。老將軍們的看法由中辦轉至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有四十多名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進行回應，致信政治局，認為江澤民全退的時候到了。

2004年8月下旬，江澤民在北京西山的中央組織生活會議上當面批評胡溫，指責胡溫的宏觀調控嚴重影響經濟增長，還說如果再引起社會動亂，胡溫要負歷史責任。

但胡這一次沒有買江的帳，反而據理力爭，同時喬石和萬里等黨內元老壓制江澤民的氣焰。這樣，西山會議成了胡溫和江澤民攤牌的會議。

這一次反過來了。老將軍的「逼宮」和胡溫的不買賬，江只好表示可以隨時退下，決不戀棧，請政治局常委會決定。9月1日，江澤民給中央政治局發了一封信，信中強調「自己經過慎重考慮」，提出請辭中央軍委主席。他相信自己提拔的人最後會「挽留」他，然後他就可以再度上馬，名正言順地繼續垂簾聽政。但這一消息很快就被透露到海外，9月6日《紐約時報》透露了江自己請辭的消息。江的處境非常被動。

按照慣例，政治局常委會的意見要交政治局討論，並徵求元老和上屆政治局常委的意見。除中共十五屆政治局常委會常委朱鎔基、李嵐清不表示意見外，李瑞環、尉健行、李鵬均順勢表示要尊重江的要求，支持他退下。中共元老萬里、喬石、宋平、谷牧等也表態尊重江的決定。

在四中全會召開前五天，政治局連續討論江的去留問題。會上，個人利益和江澤民緊密相連的幾個人要求江澤民留任至2005年，所持理由是台海形勢險惡，江留任可以為胡分挑擔子，云云。

9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中央軍委委員出席參加了討論。會上，被江親手提拔起來的中央軍委委員徐才厚、梁光烈、廖錫龍、李繼耐等紛紛表態，支持江澤民提出的請辭。9月14日，離四中全會召開還有一天時間，政治局討論江澤民去留的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晚上近十一時才結束，最後決定江下台。江澤民的心腹攝政曾慶紅一看風頭不對，也贊成江下台。

江澤民在最後幾天指示說，萬一自己必須退下，應儘量讓江系人馬掌握更多實權。在9月1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系人馬提議增補曾慶紅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以及增補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但兩項議案均未通過。

9月19日四中全會最後一天，江被宣佈下台。9月21日，為美國《紐約時報》工作的中國助理趙巖在上海休假時被逮捕帶回北京。曾慶紅把持的國安試圖從他打開突破口，查找軍方哪股力量在向海外透消息造輿論，使江澤民假戲成真。

2004年是江全面退出歷史舞台的開始。在2007年十七大的安排上，江澤民已經無法為所欲為。九常委的人選為胡錦濤(總書記)、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周永康。江通過曾慶紅盡全力把血債纍纍的周永康推上政法委書記的位置去接替退休的羅幹。在總書記的人選上，江澤民卻不得不與胡錦濤達成妥協。胡錦濤原本安排的是「雙李接班體制」，即由李克強和李源潮分別接任總書記和總理職位，江澤民方面則推出了無派系的習近平。江系人馬在薄出事前一直佔上風。

向溫家寶挑釁

溫家寶是胡耀邦、趙紫陽和朱鎔基看中的人。溫家寶接替朱鎔基的總理，是朱鎔基提名的結果。江本是要吳邦國接替總理。溫的政改言論和親民作風，深為江系人馬所忌恨。

2007年2月，溫家寶透過官方新華社發表署名文章指出，普世價值「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文章廣受美歐通訊社、報章關注。同年3月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溫家寶回答法國《世界報》記者提問時重申了對普世價值的讚賞。之後，江系控制的《北京日報》等發表評論批駁。

2008年9月溫家寶在聯合國大會演講，承認西方提倡的普世價值，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後來怒批西方政治制度，針鋒相對。

2010年8月溫家寶視察深圳時高調呼籲政治改革，稱「沒有政改，經濟改革成就也將不保」，遭北京媒體反駁。2009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舉行時，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講話中說，中國政治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北京日報》等黨媒發表評論，公開批「普世價值」，其矛頭都是直指溫家寶的。

在溫家寶發文表明其普世價值觀後，吳邦國，賈慶林，李長春和周永康，一起跳出來，批判普世價值。他們並利用中共宣傳部和黨報媒體，發動了對溫家寶的普世價值觀的批判。在政治局其他成員中，只有劉雲山參加了批判溫家寶的普世價值的行動。政協副主席陳奎元（社科院院長）和社科院副院長朱佳木參與了批判溫家寶普世價值的行動。

維基解密曝光「溫總理飽受批評但地位維持穩定」的密電，這是美國駐北京大使館2009年7月發出的密電內容。內容指出，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溫家寶不滿解放軍沒有及時空降災區，軍方聲稱不適合空降，但溫家寶表示：「是人民在養你們，你們自己看著辦。」

監視控制胡錦濤

切尼2002年春天邀請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胡錦濤訪美，是以准國家主席身份接待他的。美方出席者的身份級別很高，包括國務卿鮑威爾、財政部長歐尼爾、商務部長伊凡斯、勞工部長趙小蘭、總統的國家安全助理萊斯女士（後來出任國務卿）、國防部常務副部長伍夫維茨（後來出任世界銀行行長）。

切尼想瞭解胡錦濤的真實想法，一對一的談話。午宴過後，切尼把胡錦濤請進書房，客套話還沒說完，房門忽然開了，中共外交部副部長李肇星闖了進來。切尼的幕僚事後沮喪的說，自己曾禮貌的試圖阻止李肇星，並解釋說這是一對一的會談。李肇星不聽，逕直闖進切尼的書房，沒人邀請就自顧自的坐了下來，而且是坐在切尼與胡錦濤中間。世界上大概沒有第二個這種級別的官員可以做得出來，而這恰恰是江澤民最欣賞的一點。為了討好主子江澤民，李肇星到了不知羞恥的地步。

2004年初，江澤民還位居軍委主席時，美國時任副總統切尼訪問北京。從華府啟程前，美國總統布什請切尼傳達一項敏感信息給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正因為事涉敏感，所以布什要求切尼在一對一的情況下傳達。

切尼訪問北京在官方正式會談後，胡錦濤與切尼在另外的房間舉行了一對一的會談，期間果然沒有受到任何人的騷擾，切尼大大的鬆了一口氣，認為自己圓滿完成了總統交給的任務。

在切尼滿臉堆笑的走出會議室後，幕僚悄悄告訴他，就在隔壁房間裡，一堆人聚在一個音箱旁，聚精會神的傾聽他與胡錦濤的會談內容，「私人會談」變成了「現場直播」。「我以為進行得很好」，切尼後來在回憶錄裡沮喪的寫道。

不僅如此，據香港《動向》雜誌報導，江還曾密謀暗殺胡錦濤，胡險遭不測。2006年5月初，「胡錦濤秘密來到青島，視察北海艦隊。當胡乘坐中共最先進的一艘導彈驅逐艦到黃海視察北海艦隊時，發生意外，同時兩艘軍艦向胡乘的導彈驅逐艦開火，打死驅逐艦上五名海軍戰士，導彈驅逐艦立即載胡馳離艦隊演習海域，它的速度全艦隊任何一艘艦艇也追不上，直到安全海域，胡換乘艦上的直昇飛機飛回青島基地。胡未作停留，也未回北京，直飛雲南，一個星期之後，北京一切安排妥當，才回北京（胡錦濤行程十日之前對外是空白，新華社發消息十一日至十五日胡在雲南考察）。」

第六節 六名政治局常委為何抵不住江澤民

回過頭來，我們還要說一說當年六名政治局常委為何抵擋不住一個江澤民。

江澤民的淫威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但是，當時政治局常委中的其他六名常委都不贊成。那時江為總書記，六名常委為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建行，李嵐清。在這個時刻，江澤民是無比孤立的。

1999年4月26日，也就是朱鎔基理性處理法輪功學員上訪反映情況的的第二天，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法輪功問題，朱鎔基剛說：「讓他們去煉吧……」，這時的江澤民已被不斷膨脹的妒嫉心折騰到發狂的程度，立即跳了起來，指著朱鎔基的鼻子叫喊「糊塗！糊塗！糊塗！亡黨亡國啊！」巨大的帽子和棍子，朱鎔基招架不住。

《美國之音》2009年9月10日援引香港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報告說，「朱鎔基兩次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同江澤民進行了爭辯，認為如果對法輪功問題不謹慎處理，就會激化矛盾。江澤民認為，『六四』十週年來臨的非常敏感時期，一定要採取強硬措施對付法輪功，否則會亡黨亡國。該中心說，這個信息來自一個相當可靠的消息人士。」

一位「610」官員透露說，在一次小範圍的所謂「慶功」宴會上，時任公安部副部長劉京給陪酒的吉林省和長春市公安局「610」官員透露，在「610」編製和鎮壓經費大規模擴大上，江澤民曾經對胡錦濤大聲咆哮。

劉京當時說：2001年江澤民在一次佈置對法輪功打壓的會議上指出，原各地「610」辦公室是以各地政府名義設立的，但由於公安廳、國家安全部、公安局、司法局等部門利益驅使和業務特點不同，扯皮、推諉、應付、不服從命令、消極對待等現象已經使得「各地法輪功事件不但沒有減少的趨勢，反而越演越烈」。在會上江澤民提出要在國家安全廳、公安廳、各地公安局也增加設立相應的「610」辦公室，這時胡錦濤說：「增加『610』機構得增加人員編制，經費不少。」江立時大怒，衝著胡錦濤咆哮道：「都要奪你權了，甚麼編製不編製、經費不經費的！」江在鎮壓法輪功上要胡錦濤「要錢給錢，要人給人」。

黨的利益邪勝一切

CNN中國問題高級分析員威利．林在「中國的鎮壓代價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員並不支持江澤民的鎮壓，這已經不是甚麼秘密了。文章還引用一個老共產黨員的話說，「通過發動政治運動，江澤民正逼迫高級幹部向他的路線宣誓效忠，這會提升他的權威。江澤民希望，就算政治局在如何處理法輪功問題上有不同意見，也要表現出對他的公開支持。」

江澤民的個人無恥淫威固然是一方面，最終能使江澤民一意孤行的是中共的性質決定的。儘管江沒有前任黨魁的權威，政治局常委們雖然不同意鎮壓，但誰也不會為一個群眾性的修煉群體去真正挑戰江的地位和決定。

中共自從成立以來，即使在四面是敵的弱小時期，就一直伴隨者內部的清洗和屠殺。建政以後，又通過頻繁的政治運動對內部不同的聲音和觀點進行殘酷打擊、批判甚至肉體消滅。被清洗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站錯了隊跟錯了人。能在中共政治絞殺機器生存下來併進入最高權力圈子的官員，在面臨對重大政治決策需要表態時，首先考慮的是自己不要因為站錯了立場而影響了黨的事業和自己的仕途。而在各種類型需要做決策的事件中，最不可能出面據理力爭的就是關係到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尤其是信仰的權利的決定。而最可能堅決否決的是事關自己及其家族利益的決定，如政治局討論關於官員公佈個人財產的提議就受到大多數常委的激烈反對而多年不得通過。

在中共的政策制定和重大決策中，儘管每個時期的理論、路線都會調整和變化甚至前後矛盾互相否定，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加強維護黨的領導始終是「政治正確」的衡量標準。一個提議是否能被當作需要執行的政策接受，並不取決於同意的人數多寡，而往往決定於是否「政治正確」。從1999年4月25日的信到6月7日的講話，江用於迫使政治局常委同意鎮壓的手段，就是把法輪功問題提到了對中共挑戰的高度。他提出的主要論點包括：圍困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組織嚴密、和中共爭奪群眾、爭奪陣地、西方敵對勢力、幕後黑手等等，並且把法輪功上訪和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相比較。這些說法，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中，都是在中共歷年政治迫害中最嚴重的指控和罪名。在中國的政治生態環境中，即使是黨內最高領導人，一旦對這類問題態度立場不明確，也逃脫不了被清除的命運。於是，當江把法輪功問題提高到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後，他一個人，一個絕對少數的意見就變成了此後十多年中共最重要的政策。

黨性扼殺個人的道德

致命的是，一旦在重大問題上，高層人士首先放棄的是道義標準，讓步於共產黨的黨性規定，這就把人民和國家置於非常危險的境地。這種所謂的黨性原則是扼殺黨員，包括高層領導人的道德良知的最厲害武器。

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例子是胡耀邦，他被人們看作改革派，良心領導人，可是有這樣一個故事。1985年10月，中央記者代表團去中越戰場的老山前線採訪，身為中共黨員的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大報的記者們看到，有的軍事指揮官（多是高幹子弟）好大喜功，組織一些戰鬥，沒有必要的硬是要求一定要在某時某點拿下某地，動不動就說「不惜一切代價！」死多少士兵根本不當回事，因為在他們的黨性中人是不值錢的，只要能滿足嗜血狂熱，能報功就行。送別的宴會上，中國青年報記者葉研端著紅葡萄酒，站起來向軍首長們敬酒說：「這不是酒，是戰士的血呀！我不以記者身份，我以老百姓的身份，代表後方老百姓說句話，像『不惜一切代價』這樣的軍事術語能否不用或少用！」葉研的大膽行為讓軍首長們非常惱火。為此，新華社駐軍記者站寫了一篇內參火速送到中央，大老們大怒，因為這是鄧小平，楊尚昆等決定要打的戰爭，動土動到誰們兒頭上來了？文件到了總書記胡耀邦那裏，胡耀邦批示說：「中國青年報記者葉研問題嚴重，要認真檢查，如果一貫表現不好，又不認真檢查，其中任何一條，就調離新聞崗位。」無論是出於主動還是無奈，胡同樣沒逃出共產黨黨性的控制，在民與黨的衝突中維護的是黨的利益，而不是正確的是非原則。

這不正是所有中共黨員要反躬自問，要拋棄黨性走出的道德誤區，人性誤區嗎？

中共的領導人當然不會拼了命的為群眾的利益去制止江澤民個人的一意孤行。尤其在「共同犯罪」旗幟下糾集的惡黨集團面前，道德不那麼壞的個人顯得無力，懦弱的個人組成的群體也因此無力，這不就是道德的下滑嗎？雖然這些個人不會陰謀勾結在一起，甚至在黑惡勢力面前，更要避免個人道德淪為對方的無恥水平。這時的所有個人，即使是一個數量大的群體，都是無力的。

但是，不就是這些個人道德好一點的領導人還撐著中共最後最表面的「正統」虎皮形象嗎？不是在人民被窒息的絕望中，沒有選擇而只好寄托於你們個人道德良知的發現嗎？你們有幾次這樣發現過自己的良知，運用過自己的良知呢？如果沒有，或沒能，你們的所謂道德好一點的形象不正好成了中共「合法性」的欺騙武器，因而延長著中共早已行將就木的殭軀，延長著人民的苦難嗎？這就叫道德下滑。這樣毀滅國家前途民族未來的道德下滑，不正是從這些最忠於共產黨的人們開始的嗎？「犯不著」，「做不了」是你們的普遍狀態。江澤民和黨利用著這樣的人性弱點，恣意妄為的行惡。在涉及一億民眾生死存亡的決定上姑息養奸，實際上是放任了江的邪惡。這也給後來愈演越烈，擴大到全民的各種迫害留下了無法制止的惡例！

民眾的選擇

最近海外媒體大紀元，新唐人電視台等報導了如今的「小崗村事件」群。

「去年十月，遼寧朝陽地區村民紛紛簽名要求釋放同村的法輪功修煉者張國祥，希望派出所能放人並將搜走的六千元錢返還。

「去年十一月，遼寧省撫順清原縣法院對法輪功學員鄭洪英開庭，欲將她定罪關押，村民們得知後聯名上書，呼籲無罪釋放：『好人不應該關在監獄裡，我們老百姓呼喚正義良知，讓我們的老鄉鄭洪英回家。』

「去年法輪功學員周向陽的家鄉秦皇島昌黎縣兩千三百位善良民眾聯名支持其申訴。當局把周向陽的妻子李珊珊抓走後，又有五百多民眾聯名救助她。這是法輪功受迫害十二年來一次大陸普通民眾群體支持法輪功的重大事件。

「今年的2月25日一早，河北省泊頭市富鎮周官屯村的法輪功修煉者王小東，無故遭公安抄家，從他家中發現裝光盤的盒子，就認定他刻法輪功真相光盤。抄走他很多物品包括2萬多現金。當王小東被抓家中剩下一老一小無人照管，全村村民非常氣憤，自發每戶派一個代表，在請願書上簽了名要求放人，村大隊長還在呼籲書上蓋上了公章。

「大陸經濟學家綦彥臣表示，『執政黨要檢討，十八大習近平、李克強上台以後，要檢討江澤民遺留下來的這個政策，給法輪功信仰者一個合理的、一種確認他們在憲法上的地位，這是應當做到的。我們不能讓違法之法這種方式再繼續下去。這麼多的老百姓去按手印要求釋放這個人，可見官方的執法和民意是多麼的對立。』」

博訊網站最近也轉載《參與》2012年5月9日的報導，「雲南昭通市十六名中共老黨員給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上書：要求免去周永康常委和政法委書記職務、令其引咎辭職，交由中紀委查處；免去劉雲山中宣部部長職務，不得進入十八屆常委班子。」

「尊敬的以胡錦濤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您們好！

「我們是中共黨員，還有一些是建國前的老黨員。我們當年投身革命與國民黨血戰，是因為不堪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悲慘生活；是因為不滿富人花天酒地、窮人飢寒交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公社會；是因為不滿百姓沒有權利，任人宰割的社會制度。可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用鮮血和生命創建並為之服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毛澤東所一再承諾的『民主、平等、公平、獨立、富強的新中國』，而是一個比國民黨舊中國更加殘暴腐朽、更加專制獨裁的帝國體制。在毛澤東主政的二十八年間，……把我們的國家民族一次又一次的拖入臨近覆滅的深淵。毛澤東死後，他的繼任者又製造了『六四』天安門事伴和對法輪功的鎮壓，這些污點使我們黨不堪重負，一再蒙羞。」

今天世界聚焦由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引發的中共政局動盪之時，中國又有人使出過去慣用的仇恨轉移法，把國內民眾的注意視線轉到對西方人士在中國的「非法」行為的仇恨上，不過受騙的中國人越來越少了。

真的，如今的中國，中共和民眾的矛盾已經達到一個臨界點。只要全國民眾在同一時間出門上街，即使沒有事先的約定，即使沒有共同的訴求，共產黨都可能在那一瞬間被蒸發掉……

要麼，被中共體制產生的毒瘤政法委和「血債幫」把中共搞垮；要麼最終被人民拋棄，成與敗，好與壞，都只是現行領導人們道德良知上的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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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薄熙來-王立軍事件回放

作為薄熙來的心腹，王立軍是個監聽狂，以打黑的名義搞監聽，而且還監聽薄熙來和中央最高層通訊，掌握有大量薄熙來錄音，涉及薄熙來及其家人的秘密。薄熙來-王立軍事件表面上是由薄熙來和王立軍鬧翻了引起的，但是現在外界對於他們翻臉的原因，有不同的說法。

說法一：王立軍作為公安局長，發現薄熙來妻子谷開來涉入英國商人尼爾．伍德（也譯海伍德）的謀殺案，向薄熙來報告，薄當場扇了他一個耳光。兩天內，王立軍調查組的十一人被捕，二人被打死，一人自殺。之後，王立軍製作了數份關於薄熙來和周永康的隱情的資料，並威脅，如果周永康不保護他，就同歸於盡。海外媒體披露伍德被害的原因是伍德掌握了薄家轉移資產的秘密，由於利益糾紛鬧翻後，谷開來殺人滅口。

說法二：掌握了王立軍的劣跡，中紀委約談了王立軍，王立軍非常害怕，想要自保，答應中紀委的要求收集薄的材料。北京高層有人把這事告訴了薄熙來，於是兩人翻臉。

不管哪種說法，有一點比較明確，就是王立軍握有薄熙來的致命秘密。薄熙來要殺人滅口，王立軍想保命，這是王出逃的動機。

2012年2月1日，薄熙來和王立軍「窩裡鬥」升級。薄熙來撤掉了王立軍的重慶市公安局長、黨委書記職務，以副市長身份分管工商、技監及科教文衛等工作。王立軍失去了實權。

2月2日，重慶市當局正式向社會公開宣佈了這一消息。

在2月2日重慶宣佈調離王立軍之前，薄熙來已逮捕了王立軍身邊的司機、廚師、保鏢、秘書等十九人，並把其中二人毆打致死，一人自殺。王立軍的一舉一動已經置於薄熙來的監控之下。

2月3日，媒體透露，王立軍已經實名向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紀委）揭發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腐敗問題，例如向海外轉移資產，以及薄熙來的兒子的問題等等。後來，海外媒體報導，薄熙來夫婦向海外轉移了六十億美金的資產，分佈在美國、英國等地。

2月4日，一張具名為第三軍醫大學大坪醫院的證明在媒體出現，宣稱王立軍有自殺傾向。分析人士認為，這是重慶方面（薄熙來）已經開始為幹掉王立軍作輿論準備。

王立軍深知薄熙來心黑手狠，自己隨時有生命危險。王立軍乘薄熙來在雲南的時候，瞞過監視的人，2月6日晚，王立軍化裝脫離監視，開車從重慶逃到成都，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1天後離開。王立軍在美領館內填寫了申請政治避難的表格。

2月7日，薄熙來得知王立軍出逃的消息後，出動包括裝甲車在內的七十多輛警車到四川成都，包圍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重慶市長黃奇帆親自到總領館指揮，要把王立軍劫回重慶。

王立軍堅決不回重慶，表示願意到北京接受調查。黃奇帆與北京國安部高官在美領館外激烈爭吵，雙方相持不下。據報薄熙來接到胡錦濤的電話後，重慶方面才放人。離開美領館前，王立軍大叫要和薄熙來「魚死網破」。

薄熙來派兵追捕王立軍並包圍美國領事館，一下子撕裂了中共官場潛規則，讓中共內鬥曝光於國際媒體面前。黃奇帆帶領武裝警車，從重慶趕到成都並包圍美國駐四川成都領事館。這一舉動，令中南海大為震怒，認為事態非常嚴重，稱得上「警變」，是一種兵變、地方軍閥的行為。

2月8日，重慶官方稱王立軍正接受休假式治療。重慶官方微博稱，「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據悉，這是薄熙來親自擬定措詞發佈的。

2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證實王立軍到過美領館，並且說是「自願」離開的。

2月9日，中共外交部被迫證實王立軍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一天後離開。

2月10日，美國資深媒體人比爾•戈茨（Bill Gertz）在美國自由燈塔網站發表長篇文章，援引這些美國官員的話說，王立軍向美國提供的材料中，包括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密謀通過政變整垮習近平，不讓他順利接班的計劃。

2月13日，習近平飛往美國，開始為期五天的訪美行程。

3月8日，薄熙來缺席人大當天的會議；周永康到重慶團，公開支持薄熙來。

3月9日，薄熙來首次對媒體談到王立軍事件時，搬出政法委，公開表示他的背後有周永康的支持。薄熙來稱，重慶打黑實際上「是由政法委協調的，並不是王立軍一個人的事情。」有記者提到胡錦濤、溫家寶沒有去重慶支持「唱紅打黑」，薄對媒體記者說：「我們深信總書記會去重慶，而且看了後他會高興的。」明顯有逼宮意味。

3月14日，人大會議閉幕，溫家寶記者會開了約三小時，創下記錄，溫家寶在回答王立軍問題時表示中央會嚴查，並暗示重慶唱紅打黑是「文革餘毒」。

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薄熙來不再擔任重慶市委書記，王立軍被免去副市長職務，國務院副總理張德江兼任重慶市委書記。

3月18日，據北京內部消息人士透露，在北京高層做出解除薄熙來職務決定後，而周永康欲力保薄熙來，針鋒相對，各不相讓。而整個高層各派圈子幾乎已全線捲入這一事件，酣鬥之烈，牽連之廣，前所未有。

3月19日，美國國會外交委員會展開對王立軍進入成都領事館事件的調查。

在這期間，百度和國內的一些媒體一度解禁如「《轉法輪》」、「活摘器官」、「神韻」等關鍵詞。

3月29日，中國最大搜索引擎百度網驚現「周永康薄熙來整習近平」消息；30日，百度網再現香港的「退黨遊行」視頻。

3月30日，英國媒體《泰晤士報》說，英國高官承認，英國商人尼爾．伍德（也譯為尼爾．海伍德）的死和前不久被免職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有關。

4月10日下午，路透社首先報導說，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已經被暫停中共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職務，並且被立案調查。4月10日晚上11點左右，中共喉舌新華網才發佈消息，稱中共中央「停止」薄熙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決定對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立案調查。隨即新華網又公佈，薄熙來的妻子「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因涉嫌殺害英國公民尼爾．伍德，被移送司法機關。

《真實的江澤民》第五章經濟「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會好嗎？

很多人反對他，說法輪功提高人的道德穩定社會，他壓制一切的說，「經濟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會好」。就這樣，他顛覆了中國人五千年的「真•善•忍」道德標準，成為千古第一罪人。——題記

2011年初，中國和世界的媒體都報導了「中國正式超過日本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就在這一年，發生了小悅悅的悲劇。從道德層面上說，這個悲劇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對生命的漠視。悲劇還揭示了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因素。那些路過的十八個人，從畫面上看，有人快步繞開，有人低頭觀望後離去，有人頻頻回望卻終究掉頭不顧。一方面因為不重視生命，所以就沒有了「赴湯蹈火」「奮不顧身」的勇氣；另一方面，從他們行色匆匆上，我們還看到了人們的「怕」，「怕做好人」，「怕惹是非」，「怕被人當作凶手」，「怕人不相信他是真的做好人」……小悅悅事件又一次引發出國人對道德底線的大討論。

第一節 毀掉了中國人的道德觀

老子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見素抱樸，少私寡慾」，指出追名逐利的危害性。晉人陶淵明當一縣令都有「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氣節。編纂《資治通鑒》的司馬光在家書中訓教兒子「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諸葛亮跟隨劉備征戰南北，奇功屢建。劉備死後，諸葛亮「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蜀國國事，事無鉅細，每必親躬。身為一國之相，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他嚴格要求子輩，不以其位高權重而養尊處優。馬謖失街亭後，他引咎自責，「請自貶三等」，從此更兢兢業業、勤勉有加。「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攬焉；所啖食不至四升。」諸葛亮只靠俸祿為生，不以權勢謀私利。他以淡泊寧靜的生活態度處世。諸葛亮一生清貧節儉，家裏沒有存款，妻子連像樣的換洗衣服也沒有。諸葛亮生前曾給劉後主上過一份奏章，自陳：「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第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諸葛亮去世後，家中情況確實如此。歷代人民對他一心為國，不謀私利的精神都十分敬仰。

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注重清心寡慾，節儉，清廉，即使在富裕時代亦是如此。社會發展，百姓富足，國泰民安，這些都是當政者份內的事兒。自古以來，傳統皇朝歷來崇尚君民自束其心，不助貪念膨脹，為富不仁，導致道德下滑。所以，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勸誡要「戒奢以儉」。聖人說「富而有德」，就是要求人在追求富裕的時候，一定不能忽視道德。

可是，江澤民卻毀掉了中國人的道德。開始迫害法輪功時，很多人反對，說法輪功可以提高人的道德，穩定社會，江澤民卻不顧一切地說，「經濟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會好」。江澤民把五千年「真•善•忍」的標準徹底顛倒了，把這個社會和個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根本作為「毒」來「消」。在黨國倡導的無以復加的「假•惡•暴」推行中，整個社會一日千里地下滑。

「經濟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會好」這個荒誕無稽的說法，在中共一言堂的宣傳下，不知不覺地變成了人們片面追求財富，忽視道德約束的藉口，對社會道德的敗壞起到極壞的作用。大家開始認同：甚麼都是假的，只有錢是真的。中共追求GDP帶來的表面經濟繁榮，使得不少人對法輪功遭受的迫害漠不關心，理由就是經濟在發展，先不管別的。從親共人士到中共官員，在面對國際上的人權譴責時，對付的說法也是中國的經濟有多大的發展，解決了多少溫飽，好像只要經濟發展了，就可以為所欲為地迫害信仰、迫害維權人士和異議人士。

江澤民在訓斥香港記者時說的那句「悶聲發大財」就是江時代的寫照。

黨無所不管：政治、經濟、「道德」一把抓

西方政府的職能是管理國家事務。政府人員作為個體，跟所有公民一樣，受自我的道德觀約束。道德本身是由社會的整體環境，比如對神的信仰、家庭生活、個人良知、各種社會群體和組織等維護在一定水平上，不至於過早損壞。

中共不是這樣，不但管理政治和經濟，「道德」也是中共最重要的控制領域之一，搞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為指導的所謂社會主義「道德」。中共的「道德」不過是其政治的附屬品，有專門的宣傳部來負責定調和引導，以政治運動的形式開展「道德」教育。中共「道德」教育的核心之核心，最基本要求就是熱愛共產黨。學雷鋒，學榜樣，五講四美三熱愛，建設精神文明，學習先進人物等等，被學習的人首先被塑造成黨的忠誠戰士，革命機器上的螺絲釘。中共全面控制著人們的是非觀，世界觀，「道德」觀。

首先中共禁止對神的信仰，奉「無神論」為黨教和國教，現存的幾個宗教也必須附屬在黨的領導之下，不允許獨立的宗教。其次中共控制著所有的媒體，所有的社會組織（中國並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獨立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統一地宣傳著中共的主旋律，以及主旋律下的共產黨「道德」觀。大、中、小學校更是中共宣傳教育的重鎮堡壘，從孩子抓起，中共的政治必然要以「道德」教育的形式佔領所有的校園。無論是文革中誣蔑孔子，還是江澤民誹謗法輪功，把政治謠言寫進教材，誤導和毒害未成年的孩子，都是中共的拿手好戲。同時，通過控制父母的「道德」觀，進而在家庭中繼續影響孩子。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就這樣被中共捏的嚴嚴實實，往下拽著。

所以，當江澤民要毀滅中國人的「真•善•忍」道德觀時，整部國家機器都可以被運動起來，為江澤民服務，這是西方人難以想像的。

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後

2000年10月30日晨，重慶雲陽三星沱江面，數名因「長運一號」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掙扎、呼救。幾條小機駁船聞訊而來，但他們對呼救的人們視而不見，卻對浮在水面的貨物「情有獨鍾」。幾個船主還取笑道，你們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

十年之後，中國號稱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2011年10月13日，在廣東佛山南海區黃岐鎮廣佛五金城，一家商店的監控視頻顯示了一段慘烈的畫面：年僅兩歲的女童小悅悅走在巷子裡，被一輛麵包車兩次碾壓，倒在血泊裡，一個、兩個、三個路人從她身邊走過，但沒有人過來拉她一把。幾分鐘後，一輛貨車駛來，再次從她小小的身體上碾過。隨後，又先後有十五位路人經過，但都視而不見，漠然而去。直至七分鐘後小悅悅才被一位拾荒老人救起抱到路邊，後經醫院搶救無效而死亡。

2012年4月30日清晨5點左右，一輛黑色桑塔納轎車在浙江慈溪329國道周巷鎮境內撞倒了一名68歲的老太。車上一對都是25歲的情侶將老太扶上車並對目擊者說，要送她去醫院。然而，誰也不會想到，這對情侶驅車到了余姚濱海新城，將老人活埋致死。

從這幾個相差十年的例子可以看出，道德並沒有因為中共以資源環境和廉價勞工為代價的所謂高速GDP增長而好起來。相反，變得更加沒有人性了。

小悅悅事件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廣泛報導，驚呼「中國失去了靈魂嗎？（Has China Lost Soul?）」如果說人們面對歹徒還有所顧忌的話，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的情況下仍然見死不救，甚至為了逃避一個酒醉駕車的處罰，把人活埋致死，表明這個社會已經沒有了道德的底線。

大陸網絡上也掀起了一陣有關「小悅悅」的熱烈討論。面對網友們對中國社會「道德滑坡」的痛心疾首，中共的喉舌終於按捺不住，為其造成中國社會道德崩潰的罪行辯護。《求是》雜誌在2012年元旦、2月和4月連續發了三篇文章，三論「正確認識我國社會現階段道德狀況」，稱大陸「社會的道德主流是進步、光明、向善」的，把老百姓普遍關注的敗德行為說成是「個別現象」，用哪個國家都有商業欺詐來為中國社會道德危機開脫。其實，社會道德整體下滑是老百姓的親身感受，《求是》文章一出，立即受到很多網友們的嘲諷，認為《求是》睜眼說瞎話本身就是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的直接證據。事實也是，每當中共高調吹捧甚麼的時候，一定是缺甚麼的時候。高喊三個代表，一定是黨甚麼也不能代表了；高喊和諧社會，一定是黨把社會弄得分崩離析了；等到中共高喊起道德進步來，一定是黨把道德搞出了大問題。

2011年4月，總理溫家寶面對一系列惡性食品安全事件，也不得不感慨「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

第二節 誰是突破道德底線的真正推手？

衡量標準都已下滑

要理解中國的道德是在進步還是滑坡，認清中共官辦媒體的「道德」誤導，首先要認識三個問題。

第一，好壞取決於衡量的標準，道德標準的下滑是整個社會走向道德墮落的催化劑。

過去把不誠實看成是很不道德的事，現在社會上都習以為常，就是說衡量標準在大幅下降。出國留學，找個中介公司，一條龍服務，成績單，文憑，簡歷，甚麼都可以給你造出來，已成社會常態，從家長到學生都覺得理所當然。「50名中國留學生涉嫌造假被英國大學開除」「日本大學開除140名中國留學生稱文頻造假」，此類事件頻頻發生，造假都造到外國去了。

大陸還雨後春筍般湧出了很多專門代寫論文的公司，從本科畢業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到職稱論文、領導講話、報告總結，應有盡有，光面堂皇地做起了造假生意，聲稱代筆的都是名牌大學的研究團隊。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以論文買賣為主營業務的網站已發展至800多家，部份論文交易網站流量五年年間增加十倍。有一句行話形容這個現象，叫「論文產業鏈」。表面上政府也是在不斷加大打擊力度，可是，近年來「論文產業」在「人人喊打」聲中卻越做越大。

「誠信」，無論古今還是中外，都是一個富有深刻道德承載的概念。可是，在今天的中國社會，對很多人而言，「誠信」只是一個漢語詞彙而已。鑒於誠信危機，政府又在社會上搞起一場宣揚誠信的運動。機關、企業、學校都有宣傳欄目，有的學校還佈置假期作業，讓寫一篇關於誠信的文章。讀者可以到網絡上去搜索「求一篇關於誠信的論文」，海量的搜索結果讓人哭笑不得：

「求一篇關於考試誠信的論文，6000字左右的」

「急求一篇關於勤工儉學的誠信論文，看準，題目是誠信」

「求一篇論文題目是：會計誠信缺失的原因及對策」

「急求一篇論會計人員職業道德與會計誠信的論文5000字的論文」

「急求一篇論文：淺談誠信道德對大學生成材的影響」

「徵求一篇關於和諧社會與誠信友愛方面的論文」

「求一篇關於加強道德修養，錘煉誠信品質的論文」

「急求一篇關於大學生誠信與成長的論文，最好原創」

「急求一篇關於『誠實守信，一諾千金』的論文」

……

用公開造假的手法去一本正經地談論誠信，大概也算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一幕「神奇」的景致。倒退二十年，人們一定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正是因為衡量標準下滑了，所以人們才見怪不怪，甚至有人認為道德還越來越好呢。

第二，混淆「禮儀觀」與「道德觀」，掩蓋道德下滑只能加速下滑。

中共《求是》雜誌的幾篇有關道德現狀的「奇文」，以不隨地吐痰、學會垃圾分類、過馬路走斑馬線來證明道德的巨大進步，混淆道德與禮儀的概念，以此來掩飾整個社會的誠信缺失和道德墮落。

道德是一個人的內在品質，禮儀是外在表現。經濟發展了，生活富裕了，人們的行為舉止變得更文明了，懂禮貌了，這是可能的。例如，中國先富裕起來那部份人，還有公費考察的官員，剛開始出國的時候，不懂規矩，到處大聲嚷嚷，亂丟瓜皮紙屑，不守排隊規矩，處處招人白眼。幾年之後，這些初級毛病，已經大為改觀。一般來說，有道德、有教養的人，就比較知書達理，禮貌有加。但是，反過來不一定成立。有禮貌的人不一定是正人君子。殺人越貨的黑老大，權錢結合的腐敗貪官，可能都進入了「上流社會」的圈子，懂得甚麼是優雅的舉止，表現出來還很紳士，就算裝也得裝出來。就像《動物莊園》中的豬，穿上西裝，打上領帶，內在包裹的仍然是豬體，我們能說這些人有高尚的道德嗎？混淆「禮儀觀」與「道德觀」，也是道德衡量標準下滑的反映。

第三，「天下烏鴉一般黑」是個歪理，是自卑式的強詞奪理。

不論是人權問題，還是道德問題，中共慣以其他國家也有甚麼問題來為自己尋找合理性，好像只要美國有殺人犯，中國有再多的殺人犯也就理所當然了。一件事是對還是錯，要以人類共享的道德準則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而不是以某個國家或某個人作為標準。撒謊就是撒謊，就是不道德的，是非就這麼簡單。中共用「天下烏鴉一般黑」來為自己辯護的這種心態是一種自卑式的強詞奪理。美國大兵在伊拉克的「虐囚案」被五毛們作為反駁西方社會批評中國社會問題的砝碼。「你說我不好，你要先做好」這本身就是一種黨文化，這種聽不得批評意見的做法也是導致道德下滑的一個因素。

誰在突破「道德底線」

這兩年，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詞兒是「道德底線」。各種坑矇拐騙、貪污腐敗、假冒偽劣、賣官鬻爵、娼妓氾濫、黑社會肆虐，讓人們對社會道德失去了信心。每發生一件社會事件，例如「山西黑磚窯」奴工案、「扶不起的老人」的南京彭宇案、見死不救的佛山小悅悅事件、撞傷人後索性連捅八刀故意殺人的藥家鑫案、抖出「紅十字會」驚人腐敗的郭美美炫富案、執法人員製造的駭人聽聞的河南洛陽性奴案，還有充分表現道德不僅是滑坡，而且已到了崩潰地步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溝油」、「彩色饅頭」等等事件，都讓媒體與網民稱為一次又一次衝破了「道德底線」。

那麼，到底是誰在突破「道德底線」？誰是突破「道德底線」的真正推手？

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作為個體，都是善惡同在的。全世界哪裏都有樂善好施的，哪裏也都有見死不救的。就拿敗壞道德的事來說，中國有上海社保基金挪用案，美國有安然公司的假賬醜聞，以及震驚世界的麥道夫詐騙案。中國有在看守所把人毆打致死的「躲貓貓」事件，美國有駐伊拉克大兵的「虐囚案」。中國2010年連發生多宗小學校園殺童案，美國也有校園槍殺案。那麼，是不是如中共所說的「天下烏鴉一般黑」呢？如果不是，差別又在哪裏呢？

差別很多，關鍵的有兩點。

第一，分清個人與體制的關係，認清道德敗壞的根子是甚麼。

中共一向是用道德來要求百姓，而把自己置身事外，總是充當道德的仲裁人。小偷多了，詐騙多了，有毒食品氾濫了，中共承認這是社會道德不好了，誠信出問題了，中共扮演道德的仲裁者來要求百姓如何提升道德，如何防止小偷，杜絕有毒食品。

事實是，中國社會道德敗壞的根子卻正是中共和中共維護的體制。

中共的「黨章「依然唱著共產主義的高調，有哪個黨員相信呢？估計正常人沒有一個相信的。既然不相信，為甚麼還要拚命維護，甚至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主義」這些字眼寫進《憲法》呢？原因只有一個，就是要繼續扯起共產主義這張虎皮來維護集團的既得利益。所以，從根子上這就是一個「誠信危機」的典型案例。還有那些落馬的貪官，去查一查他們落馬前的言論，個個都是在大會小會上號召幹部群眾要「反腐倡廉」的幹將。2006年9月，因牽連上海社保資金案落馬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案發前一月還在市委市政府召開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幹部大會上，慷慨陳詞「反腐倡廉一刻也不可放鬆」。有記者採訪製作有毒食品的農民，問為甚麼敢這麼幹，農民回答，因為城裡人都有公費醫療。我們無意為有毒食品找藉口，但是，如果只是把眼睛盯在百姓身上去看道德問題，是看不到道德危機的根本所在的。

中國社會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腐敗越反越腐，造假越抓越多，和諧社會是越唱越不和諧，問題出在哪裏？民間有句俗話，說問題出在「前三排」，正是如此。因為道德問題的根子在於中共和其體制本身，上演「大盜抓小偷」，社會道德如何能不下滑呢？

美國大兵虐囚總的來說是士兵個人素質原因，而「躲貓貓」背後除了涉案人員的素質因素外，更多的還是體制的因素，中共烘托的迫害人權、漠視生命的大環境。美國安然公司的假賬也與中國的體制性腐敗不可同日而語。在中國，善於溜鬚拍馬、行賄受賄者能夠陞遷提職，並與受賄官員構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不走此途者即成異類，不僅無緣重用，且會受排擠打擊，甚至會被撤職免職，是為中共官場獨特的「逆淘汰現象」。退一萬步說，就算美國某個行業腐敗成風，那麼，還有下面說的第二點來加以制約。中國的殺童案疑凶普遍存在「有怨難訴」的報復情形，這種怨氣除了是社會造成以外，還隱含「官逼民瘋」的隱患。而美國的校園槍殺案更多的是因為作案人個人的道德敗壞和心理原因。

第二，政府如何應對和處理案件，這是一塊試金石。

這個世界，哪裏都有腐敗，哪裏都有涉及道德問題的各種案件。真正的試金石就要看案件是如何被揭露出來的，政府又是如何處置的。是公開透明還是內部權鬥，是允許媒體的獨立監督還是黨的喉舌一言堂統一報導口徑，是依據公正的法律程序處理還是政法委領導下的公檢法聯合辦公式的走過場等等。政府處理的好，就是在修復道德。處理得不好，或者包庇，掩蓋，甚至黑箱操作，就是在進一步敗壞道德，形成惡性循環。

西方社會有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等起到的監督作用，法律起到的執法作用，西方人造假，總體上說還是個人或某些小集團的行為，不同於中共從政黨、政府蔓延到了整個社會的造假行為。在謊言被揭穿後，西方社會基本上是把說謊當作醜事處理，當事人會感到羞愧，就算當事人貴為總統，也不得不向社會道歉，甚至引咎辭職。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拉鏈門」被披露出來之後，最後還是得公開道歉，「我希望美國人民瞭解到，我希望國會瞭解到，我對我做過的錯事說過的錯話感到由衷的歉意。我從來都不應該欺騙國家、國會、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

在中國，只要當事人有權或者有後台，沒有人能把他們怎麼樣，使造假騙人變得肆無忌憚，愈發不可收拾。

以汶川地震為例，因豆腐渣工程導致大量校舍倒塌的死亡人數，官方一直捂著蓋子。中國著名藝術家艾未未發起公民調查志願者活動，但政府方面仍不配合。同是，政府不斷打壓上訪的死難學生的父母和民間維權人士，2008年6月3日，上百名都江堰死難學生的家長到當地法院外示威控訴校舍質量問題，並要求法院接受訴訟，但受警方阻撓並架走。公安稱法院不會受理有關訴訟，並扣留兩名日本共同社記者一小時，還阻止美聯社記者採訪。2010年2月9日參與調查汶川地震校舍豆腐渣工程的四川作家譚作人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而且竭力包庇豆腐渣校舍的責任人，甚至公開宣佈「經過調查，認定沒有發現因為建築的質量問題而致使建築物垮塌的案例。」

豆腐渣校舍是造成汶川地震上萬名學生遇難的主要原因。豆腐渣校舍本身就是在中共體制的那個草菅人命的大環境下，由道德敗壞的不法份子為了錢財製造出的產物，而事後對豆腐渣工程的調查百般阻撓，就更是中共的惡霸本性的直接表現。

為甚麼地震救災時，八方支援，而對造成人禍的原因進行調查時，大家不出來聲援呢？因為前者是政府允許的，而後者是政府不允許的。這就是中共的社會主義「道德」觀，做好事必須是政府認可的「好事」，給政府貼金的才能做，有目的的報導出來，是拿民眾的道德來為黨的臉面塗脂抹粉。

所以，汶川地震的悲劇就是中共作為「道德底線」真正推手的生動案例。中國的道德滑坡有著獨特的「中國特色」，那就是突破「道德底線」的真正推手是中共本身，是中共掌控的政府。

個人突破「道德底線」，造成的就是「個別現象」。政府在政策制定、執行、監督等環節存在不道德的行為，那就是政府在突破「道德底線」。上樑不正下樑歪，造成的就是「普遍現象」了。

今天中國的道德滑坡，是如何造成的呢？這與江澤民有莫大的關係。共產黨造就了江澤民，江澤民反過來利用共產黨，不斷地突破「道德底線」，才造成了今天社會道德整體大滑坡的嚴重局面。

第三節 官員的末世心態

江澤民的中共這些年來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斷向人性宣戰，向人的道德底線挑戰。但無論是拚命大貪國家財產還是大肆損害人民利益的，無論是參與迫害法輪功的還是袖手旁觀的，也不管是否最後選擇了私利而衝破道德底線犯下罪的，只要還有一點點本能的人性尚存，良知上都知道這麼做是不對的，黨這樣維持政權不可能持久。正因為如此，中共毫無道德底線毀滅人性的做法使得他們本能地產生對未來的恐懼和絕望——一種行將崩潰的「末世心態」。

用罪惡把他們綁在一起

中共的倒行逆施實際上一直是與人類道德較量，與人性較量，即使它暫時佔了上風，它實際上也輸了。因為對人性的毀滅必然會導致官員的末世心態，他們對中共，對自己的胡作非為極度懷疑，時時內心恐懼，對他們迫害過，欺壓過的民眾儘量逃避。這就是為甚麼那些膽敢胡作非為的官員，卻最害怕聽到揭露他們罪惡的真相。中共在此情形下只有兩個選擇，如果不改過自新，那麼就不得不以腐敗作為粘合劑共同犯罪以維持其統治。這正好印證了希特勒的說法，「能夠團結人們的有兩件東西：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犯罪」。江澤民利誘他們犯罪，用罪惡把他們綁在一起。而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的官員們在不可避免的末世心態下，加上自私，正利用手中的權力喪心病狂的作惡，加速著中共的崩潰。

中共已經走向徹底的墮落，社會道德的全面下滑和貪污腐敗的全面橫行更是讓經濟發展遭受了資源、生態、環境、社會的巨大損失。事實上，中國的櫥窗式經濟繁榮是以犧牲子孫後代的可持續性發展和生存環境為根本代價的。

中國人和西方曾寄希望新一代的領導人，認為他們有受過教育，高學歷。很可惜，他們中有一幫新興的法西斯分子，聰明，冷血，狡猾，玩命。歷史的看，智商高的約瑟夫.戈培爾博士應該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這些人熱衷於權術，毫無道德底線，你只要看看馬基亞維利的《君主論》在中國的出版印數，就知道了。

今天的中國，從國家到地方的政權已經全面黑社會化。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原本為中共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最重要助手，卻因為利益之爭而徹底反目，即為中共官場現狀的證明。王立軍之所以逃往美國領事館，是怕被滅口。

1997年春，在王立軍最吃香，最受寵，最得意的時候，他接受電視編劇周立軍的採訪。周立軍在他的《王立軍一語成讖》中這樣記載：

「1996年冬，我受公安部金盾影視文化中心委託，前往鐵嶺採訪王立軍，在那裏度過了十幾天的時間，後來又數次回訪，創作了十九集電視連續劇《鐵血警魂》並在中國文聯出版公司出版同名長篇小說。

「他當時是全國勞動模範，全國十大傑出民警，中共『十四大』代表，鐵嶺市公安局主管刑偵的副局長，打黑英雄。『警民同心萬里行』英雄事跡報告團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出發儀式，那位舉著拳頭領誓的人就是他。可謂集萬千囑目於一身，叱吒風雲，前程不可限量。

「也就是在撫順的澡堂子裡，我們二人赤條條坐在熱汽蒸騰的水池中，他說了那句一語成讖的話：『我心裏很清楚，我就是當官的嘴裡一塊口香糖，嚼得沒味兒的時候吧唧吐地上，指不定粘在誰的鞋底子下。』我注意到，說完時，他急忙用手捧水抹臉，我知道他流淚了。接著他又說：『人們都說英雄流血不流淚，我現在是流血流汗又流淚。』」

王立軍說自己，「是當官的嘴裡一塊口香糖」，周立軍說「現在我不明白，既然心裏清楚，又為甚麼讓別人可勁兒嚼呢？」

周立軍的文章被新浪網刪掉，他再度撰文《我為甚麼要回憶王立軍？兔死狐悲？》：

「我對『唱紅打黑』有自己的看法，也多次表明了態度（大家可以從我的微博中瞭解），與很多人有所不同的是，我因為與其中的主角有交情，內心的傷感尤其強烈。這樣的心情，相信每一個還把友情當作人類基本情感的人都會理解。有個成語『狡免死走狗烹』，還有個成語『兔死狐悲』，前者或許是王立軍，後者可能是我們很多人。

「瞭解一個人的經歷，為的是更好地觀照現實。瞭解王立軍的過去，更大的意義在於可以讓大家看到事件後面的悲涼。在現有體制下，沒有一個人是安全的，這包括那些製造不安全的人。尤其當你只是一個草根的時候，你要麼在別人的嘴裡嚼著，要麼粘在人家的鞋底子下。王立軍事件不管真假，它的意義或許要若干年以後才能完全看出來。」

一位作者在他的博客中這樣寫道，「王立軍是口香糖，那我們是甚麼？，王立軍，一位聞名全國的『打黑英雄』、出過專著的專家教授、位列副省級的高官，居然都認為自己是『當官嘴裡嚼著的口香糖』，那全國上百萬廳局及以下官員又是甚麼呢？」

其實何止是王立軍這樣的投靠他人才能棲身官場的人可憐地將自己比喻成任人嚼著，任人隨時吐掉的「口香糖」，薄熙來何嚐不也是如此。當他任職商業部長訪問美國，被法輪功學員起訴並遞送訴狀後，他的一位北京大學的老同學問其何致於此，他滿臉無奈地說，還不是上面規定鎮壓法輪功嘛。

薄熙來也是江澤民的一塊「口香糖」，最近江澤民也把他唾棄。明鏡新聞網獲悉，江澤民、曾慶紅為了保住他們的地位，一致認為，「他們與胡錦濤和溫家寶在處置薄熙來問題上意見高度一致。」

「消息人士告訴明鏡新聞網，周永康除了盡力保護薄熙來和王立軍外也別無選擇。薄熙來和王立軍掌握著他參與政變的全部證據：推翻習近平的計劃，以及給薄和王的收集其他最高領導人家人貪腐證據的指示。周永康要薄熙來和王立軍收集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個有決策權的、習近平、溫家寶、汪洋和賀國強這幾個政治對手的黑材料。即使是對政治同盟李長春和吳邦國也不例外。這些證據和材料的收集是通過王立軍用竊聽裝置秘密調查實施的，薄熙來聽這些錄音的時候經常表現的『很享受』。證據包括音頻錄音和視頻錄像。」

在共同犯罪的活動中，人們一個接一個跌落進了無底的深淵。留給其他們的教訓是，共同犯罪本身是一個不穩定和沒有保險係數的血盆大口。如果王立軍真的相信他的心狠手辣在薄熙來面前是一個保險的話，他就不會在背後大量收集薄的材料，以防後患。如果周永康相信江澤民的鎮壓法輪功政策的話，也不用讓薄熙來和王立軍背後收集江澤民的材料。由此我們看到，共同犯罪是非常不定向的導彈，隨時可能讓其中的人，無論是主動發起者或被動參與者，得到相似的下場—死無葬身之地。

從末世心態到棄船而逃

2006年空軍「610」辦公室希望能讓於長新自由。

中國空軍將領於長新先生因煉法輪功被軍事法庭判處十七年徒刑。當時七十四歲的於長新是中國空軍學院教官，是重要的空軍高級將官，曾對空軍作出傑出貢獻。七十年代於長新是空軍優秀試飛員。他的研究令空軍發生事故的次數大大減少。於長新1992年開始修煉法輪功，因1999年北京的「四.二五事件」於7月1日被秘密拘留。江澤民鎮壓法輪功最早是從軍隊系統開始的，於長新教授的遭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四.二五」之後，因為江澤民點了他的名，所以他早就被空軍指揮學院的領導們給軟禁起來了，專門為他辦了兩個月的學習班做他的思想轉化工作。學習班上，於教授浩然正氣，他慈悲地告訴對方：「我一位七十四歲的老人，祖國第一代試飛員，二等功臣，空軍學院的高級教官，著名教授，就連空軍指揮學院現在使用的教科書都是由我主編定稿的。論資歷，我比你們在座的誰都高，試問像我這樣的人能輕易相信甚麼嗎？能是非好壞都不分嗎？我修煉的親身體會告訴我，我煉法輪功沒有錯。法輪大法是真正的科學。」

兩個多月過去了，他們一看於教授如此的堅定沒了辦法。最後在江澤民的淫威逼迫下，秘密審判，處以於教授十七年徒刑。很多退休的軍隊領導對此判決表示不滿。

於教授的老伴姜昌風被趕出空軍指揮學院，家門上被打上封條。接著他老伴也被秘密判刑十年。於長新被秘密關押在北京朝陽區「空軍小紅門看守所」裡，與世隔絕。

空軍「610」辦公室的官員們都曾是於教授的下級，對於教授的無端迫害終於挺不下去了。空軍「610」上報中央「610」辦公室，希望讓於長新自由。中央「610」辦公室在江澤民的控制下回絕了空軍「610」的請示。

雖然這次空軍「610」的胳膊沒能扭過中央「610」的大腿，但是，空軍「610」的想法說明，儘管是高壓控制，用罪惡把官員們捆綁在一起，對於良知尚存的人來說，這是痛苦的折磨，他們會尋找機會洗清自己。人心和人性注定了江澤民的「共同犯罪」捆綁政策最終是維持不下去的。

朱鎔基也在最近的談話中公開說到，當時是違背了原則讓江澤民開始幹壞事的。

江澤民的制度性腐敗和鎮壓法輪功的罪惡，造成了中共官員們強烈的末世絕望心態。他們知道中共這樣是撐不了多久的，自己也要跟著完蛋了。

安全部門竊聽到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與海外兒子的電話：「兒子啊，在外面好好幹，我看（共產黨）撐不了十年了，我和你媽很快就到海外來與你團聚。」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對情婦李平說：「把這些錢統統存到海外去，遲早要玩完。」

據《京華時報》2012年2月21日報導，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法治國情調研組對北京、四川、浙江等23個省市的部份公職人員和公眾展開調查。調查結果以2012年《法治藍皮書》發表。藍皮書中說，公職人員對「裸官」的認同度相對較高，級別越高的公職人員對「裸官」越寬容，接受調查的省部級、司局級和縣處級的公職人員超過半數認可子女擁有外國國籍或者外國永久居留權。而「不得擁有外國國籍或外國永久居留權「選項上，省部級高官的認可比例最低。

藍皮書所說的「裸官」主要是指將配偶子女乃至資產都移民或轉移到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少數「裸官」貪污腐敗，案發後逃亡境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事前已將配偶和子女移民海外、資產轉移出境，即便公職人員本人受到懲處，其配偶和子女仍然能夠享受其非法所得。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肖知興在《經濟觀察報》撰文指出，整個中國社會上上下下瀰漫的是一種棄船心理和末世心態。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我後洪水滔天。

肖知興說，若說官商是權貴資本（或國家資本），盜商則是流氓資本（或遊民資本）。官商和盜商急速崛起的背後是不受約束的公權力的狂歡。官、盜、商聯手，刮地三尺，無孔不入，工商業、地產業、金融業，處處是他們驕縱的身影。從修生養息到吃干吸盡，從放水養魚到關門打狗，從與民更始到官進民退，這幾乎是權力陰影下的平民資本在中國歷史循環中無法擺脫的宿命。

胡長清和成克傑最後在中共權力鬥爭中被處死。

血債纍纍的王立軍，薄熙來在等待審判的煎熬中。新華網報導，中紀委2012年5月23日召開＂防止違紀違法國家工作人員外逃工作協調機制＂第3次聯席會議，會中指出當前形勢複雜艱鉅，要求嚴防官員外逃。內容包括加強出國證照統一管理，及時掌握領導幹部私人出國、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等情況，並重點加強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外的國家工作人員的管理，努力構建起嚴密管用的防逃網路。

今日的中共就像一艘正在沉沒的輪船，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紛紛棄船而逃。

第四節 江澤民敗壞道德之四大狠招

西方的資本主義是在道德和誠信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二十多年來江澤民搞的中共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卻是一個敗壞道德和誠信的過程。江澤民確實走出了一個「江氏道德敗壞模式」：

（1）以經濟腐蝕道德；

（2）再次以無神論打擊信仰破壞道德；

（3）用經濟發展掩蓋人權侵犯，加速敗壞道德；

（4）更甚的是，透過全球化的經濟利益，以所謂的共產黨的敗壞道德觀對抗普世價值，把道德敗壞逐漸擴散到全世界。

人是善惡同在的。一個人的善和惡甚麼時候表現，表現的程度如何，除自身因素外，跟社會環境有很大關係。江澤民沒有做正事的本事，但是他的權力慾和妒嫉心卻給道德敗壞提供了一個制度化的保障，動員整個國家機器系統化地參與道德敗壞，把人們心中善的一面給以壓制，惡的一面給以放縱和勾引，如同把魔鬼從瓶子裡放了出來。

第一. 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江澤民利用經濟腐蝕道德

江澤民和中共為了掌控政治上的禁忌，轉移人們對自由、信仰的注意力，有意地把整個社會拖入到一種狂熱的掙錢運動之中。「抬頭向錢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成為了社會常態，掙錢變成了人們的「信仰」。貪污腐敗橫行，假冒偽劣猖獗，有毒食品氾濫，繁榮「娼」盛，一切向錢看的指導思想與中國社會道德的加速下滑直接相關。

政府和資本的結合，是江澤民上台之後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之一。一個是權，一個是錢，它們緊緊擁抱在一起，大大地激發了官員們發展經濟的「積極性」，給中國社會引來了無窮的後患。江澤民時代片面強調經濟，政治改革停滯並倒退。政府的權力不受制約，責任不受監督，然後，讓這樣的官員來搞「官僚資本主義」和「專制市場經濟」，後果一定是與西方的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精神南轅北轍。

中共有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黨政又是兩套班子，加上官員長期超編，人員非常多。江澤民為鞏固權力下的一步棋就是放手腐敗，讓官員腐敗來換取他們政治上的支持。中國社會的腐敗是從上到下的，大官大貪，無官不貪，下級為了尋求保護傘，又打點疏通上級，形成了腐敗生物鏈。江澤民上台以後出現的「集體腐敗」，一端一大窩，讓反腐敗的人都驚愕不已。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說，「集體腐敗的特徵是從上到下、從領導幹部到下面的辦事員，人人都有份，數量很大。」

2000年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首批25起案件一審公開審判，14人被判處死刑，其中有4名是廳級幹部；有十二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中有二人是廳級幹部；其餘五十八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

2001年瀋陽腐敗大案：瀋陽市原市長慕綏新、原副市長馬向東等十大貪官涉案。

2004年黑龍江腐敗大案：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貪腐被曝光，由這起腐敗案牽扯出的腐敗鏈條，導致許多官員因捲入此案相繼「落馬」，其中不乏省部級高官。

2006年湖南省郴州市腐敗窩案:市委書記、市紀委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市國土礦管局黨組書記及二十多名民營企業家相繼被查，該案波及當地黨政幹部、商界人士158人。

2006年上海市社保案:涉及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社保局局長、寶山區區長、國企董事長等政界、商界幾十人。

江澤民讓大大小小的官員都能用權去賺錢，江澤民自身家族的腐敗更是成為了腐敗路上的一盞航標燈。

江時代腐敗成為了社會常態。對官員實行利益均沾，共同腐敗的政策，迅速使中共數千萬官員整體極度腐敗，並在黨政軍各系統培植起由眾多貪官污吏構成的江氏幫派體系。

這個龐大的腐敗官員體系，不是孤立地生活在某個空間，而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於這個社會之中。那麼，他們把整個社會的風氣都帶壞。道德腐敗之風蔓延到各個領域，不但軍隊腐敗日益嚴重，甚至連醫療和教育系統都未能倖免。從量變到質變，反腐敗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反腐敗的部門反而成為了腐敗的重災區。

一句話，江澤民讓腐敗得到了中共體制的保障——腐敗性制度。江澤民用經濟去腐蝕道德，在江澤民的手裡，經濟就是一條流著腐蝕劑的河流，流到哪裏，就把哪裏的道德給腐蝕掉。用社會整體性的腐敗來給他自己製造權力穩定的溫床，用民族未來的代價鋪就他的權力之路。

經濟和道德是相互依賴的。道德敗壞後用於發展經濟的手段必然是貪污腐化，巧取豪奪，損人利己，禍國殃民。反過來，用這樣「發展」起來的金錢經濟腐蝕敗壞道德，道德就會嚴重打上「錢」的烙印，貪得無厭，難於再行復甦。二者反覆交相拉扯，道德亂象必然導致中國經濟的亂象。人們正在不幸地見證著這一切。

第二. 道德的終極殺手：江澤民迫害信仰，扼殺道德

中國文化是基於儒、釋、道的文化，被稱為「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就是一個道家的修煉人。在公元一世紀佛家文化系統傳入中國之前，中國的諸子百家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儒、釋、道在唐代達到鼎盛，也是中華文明的黃金時代。

儒、釋、道都推崇「真、善、忍」。道家崇尚「真」，修成的人也稱為「真人」（這裡的「真」不僅是不說假話，而且有「返本歸真」，返回先天的真我本性之意），道家修煉中也有「善」和「忍」，如老子在《道德經》中就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就是說天道並無偏私，一直會幫助善良的人。道家當然對「忍」也很重視，《道德經》中「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善用人者為之下」，「不爭之德」等教誨不勝枚舉。

佛家以修「善」為本，口中常念「善哉善哉」，同時也非常重視「忍」。佛家僧人要勤修「六度萬行」，其中「六度」的第三條就是「忍辱」。當然佛家也修「真」，入佛門受戒，最初級就要求「不妄語」，不能說假話。

孔子主張的「仁」與「信」體現出「善」與「真」。孔子主張：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指貪得無厭）。這三戒需要涵養人的「忍」。

應該說儒、釋、道的教誨都符合「真、善、忍」在不同層次的含義，也是中國人承傳了五千年的道德標準。

美國總統布什在2002年出訪中國時，曾在北京清華大學發表演講，他說：「美國是一個受信仰引導的國家。百分之九十五的美國人說他們相信上帝，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員。」「不應當懼怕而應該歡迎宗教自由，因為信仰給予了我們道德核心，讓我們按高標準要求自己，去愛和幫助他人，在生活中要承擔起責任。」「數百年來美國的一個傳統就是宗教容忍。我要祈禱的是結束所有的迫害行動，這樣全中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願望進行集會和祈禱。」遺憾的是，這些內容在中共發表的「美國總統布什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的實錄上都被刪除了【18】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氣功等傳統色彩很濃的事物開始流行，雖然有些職能部門刻意打壓，但總的來說在思想、信仰上出現了比較寬鬆的環境。但是，江澤民卻再次祭起無神論的大棒，打擊人們對神的信仰，扼殺民間自發的道德覺醒。江澤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讓人們仇視「真、善、忍」，這是造成中國社會道德下滑的最根本原因。鎮壓的手段完全是文革再現，鼓動媒體造謠誣陷，鋪天蓋地，製造天安門自焚事件，煽動仇恨。成立了類似納粹「蓋世太保」的專門迫害法輪功的「610辦公室」，視法律為玩物。在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中，江澤民把本來就脆弱的法制建設消滅在了萌芽狀態，造成司法大倒退。

江澤民在一次針對法輪功的秘密談話中說：「中央鑒於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消亡的歷史教訓，一直決心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信仰和理論進行批判，奪回並鞏固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一次消毒，法輪功鼓吹『真、善、忍』，給了我們動手『消毒』的機會。」「相比之下，其他氣功組織就不那麼容易解決，很可能在全國引起劇烈動盪，甚至於製造暗殺、毒氣、爆炸等恐怖暴力活動，就會給我們的工作帶來相當大的難度，對社會穩定起破壞作用，起不到懲戒的效果，法輪功講『真、善、忍』，我們的打擊工作就可以放手進行。以後利用打擊法輪功的經驗，可以有效的運用於其他氣功組織。」「我們對李洪志及其法輪功絕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加緊各方面的工作……。特別行動小組要繼續加強行動，設計多種預案，保證刺殺行動萬無一失。」

江澤民將鎮壓「真、善、忍」定義為「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一次消毒」；因為法輪功是和平的，所以江澤民的「打擊工作就可以放手進行」，甚至制定暗殺計劃，這都是江澤民魔鬼本性的反映。

在鎮壓之初，法輪功學員前仆後繼的去天安門請願，江澤民利用了法輪功學員「說真話」的優點，直接盤問被懷疑者是否是法輪功學員，如果如實承認則立即拘押，如果被盤問者破口大罵，就表明不是法輪功學員，就平安無事。

尊師重道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江澤民則把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的畫像掛在火車站或長途汽車站前，必須罵李洪志先生才可以上車，強迫中國人罵人，並以此識別誰是大法弟子。

法輪功學員信仰「真、善、忍」，中共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標準，就是強迫這個學員說謊，強迫他或她打人罵人。江澤民迫害「真、善、忍」，造成了人們遠離「真、善、忍」，把五千年道德標準完全顛倒。

一個獨裁者，要想實施一個滅絕人性的政策，如果沒有一個具體的執行機構，也是搞不起來的。希特勒對猶太大屠殺離不開納粹黨衛軍。同樣，江澤民對法輪功曠日持久的迫害，也是依賴於一個特別機構——「政法委」。政法委是個黨的機構，卻統管公檢法司，司法獨立完全被破壞。「政法委」因為迫害法輪功的需要而在江澤民時代迅速擴張。要知道豺狼一旦養大了，就不光是吃一種人。這些年對抗暴群體、維權人士、良心犯的鎮壓，都是政法委所為，造成了社會極度不穩定的狀態，成為了社會肌體上的最大毒瘤。

中國社會的道德在1999年之後加大速度墮落，這與迫害法輪功有著直接的關係。本來在八十年代出現了一些意識形態上的鬆動，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破滅，民間信仰開始出現，對穩定社會和提升道德很有好處。而江澤民為了一己之欲，迫害法輪功，顛覆中國文化傳統，強化無神論，造成一個信仰破滅的社會，實質上就是敗壞了道德的根基，從正信上直接扼殺了道德。

第三. 用經濟發展掩蓋人權侵犯，加速敗壞道德

江澤民時代的一大「發明」是，「人權就是溫飽權」，你說人權迫害，他說經濟有了發展，幫助多少人解決了溫飽。這個邏輯就好像只要幫助某個村的人吃飽了飯，就可以對另一個村原本就吃飽了飯的人進行殘酷無情的人權迫害。江澤民製造了中國最大的人權迫害，他卻敢於標榜是「人權最好時期」。江澤民正是利用這種荒唐謬論來搪塞外界對中共人權記錄的譴責，把中國社會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了深淵。

對於一個正處在物慾橫流的社會，打擊正信的後果是災難性的。當今社會道德崩潰，亂象叢生，無不與此有關。同時，江澤民為了在名譽上搞臭法輪功，要求所有的媒體造謠，這是泯滅媒體的良知，讓很多媒體人墮落。媒體人的墮落，媒體的弄虛作假反過來又進一步敗壞整個社會風氣。江澤民的罪行並不到此結束，迫害法輪功的最中堅力量，是公檢法司系統。江澤民逼迫他們執法犯法，濫用刑法，把信仰「真、善、忍」的好人轉化成不信「真、善、忍」的人，從根本上中斷了法制建設，開起了倒車。司法系統弄亂了，法律成了兒戲，反過來就會傷害所有的民眾。一方面沒有了正信對心靈上的約束，另一方面破壞了來自完善的法律的約束，這個社會的道德在「無法無天」的環境下還怎麼能夠維持得住呢？

第四. 把道德敗壞逐漸擴散到全世界

江澤民用經濟利益惑誘西方社會，以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對抗普世價值，同時，暗中扶持幾個流氓小國，故意處處跟西方作對，把西方拖入到無暇顧及中共的惡劣作為，反而還有求於中共的境地。於是，中共就能夠在西方自顧不暇的時候肆意地虐待和迫害自己的民眾。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世界的正氣之場在消減，也正是中共把道德敗壞向全世界擴散的後果。

有關這方面的具體情況，後面談到江澤民在國際上的所作所為時，會詳細說明。

第五節 德之不存，何以載物？

今天的世界已離不開中國。把握世界，需要讀懂中國。讀懂中國，要抓住兩個基本點。

瞭解中國時局和走向的鑰匙

第一.瞭解「血債幫」，才能看懂江澤民鎮壓法輪功造成的高層分裂對中國未來局勢的影響。

江澤民的「血債幫」揹負血債，為了逃避清算，必將盡一切手段阻擾中國的政改和自由之路。透過這層迷霧才能看清中國紛擾動盪的政局。「血債幫」十多年對法輪功的迫害政策，造成了一個圍繞迫害的產業鏈，相關部門和人員職業化，就吃迫害法輪功這碗飯了。「血債幫」反過來又依附於這個職業化的龐大的隊伍，違背民意和天意，繼續把迫害進行下去。必須認清一點，靠迫害法輪功而豢養出來的這一支職業大軍，就不再只是針對法輪功了，而是變成了欺壓所有民眾的暴力機器，而且勢必成為干擾司法進程、社會公平、民族和解的攔路虎。所以，認識中國時局，離開了「血債幫」及其繁殖的勢力這一點，就會不明就里。有關情況我們在前一章已有詳細介紹。

第二.中國真正的危機是道德危機。

江澤民四大狠招把中國的道德推向崩潰的深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心變壞了萬事難，一切出路都受道德的制約。中國社會的深刻危機在於道德的喪失，最可怕的是社會充滿謊言，說謊不以為恥，幹壞事不以為恥，沒有罪惡感，社會就沒有了是非標準，這是中國最大的社會危機。

在商言商，就經濟談經濟，就政治說政治，人們不需要談道德。為甚麼？因為所有社會活動都有基本道德作為承載的社會基石，是道德維持在一定標準之上使之成為可能。猶如空氣之於人，無需談論卻不可或缺。但是，在今天的中國，「在商言商」背後的道德基礎已經不復存在。道德成為了稀有空氣。

中國的經濟經歷了不惜血本透支歷史的「發展」，同時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後果。人們，甚至包括中共，都在公開談論這些問題。中外學者紛紛為中國把脈，指點迷津，開出了形形色色的解決方案，小到關注民生，大到實行政改。且不說中共會不會採用這些方案，就算去做，也是尺蠖效應，因為實施這些方案所需要的道德根基，社會的正常基礎結構被腐爛的道德蛀空了，那麼，實施的過程，就會大打折扣，就會陽奉陰違，扭曲變形，就會淮橘為枳，畫虎類犬，所謂的解藥反而製造更大的困境，最後難逃回天乏術的終局。

中共這些年出台了很多看起來惠民的經濟政策，比如關注民生，解決住房難，就醫難，上學難，減免農業稅，搞經濟適用房，提倡環保，搞綠色GDP，自主創新，等等，幾年下來都不了了之。反腐敗更是中共天天喊的口號，可是越反越腐。人們可以從體制中去尋找原因，從國情中去挖掘故事，但是，道德的破壞才是最根本、最基礎的原因。

面對一個被「江氏道德敗壞模式」破壞了的社會，不從人心上著手，重新走回人類正統道德的軌道，任何政策，法規都將回天乏術，形同虛設。

綠色GDP哪裏去了？

胡溫上台以後為了擺脫江澤民的GDP崇拜，提倡「科學發展觀」，推出了「綠色GDP」。人們曾幻想過，綠色GDP可使中國的生態環境改善得到一縷陽光。過去十幾年中，中國的GDP以8-15%的速度在增加，這個速度是令全世界人感到震驚的。但是，如果人們深入瞭解，用於發展的手段更令人震驚，因為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西部的土壤在減少，東部的污染在增加，黃河經常斷流，長江將變黃河；每年國家用於環境治理的費用高達數千億。但是，人們對綠色GDP的期望很快就破滅了。2007年7月25日，新華網發表消息稱從2007年初起媒體就在等待的「2005年度綠色GDP核算報告」，將被無限期推遲發佈。原因是多種多樣的，提陞官員道德與調整法律機制遏制地方官員的政績衝動與GDP崇拜是其中一個。說到底，還是道德因素。

技術創新哪裏去了？

中國三十年的發展，居然沒有創造出甚麼世界品牌。相比日本當年三十年的發展，簡直天壤之別。不過，西方人寫的關於中國的書，很多都提到一點，就是中國技術創新的巨大潛力。西方媒體注意到兩件事，一是中國論文數量已經居世界第一，二是中國專利申請數量位居世界第一。【20】

其實不然。中國的學術造假已經氾濫成災，正在全面吞噬和毀滅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官場腐敗道德必然會導致學術道德腐敗，也必然要包庇學術腐敗。

近年來，中國科研論文發表數量突飛猛進。最新的媒體數據顯示，中國科技人員發表的期刊論文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據統計，這些科研論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開外。真正極好的論文，在中國還是鳳毛麟角。

井岡山大學化學化工學院講師鍾華和工學院講師劉濤，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的70篇論文存在造假現象，被一次性撤銷。這起中國論文飢渴背景下的瘋狂案例曾令國際輿論嘩然。

原西安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連生，曾獲「長江學者」稱號。2011年2月10日，其科研項目推薦材料被發現存在嚴重抄襲和經濟效益數據不實的問題，所獲的2005年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被撤銷。這起學術造假案曾長期被包庇。《西安晚報》2010年3月22日報導說，一位校領導約見六位參與舉報李連生的教授談話，一見面就說，「現在高校弄虛作假成風，你們不要大驚小怪。你們這個舉報，弄得校領導五十天天來日夜不得安寧，你們是始作俑者。」

專利申請更是「虛胖」，片面追求數量。中國的專利申請普遍存在「數量大、質量低」的問題，制約著技術創新能力的真正提高。與專利申請量猛增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核心技術領域仍然「底氣不足」。中國大型飛機、大型醫療設備、光纖設備、數控機床等先進機器設備基本上依賴進口的局面並未改觀；在出口額約佔全國三分之一的廣東，高新技術出口中近八成來自外資企業。

2010年新版的《牛津英漢－漢英詞典》中，收錄的新詞裡有一個叫「山寨」，這是被世界稱為「中國現象」的一個詞。維基百科對「山寨」的解釋是，個人或團體對知名事物的模仿與改造而又自成一體。山寨產品顯著的特點就是廉價及仿造知名產品，起初的山寨產品出現在軍工產業、紡織業、再到電腦配件，最後在手機領域達到最廣泛的影響。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張景巖指出：「『山寨風』愈演愈烈，將會加劇中國文化原創力的腦萎縮和腦死亡。」因為山寨產品缺乏創意內核「。

經濟適用房哪裏去了？

為了解決百姓，特別是窮人的住房難，政府提出建經濟適用房，出發點也許是好的，但在執行過程中，還是走歪了。經濟適用房腐敗事件接二連三地出現。經濟適用房領域已經形成從審批、開發、中介到購買的一條龍腐敗，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針對某一特殊群體的優惠政策，慷社會之慨為有尋租資格的人服務。比如，鄭州規劃用於建設經濟適用房的土地建起聯排別墅和兩幢樓中樓；武漢經濟適用房搖號作假。在實際工作當中，有一些地方把它分配給了中等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的人。這就是任何一次改善社會條件，平衡社會需要的機會和政策出籠，都變成貪腐勢力攫取更大利益的新機會。經濟適用房成腐敗高發區，許多學者呼籲不應繼續建造。

農業稅怎麼樣了？

從2006年起，中國政府決定取消農業稅，作為減免農民負擔的一個重要舉措。但是，縣鄉基層財政體制機構臃腫，人浮於事，這些人的生活標準不能降低。沒有了農業稅的收入，難免就要另立名目繼續從農民那裏搜刮錢財，各種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捲土重來，很難保證農民負擔不出現反彈。總理溫家寶在談到農村綜合改革時，也強調說「千萬不要以為農業稅取消後，農民負擔問題就從此解決了。」要精簡機構和人員，關鍵是要提升治理和執政道德，可是，談何容易？有多少官員把農民的痛苦當回事？

有人說，中國的問題說難也難，說簡單也簡單，說是只要把官員管住就可以了。是啊，如何管住他們呢？政治改革？政改靠的還是人，如果人心變壞了，甚麼都沒有用。所以，無論是要出台甚麼改革，目前馬上就能做的，就是停止迫害法輪功，法辦元凶，還老百姓一個自願做好人的自由，回升道德才是第一要務，解開繫住中國時局的第一大結。

經濟發展了，道德自然就會好起來嗎？至少，中共的實踐證明了不是這麼回事。不難看出，江的這些歪理應該是已破產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世俗化翻版。共產主義烏托邦是利用了人們對美好事物的嚮往，給人們描繪一個人間天堂的虛幻大餅，告訴人們物質會極大豐富，可以按需分配。看看今天中共官員的貪腐，物質再極大豐富也得被搶光貪光。大家都有錢了，小偷少了，大盜卻多了。這說明甚麼？道德的含義並不是看小偷的多少，而是人心，是對生命的珍視，是人與人之間的誠信，互助和社會的正氣。沒有良好的社會道德，沒有誠信，經濟能健康發展嗎？

《真實的江澤民》第六章 以惡治國

作為一個不斷的納著稅的公民，我再次要求中國的政府回答一個公民的質問：你們承不承認這個制度的完全不道德？承不承認我們的制度已沒有了面對並解決這種問題的誠意和能力？你們有沒有道德和勇氣向全民族保證說：這樣的罪惡會立即停止並永遠不再發生？要知道，人民僅僅的是要求政府立即停止犯罪！——高智晟

「我想在此特別提及的是：我們設法說出這個民族持續被血腥迫害的真相，尤其是在這個時刻，也是為了提醒我們的整個民族——我們民族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及緊迫性。我們的民族，我們每個個體，是到了一個必須正色面對我們所面臨問題的時候啦！任何理由、任何傳統的方法及任何的耽延，都將是對我們整個民族價值的犯罪！……十幾日的調查，我再次看到了令我痛徹心肺的真相，『610』辦公室，至少可以這樣稱謂它——國家政權內且高於政權力量的黑社會組織，它是可以操縱、調控一切政權資源的黑社會組織。一個國家憲法及國家的權力結構安排規範中沒有的組織，卻『行使』著本只能由國家機關才能行使的權力及許多連國家機關都根本不能行使的『權力』。它『行使』著在這個星球上，人類有國家文明以來，作為國家從不能擁有的權力……」。高智晟先生在給中共當局的信中這樣寫道。

就在我們寫這本書的時候，高智晟律師因為他對正義良知，法律尊嚴和人類道德的維護，正在中共的監獄中遭受慘無人道的迫害。

政法委和「610辦公室」凌駕於法律之上，「610」的權力模式是後來中共欺壓所有中國人的國家機器運作方式。之所以如此，這得從中共的機構組織形式說起。

當年的「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是砸爛「公檢法」，把原來公檢法系統的人員掛上罪名直接打倒，靠邊站。總體上來講，公檢法系統原來的人馬大多是受害者，而不是作惡者。這些人本身沒有原罪，一旦決定恢復法制系統，讓這些人官復原職就可以了。而「610」幹的事情卻恰恰相反。領導「610」的中共「政法委」統管「公檢法司」，使得「610」能把「公檢法司」整個系統調動起來直接參與迫害法輪功。「公檢法司」本身成為了這場迫害的中堅力量，執法者直接變成了帶頭違法者，把「公檢法司」變成了原罪擁有者（作為個體，有良知的總是有的），進而把這種作惡延伸到法輪功學員之外，其他民眾也成為了這種倒退後的司法體制的受害者。如何恢復法制？這才是對國家法律體系的徹底摧毀。對比而言，「610」對法制進程的破壞，超過文革。

第一節 法律之上的「610辦公室」

中共的直屬議事協調機構

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根據職能分為：直屬工作部門（比如政法委、組織部、宣傳部）、直屬辦事機構（比如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直屬事業單位（比如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社）、直屬派出機構（比如中央直屬機關工委）、直屬議事協調機構（比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中共中央的這些直屬機構的設立、撤銷或者合併由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提出方案，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

「議事協調機構」，是指在「法定工作機構」以外設立的，負責協調涉及多個部門或多個地區較長時期內重大事項的機構。成員單位常常包括多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部門。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都可以設立自己的議事協調機構（同樣，地方黨委和地方政府也可以設立地方級別的議事協調機構）。議事協調機構一般稱為「XX領導小組」、「XX指揮部」、「XX委員會」等。「議事協調機構」其配置規格都是比較高的。中央的「直屬議事協調機構」，一般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員，擔任議事協調機構負責人，有關部辦委局的負責人擔任領導成員，一般還有相關的辦公室作為具體辦事機構。

1999年6月10日，中共成立了一個特殊的「直屬議事協調機構」——「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的具體辦事機構就是「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因為成立於6月10日，該辦公室簡稱「中央610辦公室」。

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的成員單位眾多，除了中央政法委作主導，該「小組」的成員單位還包括：公安部、國家安全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國家體育總局、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中央外事辦公室、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郵政局、中華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武警部隊。從「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的議事機構負責人的級別和參與的成員單位之多之廣，就可以看出江澤民當初迫害法輪功動用的國家公權力之多之大，完全是傾舉國之力，把整個社會都動員起來迫害法輪功。也正是這種議事機構的性質，說明了「610辦公室」為甚麼能成為一種蓋世太保式的超級邪惡機構，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國保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和各種異見人士、良心犯的報導中，「國保」一詞頻頻出現。「國保」指的是「國內安全保衛」部門的警察。在公安部稱「國內安全保衛總局」，簡稱「國保局」，在省、直轄市、自治區公安廳稱「國保總隊」，在地級市公安局稱「國保支隊」，在縣級市公安局稱「國保大隊」。省、直轄市的「國內安全保衛處」在編制上屬於二級局。

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以後，最先的政權實際上是軍管會。軍管會的功能就是部隊直接派人留下來，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軍管會一開始的時候代理政府職能，當時最主要的職能就是鎮壓「反革命」，鎮壓國民黨的留守人員。隨著中共政權的初步建立，軍管會中的治安機構也改名為各地的公安廳。在中央政府裡，則設立了公安部。

原軍管會中肅清「敵特分子」及內部保衛的任務，成為公安部的主要任務，就是「敵情偵察」，叫「敵偵」，後來改為叫「政治保衛」，也就是「政保」，都是放在所有部門的第一個，在公安部裡叫「一局」，也就是政保局，在公安廳就叫「一處」，也就是政保處，到了區縣級，就叫「一科」，即政保科。政保內部又分為負責國內安全和國外安全的。1983年，中共決定設立國家安全部，政保負責國外的部份就和中央調查部合併，組成了國家安全部。但是，各地的公安廳（局）仍然保留著原政保處的建制，留下來的這部份人，數量已經不多了，不過仍然是放在第一個部門。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共「政保」的功能就是打擊所謂的「階級敵人」。

據北京市原政保科長鍾桂春先生介紹，「在中共大搞『政治運動』的時代，作為打擊『階級敵人』的『政保』這種職業是很吃香的，很受中共的重視，地位也很高。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成為主流，政保的地位就沒有以前那麼強了。加上隨著安全局地位的提升，和各種公安門類的發展，公安的政保就淡化了，就不是很重要了。有人就提出來，要把公安政保這塊砍掉，把它合併到國家安全局去。如果合併過去，待遇、地位都會下降，所以政保的人就死死的想保住政保這塊牌子。如果要保住它的地位、保住這塊牌子，就要搞出案子，整出很硬的案子，來說明其存在的必要。所以，政保的人就天天尋找這樣的機遇，尋找保住政保這塊牌子的機遇。於是，它就要無事生非，故意製造一些事端，就要在民眾中尋找所謂的敵人、製造所謂的非法組織，製造所謂的誰要推翻政府、顛覆政權的這些『大案』。1999年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之前，公安部門對法輪功煉功群眾的騷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在政保系統中，它從1996年就開始參與對法輪功出版物的暗中調查、收繳、罰款，之後是監聽、跟蹤，派特務混入煉功群眾中刺探『情報』，為製造敵人、為鎮壓尋找藉口。」

到1999年江澤民把法輪功作為中共的「頭號敵人」來血腥迫害的時候，中共政保的邪惡作用就大量發揮起來了，對中共的重要性又顯出來。據知情人說，如果不是迫害法輪功，「政保」（「一局」、「一處」、「一科」）可能已經被取消了。為了通過迫害法輪功撈取政治資本，擅於整人的「政保」毫無良知，在迫害法輪功時特別賣命。討得當權者歡心後，「政保」一改這些年在注重經濟發展中被冷落的處境，開始活躍起來，「招兵買馬」添置先進設備，系統地對全國法輪功學員進行跟蹤、電話監聽、綁架、抄家、刑訊逼供和為勞教、判刑收集編撰所謂的「證據」。這樣發展的結果，殃及全國人民。大家都被置於政保監控的範圍。

大概在2000-2001年，為了迷惑人，中共把「政保」改名叫「國內安全保衛」，就是現在叫的「國保」。國保內設機構一般有機動偵察、反顛覆、反邪教等部份。國保是中共在國內鎮壓監控政治異議人士、維權人士的主要機關，是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主要暴力工具之一。

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資料顯示，2000年底左右，江澤民在一次會議上提出，原610的運行效果不理想，國家安全廳、公安廳、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設立「610辦公室」。自此以後，「國內安全保衛總隊」的總隊長或副總隊長往往兼任省、直轄市公安廳（局）的「610辦公室」主任。比如，原北京市國內安全保衛總隊總隊長張憲林兼任北京市公安局「610辦公室」主任，原四川省公安廳國內安全保衛總隊副總隊長李克力兼任四川省公安廳「610辦公室」主任。

第二節 中共政法委

在中國，司法系統從來不獨立，它嚴重的受共產黨操控。政法委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機構，最經常的被用來干擾法律機構。中央政法委聲稱：「中央政法委是黨中央領導和管理政法工作的職能部門。」在中央一級，中央政法委在幕後操控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在中國各級政府也是同樣的設置，每一級的政法委操控同級相關部門。大部份「610辦公室」設置在政法委內，這使得「610辦公室」拘留和監禁的工作更易於實施。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法工作領導小組」。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該小組被撤銷。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再次決定成立政法委員會。1987年中共「十三大」後，曾決定撤銷中央政法委這個明目張膽的干涉司法獨立的機構。

但江澤民上台後，為加強其獨裁權力，黨政分開不提了，司法公正也不提了。1990年初，中共頒布了《關於維護社會穩定，加強政法工作的通知》，「決定恢復中央政法委員會」。1995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頒發《關於轉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關於加強各級黨委政法委員會工作的通知>的通知》（廳字[1995]28號），明確要求「各級黨委政法委員會是黨領導政法工作的職能部門」。1999年4月，中共發出了題為《關於進一步加強政法幹部隊伍建設的決定》的中發[1999]6號文件，聲稱「政法委員會是各級黨委領導、管理政法工作的職能部門」。公安部長、最高檢察院院長、最高法院院長都是中央政法委的委員，都要向政法委書記匯報工作。中共的政法委還與紀委共同指揮政府監察部門，與軍委共同指揮武警部隊。政法委作為中共中央的正式機構，成為黨干涉政，破壞司法獨立的典型組織。

中國維權人士呂耿松曾在《北京之春》雜誌上撰文，引用歷史事實、法理論證和學者意見認為，政法委是中國最大的特務組織，政法委員會的存在本身即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政法委因此是個缺乏法律依據、破壞司法獨立的違憲組織。在中國，最高法院院長竟然還得向公安部長做工作匯報，可說是中國司法的悲哀。在周永康擔任公安部長時，周是中央政法委副書記，而當時的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只是政法委委員，所以，公安部長還是法院院長的直接上司。這種司法怪象在中共的系統裡卻是常態，很多地方的政法委書記都兼任公安廳（局）長。比如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張越，又是省公安廳黨委書記、廳長，以及武警河北省總隊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

按照現代司法獨立的原則，公、檢、法三機關是相互獨立的，但政法委偏要把這三家揉在一起，而且凌駕在這三家之上，搞「聯合辦案」。政法委對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安（全）系統的控制，使得中共統治下的司法獨立完全成為泡影。這樣做的後果是，警方根據檢察院起訴的需要來蒐集證據；檢察院又根據法院判決的需要來起訴。即使這些年中共司法「改革」中也一直聲稱要加強司法獨立，但是，在中共發動的全國性政治迫害運動中，司法獨立是蕩然無存的，一切都圍繞著中共的意志來進行。這在「610辦公室」操縱的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中表現尤為明顯。

第三節 法治倒車

經歷過「砸爛公檢法」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面臨著空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1978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是一個轉折點，開始了改革開放。作為中共體制內的每一個個體來講，許多人本身就是無法無天的文革犧牲品，所以，啟動改革開放之後，法制建設很快就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法制建設的十六字方針，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1982年公佈實施了中共建政後的第四部憲法，此後，法制建設的進程就算「六•四」事件之後也沒有中斷，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提出了「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鄧小平對文革的亂狀可謂心有餘悸。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報告第一次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截止到1997年底，全國已有律師事務所8，441個，律師100，198人；全國共有鄉鎮街道法律服務所35，207個，法律服務人員119，155人，擔任鄉鎮企業法律顧問488，569處。1999年3月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寫入了憲法。

中共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制建設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為背景的。文革中，哪怕貴為國家主席，也保障不了自己的基本權利，逃脫不了被隨意揪斗和折磨整死的命運。所以，1999年3月「依法治國」入憲，的確讓中國人感到興奮不已，彷彿覺得共產黨走上了拋棄文革的不歸路，法制進程不會再被中斷了。

然而，「法治」畢竟不是「法制」。中共制定再多的法律，都是針對老百姓的，而孕育出文革禍胎的獨裁者之「人治」，仍然是中共統治的核心。正當人們對於中共的「依法治國」入憲感到興奮不已的幾個月之後，中共原本脆弱的法制建設就遭到了滅頂之災。

以法律的名義違法

前文已經談過，中共從一開始迫害法輪功就是違法的，這不只是說中國憲法上規定的中國人都有言論和信仰的自由，而且是說，中國的法律從來都沒有關於法輪功是邪教的法律條文，在法律上根本就找不到與之相關的條款。中共迫害法輪功走的是一條黨利用公權力對法輪功修煉者進行非法打擊的套路。儘管迫害法輪功的那一夥人總是在借用法律的形式來對法輪功展開打壓，可是在法律上從來都沒有對法輪功進行過定性。「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說法輪功是邪教，可那不是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共可以不准自己的黨徒煉法輪功，如果他真正堅持修煉法輪功，中共的黨組織可以讓其退黨，但是你卻不能藉此來約束普通的老百姓，更不能藉此使用法律的手段去迫害。就連中共的公安部在1995年下發的文件中，所公佈的十一種邪教裡就沒有涉及到法輪功，因此，說法輪功是邪教只是中共的一廂情願，它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中共用來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所謂司法程序，主要是用《刑法》300條「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行政法規實施罪」，來給法輪功學員定罪，打著法律的幌子掩蓋迫害，讓迫害顯得「合法化」，以低劣的手段欺騙各界。

早在1999年7月29日北京市司法局就下達文件，嚴禁律師代理法輪功案例。1999年9月2日，廣東省高級法院院長呂伯濤在全省中級法院院長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明確要求，「對因法輪功問題提起的民事訴訟，原則上不予受理」；而對法輪功被「非法取締、出版物被非法查封銷毀」、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拘留審查而提起的行政訴訟，一概不予受理」。熟悉中國事務的人們知道，這是來自上面的，不限於北京，廣東，是全國性的。這表明在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對法輪功堵死了法律救援的途徑。這也使得中共控制的政府機關和官員可以對法輪功任意胡來、無法無天，卻不准法輪功學員告這些機關和人員的侵權與違法行為。

中國「全國十佳律師」之一的高智晟律師，在業內享有「維權律師」的盛名，曾為法輪功學員黃偉案奔走於石家莊市兩級三個法院，但所有立案的努力都無果而終。他被告知「現在上邊有規定，凡是涉法輪功的案件一律不受理，並且不出具任何手續」。雖然案件是否受理應按國家法律規定辦，但一位被稱作「庭長」的法官對高律師說，「你不是黨員嗎，黨代表大會的精神你也沒學過吧，律師不允許接此類案件你知不知道，法院都是共產黨的，法律也是共產黨定的，現在上邊有規定說不能受理，就是不受理，你願意找誰就去找誰，願意哪告就去哪告」。

高智晟律師在他的《致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及吳邦國委員長的公開信》中說，「從既有法律原則角度看，對法輪功人員的刑罰及處罰存在以下完全悖離基本法律原則、現代法治精神的作法：

「一•法不溯及既往是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即《刑法》對其頒布實施前的行為不具有調整功能。1999年10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止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下稱《決定》）頒行後，只是在形式上彌補了『罪刑法定』的空缺。而此後對絕大多數修煉法輪功的公民的刑罰則完全針對的是他們在《決定》頒行前的行為，黃偉1999年11月（《決定》頒行墨跡未乾）被勞教即完全屬這種情形。這種作法是公開地、長時間、大規模地違反了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即絕大多數公民是在違反我國現行基本法律原則的情勢下被投入監獄的。

「二•無論是在制定法國家裏，或者是海洋法系國家裏，刑法調整的（我國的一貫叫法是『打擊』的）只能是人的行為而不能是人的思想或某一類人的身份，這也是全人類普遍的刑法文明成果。許多修煉法輪功的公民是因為其具有法輪功人員的身份而被治罪，黃偉這次被勞教是最明顯的鮮例。這是對現代法治文明的反動。這種作法直接帶來的後果是對法律普遍標準的任意性，對國家確立及追求法治社會的努力造成現實的、長期的危害。

「三•《決定》對修煉法輪功者、法輪功者的法輪功行為、法輪功組織，法輪功者與法輪功組織的關係，邪教組織、法輪功組織與邪教組織的關係，甚麼是邪教組織？法輪功者，法輪功者的甚麼行為及法輪功組織的甚麼行為是邪教犯罪，沒有任何可資司法審判時予以準確判斷的法律界定。致使對絕大多數法輪功者的刑罰及處罰千篇一律冠以『利用邪教組織、破壞國家法律實施』由。至於是否有邪教組織可資被刑罰者利用、是否真的利用了邪教組織、是甚麼時間在甚麼地方如何利用了邪教組織、是否實施了破壞國家法律實施、如何破壞了國家法律實施等刑事判決中必須陳述的被罰者的罪狀幾乎是一律沒有。

「四•一些地方對法輪功者的勞教隨意性令人痛心。……剝奪一個公民數年的人身自由，對被剝奪人身自由者而言，是沒有任何可以陳述、申辯及聽證的程序。一個勞教決定送到被處罰者手中時，即被送進勞教所。。。在包括警察在內的全體公民都知曉勞教制度違反憲法、基本法律、違反現代法制文明的情勢下，繼續持之以恆，國家就此承擔越來越大的非道義及非文明的成本。

「五•國家及地方政府對上述惡劣現象的制度性縱容及鼓勵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對司法工作人員品行的惡性毒化。黃偉案件中，司法工作人員的角色錯位及執業道德的墮落已到了令文明社會不恥的地步，更令人恐懼的是他們不以為恥。法官、法院，是法律價值的守門人，他們的職業操守、專業修養及文明制度的作用，使他們對任何悖離法律價值的可能保持著本能的警惕。這是全人類制度文明社會裏法官、法院價值境界的普遍狀態。在為黃偉立案努力中人們看到的是相反。法官、法院依然是『守門人』的角色，他們對國家法律的價值、法治的精神已沒有了一絲的責任及道德。他們向狗一樣地撲向任何企圖張揚國家法律價值者。他們對職業的神聖沒有了任何敬畏之心，他們每天在為這個國家的權力運作在道義及文明的負面評價積累方面不遺餘力，令人痛心不已。」

2005年10月18日，高智晟律師又發表了《致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

「一些地方當局對信仰法輪功同胞者的迫害已到了完全隨心所欲的地步，我們無法接受這種公然反人類的野蠻暴行發生在21世紀的人類社會、發生在有政府存在的今天的中國的現實……對今日中國婦孺皆知的正在公開發生的持續迫害無辜信仰者的野蠻暴行，兩位若不知情，那是你們對國人的一種罪責；若知情而不予制止，這與具體行惡者的罪惡何異？……在針對信仰法輪功者迫害的這場浩劫中，一些罪惡的東西形去而神不散，持續不輟的罪惡不僅僅使無以計數的善男信女蒙冤涉難甚至含恨而死，這種完全悖越基本人性的迫害至今仍在延續著，同時被延續著的是持續被損害的我們的政府形象以至國家形象，它包括法律方面的、道德方面及人性文明方面的。

「中國是《世界人權宣言》的締約國。……無論是國際法準則還是中國自己的根本法，都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藉口侵犯人權、慘無人道地迫害本國同胞」。

高智晟律師在第三次公開上書中說:

「我們社會中的令人不恥的罪惡源即是在半個多世紀裡，給我們的民族造成歷數不盡災難的勞教制度。勞教制度，作為中國國務院赤裸裸地侮辱和粗暴踐踏國家憲法原則的醜行，在中國國家有憲法的日子裡一直被堅持著。人類歷史上，沒有那個國家的政府能像中國的國務院這樣，完全不把自己國家的憲法當回事，勞教制度從這個國家有憲法之日起即使國家憲法始終處於尷尬境地，它表明中共政府的無法無天及所謂依法治國的騙局。……勞教制度被中國國務院繼續惡劣持有，其作為一個持續的無處不在的、最為惡劣的、踐踏憲法的壞榜樣，不僅僅成了非法剝奪公民憲法、法律權益的野蠻道具。其根本上，是中國國家走向法治的最為反動的制度弊端。勞教制度，是中國憲法、基本法律原則及中國人民追求法治明天的最大敵人。我們這次的調查不僅表明，勞教制度對中國依法治國價值的反動，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它非法剝奪公民法律權益方面被徹底濫用的超乎常人想像的隨意性、廣泛性，及它在基層政府那裏完成打壓人民基本權利方面越來越旺盛的生命力」。

「610」指示：「不能對法輪功無罪判決」

除了政法委、「610」在法外操控公檢法司之外，中共的法院本身就是黑箱作業。法院裡面有個「審判委員會」，這個審判委員會是法院內部的最高審判組織，指導所有的「疑難、複雜、重大案件」的審判。即法官只是表面上審，但是沒有最後判決權，而這個審判委員會，不出面審，但是有最後判決權。這個審判委員會的成員除了院長、副院長之外，其他成員基本上是秘密的，不為外界所知，在背後黑箱作業。即「審判委員會」的成員是不透明的，運作是不透明的，對所謂的大案、特殊案件等等的審判完全不透明。中共把法輪功當作重大案件，政法委、「610」充分地利用「審判委員會」這種黑箱作業，操控判決的結果。案子還沒有審判，判決已經由政法委、「610」內定好了。

曾為法輪功學員辯護的黎雄兵律師說：「在法律程序上，不管偵察、審判，還是起訴，從來文件上看不到『610』這個機構，對外的文書上看不到。但是在處理法輪功問題時，司法程序實際上卻被『610』掌控。在司法的公開透明上，『610』有違法律原則。」江天勇律師表示：「在法輪功案件中，總是聽法官、檢查官說，他們做不了主，要聽『610』做決定，包括案件的開庭時間、公開與否、乃至最後的審判結果，都是『610』安排的。但是『610』既不是立法，也不是司法，也不是行政機關。到目前為止，我不知道『610』這個機構究竟如何存在，到底在哪個地方，被誰負責，人員任命組成如何來的，經過甚麼法律的授權？既然沒有法律授權，也就是說，這個機構的設置沒有法律根據，那它就是一個非法的東西。」

2009年初，海外媒體曝光了山東青島，遼寧瀋陽，河南焦作等地「宣讀了司法部《關於進一步加強「法輪功」案件律師辯護代理指示協調工作的通知》」，「根據中央和省、市委統一部署」，加強打壓法輪功的秘密文件。瀋陽市鐵西區「610」辦公室下發的秘密文件還暴露出中共被迫調整的司法新底線：絕對不能出現無罪判決。同年中共河北省石家莊市委「防範辦」下發一個秘密通知，要求對法輪功「法律維權」、正義律師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的，要「及時制止」、「全力以赴做好涉法輪功案件的審理工作」。該通知要各級「防範辦」「牽頭建立由法院、檢察院、公安、國家安全、司法等有關部門參加」的協調機制，審理法輪功案件和掌握「維權」律師的活動動態，「統一工作步調」，即表明一切要聽「防範辦」的。非法通知的第三部份要求「提前協調」，要市中級法院和各縣（市）區「防範辦」在法輪功案件開庭前三日將庭審計劃報市委「防範辦」，「有苗頭性傾向及時採取應對措施」，發現有外地維權律師來石家莊（石家莊「防範辦」尤其害怕北京維權律師來石家莊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要將情況及時上報市委防範辦」。這和瀋陽市鐵西區「610」辦公室下發的秘密文件中暴露出「絕對不能出現無罪判決」的中共司法新底線，同出一轍。這樣的非法秘密文件自然不限於上述幾個地方。

以黨權代法的打壓

中共人員在迫害法輪功學員時經常說：現在是非常時期，對法輪功可以不講法律。吉林公主嶺國保大隊的惡警在綁架法輪功學員時蠻橫地說：我們就是不按法律辦事。河北省遷安市法院人員公開宣稱：法輪功案子不按照法律辦案。長春中院對法輪功學員上訴的案子不開庭就直接宣判，而且說：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序。

2008年12月17日，江蘇省蘇州法院判法輪功學員路通四年徒刑，路通的女兒為父親申冤，要求法院依法重審，當地法院一位名叫顧迎慶的法官對律師說：「你不要寄希望於法律是超脫政治之外的」、「你跟我講法律幹甚麼，我跟你講政治」。

2009年9月，四川省西昌市六十八歲的老太太高德玉，因為煉法輪功被綁架並逮捕，她家人為她請了律師。律師在要求會見高德玉老人過程中，遭到執法部門層層阻擾，西昌市政法委副書記劉某公然對律師稱：「不要跟我講法律，我們不講法律。」2010年9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十二年。

河北省遷安市法院於2009年12月6日非法判處法輪功學員梁秀蘭八年、張立芹和邵連榮七年半、李秀華、孫永生和楊占民七年徒刑。之後，審判長馮小林面對法輪功學員家屬的質疑不得不坦言：法輪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辦理。

法官對法輪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辦事，那麼按照甚麼呢？湖南省益陽市對法輪功學員張春秋進行判決的法官說：「現在是黨權代法要鎮壓法輪功，我們只能走過場，走形式，沒有辦法，這怨不得我們。」

吉林省農安縣「610」辦馬主任為甚麼有恃無恐地說「在這我們說了算，我們講政治不講法律，你們願上哪告就去上哪告」？上海市寶山區國保大隊的顧處長說：「甚麼法律？我說的就是法律！」

2010年5月13日，四川省西昌市「610」操控市法院非法庭審四名法輪功學員。開庭前，三個律師在法院辦手續時，法官楊波就先打招呼：「不許對法輪功作定性上的辯護」，並告訴律師最高人民法院有文不准律師對法輪功作定性辯護，律師叫拿出文件來看看，楊波說是內部文件，始終沒拿出來。

2010年11月16日上午九點左右，赤峰市紅山區公安分局警察在九中小區二路站點綁架了法輪功學員崔月秋，隨後抄家，搶走私人財物。不久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對崔月秋秘密開庭，非法判刑三年半。崔月秋的丈夫王先生多次找公檢法司等相關部門說明真相。而一法院的工作人員對王先生說：「對法輪功案件的處理並沒有法律依據，我們只是依照一個內部文件，而這個文件我們不能給你看。」這個「內部文件」到底是甚麼？這些年來，法院一直以內部秘密文件代替法律，非法重判法輪功學員。

對正義律師的迫害

在真正尊重法律的西方國家，即使被告無律師，法院要鼓勵家人請律師。在中國卻有一個怪現象，政法委和「610」下令不准律師為法輪功做辯護，造成律師不敢接「法輪功案子」。一些明白了真相的律師敢於給法輪功學員作辯護，政法委和「610」卻下令不准律師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在辯護過程中，中共法院要麼秘密開庭，要麼恐嚇家人不准請律師，要麼百般刁難阻撓正義律師的介入，要麼屢次改動非法庭審時間，或不通知律師開庭時間。這些勇敢的律師受到中共的報復，騷擾，甚至被吊銷律師執照。更為嚴重的是把律師抓起來，說律師洩露國家機密，包庇罪犯等等。

雖然高智晟律師對中國司法界的黑暗深有體會，但他作代理律師時仍為法輪功學員被完全剝奪人權的現狀感到震驚，並且他自己馬上受到迫害。他在致胡溫的第二封公開信中說：

「從10月20日早晨起，北京市安全局、北京市公安局的約二十名左右的便衣開始寸步不離地跟蹤我及我的家人。每天至少有不低於9輛的車圍在我家門口的三個方向，18日、19日、20日三天，車輛增加到二十輛以上，10月19日，我接到了赤裸裸的威脅電話，10月20日開始，我的夫人吃驚地發現，兩位不明身份者從我的家門口開始跟蹤我那才12歲的上學的小姑娘至學校，以後天天如此，直到11月15日那兩位不明身份者的身份才明朗──他們開始貼身跟蹤我。從11月20日開始，我的家門口和辦公室門口每天各守著不低於3名的便衣，他們每隔幾小時輪換一次。從他們出現後的第二天，我夫人每天接送孩子上學的自行車莫名奇妙地丟失，而同一車棚中近百輛自行車卻安然無恙。昨天夜裡，20多名便衣守在門口，我們新買的自行車的兩個氣門芯都被撥掉，我的轎車上莫名奇妙地被塗上各種無法洗掉的髒物。11月4日，北京市司法局非法宣佈停止我的律師事務所的執業權利；11月15日，我赴新疆開庭，從早晨出門到上飛機，跟蹤我孩子上學的那幾位便衣貼身跟蹤著我，一到烏魯木齊即有人接力跟蹤我。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司法部官員向新疆有關部門全面調查我的含出身、政治清白度、有無行為劣跡及是怎麼混進律師隊伍、如何從一個律師變成『壞分子』的全面材料。這種與『文革』整人的套路毫無二致的下作做法實在讓人哭笑不得。」

公開信的發表引起海內外以及國內高層震動。10月26日，北京司法局律師處處長找高智晟談話：「揭露法輪功遭到迫害的公開信首先損害了中國律師的形象；其次，違反了職業道德和律師的本職。如果你與我們合作，就要收回這封信。否則，我們將被迫採取進一步的措施」。遭拒絕後，中共政府於11月4日下午宣佈停止高智晟律師事務所營業一年。

2005年12月12日，高智晟律師再次以「必須立即停止滅絕我們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蠻行徑」為題，第三次公開上書中國當局，用顫抖著的心和顫抖著的筆記述著那些被迫害者六年來的慘烈境遇。

「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為了心靈中的信仰，會在政府的和平時期經歷著如此規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慘烈的災難。這種仍在繼續著的和平的今天的災難，使數以千計的無辜同胞喪失了寶貴的生命，數以十萬計的人民被剝奪了自由。我們看到的真相表明，所有被非法剝奪自由期間的同胞，都遭到了令文明社會難以置信的對肉體的摧殘過程和對精神的野蠻殺戮煎熬。這場完全喪失人的理性的迫害過程，還使的一億多的法輪功信仰者，一億多個家庭的數億人遭受了傳訊和恐嚇，剝奪就業資格、工作機會、收入，被搶劫財產的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質的迫害和打壓，這是多麼的愚蠢、危險和不道德的惡舉。這是在持續地與全體中國人民、與人性文明及整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為敵啊！這個制度怎麼會需要這樣的價值呢！我們還有何理由、有何道德條件拒絕反思呢？」

「中國的政府，你們必須有自己是政府的心態，只有這樣，你們才有可能從政府的角度，以政府的心態和政府可有的邏輯思路去面對災難性的現實問題。才不致會發生像「六、四」屠殺、虐殺自由信仰者的鎮壓法輪功運動及新近在廣州槍殺手無寸鐵同胞這樣的冷血事件！但我們時常不得不痛苦地面對這樣的現實問題，那就是：長久以來，中國的政府，類似這樣莫名其妙的針對無辜人民的罪惡屢屢發生，面對災難中人民絕望的呻吟、呼喊永遠是無賴般的沉寂或張牙舞爪施以流氓打壓手段。」

「公開的政治壓力加利誘，摧毀了警察最後的一絲善良本性，人性惡的一面迅速發酵膨脹，做人最基本的良知底線不再被顧及，警察實際上也是這次喪失人性的瘋狂運動的受害者。『文革』後，我們民族得以稍許復甦的人性、道德、良知、正義、仁愛等基本價值理念，再一次被徹底的摧毀。國家公職人員的正氣，正義及先進性只成了官控媒體中取之不盡的令人民唾罵的謊言！而滅絕正氣，正義、良知及道德卻成了公職者的職責，被要求提至『講政治』的高度去執行。」

因為他的三次上書，高智晟律師於2006年8月15日被中國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中國法院2006年12月22日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高智晟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朱宇飆律師是廣東省公開為受迫害法輪功學員伸張正義的第一個正義律師，2005年、2006年期間，朱律師曾分別為三名被非法庭審的法輪功學員辯護，他的辯護詞精彩嚴謹，令中共法庭大為尷尬、震驚。朱律師在為受迫害法輪功學員高煥蓮做無罪辯護後，審判官、法官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個個啞口無言。半晌，指控人突然不知所措地說：「覺得好，就在家煉功吧！不要出來。」2007年2月11日朱宇飆律師在廣州番禺被綁架勞教迫害一年半。2010年八月十八日，朱宇飆律師在其住所再次被非法抓捕、並被非法抄家。2011年5月4日廣州市海珠區法院第十法庭非法庭審朱宇飆律師，並枉判兩年。

自2006年以來，北京市高博隆華律師事務所李和平律師因為參與營救高智晟律師，長期被北京市公安局國保警察、朝陽區公安分局國保警察騷擾，被將台路片區派出所的警察24小時跟蹤監控。2007年3月，在石家莊法輪功學員王博親人的多次請求下，決定接受代理王博案件。3月12日，他和其他五位律師到石家莊中級法院交律師手續。第二天，北京市司法局就到李和平的律師所表示「關注」。3月16日北京市公安局國保大隊的警察就到律師所施壓，說「代理敏感案件要注意影響」。該案二審於2007年4月27日在石家莊中級法院開庭時，李和平等律師就王博案一審適用法律不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司法程序錯誤等，並從憲法至上、信仰自由、維護人權的角度，做了全面的辯護。這是大陸律師首次衝破中共的禁區，從法律層面上系統的、全面的為法輪功受冤者伸張正義。2007年10月29日下午5點半，李和平律師在其辦公樓高斕大廈下被蒙頭綁架到一不明小屋內遭毒打，歹徒並動用了電棍，他被打得遍體鱗傷，直至凌晨一點多，歹徒將他扔到小湯山的荒郊野外，之後他自己艱難的摸黑回家。李律師的移動硬盤、手機卡、律師證被搶，筆記本電腦被歹徒拷貝後徹底格式化。

郭國汀律師是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仲裁員，中國國際商會調解中心調解員。他接了法輪功學員瞿延來的案子，監獄當局不讓他見瞿延來。後來他把書面申請抄送司法局長、監獄局長，明確告訴他們，如果你們繼續拒絕的話，我將向司法部國家監獄管理局，到最高當局申請，如果還不理睬，我就準備強迫公佈。但最後當局仍沒有給他任何回應。所以他就寫了一篇文章，「百無一用是中國律師」。2005年2月23日，郭國汀律師被中共當局非法強行停業。同年3月6日，他被中共當局羅織”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名刑事拘留，並被非法軟禁在上海家中長達兩個半月。5月20日被變相驅逐出境，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大連律師王永航及北京律師韓志廣為法輪功學員叢日旭做的無罪辯護使公訴人員理屈詞窮，法院當庭沒有宣判。過後王永航律師遭到警察毒打關押，而叢日旭也被秘密判刑三年。事後，王永航因為法輪功學員作無罪辯護而被警察抓捕，腿被打得骨折，送入看守所，被酷刑折磨，最後被判刑七年。

第四節 中共國家政權全面黑社會化

由於中共利用公檢法司系統對法輪功的非法打壓，由此對中國社會道德基礎的摧毀和對司法制度的破壞，加上以個人效忠為目的和貪污腐敗為捆綁手段的環境，中共國家政權全面黑社會化是必然和唯一的結果。

政權黑社會化

2006年2月16日美國之音報導，「中共政權行為黑社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中共政府以經濟利益贖買政治權力的路線方針，導致了從上到下的全面腐敗。一方面中共在迫害法輪功的運動中毀壞了它的道德和司法系統，因而拿不出反腐敗的有效措施，缺少約束地方政權勾結黑社會的「執政能力」，另一方面又無法擺脫傳統的反和平演變的政治慣性，把主要精力用在防堵「顏色革命」上，結果加速了中共統治的黑社會化。

如果說，黑社會也有他們的一套規矩，即「盜亦有道」，而現在中國卻出現了一個完全相反的進程，掌權者甘心情願黑社會化，甚麼規矩都沒有了，其原始和血腥的程度甚至連黑社會都不如。貪婪使人變得不可理喻，與貪婪結合的權力尤其瘋狂，而邪惡的制度又讓瘋狂的權力暢通無阻。各級官員的無法無天、濫用權力、窮凶極惡，得到了來獨裁兼黑箱制度的保護和鼓勵。所以，極端貪婪且無法無天的官權已經使中國進入最為可怕的狀態–官匪一家。黑社會以賄賂收買官府，官府利用黑道力量擺平麻煩。公權力變成私權力，官府也必然變成黑社會。

細心的中國人都會發現如今中共控制的國家裏，稱謂已經變的赤裸裸的黑社會化。無論是文藝作品，還是在現實中，每個單位的第一把手，都被下屬成為「老大」；還有些人直接把領導稱王哥、張哥的、…….下級單位的人對上級單位只要是有實權的人皆稱「老大」。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稱謂，其實有很強的中共敗壞中華傳統文化的因素存在其中。首先，這樣的稱謂會極度膨脹當權者的私慾，從而惟我獨尊，不可一世，喜歡聽順耳話，聽不進善意的勸諫忠告，更有甚者對提忠言者打擊報復，甚至對無意的話也會打擊報復。比如江澤民就因為下級說了句「在北京你說了算，在這裡我說了算」的話，把這位拍馬屁拍錯的官員革職；還有一個官員說了句「請江澤民同志下台剪綵」的話，再不被錄用。

這樣的稱謂對每個人的正信產生強烈的磨損作用，一味的增長奴性，明明知道被稱為老大的領導的做法是錯的，也不敢說，惟恐遭到打擊報復。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人的責任心，被明哲保身的自私所代替。

這樣的稱謂，把單純的上下級工作關係，變成了帶有骯髒交易的黑社會頭目與馬弁之間的關係。一旦被稱為老大的頭目說了話，那就變成了不可逾越的聖旨，再難辦的事情，那些墮落成馬弁的下級也會挖空心思不擇手段的去辦。

黑社會組織是一種通過犯罪途徑獲取利益的非法組織，中共組織本質上也是一樣，所不同的是中共用一套「思想理論」把它的犯罪活動變成了理直氣壯的革命行動，或者合情合理的正當行為。將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徹底顛覆，將是非黑白完全扭曲，讓人們以它的是為是，以它的非為非，這樣不管它犯多大罪，它都永遠正確。因為國家權力對這種黑社會的支持，不僅使之從不謝罪，而且擺出一副將犯罪進行到底的流氓嘴臉。其組織之龐大、謊言之精緻及犯罪之規模都遠非一般黑社會所能望其項背。小的黑社會可能只是一些爭地盤的街頭小混混，大的黑社會組織則會走向專業化、公司化、集團化，其首腦則會步入政界、商界成為有頭有臉、冠冕堂皇的人物。但像共產黨這樣能夠國家化，並以國家民族代言人身份自居的在黑社會組織中可算是登峰造極了。

由於中共的無法無天導致了整個社會的黑社會化。這種黑社會化的集中體現表現在價值取向的惟利是圖和不問是非。今天的中國社會從上到下、從官到民、各行各業、各個階層無不是惟利是圖、看錢辦事。這種價值觀念的黑社會化導致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和罪惡層出不窮，整個社會看起來就是一個大黑社會。沒有公平、沒有正義、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申。

權力的黑社會化是可怕的。但比這更恐怖的是黑社會化的權力普及化和它的完全日常化。這正是今日中國專制權力最顯著標誌，這樣的顯著標誌由以黑社會化的警察權力來實現的。許多地方公安公開使用黑社會手法或直接利用黑社會對不同政見者進行恐嚇，甚至暴力侵犯。中國的黑社會從牟取經濟利益以及牟取政治利益，整個國家和社會就籠罩在黑暗之中。

已曝光的許多案例表明，維權人士和抗議民眾被警察跟蹤、遭辱罵、被毆打。例如，中國維權人士趙昕去年陪同父母到四川九寨溝遊覽期間在一家酒店遭到7名不明身份者毒打；湖北省枝江市人大代表呂邦列陪同英國衛報一名記者前往廣州番禺太石村進行調查時遭暴徒痛打至昏迷；參與廣州太石村維權工作的律師唐荊陵在探望維權人士郭飛雄之後也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跟蹤和毆打。

暴力拆遷

共產黨的所作所為越來越像黑社會了。共產黨高官自己甚至就是黑社會老大，尤其是公安人員直接參與黑社會的更多。他們控制娛樂場所、商業市場，參與走私販私、販賣毒品、敲詐勒索、綁架暗殺、操縱賣淫、強姦民女……。許多政府行為依賴黑社會進行。最典型事例就是城市拆遷、農地徵用。

自中國國務院1998年發佈《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以來，隨著住宅全面商品化的趨勢，中國房地產開發進入井噴狀態。「但是大規模的房地產開發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瘋狂增長，卻並非普通百姓之福，隨房地產開發帶來的『圈地運動’將許多無辜的城鎮居民和城近郊區的農民捲入強制拆遷乃至暴力拆遷的漩渦中。隨著城鎮房屋暴力拆遷越演越烈，已經構成對公民生命權和財產權的嚴重侵害，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儘管中共政府出台了幾部相關法規，但強行拆遷、暴力拆遷在中國卻越演越烈，「而且從深度、廣度、施暴手段、時間持續性等方面呈現日益惡化的狀態，並沒有被遏制或者有偃旗息鼓的跡象」。中國大陸官場「雷人雷語」層出不窮，比如，「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強拆你們知識份子吃甚麼」。「暴力拆遷正日益成為中國社會的毒瘤，並已經演變成為嚴重的人權災難」。

香港「明報」報導，在一些政府征地或拆遷事件中，發現有「不明分子」參與其中，使用類似黑社會的暴力威嚇手段逼遷。拋開法律，用潛規則大行其道，這正是黑社會的手段。由於拆遷都是政府操作的，價格都是政府定好了的，百姓們根本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開發商以政府開發的名義強行推進，而拆遷戶們在白社會和黑社會的雙重逼迫下只得連連後退。政府或者官員把房子和土地便宜買下來再賣給開發商賺取差價，甚至幫助開發商直接從人們手裡買來廉價的房子和土地，為了達到目標，尋求與黑社會的聯合成了流行的做法。

中共在拆遷中所引用的法律條文主要有，2001年6月6日國務院第40次常務會議通過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於2007年3月16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及2010年12月15日國務院法制辦公佈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次公開徵求意見稿）》

當上位法制定或修訂後，下位法與上位法相衝突的情形出現時，下位法的「自動失效」本是一個法律常識，也是裁判機構和執法部門理所當然的選擇。鑒於《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下位法地位，從理論的角度來說，《物權法》的出台使《拆遷管理條例》已自動失效，這毫無問題。但是，事情往往不是這麼簡單，基於利益、傳統、理念、體制等多方面的影響，上位法常常會被執法部門和裁判機構「選擇性遺忘」，而依據原有的下位法「依法行政」。從現實的情況來看，顯然《拆遷條例》並未「自動失效」，兩者的衝突在於《物權法》「尚未生效」。在拆遷過程中發生爭議，吃虧的往往是老百姓。原因很明顯，政府和開發商兩個強勢集團坐到了一起，一個出地，一個出錢，在這樣的交易中，私人合法財產被徹底忽視。當然，被忽視的還有憲法和物權法。

鄭恩寵律師在分析了《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次公開徵求意見稿）》後認為[憲法是物權法上位法，物權法又是「新拆遷條例」的上位法，如此修法只是騙騙外行，騙騙老百姓而已。「二稿」將「一稿」中很多有利於被拆遷人的條例刪除，例如，公民的「回遷」權利被剝奪。當每拆一平方米的補償價是一萬元，但「回遷」房的價格可以定價為三萬元，全部由政府說了算，你永遠沒有「回遷」的權利。「一稿」在法律責任部份，對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房屋徵收部門幾其工作人員的具體違法行為，列舉了「非因公共利益需要徵收房屋」、「未按照房屋徵收決定確定的徵收範圍實施徵收」等14種違法行為，但「二稿」中幾乎把這些約束政府、主管部門和工作人員行為全部刪除、取而代之的是「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等難以操作的抽像表述，這種修法不過是又一次玩弄文字遊戲的表演秀而已。他還說，中國大陸的法律設定政府的權力又多、又濫、又細、又可操作；設定政府的責任與義務，又少、又原則、又不可操作。設定公民的權利，又少、又原則、又不可操作；但設定公民的責任與義務，又多、又濫、又細、又可操作。

2009年10月2號，中國民間的”維權網”發佈中國《城鎮房屋暴力拆遷問題調查研究報告》，對發生在中國城鄉各地的強制暴力拆遷問題，以及中國現行的相關法律政策問題進行了分析研究。該調查報告對造成這種狀況的深層原因進行了立法、執法、司法以及社會政治層面的分析，發現造成暴力拆遷的根本原因有如下幾點：「國家缺少憲政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的不作為；地方政府公權力的濫用；政治權力（特別是地方政權）和房地產開發商結合，構成強大的房地產利益集團，這種資本和不受制約的權力結合而成的利益共同體，對公民權利構成巨大的破壞；司法不公正不獨立，缺乏最後一道救濟防線；中國的低人權經濟發展路徑不僅成為一種制度安排，而且已經成為一種政治文化。整個社會缺乏尊重人權，尊重財產權的氣氛；中國走向以發展經濟，促進GDP增長為單一價值導向的畸形發展路線，全社會為了獲得財富而不擇手段；社會道德全面崩潰。多年的強制無信仰狀態，使社會失去了維繫成員間正常的人際關係的能力；業主的自發維權和民間維權力量，面對強大的暴力機器，不足以制約不斷升級的暴力拆遷」。

該報告總結了1999年-2009年十年間暴力拆遷的基本狀況，特別指出了公權介入拆遷日益嚴重。該報告說：「如果暴力拆遷僅僅是來自民間的強暴，當會因為政權力量的壓制而不至於蔓延無邊，但是當政府在『發展硬道理『的思想指導下，也加入到』強橫有理『的隊伍中時，情況發生了大的變化。在拆遷的最初時代，一般是拆遷公司和開發商的企業行為，但是近年來，政府為了突出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政績，一方面大搞政績工程，另一方面也加快房地產開發，以充實地方財政，以至於不斷為房地產開發商的拆遷保駕護航。不僅使用行政強制手段，甚至動用公安警察和防暴警察」。「政府強制拆遷和黑社會暴力拆遷日益結合在大部份暴力拆遷中，既有政府的默許，也有黑社會的實施，二者有日益結合的趨勢」。該報告還列舉了暴力拆遷的各種強制施暴手段：

（1）斷水斷電，阻斷道路，使盡流氓手段使拆遷戶無法生活，從而達到「逼遷」的目的。

（2）在被拆遷戶外出時強行拆除

（3）夜間以暴力將住戶強行綁架至戶外，迅速拆除建築

（4）政府出動強大警力保護，直接協助實施暴力拆遷

（5）直接實施打砸暴力，製造恐怖氣氛逼遷

以下是幾例典型的暴力拆遷事件。

2007年1月25日，拆遷者闖入鄭州市中原區崗坡村「福興放心肉鋪」內，入侵者把保姆曹翠蓮和6齡童馬小軍用透明膠帶捆腳、封嘴，站在他們面前，手裡拿著磚頭威脅，「再動，用磚頭砸死你！」其中一個入侵者威脅孩子小軍。一台巨大的挖掘機，已經把店舖的門挖了個大窟窿。2007年5月24日凌晨2點多，挖掘機轟轟響，幾下房屋就倒塌了。

2008年，山西宜琚房地產開發公司看準山西汾陽市八槐街、葫蘆肚、西府街是該市的黃金地段，於是從該年開始拆遷，期間伴隨著政府官員濫用職權，動用警力，假公濟商；開發商動用黑社會、黑勢力用恐嚇，威脅，欺壓的手段暴力拆遷。最後，三條街上的許多居民在暴力拆遷者的威脅之下流著淚，含著怨恨搬走，多人被逼瘋、逼病，甚至被逼死。在整個受害過程中，當地政府充耳不聞。受害者被迫到北京申訴，但是沒有任何結果。

2011年9月17日上午約8點鐘，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區區政府僱凶一百多人拿著鐵棍、開著挖土機。歹徒們撬開陝西省西安市紅十字會巷住戶的門，強行把他們拖出，砸毀財產，並強拆住房。當住戶們在睡夢中驚醒時，發現門已被撬砸，他們遭強拖出門，而且，所有財物被砸，傢俱被毀。75歲的陳老太說：「我不甘心，政府僱傭黑幫，搶奪平民的財產，現在的政府實在太黑了。」

2011年11月25日早8時許，古藺縣縣委書記何廣斌夥同公、檢、法與黑社會，出動幾百人。在彰德建國村強拆村民王義德家的商住、圈捨一體的500餘平方米的房子，並將全家4人抓走，強行將他家的房子連同家庭所有財產夷為平地，王義德百萬財產全部被搶一空。

2012年2月4日早上，湖北武漢市礄口區數百名拆遷辦工作人員到東風村張貼拆遷公告及發傳單，帶頭的人向天鳴槍警示，並對阻撓拆遷的村民進行暴力毆打，造成多名村民嚴重受傷。

湖北的維權組織「民生觀察工作室」負責人劉飛躍表示，目前發生在各地的房屋暴力拆遷已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暴力拆遷這樣一個現象近年來應該說是越演越烈…很多地方甚至公然利用黑社會的力量對老百姓的房子進行強拆。當老百姓跟他們抗爭、抵抗的時候，往往遭到暴力對待。打傷人，打死人的現象也是不斷在發生。」

中國政法大學的滕彪律師表示，中國越來越多的拆遷案件顯示，各地政府以公權力介入暴力拆遷的現象相當普遍，另外由於中國的司法系統不獨立，暴力拆遷案件也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審理：「從我介入的一些拆遷的案件來看，各地的公權力介入拆遷案件的還是比較普遍的。包括政府會利用公安、武警、城管等等，包括法院等各種勢力去介入暴力拆遷或非法拆遷。幾乎所有的暴力拆遷背後都有黑社會的介入，也是政府背景的黑社會力量。」

《城鎮房屋暴力拆遷問題調查研究報告》還認為，「導致暴力拆遷的更深層原因來自於中國目前的立法、執法、司法，以及政治制度等層面。由於中國缺乏憲政民主，中央政府不作為和地方政府濫用公權力等不受任何制約，導致官商勾結形成利益集團，他們對公民權利構成巨大的侵害。同時，司法不獨立、人權狀況低下，以及以單一追求GDP增長的畸形經濟政策，也是造成各地暴力拆遷不斷升級的主要原因」。

強拆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地方官員或者是地方的事，實際上是體制上的原因。為甚麼這些官員可以公然地無證拆遷，擴大拆遷範圍，公然對老百姓進行搶奪？沒有制度上的保障，沒有制度上的默許，他們是不敢這樣做的。事實上他們這樣做是受整個制度保護、默許、縱容的。

黑社會化的始作俑者

鄧小平時期，中共政治改革已經開始啟動。趙紫陽執政時期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政治改革方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公務員制度都已經開始著手。但在江時期，因為其任人唯親，利用政治腐敗作為自己維護個人權力的工具，上海幫、江家幫、血債幫盤根錯節，中國政治權力走向了全面的腐敗的黑暗時期。官場買官、賣官成風，提拔重用的不是貪官就是庸官，官僚體系空前膨脹。中國出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官僚貪污腐敗集團。民眾對政府缺乏信任，滿意率極低。

江澤民以腐敗治國，把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不但摧毀了中共改良的可能，而且嚴重傷害了民眾的利益，使中國貧富差距極大。並在經濟繁榮的假象背後，使中國的經濟、政治、道德、生態方方面面充滿了危機。

江統治時期，還大力擴充武警部隊，加強封網，使政府墮落成為監控、迫害善良百姓的工具，法制倒退。特別是從1999年7月開始的對法輪功的鎮壓，所採用的完全是黑社會的恐怖行動，違法迫害，假造自焚，動用酷刑，活摘器官，無辜重判，阻撓律師辯護，不讓親友到庭等等。阻撓人們知道真相，用盡各種招數矇騙民眾，國外的新聞媒體不准看；互聯網搞封鎖。

此外，江統治下繼續阻礙政治改革，剝奪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幾乎所有擁有獨立信仰、獨立人格和不同見解與要求的個人和群體，包括下崗工人、宗教信仰、氣功鍛練、民主人權、新聞媒體、政治異見，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他還加大對新聞的鉗制，不允許人們通過互聯網看到真實的信息。江澤民因此多年被著名人權組織「國際大赦」評為「人權惡棍」。中國的人權災難亦被其輸出到海外，蔓延全球。

江澤民政治上的專制和腐敗，經濟上的暴斂和貪婪，使得中國社會把錢當成衡量一切的標準。而金錢又把社會道德嚴重污染，使正常的社會運作模式被破壞，傳統的價值觀念遭到徹底顛覆，從而進一步加快了中共政府的黑社會化進程。

第五節 極端的維穩

《明鏡月刊》對中共「維穩」的定義是，「中國式維穩，克格勃加黑社會」。

國內維穩經費連年超軍費

中共維穩的概念提出於1991年4月，當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維護社會穩定加強政法工作的通知》，將各地黨委主管政法的部門統一為政法委。90年代的維穩主要體現在前兩次的嚴打。一般認為被官方正式宣佈的嚴打有四次，分別發生在1983-1986年，1996-1997年，2001-2002年和2010年，沒有例外的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法委主持的。其中後兩次因為和迫害法輪功有關而有了特殊的含義。

1999年610辦公室成立以後，納入以政法委為中心的維穩機制，一方面迫害法輪功成了維穩的主要內容，另一方面在迫害法輪功中建立起的手段、方法和機制使維穩變成了控制全社會的龐大的產業和利益集團。中共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主要負責人，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主要執行人羅干同時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和「中共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主任。各級「610辦公室」就設在「政法委」內。在迫害法輪功時經常引用的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領導責任制」（簡稱「領導責任制」）、一票否決權制和領導責任查究制，就是把各地迫害法輪功的情況和主要領導官員的政績陞遷利益捆綁起來，或者說迫使主要官員每個人手上都沾血。

這幾年中共在「維穩」上的投入有了大量的增加。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會科學報》公佈的數據表明，2009年度全國維穩經費達到5，140億元。據《2011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報告顯示，中共維穩的「公共安全」開支已高達6，244億元。「中國今年維穩費用繼續超過軍費」成為世界各大媒體關注的內容。路透社2012年4月30日報導，中共為了鞏固權力而撥出大筆維穩經費，2012年比前年增加了11.5%，達到了7千億元。而2012年的國防經費才6千3百億。雖然因為中共的軍費開支不透明，很難準確的把軍費拿來與維穩費用作比較，但是維穩費用的增加之巨，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財經》雜誌於2011年5月9日曾發表長篇報導，談中國維穩經濟題目是《公共安全賬單》。該報導援引清華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孫立平的文章，《以利益表達制度化實現社會的長治久安》說，近年來，「各地維穩投入急劇上升，維穩成本相當高昂，一些地方甚至已經到了不計代價的程度。」中國學者蔡慎坤發表文章「中國特色維穩付出了多大代價？」他指出：「一些地方的維穩經費已經出現緊張局面，以往維穩機構很大方地解決上訪人員吃住交通旅行費用，如今開始倒過來向上索取維穩費用。有的地方政府已經對現有的而且仍在不斷增長的維穩經費無力承受，而老百姓對所有成本轉嫁到他們身上的維穩方式忍耐到了極限！」。[10]這說明維穩已經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最重要的機制。維穩卻是由中共製造了迫害和動亂，再用國家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繼續強迫鎮壓已經被迫害的人們的惡性循環運作。

中國對群體性事件的認識，由於受不同的政治環境和經濟、社會因素的影響，經歷了不同的階段：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末，稱「群眾鬧事」、「聚眾鬧事」；80年代初～80年代中後期稱「治安事件」、「群眾性治安事件」；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稱「突發事件」、「治安突發事件」、「治安緊急事件」、「突發性治安事件」；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期稱「緊急治安事件」；90年代末～21世紀初期稱「群體性治安事件」。2005年7月7日，中組部副部長李景田在新聞發佈會上明確指出，當前中國改革進入了關鍵時期，有些矛盾集中顯現，並因此發生了一些「群體性事件」，他糾正了國外記者用的「騷亂」這一說法，而代之以「群體性事件」。顯然，「騷亂」這個詞有損中共的「和諧社會」的面子形象，如同把「失業」稱為「下崗」一樣，「群體性事件」是中共用來掩人耳目的一個中國特色的詞彙。

近年來，農民失地，暴力拆遷，環境污染，工人維權，貧富不均，官民對立等等都引發了大規模的群體抗暴潮。中共的應對措施就是進一步的暴力鎮壓，如此惡性循環。據有關部門統計，1993年中國發生群體性事件約0.87萬起，1994年約1萬起，2003年則達到6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據《華爾街日報》引用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的估計，2010年中國發生了18萬起抗議和騷亂等群體事件。由於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使得很多群體事件在政府封殺之前就在國內外被廣泛傳播和關注。比如，重慶萬州事件，貴州甕安騷亂，湖南吉首示威，湖北鄧玉嬌刺官案，湖北石首事件，浙江錢雲會事件，廣東烏坎事件，廣東增城市新塘事件，重慶萬盛區聚集事件等等。

中共是造成動亂的原因

甕安騷亂是2008年6月28日下午發生在中國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甕安縣的群體性事件。聚集的民眾達到約2萬人，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受到當地群眾衝擊，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被點火焚燒。事發緣由是一名中學女生非正常死亡，學生抗議討公道時遭到當地警方粗暴對待，引起當地群眾強烈不滿，造成官民對立的大騷亂。據官方解釋，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在開礦、拆遷安置的時候，民眾的利益受侵犯，而一些官員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手法粗暴，並肆意動用警力加上地方黑惡勢力坐大，產生民怨。

鄧玉嬌刺官案是2009年5月10日晚發生於中國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野三關鎮的一起賓館女服務員出於正當防衛目的意外刺死、刺傷鎮人民政府人員的刑事案件。三位官員要求服務員鄧玉嬌提供「特殊服務」，但遭鄧玉嬌拒絕，三位官員惱羞成怒之下便試圖強姦鄧；鄧玉嬌在幾人衝突中，出於正當防衛目的慌亂場地抓起水果刀，刺傷鄧貴大和黃德智。鄧貴大則搶救無效死亡。此案發生後迅速名震全國，鄧玉嬌也被許多民眾稱讚為「當代烈女」。

錢雲會事件起因於中國浙江省溫州市的樂清市蒲岐鎮寨橋村的一位村民2010年12月25日上午9點多，在虹南公路寨橋村路段，被一輛解放牌重型自卸貨車輾死的事件，以及之後幾天發生的官民衝突的群體性事件，引發國內外多方的媒體報導和多方調查的事件總稱。

烏坎事件是2011年發生在廣東省汕尾市所屬陸豐市的一宗群眾運動。由於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村民代表兩年十數次之上訪仍絲毫不得解決，村民與汕尾市與其下之陸豐市政府發生矛盾。2011年9月21日東海街道烏坎村有三四千人聚集在陸豐市政府大樓與派出所，不久獲政府答覆，可問題沒有實質解決。烏坎村之後再爆發多次示威，警民發生激烈打鬥，之後村民自發組織「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在12月9日起村民每天在村內村委會附近的仙翁戲台前集會示威，並在遊行通往陸豐市政府大樓前與警方爆發衝突，此後開始警民對峙局面。

雖然中共數十年一直高喊「穩定壓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為卻使社會越來越不穩定。近幾年大陸社會矛盾，包括群體抗暴事件，越來越突出，於是為了維護高壓統治，從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層的鄉鎮街道，都出現了「綜治辦」、「維穩辦」等機構，常常又和「610辦」、「防範辦」在一起辦公，比如在一些基層文件中會看到「維穩辦（防範辦）」、「維穩辦（610辦）」的說法，所以有人猜測是不是「610辦」改名叫「維穩辦」了。

中共的「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簡稱「中央綜治委」）成立於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直屬工作部門」，下設「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簡稱「中央綜治辦」），它是「中央綜治委」的辦事機構，與「中央政法委」機關合署辦公。「中央綜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書記。

「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是中共中央的「議事協調機構」，正式成立於上世紀90年代，但其下設的辦公室「維穩辦」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幾年的事情。「維穩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員會、中央綜合治理委員會、中央宣傳部、公安部、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其常設辦事機構是「中央維護穩定工作辦公室」（簡稱「中央維穩辦」）。同「中央綜治辦」一樣，「中央維穩辦」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合署辦公。「中共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書記。「維穩辦」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書記兼任。「維穩辦」涉及到社會多個方面，並不僅限於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員單位比中央政法委廣泛，除公、檢、法系統及國安部門外，還納入宣傳部門。中共從中央到各省、市、縣直到鄉和街道一級、乃至重要事業、企業單位都設置了「維穩辦」。

「維穩辦」雖然成立已久，但首度引起外界關注，卻源於2008年的沃爾瑪「工會門」事件。2009年，大陸媒體《南風窗》雜誌連續發表文章：「09年維穩新思維」，「『維穩辦』走上前台」，反映了中共數十年的「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統治模式，是造成社會矛盾日益頻發和衝突日益加劇的罪魁禍首。

人人為敵的「群眾戰爭」

在進行了二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民並沒有迎來國泰民安和安居樂業的生活環境，社會矛盾反而日益尖銳。中共沒有順應民心，還給人民憲法保障的各種權利和自由，中共的做法是把過去發動群眾「告密、檢舉、群眾斗群眾」的那一套又搬了出來，再次推行人性中最為惡劣的品行。

2005年，全國政法系統開始重拾多年前的「先進經驗」——「楓橋經驗」。此一經驗為1963年浙江諸暨縣楓橋鎮在黨魁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以後，總結出的一套「發動群眾，加強專政」的經驗。1979年以後漸漸從中國的政治話語中消失，直到2005年再次推廣。這一次，「楓橋經驗」被總結成「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鄉（鎮）、矛盾不上交」。中央政法委向地方提出，構建縣、鎮、村三級綜治工作平台，號稱「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難事縣終結」。

隨著社會矛盾，特別是大規模群眾抗爭維權事件的頻發，從2009年起，中共的「維穩辦」也正式走向前台，不再只是各鄉鎮的「內設機構」，而是擁有了自己的「門臉」。同時，中共把高壓「維穩」重心鎖定在基層，要求鄉鎮（街道）要由黨（工）委副書記牽頭，把政法、綜治、維穩、信訪等方面力量整合起來，形成「綜合治理」，實為高壓暴政的立體的控制網絡。

專職機構並不能做到人盯人，用金錢動員全社會才是中共的傳統邪惡做法。《南方週末》曾發表一篇報導，稱「臨時工」撐起中國維穩體系：「發動群眾參與戰爭」。這些「臨時工」，就包括中共發動的群眾。文章說，「送奶工、送煤氣工、保潔員、物業管理員……這些千家萬戶都離不開的人，成為公安機關延伸開去的觸角。他們以自己特有的觀察力，隨時收集每個角落的治安信息。」在一些重要部位，這些眼線的分工十分精細。例如，每個被公安局劃入涉穩人員等七類重點人員的所謂「危險分子」身邊，都要安排兩個眼線，進行有效監視控制。這些人有一個稱號叫「治安志願者」，雖然是志願者，卻是要付錢的。文章中以江蘇省宿遷市為例，不到一年，宿遷市已有了3.8萬名治安志願者，相當於每142人中就有一名，一張嚴密的「防控網絡」就織成了。公安機關通過考核獎勵細則，對志願者進行累計積分管理，每1分換算100元，由財政建立專項基金兌現獎勵。志願者可以獲得最低0.01分、最高100分的積分。累積到一定積分後，以獎金兌現。可見中共用納稅人的錢進行特務統治。

山東青州市邵莊鎮綜治維穩中心主任陳湘穎在其政法委網站上發表「經驗交流」說，該中心投資28萬，裝修辦公室和配置設備，又投資10多萬元，在鎮區、社區、村主要路口安裝電子監控系統。維穩中心下設綜治辦、「610辦」、信訪辦、司法所等六個機構，工作人員由原來的3人增加到11人，聘用村綜治維穩信息員（也就是內部監測的特務）120名，按規定發放補貼。還在每個社區建立社區維穩工作站，確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社區。在村一級，由村裡「有威望」的「五老」和婦女代表組成村維穩工作站，各村成立15到20人的治安巡邏隊。要求堅決將上訪人員控制在當地，防止越級上訪。

青州市王府街道綜治維穩中心主任李傳德在交流中按中央的口徑說，要推行街道、社區、村（社區）「三級聯防」的群防群治措施，要創建「大防控」格局，搞「人防、技防、物防」的「三防」。「人防」就是人盯人，要巡邏隊員實行每天24小時巡邏，嚴防死守，確保不出任何問題；「技防」就是採用高科技手段，比如在北關社區投入資金30餘萬元，在社區各主要街道、重要部位安裝監控探頭38個，實現了對社區的全天候無縫隙監控；「物防」就是要建立社區組織，調委會和警務室，把矛盾消滅在萌芽狀態。李傳德還在文章中特別提到，把3名法輪功人員弄進法律培訓班學習（「法制培訓中心」就是強制轉化的洗腦班），刑事拘留1名法輪功學員，破壞資料處2處，確保轄區內無一例法輪功人員外出串聯等。

山東青州市政法委網站上有兩份「文件」，是青州市綜治辦、維穩辦和「610辦」印製的明細賬表格，供各鎮、街道、園、區綜治維穩中心使用，名稱叫「村、社區綜治維穩工作站台帳」和「鎮綜治維穩中心工作台帳」，裡面有「綜治維穩信息員基本情況登記表」，「綜治維穩信息員每月補貼情況登記表」，以及很大一部份由中共青州市委610辦公室制定、分發到各個鎮（街道、園、區）維穩中心的關於監視法輪功學員的登記表，而且還細分成「本地戶籍長期滯留外地」、「負案在逃」、「失控人員」、「曾外出滋事人員」、「未轉化人員」、「判刑、勞教、出班人員」、「重點不放心人員」等七種台帳表格來監控法輪功學員，另外還有「法輪功人員基本信息」表、法輪功人員回訪調查登記表、法輪功人員回訪談話記錄表等等。由上可見，中共是一個與民為敵的惡黨，民眾沒有起碼的自由和權利。在中共惡黨的統治下，大陸社會如同一個大監獄。

中共在發動群眾搞人盯人的特務活動時，從來都沒有放鬆對學生的控制。在大學裡發展「政保信息員」，為中共在學生團體中培養眼線。河南理工大學萬方科技學院在2009年的一份政保信息員培訓通知中聲稱，學院從2002年建校起按學生比例建立政保信息員隊伍，從最初的25人到103人，政保信息員隊伍逐漸壯大和規範起來。通知還特別提到這些政保信息員如何密切關注和誣告法輪功，非法收繳了多少法輪功的宣傳材料等。

中共不惜花費巨資，發動人海戰術，來建立「維穩隊伍」，實施高壓統治。很多被「維穩」的對象，都是被中共迫害的百姓，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的監控仍然是重中之重。

特務統治的「秘密力量」

前面提到中共以「維穩」為藉口，再次發動群眾戰爭，實行人盯人，實行高壓暴政。過去中共靠高壓和洗腦欺騙，現在靠金錢刺激。國保警察是中共「維穩」環節鏈中的直接暴力機器和打手，中共的「維穩」網絡當然也是「國保」利用來監視民眾的眼線。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維穩辦」和國保還特別重視發展秘密力量。

「聯合早報」轉載「南方週末」的文章，在「臨時工撐起中國維穩體系：發動群眾參與戰爭」一文中指出，中共發展的「治安志願者」由「四支力量」組成：社區、村莊巡邏力量，街頭路面流動協防力量，場所部位治安守望力量，以及隱蔽力量。前三種力量，包括退休人員、城鄉低保人員、出租車司機、城管隊員、環衛工人、送奶工、抄表員、物業保安、報刊亭業主等各色人等。第四種力量則非常神秘，中共的文件描述是「為我所用，能夠爬高鑽深、提供深層次、內幕性、前瞻性信息」。

浙江省紹興市公安局國保支隊政委楊光偉在一篇所謂走群眾路線的文章中陳述，要不斷強化「秘密力量」的物建，打破原來以灰色為主的源體框架（也就是低收入階層），運用經濟手段和感情培養相結合的方式，建立一批文化層次高，活動能力強的為國保工作服務的新型秘密力量，提出「不論具體崗位，人人都要物建秘密力量」的工作要求。

安徽司法廳長孫建新早在2001年3月就有一個在全省國保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長長的發言稿通篇都在講如何迫害法輪功，還說省、市、縣公安機關都要物建和培養一批能深入內部或貼靠目標開展偵察、掌握控制重要陣地，活動範圍大、應變能力強的「尖子」特務情報人員。當然，一切都是要用錢來收買的。孫建新還聲稱要有步驟地開展對秘密力量的考核和培訓，完善秘密力量獎勵機制。

槍桿子維穩：武警部隊

中國學者蔡慎坤的文章說，中國警察五花八門：特警、巡警、交警、刑警、戶警、經警、獄警、法警、外事警察、公共信息網絡安全警察、禁毒警察、科技警察、國安警察、空中警察、航運警察、緝私警察、林業警察等等。還有一支與警察人數相差無幾的治安聯防隊員和協警。「比官媒公開的這個人數至少多了十倍以上。」[56]除此以外，中國還有一支武裝警察部隊。

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總部成立於1983年4月5日，前身是中國人民公安部隊。武裝警察部隊是擔負國家賦予的安全保衛任務的部隊，受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雙重領導，由內衛、黃金、森林、水電、交通等部隊組成。1996年12月，中央軍委決定將武警部隊總部由副大軍區級升格為正大軍區級，並於1995年至1999年先後將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總隊升格為副軍級。

武警部隊擁有三類八個警種部隊，最主要的一類是「內衛部隊」，受武警總部的直接領導管理，包括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武警總隊、機動師和總部直屬單位。

軍隊是對「外」的，警察是對「內」的，而當國內遇到重大安全事件、警察應付不了、軍隊不宜出面的時候，就需要一支對「內」的軍事力量，這就是武警部隊。中國各地的群體抗暴事件中，常常能看到武警部隊出動鎮壓。近年來特別強化了因應城市的快速反應、迅速到達、防暴反恐，還有控制場面的實戰演練和相關的軍事訓練。中共特別打造了14個可以機動出擊的機動師部隊，主要承擔城市維穩的工作。可見中共已經是驚弓之鳥，草木皆兵

中國學者蔡慎坤說，維穩巨額投入的背後，卻是瘋狂的腐敗。「叫喊不穩的真實目的不過是為了攫取揮霍更多的維穩經費，因而中國陷入了一個維穩的怪圈，越喊不穩越有錢，越有錢越不希望穩定，一大批吃維穩飯的人，不斷地製造敵人尋找敵人，甚至視許多的弱勢群體為不穩定因素，通過冤假錯案大規模的強拆，讓這個社會充滿了仇恨和動盪。」這就是中國特色維穩本質。

經濟「黑洞」

2004年10月，總部設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表了一份兩萬字的調查報告，《關於江澤民集團利用國有資產迫害法輪功的調查報告》指出，江澤民私下或強制將大量國有資源用於迫害法輪功，造成了幾大經濟「黑洞」。

黑洞1：巨資支撐公檢法機構

從北京公安內部傳出來的消息，從1999年7月到2001年4月，全國各地到北京上訪被抓、有登記記錄的法輪功學員達83萬人次（不包括許多不報姓名和未作登記的）。2001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通過計算北京市街頭出售的饅頭數量的增加，估算當時來到北京市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超過百萬。為了關押法輪功，江命令各地大力興建或擴建監獄和勞教所。目前中國有大約300個勞教所，700座監獄，全國僅此一項的花費即為天文數字。

黑洞2：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洗腦集中營

為了鎮壓，江發明了「法制教育學習班」，並把洗腦的「轉化率」定為考核各級政府政績的關鍵指標。洗腦班除遍佈全國省、市、縣、鄉四級政府外，很多機關、高校、企業和勞教所內也開設洗腦班。

當洗腦達不到目的、依然無法改變法輪功學員的信仰時，「610」就下令用「精神病治療」。據國際精神健康委員會調查，中國幾乎各個省市都把堅定的法輪功關進精神病院、或普通醫院的精神科、戒毒所，強制用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毒害人體，至少數千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精神病院，所有花費由「610」統一撥出。

黑洞3：傳媒業與全部國家宣傳機器

中國有2千家報紙、8千家雜誌、1，500家電台、電視台、千餘家網站，中共鎮壓法輪功以後，這些媒體鋪天蓋地的造謠。比如《人民日報》在鎮壓頭一個月中就出了347篇詆譭法輪功的文章，每天就有10多篇。中央電視台僅2002年4月25日至2003年底，「焦點訪談」、「新聞節目」等欄目，就製作了332個誣陷誹謗法輪功的節目。僅「中國反邪教協會」就編輯了30多部反法輪功影視片，每部都花百萬元，全國各省市地區舉辦各種反法輪功的大型展覽，還印製散發了各種展板、書籍、光盤、小冊子、招貼品等。

黑洞4：教育界、知識界變成了戰場

教育部長陳至立強制要求高校開髮網路封堵技術，資助各類反法輪功研究，校園內外舉辦各類詆譭活動等。比如，從2001年起，四川省每年撥給省社科院100萬元用於反法輪功研究。江還命令各地成立「反邪教協會」，如北京市科委就曾資助110萬元成立「北京市反邪教協會」；2004年初全國大搞所謂「反邪教警示教育運動」，中央免費提供宣傳資料。「中國反邪教協會」搞了展覽活動近千場次，報告會、座談會千餘場，編輯影視作品30餘部。2004年後，還通過中國駐外使館在海內外大搞反法輪功圖片展。

黑洞5：天空與陸地的全方位監視系統

中共耗資60億搞了全方位的監視系統「金盾工程」，幾十萬人網路監控人員的工資、開發攔截信息軟體，重金購買西方國家網上封堵技術與設備等。

黑洞6：巨資投入海外媒體宣傳

以投資控股、大陸商業利益、購買媒體廣告、提供免費節目等為誘餌，對中文和西文媒體加以控制和滲透。2001年據美國詹姆斯通基金會調查，「美國主要四種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星島日報》、《明報》和《僑報》，都受著中國大陸直接或間接的控制。」

第六節 謊治

「以謊治國」是江澤民和中共一慣的治國方針。民間對江澤民的三講的解讀是：講假話，講外語，講排場。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的真實意義應該是：代表暴力，代表謊言，代表腐敗。能騙就騙，編不出瞎話，就放空話，編不出空話就用套話，講不出套話，就說廢話。空話、大話、套話、假話加廢話統稱就是官話。江治時代的中共各級官員上台之後，首先要學會的就是官話。

與謊言滿天飛的行為相對比，江澤民口頭上卻大力提倡講真話。1996年3月，江澤民在參加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安徽代表團討論時說：「各級領導幹部都要講實情，說真話，實事求是地反映社情民意，這是我們黨一貫的傳統和作風」，「大家都要講真話！」1996年9月，江澤民在視察人民日報社時強調，在新的歷史時期，仍要堅持發揚黨的新聞工作的優良作風。一是敬業的作風，熱愛黨的新聞事業，獻身黨的新聞事業。二是實事求是的作風，報實情，講真話。2001年9月26日，江澤民在十五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時說：「作為主要領導幹部，堅持講真話、聽真話，堅持講實效、辦實事，就是重要的示範和導向。」2004年7月26日，江澤民會見全軍學習三個代表經驗交流會代表時強調：當前，特別要在「真」字上下功夫，要真實、真誠。就是要講真話，報實情，不迴避問題，不做「虛功」。

看，江澤民在講「真話」的時候，都是在講假話，謊話。

新聞自由之敵

江澤民不講真話，也容不得別人講真話，特別是容不得講真話的媒體。2001年5月3日，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委員會發表一份年度報告，紀念世界新聞自由日。這份報告列出了一份破壞新聞自由的領導人名單，保護記者委員會稱這些領導人為「新聞自由之敵」。這份名單中的前十名領導人包括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這是江澤民連續五年列位「新聞自由之敵」名單。江得此殊榮，是因為江澤民對中國僅有的一點點新聞自由都予以了扼殺。

報刊等新聞媒介在西方被稱為「第四種權力」，其監督作用巨大。在中國，這些本屬於全社會共享的資源卻被中共獨佔壟斷，成為替中共施行謊治的工具。中共所有的謊言，所有該讓人知道的謊言，幾乎全通過這些「喉舌」發佈出來，再擴散傳播至整個社會。

2002年10月23日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首次發表了一份全球新聞自由排名表，在全球139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和北朝鮮分別列在第138和139位。「記者無疆界組織」在報告中指出，在新聞自由度排名倒數二十的國家中，不存在新聞自由和獨立的新聞媒體。而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傑在2003年稱：中國目前是世界上言論、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國家之一，外界關於中國新聞、言論、出版方面的某些議論是毫無根據的。

中共對批評性的媒體報導有這樣一個荒唐的規定：批評報導必須獲得被批評者及其主管上級單位簽字同意才能發表。這就是在制度上規定了媒體不可能說真話。被批評者往往都是貪腐官員或地方政府，這些貪腐官員都和中共一樣，最怕的就是被曝光和揭短，怎麼可能同意發表對其揭露性的文章。

由於中共新聞媒體的非獨立性，所以它只允許替黨「發聲」，而不會為人民說話，偶有比較正義直言的，也都避免不了停刊停辦，人員被撤職甚至被關押的命運。

創刊於1984年的《南方週末》曾經是中國報業當中敢說真話的一面旗幟，是很多貪腐權貴的眼中釘，因此不斷的受到各方，尤其是中宣部的壓力，幾經沉浮。1998年，江系人馬李長春上任廣東省委書記後，開始整治《南方週末》，2000年廣東省委宣傳部下令，將主編江藝平調離，將《南方週末》原班人馬大部份撤換。

除《南方週末》外，不斷的有報刊因為說了中共不愛聽的話而受到各種處置。經過江澤民的十三年統治之後，中國的新聞自由空間已經沒有了。現在網絡成了真相與謊言爭奪的空間，中共僱傭了大批的網絡評論員–五毛黨，為其在網絡上散佈謊言。

謊言的機構化

江治時期，中共的謊言制度和謊言機構已經非常完善。從謊言的預謀、醞釀（準備環節）、編造（生產環節，即謊言的製造）、出籠（銷售環節，即把謊言推向社會），都有一整套嚴格縝密環環相扣的程序，用以保證謊言不出問題，不被人識破，從而達到最大限度欺騙人的目的。各類謊言製造機構充斥全國上下，如中共中央宣傳部及其下屬的各地方政府的宣傳部是最大的謊言製造機器核心部份，幾十年如一日的貫徹執行著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謊言重複千遍就成為真理」的政策，製造謊言的同時，封鎖真相的傳播，封刊禁報、封吧鎖網、壓制言論、監控輿論。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華全國總工會，中華婦女聯合會，這些都是謊言機構，其代表都非民選，也從來不為民說話作主，其功能都是為中共歌功頌德。

江澤民統治製造了千百萬的訪民，這些訪民都是被逼的走頭無路的下崗工人，被剝奪土地的農民，拆遷戶，和各種冤假錯案的受害者。中共為了對付這些訪民，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各種信訪機構，從成立於2000年的國家信訪局，到各地方的信訪辦公室，及各部委的信訪辦公室，這些都是騙人機構，從來不解決任何問題。信訪辦的工作人員對付訪民哭訴的一辦法就是：我們知道了，你把信訪材料留下來，我們會向有關領導部門反應。上訪材料往往沒有轉到任何有關領導部門，或者被壓在信訪辦，或者轉到了被告人手中，訪民所得到的往往是毫無音信，或打擊報復。在地方的信訪辦得不到問題解決的訪民就湧向國家信訪局，於是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截訪。這就是謊言解決不了問題，就採用暴力。許多訪民被關押和酷刑，甚至被打死，成為這個信訪辦–這個謊言加暴力機構下的冤死鬼。

這是一則具有代表性的訪民血淚故事，大紀元網站上刊登的「女訪民中秋前含冤死龍口市黑監牢遭曝光」。中國國慶和中秋節期間，山東龍口市一名遭執法和截訪人員毆打凌辱的女訪民在被地方政府非法秘密關押一個月後死亡，身上有多處傷痕。官方稱其上吊自殺，而家屬認為可能另有死因。在此案引起一些維權志願者和網友關注後，當局承諾查辦有關責任人，但死者家人目前也被安排住進賓館，與外界失去聯繫。死者是56歲的李淑蓮，家住龍口市東萊街道北巷村。李淑蓮生前在網上公佈的上訪信說，「2001年4月2日，龍口市場發展管理局原局長孫清波、副局長李慶順，明目張膽向我索賄4萬元，因我沒有及時把錢送給李慶順，他便有意挑起事端，於2001年4月10日及4月16日兩次故意放水淹了我的倉庫（窗簾、手錶、鐘錶、皮衣等貨物，損失達252，600元）。」

上訪信說，「李慶順還不罷休，竟在2002年5月16日，無端強行封我營業店門、扣押我136萬多元的財產。李慶順在封門時竟慘無人道打傷我母親，致使她腰、胳膊受傷。之後，僅僅9個月的時間我母親就含冤而死。」此後7年中，李淑蓮曾到山東、北京等地上訪多次，都被遣返、並被關押數月之久。

江澤民的人權謊言

國際特赦組織公佈的2000年的五個「人權惡棍」(humanrightsscoundrels)，江澤民名列其中，中國大陸的人權記錄也受到抨擊。正當國際社會把江澤民評為人權惡棍，江治下的媒體大肆宣稱中國的人權是最好的時期，大作人權秀，把人權寫入憲法，其實中共的憲法本身就是一部謊言集。

江澤民在申辦奧運時曾承諾改善中國人權狀況，國際奧委會寄一線希望於奧運將對改善中國的人權有所幫助，事實與國際奧委會和國際社會所希望的完全相反，江的騙術還沒有被國際社會所廣泛認知，江澤民在承諾改善中國人權的同時，就在加大打壓異議人士和鎮壓法輪功。

江澤民把中國人的人權解釋成是生存權，謊稱他解決了全國12億人口的生存問題，可是他一手製造了成千百萬的訪民，這些訪民都是被逼的走頭無路，無法生存下去的普通民眾。

1991年6月29日，江澤民會見津巴布韋副總統恩科莫時談到：中國有11億5千萬人口，以占世界7%的耕地解決了占世界人口22%的中國人民的溫飽問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最大的人權，人的生存權。如果11億多人民吃不飽，穿不暖，不利於國家的穩定，也不利於亞洲乃至世界的穩定。

1991年10月28日江澤民會見斯里蘭卡自由黨主席班達拉奈剋夫人時談到：比如拿人權來講，像中國有11.5億人口，如何使這麼多的人吃得飽、穿得暖，解決生存權的問題，那也是件大事情。

在1993年6月15日江澤民會見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時談到：西方發達國家經常利用民主人權問題向發展中國家施壓，但壓不倒我們，因為我們瞭解民主、人權的來源和歷史，清楚西方所謂的民主、人權是怎麼一回事。解決中國11億6千萬人口的溫飽問題，如此眾多的人口生活安定，這對整個世界是很大的貢獻。

每每被問到人權問題是，江澤民就是用這些套話來搪塞的，有如程咬金的三斧子。對於任何對普世價值的破壞，江澤民的理由都是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人權也是同樣。

讓說真話的人銷聲匿跡

江澤民開創了一個愛滋病大國。從江澤民上台執政的13年中，中國的愛滋病人數從零發展到幾百萬。在1989年以前，中共一直都否認中國大陸有愛滋病例。1989年，北京協和醫院發現了一例愛滋病。中共的一貫作法是先瞞報，瞞不住了再謊報和虛報，如果有良心的人敢於站出來說句真話，就會被暴力打壓。對於中國的愛滋病疫情，中共一直都在虛報，病例的統計數字往往和實際愛滋病人和病毒攜帶者人數相去甚遠。為了經濟利益的考慮，許多地方政府都隱瞞愛滋病的實際人數，並阻止研究人員進入愛滋病發病區採集數據和進行愛滋病防治活動。到2001年，中共官方提供的全國累計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數為26，058人，其中發病人數為1，111例，死亡584人。當西方記者問及中共衛生部是否一直都在封鎖隱瞞河南等地大量民眾感染愛滋病的消息時，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矢口否認，但在鐵證面前又不得不改口稱經衛生部多次調查，因采血而感染愛滋病的人數大約在3萬到5萬。而許多中國和國際社會的專家估計在2001年中國的愛滋病人數就已經超過百萬了。

由於中共官方的瞞報和對民間調查防治愛滋病的阻撓，中國的愛滋病病人數的增長速度驚人。2002年6月，聯合國愛滋病總署公佈《HIV/愛滋病：中國的巨大危險》稱，中國愛滋病感染者人數的增長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假如不採取有效措施，中國的愛滋病感染者數目將在2010年前上升到一千萬。

河南是愛滋病的重災區之一，光愛滋村就有幾百個。很多河南農民在賣血和輸血過程中因不衛生的輸血操作方法而感染了愛滋病。2002年，北京的愛知行動志願組織到河南上蔡縣調查，發現上蔡縣有超過3萬5千名愛滋感染者，全縣有3千5百名兒童，因為父母一方或雙方死亡而成為孤兒。國際醫學界估計，到2002年，河南愛滋病感染者至少有150萬，與河南省衛生廳資料的不到2千人比較，相去甚遠。

中共在瞞報的同時，對知情者和敢於說出實情者予以打壓。1999年9月，湖北醫科大學一附院的傳染病教授桂希恩，偷偷進入河南上蔡縣文樓村，採了一些血樣並化驗後，被震驚了。他向河南省有關部份反應情況，無人理采他。他將調查報告帶到北京，北京把他的報告發給了河南省委。河南省委派出一名處長找到桂教授，希望他不要再管河南的事，理由是怕愛滋病的實情會影響當地的投資環境，會造成河南農民出去打工沒有人要的可能。

站出來說實話的另一人是河南中醫學院教授高耀潔。她退休後，於1996年69歲的時候，開始關注愛滋病問題、病人和遺孤。由於高耀潔等人的努力，河南和中國各地因賣血和血漿導致愛滋病蔓延的問題，終於逐步被揭露出來。同時，也招來中共當局對她的迫害。

1999年，世界愛滋病日，高耀潔準備接受記者的採訪，河南中醫學院第一附院院長李真威脅她說，必須說「河南省沒有愛滋病」，並指高耀潔是「為反華勢力工作」。高耀潔數次接到恐嚇電話稱「再搗亂就幹掉你」。河南省《大河報》報導了愛滋病在河南的流行情況後，受到河南省委宣傳部的嚴厲批評。河南省衛生廳黨部組織曾開會討論愛滋病問題，得出的結論是，只要解決了高耀潔和桂然恩，河南就不再有愛滋病問題。高耀潔的小女兒也受到牽連，被河南一家醫院無故辭退。中共還一直禁止和阻止高耀潔去各地做預防愛滋病的演講，理由是她有政治問題。

高耀潔說，官方一直採取遮蔽態度對待中國的愛滋病問題，不准醫生和記者披漏愛滋病真相。政府採用金錢收買、物質誘惑、榮譽拉攏、給臉色看、編造莫須有的罪名、勞動教養、刑事拘留、甚至關進監獄等手段達到掩蓋真相的目的。

謊治的結果

江澤民的謊治導致了中國的假冒氾濫空前，上騙下，下騙上，互相騙。謊言對整個中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謊言破壞了誠信，誠信是一個穩定社會的紐帶，沒有了誠信，整個社會就會成為一盤散砂，人人自保，人人自危。中國製造的各種有毒藥品食品已經嚴重的危害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三鹿奶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造成30萬結石患兒。謊治的出口外銷導致整個世界失去對中國的信任。江澤民就是這樣，把中國變成了一個謊言大國，敗壞了中國的名譽，毀掉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信譽。英國防偽企業集團出版的刊物中，把中國列為世界上最主要的假冒商品生產國。

《真實的江澤民》第七章 江澤民的GDP

康熙大帝在位六十年間，每年都有減免國稅，扶助災民的政策。蠲免天下錢糧共計五百四十五次，折合白銀高達一億五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家每年兩千萬至三千萬兩財政收入的五至七倍。——題記

從1989年上台後，江澤民在位時期的經濟政策180度的逆轉了中共八十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方向。八十年代，農村的生產力得到了解放，成為農業的黃金時期；而九十年代卻出現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危機。八十年代應運而生了鄉鎮企業，政府鼓勵扶持私營企業的發展；到了九十年代，改革重點轉向城市，壓制了農村的鄉鎮企業。而國營企業改革幾經周折，最後形成了大型國企壟斷包括銀行業在內的各大支柱行業的局面，而民營企業無論在資金還是政策環境上都無法望國企之項背，只能處於「小媳婦」的地位。1994、1995年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為了增加收入而大力推行土地財政，進一步刺激了圈地運動和房產經濟。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外商在中國的投資連年大幅度增長，中國以低人權「優勢」，成為全球低端產品的製造中心；同時產生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高投資和高外貿，而國內市場相對萎縮的怪象。

所有這些都在江在位時形成，卻沒有因江的下台而改變。原因之一在於2002年卸任中共總書記之後，江仍然滯留軍委主席職位至2004年。從2002年至今，雖然胡錦濤為總書記，但每一屆政治局常委的九人中有大半人馬還是江系人物。這些人及其附屬集團牢牢把持著黨、政、軍、地方的重要位置，延續著江在位時期的政治經濟路線。原因之二在於江時期的經濟政策的直接產生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階層，它們受益於國企壟斷，受益於圈地運動和房產經濟，也受益於外商投資。它們自然不願改變這樣的發展現狀。

不僅如此，由於江時期的經濟政策的出發點是維護極少數人的利益，其手段無視社會的基本正義，無視子孫的長遠利益，破壞性的消耗中國的資源。在追逐物質利益中放棄了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為了短期的表面繁榮摧毀了社會的道德基礎。到胡錦濤上台後，這種不可持續而風險極大的發展模式表現為四處頻發的社會經濟危機，迫使下一屆政府疲於被動的應付危機而無力改變現狀。時至今天，中國的經濟仍然無可奈何的繼承著江時期留下的攤子。

第一節 「保八」政策

2008年，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中共於11月5日推出四萬億人民幣財政及貨幣刺激計劃，並開始迅速實施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紡織、輕工、有色金屬、裝備製造和電子信息、物流這十大產業振興規劃。

在西方，因為2009年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一時間讚美之詞不絕於耳；有些西方人士甚至心馳神往產生了對中共專制極權的嚮往。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2010年11月16日發表的題為《新興的中國模式對其他國家來說優劣並存》的文章中說：

「中國崛起取得了如此輝煌的勝利，以至於現在受到考驗的不是北京的體制，而是我們的體制。中國成為強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種挑戰，甚至讓西方國家以及我們有關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見絀。」

可是，海量的財政及貨幣刺激計劃換來的增長卻是有短期和長期代價的。

2008年底，中國政府推出兩年4萬億元人民幣的刺激計劃，與之配套的是大頻度降息和增加銀行體系流動性。2009年新增貸款9.59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新增貸款7.58萬億元人民幣。於此同時，因為房地產對經濟發展具有拉動效應和波及效應，2008年年末中共國務院再次強調房地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中國經濟早已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海量資金很大一部份就順理承章地通過國有企業投到了房地產業中去了，不斷有國有企業見報成為地王，引起了不斷膨脹的房地產泡沫。

同時，由於財政撥款和信貸資金主要流入了各級政府和國有大企業，以及擁有國家項目的企業。已經產能過剩的鐵路、公路和機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向。這些資金極可能成為國有銀行的呆帳壞帳的隱患。同時，由於沒有合法的民間融資機構存在，民營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房地產企業只能通過地下錢莊以高利貸的方式取得資金，甚至利用各種巧借名目的投資協議從資金充裕的國有大企業得到高利貸，高利貸利息高達30%、40%甚至100%的年利息水平。而這些資金完全不在正常的銀行系統之中操作，無法實施有效的金融監管，使得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失去效力；銀行系統放貸風險管理失調，壞債風險大增。而超量貨幣發行所帶來的通貨膨脹的危機將再一次成為一柄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政權合法性的恐懼

中國政府在推出財政貨幣刺激計劃時，未必沒有看到其同時會帶來的對中國經濟系統的傷害。不顧惜代價的海量資金刺激經濟反映出對經濟萎縮的一種極大的恐懼心理。

要理解這種恐懼心理，要理解中共保八政策的來由，就不得不談到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問題。

中共在1949年後近三十年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意識形態上的破產，國民經濟瀕臨崩潰，並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鄧小平就曾在1980年對美籍華人朱傳矩先生說「我們共產黨對人民犯了罪啊！」「我們必須向中國人民還債」。然而，在意識形態破產後，造孽太深的中共是不可能有道義上的勇氣真正地改弦更張的，而只是在堅持政治高壓以維持其專制權力的同時，在文革以後，開始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法制方面的改良以圖自救，試圖通過經濟發展的方式來換取民眾的政治服從、從而維護一黨專制。這就是人們所稱的中共的政績合法性策略。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佈改革開放方針，開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向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方法為被計劃經濟體制扭曲了的中國經濟鬆綁.但是隨著1989年江澤民的上台，中共的改良自救被他徹底葬送了。經濟體制改革完全停止，尚未啟動的政治改革從此完全消失了蹤影。

惡性循環中的執政困境

倉促上台、無權力基礎的江澤民正是遵循希特勒的教誨，以放手腐敗為策略，用共同犯罪來建立和捆綁自己的權力基礎的：變「發展是硬道理」的市場經濟改革為「官商主義」的經濟模式，以變官為商的方式迅速形成利益集團來得到貪官群體的擁護，而各級官員也都是理想缺失，沒有任何正義可言，迅速地造成了江氏腐敗體制權力上的膨脹和經錢上的暴發「奇觀」。就這樣，腐敗這個毒瘤不斷加劇，迅速瀰漫到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與此同時，江氏腐敗體制的產生與漫延，不可避免地進一步深化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危機；不想且不能改正錯誤而又要專制獨裁，堅持政治高壓、極端地維穩，也就成為惡性循環中的自然選擇了；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也被江澤民的「將一切政治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所替代。在這一過程中，任何政治異見（包括被江澤民和中共認為有可能在將來成為挑戰力量的團體和個人）都受到了殘酷無情的極端迫害，政治體制被畸形扭曲，法律尊嚴被無情的踐踏，不受制約的專制權力不斷擴大，還不必要的消耗了大量的國力。

就這樣，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不但成為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唯一籌碼，而且成為江氏腐敗性體制的物質基礎。只有經濟持續增長才有可能給體制性腐敗繼續創造條件、提供方便；只有經濟持續增長才有可能給極端的維穩提供資金以及藉口。而且，以貪腐權力為中心的各個利益集團「雁過拔毛」的運作方式，以及極端維穩的經濟負荷，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剛性要求；一旦經濟增長不能保持在8%以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實體經濟，經濟嚴重蕭條，失業大增，執政合法性不保。這就是剛性的「保八」政策的真正由來。

退無可退的「人造增長」

從事實上看，從中共應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是由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過程中由於釋放了人的本性，在市場調節之下的自發現象，而是在一個仍然是經濟權高度集中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導控的「人造增長」。

這樣的「人造增長」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先例，前蘇聯戰後的高增長就與其頗為相似。從1950-1984年，前蘇聯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分別增長了9.9倍和14倍，經濟增長速度快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1951-1980年間，前蘇聯國民收入和工業總產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7.4%和8.7%，明顯高於同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4.0%和4.6%的發展速度。到1985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已達到美國的80％。從經濟實力看，這時的蘇聯已從取得政權初期的世界第五位、歐洲第四位，躍居為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勃列日涅夫時期，民眾生活水平有較大提高。基本上無失業，政府提供免費醫療和免費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幾盧布，其中還包括了供熱費、電話費和水費。很多人都能外出渡假。物價普遍較低。但這一切，都建築在政治強制、超高積累和資源高消耗基礎之上。

與前蘇聯不同的是，中共政府放開了商品市場，同時引入了許多市場經濟的手段，如股市，一定程度上容許私人經濟，這往往給西方觀察家產生錯覺。但是比前蘇聯更甚的是放手腐敗後使得經濟被逼迫得不得不在高速上運轉，這就使政府的行為愈髮帶有短期性。

在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通過財政或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使其儘量少的受衰退的影響。但是這些政策的使用都有一定的限度，因為許多政策在短期內可以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同時會有長遠的負面作用。比如大量發行貨幣，雖然可以一時間增加投資和消費，使經濟短期內不會回落，但是將由此產生政府赤字上升，通貨膨脹等難以駕馭的問題。作為對付危機的第一波反應，中共2008年11月的4萬億人民幣和2009年2月美國奧巴馬政府簽發的近8000億美元的救市資金旗鼓相當，可是中國經濟的總量不到美國的一半，而美國還是危機的發源地。按經濟總量的比例算，這種做法顯然是無視本國經濟體系健康的飲鴆止渴，但是在腐敗和維穩的需求之下，這樣的反應就可以理解了。

嚴格的說，這種剛性的高速增長不是中共的一貫的執政思路。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還只是一般意義上的以經濟增長換取執政合法性，並沒有走到必須年年保持高速增長的極端。是江澤民上台後，再一次突破了道德的底線，為了換取官員的支持而打開了腐敗的閘門，由此把中國經濟逼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而在這個所謂的「發展」過程中，江氏政權為了追逐物質利益而無視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為了短期的表面繁榮摧毀了社會的物質和人文基礎，祭出了文明時代的野蠻「發展」模式。

第二節 血汗工廠

江上台後的經濟高增長主要是靠把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向歐美市場低價傾銷產品。

低廉的勞動力

可惜把中國變成世界工廠靠的不是如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和現代的日本所擁有的世界領先的技術和效率，而是低廉的勞動力。這種情況下所謂出口導向其實就是把本國勞動力作為最主要的資源在國際市場上換硬通貨。這個世界工廠出口的產品看上去是鞋子，衣服，玩具，包括所謂科技產品，實際上出口的是中國的勞動力，雖然工人們身在中國。

2009年2月，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發佈了一份60頁的報告，曝光了中國東莞的一家「血汗工廠」。該工廠名為美泰，為微軟、聯想、戴爾、IBM和惠普等公司生產鍵盤和其它零部件。報告描述該廠兩千名年輕女工的境遇如下：

在以每小時流過五百個電腦鍵盤的流水線前面，工人們坐在硬板凳上一天坐12個小時，每週工作7天，每個月只放兩天的假。工人每1.1秒鐘就要往鍵盤上安裝一個按鍵，這樣的動作每小時要重複3，250，每天35，750次，每週250，250，每星期超過100萬次。

每安裝一個按鍵，工人得到的收入是一美分的50分之一。

工人們不能說話，聽音樂，甚至抬頭。她們必須「定期剪指甲」，否則將被罰款。

工人們必須熬到休息時間才可以上廁所。工廠保安負責監視工人，工人不准把手放在口袋裡，離廠時要被搜身檢查。

加班是必須的，工人們一星期在工廠裡要呆87個小時。工人的小時工資中有19%被廠方騙走了，實際拿到手裡的工資是每小時41美分。

十到十二名工人擠在一間宿舍裡，睡的是上下鋪的鐵床，只有一塊布遮擋個人隱私。工人們洗澡用的是小的塑料桶，用熱水必須要走好幾層樓。

工人們一星期有四天不能離開工廠，甚至不允許到外面散步。中國提供大量的出口補貼。在2008年，美國和中國在高技術產品貿易的逆差達740億美元。由於中國的低工資和壓搾勞工權利，1400萬的電子產品組裝的工作機會離開了美國，這些工作的小時工資是12.72到14.41美元。

一個美泰的工人說起在工廠的感覺：「我覺得我像在監獄服刑。…工廠永遠摁著我們的頭，不允許哪怕最小的失誤。我們得不停的持續工作，用閃電般的速度吃飯。…保安像警察看犯人一樣的監視我們。我們簡直就是牲口，不能叫做工人。」

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的主任查爾斯.科納甘說，「願上帝幫助我們，在中國的勞資關係已經成為世界各地的新的最低標準。200塊錢的個人電腦和22.99美元的鍵盤可能看起來像一個不錯的便宜貨，但它們的成本極其可怕。中國的低工資和工人權利的缺乏保護使其在全球血汗工廠經濟的競賽中壓搾到了最底線，那裏沒有贏家。」

跨國公司在中國血汗工廠的記錄並不鮮見：2008年4月國外非營利性機構Policy Matters Ohio曝光了通用電器廈門合資工廠通士達的「涉嫌違法用工一事」，揭露了通用電器血汗工廠事件真相，曾在社會引起了廣泛轟動；2007年11月有來自香港7所高校組成的一個調查小組曝出戴爾代工廠違反勞動法，工人每天上班16小時；2006年6月中旬，英國《星期日郵報》報導稱蘋果公司的iPod是「血汗工廠」生產出來的，其中所提及的代工工廠為台灣代工巨頭鴻海集團旗下富士康公司。

奴工產品

更有甚者，是出口在監獄和勞教所生產的勞工產品。

自1999年江澤民政府開始全面鎮壓並非法關押法輪功修煉的民眾以來，中國勞教系統強迫被非法關押的法輪功學員生產奴工產品的現象非常普遍，在中國的勞教所裡，超過100，000人數的法輪功修煉民眾不但被非法關押，在精神和肉體上受到雙重折磨，而且正在被勞教所奴役，被強制生產奴工產品，長期在勞教所惡劣的環境中超時勞動；完不成定額被剝奪睡眠時間或受懲罰；拒絕做強制勞工產品遭受酷刑；為了獲得廉價勞動力，勞教所經常任意延長法輪功學員非法關押的期限；給法輪功學員造成肉體和精神雙重摧殘和傷害。然而中國政府卻以全部產權屬於監獄、勞教系統的企業將被獲免征企業所得稅和免征城鎮土地使用稅來刺激和鼓勵該類產業的增長和吸引外資合作。甚至有些勞教所不惜用金錢賄賂其他勞教所轉移法輪功學員到本勞教所做強制勞工產品；中國的一些省市經濟發展區的招商廣告，甚至以地處監獄、勞教所區域的廉價勞動力來吸引外資。

而這些產品大多數是出口到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德國、新西蘭及東南亞等30多個國家與地區。強制勞工產品不僅是對被勞教人員基本人權的侵犯，而且強制勞工產品所帶來的巨大利潤，又刺激監獄、勞教系統進一步對被勞教人員高額定產值，加深奴役搾取血汗，同時勞教系統又用部份資金興建更多迫害設施。另外，由於奴工產品成本相當低，在國際市場上這些低廉的產品極具吸引力和競爭力，使一些外國公司觸犯本國和國際法律（許多國家是禁止進口和銷售奴工產品的），參與合資生產和幫助進口、銷售強制奴工產品。

根據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上海三槍(集團)有限公司」和「山東昌邑利得爾工藝有限總公司」，「河南瑞貝卡發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與勞教所或看守所一起，強迫法輪功學員在被關押期間，為其無償生產強制奴工產品。迫使法輪功學員每天勞動時間長達10多小時，有時甚至通宵的超強度勞動，以及因體力不支完不成任務的法輪功學員被毒打和酷刑折磨。這幾家企業的勞工產品除在中國本土各大城市銷售外，「上海三槍(集團)有限公司」生產三槍牌的高檔內衣系列產品，其產品遠銷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山東昌邑利得爾工藝有限總公司」所生產的「手工絎縫」棉被遠銷美國、加拿大，智利、阿根廷，西歐的歐盟各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科威特、阿聯酋，澳大利亞和日本、韓國、新加坡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年出口額達10，000，000美元。「河南瑞貝卡發製品股份有限公司」產品暢銷美、日、韓、俄、歐洲、非洲等10多個國家、地區和國內20多個省市。

下面是部份法輪功學員的證詞：

原遼寧省瀋陽市服裝企業負責人的於溟（男）因修煉法輪功被關進位於北京市大興區的團河勞教人員調遣處。「幾乎每天，所有被勞教的人都要熬夜和起大早拚命給警察幹活賺錢，干的活大多是給街邊小飯館裡吃飯用的一次性『衛生方便筷』，頭上包層薄薄的紙片以算『衛生合格』。一箱筷子警察可掙6元人民幣，每個被勞教的一天完工近3箱，一個隊160多人，每天每個隊給警察賺2000至3000元。」「包筷子的屋子就在勞教人員宿舍，每間屋子都是虱子橫行。本來就人滿為患，筷子扔滿一地，甚至經常掉進旁邊的便桶裡都不管，撈出來繼續包，因為筷子的總數一根都不能少，警察盯得很細。包筷子時從沒讓洗過手，很長時間也不讓洗澡。」「被勞教的人中有吸毒和賣淫嫖娼者，但這裡可不管你是否患有甚麼肝炎、甚麼性病等等，沒有正規醫檢，只要你有口氣就得給警察幹活，包括渾身長滿疥瘡的人也得干，沾滿膿的手把筷子抓來抓去。警察挎著電棍、手銬，在周圍橫晃著踱步、看守，誰的活未及時完成，即遭警察打罵。」

原北京市政法大學昌平分院行政管理專業大四學生龔成喜（男）曾擔任學生會主席、班長等職務，因修煉法輪功遭學校除名並被劫持到北京調遣處關押迫害。「調遣處衛生狀況極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時間只有幾分鐘，常常剛蹲下就被警察叫著出去排隊；長期不讓我們洗澡，直到發現大量勞教人員身上都是虱子，才讓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將幾十人一起鬨進只有一兩個水龍頭可用的澡堂洗了幾分鐘；2002年夏，調遣處爆發流行性肝炎。」「調遣處為最大限度的從勞教人員身上搾取利益，已到了幾乎瘋狂的程度：我們包筷子的規定任務是每人每天7500根至10000多根，從早晨6點起床開始不停地干到夜裡12點還完不成，還要受到、普教的打罵。在調遣處的一個多月，幾乎天天如此。班裡幾名上了年紀的法輪功學員刀萬輝、楊巨海、李學良、陳經建、賈林等因眼花、手腳動作已到極限但仍完不成任務，被隊長強令到滴水成冰的戶外坐在水泥地上幹活達數小時，還完不成就不讓睡覺。」

現代奴役制度

人權律師高智晟曾經如此評價中國的勞工，「中國的勞工不僅僅是全球最廉價的，同時也是在全球苦難最為深重的一個群體。他們獲得的是單位時間裏全球幾乎最低的報酬，但他們在單位時間裏付出的勞動量卻也是全球之最。當然還有一個全球之最，那就是他們對災難及不公正的承受及忍耐。」

在一個正常的國家，經濟發展的首要目標就是國民的生活水平。一個民主的政府，絕不可能容許這樣的「發展」方式。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敢於放棄道德標準，敢於奴役自己的民眾，敢於向野蠻社會倒退，就可以創造這樣的「奇蹟」。比如讓美國回到南北戰爭之前，把南方種植園的奴隸制推廣到全美國，發展的「奇蹟」就創造出來了。現代中國的奴役制度與150年前不同的是，高速運轉的機器，發達的通訊和先進的管理技術，使得這種奴役更加高效。

面對奴役勞工的指控，中共從來就是不予承認。因為如果沒有這個低人權「優勢」，中國的產品怎麼可能在世界市場賣得出去，中國經濟怎麼可能發展，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和執政資源從何而來？

第三節 環境污染

長江源頭有座碑，上面是江澤民在2000年的題字。立碑時；那裏還是水草豐滿，是塊風水寶地。可是數年之後，這座碑的周圍就沒有了水，也沒有了草，而是變了一片荒漠。這就是江澤民題字帶來的厄運，也是中共只重視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保護的惡果。

「財大才能氣粗」的理論依據

江澤民「發展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必須始終緊緊抓住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財大才能氣粗，落後就會挨打」的指導思想，是中共不惜代價盲目追求經濟發展的理論依據。江說「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大力促進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是我們黨站在時代前列，保持先進性的根本體現和根本要求。「在這一理論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為GDP的增長忙碌不止。要想有GDP，就得有產業、有公司；公司就得「做大、做強」；公司就得不停地透支消耗原材料和能源進行生產。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在2011年7月9日舉行的全國農村能源工作會議上說，2010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已經占世界總量的20%，但是GDP不足世界的10%；中國的人均能源消費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但人均GDP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0%；中國的GDP總量和日本大體相當，但能源消費總量是日本的4.7倍；中國的能源消費總量已經超過美國，但經濟總量僅為美國的37%。這表明中國的生產模式是一種能源和材料高投入、高消耗的模式。這種模式往往會帶來一個副作用：環境污染。

而當生產和環境發生衝突時，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如何選擇是輕而易舉的：企業優先。因為企業的生產會為本地的GDP做貢獻，而環境保護只是使百姓住得舒服點。不少地方政府甚至把「廉價排污產品」（降低環保標準）和「廉價勞動力」作為寶貴的招商引資的「優勢」來大加利用。綠色和平組織2008年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78.6%的在華跨國公司在環保措施上採用了雙重標準：在國外實行零排放，而在中國卻成為污染大戶。

各級政府各行其是

從中國環境污染的實例中人們不難看出各級政府政策的作用。

河北邯鄲的孟仵村是一個典型中國北方的村莊。村民們洗完衣服掛到屋外去晾之後，但附近邯鄲鋼鐵廠排放的黑色煙塵時常使他們不得不回到屋裡將衣服再洗一遍。此污染的罪魁禍首是邯鋼的一座笨重的、排煙量巨大的煉鐵高爐。這高爐以前曾屹立在在與邯鄲相距半個地球之遙的德國多特蒙德，德國工業巨頭——蒂森克虜伯(ThyssenKrupp)集團旗下的鋼廠裡。那裏的居民也曾深受其害：每個星期天男士們穿著白襯衫去教堂做禮拜，回家後發現白襯衫往往都已經變成了灰襯衫。隨著中國日益成為「世界工廠」，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起，大批二手煉鐵煉鋼設備從發達國家賣到了中國。這座高爐也是如此。它被一塊塊拆卸後，從德國的老工業中心用輪船運到河北省——中國的「魯爾谷」，又一塊塊組裝起來。依仗這些現成的二手設備，中國鋼鐵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而在環境保護上，德國人換來了藍天白雲，中國人開始為之遭受痛苦。

2005年，為提高企業效率，減少能耗，中央政府出爐了一項政策：提高電價，從而限制高耗能產業的發展並迫使那些效率最低的企業無法生存。當政令到達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青銅峽市時，市府官員們便立即開始行動：只不過他們設計了頗具創造性的機制來迴避中央的要求。當地最大的青銅峽鋁業集團是一個年耗電量占該地區工業用電20%，產值達該地區10%的企業。市政府害怕提高電價影響青銅峽鋁業集團盈利，由此給地方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就和地方電力公司共同安排了為這個高耗能用電大戶提供直購電，不受提價影響。真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中國古老的魚米之鄉之一太湖遭受了工業污染的蹂躪。由於該地區日益興旺的化工業，湖邊上百家化工廠排放的污染使一種有毒藍藻（通常也稱為綠藻）在湖裡腐爛，使太湖整個湖體成為螢光綠色。湖水散發的惡臭讓人們在湖邊三里之外就感到難以呼吸。太湖變成了「綠湖」，以打魚為生的漁民無法打魚，湖邊至少兩百萬居民不得不停止使用作為主要水源的太湖水。被全國人大命名為「環保衛士」的吳立紅是一位民間自發的環保衛士，他曾為太湖的環境污染多方奔走。但他的行為和地方政府的經濟發展指導思想背道而馳。2011年5月，太湖藍藻危機爆發之前，他被家鄉周鐵鎮的政府逮捕。八月中旬，當惡臭仍舊在太湖瀰漫時，他被以勒索罪起訴，被當地法庭宣判有期徒刑三年。

青海省瑪多縣是黃河源頭第一縣，這裡曾經有過世界上最好的草地，草地面積曾佔全縣面積的64.7%。當時養一頭羊只需要5畝草地。如今退化的草地占總面積的63.7%。就是說所有草地幾乎全部成了退化草地和沙化地。退化草地的質量是1000畝草地養一頭羊。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是采金、挖中藥材等。當然也包括漢人的定居、草場承包政策。過去，少數民族過著遊牧生活，逐水草而居，暖來寒去，有利於草地生態環境的生息保護。但是漢人習慣定居，認為遊牧不利於管理，政府硬把所謂土地承包的成功經營強加給當地居民，迫使他們定居放牧，在一定的草地面積上達到牧業生產量的最大化。最終結果是草地退化，沙漠化面積擴大，定居的居民再次被強迫搬遷。中共從國民黨手中搶過政權初期，青海省的沙化土地面積僅7995萬畝，現在沙化面積2.5億畝，而且沙化面積擴大速度持續不減。

非人的生存環境

據各方面的統計數據和報導，中國環境已遭受了巨大污染。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江河湖泊普遍遭受污染，全國75%的湖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富營養化；90%的城市水域污染嚴重；對118個大中城市的地下水調查顯示，有115個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大多數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幾千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三分之二的中國城市的空氣質量達不到中國自己的標準，而且中國五億多城市人口中僅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呼吸到安全的空氣（按歐盟安全標準）。

據英國金融時報2007年的一個新聞報導：世界銀行報告列舉的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佔了16個，因水和空氣的污染每年有七十五萬中國人早逝。比如，由於污染，在山西省臨汾市，新生兒中帶有出生缺陷的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三十倍。

與環境污染相比，生態環境的破壞和生態失衡的影響更為深遠。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斷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絕大部份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結。中國三分之一的國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為劣五類水。

治理趕不上破壞的速度

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治理的速度趕不上破壞的速度。在90年代初期水土流失面積已經達到了150萬平方千米一年，每年流失量達50億噸以上，相當於全國的耕地上刮去1厘米厚的土層，其中流失氮、磷、鉀肥料元素的量相當於4000萬噸的化肥，等於全國化肥施用量。2006年底，全國受水土流失的耕地約占耕地總面積的37%。水土流失涉及全國近1000個縣。每年被輸入黃河的泥沙量達16億噸，居世界河流之冠。從桃花峪到入海口的768千米下游河道，每年大約淤積4億噸泥沙，河床逐年升高。黃河下游形成著名的「地上懸河」，河床灘面高出背河地面一般3至5米，在河南封丘縣的曹崗，竟高出10米。

據統計，中國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個城市嚴重缺水，中國西北、華北、東北、等北方城市幾乎全都缺水，年缺水量約60億立方米，北京市人均用水量雖然只相當於一些發達國家首都的1/3；北方和西北農村有5000多萬人和3000多萬頭牲畜得不到飲水保障。淡水資源不足已成為影響中國許多地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這種災難性的對環境和生態的破壞同時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損失。據估計，由研究對人生病請假以及看病治療的損失量化後發現，光大氣污染在2005年給中國經濟就帶來了1120億美元的損失，比1975年的220億美元大幅上升。據估計，2003年中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就占當年GDP的15%。

污染流向世界

中國的污染問題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它已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中國的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在漢城和東京作為酸雨降落。中國人隨手丟到河裡的便當盒，保麗龍盒（泡沫塑料盒）等大量的垃圾，隨著河、海漂流到台灣、日本、韓國。因為沙漠化而每年搔擾北京的沙塵暴也開始「走向世界」，越過海洋襲捲日本、韓國、台灣。沙塵暴不只是「黃砂」，其成份包含了有毒的工業農業廢棄物的塵埃，是「黃毒」。韓國甚至有學校因此而停課。而據《地球物理研究學報》報導，甚至連洛杉磯的很多微粒污染都源自中國。

中共特色的治理

中國各級官員對於環境破壞的解決方法也往往頗具「中共特色」。雲南富民縣興建新的縣委辦公大樓後，當地林業局怕被指沒盡責保護環境，在大樓對面的一座光禿禿的荒山上，噴綠色漆油搞「綠化」，將整個山頭染成翠綠。

為解決中國北方的水資源短缺問題，中共決定花620億美元進行南水北調來解決問題。該工程計劃通過東線、中線、西線三條調水線，將30億噸水通過混凝土製的水渠，從水資源豐富的長江流域一直送到中國北方諸省。東線工程由於地勢南低北高還需抽水以達到「低水高送」。目前，東線和中線工程已經在建設之中；而西線工程，出於對環境因素的考慮，成為這個工程中備受爭議的部份，眼下仍停留在設計階段。在「人定勝天」的狂妄思想指導下，中共擅長的就是用超大規模的人工活動來「改造自然」。備受爭議且問題重重的三峽工程就是一個明例，但中共對「改天換地」違背自然的做法從來不反思，不改正。

胡錦濤也曾嚐試過改變這種經濟增長高於一切的政治氛圍。他於2007年提出了綠色GDP的概念，在單純考核GDP成績的基礎上，加入了環保因素，亦即從現行統計的GDP中，扣除由於環境污染、自然資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經濟損失成本，從而得出真實的國民財富總量。但是，按照綠色GDP算出的結果讓人震驚：一些省份的經濟增長被污染造成的破壞中和以後幾乎降至零。結果中央對該標準不得不馬上叫停。

事實上，與「血汗工廠」一樣，環境污染是「中國奇蹟」背後的一大「奇妙」支柱。為證實其執政的合法性，中共片面的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中國為此將付出幾代（甚至更多代）人的環境代價。這就是真實的中共，為其私利而不惜犧牲十幾億人民的福祉。

第四節 侵吞國有資產

在80年代末期，中國的國有企業是「三分天下」的局面：三分之一盈利，三分之一虧損，還有三分之一暗虧。而到了1994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已擴大到48．6％，個別省份甚至達到60％以上。到1996年上半年就出現這樣令人震驚的情況：這一年的頭4個月累計，國有企業利潤盈虧相抵後淨虧損215億元，而1995年同期為盈利151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生產增速僅5％，明顯低於正常運行，企業庫存上升，產銷率下降，出現了歷史上少見的盈利不抵虧損的全領域淨虧損。

制度性腐敗的徹底實現

所謂的國有企業改革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中開始的。自從1983年以來，中國的企業改革已經通過「漸進」方式走過了幾個階段：從國有國營到放權讓利；政企分開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股份制度與抓大放小。但是無論怎麼改，都沒有根本改變國有企業低效的問題，因為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決定了黨必然控制經濟命脈從而控制國有企業，企業的經理層享有對國有資產如同對私人財產般的支配權，而無須對國有資產的損失負責。

在這個前提之下的「改革」自然成了官員掠奪國有資產的盛宴。中共的官員們在這個過程上花樣百出的進行「私有化」-把公家的財產在「界定」，「轉讓」，「置換」，「贖買」等等摩登名詞的外衣之下囊入私人的腰包。江澤民的放手腐敗在這裡得到了最徹底的實現。

2010年，山西省臨汾市下屬的蒲縣曝出個大新聞——蒲縣煤炭局原黨總支書記郝鵬俊涉嫌犯罪「創下」的山西焦煤反腐第一案。一審對郝鵬俊及其家人和煤礦判處的3.2億多元罰金，創下了中國各級法院判處的罰金刑最高記錄。山西省國土資源管理局副廳級幹部王有明被「雙規」。

事情源於2001年，占山西省沁水縣的財政收入60％的「三礦一站」實行改制，代表「三礦一站」的沁水縣國資局與4家公司草簽了合組「沁和煤業」的合作協議。「三礦一站」合為一個股東，由沁水縣國資局代表。新公司註冊資金5，000萬元，「三礦一站」占25％的股份，僅值1，250萬元！這個數字甚至比被沁水縣委、縣政府及沁和煤業認可的「審計」報告評估的「三礦一站」總資產4.2億元、淨資產1.2億元都低了好幾倍。在改制過程中除實物資產外，「沁和煤業」對「三礦一站」的採礦權和土地使用權以及無形資產不付出任何代價，原國有企業享有的資源被「沁和煤業」無償佔用。

沁和煤業的法人代表不良商人呂中樓藉助時任關鍵要職的王有明的黑手達到了將國有資產幾乎以零代價的方式轉移到了個人名下。以沁和煤炭資源總儲量10億噸來計算，要想獲得採礦權至少要拿出10億資金。而實際上轉為民營企業的「沁和煤業」分文未花，侵吞巨大的國有資源。之後，「沁和煤業」又以同樣的手段連續在沁水獲得兩座國有煤礦、兩座集體煤礦，總資產超過800億人民幣。

把國企賣給自己

尋租（英文：Rent Seeking），又稱為競租，是為獲得或維持壟斷地位從而得到壟斷利潤所從事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在當今的中國，一個典型的尋租行為就是官員利用其職位獲得法律和制度規定以外的各種權力，這些權力給他們特殊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以權力尋租的方式進行腐敗有多種，而侵吞國有資產則是九十年代國企改革中的一個突出現象。

2011年12月，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總經理王觀超因貪污公款2，629萬餘元、挪用公款400萬元，被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王觀超一直將侵吞國有資產當作自己的追求。重慶檢方發現，在王觀超的一個筆記本上發現他在2001年寫的一段話：「多成立幾家公司，用公款在裡面玩，賺了歸自己，虧損由國家承擔，大家都是這麼做的。」

為此，他刻苦鑽研財務會計知識，並聘請退休的司法人員當公司「法律顧問」；用搬家公司搬走關鍵賬目，藏到難以發現的城郊；不住自己的房子，而在對面租住，專門觀察自家動靜……這些特別的舉動都出自王觀超。辦案檢察官說：「他是將侵吞國有資產當作一門『事業』來做。」

2006年8月8日，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改制，被作價828萬元賣給了一家名為「北京恆源投資公司」。重慶市檢察院一分院職務犯罪偵查局局長陳衛民說，實際上這家「北京恆源投資公司」是王觀超此前在學校進修時，以三萬元的價格從一個同學處買來的，近年來幾乎沒從事任何業務。由此一來，王觀超成功地把國企賣給了自己。

通過改制中的漏洞，王觀超一舉把自己侵吞的公款「變現」：2005年，王觀超通過自己控制的天津三九公司，將207萬元公款以購車為由轉到天津德凱汽車銷售公司，後又要求對方將這筆錢匯到自己控制的北京豐達百通公司，天津三九將這筆資金往來在會計賬上記為退款。後來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掛牌出讓，天津三九未納入審計，這筆錢就被王觀超侵吞；2003年至2006年，王觀超將703.6萬元售車收入存入公司小金庫，在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賬上以結賬成本方式將其沖平。期間王觀超取走了481.6萬元，還剩222萬元。北京三九汽車實業有限公司掛牌出讓時，這筆資產被隱瞞不納入審計，被王觀超侵吞……

政府的巨額債務

從80年代開始到現在，國有資產流失總量有多少不得而知，但由此產生的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巨額債務則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財經國家週刊2012年4月的一份報導，2010年末，中央政府的顯性負債，即其對內及對外國債餘額為67，548.11億元。中央政府的隱性負債則包括鐵道部負債總額為18，918億，三大政策性商業銀行負債46，121.2億，全國養老保險基金缺口4萬億，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改制存在約4，394.6億元的債務。中央政府的總負債達17.7萬億。

各級地方政府到2010年底，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67，109.51億元。另外地方政府的隱性負債，主要包括地方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以及當債務人出現償債困難時，政府需要給予一定救助的債務。根據審計署公佈的審計結果，截止2010年年末，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金額總計40，065.4億元。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達10.7萬億。

中央和地方政府總債務達28.4萬億，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71%。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在薄熙來擔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期間，該市為幫助薄熙來獲得中國政府的高層職位，努力追求經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積累了高達數百億美元的債務。薄熙來2007年擔任重慶市委書記之後，重慶各家銀行的貸款量激增。美國西北大學中國地方債務問題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重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國有開發商在2011年年底的負債共有1萬億元。

第五節 股市圈錢

對於看重表面現象的西方觀察家而言，九十年代股票市場的出現，成了中國改革深化的標誌事件。可是西方的觀察家們忽略了一點，就是股市只是融資的一種手段，而不是經濟效率和自由度的標誌。

國有控股佔據90%資本市場

中國的股票市場還是國有企業的天下。根據英策諮詢2009版《中國上市公司數據庫》，截止2008年底，中國滬深股市非金融類上市公司共有1540家，其中民營控股上市公司604家，占總上市公司數量的39%，國有控股上市公司936家，占總上市公司數量的61%。從數量上乍一看，似乎中國的資本市場對民營企業還是不薄的，有近五分之二的上市公司都是民營控股公司。但是，上市公司數量並不能說明所有的問題。按照營業收入計算，從2000年起連續8年，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的營業收入總和，僅佔全部上市公司營業收入總和的10%左右，這說明民營經濟只利用了資本市場資源的10%，真正佔據資本市場90%資源的，仍然是國有控股公司。

「把投資者當傻瓜來圈錢」

不僅如此，中國的股票市場和西方的股市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即股市是上市公司搜刮股民財富的樂園。

2012年5月7至8日舉行的證券公司創新發展研討會上，證監會主席郭樹清希望「證券行業要加強自律，要採取最嚴格、最嚴厲的措施，強化誠信責任和法律意識」，郭樹清提醒與會的證券公司，「把投資者當傻瓜來圈錢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這句話無疑透露了一個秘密，中國的股市在過去一直是「把投資者當傻瓜來圈錢的」。

「圈錢」，是中國股市的一個專用名詞，是指上市公司到股市上融集資金不是為了實體經濟生產和創造財富來回報投資者，而是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把投資者的錢騙到手之後，如何掏空上市公司、侵蝕投資者的利益。

一個經典的案例就是銀廣夏事件。1999年到2000年間，廣夏(銀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銀廣夏，深圳股票交易所代碼0557)創造了令人瞠目的業績和股價神話。根據銀廣夏1999年年報，銀廣夏的每股盈利當年達到前所未有的0.51元；其股價從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啟動，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19日漲至35.83元。次日實施了優厚的分紅方案10轉贈10後，即進入填權行情，於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權並創下37.99元新高，折合為除權前的價格75.98元，較一年前啟動時的價位上漲440%，較之於1999年「5.19行情」發動前，則上漲了8倍多；2000年全年漲幅高居深滬兩市第二；2000年年報披露的業績再創「奇蹟」，在股本擴大一倍基礎上，每股收益攀昇至0.827元。

銀廣夏對外宣稱，其利潤絕大部份來自於其子公司天津廣夏對德國誠信公司出口二氧化碳超臨界萃取技術的產品卵磷脂、生薑精油、桂皮精油等，其毛利率約為10倍。而記者調查發現了其中四大疑點：1）銀廣夏使用的二氧化碳超臨界萃取技術的設備即使24小時運轉也無法達到其宣稱的銷售量。2）天津廣夏的產品出口價格高出同類產品價格3至5倍左右。3）天津廣夏所宣稱的某些產品根本不可能由二氧化碳超臨界萃取技術萃取生產。4）天津廣夏所宣稱的德國客戶的註冊資本只有51，129.19歐元，但合同總金額高達60億元人民幣，且該企業從未露面。

最後決定性的證據來自天津海關，天津海關的統計數據顯示，天津廣夏所宣稱的產品根本沒有出口記錄，天津廣夏的所有的經營業績是虛構的。

事發後，銀廣夏多名高層管理人員被起訴，為其提供審計服務的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也被財政部吊銷執業資格，簽字註冊會計師被吊銷註冊會計師資格。證監會同時吊銷了深圳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可證。

賺得多、分得少

在中國的股市，除了公眾投資者，市場參與各方都是來圈錢的。發行人追求高價發行，追求圈錢最大化。作為保薦機構的券商為了得到高額保薦費，同樣追求高價發行。並且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作為保薦機構的券商還直接充當發行人的股東。發行人大股東、高管也是希望股市上市後一夜暴富，還有突擊入股者，為的就是股票上市後可以高價套現。只有公眾投資者才是最後的買單人。而作為最後買單人的公眾投資者，其利益仍然得不到保護，尤其表現在不分紅的不正義和分紅的不公平上。

賺得多、分得少可謂是中國股市的真實寫照。根據中國證監會提供的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0年，實施現金分紅的上市公司家數分別為856家、1006家和1321家，占所有上市公司家數的比例分別為52%、55%和61%。從2008年至2011年，有上百家在深滬兩地上市的公司連續多年「一毛不拔」。滬深兩市2366家公佈2011年年報的上市公司中，有2206家公司盈利，其中616家公司實現盈利且有未分配利潤，具備分紅能力卻不向股東分紅。其中有170家上市公司連續10年不分紅。不以分紅為目的的上市就是拿人錢不給回報。

即使拿出一定的比例資金分紅，分紅本身還牽涉一個公平問題。以2009年分紅（分2008年度）為例。每年拿出利潤的45%進行高額分紅的中石油A股分紅計劃再次令人大跌眼鏡，該公司向全體股東按每股人民幣0.14953元（含稅）派發2008年度之末期股息，而中石油在A股市場的發行價高達16.7元，這樣算，其回報率只有0.898%，比一年期銀行存款利息2.25%低得多。它意味著中石油A股股東靠分紅收回成本100年都不夠，後期以幾十元價格入市的則可能要幾百年子子孫孫無窮盡地替中石油買單。

海外上市醜聞頻頻

在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也是醜聞不斷。

2011年6月，在多倫多上市的中國林業集團Sino Forest被研究公司(Muddy Waters)指控誇大了銷售額及其林地的價值。公司股票一週之內市值蒸發逾三分之二。從2011年初開始的半年內，就有超過25家在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要麼披露其存在會計問題，要麼審計師被看到辭職。

美國證交會執法官路易斯•阿吉拉爾(Luis Aguilar)表示，「儘管這些中國公司中絕大多數也許是正當的企業，但事實證明，它們當中有越來越多的公司存在明顯的會計問題，或是存在明目張膽的欺詐行為。」

納斯達克(Nasdaq)和紐約證交所-泛歐交易所(NYSE Euro next)在此前的一年期間已對至少21家小型及微型中國公司實施停牌，並已對其中5家實施摘牌。

2007年由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和高盛(Goldman Sachs)安排下在紐約進行首次公開發行、募資2.1億美元的中國軟件公司東南融通(Long top)，被其審計機構德勤(Deloitte)指控存在「非常嚴重的缺陷」，包括偽造其銀行對賬單。

第六節 房產GDP

在政府的過分強調GDP增長指引下，地方政府政績考核的GDP權重過大，使得地方政府把精力和資源都放在經濟數字增長上。而推動經濟增長一直也是粗放式的「投資」推動型增長模式。大規模的投資需要政府擁有大量的可支配財力。於是，推動房地產繁榮成了「一石數鳥」的最佳工具，既使得地方政府通過賣地獲得源源不斷簡單易得的資金，同時房地產行業帶動鋼鐵、建材、水泥、建築施工等基礎產業，拉動家裝、傢俱、家用電器消費等消費型產業發展，大面積地解決就業需求。1994年分稅制實施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驟減，批租出讓地皮的收入又成為地方政府的一大財源。

在這其中，國有銀行的利益也捆綁在一起。地產開放商從當地政府批租土地，從銀行獲得貸款，三者形成了以土地和房產價格為中心的鐵三角。地價和房價只能升不能降，是因為三者利益均在其中。其結果是地方政府操縱炒地皮，把土地價格越炒越高，開發商房屋開發成本越來越高，百姓房價預期越來越高，最後導致房地產演變成為多重利益捆綁在一起，中央政府歷時兩年層層加碼的「史上最嚴厲」調控政策仍難見實效的社會問題。

房價超出民眾的承受能力

如此之高的房價已經遠遠超出普通民眾的承受能力。中國社科院和北京工業大學聯合發佈《2010年北京社會建設分析報告》，該報告顯示，2008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戶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以一般家庭每戶住宅面積90平方米計算，2009年11月北京住房的平均價格為17，810元/平方米，需要支付160萬元，相當於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北京普通家庭需25年收入才能買套房。可見房價之高。

到了2011年，北京、上海的平均房價更高達兩萬元/平方米（350美元/平方英尺），上海內環線以內房價自2010年已達到五萬元/平方米（875美元/平方英尺），北京高端住宅市場（成交價在4萬元/平米以上房屋）2012年第1季度平均售價也直逼五萬元/平方米（875美元/平方英尺）。上海、北京的「白領」年均收入為五萬，對他們來說，這房價是「可望而不可即」了。

對此，網上有帖云：

「最近，國家某部公佈了一項統計數據，告訴人們：你要不是三大式人物（大款，大官，大腕）而想在北京買套100平方米總價300萬的房，社會階層所付出的代價請看：
1農民：種三畝地每畝純收入400元的話要從唐朝開始至今才能湊齊（還不能有災年）；
2工人：每月工資1，500元需從鴉片戰爭上班至今（雙休日不能休）；
3白領：年薪6萬，需從1960年上班就拿這麼多錢至今不吃不喝（取消法定假日）；
4搶劫犯：連續作案2，500次（必須事主是白領）約30年。
5妓女：連續接客10，000次，以每天都接一次客，需備戰10000天，從18歲起按此頻率接客到46歲（中間還不能來例假)
以上還不算裝修、傢俱、家電等等費用。」
目前國際上衡量房價高低通用「房屋收入比」這一指標，房價和家庭年收入之比。公認的合理「房屋收入比」區間是3-6倍。低於3倍，住房供不應求；高於6倍，超出了城鎮居民的經濟承受能力。當前中國幾乎所有城市的房價收入比都超過了10倍，特別是一線城市大多都超過了20倍。如此之高的房價必然不能長久持續。一旦房價下跌，則將造成與之相關的所有資金鏈條的斷裂，引發經濟危機。

「鬼城」現象

無度的發展房地產業的一個直接結果是「鬼城」現象（英文稱為「GhostTown」），即大批量開發的房地產、但因乏人購買而導致大批房屋空置的新區。英國BBC於2012年三月的一篇報導將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市稱為中國最大的「鬼城」。20年前內蒙出現淘「煤」熱（內蒙古地下擁有大量的煤炭）。鄂爾多斯是個相對富裕的采煤中心，人口有150萬。眾多的淘「煤」者湧入鄂爾多斯市，出現了采煤業迅速的發展，當地農民賣地致富，政府財政收入激增。於是政府做出了大膽的決定：大筆一揮，在鄂爾多斯市康巴甚區興建容納一百萬居民居住的新城區，包括辦公大樓、行政中心、博物館、劇院、運動場、高層住宅樓，還有中產階級式的複式公寓和別墅。新城五年就建成了，但卻缺人購買、入住。時至今日，新城目前僅有人口2.86萬，仍是一座空無人煙的「鬼城」。BBC感慨：「如果你想在中國找到一個房地產泡沫已經破滅的地方，請到鄂爾多斯。」

就是在中國的大城市中，「鬼城」也已出現。位於天津寶坻區的京津新城是一座由開發商打造的「新城」。作為亞洲地區最大的別墅區，這裡在短短幾年時間聳立起了五星級酒店、溫泉城、商業街和高爾夫球場，以及在荒野上建起的數千棟歐式別墅，面積相當於33個天安門廣場。但這個最初為50萬人居住、生活、娛樂而設計的新城如今正上演著淒涼的空城計。

《環球企業家》雜誌報導，國家電網公司2010年在全國660個城市的調查顯示，有高達6540萬套住宅電錶連續6個月讀數為零，這些空置房足以供2億人居住，也動搖著整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根基。「在香港住房空置率達到10%，人們就感到天要塌下來，而中國北京CBD的空置率高達30%，人們還在建新的公寓大樓。」中原地產華北區董事總經理李文傑感歎說。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中國商品房的空置率約為25%至30%，至少比正常市場情況高出1倍。他將這些空置房視為投機庫存，其價值可能佔中國GDP的15%。

炒房

因為房地產價格不斷攀昇，炒房的利潤已大大高於其他行業。涉足房地產業的已經涉及大量民營和國企。

對於民企而言，涉入炒房更是由這個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模式而產生的一種必然。

由於大型國有企業以壟斷的方式控制了幾乎所有的製造業、資源業等高端產業，同時國有企業得到極大的政策優惠，包括極低的融資成本，民營企業根本無法進入這些行業，而只能從事相對下游的小規模生產和流通領域。但即便從事小規模的實體生產也有眾多的艱難，首先是融資成本高，融資渠道少；其次是中小企業稅負重；再次是由於資金少，研發創新的資源不足。如果遇上近幾年歐美金融危機，國際市場需求不足，中小民營企業可謂舉步維艱。民企與其艱難的做實體，不如做如房地產等投機和投資賺錢多、賺錢快，大量企業將從實業平台取得的資本投向非實體經濟領域；大量民間資本由此游離實體經濟，變成炒資產的「游資」和「熱錢」。

由實體經濟貧血造成的產業「空心化」正逐步成為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潛在風險。最近幾年提出的「產業空心化」便是由此而來。《經濟參考報》2012年03月11日報導，浙江省大部份大型民營企業的資本配比基本實現「三三制」，即主業、房地產、金融證券投資三分天下，而且後兩塊投資比例越來越高，而且收益可觀，進一步限制了民間資本對主業的投資。據浙江省工商聯對全省民間投資情況調查發現，從2009年以來，浙江民間資本的固定資產投資遠遠落後於國有資本，2009年全年，全省限額以上固定資產投資中，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增長25.6%，民間投資只增長13.7%，其中以民營企業為主的製造業投資僅增長7.4%。「而且，房地產投資占總的民間投資35%以上，這意味著民間投資增長部份主要來源於房地產業。」

經濟空心化的危機

中國政府並非沒有看到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危險。2012年1月6日至7日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要求金融部門做到五個「堅持」，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防止出現產業空心化現象。但是中共集權的經濟體制決定了國營企業一手遮天，民營企業無路可走，民營資本流入金融投資部門實屬必然。如果中共給於民營企業更多的生存空間，甚至讓其能平起平坐的國營企業競爭，效率低下的國企必將敗下陣來，那時中共將失去對經濟命脈的控制，也就將失去執政的意義。

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國營企業也「不務正業，」利用優惠的融資條件涉足房產金融行業，使得實體經濟空心化的危機更為深重。

家電行業的龍頭企業格力、美的、海爾的2009年淨利潤，分別為29.13億元、18.9億元和11.49億元，而龍頭房企的年度淨利潤，幾乎是家電龍頭的一倍以上。也正是這個蛋糕的誘惑，靠家電起家的這些企業開始大批量地進軍地產行業。

2009年6月，中化旗下的地產企業——中化方興以40.6億元的天價拿下北京廣渠路15號地塊後，央企以及地方國企背景的房地產開發企業紛紛加入搶地陣營，地價被迅速推高，地王接連出現。《第一財經日報》2010年1月11日報導，中國指數研究院公佈的報告顯示，2009年總價和單價「地王」前10名中，國有企業各佔8席。國企在房地產業的擴張，被民營地產商稱為「黨進民退」，除了一些主業包括房地產業務的國企加大投資外，一些原本極少涉足房地產的國企也開始進軍房地產市場。2010年初，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於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通知》(下稱《通知》)，特別提出，國有資產監管部門要進一步規範國有大企業的房地產投資行為。

許多國際友人來中國，往往驚詫於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外表的巨變。高樓大廈們以搭積木般的速度在大城市鱗次櫛比的聳立起來。在讚歎之餘，許多人很少再深究中國的變化除了這些積木般的高樓大廈們之外還有甚麼。事實是，中國的經濟成果很大程度上就是表面看到的這些了。而作為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只是有一大堆建築是遠遠不夠的。但是近二十年來，中國沒有產生像日本、韓國等國騰飛時出現的可以與國際製造業鉅子匹敵的諸多品牌：本田、豐田、鈴木、日產、三菱、富士、柯尼卡、索尼、JVC、松下、東芝、奧林巴斯、JVC、尼桑、卡西歐、三星、LG、KIA…相反的，由於實體行業被巨型國有企業壟斷後，空有規模卻沒有效益。與此同時，房地產業-這個製造GDP的捷徑-卻空前龐大起來。高房價搾取了廣大民眾一年到頭辛辛苦苦賺來的大部份收入，高利潤吸引了大量的政府和民間的資金。地方政府、房產商們和諸多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斷的把房價抬高的遠遠脫離了實際，同時使得實體經濟趨於萎縮，把中國的經濟變成了空心巨大的泡沫，這是一味追求高速經濟增長以維護其統治的中共不願看到的，也是無法避免的。

第七節 圈地運動

「坐地收錢」

與房地產經濟直接相關的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即地方政府通過圈地然後拍賣土地使用權獲得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的這種「圈地」、賣地運動則興於江澤民執政時期。

當時，為解決中央和地方的財政之爭（當時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為三比七，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支出為七比三，所以中央財政一直吃緊），中央強勢推行國企分稅制，將國企利稅收繳中央；同時也推動國企私有化，使得原來國企上交地方的利稅收入銳減（民營企業只納稅不交利潤）。幾年之內，中央財政收入從一年兩三百億元躍增為一千億元。而地方政府財政收入銳減。地方政府從而轉向賣地，從土地出讓金中獲得巨大收益，形成「土地財政」。

「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有諸多好處：賣地所得完全歸地方政府所有，歸地方政府支配；賣地對政府來講，除去拆遷費用（但拆遷費用也可從賣地所得中出），基本是零成本，真可謂「坐地收錢」；由於賣地所引起的房地產發展，會帶動相關聯的一系列產業，提升地方GDP；而整個賣地的審批招標過程又為當權者提供了個人腐敗的機會。這麼好的事情，何樂而不為呢？

有鑒於此，各地政府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圈地、賣地運動。過去沒有標價的土地進入了流通領域，形成了天量的貨幣價值，拉升著GDP，促使中國經濟總量急速膨脹。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最近幾年，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相關稅收佔地方政府預算的40％，土地出讓金淨收入在一些地方政府的預算外收入中甚至達到了60%以上。

2009年，杭州名列城市賣地榜首，其賣地所得為1，200億元。而同年，杭州的財政收入僅為550億，其賣地收入是財政收入的218%。2011年，全國賣地收入共達3.15萬億元，佔全年國內生產總值47萬億元的6.7%。

暴力拆遷的真正原因

圈地是「土地財政』的第一步。由於中共實施的社會主義制度，土地在理論上被中共宣稱為國有或集體所有（多在農村），所以政府圈地是沒有成本的。中共官員可以任意的在地圖上勾勒。

在中國，新房子的價錢是包括土地的價值的，而老房子的價值則不包括土地的價值。也就是說，當老百姓買新房子時，付給政府土地費（含在房價裡）；但當老百姓把舊房子賣給政府時（拆遷費），政府不付給老百姓土地費。政府從老百姓身上淨賺土地費！而這土地費佔到了整個房價的30%到50%！可以說，政府通過圈地、賣地，從百姓中巧取豪奪了他們大量的財富。這是時有所聞的強制拆遷、暴力拆遷背後的真正原因。

拆遷上海徐匯區一個10平方米舊式裡弄式房屋，原屋主可得拆遷費65，604元。徐匯區是上海房地產的一個高價位區，2010年的平均房價為38，700元/平方米。原屋主所得拆遷費還不夠在原地點買回兩平方米。這中間的差價主要被地方政府拿去了。

除了高房價，中共的「土地財政」還造成了幾個問題。

「腐敗成本」

「腐敗成本」成為土地成本中的一部份。中國的房地產業是官商勾結的腐敗重災區。近年來落馬的巨貪中，多和房地產業有關。如原最高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等。在中國，如果沒有和政府官員過硬的關係，根本拿不到地，也當不成房地產商。二零零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以受賄罪被判處死緩的原南京市委書記王武龍的落馬，就是因為在一九九五年違法把一塊南京市的黃金地段的開發權給了自己的弟弟房地產商王文龍。

曾經的上海首富，二零零二年在胡潤富豪幫上排名第十一位的房地產商周正毅原來是搞餐飲業的。他能以零地價拿到有上海最後一塊黃金地皮之稱的「東八塊」的開發權，離不開原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弟弟陳良軍的幫助。陳良軍本人也利用和陳良宇的關係在土地上發了一筆橫財。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陳良軍想在上海市寶山區拿一塊土地，並多次找寶山區區委領導幫忙。後者請示陳良宇，陳同意並表示「按規定辦，把好關」。在陳良宇的幫助下，陳良軍獲得了六百畝土地的使用權。隨後他將六百畝土地的使用權以一點一八億元倒賣給了開發商。通過賣地，陳良軍一夜之間就變成了億萬富翁。而這一點一八億元賣地款最後會被開發商轉嫁到買房者頭上，陳良軍的一夜暴富，實際上是建立在對買房者財富的掠奪上的。

「農村土地城市化」

圈地運動還對中國的土地格局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影響。圈地運動的背後是「城市化」，「城市化」的背後是房地產。西方的「城市化」過程在中共的急功近利的追求下被大大簡化了，土地上長出了高樓就算「城市化」了。

繼城市大規模拆遷後，農村也迎來前所未有的拆遷高峰期。「城市化」現象越來越嚴重。被默許及鼓勵的土地財政就像一頭饕餮巨獸，肆意擴大地盤，將更多的村莊從地圖上抹去，改寫中國鄉村的地理版圖和鄉土文化。《中國農業統計資料》2005年的數據表明，本世紀初的幾年裡，中國每天消失著53個村落。改革開放30多年，全國耕地淨減少了兩億畝左右。如果今後農業科技上沒有較為重大的進步的話，中國將面臨「農村土地城市化」和確保糧食這一戰略性資源的安全性的重大矛盾。

始於1987年的第一次圈地運動，在上世紀90年代初達到高潮，圈來的地用於房產開發，開發區也遍及全國，縣級以上開發區達6000餘個，佔地1.5萬平方公里，大於當時中國城鎮總面積（1.34萬平方公里）。1992年全國房地產完成開發投資732億元，比1991年猛增117%.與之形成對照的一個數字是，1992年全國淨減少耕地1000萬畝。

五年後，第二波圈地運動爆發，房地產再一次成為載體。此時，土地法已經修改，對耕地的佔用審批權力得到限制，但各地設法批地的手段卻層出不窮。

又五年後，第三波圈地運動開始了，這一次的佔地面積高達3.51萬平方公里，再度超過全國城鎮面積和在建用地的總和。

五年是一個輪迴，再五年後，金融危機爆發，隨後，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相繼出台了經濟刺激政策，基礎建設成了最大的刺激對象，來自中央的4萬億和各地的若干億投入到了建設中，保增長變成了保GDP。國企大規模進入房地產行業，房地產繼續成為投資熱點。

造成尖銳的官民對立

圈地運動帶來的房屋拆遷造成了尖銳的官民對立。房屋拆遷補償安置費是由國家地方財政出錢，由拆遷辦公室（拆遷辦）進行分配。拆遷辦是在城市改擴建過程中應運而生的辦事機構和組織，負責與拆遷有關的事務。拆遷辦的一些職責包括：負責向人民法院提出強遷申請並配合組織行政強遷；受理房屋拆遷信訪諮詢；負責拆遷安置資金和安置房工程建設資金的監督、管理、審批、發放工作。說穿了，拆遷辦就是「自監自管」；當原房主不願搬遷時，組織強行拆遷。

從政府角度來講，由於拆遷費用是需要支付的成本，所以政府需要最大限度降低拆遷費用，從而獲取最大盈利。這導致了野蠻拆遷、強制拆遷、利用黑社會或動用警力、武警來進行拆遷的非法行為。

下面僅舉幾例：

2008年6月24日，成都出動數百警察和公安車輛、消防汽車等，到錦江區祝國寺村沙發城進行強拆工作。由於村民們反抗，警察使用催淚瓦斯，導致多名村民受傷。

2008年9月22日至27日，桂林市政府調動警察、城管、黑社會人員、防暴警察等近千人，防暴警察手持盾牌、警棍，牽著警犬，展開了從七星區穿山街道辦事處穿山園村開始的暴力征地。此次征地遭到了村民的強烈抵抗，雙方發生衝突，有30多位村民被打傷。

廣州市環市西路站西南街的省汽車運輸公司職工拒絕從宿舍中拆遷，結果，小區中的花草樹木在深夜被淋毒水；3棟宿舍樓下被放置了3個混雜炸藥的鞭炮，凌晨3時在煤氣管道旁連鎖引爆，所幸沒有造成傷亡；過百條活生生的毒蛇被扔到小區裡。

江蘇省揚州市國慶路157號，六旬孤獨老婦金蘭英及其嫂居文珍二人，為避免拆遷，兩人自鎖鐵籠。2008年12月3日13時20分，拆遷商僱傭黑道打手一百多人，手拿幾十個「碳酸氫納、磷酸二氫銨、硫酸鋇」毒氣瓶，突然衝向鋼籠對著兩老婦狂噴傷害。這些黑道打手還對有義憤群眾大打出手，打的無辜者在地面亂滾、血跡斑斑。金蘭英遭毒酸狂噴面部，燒傷中毒嚴重，被120救護車拖往江蘇省蘇北人民醫院住院搶救，傷勢嚴重為「一級護理、半流食」。

而近幾年的民怨最強烈的也莫過於強制拆遷。

唐福珍自焚事件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唐福珍為抵抗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和公安的強行拆除她的建築，兩次在身上澆汽油最後自焚，於2009年11月29日因傷勢太重救治無效在醫院死亡。

2011年底的烏坎事件就是由於村領導在政府支持下，私自變賣村裡土地，引起了三、四千村民和警察的對峙。

而圈地運動造成的「城市化」對農民的影響則更是不可逆轉。上海征地拆遷律師團隊指出：「因為征地拆遷而返貧，已經成了當代中國農村觸目驚心的普遍現象！那些遭遇非法征地、拆遷的村民不外乎兩個結局：一是淪為災民，從此一蹶不振；二是淪為訪民，從此迷失在循環往復的信訪迷局裡不能自拔。要而言之，靠農民式的盲目而自發的維權是無濟於事的。」處於城市近郊的農民原來是有土地的，可以靠耕種土地為生。一旦被強制拆遷之後，這些農民失去了賴以謀生的土地，不得不進入城市，成為一名「打工仔」。這種「打工仔」和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還不一樣。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是自家有土地，但選擇進城打工；一旦不如意，還可以從新回家種田。但失去土地、又不一定有城市工作技能的農民「打工仔」不得不依附於城市，不論條件多苦，多不如意，也得咬牙忍著。所以政府的圈地、「城市化」努力為中國造出了一批「廉價勞動力」。

第八節 巨額的外匯儲備

2006年2月底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總額為八千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12月底中國大陸的外匯儲備總額達到三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是中共向國內人民展示中國不差錢的重要指標，但是中共政府也越來越覺得過多的外匯儲備是個燙手山芋，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有關。

中國的外匯體制不同於日本與歐美國家。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是政府用財政收入去市場上購買回來的，因為在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報告中，從來都沒有一項是用於購買外匯的。事實上，中國現行外匯制度決定中共政府必須無限制地，被動地印刷人民幣紙鈔用以收購美元等外匯。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位美國華僑給他在大陸的家人寄去1，000美元，家人拿著支票去當地的建設銀行取錢，建設銀行按當時的匯率，比如7:1，給家人7，000人民幣，然後，建設銀行用1，000美元到人民銀行去要回7，000人民幣（手續費等這裡不算），人民銀行是中央銀行，沒有錢，於是就開動印鈔機，印出7，000人民幣給建設銀行，結果呢，人民銀行把這1，000美元計入外匯儲備，國家就多了1，000美元的外匯儲備，又跑到美國去購買美國國債去了。這個故事刻畫了一位美國華僑辛苦掙來的1，000美元最後是如何變成了中國的外匯儲備的。所以，中國的數萬億外匯儲備中的大多數並非中國人自己的財產。

有一陣子，特別是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的一些經濟學者要求政府不要去買美國國債支持美國經濟，而應該把幾萬億的外匯儲備分給中國人民。這種言論更是引髮網民們的熱烈響應，要求政府把巨額的外匯儲備用來解決民生問題。後來國家外匯管理局原局長吳曉靈出面說明中國巨額外匯儲備不可分的理由：「一是因為它是由中央銀行用發行人民幣的方式收購進來的；二是因為它是國家對外履行國際債務的保證，即政府、企業和個人要使用外匯償付對外債務時能用人民幣換成外匯去償付債務。」總理溫家寶在2009年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時也坦誠「外匯儲備是中央銀行用人民幣購買的，是中央銀行的負債，如果財政使用必須發行國債，購買來用。」

中國外匯儲備含有外國商人來華投資的款項，中國所積欠的外債（聯合國等國際機構的援助和貸款），中國海外僑民的匯款，國際勞務人員帶入中國的外幣，還有「熱錢」即國際游資，以及貿易順差。即使在貿易順差中，也並非全部是中國人的，其中很一大部份屬於跨國企業的資產。中國企業掙回來的外匯，經過向商業銀行結匯，如同前面舉的例子一樣，多印人民幣來支付給企業。那麼，產品已經出口了，這部份人民幣是沒有商品對應的。政府大量增發貨幣是造成中國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2010年，中國實現貿易順差1831億美元，而同期外匯儲備增加4481億美元，即使貿易順差全部轉變成外匯儲備，占比也不過40%左右。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07年年末的《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在2007年，中國政府擁有1.528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同時外國在華資產為1.2664萬美元。可見真正屬於中國人自己的外匯儲備份額大約在3000多億美元，只佔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的25-30%。而且在2007年年底，中國的海外資產總額只有1.0126萬億美元，比外國在華資產少2448億美元。也就是說，假如外國資本要求全部撤出中國的話，在沒有充足的外匯儲備的情況下，賣掉全部的中國在海外的資產也不足於應付。這就是中國要維持龐大的外匯儲備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這些年大搞「招商引資」，吸引了大量的FDI（外資來華直接投資）。根據外匯局國際投資頭寸表，截至2009年底，海外對華直接投資（FDI）累計餘額已經達到9974億美元，接近1萬億美元。這部份外資也通過增發人民幣轉換成了國家的外匯儲備。更令人關注的是，假設FDI在中國收益率為18%，其年度利潤就達到1800億美元。FDI在華留存利潤問題，由於沒有進入官方統計，而且其規模日益巨大，已經成為觀察中國經濟的「暗物質」。由於已經累計的上萬億美元的FDI存量，其年度利潤產生的規模，已經超過FDI年度純流入的新增量。

「中國是美國的債主」，中共喜歡高調炒作這個話題，給百姓一種中國擁有絕大部份美國國債的印象。這其中有煽動民族主義，為中共臉上貼金的因素。其實，中國擁有的美國國債只佔總額的8％。美國當前國債總額為14.3萬億美元，其中9.7萬億為公共債券，可在二級市場流通；4.6萬億為各政府部門所持有（如社保管理局SSA，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等，這些債券絕大部份不能在二級市場交易）。在9.7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券中，最大的國債持有者是美聯儲，目前持有規模超過1.6萬億美元。其次是外國央行，截至2011年5月，持有美國國債規模共計4.5萬億美元。其中第一名是中國，共持有1.16萬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僅次於美聯儲；排在第二和第三的是日本和英國，分別持有9，124億與3，465億。

第九節 貧富分化

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裏，中國已經從一個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轉變為貧富差距擴大現象嚴重、收入差距超過國際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國家。

貧富懸殊達「危險」水平

2010年4月26日，第十一屆北京國際車展已經進行至第四天，各大頂級豪華品牌現場成交金額已經超過1.3億元，並且在現場購車的用戶中有不少是80後的年輕富豪（或稱為富二代）。其中包括價值3800萬的布加迪威航，蘭博基尼已經售出三台單價達760萬的LP670-4SV，車展首發的世爵LM85限量版和阿斯頓馬丁Rapide分別售出了一台和五台，法拉利和瑪莎拉蒂展台的展車已經被搶購一空，加長悍馬和勞倫士奔馳也都收到了不少訂單。

在中國社會的另一端，在廣州的一個典型城中村裡，街道狹窄、電線滿天掛、污水垃圾橫行霸道、各色人等雜亂、房子潮濕且缺乏光線，但很多外地來的農民工卻願意住在城中村裡；他們的房子裡大多空蕩蕩的，一般城市人家裏「理所當然」擁有的洗衣機、冰箱、空調等，他們都沒有。

數據也反映了中國的貧富懸殊問題。世界銀行測算，2009年中國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0.47。基尼係數越低代表貧富越不懸殊，0代表社會的分配完全公平；1代表社會的分配徹底不公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基尼係數逐年上升，直到10年前達到0.4的「危險」水平；之後，儘管中國政府出台了許多提升低下階層老百姓收入的政策，但還是遏制不了基尼係數的上升趨勢，並持續上升到目前的0.47。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

在西方發達國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財富一般是最貧困的20%人口的6－7倍，在美國，這個比例為10倍。國家統計局2002年的抽樣調查顯示，中國20%最高收入家庭與20%最低收入家庭的差距是15倍。城鎮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是收入最低20%家庭的5.08倍；收入最高的10%家庭為收入最低10%家庭的7.9倍，比1992年擴大了4.6倍。現實生活中可感受到的貧富差距遠遠高於平均數字，低於平均收入水平的困難群體正在擴大。從收入差距的形成和變化來看，貧富差距在近10年中越拉越大，社會已出現兩極分化的特徵。1988年城鎮居民貨幣收入的基尼係數為0.23，1995年達至0.33，2000年又比1995年上升了10%－15%，收入差距擴大的速度甚至已超過了農村。

2010年5月13日聯合早報的報導，按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的看法，中國收入差距正呈現全範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具體而言，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比城鄉收入比的國際最高指數2倍左右還超出一截；中國工資最高與工資最低行業職工工資差距是15倍左右；上市國企高管與一線職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相差128倍。

0.4%家庭佔有70%國民財富

2007年5月，波士頓諮詢公司發佈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佔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團與歐洲最大的諮詢公司凱捷諮詢在北京聯合發佈的《2008亞太財富報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萬位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從財富平均擁有量來看，中國百萬富翁人均掌握資產達510萬美元，高於340萬美元的亞太地區平均值。

以上的諸多數據，都說明了中國社會收入水平懸殊，兩極分化正愈來愈嚴重。

要究其制度原因，只需看看中國的富人是哪些人。

2009年6月25日《時代週刊》報導，據國務院研究室、中央黨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部門一份聯合調查報告的數據，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含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5000萬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過1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過1億元以上的富豪當中，有2932人是高幹子女。他們佔據了億元戶的91%，擁有資產20450餘億元。而考證其資產來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權力資本。

為維護權力而發展經濟，其果實必為權力所攫取，這是中共治下所謂的「發展」的必然。只要中國還是集權制度，經濟增長而產生的貧富不均，兩極分化不可避免。這對中國社會造成了難以逆轉的影響。

首先也是直接的是導致社會不安定。中國總理溫家寶2011年6月1日在東京接受日本廣播協會（NHK）電視台專訪中提到「中國發展不平衡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存在貧富差距，個人收入之間也存在貧富差距。坦率地講，這種差距還有拉大的現象。一個社會如果財富只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那麼注定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因而它也是不穩定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二十多年，伴隨著社會貧富不均的日益加劇，同時中國社會日益不穩定的二十多年。2005年的《社會藍皮書》指出，從1993到2003年中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每年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每年約73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從2008年11月以來，從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紀委書記培訓開始，中國已經進行了至少四次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培訓，提高各級官員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能力。

獲得財富的手段不公正

更為長遠的影響則是對社會道德的破壞。嚴格地說，貧富不均本身不破壞道德，但是如果一個社會中主流的或被認可的獲得財富的手段是不公正的，而又沒有公正的渠道讓人通過本分的手段獲得成功，那麼這時的貧富不均會激發人的敗德行為，促使社會風氣敗壞。

比如在中國社會，絕大部份富人之所以有錢，並不是因為他們聰明，也不是因為他們肯幹，是因為他們擁有權力，而這個社會也不存在一個公正的渠道來獲得權力。權力的攫取往往是通過家庭承傳、人際關係、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等非正當手段。相反地，一個具備誠善品格的人，雖然能把本職工作做得很好，卻往往不能因此而獲得地位的提升而獲得財富。那麼在巨大的貧富差距的反差之下，人在求富的慾望驅使下，往往會不走正道，用不道德的方式去獲取財富。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都這麼幹，整個的社會道德標準就會改變，就會把不正當的認為是正當的，把敗壞的當做是合理的。再加上中國社會不存在公平的法制，很多時候是做了壞事不會被懲罰，沒做壞事的卻遭到冤屈。中國社會傳統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德倫理被完全顛覆，人們為了生存或致富，在一個不道德的現實社會中拋棄了傳統的道德觀念。

當今的中國社會出現了人人都能感覺到的社會亂象。官場和商場上腐敗蔓延，公務員以及其他各行業的職業倫理日漸低下；物慾橫流，色情氾濫，假貨盛行，黑社會活躍；權力崇拜伴隨著弱肉強食，民間疾苦乏人問津，社會公正不得申張。在這些社會亂象的背後，則是道德和倫理崩潰的社會亂象。社會不但不排斥、相反卻容忍甚至接納貪瀆腐敗賣淫行賄等劣行，榮恥混淆，正誤不辨，唯利是圖。從各級官員到許多知名學者，金權崇拜泯滅了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從稚齡學童到研究生，羨富笑貧、重利輕義比比皆是。

人為了追逐財富而敗壞了道德，而道德低下的社會反過來對社會的財富創造起到不可估量的破壞。造假使得產品質量低下，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護；缺乏誠信會使得市場經濟的基礎-信用遭到破壞，監督執行的社會成本大大增加；由於社會風氣不正，企業之間的良性競爭蛻變成互挖牆角，不擇手段的惡性破壞；股市欺詐會使資金流向失控，等等。

江澤民在位時期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改變的被今天的中國所承繼。由於該發展模式的出發點是為了維護中共的專制，其手段是以制度性腐敗作為增長的動力，而發展的果實又是為腐敗提供物質基礎，中國近二十年的經濟增長不可避免的伴隨著社會道德的沉淪。這種沉淪深植於各種經濟現象的內裡，而同時不停的腐蝕著中國經濟繼續前行的動力。雖然這種不計後果、不顧未來的發展在短期造成了表面的虛榮，但是其內部增長的動力殆盡之後，一旦外部環境發生波動，真正的危機將無可逃避的到來。

《真實的江澤民》第八章（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道德崩潰後的社會亂象（上）

那時的龐貝已成為名聞遐邇的酒色之都。公元62年，強烈的地震襲擊了這一地區。震後，龐貝人更追求奢侈腐化，沒從地震的教訓中甦醒過來。公元79年8月24日，維蘇威火山突然噴發，灼熱岩漿遮天蔽日，厚約5.6米的熔岩漿和火山灰毫不留情的將龐貝城瞬間從地球上抹掉。

現在的我們是否正在取代龐貝，被上天作為留給人類最觸目最慘痛最深刻的歷史教訓……
——題記

第一節 失去五千年中華文化根的中國

國人隨意謾罵傳統文化

古往今來，各國政權更換無數，但沒有哪個國家的人像今天的中國人一樣憎恨自己的祖先。任何一個文明發達的國家對自己先人的態度都是感恩，而非仇恨。現在中國卻有股「罵風」，罵自己的祖宗，罵自己的傳統，罵自己的民族根源，罵自己的文化。大罵孔子的人，卻沒有讀過儒家的任何一本經典。因為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給中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約束，更被中共強行灌輸了其邪惡學說。

本源的「天命」，是萬物生成、秩序的原動力，其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無形無體、寂然不動；賾深隱遠、殃慶遣嚐、無遠弗屆。中國人對天有著極大的敬畏，把人力不可主宰、無法改變的一切都歸結於天，創造了天命、天意、天道、天然、蒼天、老天、天神、天子等等詞彙，從骨子裡認為生男生女，富貴貧窮，陞遷遭貶，得意落魄，得到失去，意外收穫，在劫難逃……都是上天的意志，上天的安排，天定了的事情。這是中華文化最精華的部份。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基。各朝各代各民族給中華文化帶來了不同的內容，服飾、音樂、文學、藝術等，使中華文化的歷史畫卷不斷的延伸。到中共奪取政權以後，中華文化遭受了滅頂之災的毀滅，中共對文化的破壞力令世界震驚。

中共為了強樹其政權的歷史合法性，一直詆譭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五千年文化根，把中國近代的衰敗歸罪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於是中華歷史被中共套上了「四舊」的枷鎖，能毀的，都毀了，毀不了的就抹黑和篡改。通過中共的過濾鏡，人們看到的中國歷史的主線變成了暴力和權謀。把歷史抹的越黑，越能增加中共統治的合法化，既然天下烏雅一般黑，那麼中共的暴政也就成為了合法的治國之道，經過中共的毀壞、抹黑、戲說、篡改之後，中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認識變得少的可憐，僅有的一點認識都是按中共扭曲的腔調定位的，使國人對承傳了幾千年，讓全世界都歎為觀止的中華文化失去信心，失去理解，更有甚者，國人隨時可以辱罵中華文化，羞辱祖宗，唾棄傳統。這樣的現象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從來沒有一個民族向中國人這樣，以拋棄民族傳統文化根為樂的。

數典忘祖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希望的

網上曾經流傳這樣一個笑話：一位中國人奉勸想學中國文化的外國朋友說：想學中國文化不要在大陸學，要研究唐朝去日本，研究宋朝去韓國，研究元朝去蒙古，研究明朝去緬甸，研究清朝去法國，研究民國去台灣，研究未來去朝鮮。這個笑話折射出近年來中華文化在其發源地的衰落。衰落的起因是馬列異族文化被中共引入，造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的最大一次劫難。

江澤民上台以後，尤其是鎮壓法輪功以來，為了國人放棄綿綿延續幾千年的道德標準，就大力鼓動全民向錢看，把中國人物慾化，不道德化，即使不信中共的馬列，也不能有其它的信仰。

在無法再對全民用中共的意識形態洗腦的情況下，也用中國的傳統文化給自己臉上貼金。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把孔廟、孔府、孔林毀之殆盡，幾十年後搖身一變，在全世界大推孔子學院，實際是借孔子之名，在世界範圍內輸出中共黨文化。在中國，中共推廣的「中國傳統文化」名目之下，人們看到的是在中國大陸上演的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任意篡改、戲說的各類「古裝」電影、電視劇，如大耍權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為暴君歌功的《英雄》等電影，對中國傳統文化進一步踐踏和扭曲。這些影視產品都被廣大的觀眾視為文化垃圾。

中共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破壞遠不止從物質上把各種文化遺蹟毀掉，而且是從中國人的心靈上將中華文化的烙印抹去，進一步建立起對中華文化的反感，這從最根本上毀掉了中華文化，也顛覆了中華民族道德，喪失了中華民族的靈魂。

當今中國的一切亂象皆源於此。

第二節 驚世駭俗的官場亂象

談到中共官場，中國百姓這樣描述：如果把中國所有的官員排成一排，都拉出去槍斃，可能有個別冤枉的，但如果隔一個槍斃一個，肯定很多都是漏網的貪官。這一無法讓人笑出來的坊間笑話，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中國當今官場的腐敗現實，反映了中國百姓與中共官員的對立情緒，也可算是眾多「中國特色」中的第一大特色。

與任何其它社會的腐敗現象不同的是，中共官場腐敗得到江澤民腐敗性制度的保障，中共官員的貪腐已然呈現公開化，大眾化，已經發展到幾乎無官不貪的程度。僅從中共政壇落馬官員的貪腐記錄來看，無論是涉貪人數之眾、層級之高、數額之巨，還是牽連之廣、花樣之多，均已達登峰造極，獨步古今的地步。無論是報刊雜誌，還是網絡新聞，關於中共官員的貪腐報導，俯首皆是，不勝枚舉。

「悶聲發大財」的秘訣：買官賣官

人事腐敗，首先是買官賣官。進入21世紀後，許多中共官員把官位變成了一項特殊商品，大行買官賣官之道。

中共喉舌媒體都不得不坦誠：買官賣官是危害最大、影響最壞的腐敗現象，被公認為「腐敗源頭」。儘管不斷加大「整治」力度，買官賣官現象仍然禁而不止，查而不絕，在一些地方成為久治不癒的頑症。【1】

2005年爆出的「建國以來最大的買官賣官案」——馬德案中，黑龍江省綏化市委書記馬德從1995年起收賄賣官12起，涉案買官人數達100多名，大到縣長，小到交警分隊長，最低的官位賣5萬元，最貴的官位賣了50萬元，總數達600多萬元。【2】

對這些官員來說，買官賣官是陞官發財的快通道，。有民間順口溜形容道：「不跑不送，原地不動；又跑又送，提拔重用。」

既然官位是買來的，買官者首先想到的當然是將錢撈回來。在買官者看來，「官帽」只不過是用金錢換來的「商品」，這些拿金錢敲開了官場擢升捷徑的人，當他們如願以償戴上「官帽」後，他們以商人的眼光去看待手中的權力，只對自己曾經的巨額「投資」負責，將權力當成尋租的資本，不失時機、不擇手段地連本帶利全撈回來。

例如，2006年，陝西省商洛市商州區原區委書記(副廳級)張改萍落馬，她在這塊貧困的彈丸之地，賣出「烏紗帽」竟達27頂之多。為競爭商州區教育局局長一職，當地官員陳新智剛開始給張改萍10萬元，她考慮到教育局局長位子爭的人多，不想沾是非就沒答應。後來陳新智從別人那裏借錢又湊足28萬元托人給張改萍時，張心動了。不久，在她的運作下，陳如願以償。陳新智上台後便頻頻伸手。學校到教育局領取撥款，如果不「表示意思」，正常的款項就領不下來。【3】

隨作中共官場腐敗的不斷發展，買官賣官市場也日臻成熟，已具備了腐敗生態系統環境中的典型特徵。「賣官行為」形成體系化、程序化的鏈狀結構，「賣官市場」的上游延伸，形成賣官保護傘；「賣官市場」的下游拓展，形成可持續的賣官現金流。這種生態系統有效地保障了買官賣官市場的「穩定性」，要想從內部治理談何容易。

清朝末年，官場腐敗，出現買官賣官現象，最後清王朝滅亡。然而，清末賣官，最大是候補道，地司一級官員，是個社會身份，無俸祿，很少有人能補到實缺。現在賣官是實職，有人花3，000萬買市長、省長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撫這一級官員花多少銀子也買不到的。足見共產黨的天下，腐敗是沒有底線的。

千奇百怪的貪腐手段

有人對中共官場的道德敗壞花樣也做過研究，總結出當今官場腐敗的十大變種。儘管不夠全面，卻也可窺一斑。這裡扼要摘述如下：

一．「情婦腐敗」。主要是權色交易。據中紀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劉春錦講，凡受處分的廳局級幹部中，90％的落馬貪官都有包養情人，甚至有多個貪官共用一個情人的現象。細數當下落馬貪官，絕大多數都涉嫌權色交易，故有「十貪九色」之說。而這些情人、二奶，與官員們勾結在一起，成為了貪官大肆貪腐的導火線、加速器、催化劑、中轉站、安全通道、洗錢機器。貪官因情婦鬧事告發落馬的現象時有發生，於是民間有「反貪靠情婦」的笑談流傳。

二．「秘書腐敗」。在一些中共官員腐敗案件的背後，往往牽出秘書不少骯髒的活動。秘書利用領導幹部「身邊人」的身份進行腐敗，已成為一種具有隱蔽性和欺騙性的腐敗新形態。如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書記陳世禮的秘書王傳東，受賄人民幣50多萬元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上海市委原書記陳良宇的秘書秦裕，受賄682萬被判無期徒刑。

三．「家族腐敗」。一般來說，凡腐敗氾濫、猖獗的部門或地區，總是或隱或現、或明或暗地烙上了「權力家族化」的印記。這一點，只要看看江澤民的兒子及其親戚六眷就明白了。江澤民不愧起到了以身作責的「模範帶頭作用」，從家人壞起。於是，從中央到地方，權力家族腐敗一發不可收拾。如安徽省原省委副書記王昭耀利用自己的影響，把妻子、兒子和兩個妻舅都提拔為正縣級以上幹部，可謂夫貴妻榮，父功子蔭。

四．「借用腐敗」。如山東省發改委能源交通處原副處長陳學偉，齊星公司有兩個項目需要審批，陳學偉向該公司總經理趙某提出借輛車開開。趙某把一切手續辦好後，將一輛價值17萬8，100元的桑塔納轎車送到陳學偉手中。陳學偉到肥城市掛職後，肥城市政府給其配了一輛車，陳學偉就把桑塔納給其內弟開。他名為借車，實為要車，名為借用，實為索賄。

五．「雅緻腐敗」。很多中共貪官，或是附庸風雅，或為收藏獲利，千方百計蒐集古玩字畫。一些行賄者不惜斥巨資購買古玩字畫，以饋贈交友為名送上家門。雖然看到這些字畫價值不菲，不花大價錢買不來，但是送的人理由冠冕堂皇，因此收的人也就不需要像收錢那樣羞羞答答。

六．「娛樂腐敗」。一些中共貪官經常被請到高級娛樂場所「瀟灑」一番。而有些貪官則熱衷於打高爾夫球，下屬投其所好，花數千元或上萬元買一張會員卡，送上門來。一些官員的嗓子雖然不怎麼樣，卻嗜好唱歌，有求於他的下屬馬上心領神會，隔三差五請領導到星級賓館吃飯、桑拿，後由小姐陪侍左右。

七．「題字腐敗」。有的領導喜歡舞文弄墨，如貪官胡長清自詡為「書法家」，特別愛好到處題字留名。胡長清在江西工作的幾年時間，為南昌街頭店舖題寫招牌近千幅，不少街頭的公共廁所都留下了他的「墨寶」，僅以三千元一幅計算，大致就是近三百萬元。一些企業甚至黨政機關的頭頭腦腦，明知其字也就一般化，卻樂意請他題字。

八．「精神腐敗」。雖然中共大肆宣揚無神論，其官員卻迷信風水，燒香「拜佛」，祈求「保佑」其腐敗贓款。如原山東泰安市市委書記胡建學，根據風水的建言，不惜耗巨資在湖上架橋；原福建省政和縣縣委書記丁仰寧，在縣裡專門成立了「建塔辦」，向老百姓募款集資修廟建塔。

九．「出場腐敗」。在某些地方，官員開會有出場費，講話發言給稿費，此外還有甚麼剪綵費、授課費、形象費等。在這些官員的眼裡，這筆費用理所當然是他應得的酬金，是名正言順的收入。一些領導之所以逢請必至，樂此不疲，一個心照不宣的原因，也正是因為「紅包」的誘惑。剪綵與「紅包」的關係，其實已成為一個通行於官場和市場的潛規則，成為一些官員「灰色收入」的來源。

十．「司機腐敗」。近幾年，一些專車司機憑藉其為領導服務的特殊身份，逐漸分享部份權力資源，開始參與甚至主導某些腐敗犯罪，一種新的腐敗群體正在滋生。一些司機，在行賄人和受賄人之間牽線搭橋，為官場腐敗推波助瀾。【4】

官員腐敗新特徵

中共官員的貪腐手段，花樣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可謂深得江澤民「創新」的「與時俱進」的要領。

當今官場腐敗的特點就是由收錢收物的「硬腐敗」發展為接受各種服務、旅遊出國等「好處」的「軟腐敗」；由個人撈錢的「小腐敗」上升為集體福利、揮霍公款的「大腐敗」；由內資企業的「內資腐敗」發展為外資企業參與商業賄賂的「外資腐敗」；由一人出事的「單案」擴大為一揪一串的「窩案」。

具體表現為：

一.貪腐群體化。官場腐敗案的發生，往往不是個案，而是查出一個，帶出一群。一個貪官的背後，連帶的是一個腐敗的群體。這些腐敗官員在政治上拉幫結派，經濟上相互牽連，結成了利益同盟，呈現出明顯的群體性，因此有「窩案」、「串案」之稱。如湖南省郴州市委原書記李大倫腐敗案發後牽涉人員達160餘人；遼寧「慕馬腐敗大案」涉案人員達142人；湖北襄樊市委書記孫楚寅落馬，牽出腐敗官員70餘人。【5】

二.貪腐高官化。據新華社報導，近10年來，全國受到查處的省部級高官100多人，其中，2009年全年「落馬」的省部級（含副部級）高官達17人，刷新改革開放31年來高官「落馬」的年度記錄。2010年有11名省部級官員被判刑，2011年又有7名省部級高官落馬。軍隊系統亦不例外，原海軍中將副司令王守業，解放軍總後勤部中將副部長谷俊山均涉巨貪及生活腐化墮落。【6】

三.貪腐巨額化。中共腐敗官員涉案金額巨大，動輒就是上千萬甚至上億元。如2009年3l位國企負責人犯罪涉案金額累計達34.0466億元，人均涉案金額高達l.0982億元。至於更大的超級巨貪，就沒有具體數據了，因為天文數字般的數額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力，而且數字還在動態變化之中。

被廢黜的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中紀委已掌握的證據顯示，薄家名下在海外資產就超過80億人民幣，這還不是他家的全部資產。【7】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5月30日發表《悉尼晨鋒報》駐北京記者加內特（JohnGarnaut）的長篇報導，以曾慶紅兒子為例講述了中共太子黨權錢交易的內幕。文章披露，曾慶紅的兒子曾偉利用權力化公為私一次性侵吞90億美元的國有資產。經過數年的權力交易，曾慶紅的兒子幾乎取得了中國經濟各個領域盈利的豐厚合同，從煤礦到股市到百貨商場，他積累了大量的金錢，並買下澳大利亞價值3，200萬美元的豪宅。文章揭示，太子黨跟商人通過權錢交易綁在同一條船上，形成權貴利益集團，綁架了中國經濟。【8】

四.貪腐期權化。中共官僚的貪腐亦變得狡猾和隱蔽，用「權力期權化」的交易方式獲取實利。「權力期權化」交易的是一種「權利」，並不一定直接涉及錢物，因而形式和過程隱蔽，相互兌現往往是間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職、分給股權、優厚待遇等。還可以在離職前安插親信或選定「接班人」，為自己遙控權力作打算；也可以是在位時為企業牟利，辭職或退休後到企業「高薪打工」；也可以利用在位時積累下的「活動能量」換取企業股權或創業資本。這樣，不僅可以為自己預留「出路」、「退路」，還可以「封妻蔭子」，由受益方資助親人子女出國留學或提供創業資本。如廣東省原高級法院院長麥崇楷就為其子換取了數百萬的企業股權。

五.貪腐潛規則化。中共官場中有很多「潛規則」，很多行為規則不公諸於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諸於世的規則，大家又不遵守。再如中共官場的「消解」文化，表現在現實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另外，還有「圈子」文化，中共官僚為入圍爭寵獲利，想著法子的投機鑽營，跑官買官，尋求庇護。中共的官場變成了一個大染缸，進了那個體制，鮮有出污泥而不染者。原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一語中的：「這種體制，鬼都會腐敗」。

六.貪腐國際化。中共貪官利用資本跨地域、跨行業、跨國境流動的機會，與地區外、行業外、境外的人員相勾結，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國際間法律的差異，國內犯罪，國外洗錢；有的以境外商人為合作對象，在為對方牟利後，在境外「交易」，贓款贓物滯存境外。一些涉案的黨政官員特別是關鍵涉案人員一有風吹草動即隨時出逃。

七.貪腐新型化。在新興領域如銀行、證券、保險、信託、拍賣等方面的腐敗案件更是頻繁發生。在這些領域中，腐敗呈現出金融化、虛擬化的特點。

八.貪腐年輕化。中國「法制晚報」公佈的2008年版的反腐報告指出，2007年貪官平均年齡五十三點三歲，與上年相比，貪官平均年齡變年輕一點七歲，涉案金額增加三倍。【9】

社會各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於新一代的領導人，期望他們能把中國帶出誤區，因為他們年輕，有知識，有頭腦，又有「抱負」和「理想」。然而，無情的現實表明，在中共腐敗性體製成長起來的貪官不愧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前腐後繼」地承繼著黨的貪腐事業。

貪官現形因由

盤點中共貪官敗露落馬的緣由和經過，卻是五花八門，有些甚至頗具「戲劇性」的雷人效果，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了官場腐敗的普遍性和嚴重性達到了何等程度。有細心網民對此做了總結。

一．被算命先生「算」出來的貪官：湖北巴東縣科技局原黨組書記、局長譚某新買的皮鞋只穿了一天就掉底子，於是請人算命，算命先生說新鞋掉底寓意「他做的那些見不得光的事情將會敗露，會有噩運」。譚某因此主動自首，交待了受賄20萬元的事實。

二．被撿破爛「撿」出來的貪官：一盒陳茶暗藏8張存折，存折的主人是一名紀委書記。當兩個收破爛的農民以三毛錢的價格，收得這盒茶葉後，「破爛王」敲詐的連環戲就開始次第上演。後紀委書記王治業案發，收繳其所得贓款387.2萬元。

三．被小偷「偷」出來的貪官：如原貴州省長順縣政協副主席胡方瑜被小偷把褲子偷去，拿走裡面的現金後又扔掉了。兩個小學生將拾到的褲子交給縣公安局。公安人員在例行檢查時發現，褲子皮帶的夾層裡，竟還藏有4張大額存單。紀檢部門覺得這一存款數額與胡個人收入明顯不符，隨即展開調查並將胡「雙規」。

四．炸情婦「炸」出來的貪官：如濟南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段義和，因密令策劃炸死其情婦凶案而曝光。段義和曾為其情婦在濟南購買了四套商品房，兩輛小汽車，另外還有一百萬元「零花錢」，並把其情婦的父母由無業人員「照顧」為濟南市的國家幹部，還辦理了退休手續，情婦的妹妹也成了濟南市某機關的公務員。

五．被劣質水管「露」出來的貪官：重慶巫山縣交通局原局長晏大彬涉嫌受賄2，226萬元。因其住房廚房水管爆裂漏水，樓下住戶報警，警方從衛生間裡發現近一千萬元現金。

六．因凶殺案「牽」出來的貪官。2000年6月8日，海南省萬寧市副市長林禮深的妻子李某在家中被害，警察在現場意外地發現床上的枕頭裡藏有大量存單、存折，共計百萬元。此事最終把林禮深「挖」了出來。

七．被綁匪「綁架」出來的貪官：河南省焦作市化電集團供應處原處長柴本福被綁架，綁匪要價50萬元，柴的家人先拿出50萬元存折、後取出50萬元現金將其贖回，卻不報案，並竭力隱瞞柴被綁架的事實。這一反常現象引起了檢察機關的關注。後柴本福因受賄罪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八．被騙子「騙」出來的貪官。江蘇省鎮江市原市委副書記陳耀南，想在調整市級領導班子時「就地扶正」，恰遇侯萬清等幾個騙子假冒高層機關工作人員設「賣官」局。於是，陳及心腹緊張索賄「籌資」多次赴京買官，陳還認真準備了個人簡歷等材料親自赴京直接向「首長」匯報，侯萬清等騙子因涉嫌詐騙罪落網後，陳耀南也因買官受騙入獄。最後的結果是，他以132萬元人民幣、4萬美元的高價買了個空歡喜，法院以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其無期徒刑。

九，拆房「拆」出來的貪官。內蒙古自治區烏拉特前旗科技局原局長院保衛搬家時將47萬元存折遺忘在舊房子裡，被民工拆房過程中意外發現。檢察機關由此順籐摸瓜，查出他的不明財產達400多萬元，被檢察機關移送審查起訴。

十．被香艷日記秀出來的貪官：廣西來賓縣煙草局局長韓峰，善記日記，不料數段香艷日記現身網絡，被網友「人肉搜索」，查實身份後，引起紀檢監察部門注意，最終被雙規判刑。【10】

細數中共貪官的腐敗相，可謂驚世駭俗，群丑畢現，亂象叢生，即便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另辟新冊，也無法跟進涵蓋中共貪官不斷翻新，無所不用其極的道德敗壞腐敗記錄。

第三節 視百姓為「屁民」

「屁民」

2008年10月29日晚，11歲女孩小陳隨父母在深圳南山區新梅園海鮮大酒樓就餐時為深圳海事局黨組書記林嘉祥指路，卻被卡住脖子強行往男廁裡拖。面對女孩父母斥責，林嘉祥竟然大言不慚地說道:「我就是干了，怎麼樣?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吧。我給錢嘛!」大伙憤怒難耐，這個禽獸更加張狂，手指著陳父叫囂著:「你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來的，級別和你們市長一樣高。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麼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敢跟我鬥，看我怎麼收拾你們。」【11】

此後「屁民」一詞竄紅網絡，「屁民」逐漸替代「草民」，成了老百姓的代名詞。

「我爸爸是李剛」

2010年10月16晚，在河北大學新區超市前，一牌照為「冀FWE420」的黑色轎車，將兩名女生撞出數米遠。一陳姓被撞女生於17日傍晚經搶救無效死亡，另一女生重傷。肇事者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們告去，我爸爸是李剛。」後經證實瞭解，該男子名為河北省保定市電視台實習生李啟銘，酒後肇事。父親李剛是保定市北市區公安分局副局長。此事迅速成為網友和媒體熱議的焦點，「我爸是李剛」語句也迅速成為網絡最火的流行語。據媒體報導，「李剛門」事件已就民事部份達成向受害者家屬賠償46萬元的協議。這個賠償協議是一個「被和解」的產物，並非受害者家屬的主觀意願。據受害者兄長稱：「整個(和解)事情我家都相當於一個局外人。」而根據協議，「雙方不能再聯繫，(受害者家屬也)不能接觸記者」。

從「我爸是李剛」這句話在媒體上出現之後，中國民眾極盡冷嘲熱諷之所能。貓撲網最先發起了名為「『我爸是李剛』造句大賽」的活動，參與者迅速過萬。「葡萄美酒夜光杯，欲見女友把命催，醉駕撞人咱不怕，李剛就是我老爸。」一位網友這樣寫道。許多網友的詞句也頗為用心，「人生得意須盡歡，因為我爸是李剛」；「驀然回首，我爸是李剛」；「考試不及格，我爸是李剛；工作沒著落，我爸是李剛；出門闖大禍，我爸是李剛；閻王不饒我，我爸是李剛！」。「恨爹不成剛」是2010年中國網絡最熱用語之一。【12】

「屁民」和「我爸是李剛」是中國百姓用調侃的口吻譏諷中共官員飛揚跋扈，草菅人命的惡劣品質，也是對當今中共官員不可一世，欺壓百姓的真實記錄。

大陸傳媒披露：河南偃師市政法委副書記張慶華到當地一家夜總會消遣，要求「小姐」服務遭拒後惱羞成怒，當場砸毀傢俱，還電召十數名手持長刀、鐵棍的大漢，闖入夜總會見人就斬，多名職員被斬受傷。無獨有偶，南京市政公用局長到寧波一家夜總會內強行將4名女侍應拉入包廂中非禮。恰巧遇上警方突擊到夜總會查牌。此局長竟大發淫威說：「我們玩小姐關你們警察屁事！」隨後將警察按倒在地，並追打勸架的客人。【13】

山西「黑磚窯」事件

中共官員漠視生命，視民如草芥的做派，不禁讓人聯想起江澤民當年在政治局發飆時的妄語「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江澤民殘酷鎮壓法輪功，摧毀中華民族的道德，把中國推到一個弱肉強食，人人為敵的魔鬼般的社會，不斷製造出讓人心底淌血的人間慘劇。2007年披露出的山西「黑磚窯」事件，震動當時的中央，也震驚了世界：

400位來自河南的父親，他們的孩子在鄭州火車站、汽車站、立交橋下、馬路邊等地方被人販子或誘騙或強行拉上車，以500元的價格被賣到山西黑窯場做苦工。父親們放棄了一切，背井離鄉，走遍大江南北尋找孩子的下落。最終找到山西煤窯，救出了40個孩子。看到那些不幸的孩子時，父親們驚呆了：在這些手腳並用、頭髮長的像野人一樣的孩子中間，有的已經整整和外界隔絕了七年，有的因逃跑未遂被打致殘。這還不算，有的孩子還被監工用燒紅的磚頭把背部烙得血肉模糊，後被人救出在醫院救了數月也未痊癒。他們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以上，還不讓吃飽飯。有時因勞累過度，稍有怠工，就會被監工隨手拿起的磚頭砸的頭破血流，然後隨便拿起一塊破布一裹了之，繼續幹活。至於拳打腳踢，棍棒侍候更是家常便飯。更有甚者，有的孩子被打手打成重傷，不給醫治，讓在窯場自行治癒，如不能自癒或傷情惡化，奄奄一息時黑心的工頭和窯主就把被騙的苦工活活埋掉。這些孩子身上都因為長期不洗澡長滿了牛皮癬似的皮屑，他們最小的只有八歲。八歲的孩子為了一頓飽餐是那麼順從，每天幹著成人都難以承受的重活。他們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全天候有監工或打手巡邏站崗。看著孩子們一雙雙恐懼無助的眼睛，父親們的心在滴血。這400位父親們在網上發出泣血呼救：「誰來救救我們的孩子？」【14】

「我的心早就麻木了」

然而，這種駭人聽聞的慘劇已是整個中國的常態，事件過後，類似的事件仍然循環往復。

難怪南方都市報高級編輯鄢烈山發出感慨，「黑磚窯事件，我怎麼就不『震驚』？『因為』這些年來，我的見聞日廣，不論是『非法用工』的民工，綁架來的童工，沒有人身自由的『奴工』，還是打手，弄殘等情節，都聽得我耳膜起繭了。試問，一些鄉村女孩甚至女學生，被拐騙或綁架，逼她們做『雞』，不從就先輪姦，再關起來餓飯、猛打，直到她們認命。這樣的事只有上千起嗎？『烈女跳樓』都沒有『新聞價值』了。這些『性奴』比山西黑磚窯那些『奴工』的境況好嗎？說到8歲的童工，這些年常報導被操控的『賣花童』，也就七八歲吧？更悲慘更常見的是馬路邊的乞兒，從一兩歲到十幾歲，或殘或病，或昏睡或匍伏在地，據說大多是被拐來的。前些天網上有帖子和照片，懷疑一個乞兒的眼睛是被操縱者故意弄瞎的。6月15日出的《鳳凰週刊》封面文章是《迷失的兒童》，講的就是一些被5，000元左右一個販賣的孩子，多有被『下手太狠』的。大江南北幾乎沒有城市沒有這種慘象，以致有的大都會要設禁乞區來維護『形象』。時常在馬路邊見到這樣的可憐兒，我的心早就麻木了。」

中共製造的「楊佳」們

中共及其作惡的官員對百姓欺壓成性早已激起人民的怒火，轟動中國社會的楊佳襲警慘案就是百姓飽受欺壓，有冤無處申後怒火的迸發。

2007年10月，楊佳到上海旅遊時，曾租賃一輛無牌照自行車，上海閘北分局警察在執勤過程中，對他進行盤查並質疑他有偷竊行為。楊佳稱，警察在執法過程中對他進行了污辱和毆打。楊佳就此事多次向上海警方申訴無果。對此，楊佳表示：「任何事情，你要給我一個說法，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2008年7月1日，楊佳在上海公安局閘北分局襲警，致六人死亡、五人受傷。

楊佳的極端行為得到民眾普遍的同情，楊佳被視為反抗暴政的英雄。2008年10月13日，楊佳襲警案二審在上海市高等法院第五法庭開庭時，上海市民，來自全國各地的百姓及記者等，約一千多人聚集在上海市高等法院門前。人們高呼：「楊佳萬歲！打倒共產黨！打倒法西斯！」。

發生於2009年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野三關鎮的鄧玉嬌案同樣得到全國民眾的一致支持。鄧玉嬌憤起反抗，用刀刺傷刺死索要「特殊服務」，即侮辱、強姦行為的官員，被不少網民喻為替天行道的「抗暴英雄」，是另一個「楊佳」。

上述鮮明的二元對立圖景說明，權勢階層與底層民眾的矛盾和對立已經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官民對立，一觸即發。

第四節 黃賭毒氾濫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五千年燦爛的文化。與其它文明古國相比，為何獨有中華文明能歷經數千年風雨而不衰？就是因為中華民族有一套傳統的儒釋道信仰體系，有著維護社會倫理綱常的價值體系，維繫著社會的道德和信仰，規範著人的思想和行為，使中華文明流傳數千年而不磨滅。

從革命性到性革命

中國古話說，萬惡淫為首。在江澤民和中共治下的中國，正常的價值觀念遭到徹底顛覆，傳統的家庭觀、婚戀觀遭到前所未有的褻瀆，中國社會色情行業猖狂氾濫，人們笑貧不笑娼，性解放、性自由的淫邪思想和行為深入了各個社會階層。

中共各級官員是這一實踐的「傑出」代表。調查數據顯示，被查處的貪官中95%有情婦，腐敗的官員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而1999年，在廣州、深圳、珠海公佈的102宗官員貪污受賄案件中，包「二奶」的概率更是高達100%。

中共色官、淫官將包「二奶」、養情人，當做必不可少的身份點綴，熱衷於「家中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中共官場公共倫理淪喪，形成了「以包養情婦為榮，以不包養情婦為恥」的官場文化。官員互相攀比的內容業已經從金錢、權勢和地位拓展到包養情婦的多少上。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有的官員雖然包養情婦已是「路人皆知」，但仍然出現邊腐敗邊陞遷現象。色情腐敗成了官場的流行病。

為了反映當今中共官員淫亂生活的糜爛程度，網民對全國官員諷刺性地設立了包二奶大獎賽，並選出九項冠軍，如包養情婦多少的數量獎，情婦文化程度高低的素質獎，學術獎，青春獎，管理獎，揮金獎，……。中共官僚的荒淫無恥，可見一斑。得「獎」名單如下：

1. 數量獎：江蘇省建設廳長徐其耀，共有情婦146位，就是寫「教子書」，把貪污作為當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2. 素質獎：重慶市委宣傳部長張宗海，常年在五星級酒店包養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學生17人。
3. 學術獎：海南省紡織局長李慶善，性日記95本，女性體毛標本236份。
4. 青春獎：四川樂山市長李玉書，20個情人年齡都是16到18歲。
5. 管理獎：安徽省宣城市書記楊楓，用MBA知識有效管理77名情人。
6. 揮金獎：深圳市沙井銀行行長鄧寶駒，僅”五奶小青”，800天就花了1，840萬元，平均每天23萬元，每小時1000元。
7. 團結獎：福建省周寧縣委書記林龍飛，為其22名情人共辦群芳宴，並設30萬元的佳麗獎。
8. 和諧獎：海南省臨高市城管大隊長鄧善紅，有6個情人，6個孩子，對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9. 幹勁獎：湖南省通信局局長曾國華，面對5位情人立誓：保證到60歲時，每人每週性生活不少於3次。
   民以吏為師。中共官場色情氾濫，直接影響到民間。在表現上，就是中國人的性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們對婚外情不再鄙視，相反卻異常地寬容；性追求也成了一種「合理需要」；「泡妞」成為商戰、公關的常用手段；「小秘」則成為一些所謂的「成功人士」的身份地位的標誌。賣淫嫖娼已成了社會生活中的一種常態。

中國現在究竟有多少「舞女妓女」？誰也說不清楚。中國官方估計目前有六百萬，這個數字接近香港總人口，更比全國軍隊二百四十萬總人數多出一點五倍。有民間研究人士則認為實際上早已超過了一千萬人。公安部的數據表明，1984年查獲的賣淫嫖娼的人數是6千，1989年是10萬，1999年達45萬，被查處的人數直線上升，可是查獲率是1%還是10%，沒有人知道，但絕對超不過10%。工商局的數據表明，登記在冊的個體私營娛樂場所約45萬家（未登記的數字不得而知），相當部份的娼妓就在這類企業就業。一家店舖的小姐少則數人、多則數百。娛樂場所成了賣淫嫖娼交易場地的代名詞。此外，從星級賓館、高檔酒店到出租屋、路邊小店以至鬧市街邊、廣場戲院、網絡聊天室裡，也都有為數不少的妓女。

另據知情人士透露，不少女大學生供職於各類伴遊、商務諮詢公司、商業俱樂部，從事色情服務。如重慶伴遊公司內幕調查：4小時收費500元，「甚麼服務都可以」。而一位女大學生「涉黃」月收入兩三萬。所以，一般人認為，這支龐大賣淫大軍其創造的年產值可能超過五千億元人民幣，僅次於食品餐飲業、服裝業，穩居第三位。其中有三千億元來自公費。難怪有人戲稱，現在中國進入了「娼妓空前繁榮的時代」。

東三省一直是中國色情活動最猖獗的地區之一，幾乎每個城市和鄉村都星羅棋布著大小「桑拿浴室」，這類地方多是公開、半公開的性交易場所。在東北三省裡色情場所規模最大和最露骨城市，就是大連市。性交易、色情表演不但在大連「合理合法」，而且色情業主常常公然在大街上和報紙上招聘男女色情從業人員，甚至就是有人報警也是無警出崗。

大連如此「娼盛」，和全力巴結江澤民、忠實執行江澤民的「發展」政策的大連原市長薄熙來是分不開的。有一位大連基層官員透露說：「從上世紀末起，大連的色情娛樂行業就一直是欣欣向榮，猶如野草遇到了春天的陽光雨露一發而不可收拾。原因是薄市長公開表示，第一要保護外商在大連的企業，不能隨便進去抓賣淫嫖娼最後挫傷外商在大連投資的積極性；至於那些有一定規模的娛樂服務企業，也要由各區人民政府出頭成立『保護重點企業工作領導小組』，不管是大連哪級單位要進入企業查案都需要事先向該領導小組匯報或者說明情況，並在該領導小組成員的陪護下，方可進入。」

而廣東的東莞，則是中國南方名符其實的「性都」。那裏的色情業異常發達。這個面積為2，645平方公里的城市裡，除去那些小的娛樂場所，光星級酒店就有97家，其中五星級酒店22家，四星級酒店25家，成為全球星級酒店密度最大、中國地級市星級酒店最多的城市。如此多的酒店，靠甚麼來競爭？其中的色情服務佔有很大比例。隨著「莞式桑拿服務」的聲名遠播，有不少人聞風專程趕到東莞「享受」此服務。特別是在週末，香港、深圳、廣州等地牌照的車輛，在東莞各大酒店和桑拿場所前隨處可見，連外省牌照也時常可見。一時間，東莞被渲染成了「男人的天堂」。

據上海《東方早報》報稱，東莞地下色情行業人士調查發現：「東莞小姐」數量超過10萬之眾。

近年來，隨著網絡的興起和發展，一種新的色情形式——網絡色情，方興未艾。有記者對中國幾家門戶網站內容進行調查後發現，以性為主題充滿色情誘惑的內容幾乎可以用「觸目皆是」來形容。甚至各大官方網站也都充斥著各種色情內容，瘋狂地毒害著中國億萬網民的性觀念。特別是對於為數眾多的未成年網民而言，網絡色情氾濫造成難以估量的危害。

在這種荒淫無度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下一代，一些年輕人在不知不覺中喪失了人類最基本的人倫廉恥觀念，竟出現了群體「換妻」的亂倫取樂。

幾千年傳統的社會倫理道德幾年之間在江澤民「改變了中國」的聲浪中，被全面摧毀了。可以說，在中國的社會轉型中，從「性封閉」走向「性開放」是轉型最快最徹底的。如果問江澤民時代人們擁有的最自由的「權利」是甚麼，大概非「性氾濫」莫屬了。

可怕的是，歷史重複地告訴我們，性的全面墮落往往是一個民族走向覆滅的先兆。

「十億人民九億賭」

與色情氾濫的同時，賭博也大行其道。有一句市井民謠頗能凸顯中國賭博業的盛況：十億人民九億賭，還有一億在跳舞！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凡有人跡處，就有賭博者。賭博像毒瘤一樣在中華大地蔓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當今中國，人們對賭博的傳統價值評判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把賭博看成傷風敗俗之舉者已不多見；避而遠之，潔身自好者更是寥寥無幾。人們對賭博不再否定和貶斥，甚至縱容和支持。眾多的賭博者對賭博更是樂此不彼，趨之若鶩，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賭博在中國氾濫的程度超乎人們的想像，不斷挑戰著人們的心理承受底線。

賭博形式，日趨複雜多樣。有明賭，有暗賭，有小賭，有大賭，有境內賭，有境外賭，有業餘賭，有專業賭。

參賭人員，所涉越來越眾。從草根到官員，從貧民到富豪，從兒童到老人，從個體到團伙，賭博者幾乎囊括了當今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各個團體、各個領域。

賭博場所，更是遍佈城鄉各地。有棋牌室，有麻將館；有辦公室，有居民家；有茶樓酒肆，有豪華賓館；有路邊設攤，有店裡攬客；有臨時場所，有專業賭館。

賭博種類，各色花樣，應有盡有。既有傳統賭博，又有新興賭博。傳統賭博，如打麻將，賭撲克，擲骰子、推牌九、賭賽馬、賭賽狗。新興賭博，如輪盤賭、六合彩、福彩，體彩、足彩、老虎機、跑馬機等等，近年還出現了網上賭博的新花樣。

涉賭金額，大小不等，小則成百上千，大則數千萬、甚至上億。賭博資金，也是來源各異。既有公款，也有私款。有用非法手段得來的不義財，也有積蓄多年的血汗錢。有挪借之款，也有高利貸。因涉及「慕馬案」被披露出來的瀋陽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染上賭癮，成為澳門賭場的常客。他以貪污受賄得來的錢作賭資，在落馬前兩年半內飛港澳狂賭十七次。1999年7月，因在澳門賭場三天輸掉公款上千萬元被雙規，10月10日被逮捕。2001年被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死刑，12月19日在南京被執行注射死刑。

賭博時間，亦是靈活多變。可以是白天，可以是黑夜；可以是節假日，可以是工作日；可以是八小時以內，可以是八小時以外；可以是日以繼夜，也可以是夜以繼日。

大量嗜賭的中國人把拉斯維加斯變成了一座中國城。到了新年，一大隊包機就把中國的賭徒們從亞洲運到拉斯維加斯。這時人們覺得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錢的，殊不知這些人中，大部份是貪官及與其相關的人。一家餐館的經理說，兩萬美元一頓的年飯，在這裡司空見慣。兩千多美元一磅的鮑魚，一千多美元一磅的燕窩源源不斷地從海外進口。再豪華的賓館飯店，也得圍著咱們中國人轉。比如MGM超級賭場飯店1993年開業，客人從一個巨型的獅子嘴形的門廳進入。這個獅子造型，多年來一直是這家著名公司的象徵，但是，中國人覺得走進獅子嘴不吉利，拒絕進入。公司沒有二話，花幾百萬美元把獅子嘴拆了重新裝修。另外，該賭場的高限額賭區，造型有些像座圖書館。而在漢語中，「書」和「輸」的發音一致，不吉利。怎麼辦？拆掉。

…………

地域廣袤的神州大地，成了賭博業的溫床。

清朝的蒲松齡說過，「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賭；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

賭博在中國的氾濫，嚴重影響了家庭和社會的穩定，敗壞了人倫道德。由賭博引發的家庭悲劇數不勝數。有多少原本和睦的家庭因為賭博而破裂？有多少恩愛的夫妻因賭博而反目成仇？有多少人因賭博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

參賭者往往是「十賭九輸」，賭徒們為籌措賭資，會窮盡各種辦法，甚至不惜以身犯險，走上犯罪道路。近年來，由賭博引發的盜竊、搶劫、鬥毆、詐騙、貪污、行賄受賄、挪用公款，甚至殺人和自殺案件急遽上升，大案要案屢見不鮮，涉案資金動輒數千萬，甚至上億。

據有關機構2003年的一份年度統計報告顯示:中國的賭博活動與賭博犯罪正呈進一步上升趨勢。有關資料顯示，2002年中國的賭博金額高達8，000億元。另據中國公安部統計，每年中國內地通過境外賭博、網絡賭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種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賭博資金超過6.000億元，相當於2003年中國全國福利彩票、體育彩票發行總額的15倍。」

另據國際賭博網站CASINOCITY的一篇新聞稿稱，一位澳門博彩商家對中國地下賭博市場的年營業額的估計是3，625億美元。

中國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賭國」。

毒品吞噬著社會

伴隨著色情和賭博的氾濫，毒品在當今的中國大陸也極度氾濫。黃賭毒成為危害中國社會的同卵三胞胎。

從中國官方每年發佈的禁毒報告來看，中國的吸毒人數逐年上升，1989年公佈的全國吸毒人數有7萬人，1991年上升到14．8萬人，1995年為52萬，1999年為68．1萬，2000年為86萬人，2002年達到100萬人，2003年超過105萬人，2004年則達到114.04萬人，2009年，全國登記在冊吸毒人員133.5萬名，而到2010年底，則攀昇到154.5萬名。這還是有案可查的顯性吸毒人數。按一個顯性吸毒者背後起碼有7個隱性吸毒者來計算，中國吸毒人口將近千萬，接近中國人口總數的千分之一，而且這一數字還連年遞增。

抽樣調查資料顯示，中國吸毒人群的構成如下:吸毒者以青年人主，90%的吸毒者年齡在30歲以下，平均年齡為23-25歲，男性為女性的4-5倍，但近年來女性吸毒人員比例有上升趨勢；個體戶及無業者占70%-85%；文化程度低的占90%以上；濫用的毒品主要是海洛因，其次為鴉片；吸毒的起因占首位的是好奇。

毒品的氾濫，給中國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吸毒者不但毀滅自己，而且禍及家庭，危害社會。

吸毒者往往是一次吸毒，終生戒毒。由於反覆吸毒，吸毒者對毒品會產生生理依賴和精神依賴。毒品不但對吸毒者身體傷害很大，而且吸毒者一旦染上毒癮，就很難戒除，往往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吸毒。長期吸毒會使吸毒者精神萎靡，形銷骨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們的行為特點就是時時圍繞毒品轉，甚至為吸毒而喪失人性。毒品成為他們人生的唯一目的。

專家估算，中國大陸每年吸毒耗資大約在200億人民幣以上。吸毒者的財產總是有限的，而吸毒者對毒品的癮好和慾望卻是無限的。為獲取毒資，吸毒者總是想方設法弄到錢財，去滿足自己的慾望。因而由吸毒引發的社會犯罪層出不窮。據某戒毒所調查【28】，吸毒者中80%以上有過各種違法犯罪行為，諸如盜竊、搶劫、詐騙、貪污受賄、販毒、淫亂、甚至圖財害命；女性吸毒者90%以上有賣淫行為。吸毒者實施上述違法犯罪的主要目的是籌集毒資，但同時也反映出吸毒者心靈極度扭曲，精神極度空虛、苦悶，行為及人際關係極度乖戾。

一旦家庭中出現吸毒者，家庭就面臨破滅的危險。吸毒者在自我毀滅的同時，也在毀壞著家庭，「煙癮一來人似狼，賣兒買女不認娘」。頹廢的吸毒者為買毒品，不惜變賣家產，四處舉債，甚至六親不認，賣兒鬻女，使家庭陷入經濟破產，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境地。因毒而造成的家庭悲劇，在當今社會，數不勝數。

吸毒人數的增多，又刺激走私、販毒犯罪活動的發展。走私、製造、販賣毒品犯罪活動的猖獗，又推動毒品消費市場的擴大，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由毒品造成的社會資源的浪費巨大而驚人。

各種傳染性疾病，如化膿性感染、病毒性肝炎，特別是愛滋病，很多都是通過吸毒傳染。女吸毒者的性亂和賣淫，已成為愛滋病擴散的橋樑和放大器。

黃賭毒在中國的氾濫一發而不可收。黃賭毒氾濫的原因有多種，但其中一個最主要的誘因就是中國人的精神極度空虛造成的。在中國這樣一個信仰缺失而又沒有道德約束的國度裡，人們為尋求精神刺激，為了及時行樂，自甘墮落，沾染黃賭毒也就不足為怪了。

另外，在這些醜惡墮落的社會現象背後都有中共各級官員的影子存在。中共官員們為謀取利益，根本沒有任何底線，他們或是充當保護傘，或是暗中參股，或是真正的幕後大老闆，官商勾結、警匪一家，演繹出了當今中國的各種腐敗亂象。

第五節 民以何食為天！

飲食乃人類生存的第一要素，日常生活中飲食是人們關心的頭等大事之一。故而諺語「民以食為天」，人們耳熟能詳，用以比喻飲食在生命活動中的重要性。

在一個正常社會裏，很少人會對食品安全感到擔憂，因為食品安全是關係到人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攸關的大事，人們在生產加工過程中自然會格外小心謹慎。加上一套完善的食品衛生檢查體系把關，食品安全保障幾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個別的食品污染意外，一經發現，也很容易處理。

防不勝防的有毒食品

在當今的中國，安全的食品卻變成了一種特權。各級中共官員享有特供產品;為準備奧運特別劃出奧運食品生產基地，飼養奧運豬。平民百姓天天都得面對有毒食品，毒大米、毒麵粉、注水肉、地溝油、用死豬肉灌制的香腸、用農藥泡製的火腿、用甲醇泡製的有毒的海鮮水發產品、假冒偽劣的醬油，等等，等等，……。人們只能是無可奈何地哀歎：民以何食為天？

2011年5月26日，有關機構將收繳的假冒偽劣商品進行了一場展覽，現場的展品包括收繳的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假冒偽劣商品，應有盡有，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不乏被繳獲的偽劣食品：地溝油，染色饅頭，瘦肉精，墨汁粉條，用病死的雞肉、豬肉泡在羊尿中製作成口感並無二致的假羊肉片，……。在展會現場，連公安部的高官在介紹「成果」時也不得不承認，當前假冒偽劣商品形勢是無處不假，無貨不假，造假水平甚至達到真假莫辨程度。「假食用油足以亂真!」聽完許多食用油是由地溝油製作的介紹後，一位畫家看著一桶假食用油發出感歎。【29】

吳恆，一名復旦大學的研究生。由於趕寫論文，總是誤了食堂的飯點，於是習慣了叫外賣。而他最愛吃的是學校後門小餐館的鐵板牛肉蓋澆飯。「經濟實惠——不到10元卻有大塊的牛肉。」一個室友不時勸阻他，說這麼便宜的牛肉一定是假的。但吳恆不以為然，他覺得口感和味道都不差。直到他在新浪網上看到了《多地曝用牛肉膏製造假牛肉，多吃致癌》的新聞，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我本以為身為大學生，只要身處校園，飲食上潔身自好，不吃路邊攤、燒烤、麻辣燙，那麼多有毒食品即使存在，也與我無關。但那一刻，這種天真的想法頓時灰飛煙滅，我們被傷害的概率其實比自己想像的要容易發生得多。」

吳恆由此開始關注食品安全事件。通過網絡搜索，他找到一個叫做「安全快報」的資料庫，該資料庫收集了一萬多條與食品相關的新聞報導，其中約六千條與有毒食品相關。在看了這些報導後，他才發現，食品安全事件爆發的地點和頻率是驚人的。

受此事件的激發，由吳恆領銜，同時在幾十位網友的共同努力下，查閱了數萬條關於有毒食品的報導，從中提煉，完成了中國有毒食品維基百科的雛形。

在金錢利益的驅動下，中國假冒偽劣現象氾濫成災。如果以次充優，侵犯版權還只是投機取巧，非法牟利的犯罪行為，那麼公開製作有毒食品，假藥產品就是喪盡天良，傷天害理的在謀財害命了。不幸的是，現在的國人幾乎生活在有毒食品，假醫假藥的包圍圈中。即使是國家認證的「優質產品」也不例外。這些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大公害，人們正在吞噬這一人類道德崩潰造下的惡果，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2008年中國毒奶粉事件是一起震驚中外的食品安全事件。起因是新西蘭方面發現與中方的合資公司三鹿生產的奶粉含三聚氰胺後，立刻和中國方面交涉，要求三鹿公司公開收回有毒奶粉，但一直遭到拒絕。最後新西蘭總理親自出面與中國交涉，表示如果中共再有意隱瞞，新西蘭將單方面公佈。事件公開後，很多食用三鹿集團生產的奶粉的嬰兒被發現患有腎結石，元凶就是奶粉中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有些小孩因嚴重腎結石導致腎功能衰竭死亡，有些人要終生伴隨腎結石及其可能帶來的併發症。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公佈對國內乳製品廠家生產的嬰兒奶粉的三聚氰胺檢驗報告後，事情迅速惡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聖元及雅士利在內的多個廠家的奶粉都檢出三聚氰胺。

原來，在牛奶中摻入三聚氰胺是該行業的一項潛規則。目的是為了增加檢測過程中的氮（蛋白質）含量。畢竟，三聚氰胺要比原奶成本低得多。

由於三鹿毒奶粉事件影響大，範圍廣，加上三鹿奶粉屬於國家授予免檢的名牌產品，因此引起廣泛關注。從而進一步揭開了中國有毒食品氾濫的瘡疤。其實，早在2005年４月安徽阜陽等地就發生了偽劣奶粉使無數兒童營養不良、出現大頭等生長畸形甚至喪命的事件。中共政府機構還專門成立聯合調查組，對全國奶粉市場進行過清理、整頓，宣稱真正的「三鹿」牌奶粉全部合格。只是調查歸調查，摻毒歸摻毒，只要沒被發現，毒物照摻不誤。

繼毒奶粉之後，中國人並未結束吃有毒食品的命運，毒豇豆、毒大米、毒龍蝦、毒黃瓜等毒物也紛至沓來。有人將中國有毒食品編成有毒食品大全，其中共收錄中國最常見的有毒食品五十五種。如高致癌毒大米（陳化糧、民工糧），以及用這類大米加工制做出的其他食品；毛髮水勾兌出的毒醬油；敵敵畏泡金華火腿；用豬大糞浸泡製作臭豆腐；用礦物油加工製作的毒瓜子；太倉肉鬆的原料使用了死豬肉、母豬肉，用雙氧水漂白母豬肉；在下水道淘出的「潲水油」（「地溝油」）。看後令人作嘔，感慨萬千，人心的敗壞何以能達到如此地步！

近年來，「地溝油」，「瘦肉精」不斷浮出水面。雖然製作「地溝油」，「瘦肉精」的黑窩點不斷被搗毀，新的仍然層出不窮。

地溝油是人們在生活中對於各類劣質油的通稱。一網友實拍了他家鄉的地溝油「生產基地」，照片登在《環球網》論壇上，「真讓人大開眼了，開到噁心想吐，開到深惡痛絕！地溝油的「原料」來源有兩條：一是下水道；二是直接從飯店餐館收集餐飲垃圾去提煉地溝油，這個得跟飯店有關係，才能搭得上線，少不了些打點」。這些經過提煉的地溝油轉了一圈，又回到全國各地大小餐館的餐桌上，只是其中增加了許多看不見的毒素與致癌物。

瘦肉精的使用更為普遍，一個專事豬肉中「瘦肉精」殘留檢測的科研單位介紹，所在城市裡，根本就取不到任何人的陰性尿樣，無論是直接從屠宰廠裡取樣，還是去肉菜市場買豬肉檢測，其結果陽性指標都高得嚇人

因此，在中國食品行業出現了一個怪現象，產品的製作者不吃自己生產的產品：不吃自己養出的豬肉，因為含有太多的瘦肉精；不吃自己種出的菜，因為用了太多的禁用農藥；不吃自己做加工的泡菜，因為太髒，還含有緻癌的防腐劑；……。一則上海查封染色饅頭的報導披露，問題饅頭的製作者面對記者採訪時說：「打死我都不會吃，餓死我都不會吃。」

難怪面對氾濫的有毒食品，各級官員為了自我保護，利用各種權力和條件生產綠色無毒的特供食品，供自己和自己家人享受，當今特供食品已經成為了特權階層的專用標誌食品。特供食品原僅在中央小範圍實行，現在已逐步擴大到中央各部門、省市，有些縣鄉都開始搞特供。

甚囂塵土的假醫假藥

與比比皆是的有毒食品相比，假醫假藥毫不遜色，遍佈中華大地。據報導，2005年僅查處的假冒偽劣藥品案件就有7.8萬多件。

南方週末報導，2011年11月17日，公安部統一指揮29省份警方發起一場打擊假藥的「戰役」。警方發現，假藥遍及全國，涉及幾乎所有藥品種類，流入藥店甚至個別地方的醫院診所；制假者在制假的各個環節，都有正規企業提供服務——「打擊了才知道假藥原來這麼多。」

假醫假藥的甚行更是導致了不計其數的嚴重後果，奪去了無數鮮活的生命。

2006年4月29日和30日兩天，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傳染病科連續發生了群體重症肝炎病人突然出現急性腎功能衰竭症狀，5人救治無效死亡。通過排查檢驗，這些病人使用了齊齊哈爾第二製藥有限公司生產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其中含有不明成分雜質，為假藥。進一步調查發現用於生產亮菌甲素注射液的藥用輔料丙二醇是假冒的丙二醇。【39】

齊二藥事件之後不久，又發生了一起更嚴重的欣弗假藥致死事件。2006年7月24日，青海西寧部份患者使用安徽華源公司生產的抗菌素「欣弗」（克林黴素）後，出現胸悶、心悸、心慌等臨床症狀。2006年7月27日，哈爾濱六歲女童劉思辰因靜脈點滴克林黴素不幸死亡。欣弗影響範圍更廣，全國有16省區共報告欣弗不良反應病例93例；死亡11人。原因又是藥品生產商生產了不合格藥品。

2007年3月至12月間，南通銷售假人血白蛋白，人用狂犬病疫苗，導致多人死傷。

2010年03月31日，常州爆出疫苗造假大案。當地著名疫苗生產商江蘇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國家藥監局查實在疫苗生產過程中長期故意造假，導致大量問題疫苗流向市場，受害者最少超過100萬人。

假藥的肆虐，不僅涉及流通銷售環節的黑心藥商，同時，一些藥廠為了牟取暴利，直接賄賂藥監局的高官，降低審批藥品標準，擾亂新藥市場，導致假藥橫行。2007年前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被處以極刑。鄭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擔任國家藥監局局長等職務期間，審批八家藥廠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過程中，直接或者透過妻子和兒子，受賄649萬多元人民幣。2001年到2003年，擅自降低審批藥品標準，其後被揭發部份藥廠虛報藥品資料，其中六種是假藥。上述齊二藥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和欣弗注射液事件都發生在鄭筱萸任上。

有毒假貨輸向全世界

中國假貨毒物的蔓延，不僅毒害國人，一些無良商人已經把假冒偽劣的看家本領輸向世界各地。

2005年11月，歐盟在布魯塞爾總部發表25國海關聯合聲明，指出在當年5月份進行的針對中國偽造商品大規模檢查中，總共有500噸來自中國的偽造商品遭到攔截。據歐盟公佈的消息稱：在歐盟內部流通的假冒商品中有70％來自中國。【4

1997年，海地發生食物中毒事件，88名兒童死亡，事故追蹤到中國大連的一家公司，中國政府一再阻擾外國人士前往調查，一年後則宣佈，那家公司已經搬走，記錄已被銷毀。

2007年5月初，中美洲島國巴拿馬，發生一起大規模中毒事件，365人死亡。經調查，是中國奸商將有毒的工業用溶劑二甘醇冒充藥用糖漿，出口到巴拿馬，巴拿馬政府人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這些有毒溶劑攙進了26萬瓶感冒藥，以至於發生了災難性後果。【45】

2007年，在美國發生大規模寵物中毒事件，八千多隻貓、狗等寵物先後中毒死亡，肇因就是從中國進口的寵物食品中，含有緻命的三聚氰胺。

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FDA發現自2007年1月起的一段時間，連續接到62起因使用不同公司的肝素產品引起過敏反應進而致死的報告。經檢測發現病人使用的抗凝血藥物肝素存在問題，其中摻入了硫酸軟骨素的磺化產品多硫酸軟骨素，受污染的肝素只牽扯到來自中國的供應。硫酸軟骨素是一種膳食營養補充品，通常從動物軟骨提取。多硫酸軟骨素在化學結構上與肝素的活性成分相似，據FDA的官員稱，多硫酸軟骨素的生產成本更低。

FDA藥物中心主任珍妮特•伍德考克(JanetWoodcock)表示，看上去這種物質經過了刻意的處理，加入了較多的硫酸。此種化合物既不會在自然條件下生成，也不是直接來自豬的身體組織。

學術專家指出，至少要有基本的化工製造設備才能進行此類硫化處理。協助調查的北卡羅來納大學副教授劉建（譯音，JianLiu）表示，經硫化後的硫酸軟骨素在化學結構上與肝素更相似，並以相似的方式凝聚在一起，用一般的檢驗方法無法辨別出來。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局長艾森巴赫(Andrew von Eschenbach)表示這是一起顯然出於經濟目的的假冒偽劣案件。

第六節 哪裏還有淨土？教育學術領域成重災區

中共治下的中國已是腐敗不堪，這種腐敗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涉及到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各個領域。一向被視為人類社會淨土的教育系統也未能倖免，在社會整體腐敗的大環境下，教育系統的腐敗也淪落到了令人可怕的境地。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的健康發展，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承傳、人倫教化與道德提升的關鍵。中華民族是禮儀之邦，向來重視教育，歷史上湧現出無數燦若群星的先賢大哲，各自為中華文明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可是反觀中共統治下的六十年，除了那些歌功頌德的馬屁文人，出現過幾個「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文化巨匠？由於中共對道德的踐踏和教育的摧毀，使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國度，禮樂崩壞，腐敗遍地，中國的教育也出現了觸目驚心的亂象和危機。學術造假、論文剽竊、買賣文憑、貪污受賄、考試舞弊、師德敗壞、權錢交易等腐敗形式五花八門、層出不窮。教育腐敗涉及的內容廣泛而複雜，難以盡述，下面僅從七個方面闡述教育的問題。

一．教育淪為賺錢工具

教育系統道德敗壞，就廣度而言，影響最大的莫過於非法亂收費問題。教育本是一項公益化的事業，目的在於教書育人。可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教育實行市場化、產業化以來，在利益的驅動下，學校亂收費氾濫，教育系統一躍成為十大暴利行業之一。學校本應是傳播知識、培育道德的人間淨土，是個遠離銅臭的神聖之地。而今許多學校卻蛻變成創收盈利的企業，成為「不冒煙的工廠」。學生和家長不得不面對名目繁多的各種亂攤派、亂集資、亂收費，諸如甚麼擇校費、補習費、贊助費、複習費、集資費、搭車費、試卷費、捐助費、危房改造費，等等等等，明目繁雜。學校為創收賺錢，可謂挖空心思，巧立名目。而另一方面，那些地處偏遠和貧窮落後地區的中小學校，政府寧肯把錢用來修建豪華辦公大樓，卻不肯把錢投入教育，致使學校校舍簡陋，危房林立；教育設施差，教師工資難以餬口；學生家境貧寒，無力承擔學習費用，致使許多學生不得不中途輟學，流向社會，過早的從事與其年齡不相稱的繁重工作。

二．教育官員貪污腐敗

同社會上的其它腐敗一樣，近年來一向被視為「清水衙門」的教育領域，也逐漸成為職務犯罪高發區。據江蘇省南通市紀檢監察機關統計，該市從2007-2000年的三年間，共查辦教育系統中小學校長違紀違法案件85件，涉案金額計3，000餘萬元。2009年8月26日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的蘭州市西北中學原校長胡萬賢私分「小金庫」、收受「好處費」腐敗窩案，檢察機關查明其涉嫌貪污、受賄金額竟高達190多萬元。中共央視教育頻道也發過專版，談及「貪污受賄包情婦，中小學校長趨利致教育腐敗」的話題，詳述了中小學校長腐敗六大案例，其斂財手段和貪腐程度發人深思。

2010年5月10日廣東省檢察院公佈了2009年十大「典型案件」，其中一例便是英德市教育局原局長賴來新受賄案。2001年至2008年，賴來新先後共計受賄66.5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當然，與那些貪污受賄金額動輒上億的貪官相比，賴來新受賄金額不大，相對還算「清廉」。然而此案的看點不在這裡，而是賴案一發，竟然牽扯出英德市涉嫌收受「勞務費」的98名中小學校長，他們聞風而動，紛紛自首，成了這十大「典型案件」中位列第二的案例，因而轟動一時。

不只是中小學校長涉嫌貪腐，大學校長更不甘其後，貪腐金額更高。原武漢理工大學副校長李海嬰貪污、挪用、受賄1，400餘萬元，被判無期。原武漢大學常務副校長陳昭方和常務副書記龍小樂因收受巨額賄賂分別被判12年和10年有期徒刑。

三．考試和招生舞弊

體現教育公平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通過考試選拔人才，評定優劣。然而，在當今的中國大陸，考試作弊已是司空見慣，見怪不怪了。小到課程測驗，大到升學考試和各類專業資格考試，無不有作弊者存在。而且這些年來，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洩題、僱用「槍手」、考場作弊之類的傳聞不絕於耳，各類作弊案件層出不窮，作弊手段也花樣翻新，作弊工具也日益呈現出高科技化。

2004年5月，中共教育部就通報了四起重大考試舞弊事件。這四起案件分別是：（1）武漢大學研究生鄒某利用網絡發佈出售2004年全國研究生考試題和答案的虛假信息，從中獲利14，000元，並涉嫌詐騙。（2）黑龍江牡丹江林管局考區在2003年全國成人高校招生考試期間利用通訊工具嚴重作弊事件。涉案考生18人，其中有3名考生還毆打監考老師。（3）重慶市西南農業大學教師孔某等倒賣2003年全國大學四級英語考試試題和答案案件。孔利用監考便利，組織倒賣試題答案。涉案的還有西南農業大學、四川外語學院、四川美術學院的學生6人和重慶匯龍達公司員工1人。（4）倒賣2003年全國大學四級英語考試試題案件，犯罪人劉某、曹某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務處教務科副科長史曉龍等被抓獲。

2011年1月15日的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吉林省四平市的一處考點，又有19名考生考試作弊被抓獲，其中7名考生利用高科技通訊工具作弊，11人抄襲，1人替考。而且在考前，四平市就有人聲稱可以幫助考生作弊、保證通過錄取分數線。2012年，考研英語再度洩題。

一場場考試，尤其是全國性統一考試，往往關乎許多人的前途命運。然而眾多舞弊者的存在，使考試的公平性大打折扣，怎能不令那些寒窗苦讀的學子失望寒心。

考試舞弊，招生亦舞弊，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教育的一大怪圈。利用招生進行舞弊的案件不勝枚舉。

如2002年原浙江大學某副校長利用職權將一老闆子女以體育特長生名義特招升讀浙大，並收取酬金，後被判刑。2003年，中央美院附中校長金甲鎮、副校長石良和教務部主任柯肇晴涉嫌非法招生並侵吞145萬，被檢方以受賄罪、貪污罪、招收學生徇私舞弊罪名提起訴訟。2004年北航在廣西招生涉嫌向擬擴招的學生索取巨款被曝光，引起轟動。北師大藝術學院舞蹈系原係主任於某，在2004至2005兩年間，因收取2名考生家長好處費，並在專業課考試中給予考生幫助，事發後被判刑五年。2009年中國科大校長侯建國的兒子侯致遠以低於科大錄取線57分的情況下被科大違規錄取，但並未獲究。另有邵陽市邵東縣學生羅彩霞被當地公安局政委的女兒王佳俊冒名頂替上大學，五年之後才被發現。

這樣的例子太多，俯拾皆是，數不勝數。而每一起招生舞弊案的背後，都有權力和金錢的影子。中國的教育已經淪落不堪。

四．剽竊抄襲和學術造假

高校、科研機構在人們的心目中本是一座聖潔的「象牙塔」，學者作為知識份子、社會良心的代言人，本應有較高的行為操守和人格魅力，然而在金錢及各種利益的誘惑下，一些學者喪失人格，不顧道德底線，瘋狂剽竊和抄襲他人學術成果，或偽造實驗數據和實驗結果，為這座本應聖潔的「象牙塔」蒙上了陰影。茲舉幾例以示說明。

2008年8月復旦大學校長助理、復旦大學招生辦主任、上海市針灸經絡研究中心主任丁光宏教授及其博士後田舜蓮於2008年8月發表在LifeSciences雜誌上的文章，經查是由田舜蓮將實驗室共享且尚未發表的研究技術及其成果佔為己有，並添上自己造假的數據和大段抄襲他人的論文，在短短4個月中，將一篇需要1-2年才能完成的論文造出來了，還以此獲得評優和得獎。原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助理、教授劉輝將冒用別人發表的文章，被揭露後，清華大學撤銷劉的教授頭銜，並解除與劉輝的聘任合同。浙江大學中醫學院博士後賀海波，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一系列學術論文，因涉嫌數據造假、一稿多投等學術不端行為而被撤銷，並牽扯到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學藥學院院長李連達及其課題組的主要成員。另有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楊傑學歷造假和在資金申請中冒用他人論文；河海大學劉漢龍教授剽竊他人學術成果並用此成果多次報獎。天津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沈履剽竊他人學術成果、侵佔他人著作權，後來不得不登報導歉。

一則華南虎造假使得事件主人翁——陝西農民周正龍躋身科學造假的「殿堂」，其「坦然自若」的造假成為當年中國學術造假的頭條新（丑）聞，「蜚聲」世界。2007年10月12日，陝西省林業廳宣佈陝西發現華南虎，並公佈了據稱為陝西安康市鎮坪縣城關鎮文采村村民周正龍2007年10月3日拍攝到的華南虎照片。鎮坪縣也在街頭豎起了巨幅廣告牌：「游自然國心、聞華南虎嘯、品鎮坪臘肉」。但這一轟動性的消息隨即引來廣大網友質疑，指可能是周用紙老虎造假。此後，許多學者發表意見，從科學角度質疑相片的真實性。面對眾多的質疑聲，陝西省林業廳始終堅持虎是存在的。事件直至2008年11月17日，陝西省安康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周正龍案進行公開開庭審理。判決被告人周正龍犯詐騙罪和非法持有彈藥罪，有期徒刑兩年零六個月，緩刑考驗期三年，並處罰金2，000元。此事件為中國社會貢獻了一個現代新語彙「正龍拍虎」，意即某人或某集團為利益所驅動而做假，被揭穿後還抵死不認。

上海交通大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教授發明的「漢芯一號」造假事件，因涉及剽竊美國摩托羅拉公司產品，影響惡劣，而最具轟動效應。2002年8月，陳進從美國買來10片MOTO-freescale的56800芯片，找來幾個民工將芯片表面的MOTO等字樣全部用砂紙磨掉，然後找浦東的一家公司將表面光滑的芯片打上「漢芯一號」字樣，並加上漢芯的LOGO，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漢芯一號」「誕生」了。藉助「漢芯一號」，陳進又申請了數十個科研項目，騙取了高達上億元的科研基金，以及數不清的榮譽及頭銜。原本該給國人帶來自豪感的「漢芯一號」，最後原是一起讓人瞠目結舌的重大科研造假事件。【50】

最新媒體數據顯示的中國科技人員發表的期刊論文數量，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實際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生產出來的。所以這些科研論文數量佔了「第一」，而平均引用率卻排在了世界100名開外。這其中有多少是真正的原創成果，有多少是剽竊之作，有多少是貨真價實的開創性研究，又有多少是偽造之作，恐怕值得人們深究。

五．權、錢、學結合與文憑氾濫

在當今甚麼都能造假的中國，造個假文憑簡直太小兒科了，據估計社會上的假文憑幾率高達5-10%。只要肯出錢，甚麼文憑都能在街頭買來，造假技術一流，真假難辨。

即便在真文憑中，也有很多是違規發放，或者是權學結合、錢學結合的產物。

如原廣東省高教廳成人教育處副處長周之行，利用分管全省高等成人教育電視大學招生辦證工作的機會違法批准發放了近萬個電大文憑，在此過程中索賄受賄共計人民幣56萬元，貪污162萬元，此案還涉及廣東省15個縣市的電大違規辦學。

另有政府部門官員和企業管理層，打著培養人才，提高幹部素質的幌子，或明或暗地與具有文憑頒發資格的學校及科研單位進行文憑與學位買賣的勾當。這些人課可以不上，試可以不考，論文有人代寫，學費公家報銷，轉瞬就可拿到學校和考研機構頒發的貨真價實的文憑和學位。而學校和科研機構在政策、資金、項目申請等方面也能得到受惠官員格外的照顧。在利益的驅動下，雙方各取所需，親密合作。

由於現在許多科研單位和政府部門的官員要取得學位或陞遷與晉職，需要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的硬件要求，於是專門代寫論文的「槍手」公司在社會上應運而生，可以代寫本、專科畢業論文，碩士論文，博士論文，職稱論文及其它各種論文。只要價錢出得合適，就可以拿到高水準的專業論文。該市場行情，一路看漲。

六．師質下降，師德墮落

教師作為教育者，是淨化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承擔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教師本應該為人師表。如今許許多多的教師在一切向錢看的大環境下，首先想到的不是安於教好課、教好學生，而是想著怎樣鑽營。

2004年南京師範大學爆出校方利用女生討好上級領導。教育部高官來南京師範大學視察，校方強迫舞蹈編導專業班10名女生停課陪領導跳舞，官員們的粗俗表現讓女生倍感尷尬，陪舞後女生多逃離現場。事情發生後，在南師大校園平地湧起軒然大波。一位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將這種現象簡單概括為社會和官場中庸俗社交活動方式在高校的蔓延！「高校的各級管理者目的只有一個，取悅與學校發展關係密切的上級部門官員。」

不但如此，本是教書育人的學校還頻頻出現禽獸教師，駭人聽聞。有的學生遭到強姦懷孕，有的被強姦並包為二奶，有的老師強姦未成把學生殺害了，有的甚至對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受害者最小僅10歲。情形之惡劣，範圍之廣泛，聞所未聞。最令人心憂的是，經過江澤民的統治，這些事例還不是一時一地的個別現象，早已發展成為中國教育界的一道醜陋的「風景線」。

七．教育淪為政治迫害的工具

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之後，教育界被全面推到了迫害無辜、滅絕良知的這場空前的民族災難中。各級教育部門要求對法輪功進行大批判，強迫教師學生觀看誹謗、攻擊法輪功的電影，更有無數在大大小小的班會、校會上無端聲討的，煽動對法輪功的仇恨，並大搞「文革」式的人人表態過關。

2001年2月1日，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組織開展攻擊法輪功的簽名活動，在全國教育系統首推「百萬簽名」，以此來毒害數以億計的未成年學生。有的學生不簽名，班主任連拉帶拽，威逼利誘，逼迫學生簽名。《新生網》2001年5月5日報導，成都中醫藥大學發出通知，強制每個學生在反法輪功的橫幅上簽名，否則將開除學籍。

誣陷攻擊法輪功的內容被編進中小學教材及各級考題，甚至進入高考和研究生的試題中。

教育系統對不放棄法輪功修煉的師生進行迫害。教師被開除，學生被學校除名、不能升學、畢業，把他們強制送入勞教所、精神病院和「洗腦班」，甚至被迫害致死。自1999年，僅清華大學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師、博士、碩士、大學生被非法關押，開除公職、學業，或直接送入勞教所。在教育系統中，為外界所知的就有72名教職員工和在校學生被迫害致死，年紀最輕的是只有17歲的佳木斯市樹人中學學生陳英，年紀最大的是68歲的哈爾濱市管理學院教授周景森。

以上所述只不過是中國教育腐敗的冰山一角。事實上，中國教育的道德敗壞程度遠比想像的要複雜的多，中國的教育已是亂象叢生，危機四伏。某種程度上講，教育的腐敗比社會上的其它腐敗更可怕，因為它毀掉的不僅是個體的人，而是毀掉了人心中善念和良知，毀壞的是一個民族文明和道德賴以承傳的根本。當教育徹底失去教化人的社會功能時，這個民族的命運將走向何方？這種體制教育出來的人，又怎麼可能撐起中國的明天，給中國的未來帶來希望？

《真實的江澤民》第八章（下）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道德崩潰後的社會亂象（下）

第七節 「白衣天使」今安在？

古往今來，一提起醫生，就讓人心生敬意。人們把醫生稱作白衣天使——奉上帝的差遣來到人間治病救人的天使，是因為醫生承負救死扶傷的職責，具備純潔、善良、富有愛心的高尚美德，對待病人無論身份貴賤，一視同仁，童叟無欺。病人在醫生面前，就像在救命恩人跟前，把恢復健康，起死回生的希望都寄托在醫生身上。醫生與病患之間就像一家人一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融洽的醫患關係不僅有利於醫生對病情的準確掌握，對症下藥，同時，良好的互信氛圍會給病人增添莫大的安全感，有利於疾病的康復。

然而，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中國的醫療體系和社會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徹底摧毀了醫患之間的互信。現在在中國談起醫患關係，就好似在商場裡談買賣，醫院成了企業單位，以盈利作為主要目標，病人是醫院和醫生掙錢的客戶與財源。在一個社會道德大滑坡，一切向錢看的大背景下，醫院和醫生如何利用自身的職能和權力從病人身上搾取額外經濟利益的各種不道德的手段就應運而生了——醫務人員違背良心開大處方、高價藥、濫檢查，巧立名目亂收費，索要紅包，不交錢就停藥，甚至於「見死不救」……。總之，病人在很多情況下成了被「宰割」的對象。反過來，病人覺得花了錢，就得把我的病治好，出了問題，找醫院醫生算賬。醫生不再是「天使」，醫患之間實質上也成了商品經濟裡的一種買賣關係了。

無論是從媒體報導，還是網民在互聯網上的討論，醫德都成了一個被廣泛關注的熱門話題。

小感冒治出大價錢

過去，治療一個小感冒，如果沒有特殊併發症，最多吃上幾片退熱鎮痛的「感冒藥」，花不了幾毛錢，熬幾天就過去了。現在去醫院，弄不好要作一大堆檢查，然後抱回一大堆價格昂貴的「特效」藥，醫藥費少則幾十，幾百，甚至上千，上萬。

2007年3月31日，福州一位記者就有親身體驗：記者因全身酸痛發熱、渾身無力先後在福州市兩家大型三甲醫院就診，結果兩家醫院開出的費用相差160多倍。

記者在第一家醫院就診，醫生詳細詢問病情後開出0.57元的藥方，隨後建議，「根據針劑注射後的效果情況觀察，看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治療。」在記者之前的一名患者，經過一番檢查後，醫生建議其不需用藥，僅用鹽水漱口兩個月即可達到治病效果。記者覺得難以置信（社會環境已造成這種奇怪心理），擔心藥品太便宜效果未必好，更擔心深夜病情加重難找醫生，於是又到了第二家醫院看診。值班醫生詢問病情後，建議記者去做血液和尿液檢查，費用約37元。檢查結果出來後，醫生說沒有甚麼大問題。隨後，醫生給記者開了一堆藥，加上檢查共計96.19元。好在記者思量再三，選擇使用了第一家醫院的治療方案，才沒有花冤枉錢。

成都的一位大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一個小感冒卻做了78項檢查花了1.7萬元。2007年2月6日，70歲的成都市民唐大爺由於感冒造成肺部感染，到住家附近的成都363醫院就診，第二天卻做了78項檢查！更讓人納悶的是，僅是檢查胸腹部就做了核磁共振、CT及彩超三種不同門類的檢查。核磁共振結果懷疑其肝臟部位有個2.5cm×4cm×2.5cm的病變腫瘤，CT和彩超卻表明同一部位毫無異樣。檢查沒少做，病情卻反反覆覆不見好轉。拖了31天後，唐大爺終於出院了，但收費單高達17039.12元。

這裡說的還是小感冒，遇上大病大難，冤枉花的醫藥費恐怕就得看落到誰手上了，搞不好得花上天文數字，最後還是人財兩空。

病人如何被宰割

一位年輕醫生在他的個人博客裡披露了醫生如何宰割病人的「驚天秘密：患者到死都不明白的事」：

2009年，我從天津醫科大學腫瘤專業研究生畢業後，幸運地成為山東省某三甲醫院腫瘤科的醫生。

工作第一天，我穿上白大褂，和主任一起查房。查房一上午，共有40多個癌症病人，他們病情各不大相同，相同的是，對我們的話都言聽計從。

第二天上午，我接診了一個肝癌晚期的老人。看他的影像片子，癌細胞已經全身轉移，沒有治療價值了。再說，從老人的穿著來看，家境並不太好，更沒有必要白花錢了。出於好心，我把老人的女兒叫到辦公室，建議她放棄治療。老人的女兒放聲大哭，傷心地把老人帶走了。不料，一個星期之後，我意外地發現老人竟然被收住院了！護士長告訴我老人回家後不甘心「等死」，把自己的房子賣了30萬，又掛了腫瘤科的一個專家號求治，當即就被專家收住院了。護士長還悄悄告訴我：老人還在病房裡說你醫德不行，自己沒本事治他的病，就讓他回家等死！

2009年11月底，我們腫瘤科發獎金時，平均一個人才2000多元！主任關上門給我們開了個秘密會議：「咱們醫院實行的是績效考核，收人減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獎金。」他故意頓了頓，說：「不需要我多解釋了吧？你們用幾元錢的便宜藥，那是你們的自由，不過，你不能把自己當成菩薩下凡，讓大家陪你喝西北風」主任的話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齊刷刷地投向我，我臉上立即火辣辣的……

這件事沒過幾天，病房就住進一個患前列腺癌的離休幹部，癌細胞也已經轉移腹腔了。有了前面的教訓，我試探性地找他的妻子談話：「我建議用相對好一點的藥物，因為這樣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存質量……」我的話音未落，他的妻子就雞啄米似點頭：「甚麼藥好就用甚麼藥，我捨得給我們家老張花錢！」有了這句話，我放開了手腳，甚麼藥貴上甚麼藥。最後，老人在病房裡住了兩個月，共花費了40萬元，最終還是死了。

2010年7月，我接診了一個早期肺癌病人，覺得有手術指征，就介紹給了胸外科一個醫生。沒想到，病人手術之後，胸外科醫生專門請我吃了頓飯，並給了我一個500元的紅包。我不要，他卻說：「這是你應該得的。以後我那邊有要做化療的病人，也『介紹』給你。我們倆長期合作！」然後，他還以過來人的身份「教育」我：「你是剛畢業不久的學生，現在摸清楚腫瘤科的工作流程沒有？簡單來說就是這樣：來個癌症病人，先介紹到外科給他們做手術，讓外科把手術的錢賺到了，再把病人轉到化療科化療，然後再轉到放療科放療，等著這些科室的錢都賺到了，再把病人扔到中醫科喝中藥。」

接下來的一件事，讓我終於驗證了這位外科醫生的話。有一個胃癌晚期病人，癌細胞已經腹膜轉移，可還是被轉到普外科做了手術。術後又轉到腫瘤科化療，放療科放療，中藥科喝中藥，如此折騰3個月，病人就死了。我曾偷偷調出病人的影像資料，一看就發現沒有手術指征。

紅包的訣竅

在醫院的公告欄裡，有一條醒目而明確的規定，堅決杜絕醫護人員收受紅包現象。這種規定無疑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習慣了反著看的中國人，很多看了之後得到「啟發」，到了醫院就考慮怎樣打點的問題了。

過去，有些病人出於對醫生的感激，在病癒後給醫生送錦旗，或一點禮物表示心意，一般局限在社會上可接受的風俗習慣範疇內。當今的社會，這種感激已經完全變了味。紅包成了醫生正常收入以外發財致富的重要來源，甚至向患者索要紅包，醫生收紅包已經成為醫院裡的一種「潛規則」。有中共媒體新華社報導為證，上海市衛生局統計2011年上海市458家公立醫療機構拒收「紅包」555人次，上交金額619.74萬元。以前有多少或沒上交的就不得而知了。

有記者對患者送紅包作過一番調查研究，發現在省城部份大、中、小醫院的病房，在手術患者中，大約70％的患者和家屬都說曾給醫生送過紅包。紅包的多少往往根據醫院等級、手術大小、患者經濟情況而綜合決定。據醫院知情者透露，一般小醫院主刀大夫給300元，最多不超過500元，麻醉師的紅包價是200元，手術助手也得給「意思意思」。大醫院的紅包價較高，一般主刀大夫是800到1000元，麻醉師、手術助手、術後監護室護士也要打點。但有的手術難度大、風險高，或患者家屬很有經濟實力，紅包的價就抬高了。在一家省級大醫院，記者聽到了採訪以來最高的紅包價格——一位患者講述，隔壁病房來省城為母親做子宮切除手術的某縣領導，給主刀大夫的紅包是1萬元，所有參與治療的醫護人員多少不等都有份，光紅包就送了5萬元。

見死而不救

中共口口聲聲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可是除了要堅持共產黨領導這一核心「優越性」以外，社會主義的其它「優越性」都可以免掉。九十年代的所謂醫改就是中共把「公費醫療」這個「大包袱」扔給了百姓。

到了醫院，醫院和醫生也認錢不認人，不交錢不治療，甚至於見死而不救。

據2011年8月7日《楚天都市報》報導，剛滿20歲的小曾是仙桃人，幾個月前開始在首義園一家飯館打工。5日晚洗盤子時，小曾右手的大拇指和無名指不慎被摔破的盤子割傷。由於傷口較深，血流不止，廚房一起工作的工友立即將他送往離飯館一街之隔的武漢市第三醫院。當他走出手術室時，聽到現場有醫護人員說：「要麼交錢，要麼拆線！」得知錢不夠，小曾默默舉起了石膏還未乾透的右手，等著醫生把石膏和線拆除。拆線的時候，沒有用麻藥，小曾疼得咬牙咧嘴，沒有吱聲。

2004年8月的一天，廣東省湛江市廣東醫學院附屬醫院。傷者陳小強在被他人殺傷後送到該醫院急診室，陳當時告知護士，其被他人用刀刺傷，必須馬上急救。但值班醫務人員強調要去掛號、交錢才能搶救。醫生在此過程中並未馬上採取應急措施，而是讓其傷口繼續流血。從傷者23時38分送到醫院急診室，至次日凌晨0時45分死亡，足足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醫生未對傷者進行搶救，最終導致了陳的死亡。

這兩則事件見報後，都引起過社會的巨大反響和對醫德問題的討論。不要以為是偶然個別現象，如果沒有一定的普遍性，討論會局限在對個人的譴責，而不會產生全社會對醫德問題痛心疾首的共鳴了。只要網上搜索一下「醫院見死不救」的內容，相關的內容就有一籮筐，可見醫院見死不救現象是多麼的普遍。

何止如此，媒體披露出來還有更令人髮指的醫生為了賺錢而喪盡道德良知的事例。

貴州省黔西南州興義市的流浪漢「老大」被當地人形容為善良、好心。2009年的一天35歲的「老大」突然從邋遢變得光鮮，剃光了頭髮也刮乾淨了鬍子。但沒想到這竟然是死神降臨的前兆，「好心人」帶「老大」到醫院去抽血做了配型。他再次出現，是大約一個星期之後，警察拿著一張照片在同心路上挨家挨戶訪問。照片上是一具屍體，臉嚴重浮腫變形，眼睛成了一條縫。居民們根據顯眼的光頭才認出是「老大」。「老大」的屍體在一個水庫中被漁民無意間撈出，只剩一個空空的軀殼，全身可用的器官不知所終。據報導，廣州的中山大學第三附屬醫院有醫生前往貴州，與當地器官販子接觸，摘取了流浪漢「老大」的器官。

所以，人們在搜尋國人的道德良知時，怎能不長長的哀歎「白衣天使」今安在？

第八節 誠信成了稀缺的寶物

「明禮誠信」是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美德之一。誠信一直被視為立身之本，是人際交往的首要準則。孔子曾說過「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季布一諾」、「立木取信」、「割須代袍」的故事，國人耳熟能詳，熏陶了我們幾千年。的確，明禮是人的外在行為表現，而誠信則是人的內心狀態。「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誠於內而禮於外，明禮，只有表現了人內心的誠信本質，才不會流於虛偽的形式；誠信，只有通過明禮的外在形式，才能最恰當地表現出來。

人際信用最差的時代

現在誠信成了當前中國最希缺的寶物。據報導，誠信危機位居腐敗之後成為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大因素，誠信危機導致社會經濟運行成本增加15%，導致社會上的人際關係日趨緊張。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中國）社會誠信狀況不但越來越差，有些方面甚至極其糟糕，這已經成為中國一個顯著的社會問題。」為瞭解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狀況，《瞭望》新聞週刊聯合國內專業調查研究機構——新生代市場監測機構，於2011年2月11日至2月14日，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成都等5個大中城市展開了民意調查。本次調查數據顯示，被訪者對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狀況總體評價較低，僅有4.8%的被訪者評價「好」，48.7%評價「一般」，接近半數的46.6%被訪者認為社會誠信狀況「差」，甚至「很差」。在政府誠信缺失方面，主要體現在政策多變、不守承諾、隨意性大、暗箱操作、弄虛作假、欺上瞞下、虛報成績，等等。在企業誠信缺失方面，受訪者認為最不誠信的5大行業依次是：醫藥衛生、房地產、美容業、服務業、家政/婚姻/職介等中介業。

據《求是》雜誌的子刊《小康》在2009年6-7月的調查結果顯示，從1999到2009年的最近10年，是人際信用最差的時代。調查顯示，房地產老闆誠信最差；農民、宗教職業者、性工作者、軍人和學生被網民選為最講誠信的五個群體。這是一個尷尬的調查結果，將近九成的人將原因歸咎於「急功近利的社會環境」。也就是說，我們進入了一個悖論的時代環境中：人人都說社會信任度在降低，但是，沒有一個人或集體願意承擔責任。把原因歸為社會環境的急功近利時，就意味著人人都是受害者。如此以來，眾多卸責者的出現，恐怕只能導致更多的惡性循環。

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主要禍根

調查顯示，相對人際信用和公司信用，公眾更擔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對政府、人際、公司三類的信用危機表示「都非常擔心」；37.8%的人則更擔心「政府」的信用危機。2009年，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進一步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佈的各種社會經濟調查數據嗎」的調查中，認為「僅作參考，摻假的成分很多」或「絕對是假的，從來都不信」的比例高達91.1%；而在2007年的調查中，這個比例是79.3%。公眾對政府行為的信任度直降10個百分點，政府失信問題相當嚴峻。

社會誠信關鍵在於政府誠信，政府誠信體現於公務員誠信。因為公務員掌握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是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誠信行為如何，對社會公眾具有強大的引領、示範和輻射作用。「政府如果自身不講誠信，那麼就會『上樑不正下樑歪』，就無法要求百姓講誠信。」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認為，公務員作為政府行為的決策者和體現者，講誠信不僅是其個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對公眾利益的一種承諾，是必須履行的義務。「誠信危機的蔓延，無疑與我國正處轉型期的制度不健全和市場經濟社會的拜金文化的負面影響有關，但是，政府信用缺失，政府公信力下降是主要禍根」。

當今從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科研教育諸多行業造假已經氾濫成災成了常態。諸如：毒奶粉、假雞蛋、假球、假唱、假文憑、假論文、假老虎、假獎勵、假海龜、假文章、……。公眾一次次感覺通往誠信的大門越顯遙遠。

人人為敵

缺乏誠信的一個結果就是人人為敵。據媒體報導，2010年12月29日，福州六一北路與湖東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八旬老人摔倒在人行道上。圍觀的五六人，無一出手相助。就在兩名女子試圖將其攙扶起來時，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讓她們縮回了手。老人躺在冰冷的馬路上，度過了生命的最後幾分鐘！觀察人士表示，這很可能是「彭宇案」後遺症——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以來，好心救助老人卻反被告上法庭索賠的案例，已多次出現。

很多弄虛作假事情曝光後，證據確鑿，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人們看到的卻是一拖再拖、各種公關關係派上用場最終讓事情不了了之。人們往往看到的是國家大筆科研經費被欺騙（如涉嫌上億元的漢芯事件）；看到了校長孩子通過內部關係而被中國科大」破格錄取」的事情；看到了復旦大學校長履歷的造假；看到了一張華南虎年畫的解決需要近兩年；有些造假已經完全沒有一點良知，毒奶粉事件，為了賺錢連小孩的生命安全都不顧，誠信從何談起！而且，已經曝光的毒奶粉事件尚未平息，有毒奶粉又捲土重來……。在這些造假的背後許多人嚐到了甜頭，即使不幸被揭發後也得不到法律上的懲罰，即使名譽損失了也被看成是而所謂的中國特色，不足為恥。

第九節 高鐵大躍進

「中國速度」神話的破滅

中共新華網2012年5月28日報導，2011年2月以來，經中央批准，中紀委對鐵道部原部長劉志軍嚴重違紀問題立案檢查。經查，劉志軍濫用職權幫助北京博宥投資管理集團公司董事長丁羽心（又名丁書苗）獲取巨額非法利益，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和惡劣社會影響；收受他人巨額賄賂和貴重物品；道德敗壞；對鐵路系統出現的嚴重腐敗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四宗罪中，宗宗都是道德敗壞，為甚麼還專門列出一項名為「道德敗壞」的罪名呢？這是指劉志軍私生活糜爛。，劉志軍的情婦多達兩位數，丁羽心是主要介紹人。丁熱心投資演藝圈，介紹了多位年輕女子與劉志軍發生關係，其中包括由她投資拍攝的電視劇劇組演員。丁出身山西，貌不驚人，神通廣大，以在北京路子「深」而著稱，但真正「發」起來也就是近幾年的事，而且主要是在2006年的高鐵投資熱之後。作為回報，丁通過幫助安排鐵路工程項目，獲中介費高達8億元。

劉志軍案發一年多，鐵路系統已有9名高官被查，包括原運輸局局長張曙光、原運輸局副局長蘇順虎等。張曙光是「裸官」，老婆孩子在上世紀末就移民美國，其在美豪宅遭曝光，傳聞中的涉案金額高達20多億美元。

劉志軍落馬，把籠罩著中國高鐵的光環扯了下來。幾個月之後的一起動車事故，更是讓整個中國陷入了深思——高鐵「大躍進」的發展模式到底要駛向何方？

高鐵創造的「中國速度」神話，作為整個中國經濟的縮影，一度如此振奮人心。中國高鐵從無到有只用了不到10年時間，而且打造出了里程達7531公里的世界最大高鐵網絡，目標直指四橫四縱全世界一流的高鐵網絡。中國高鐵運行時速從250公里到380公里僅用了不到6年時間，而發達國家走完這段過程則用了近30年。原定未來5—10年目標時速超過400公里，20年後目標時速超過500公里。高鐵作為中國的一個面子工程，的確讓中國百姓興奮不已。一時之間，中國高鐵成為了中國不再是製造低廉簡單的商品，而能創造出世界第一流的高科技的名牌，似乎成為了改變「中國製造」的一張廣告。中國高鐵的大躍進甚至引起了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羨慕。奧巴馬在2010年國情咨文中急切而焦慮地表示「我們沒有理由讓歐洲和中國擁有最快的鐵路」。

2011年7月23日晚上8時30分，甬溫線浙江省溫州市甌江特大橋上，由北京南站開往福州站的D301次列車由後方與杭州站開往福州南站的D3115次列車發生同向動車組列車追尾事故，後車D301次四節車廂從橋上墜下。造成40人死亡、172人受傷，中斷行車32小時35分，直接經濟損失19，371.65萬元。官方統一稱作「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

江澤民GDP政策的一個縮影

動車事故讓高鐵大躍進造成的安全質量問題進入了公眾的視線，遍地開花的高鐵建設工地，被迫展開各項安全大檢查。人們開始反思作為面子工程、「政績工程」的高鐵發展模式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2011年12月23日的鐵路工作會議上，新任鐵道部部長盛光祖首次承認以往鐵路建設中存在規模過大、標準過高、盲目壓縮工期等問題。2012年，鐵道部在高鐵建設上急剎車。全路投資規模從7，000億元壓縮到4，000億元。但即使是4，000億，也存在能否落實的疑問。

據鐵道部的審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9月末，鐵道部負債合計為2.23萬億元，較2010年年底增加18%。資產額達3.74萬億元，增速為14%。資產負債率由去年年底的57%上升至59.60%。根據2010年國家審計署國外貸援款項目審計服務中心出具的關於鐵道部2009會計年度的審計報告，2009年底，鐵道部負債總額已達到1.3萬億元。在1.3萬億元負債中，長期負債（銀行貸款和債券融資）約8，548億元，流動負債為4，486億元（短期負債約882億元，應付款約3，604億元）。鐵路每年僅還本付息就要支出733億元。

比債務更危險的是安全問題。建設週期太快，儘管鐵道部邊干邊制訂一系列高鐵施工規範，但質量監控挑戰很大，許多從事高鐵工程建設的業內人士都公開表示擔心。

一家外資高鐵物資供應商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稱，國外300公里高鐵往往要修十年，現在國內兩年就要完成，搶工中質量問題非常嚴重。「緊張的時候能把人逼急。經常是今天給你單子，後天要貨。有時候甚至會碰到這樣的情況，接到的單子，要求交貨的時間已經過了。供貨商在質量上會力不從心，連檢樣的時間都沒有。基建也是這樣。為了搶工期，沒有培訓，沿線農民拉過來就干。」

一位鐵道部的高級工程師則擔心高鐵路基是否滿足了土地沉降要求，「一般要五年，但鐵道部等不及，大量改用高架橋設計。」

《鐵道經濟研究》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中國已建成的高鐵里程中，超過50%使用高架方式，在京津、京滬等高鐵線路中，高架部份更佔到總里程的80%左右。

還有一個最典型的質量問題的例子。在2004年，中國工程院院士、中鐵隧道集團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王夢恕曾經讓媒體記者扮作自己的學生，調查在當時有著「亞洲第一長隧」的烏鞘嶺隧道危險施工(原定工期4年半，被劉志軍要求28個月內貫通)，報導刊登後，「長隧短打」方案被曝光，反響很大。

豆腐渣工程最常見的一個問題就是偷工減料，以次充好。高鐵也不例外。滬昆高鐵湖南段槽道已出現粉化現象。據人民網報導，有網友舉報上海至昆明、合肥至福州高鐵施工段安裝的德國哈芬「原裝槽道」其實是國產貨。哈芬產品占中國70%的市場。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報導，在百度搜索哈芬槽道，能得到數萬個公司自稱代理哈芬槽道的鏈接。記者隨機選擇一家電話採訪，對方表示：「是哈芬的牌子，但不是德國原產的。」但事實上，德國哈芬並沒有授權任何一家公司在中國生產哈芬槽道。鐵路基建行業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稱，現在所謂德國進口的哈芬槽道，幾乎全部是在國內生產的，由於價格被壓得很低，國內很多廠商都偷工減料，山寨貨和原裝貨有本質區別。國內山寨貨又是為何能頂著「進口」的光環為所欲為？北交大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在接受採訪時認為，體制漏洞造成了這一怪胎現象。

事實證明，高鐵大躍進，是江澤民的GDP崇拜、不惜工本的高速增長、追求表面繁榮的面子工程、為中共塗脂抹粉、煽動民族主義的大環境的一個濃縮版，也是中國從上到下制度性集團腐敗、官員生活糜爛道德敗壞的大環境的一個濃縮版，更是造假和豆腐渣工程、為了金錢利益罔顧百姓生命的大環境的一個濃縮版。

中國需要高鐵，中國現在人均鐵路長度還不到一支煙的長度，中國不是鐵路多了，而是遠遠不夠。但是，在中共為了合法性追求面子和政績工程的大環境下，在「江澤民的道德敗壞模式」把道德推向崩潰危機的大環境下，從高鐵大躍進到薄熙來的「重慶模式」，無一不是貪官橫行，百姓買單。

第十節 無所不毒的活命環境

中國人的「衣食住行」都存在非常嚴重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都是人為造成的，是道德喪失後的必然，是誠信毀滅後的常態。在收集材料的過程中，痛感再多篇幅也無法真正報告中國生存環境惡劣之現狀及惡劣之程度。這裡也只能選擇幾個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方面，幫助讀者得到一個非常粗略的印象。

毒隱於衣

據新華網等媒體報導，綠色和平組織2011年8月23日，發佈調查報告《毒隱於衣—全球品牌服裝的有毒有害物質殘留調查》顯示：綠色和平組織在全球18個國家採購了15個服裝品牌的78件樣品，其中，52件樣品被測出殘留有毒有害物質。其中包含Adidas、NIKE、H&M、CK、彪馬、李寧等全球知名運動服裝企業。在綠色和平組織的報告中，Adidas樣品含有NPE比例達40%，李寧樣品含NPE比例高達100%。歐盟的一些國家在20年前就已禁止了NPE的使用，整個歐盟在2003年頒布條例，2005年全面生效禁止使用NPE。

此次殘留對環境或是人體生殖系統有害的毒性物質壬基苯酚聚乙氧基醇(NPE)污染報告中，78件樣品中產自中國的多達28件，其中李寧所有涉及產品均來自於中國。廠家表示：「NPE在紡織環節中是被大量使用的，很多珠三角的代工廠都從我們這裡購買，同類產品中NPE能達到的效果最好，如果用其他的產品來代替，配套製劑就會增加，企業成本也會上升。」

2009年8月5日中國環保信息網報導，中消協公佈的一項測驗結果表明，京津兩地銷售50個牌號兒童針織內衣中有８種樣品甲醛含量嚴重超高。甲醛被國際癌症組織列為可能致癌物質.中國室內裝飾協會室內環境監測中心專家發現，不僅新買的衣物上容易有甲醛，放在家中木傢俱中的衣物也會含有甲醛，家庭中的木製傢俱也是造成衣物甲醛污染的禍首。

「華夏健康網」2009年1月7日報導，質檢部門對主動送檢的20家知名品牌1051份服裝麵料樣品的檢驗中，竟發現約6%的樣品中含有偶氮類染料，最嚴重的竟超標準190倍，主動送檢知名品牌尚且如此，至於那些不知名品牌，中小企業生產的紡織品，含量如何，可想而知。作為消費者，還有更可怕的事，就是這些有毒染料根本無法檢測到。它看不到，嗅不到，洗不掉，燙不掉，像惡魔一樣附著在衣服裡，隨時隨地在吞噬著你的生命。中山大學化學與化學工程學院材料科學研究所副教授阮文紅博士稱，這些有毒染料遠比甲醛厲害，因為(即偶氮染料)不但不溶於水，而且從紡織品外觀無法分辨。

大批毒地興建住宅

《財經》雜誌2012年6月6日報導，內地近年因工業及城市用地結構調整，佔據市區優越位置的高污染工業大量搬遷，幾乎所有地塊都被開發。據中科院南京土壤所2008年研究，江蘇、遼寧、廣州、重慶等地數千間工廠搬遷，約二億平方米土地可作重新利用。惟報導指大批毒地未經處理，就被正常使用，甚至興建住宅樓。

京樓盤土壤致癌物超標千倍。其中北京東五環外朝陽區一在建樓盤，原址為鐵道部所屬防腐枕木廠。該廠生產卅多年，大量化學品已滲入土壤及地下水。該廠八年前搬遷，地塊一直閒置，至去年初開工後，仍驗出致癌物質多環芳烴超標逾千倍，其餘揮發性污染物亦超標三、四百倍。

環保部○六年耗資十億元（人民幣‧下同），進行全國土壤污染調查，但數據至今未公開，專家分析指調查結果除或引起公眾恐慌外，更會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當中湖北武漢赫山一原屬農藥廠土地，○六年改作地產項目時，多名工人因為接觸到深土層中毒。地產商最後將武漢國土局告上法庭，獲得賠償一億二千萬，並且由政府收回地塊，再花逾二億元進行處理。

空氣污染

黃河新聞網2010年9月27日報導，全球衛星數據顯示中國空氣污染最嚴重。「正如《華爾街日報》7月份所報導的，權威人士確認中國的空氣質量非但沒有繼續改善，反而持續惡化。」

城市空氣中主要污染物有：（1）可吸入顆粒物。顆粒物是影響城市空氣質量的主要污染物；（2）二氧化硫；（3）酸雨。

工業排放為大氣污染的主要源頭之一，包括四大重點行業：電力、非金屬製造、鋼鐵、化工。如電力行業就是大氣污染物排放大戶，2005年中國環境統計年報顯示：全國火電廠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111萬噸，佔全國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的51.3%。廣東、江蘇是火電廠二氧化硫排放量排名前5名的2個南方省(區)。2005年投產的燃煤機組5500萬千瓦，安裝脫硫設施的只有40%左右。截至2006年上半年，火電廠已建成投產的煙氣脫硫設施，實際投運率不足60%。

中國每年因城市空氣污染和室內空氣污染導致的超額死亡分別達到17.8萬人和11萬人。

每年因城市大氣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統門診病例35萬人，急診病例680萬人，大氣污染造成的環境與健康損失占中國GDP的7%。

水殤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撰文疾呼：「水污染逼近危險臨界點!」

2007年夏，中國接連發生了太湖、滇池、巢湖的藍藻爆發事件，這是一個標誌——傳統的發展模式積累的環境成本已經到了臨界點。目前中國7大水系的26％是五類和劣五類水，9大湖泊中有7個是五類和劣五類水。五類和劣五類水不能接觸人體，連作為農業用水也不可能。

中國是全球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人均佔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成。儘管如此，中國的江河、湖泊卻成了傾倒有毒廢水的下水道，全國目前有3.2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標準的飲用水，其中，因水污染造成九千萬人飲用水不安全，中國的水污染事件層出不窮，觸目驚心，中華水污染逼近危險臨界點。

據國家環保總局的調查統計，2006年，中國工業污水排放量達330多億噸，七大水系所承載的工業污水排放與日俱增。其中，黃河流域2006年工業污水的排放量達32億噸，長江流域為137億噸，淮河流域為26億噸，珠江流域為53億噸，比上年平均增幅約2％～3％。

農業的面源污染已經成為中國水污染的一個重要方面。農村面源污染在各類環境污染中的比重佔到30％～60％，並成為水污染的禍首，其中污水中COD(含氧量)排放已超過城市和工業源的排放總量。一方面，過量使用化肥造成的污染十分驚人。化肥施於土壤中，只有小部份被作物吸收，大部份則在雨水的作用下或滲透到地下污染地下水，或隨地表徑流進入河流、稻田、池塘。由於化肥會造成水域富營養化或飲用水源硝酸鹽含量超標，因此已經成為危害水質的「第一隱形殺手」。

在農業污染超過工業污染的同時，另一大污染源——生活污水又從城鄉的各個角落奔湧而出。據瞭解，中國一年洗衣污水量將近22億噸，相當於34個十三陵水庫或76個昆明湖。僅北京市和上海市，2006年生活污水分別達到9億和11億噸。全國大小城市的生活污水排放量已經超過了工業污水排放量。

中國已經是一個乾旱缺水嚴重的國家。人均淡水資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10位，已被聯合國列為13個貧水國家之一。人均可利用水資源量僅為900立方米，並且分佈極不均衡。中國多數城市地下水已經受到一定程度污染，並且有逐年加重的趨勢。日趨嚴重的水污染不僅降低了水體的使用功能，進一步加劇了水資源短缺的矛盾，而且還嚴重威脅到城市居民的飲水安全和健康。人類疾病80％與水有關，水出現問題將給人類帶來癌症、肝病、結石、心血管疾病、癡呆症等疾病。

第十一節 人心冷漠，見死不援手

在引言及前文述及的小悅悅被汽車碾死無人施救的事件，舉世震驚，引發海內外民眾和大部份媒體紛紛熱議。多年來有識之士一直痛心疾首的中國道德缺失問題，一下子變成了全球性的最熱門話題。在活生生的殘酷事例面前，暴露給全人類的已不僅僅是中國社會道德的嚴重下滑，中國社會的冷血無情、道德缺失已經達到了令人髮指、無以復加的地步。人們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對中國道德危機的關注，除了網上和媒體的大量議論和評論外，許多專家學者也開始撰寫文章，探討其深層根源。一個一致的看法是：中國道德缺失是江澤民時代以來愈演愈烈的普遍現象，已經成為社會群體性的社會問題不可忽視。

這期間中共官方喉舌媒體中央電視台的所有頻道對小悅悅事件閉口不談，隻字不提，毅然決然地拒絕報導小悅悅事件。更有甚者，政府官員們，小悅悅事件事發所在市的政協常委、九三學社專職副主委李景明和市政協委員、佛山市委黨校行政學院政法教研部主任李建麗，在微博上的「社會道德重構」熱點話題中不僅不檢討問責，反而辨稱：「小悅悅事件、南海棄嬰事件等，不能代表整個佛山的道德水平。冷漠，這種評價，非常不客觀。」李建麗說，「我覺得整個佛山的道德文化水平在全國來說應該是非常高的，包括政府的有為程度、為民辦事的態度等等，在全國都應該是排在前面的。」李景明則表示，「所謂的道德滑坡其實也有不同看法，道德無法量化，沒有對比的坐標，類似小悅悅事件這樣的個案，不能說有普遍意義。」

小悅悅事件是個案嗎？

下面是出現小悅悅事件後網友盤點更多類似例證的部份摘選：

——老人脖子卡在護欄無人扶起致死

2010年11月，從超市購物出來的一位顧客首先發現了卡在護欄中的老人。聽到呼救，負責在護欄旁看車的周女士和路過的行人都聚攏過來，紛紛撥打110和120。面對危在旦夕的老人，周女士曾經想上前攙扶，但是被周圍的人勸阻了。就這樣，老人被卡在護欄裡足有十多分鐘，人們距離老人只有一步之遙，但是竟無一人伸出救命的手。當120救護車趕到的時候，老人已停止了呼吸。

——83歲退休老幹部摔倒路邊在眾人圍觀下猝死

2010年12月，福州六一北路與湖東路交叉路口附近，一位8旬老伯摔倒在人行道上。圍觀的五六人，沒人出手。就在兩名女子試圖將其攙扶起來時，旁人的一句「善意提醒」，又讓她們縮回了手。老人孤獨地躺在冰冷的馬路上，直到生命的終結。

——14歲女生被多名男生強姦同學圍觀加油

14歲的小蘭在住校期間，被同學校的兩名男生拉到男生寢室，在被拉到大寢室門口的時候，小蘭拚命抓住門框。她聽見寢室裡10多個男生一起喊：「加油！加油！」「最先是羅國豪欺負我。見我掙扎得太凶，魯素強和宋林就來抓住我的手和腳。後來欺負我的依次是韋浩、魯素強、宋林和周力濤。但魯素強沒有得逞。5個男生均是初三(3)班的學生，最大的17歲，最小的15歲。

——深圳老人小區內跌倒20分鐘無人扶不幸慘死

2010年1月，深圳市福田區益田村，78歲的老人肖雨生在小區跌倒，保安和路人無一上前攙扶。20多分鐘後，兒子肖先生外出時發現，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額頭磕破流血，鼻子緊貼地面，已沒了呼吸。

——司機為保護乘客行李身中五刀乘客冷漠旁觀

2010年12月，在濟南長途汽車總站南區，一輛由濟南開往菏澤的長途汽車，還有15分鐘就要發車了。這時兩名男子沒買票，卻非要硬闖長途車，還在車上蠻橫地翻乘客的行李，司機李國強英勇上前阻止。沒想到在爭執之中，一名窮凶極惡的歹徒竟拿出水果刀，連捅李國強五刀，李國強應聲倒在了血泊中，眼看著歹徒刀捅司機，車上乘客無一伸出援手。

——重慶七旬老太摔倒鬧市眾人圍觀無人扶

一位七旬老太摔倒在鬧市街頭，引來眾人圍觀，不少人善意地撥打了急救電話，卻無人「敢」靠近老太。直到一位美麗女子路過，主動去扶老太。但在她施援手的同時，現場也有人「好心」提醒：「別去扶她，當心賴上你，等120來了再說。」這是2010年9月，在北碚中山路發生的一幕。網友「少年包工頭」正好和同學經過，目睹了全過程，並用相機記錄了下來。

——福州女孩尋短見裸身入河圍觀者爭相拍攝不施救

一名內蒙古女子自稱被男友騙至福州，一時失去理智準備跳河尋短見，當她裸體慢慢地走進冰冷的河中，許多在橋上圍觀的群眾不僅不及時施救，反而紛紛拿出手機爭相拍攝，在民警的勸導下，女子終於答應上岸，剛被拉出水面，幾個年輕人又拿出手機，還喊著，快、快拍。

——嬰兒被棄鬧市路邊四天無人管被活活凍死

2010年11月，在黑龍江綏化市蘭西縣的街頭，發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一個嬰兒被丟棄在街頭。

4天的時間居然沒有一個路人去關心這個可憐的孩子，最終寒冷的冬天帶走這個孩子鮮活的生命。據附近學校的學生稱，嬰兒是在11月21日晚上被扔到那裏。嬰兒被拋棄的地方並不偏僻，平時來往的行人也很多。學生說，他們發現孩子後就報了警，但三天後警方纔趕到，把孩子遺體送到殯儀館。

——男子欲跳樓未遂有人下賭注有人催促快跳

2010年2月，張家界一年輕男子爬上一大型商場的七層樓頂，欲縱身跳樓自殺。年輕小伙的過激行為引來眾多行人圍觀。圍觀的人形形色色，有的一直在笑，有的神情凝重，不少人還拿出手機拍照。據現場目擊網友透露，小伙多次變換姿勢，場面十分驚險，但幾次都沒有往下跳。有些市民開始叨嘮：「要跳就快點跳，我還要買菜搞飯起滴。」「誰要跳樓又站在哪裏不跳，真的惱火。」「不跳就下來，站在哪裏看風景呀！甚至有人開始下注打賭樓上的人到底會不會跳下來……

——眾人圍觀卻無人出手相救少年殞命池塘

2009年8月，福州新店鎮後山村，一名12歲的少年下到一個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小魚塘戲水時溺亡。但從發現溺水少年到120趕到現場的一段時間裏，鮮有人伸援手，等一名好心男子將他救上來時，一切都太遲了。這名好心人說，如果孩子早幾分鐘獲救，可能就不會死。

——六旬小販連收四張假鈔氣死街頭圍觀者哄搶水果

幾張假鈔，一條人命，一場人間悲劇。因一星期內連續收到4張假鈔，62歲的小販氣急攻心倒在了水果攤上。而令人不恥的是，就在小販猝死倒地後，留下的700多公斤水果被一些路人在半個小時內連買帶拿一掃而空。這是2009年10月發生在婁底市金谷市場的一幕。

——女子列車突發精神病脫衣褲引10多人強行拍攝

10月30日下午，在大連開往上海的T131列車上，一名年輕女子突發精神性疾病，當眾脫下衣褲。正當車上司乘人員忙著安撫病人情緒時，約10多名男性乘客不顧女病人驚恐尖叫，拿著具有拍照、錄像功能的手機圍上前去拍攝，列車長一氣之下怒斥這些乘客「太猥瑣，太不講道德了。」

——桂林街頭汽車撞人國人冷漠外國遊客指揮交通

2009年9月，桂林街頭發生車禍，一名男子被撞倒。眾多群眾圍觀卻無人伸以援手。一個外國遊客站出來對傷者提供幫助，並指揮陷入混亂的交通。

——官方不作為流浪漢凍死衛生院前

新唐人電視2011年12月17日報導，一名大陸網友披露「一個流浪漢凍死在藍田縣華胥鎮衛生院的大門外」，消息傳出後，流浪漢的悲慘遭遇和政府的冷漠無情引起了眾網友的憤怒。

從11月29日到12月11日，網友「步實99」在華商論壇先後六次發帖關注陝西藍田縣華胥鎮衛生院大門外的一個飢寒交迫的流浪漢，希望引起相關部門的注意。

在最初幾日，該流浪漢還算有生氣。到12月2日，該流浪漢已經是雙手凍紫、全身癱軟。但此時相關政府部門仍然無人理會。12月11日，該流浪漢最終凍死在衛生院的門口。而該網友表示他「曾無數次給當地鎮政府和派出所打電話，但對方都說不歸他們管」。一系列的帖子宛如一場關於「流浪漢死亡過程」的網上直播，讓眾網友揪心。然而更讓網友們憤怒的是政府部門的冷漠無情，許多網友跟帖表示對當地政府的「不作為行為」感到憤怒。

一名網友「商州蛋蛋」指出：「整天口口聲聲喊著關注民生，關注百姓生活，這豈能是一句空話？有關部門應該反省下了。」一名雲南網友則諷刺當今社會：「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了！」。也有網友質疑為何拍攝者不幫助流浪漢。對此，一名廣東網友反駁說：「這是一個拍攝者能左右的事嗎？他能幫的過來麼？拍報者只僅僅拍了這一個人嗎？」另一江蘇網友也表示認同：「不要把政府的責任推到個人，這些照片將來可能救的不是一兩個而是一群人！」

據南方日報報導，事後華胥鎮政府和派出所否認接到過反映此事的電話。但凍死流浪漢的地點，距離鎮政府僅僅100米，距離派出所也只有500米，哪怕他們沒說謊，但仍然無法推卸他們見死不救的責任。

——女孩公廁內被拾荒男子強姦40餘人圍觀無人制止

《燕趙都市報》報導，2005年4月18日下午四時許，位於衡水鬧市街頭的一公共廁所內，一女孩入廁時被尾隨而來的拾荒男子強姦。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女孩受害時間長達20餘分鐘，現場圍觀市民40餘人，卻沒有一人出手制止。

——15歲少女被脫光遊街無人施救繼而遭4人輪姦

事件概要：三女將一15歲女生推倒在地，拳打腳踢其肚子和胸部，逼女生脫光衣服，拉進網吧示眾。眾人對赤身裸體的女生，非但無一人施救，幫助制止惡行和報警，還不停地指指點點，評頭品足，以導致後來被四個男青年輪姦，造成驚世駭俗的慘案。從此該女生四年閉門不出，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群體性的人性冷血

2011年10月，首都經貿大學等3所高校聯合發佈「社會信任問題的大陸消費者民意調查」，從政治、經濟和社會3個層面來體察民眾對中國社會的信任度。關於「老人摔倒該不該扶」問題，高達87.4%的民眾認為不能扶老人的原因是怕惹禍上身。

2011年12月中旬公佈的上海市社科院的另外一項調查中，有90.2%的人認為誠實守信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吃虧。部份青少年在追求個人價值最大化時，過於強調實惠實用，導致道德界限的模糊不清。

這兩次社會調查顯示的比例是87.4%和90.2%，和小悅悅事件中見死不救的人的比例（二十多人只有一人施以援手）之高，都說明中國大陸的道德缺失、人性冷漠絕非個體事件，而是普遍現象。

中共建政以後，一方面，長期用無神論，反傳統的宣傳逐漸的腐蝕中國人的道德觀念，另一方面，中共一次次發起反人性的鬥爭與運動強調對敵人要殘酷無情，使人們越來越變得對生命漠視，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來，國人在宗教狂熱般的「一切向錢看」，「悶聲發大財」中，與中共形成了一個默契：只要支持中共，中共便讓其發財，默許其聲色犬馬。這種變態的社會契約加速了社會的道德下滑。同時，由於中共對法治的破壞，法律形同虛設，近二十多年的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反理，即做好人不得好報，做壞人卻蒸蒸日上。關心他人的反遭誣陷，誣陷別人的卻逍遙法外。江澤民發起並用謊言和暴力維持十多年的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政策，「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更是在告訴中國人，不要做好人。於是，傳統被加速度的拋棄，人心前所未有的沉淪。

第十二節 人性的曙光

高智晟先生在他的著作《有誰戰勝過人性》中指出：「向人們的信仰開戰是最為愚蠢的，因為，這是在向人性宣戰，人類有史以來從未有過哪種力量曾戰勝過人性的記錄，今後也不會有。（中共政府）對基督徒、對法輪功愚蠢地選擇了向人性開戰的惡舉，而人性從未被任何強大的力量戰勝過。」

是的，正如高智晟先生所說，對奉守良知道德的人來說，「神與我們同在！」這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退黨•團•隊 – 民間自覺的道德復興

「四•二五」法輪功學員整體展現的風貌，對比出了江澤民「悶聲發大財」的利慾熏心時代特點，以該群體的正照出了江和中共的不正。這是大規模民眾在「真•善•忍」的五千年傳統標準下提升道德，修心向善，回歸中華傳統道德的美好開始。

春秋時期賢人子產曾說，「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意思是說，「君子掌管國家和大夫家室事務的，不是為沒有財貨擔憂，而是為沒有美名擔憂。……說到美名，它是傳播德行的工具；德行，是國家和家室的基礎。有基礎就不致垮臺，您不也應當致力於這件事嗎？有了德行就快樂，快樂就能長久。」一個人愛惜自己的名聲，說明他善念猶在，廉恥之心尚存，本是一件好事。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的目的就是為了提醒人的良知和本性，讓每一個人都不參與對善良人的迫害。人的本性先天就是善良的，只不過被世俗和謊言所掩埋，當人的真正自我甦醒時，必然會在善良與邪惡間作出正確選擇。

在中國古代，神傳文化是我們的根，同根同祖，同為華夏子孫，國家絕不是暴力工具，法律也絕不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文化是讓人用心法來修養自我，抑制人性中的惡，不斷提升自身的道德；而法律則是對人外在的約束，通過懲惡來維護社會。法律追本溯源來自神的誡命，所以古人認為權力是神器。孔子講「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意思是說「堅定信念，勤奮學習，堅持真理至死不渝。不進入危險的國家，不居住動亂的國家。天下政治清明、遵循道德就出來實現抱負，天下黑暗就隱退。國家政治清明而自己卻貧賤，這是恥辱；國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卻富貴，也是恥辱。」篤信善惡有報的古人知道，這不僅僅是高尚的德行，其實也是保全自己的方法。聽命邪惡是助紂為虐，必遭報應。也許現代人無法達到這樣的境界，那麼我們最起碼可以做到遠離邪惡。人心生一念，天地盡皆知，那些堅守了良知的人，他們的善念將為自己定下美好的未來。

在《九評共產黨》的感召下，上億民眾開始自覺清洗自我道德，從共產黨文化中脫胎換骨出來，成為乾乾淨淨的人。這種民間自發的道德復興，有力的改變著國家的現狀，為社會奠定著新的基礎結構，這是以新的道德為根基的重大社會轉型。一億六千萬人對自己命運的重新選擇，重新把握，順應歷史潮流，將無可比擬的主導著中華民族未來走向和命運。

民眾起來反迫害

在江澤民殘酷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恐怖時期，越來越多的民眾知道法輪功學員是好人，許多人以各種方式反對和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有的幾乎全村人，包括村幹部，一起寫聯名信，並鄭重畫押，勇敢出面要求釋放法輪功學員。

2004年8月8日下午，湖北浠水縣的六個警察闖入浠水朱店鎮九坪村法輪功學員姚望來家，企圖綁架姚望來。姚的家人與之據理力爭，抵制他們的非法行為，氣急敗壞的警察使用暴力，驚動了九坪村的村民們。人們從田間、地頭、家中趕來姚家，連村長都過來勸告警察不要抓好人。警察們非抓人不可，激怒了在場的一百多位村民。眾人紛紛站出來和不法警察形成對峙，最後不法警察不得不放棄抓人計劃倉惶離去。

2006年9月17日晚，青島市城陽區紅島街道派出所指揮聯防人員試圖綁架紅島西大洋村法輪功學員趙宇群。得到消息的村民們跑出來將不法人員團團圍住，令趙宇群機智走脫，村民們還堅決制止了惡人們抓趙宇群的妻子作人質的行為，迫使他們放棄了綁架陰謀。

2010年12月21日，在黑龍江省富錦市上街基鄉忠勝村，法輪功學員袁玉龍與兒子袁守江、兒媳龔金芬三人被中共警察非法劫持，包括村幹部在內的全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村民們，聯名力保三人都是高尚的好人，要求當局立即放人，同樣轟動一時。當法輪功學員被綁架後，幾乎是整個村莊的全部村民們都敢於仗義執言，不但在聯名信上簽名畫押，還都在上面鄭重按上了指紋，表現出的不僅僅是仗義，更是對法輪功學員人品的認同。

原籍湖北省咸寧市的劉社紅，在修煉法輪功之前，是遠近聞名的「問題青年」，因受社會不良風氣影響而染上吸毒惡習，毒癮發作時，為湊毒資不擇手段，讓人避之不及，人見人怕；因吸毒、鬥毆多次入獄，曾在沙洋勞改四年；毒癮不光吸空了家裏的錢財，更摧毀了劉社紅的身體，他年紀輕輕就兩腳浮腫，全身發黑，幾近喪命。2006年底，劉社紅開始修煉法輪功，僅僅四個月，就戒掉了多年的毒癮，變得身體健康，紅光滿面。他按照法輪功教導的「真、善、忍」來要求自己，學會善待他人，尊老愛幼，還幫家裏幹活，徹底丟棄了原來的那一整套惡習，脫胎換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知其經歷者無不稱奇。當鄉親們聽說劉社紅被抓，紛紛簽名證明劉社紅由壞人變好人的經過：修煉真善忍、看了一個多月的法輪功書，從此不但不吸毒，後來連煙也不抽了。希望公安放人。

2009年2月，發生在遼寧撫順的一起正義民眾為法輪功學員討公道的聯名信事件震動了周永康、羅幹等中共頭目。當時，家在遼寧省撫順市清原縣英額門鎮的法輪功學員徐大為，在監獄裡被中共折磨八年後出獄，但他在中共的牢獄裡遭到了長期殘酷虐待：被長時間戴手銬腳鐐、毒打、上大掛（吊掛）、強行灌食、膠皮管子打、針扎、電棍電擊、注射摧殘中樞神經的藥物等等，出獄時家人見到的徐大為已經頭髮花白、骨瘦如柴，身上有多處電棍電擊的傷痕，手腳浮腫，右腿膝蓋和腳踝處有傷疤，臀部皮膚壞死，呈黑紫色。家人將其送醫院，徐大為十三天後即含冤去世，年僅三十六歲。當地純樸的村民們出於義憤，先是自發組織了兩卡車人趕去東陵監獄討公道，在監獄不給任何答覆的情況下，五個村的三百七十六人在揭露監獄迫害的申訴信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遵從良知的選擇

汶川地震時，民眾相互救助，在自然的危難中表現出人天性中善良，淳樸的一面。

在那麼多人視而不見之後，一位拾荒老人把小悅悅救到醫院。

陳光誠從嚴密封閉的村子裡逃出，得到正義民眾的冒死相救。這些人或許與他素昧平生，但受他的事跡鼓舞，也以自身的無私精神，共同表現了在中共殘酷統治下大無畏英勇本色。

中國的警察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在那樣敗壞的環境和邪惡壓力下，他們中有許多人心地始終善良。特別是在對法輪功的迫害中，相當多的警察雖然扭轉不了邪惡的形勢，但是他們也總是利用著種種的條件關照著法輪功學員。

2011年5月10日，幾位法輪功學員在接受明慧廣播電台的採訪時，都談到中共公檢法系統中的人們利用工作環境保護法輪功學員，盡最大可能的彌補過失。

法輪功學員李女士講了這樣一個事例，「一個公安局的警察，法輪功學員經常不斷的給他講真相。他明白真相後就暗暗的保護法輪功學員。還把法輪功學員的一些信息透露給外面的學員。迫害法輪功的那些領導，公安局領導，相關人，他也把他們的信息透露出來，法輪功學員把這些信息上到明慧網，上惡人榜，這樣對當地惡警的震懾很大。這樣的事例很多。」

法輪功學員童女士的一位朋友在公安系統工作，她說這位朋友這些年中一直在利用工作中的方便條件保護法輪功學員，儘量減輕對他們的迫害。「自從99年迫害法輪功以來，他會經常告訴我們一些上邊的信息啊，讓我有預防。被非法綁架到看守所的法輪功學員，晚上輪到他值班看管的時候，他都會給法輪功學員打開手銬，給予方便，讓喝點水，上廁所。這個一般是絕對不允許的。有一次遇到一位老年的法輪功學員，他於心不忍，晚上他要放她走。這位法輪功學員怕連累人家，沒有走，但是老人非常感動，非常感激他。還有一次，我記得在刑訊室，他值班的時候，遇到一位年輕的男法輪功學員，被銬在老虎凳上。一般在刑訊室裡，年輕的男法輪功學員，不迫害死也會給致殘的。他看到這個情況以後，就趕快幫助這個學員。給他家裏打了電話，使這個學員能保住性命。家人知道這個消息以後，馬上托人把這個年輕的法輪功學員解救出去，沒有遭到迫害。還有一次派他隨派出處所去抓捕大法弟子。他到那兒以後，急中生智，打開手電筒，照到這個學員家的窗戶上暗示有事。這個學員看到亮光以後，就從他家的後門走脫了。我知道他這些年一直都在儘自己所能幫助大法弟子，而且不圖任何利的。這個我真的是十分欽佩的。」

有位警察對法輪功學員講道：「有次上面接到舉報叫我去抓人，可是我想讓我抓人可沒人規定我必須抓到啊，所以我去轉了一圈就回來了。」

還有個警察說：「一次狂追法輪功學員，我積極的跑在最前面，快抓到時，我有意突然跌了個嘴啃泥，人沒追上，上面還表揚我積極。」

另外一個警察說，上級讓他到一個法輪功學員家裏搜書，他就象徵性的轉了一圈，然後匯報啥也沒有，順利了事。

還有一個主管刑事的法院副院長說：「我把所有法輪功的案件都弄成因病取保候審拖著。」

公開在法庭上直面邪惡的體制

除了一般的老百姓之外，不少知識份子，包括一部份律師在中共邪惡迫害法輪功的嚴酷形勢下，敢於堅持公道，正義，以他們的智慧和勇氣，面對面挑戰中共的非法鎮壓，挑戰違法的法庭•法官，盡力維護著真正法律的尊嚴，維護著人類的尊嚴。

2010年中共阻撓美國神韻藝術團赴香港演出。在中共操控下，香港入境處對藝術團的技術人員拒發簽證。之後神韻主辦方起訴，香港司法部做出判決，神韻主辦方勝訴。司法部要求香港入境處撤消其拒簽決定，這可以說是香港司法部對中共迫害的正面回應。

人們熟悉的的高智晟律師，從2004年起多次發表致中共高層的公開信，強烈呼籲停止對法輪功的非法迫害。高律師本人也因此遭到殘酷迫害。

法輪功學員的妻子田璐在網上撰文感謝大連律師王永航，「就是那天，王永航以公民身份到庭為我丈夫叢日旭作無罪辯護。此前他因給法輪功學員辯護，律師證被吊銷。有人問我，你怎麼請到的王永航？我不知如何回答，因為我並沒有請他，甚至連他長甚麼樣我都不知道。在那之前，我只是得知大連律師界有一個叫王永航的律師在海外網站發表署名文章和致胡溫的公開信，分析中共迫害法輪功的違法性，給胡溫上了堂生動的法律課。我找過他的文章讀，發現他不僅條理清晰、智慧理性，語言也鏗鏘有力、字字珠璣。他從法律角度、犯罪構成四要素上，分析了中國法律框架範圍內強加給法輪功學員的罪名的違法，清晰地闡述了中共利用『刑罰三百條』迫害法輪功是在犯罪的事實，這在當時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當時心中暗想：在這個大氣候下還敢於為法輪功說話，這個律師真了不起。直到後來我才知道有人曾和他提起過叢日旭的事情，經過了深思熟慮，他義不容辭地在開庭的前一天決定走上法庭……」

這些律師許多人曾為不同的弱勢群體服務，如失地農民，農民工，三鹿奶粉案件等，幫助討取公道。後來道德感召下，在正義和非法，是非好壞的決鬥中，他們終於毅然起立，開始研究並面對中共政權最本質的問題，當然也是最棘手，最敏感，甚至是中共的「七寸」所在，那就是鎮壓法輪功的問題。2006年，全國四百名律師公開要求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2007年4月，石家莊市中級法院對法輪功學員王博一家二審開庭，當時來自北京的李和平、張立輝、李順章等六位律師，頂著中共的高壓，當庭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

這些正義的中國人，在中共最邪惡最殘酷之時挺身而出，在中共主導的道德崩潰大環境中，在世風日下，社會整體向錢看的誘惑中，在隨時可能被下大獄，丟掉家身性命的情況下逆流而上，他們的正義和英勇丈量了中共法律的虛偽和無恥，他們義無反顧的挑戰了如今世上最邪惡政權的淫威，和法輪功學員一樣，為今人和後世樹立了道德光輝的典範，為歷史寫下了人心向善的新篇章。掛一漏萬，他們中的一部份人是：

郭國汀　高智晟　楊在新　李和平　李春富　謝燕益　劉巍　程海

唐吉田　江天勇　溫海波　李靜林　金光鴻　黎雄兵　陳強安　王雅軍

鄔宏威　林小建　蘭志學　李蘇濱　莫宏洛　李仁兵　張星水　徐力

李岫彥　韋良玥　張建國　王永航　郭少飛　滕彪　莫少平　李順章

曹明　張立輝　尚寶軍　劉如平　王平　劉景省　張讚寧　高鳳泉

韓宇　朱萬成　蘇士軒　劉慶閣　孫文冰　韓一村　張凱　李玉紅

韓志廣　魏俊林

《真實的江澤民》第九章 貪戰（上）

「我在靈裡被天使帶到曠野，看見一個婦人，騎著朱紅色的獸，這獸佈滿了褻瀆的名號，有七頭十角。」

「那婦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佩戴著金子、寶石和珍珠的裝飾，手裡拿著金盃，盛滿了可憎的物，和她淫亂的污穢。」

「因為各國都喝她淫亂烈怒的酒醉了；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世上的商人因她奢華揮霍就發了財。」

「我又見那女人喝醉了神的子民的血。那些殉道的人的血」

——《聖經啟示錄》

第一節 誰也沒有意識到的戰爭——貪戰

國際實力的驚人逆轉

江澤民在其執政的頭兩年多所推行的完全是共產黨意識形態裡「反和平演變」那一套思路。然而，到了1991年的聖誕節，前蘇聯正式宣佈解體，牽連自由世界與共產專制集團鬥爭近百年的兩大世界集團與意識形態的纏鬥終於決出勝負。代表自由、人權、民主和自由經濟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西方自由世界取得的不僅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兩大陣營對壘的軍事、政治方面的勝利，而且是經濟、意識形態、道義等等全方位的大勝，自由世界鼎盛時期可以說就在此時，並且大有全球化之勢。

與之相對的，由於「六四」屠殺已經失去執政合法性的中共此時又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蘇聯正式宣佈解體之後不出一個月，鄧小平即展開他政治生涯的最後一搏–南巡，正是中共及其代表人物企圖自救的表現，同時，中共官員普遍表現的末世心態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共產專制集團最後潰敗的心理衝擊。

如前所述，作為中共實際執政者的江澤民，不但沒有如鄧小平那樣試圖使中共自救，反而通過腐敗性制度來建立個人權力，為其家族與勢力集團謀取巨額利益，並殘害忠良，徹底斷送了中共自救的任何機會，並將整個中國社會帶入了萬劫不復的道德崩潰的危險深淵。

鄧小平，或者是江澤民，或者是中共內部形形色色的人物，或出於其自救，或處於其自私，雖行為各異，但是他們對於1991年底世界巨變的解讀卻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作為執政集團也好，其代表的意識形態也好，在全球是絕對劣勢和孤立的。其時，國際觀察家們對中共有過種種推測，正如沒有人預測到共產主義陣營一夜之間倒塌一樣，也絕對沒有人預測到二十年後自由世界與中共在國際舞台上實力對峙的驚人逆轉。

神秘的歷史，它在做甚麼樣的安排呢？通過這些人們不能想像的事件，它要昭示人類甚麼道理？在那樣大起大落，翻手雲復手雨的嬗變中，僅僅留下這個不大不小，不死不活的中共，它在考驗人類甚麼？

江澤民對人類根本價值的侵蝕超過希特勒和斯大林

接下來的二十年，即江澤民及其幫派影響中國政壇的二十餘年，卻正是中共的國際影響急劇上升的二十年。這種影響在全球已然引起了全方位的擔憂，國際上呼籲中共政權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的聲音正是這種擔憂的概括體現。更令人擔憂的是，迄今為止，自由世界裡居然仍沒有人深入去探討這樣的歷史現象–一個沒落共產集團殘餘勢力的代表，是如何使即使面對像希特勒、斯大林這樣強大的軍事集團的威脅都不落下風的自由世界，在短短的二十年內從鼎盛時期墮落到要不斷向中共妥協讓步的境地。這樣一段實力對峙的驚人逆轉，放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將是觸目驚心的，然而在現實世界中，它不但不被認識，反而是中共的所謂崛起在自由世界竟被人羨慕甚至要模仿。江澤民和中共對自由世界根本價值的侵蝕已經在遠遠超過了希特勒與斯大林所不敢想像的程度。

其實，江澤民在國際上的作為與他在中國的作為毫無二致，那就是利用人的貪婪。從前面的章節中，我們看到，江澤民在中國採用的手法是放手腐敗，以權益去收買中共官員。在國際上，江澤民採用的手法是以權益去收買國際社會對其綏靖。中共的國際政策簡單到了赤裸的程度–你如果批評我的人權或其他政策，我就和別人做生意。

可是，這就造成了一種「恐懼」，怕將賺錢機會失去給別人的自由世界普遍感到的恐懼。中共遠沒有希特勒、斯大林那樣的軍事實力，不過，中共利用人的貪婪所造成的這樣一種恐懼，卻遠比希特勒的坦克和斯大林的核武器造成恐懼更難以抵禦。為了不錯過中共在經濟利益上所讓之利，自由世界就在政治利益向中共讓利，放棄自己的價值觀。這就是過去二十年自由世界與中共打交道的最本質的本質，這就是雙方對峙驚人逆轉的根本原因。這是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一種國際政治，其出現本身就是道德缺失的表現。西方自由世界至今還以為是經濟問題導致了它的下滑，而沒有認識到價值的被侵蝕才是根本原因。

貪戰在不知不覺中開始

以出讓經濟利益為實質的中共外交政策實始於6.4後中共失去執政合法性、國際上極端孤立之時。為了換得國際上一點兒可憐的認可，中共可以給以極大利益。那時的情形是，即便中共可以赤裸裸的讓利，剛剛取得全球道義勝利的自由世界對此誘惑在頭幾年還是有道義壓力因而鄙而遠之的。「六四」後老布什總統派BrentScowcroft密訪中國曾引起軒然大波。面對中共的讓利，頭幾年西方也還躊躇不前。因此，六四後頭幾年得到中共優惠者主要還是華裔的中小投資者，特別是台商。

然而，中共利益的誘惑最終蠶食、戰勝了自由世界對道義的堅守。為了表面的道義，自由世界二十年來先後造出過多種不同的理由來接受中共的讓利，諸如：幫助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經濟發展了，就會有中產階級，人們就會要求權利，就會導致民主；幫助中國公司和國際接軌，幫助中國建立法制等。二十年的歷史證明，這些理由沒有一條是真的，只有接受中共的經濟讓利並對中共給予政治上的讓利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以至於當克林頓國務卿三年多前訪問中國時，居然公開宣稱人權問題不應該妨礙美國與中共在「更重要」問題上的合作。

至此，世界社會的政治舞台上已經沒有比經濟更重要的東西了。當今世界，哪一個要競選的政治家敢不將經濟問題放在第一位？哪一種普世的價值還能改變這個現狀？哪一種人類的精神還能比搞好經濟更吸引選民？當那種生怕與中共做不了生意的恐懼深入膏肓時，自由世界還是自由的嗎？當經濟、賺錢已經成為人類活動壓倒一切的中心時，人類的歷史是不是已經快走到了終結？如果不是的話，那麼，人類將靠甚麼精神延續或開創新的歷史？

第二節 經濟輸血

中共和外國大財團相互利用

中共的「改革開放」，改革了甚麼世人從來都弄不清楚，只知道政治上，法制上，經濟政策上，人權狀態上，總之社會的方方面面，問題太多，需要改革的東西太多，積重難返。而且今天世人都懂得了，希望中共政權通過它自己號稱的「改革開放」走向通常意義上的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和人權標準的社會，無疑於白日做夢。但是中共「開放」倒是很明顯的，就是展開血盆大口，千方百計吸引外資進入，用幾百年西方資本主義的積累資金和技術，高速的催肥中共社會主義的勢力。

中共的「改革開放」，一直是以經濟上的發展來掩蓋並幫助度過政治上的不斷危機。1989年「六四」之後，中共面臨國際制裁，但是，過了不久，西方同中國的經濟關係就開始恢復。特別是鄧小平的92南巡講話之後，引發了又一波外商投資潮。在90年代前幾年，美國作為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及貿易夥伴，國會還必須每年舉行專門會議，討論是否繼續批准當年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樣至少讓中共在人權問題上感到一些壓力。中共通過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極力遊說美國政界，使得最惠國待遇與人權問題在中國人權最差時期的克林頓政府任內脫鉤。江澤民在1999年傾舉國之力迫害法輪功的時候，國際社會就已基本上發不出甚麼實質性的聲音，更採取不了甚麼行動了，因為與中共的經濟利益捆綁關係已經主導了西方的對華政策。

世界上最後一個堡壘不戰自塌，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疲軟，整個國際社會已經沒有任何能力向中國的人權提出國際制裁性質的質疑。中國在2001年被批准加入WTO，海外對中國的投資顯著增加。外界的經濟輸血讓中共製造出了一個急功近利不計工本的經濟繁榮。這個「繁榮」，既給了中共迫害人權的財力，又給了中共用來搪塞外界、愚弄自己百姓的藉口。於是，中共對國家資源的掠奪和浪費、對人權的迫害就變得愈發肆無忌憚了。

下面是中國商務部的外資投資數據，可以看出外資給中共國的經濟輸血情況。從1979-1989十年間年累計實際使用外資總額不足600億，到了2010年，累計總額已高達12，500多億。中國年度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規模居世界前列，已連續多年保持發展中國家第一的位置。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中國商務部官方網站、《中國統計年鑑》歷年各期。

*2001年起由於統計口徑調整，中國不再公佈對外借款數據，轉而採用國際標準的外債統計口徑，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另行公佈。

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的「國別數據」
countryreport.mofcom.gov.cn

經濟增長的非正常因素

中國早該富了，如果沒有共產黨的話。中國曾經是富有的，在沒有共產黨之前。中國人以自己的勤勞勇敢致富，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發展國家和個人的財富，幾千年的歷史這樣走過來。近六十年被中共隔斷了歷史的緣脈，游離於世界正常的軌道，中國人變窮了，變苦了，這是中共造成的災難。

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有經濟學家說美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大市場，只要它向誰開放，這個國家就富了。」。

經濟全球化中跨國大資本家集團們有意帶給中共政權的大量資本，撐持起了中共搖搖欲墜的合法性。西方幾百年積累的先進技術和加工製造的機會提供給中共，首當其衝的為中共政權獲得了曇花一現的時機，這是「經濟輸血」的直接結果。被中共整得窮怕了，條件再苦再累也願意工作，而且工作長久、穩定的龐大廉價勞動力，光農民工有2個多億，對特別是需要技術工人穩定的外國投資者而言，非常有吸引力。中國沒有獨立的工會、農會的「低人權優勢」，資源、環境能夠不受約束的被過度開發與污染。再加上由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維持的一個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等等，各種因緣際會湊到一起，造成了中國經濟的變化。

這幾個因素又是互相依賴的。中共把執政合法性押寶在經濟發展上，需要西方的資金和經濟輸血，為了吸引外資，中共人為地製造極度的「低人權優勢」，使外商避免了「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圈地客」的拖累。許多外商為了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分到一塊他們想像中的未來中國市場，不遺餘力的遊說本國政府不要干預中共的人權迫害，把投資和人權脫鉤，推銷「中國正行進在接近西方民主的改良之路上」、「經濟發展將會促進中國的政治改革」、「網路普及將給中國帶來新聞自由」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可以說，中共和很多外商一起，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犧牲了中國人民的長遠福祉，造成了中國今天的現狀。同時也犧牲了他們本國人民的利益，傷了他們的國本，造成了本土經濟不景氣的低迷狀況。

如果當年的跨國資本家集團們用同樣的方法對待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那麼今天的世界格局就會是完全兩樣的情形。因此，中共經濟奇蹟並不是甚麼奇蹟，只是跨國集團挪動世界資源，在此時此地堆砌出來的一個臨時爆發戶罷了。任何時候能夠在那個時間點和地點上搾取的利益和資源不能夠繼續滿足跨國集團的碩大胃口了，那就是跨國集團放棄和拋下中共，不顧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損害中國，並損害其他追風的外國小公司利益的時候。

正因為經濟輸血是這樣性質的運作，外國財團不負責任何中國人民的損失；中共政府不需要對財源的使用真正負起責任，所以中國枉有如此大筆的財富這麼多年，黨富民窮，黨進民退，有錢賺了，生活指數仍然排名世界之末，貧富分化，民生不保，對中共不信任的危機在民心，內需當然拉動不起來，正常經濟發展的因素被中共執政道德的敗壞腐化破壞了。倒是道德越腐敗的官員越發財，國際資源變成黨國資本，進而變成私人財富，甚至最終轉到海外私人戶頭名下。惡性的資金循環在這樣的資金鏈上異樣的週轉。

經濟輸血讓中共獲得了經濟數目上的增長，但中國經濟呈現的是畸形的發展，因為政治制度不提倡自由競爭，法律制度不保護公平交易，分配不公，貧富分化，導致內需嚴重不足，並沒有讓西方普遍分享到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相反，西方公司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中國依賴低人權優勢製造的廉價產品卻衝擊了全世界，造成其它國家的大量失業，而且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正面臨製造業空心化、產業鏈斷裂的危機。失卻了製造能力的國家，正在逐漸喪失創新能力，傷了國本，這才是真正可怕的後果。

急紅了眼的招商引資

中共需要外國的經濟輸血。中共對海外經濟輸血的依賴，從「招商引資」的火熱程度，特別是一些常遭到媒體批評的雷人標語可窺見一斑。「誰破壞招商引資，誰就是歷史的罪人」，「投資者是上帝，引資者是功臣」，「損害企業利益是罪人」，「誰鬧事誰就是破壞招商引資，專政侍候!」，「誰與招商引資企業過不去，就是與人民過不去」。山西長治市為優化招商環境，出台若干新規定。如，「凡是外地車輛進入長治市發生違章，只糾錯，不罰款」，外地客商到長治投資，由於當地人文環境、政策環境、法律環境等因素造成虧損，一律由當地政府包賠。

CLUBMED（世界著名渡假村）高層考察廣西北海湄州島，CLUBMED創始人的兒子光著腳穿著大短褲頂著烈日快步走在沙灘上，當地政府官員打著傘跟著後面。官員們很希望這個世界著名的渡假酒店能選中他們的地方。老外們看完整個島提出了十條意見，其中涉及到島上的一個村子。官員們不假思索地說：「沒問題，我們讓這個村子搬家，統統搬走。」老外驚得張大了嘴：「你說甚麼？你要是搬走村子，我們就不來了！」

2006年底，台灣《工商時報》發表了一篇「赴中國投資，就有超國民待遇」的文章，報導稱，沿海地區因為大量吸收外來投資，帶動地區發展，讓其他一些地區眼紅。位於河南西北部，屬於焦作市管轄的沁陽市近年連發三個紅頭文件，規定只要依法註冊、投資五千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或年納稅五百萬元以上投資者，就可享有「夜總會免查房，開車違規不罰款」，併發給榮譽市民證的「超國民待遇」。

只要被沁陽政府賦予「榮譽市民證」，或持有「特別通行證」的投資者或企業負責人，可專享十二項特殊法律豁免待遇。這十二項優惠待遇包括：持證人在賓館、酒店和娛樂場所消費，出示「榮譽市民證」後，可不受公安機關檢查；除涉及刑事案件外，執法部門不准對持證人進行人身、車輛、住宿檢查；持證人車輛掛放「外地客商車輛通行證」，除特大交通事故外，不扣證不罰款；子女入學自由擇校、醫院看病半價、風景區免收門票、配偶可免費參觀地方組織的大型文藝體育活動等。

2008年以前，在企業所得稅政策上，中國對外資企業已經給予了很大的優惠，外資所得稅率是15%，而內資企業是33%。除稅率差別之外，各級地方政府為推動招商引資製造政績，往往對外資企業有相當多的稅、費優惠和抵扣政策，並且有土地、信貸方面的種種傾斜。制定的優惠政策一個比一個「火」，有的甚至到了「捨血本」的地步，推出免除土地使用費的優惠政策。稅收減免上，對於外資企業所得稅實行稅收減免政策，如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兩免三減半」的政策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可享受從獲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減半徵收企業所得稅的待遇）、「五免五減半」，即前5年免所得稅，接下來的5年減半徵收。

跨國公司在哪裏都是香餑餑，各地政府的競爭自然很激烈。在地方政府手中最方便、最有利的王牌就是以極其低廉的價格出讓甚至白送土地。有一個故事，說某跨國公司擬去內地某城市投資，向當地提出了極其嚴苛的附加條件，那代價是當地政府要當掉子孫後代幾代人的幸福。不過，政府還是答應了，只是國家的土地政策那一關怎麼想辦法也過不了，因為近年來政府制定了最低土地出讓指導價。如何既招來金鳳凰，又規避風險，政府們想到的一招是「瞞天過海」，把合同簽署日期改為土地出讓指導價政策出台的兩年前。

印度雖然近年建了不少經濟特區吸引外資，但遠沒達到給外資「超國民待遇」的程度，從世界零售巨頭家樂福的不同遭遇中就可以看出中印在對待外資方面的區別。多年來，家樂福一直謀求進入印度市場，但至今未能成功，因為印度一直未對外資放開零售領域。而在中國，家樂福1995年就進入市場，並迅速開遍大江南北。雖然多次涉嫌違規開店，但仍然非常受許多地方政府歡迎。路透社最近引用一名中國專家的話報導說，家樂福開到哪兒，哪兒的民營流通企業就會倒一大片，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地方政府的青睞，這其實令本地的民營企業受到不公平的競爭。

對於政府官員來說，GDP就是政績，就是陞遷的資本，招商引資是最容易出成績，而且為吸引外資可以交換的隱形資源很多。至於犧牲了多少國家利益，毀壞了多少環境那是多少年之後才算得清楚的帳，現在誰也不用負責。

瘋了的「中國熱」

中國十三億人潛在的巨大市場，對戴著「有$$眼鏡」西方商人有著不可抗拒的誘惑力。「中國熱」日益升溫。IBM主席開始憧憬「每100名，或每1,000名，甚至每10,000名中國人擁有一台IBM電腦」，可口可樂算計著中國只要每人買一瓶可樂，一夜之間可口可樂就發大財了。

網絡通信巨頭思科視中國政府嚴密的互聯網審查計劃為自己絕好的商機，思科的高科技正好幫助中共建立在美國都無法實施的全民控制網絡系統，使公司可以與這個專制政府多做，做大生意。思科一份洩漏出來的內部文件稱，中國「網絡長城」是出售路由器的大好商機。這份九十頁的文件是思科工程人員與中國相關人員仔細研究出來的內部報告，協助中共政府把地方、省級及國家級的公共安全網絡架構升級。該文件在檔案中被置放於「思科機遇」欄目之中，文件提供了一些建議，包括如何為中國審查系統提供服務，即所謂「金盾工程」，即為西方所熟知的中共國家版的網絡封鎖王牌系統（Great Firewall）。思科的先進技術成果把中共的控制系統提高提前了幾十年，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壓迫工具體制。對無數法輪功學員和全體普通中國民眾的高強度全天候監控一步落到實處。

華爾街賣力的在「中國熱」中推波助瀾。在投資中國最熱鬧的那些年，任何一家有規模的大公司如果沒有進入中國，沒有參與瓜分中國巨大市場的一杯羹的話，不光是錯過，簡直就是罪過。

西方媒體也不敢落後，從美國《時代》（Time）週刊的大篇幅封面報導，到《新聞週刊》（Newsweek）的「中國世紀」；從《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中國挑戰」到《經濟學人》連篇累牘的「中國深度報導」；媒體提及「中國」的頻率不下於提及「白宮」。德文的《明鏡》週刊，老早就按捺不住地把上海吹捧為「未來之城」。

《紐約時報》在2005年曾以中文標題的形式刊出《世界之都，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雲》一文。作者紀思道曾作為紐約時報的記者常駐中國，這篇文章就是作者從開封現場發出的評論。作者指出，一千年前世界的中心在中國的開封，千年來世界中心從中國轉移到美國，現在世界經濟的中心正在重回中國。他提醒美國人，中國正在復興，在未來十幾年裡，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美國切不可認為天下無憂。紀思道為了吸引讀者，對標題不加翻譯，只是通過文章告訴讀者他要說的意思，這也是紐約時報首次讓大部份讀者不能完整理解一篇文章的標題。紀思道寫道，在一千年前，世界最重要的城市是黃河邊上的開封，「我們如果回顧歷史，會發現一個國家的輝煌盛世如過眼煙雲，轉瞬即逝，城市的繁華光景尤其如此。如果美國人沒有聽說過開封，那這將是一個很好的警示，也許未來美國人都應該學習漢語，就像上述漢語標題所寫的那樣『輝煌如過眼煙雲』。」

為中共遊說的特殊人群

外商在各國政府間展開了世界上最強有力的遊說，他們獨出心裁的策略是，與中國接軌，西方的自由民主也會進入中國，改變中國。

摩托羅拉公司1987年進入中國，是中國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之一。2002年摩托羅拉公佈在華戰略，號稱到2006年，摩托羅拉在華年產值將達到100億美元；在華累計投入總額達到100億美元；在未來5年內，累計從中國採購100億美元的零配件和服務。摩托羅拉曾積極遊說美國給以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PNTR），當時的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克里斯托弗•加爾文在2000年5月25日美眾議院以237票贊成，197票反對，通過了這一法案時，說：「今天的投票是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經濟中保持美國競爭力的重要步驟。簡單地說，向中國出口更多的產品，對美國公司意味著更多的機會，對美國工人則意味著更多的工作機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通用汽車公司總裁稱，PNTR將排除中國長期存在的貿易障礙，為美國公司創造新的商業機會，美國出口額將得到增長，增加美國人就業機會。

不幸的是，美中貿易逆差持續增長，不是美國出口更多產品到中國，增加美國人的就業機會，而是恰恰相反，中國製造傾銷全球，美國在大量的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之後，美國人失去了很多的就業機會，以至於奧巴馬上任之後，把製造業回流當作振興就業的重要措施。《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問蘋果公司前CEO喬布斯詢問，為甚麼蘋果公司前一年銷售的七千萬部iPhone、三千萬部iPad幾乎都是在海外（主要是中國）生產，難道這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國國內嗎？喬布斯回答，「這些工作機會是回不來的。」回不來的原因除了中國工人工資低廉以外，喬布斯所指的還因為在中國有數量龐大的穩定的技工隊伍，而美國在產業空心化之後，短期內很難恢復這樣規模的技工人群。

2008年6月30日的《紐約客》（New Yorker）在「商業世界」欄目有一篇長文，「橫財廣進」（The Brass Ring），寫的是有關世界賭王、澳門威尼斯人酒店老闆兼大股東謝爾登•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的事，其中提到阿德爾森與中共官員打交道，幫助中共遊說，中共則讓阿德爾森拿到金沙集團在澳門辦賭場執照的經歷。政商關係本來是非常隱蔽的，不易為外人知悉。不過，這次全因一位名為孫志達（Richard Suen）的香港商人2004年把阿德爾森告上法庭，才把這一樁內幕揭發出來。孫志達說，金沙得以開辦，全靠他帶阿德爾森打通北京政府關係，他說，阿德爾森承諾給他的報酬，五百萬美元及金沙的2%利潤沒有到位，所以他在拉斯維加斯狀告阿德爾森。結果，孫志達的證詞把這段關係曝光了。

2001年7月，北京正爭取2008年奧運主辦權，孫志達和阿德爾森與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主席比爾•韋德納（Bill Weidner）到北京，看到滿城都是北京爭辦奧運的旗幟。經孫志達安排，他們會見了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劉淇。當時美國眾議院正準備討論一項決議，是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的資深民主黨人湯姆•蘭托斯起草的，內容是以北京政府不良的人權記錄有違奧運精神為由反對北京申奧。阿德爾森承認，他即時打電話給共和黨的黨鞭湯姆•迪萊（Tom DeLay），當時迪萊說，他自己也支持該決議，但是，他會跟其他議員再討論一下立法議程。三小時後，迪萊打電話回來：「你夠走運了，……你告訴你們的市長放心好了，該決議不會被討論了。」韋德納也即時通知金沙集團在華盛頓的說客，告訴駐美中國領事，阿德爾森和金沙集團參與了阻止該決議。

中共不僅重金僱傭外國政要、機構、公司、財團等為其利益遊說各國政府，更有甚者，選擇性的給外國政、商界主要人物提供個人的或集團的商業機會，給學術界人物提供訊息，資金和接觸中國的條件，把他們捲入利益的循環圈中，成為「中國崛起」的真正受惠者，使他們為中共國擔任積極說客、主動推手。這些人中不乏很有份量的名字，如，基辛格、亨利.鮑爾森、卡特、比爾.克林頓……甚至是一個世界範圍的趨勢，由各國政府首領帶頭，爭先恐後潮水般的湧入中共國，佔得經濟利益的先機，作為當朝者的政治建樹，以及下野後的個人商機。

高層「經濟掮客」群

2012年4月，法國的法廣報導了德國下野政要充當經濟掮客的實例。「德國高級政治家在執政時都收入有限，以示清廉。退出政壇後，有的人放手大賺，收入遠遠高於從政時的工資。政治家如此致富，這在德國早已是個公開的秘密。他們下野後一般做企業諮詢顧問，或出國發表演說。前國防部長夏平、前總理施羅德、前最後一任總理德梅齊埃等現在都頻頻訪問中國，為德國企業在中國鋪路。他們具體做些甚麼，每次勞務費有多少，這些他們當然都不願意透露。但通常情況下，他們在中國做完一樁事，能拿到1萬到5萬歐元。

「現年64歲的夏平曾是社民黨要員……1991年到1994年間，夏平作為萊法州州長，多次以東道主身份接待來訪特里爾的中國代表團。2001年，夏平訪問中國，成為第一個訪問中國的德國國防部長。2002年，夏平因與情人戲水醜聞被迫下台。下台後，夏平轉入經濟界，主打中國諮詢業務，路子反而越走越寬。他成立了『夏平策略諮詢交流有限公司』，為德國想進軍中國的企業以及中國想進入德國的企業牽線搭橋。中國對德國的環保和綠色能源技術很感興趣，德國相關企業也很想到中國去賺一筆，夏平於是就在幕後為他們找關係戶，以便他們能實現自己的願望。現在，夏平的諮詢公司有20多個工作人員。夏平本人每年都要多次前往中國活動。

「社民黨籍前總理施羅德執政時走的是親善中國的路線，因此被中國人稱為是『老朋友』……由於施羅德做過的官比夏平的大，所以他也更受中國人的歡迎。67歲的施羅德現在也有不少中國業務，每年都會前往中國三、四次，或去發表演講，或悄悄地給人牽線搭橋，幫人攻關走快道。

「在中德政經兩界斡旋的還有不少人。比如前德國總統魏茨格、前西門子總裁皮埃爾、前經濟部長格羅斯等。格羅斯坦率地表示，這類諮詢活動對經濟界確有幫助。由於中國地大物博，門戶眾多，這些下了崗的德國能人因此繼續神通廣大，他們在中國有開不完的門，搭不完的橋。」

2011年9月7日新華網刊載香港鏡報的報導《基辛格的重慶印象》，「自1971年開始，基辛格博士先後70次來到中國，其中50次是官方訪問，20次是私人訪問。此次來重慶，也是他第三次來重慶。」基辛格在訪問期間感慨道，「重慶完全超出我的想像。重慶的今天得益於領導人的偉大的想像力和重慶人民的艱苦努力。重慶的活力讓我心動。」「自我40年前密訪中國，我從來沒有想到會見到這樣一個奇蹟般變化的地方。」

「基辛格（中立者）十分欣賞革命歌曲。圖為他到訪重慶時參加『中華紅歌會』。」「當基辛格在薄熙來的陪同下，出現在重慶奧體中心的時候，全場10萬群眾一片歡呼。會場裡高掛著『紅歌頌黨、唱響中國』的巨幅標語。『永遠跟共產黨走』的主題紅歌大會。這是由國家文化部與重慶共同舉辦的『中華紅歌會』開幕式。」「在10萬群眾歡呼中，基辛格發表了即席演講。他說，「我40年來，不停地來中國訪問。我十分高興地看到中國成為一個不斷增長、繁榮的偉大國家。我更為震驚地看到重慶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巨大進步是中國領導人的遠見和中國人民艱苦奮鬥的結果。重慶的巨大變化已經充分展示了薄熙來書記的遠見卓識。」接著，「薄熙來宣佈紅歌會開幕，全場演唱《跟著共產黨走》。」「『我看到的是中國領導人對未來的遠見。我為重慶的活力所震撼。』基辛格說。」

「基辛格與在重慶建廠的美國企業的代表進行座談，其中包括福特、惠普、微軟、貝寶、Honeywell、e-Bay、通用、百事可樂等。美國企業在重慶有500多家，合同金額11億美元，涉及電子、汽車、配件、房地產、法律服務等。去年重慶對美貿易11.1億美元。」

「您給美國公司的建議是甚麼？」一個美國公司代表問基辛格。

「美國公司來重慶意義重大，」基辛格說。「我建議美國公司到中國西部去，」基辛格說。

江澤民和中共能從政府的治國綱領上讓國內一部份人被選擇的先富起來，能用國家政權把選擇性的打擊腐敗作為排斥異己或拉攏親信的施政工具，他們怎麼不能從政策上非常有選擇性的讓某些對他們一黨專制的長治久安有國際影響力的大公司、大財團、高級政要成為中國發展的最早受惠獲益人？

中共收買效果表現為經濟上的收買——心理上收買——靈魂收買，這其中就有了被收買者主動接受的成分。當被中共的利益征服了道德的人們主動提供遊說和其他服務時，靈魂的收買也就大功告成。事實上，主動投其所好，親身實踐中國特色的行賄受賄，外商和外國公司數量劇增。

第三節 「訂單外交」的誘惑

從江澤民時期開始，中共在外交上使用最廣泛的招數就是「訂單外交」，又稱「經貿外交」或「採購外交」。訂單外交是通過大筆購買對像國商品，通過訂單表現的經濟上好處，使對像國政府採取對中共有利的政策；或與對像國的特定利益集團建立緊密聯繫，並藉助其對本國政府進行遊說，從而影響該政府的對華政策。

不講原則的中非關係

江澤民和中共遊走於各大洲之間，最先依賴的是和非洲國家的關係。

江澤民說，「非洲有五十三個國家，在不結盟運動中約佔半數，在聯合國成員國中佔了近三分之一。」江澤民認為中國和非洲「彼此成為可以信賴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內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政府援助」。因此中國從來不向非洲國家提出任何原則要求，非洲因此也在重大問題上無原則的倒向中共。

「大多數國家都贊成和傾向於世界多極化，都不願意看到世界由一國獨霸。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堅決反對『人權高於主權』的論調，反對一些西方國家利用經濟全球化謀取私利。有些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也表示應該促進世界多極化，維護聯合國的權威。當然，各國都有自己的利益考慮，目的不完全一樣。第三，發展中國家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力量。我在西方國家訪問時，往往有一些所謂「民運」分子和「藏獨」分子、「台獨」分子出來干擾，實際上有些西方國家是眼睜眼閉，給我們施加壓力。而在發展中國家，就沒有這樣的事情。那裏的人民對我們十分熱情友好。事實越來越充分地證明，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繁榮和安全，僅僅靠與發達國家合作是不行的，還要靠加強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加強南南合作。十分注意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這是我們處理對外關係的一個大戰略。」

對於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中共的經濟誘惑往往是通過經濟援助來實現的。江澤民向非洲國家提供了「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的政府援助」。這一政策在2006年中國政府發佈的《中國對非政策文件》得到了明確的闡述:「中國政府將根據自身財力和經濟發展狀況，繼續向非洲國家提供並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

和中國相反，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往往是附有一定條件的，如減少腐敗、改善民主、走向市場經濟、等等，促使被援助國能夠在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有所改進。而中國的援助是無附加條件的，對促進這些國家的民主化、市場化進程無助益，但對這些國家的道德敗壞現象起到鼓勵和有意縱容的作用。正因為無附加條件，中國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受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歡迎。

中國隨之操縱這些國家攪亂國際事務。從1999年到2002年中共操縱了這樣的第三世界盟友，成功地阻斷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對中國人權惡化狀態提起的議案，後來乾脆用這些國家的票數將美國踢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致於美國不再有發言權。出於對中國訂單的考慮，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願意象美國那樣，堅持在人權問題上挑戰中國。幾年中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沒有通過任何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從2002年之後，連這樣的議案都沒有一個國家提起。中共的訂單外交換取了各國政府道德的下滑。

從歐洲打開西方缺口

如何對待西方，江澤民也有一套方法，他說，「當前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美國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明顯優於其他國家，是當今世界超強的一極。美國正在加緊實施其全球戰略，鼓吹『新干涉主義』，推行新的『炮艦政策』，到處干預別國內政，甚至採用武力。然而，美國國內矛盾重重，世界和平與進步力量對美國的牽制也在增強，它想獨霸世界也力不從心……西方國家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歐盟一體化進程近年來有了實質性進展，與美國在歐洲安全事務的主導權和政治、經濟利益上是有矛盾的。日本在政治、外交、軍事上仰美國鼻息，但在經濟貿易方面與美國積怨頗多。俄羅斯經濟上有求於西方，但在北約東擴、核裁軍等問題上與美國、西歐矛盾很深……。國際敵對勢力不願看到中國日益強大，竭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企圖搞垮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圖謀是不會改變的。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

分離美國和歐洲在中共的棋盤上至關重要。從歐洲打開西方聯盟的缺口，是江澤民和中共外交的戰略。西方在冷戰後想要有多極力量的鵲起，這本身無可厚非。但是自由的理念，道德和信仰的結集是不能分離的。分散開去的結果是各自力量的削弱，不僅在經濟上，政治上，也是在道德上，立國精神上，對普世價值的堅守上，對上帝保佑人類的信仰上的滑落。這不僅給西方自由世界帶來災難，同時給中共留下了分離進入的蟻穴。中共一直以來的「統戰」手法得到國際舞台的延用，有拉有打，又拉又打，利用他人之間的矛盾，擴大間隙，分化瓦解，鑽營中共的勢力。

中共選擇了法國和德國作為其攻陷歐洲的最早突破口。

「訂單外交」——從法國和德國突破歐洲

面對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世界，江澤民知道其遠非鐵板一塊。江一方面應對美國，另一方面大力改善和發展與歐洲強國的關係，發現、利用西方諸強自身的利益特點予以各個擊破，分化瓦解西方對中國的聯盟。

江澤民對外交工作的說法是：「在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鬥爭中，我們既堅持原則，又堅持靈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擴大我們的迴旋餘地。」2000年，江澤民進一步強調：「開展對西方國家的工作，必須抓住重點進行突破，同時要善於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進行縱橫捭闔的鬥爭。要利用我國的市場優勢，調動西方經濟界發展對華關係的積極性。」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擴大我們的迴旋餘地。」江澤民和中共國外交戰略一定要分離美國和歐洲，而在歐洲，江澤民和中共的突破首選是法國。

◎中法關係

提到法國，其首先是文化法國。法國對於歐洲諸國在文化上的影響很大。近代歐洲歷史上先後出現過西班牙「無敵艦隊」和荷蘭「海上馬車伕」的輝煌，但那主要都是商業和軍事方面的成就，文化方面尚難以望法蘭西文化雄霸歐洲之項背：路易十四、拿破侖的對外征服將法語和法蘭西禮儀越過萊茵河、烏拉爾山和阿爾卑斯地區，成為整個歐洲大陸貴族爭相學習、效仿的對象。

冷戰結束後，生活在美國獨霸天下的世界，法國轉而追求文化多樣性和世界多極化，來展示其自身的國家意志。在文化上，法國努力維護其文化獨立性，倡導「文化多樣性」來抵制美國要求歐洲開放文化產品市場的要求和好萊塢的文化進入；在政治上，法國提倡世界多極化，努力提升歐洲和自己作為歐洲大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在意識形態上，作為共產主義第一政權巴黎公社的所在地，法國的政經制度中有一定共產主義因素，如強調社會福利等。中國媒體甚至有「法國是西方的中國，中國是東方的法國」的提法。法國的這些特點，使其自然而然的成為中共應對美國的一個重要棋子。

正是基於其自身特點，法國政府不顧其他西方國家的態度，於1964年1月率先同中國建交，成為第一個同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而其他西方國家直到進入７０年代，隨著中美關係的改變，才逐漸實現和中國關係的正常化。

在「六四」以後，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並於1992年向台灣出售60架「幻影」飛機，使兩國關係跌入低谷。

中共利用經濟誘惑、法國本身政治上的需要、加上希拉克對中國的好感，想方設法使中法關係漸漸走出低谷。1993年中法之間開始秘密談判。1994年1月，中法發表聯合公報，法國承諾不再向台灣出售武器。1994年4月，法國總理巴拉迪爾訪華。1994年9月，江澤民訪問法國。1997年5月，希拉克訪華，與江澤民聯合簽署了《中法關於面向21世紀全面夥伴關係聲明》，法國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夥伴關係的國家。

1998年，江澤民任命駐法國大使，對其要求「要把中法關係推上去」，「首腦外交」的中法元首互訪對方故鄉即是策劃之一。1999年10月23日至24日，江澤民訪問了希拉克總統的故鄉科雷茲。2000年11月21日到22日，希拉克總統回訪江澤民故鄉揚州。

既然法國重視文化，江澤民的幹將投其所好，從法國的文化上打開缺口，也是避開敏感的國際政治運作和意識形態不同的最佳進攻謀略。另一做法是歷時兩年的中法文化年。該活動一直受到江的關注。1999年和2000年江澤民和希拉克在互訪時共同確定舉辦中法文化年。雙方商定，2003年10月至2004年7月，中國在法國舉辦文化年；2004年秋季至2005年7月，法國在中國舉辦文化年。

「文化年」成為中共外交的武器之一。後來在其他國家主辦國不少次，都是交易為主導的活動。儘管中共出口的不是中華文化，而是中共文化，因為打著「文化」的招牌，也是讓人最不設防的。

到21世紀初，中國與法國的政治關係已經非常密切，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這主要是由於兩國所擁有的許多共同的政治立場與合作，這除了表現在反對伊拉克戰爭、對朝核、伊核和黎巴嫩衝突等等問題上看法非常接近外，更重要的共同點是兩國都心照不宣地反對由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格局。中共國努力使自己崛起，希望在未來成為一個能夠與美國抗衡的力量；法國則希望通過加快歐盟的一體化進程來創造另一股制衡力量。

中法文化年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學、藝術、科技、教育、體育、影視、出版、旅遊、飲食、時尚、文物等各個領域。中法的貿易額在2000年是71.6億美元。「中法文化年」結束的2005年間竄升至200億美元。中共用「訂單外交」打開了法國之門，歐洲從此不再是自由理念的銅牆鐵壁，從法國的道德蟻穴中，利益的誘惑逐漸腐蝕穿透了幾千年建立的歐洲文明的基礎。後來各國看到法國和德國得到的利益好處，爭相和中共國建立訂單關係，一發不可收拾。

2010年已有3800多家法國企業在中國發展。雙邊貿易額從每年1億美元提高到每天1億多美元。截至2010年底，法在華投資項目4121個，合同外資168.6億美元，實際投資107.5億美元。而據法國國際投資署（AFII）統計，截至目前，中國對法各類投資累計僅近15億美元。2002年，著名的法國跨國集團阿爾卡特公司將其亞太總部和研發中心遷至中國。法國電力公司也將其亞太總部設在北京。

法國是中國技術引進的主要來源國之一，也是中國用現匯引進技術較多的國家。中共在購買美國的波音飛機和購買法國的空中客車上一直玩著外交花招，以經濟貿易誘惑實施國際政治壓力。2003年4月中方購買30架空客飛機。2006年中國購買了40架空客，總價值26億歐元。2007年的前9個月，中國購買了28架空客，總值17.53億歐元，中國依然是空客第一購買國。法國賺足了錢，美國的波音公司急得跳腳。

在希拉克擔任總統期間，中法兩國由原來的「全面夥伴關係」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在這一「政治蜜月」中，雙方都希望兩國能步入「經濟蜜月」。

中共扳倒法國的初衷是為了突破武器禁運的國際制裁。江澤民對法國的心血沒有白費，法國在一些重大的國際事務上，不再堅守正義原則，轉而支持中國的立場。如在1997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會議上，法國不參加由美國帶頭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最後使這項議案以不予審議的形式被否決。又如在歐盟對華軍售禁令問題上，法國積極為歐盟解除禁令而奔走呼號。但由於許多歐盟國家反對，禁令至今仍未能撤銷。2003年，法國擔任八國集團會議（G8）主席國，總統希拉克提出八國集團會議除了八國參加之外，還應該邀請一些新興國家。希拉克講完話之後，就派他的顧問找當年的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希望能邀請中共黨魁出席。

但是中共國和西方的價值理念畢竟不同，矛盾也會時常發生。如2008年，巴黎市議會通過了所謂授予達賴「榮譽市民」稱號的決議。新華網北京2009年5月7日電，「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7日表示，中方要求巴黎市方面停止一切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不要在涉藏問題上一錯再錯。」馬朝旭說：「如果巴黎市政府授予達賴所謂的『榮譽市民』稱號，必將遭到中國人民（應該是中共國—作者注）的堅決反對。」

法國總統薩科齊2008年12月執意在波蘭會見達賴喇嘛，中國暫停了和以法國為輪值國主席的歐盟舉行峰會。4月G20倫敦峰會前夕，兩國關係發生大轉折，中法發表聯合公報，《公報》稱，法國充分認識到西藏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申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稍後，中國國家主席會晤法國總統薩科齊，中國並宣佈將向法國派遣一個貿易與投資代表團。

2010年11月05日新華網和人民網登載題為《法媒：對待中國需要小心翼翼》文章，部份原文摘錄如下：

法國《解放報》11月3日文章原題：小心伺候中國大人（作者阿諾•沃勒蘭），「隨著胡錦濤前來法國訪問，法國政界和經濟界許多人士都將鬆一口氣。自從2008年以來，中國的這些朋友都想忘卻奧運聖火在巴黎傳遞的不愉快經歷以及薩科齊在波蘭與達賴喇嘛的握手，因為這些事情嚴重影響了兩國的外交關係，並干擾了貿易。

「親華人士開闢所有可能對話的渠道。2009年4月，國民議會議長貝爾納•阿誇耶攜帶薩科齊致胡錦濤的邀請信前往中國執行外交任務。半年後，經濟、財政與就業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達能公司、歐洲航空防務和航天公司以及家樂福的總裁們陪同下，在北京度過了富有成效的3天。這位女部長也是與北京恢復友好關係的關鍵人物之一。

「親華超越了種種有偏見的傾向。德龍省社會黨參議員讓一貝松作為法國參議院法中友好小組主席，擺出一副『對華現實主義者』的姿態。這位親北京人士表示：『不要冒險忽視未來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他說：『薩科齊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沒有任何表態是有理由的。否則可能會導致金融和經濟後果。』

「比中國人還中國人的溫明登認為：『在人權方面應停止急切的做法，他們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用不著要求釋放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這是行不通的。』」

《真實的江澤民》第九章 貪戰（下）

◎中德關係

如果說中法的密切交往是建立在政治基礎上的話，中德的交往則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

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2日對中國的訪問使世界政治格局發生微妙變化。毛澤東特地對發展中國與聯邦德國關係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聯邦德國和美國、日本不同，和台灣沒有特殊關係，所以不需要聯邦德國公開表態承認「一個中國」。中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於1972年10月11日建交。兩國的建交公報只有一句話，沒有所謂的「台灣條款」。

兩國貿易額建交之初只有2.75億美元，隨著兩國的經濟交往，雙邊貿易額逐年躍升。中德兩國的外交關係也較平緩的發展。「六四」後德國對中國進行了制裁。但由於雙方經濟利益的需要，雙方關係於90年代初開始緩和。1993年德政府決定不批准向台灣出售潛艇並提出以中國為中心的新亞洲政策，而雙方的外交關係中凸顯經濟因素。

2002年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德在亞洲最大貿易夥伴。2010年，中德雙邊貿易額達到1，424億美元，比兩國建交時增長了500多倍，在中國與歐盟貿易總額中占近30%。截至2011年8月，德國在華設立企業7,000餘家，累計投資項目7,500餘個，金額超過180億美元；對華輸出技術累計近1.6萬項，合同金額超過500億美元，約占中國自歐盟技術引進合同金額的38%。中國是德國機械、汽車、化工等支柱產業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

德在華主要投資領域為汽車、化工、發電設備、交通、鋼鐵、通信等，大部份為生產性項目，技術含量高，資金到位及時。德國企業在華約有1,700個子公司或代表處，大眾、西門子、巴斯夫、戴姆勒、寶馬、拜耳等大公司均在華建立了獨資或合資企業。德還參與了上海地鐵一、二期和廣州地鐵工程、小浪底和三峽水利工程、江蘇田灣核電站、南京揚巴石化一體化項目等。中國從德國主要進口機電設備、鐵路、汽車及船舶等運輸設備、化學品、光學、醫療儀器等；對德國主要出口電器、機械設備、紡織原料及製成品、化學品和玩具等。

相對於其他歐洲各國，德國擁有若干「對華貿易之最」：德國是對華技術轉讓最多的國家；德國是歐洲各國中在華投資最多的國家；德國也是歐洲各國對華提供發展援助最多的國家。

在同歐洲各國的關係上，充分利用各國對本身利益的考慮，予以各個擊破。最後連美國也不能例外，在經濟上倒向中共。

討好周邊鄰國的「領土外交」

領土外交是「訂單外交」的實物交易形式。是江澤民讓利，出賣中國人民國土的一種國際政治交易。

◎出賣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給俄國

中共十六大四中全會於2004年9月16日至9月19日在北京舉行，經通宵達旦的角逐，江終於被迫下台。9月30日新加坡《海峽時報》駐中國首席記者、香港公民程翔以筆名「鍾國仁」在香港《明報》上發表文章，指出江澤民出賣了相當於40個台灣的國土給俄羅斯。鍾國仁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國政府為甚麼不敢向老百姓公佈和解釋條約的三大苦衷：一是它表示中共在這個問題上連被它譏笑為賣國而趕下台的國民黨政權都不如；二是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比共產黨其他領導人都不如；三這個標誌著中國正式放棄偌大一塊領土的條約，從談判的過程到最後簽署，都沒有公開過。

2005年4月22日，程翔在深圳辦事期間被中共國安人員帶走。同年8月5日，程翔被中共以間諜罪正式逮捕，當局指他涉嫌二零零零年起替台灣情報機構蒐集大陸情報，並於2006年8月31日被判入獄五年。在各界營救之下，程翔於2008年2月5日獲假釋提前返抵香港。有人在扣押期間對他說：「真正被捕的原因，你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在整個審訊過程中，從沒有人向他查問「盜竊」或「洩露」了哪些國家機密。

1999年12月9日，江澤民和當時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訂了《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這個條約構成了今後中俄邊界的法律文件。而這樁關係到國家領土的大事一直被江澤民隱瞞，直到幾年後，這個條約經俄方公佈，中國人才得知江悄悄出賣了大片國土。1999年12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面官方關於此條約的只有100多字的簡短介紹。

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賣國條約，中間隱藏著驚天黑幕。在《議定書》中，江澤民出賣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寶貴領土，相當於東北三省面積的總和，也相當於幾十個台灣；江澤民還將圖們江出海口劃給俄國，封死了中國東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江澤民出賣的中國北方領土有幾大塊，一塊是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興地區」，另一塊是烏蘇里江以東的「烏東地區」，有40萬平方公里，還有就是唐努烏梁海地區，有17萬平方公里，以及庫頁島，有7.64萬平方公里。

該《議定書》徹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間中俄邊界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承認了從中華民國到歷屆中共政府都拒絕承認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包括《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僅如此，《議定書》還將大片未經簽約而被沙俄強佔的領土永久性地劃歸俄國，這其中包括1953年聯合國大會表決裁定為中國領土的唐努烏梁海地區（約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貴州省面積），還包括連不平等條約《璦琿條約》都承認是中國領土的江東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面積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開始即歸中國管轄、在《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明確劃歸中國的庫頁島（7.6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台灣面積）。

◎軍隊後撤邊界五百公里不設防

協議簽署後，江澤民以軍委主席的身份命令中國邊防軍後撤，500公里不設防，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4個國家不設防地帶只有100公里寬（只有俄羅斯濱海邊疆區的幾個地段例外）。

2002年12月18日，利托夫金在題為《俄中邊界10年前就已成為一條安全的邊界線》的評論文章中，公佈了1999年江澤民與葉利欽簽署的秘密協議《兩國政府間在彼此削減邊界地區武裝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問題上的相互諒解備忘錄》，尤其是高度讚揚江在賣國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貢獻。文章透露：「為了加強軍事領域的相互信任，北京採取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措施，承擔了單方面的義務，即：做到在與這幾個國家交界的邊界地區，在500公里寬的沿邊地帶，除邊防人員外沒有任何軍隊。對俄羅斯和其它幾個獨聯體國家(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來說，這條沿邊的『不設防地帶』則只有100公里寬。俄國那邊不設防的100公里地帶是森林荒野，退出並不損失甚麼，但中國退出的那500公里寬的地帶都是耗費巨資的軍事設施。全部毀掉損失巨大。」

江澤民用中國人民的領土換得俄國政府的支持，俄國政府把俄國法輪大法協會的主席威逼離境；還遣返旅居俄國的中籍法輪功學員回中國，置他們的生死於不顧。

◎出賣給其它國家的領土

對於中越、中印、中國和其它前蘇聯國家等領土爭端的解決，中共官方媒體也從來不敢公佈條約的內容，所有出賣領土利益都屬於黑箱作業。

江澤民和塔吉克、吉爾吉斯以及哈薩克，簽訂了中塔吉邊界劃定協定、中吉哈邊界劃定協定等，基本放棄了所有爭端國土。例如他與塔吉克斯坦總統賴克莫諾夫簽約，將靠近帕米爾地區的27，000平方公里的爭議土地出賣給塔國，而中國僅得到1，000平方公里。這是塔吉克的通訊社報導了有關條約內容，才在海外曝光。

江澤民在1996年出訪菲律賓，主動提出放棄南沙群島的主權爭議，共同進行經濟開發。

1996年11月底，江澤民訪問印度，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控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為中印按照現在的控制線劃分邊界定下基調，這就等於承認了麥克馬洪線，放棄了喜馬拉雅山南麓肥沃的9萬平方公里領土。

1999年12月30日，江澤民批准《中國和越南陸地邊界條約》，將數千位將士付出生命而守衛的雲南老山和廣西法卡山劃歸越南，麻栗坡的戰死將士將永遠埋骨越南。

第四節 日漸成熟的誘惑技巧

巨大的道德漏洞

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與西方民主國家由於政治體制截然不同，國家運作的模式也存在一個根本的區別：前者以維持中共政權為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是為政治服務的，經濟政策、外交政策等也是為了維持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為了其政治利益，可以犧牲其它任何利益。後者則相反，國家運作以為民眾服務為中心，政府強調經濟發展，其目的也是為了使民眾過得更好，西方國家政治利益服務於民眾利益、經濟利益。

所以，從根本上講，中共的經濟、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為一己之私的，而非為其民眾，甚至是損害民眾利益的。和西方相比，中共的國家運作模式有一個巨大的道德漏洞。

九十年代，江澤民及中共在得到西方的經濟輸血後，在國內的執政合法性得到暫時的延續。隨著錢包的日益增厚，中共逐漸獲得了一項與西方進行交易的關鍵要素：資本與經濟籌碼。中共的外匯政策使其對這些資本享有絕對的控制權，同時中共又勿需對中國人民負責，這使其在與西方的資本家和政要的交易和外交談判中可以隨心所欲的利用這些資本，從經濟利益上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誘惑和迫使其他國家就範。如果別的國家在利益面前不能堅守原則，不能認清中共在道德上的敗壞，就陷入中共設下的套，放棄道德原則，作出損人利己的事情。

每當美國對華情緒趨於惡化時，中共的採購外交就及時跟進，通過大筆的訂單對美國利益集團構成影響，進而通過它們的宣傳和遊說活動平抑民眾情緒、對美國政府和國會施加壓力，形成對中共有利的影響，達到對美經濟外交的目的。

背後的動機

從1990年到現在的20多年來，中國對西方強國在三個階段內進行了高頻度的採購外交，分別是1990～1994年，1997～1999年，2004年至今。結合中國在上述三個時段中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我們不難發現其背後的動機。

1989年後，中共因「六四」對學生和平民開槍而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聯合經濟制裁和外交封鎖，一時間中國和西方大國間的高層互訪和多種渠道的外交聯結被迫中斷。中共的採購外交在中共的危難之際承擔起了「利益誘惑」角色，利用西方重利益的實用主義狀態，達成外交上破冰重任。1990年，中國一次性購買了90億美元的波音飛機。自1990年起連續5年，中國每年都會向美國派出至少一個大規模的採購團，以圖「購買」足以促進了兩國關係改善的貨物。對歐洲，中國在1991年和1992年分別派出兩個大型採購團進行採購，總額每年都達到10億美元以上。中歐關係因而得到金錢的修補，中德、中法間分別在1992、1994年實現高層訪問。1992年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外交封鎖逐步瓦解，這其中中國的採購外交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二個採購外交的高頻時段分佈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1995、1996年的台灣海峽危機已經過去，而中國入世談判進入最後階段，美國是最重要的談判對手，也是中國入世的最大障礙。穩步增長的對華貿易逆差構成美國朝野的關注焦點。因此，顯示中國的誠意、安撫美國在貿易問題上的焦慮和牴觸情緒則成了當時中共對美採購外交的基本目的。1998年是美國20年來唯一沒有出現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雙赤字的年份，但中國仍連續3年向美國送上了年均40億美元的厚禮，沖淡了美國國內的反華氛圍，得以加入世貿。

近年來，中國同各國間的採購外交進入第三個採購外交的高頻階段。一方面是由於中國自身經過外國經濟輸血得以好轉，但更為直接的原因還是由中共「血汗工廠」的策略所導致的中國與西方國家間貿易順差格局的長期化、穩定化與擴大化。中共通過採購外交來平撫由中美貿易順差增長而帶來的美國民眾的反華情緒。所以中美採購外交頻數及總額分佈同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長率之間存在著較高程度的相關性，且採購總額會伴隨上一年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長率的升降而相應增減。

策略技巧日漸成熟

經過10多年的實踐，中共訂單外交中的策略技巧日漸成熟，採購效用得到增強。這種提高首先體現在對時間的把握上：中國訂單外交越來越注重通過延長採購外交的活動過程或是延長採購合同簽訂過程從而延長外交效用的作用時間，以增強影響力。早期的訂單外交通常一次性集中採購，時間最長不過1個月，那時因為當時中共內外交困，需要急功近利的結果來解圍。而近些年來則呈現為分批派團外出採購的方式。在首腦出訪的前後一段時間內，按照採購類別分不同批次先後前往目標國實施採購，從開始到結束有時竟能達到半年之久。

以2003年為例，從2003年11月12日第一批飛機汽車採購團開始行動，到2004年1月13日最後一批電信採購團簽署訂單，先後有4個採購團分批赴美，前後共跨越兩個月之久。值得注意的是在11月18日，美國政府突然宣佈針對中國的針織布、晨浴衣、胸衣進口設置配額限制，而這一貿易糾紛恰好發生在中國採購團的採購週期內，因此中共政府便利用採購外交做出及時反應，暫時取消第二個大豆採購團的赴美採購。這樣一來就給美國國內的農業市場造成很大壓力，來自大豆、小麥主產州的多位美國國會議員，包括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達施勒和美國全球棉花有限公司的總裁哲寧甘在內，他們共同向小布什政府施壓，最終促使美國政府做出讓步，幾週之後中國恢復大豆採購團的行程。

中共訂單外交策略水平玩出花樣的第二個方面體現在採購協議的簽訂方式上：避免直接簽訂大額協定，而是先簽署框架協議、意向協議，在此後的領導人互訪時最終簽訂合同。飛機採購單的簽訂通常採取的就是這種形式，從最初的有採購意向到最終簽訂合同通常要經過三四次的官方確認過程，前後時間可達兩三年，而每一次確認都需要雙方在外交和政治上共同製造良好氛圍，這樣就延長了中共控制兩國關係的時間長度和訂單外交的有效程度。

充分利用人類的貪婪

這樣，江澤民開創的訂單外交在對西方的外交中效果顯著。中共通過訂單外交迫使西方國家不能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同時也使得西方的一批政要和企業成為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促銷員」。

由於中共對美國的大規模採購使美國企業受惠，美國商會、美中企業家理事會、美中貿易企業聯合會等握有經濟實力的財團組織參與的企業聯盟積極為中共奔走。它們的遊說努力確保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每年都延長其對華「正常貿易關係」。大型跨國公司對中共的幫助尤其突出，波音公司於1995年發起一項「對華貿易正常化計劃」，以推動中美貿易關係長期穩定；它們還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響力推動各州政府和議員出面支持同中國的貿易關係，相互之間甚至有分工和協調：波音公司負責華盛頓州和堪薩斯州，摩托羅拉公司負責得克薩斯州和伊利諾伊州。

1999年10月江澤民訪問英國時，向英國獻上了大約40億美元合同的誘惑。隨後，江澤民訪問法國。法國總統希拉克在此之前已多次嚐到了中共訂單外交的甜頭，於江到訪前向中國駐法大使吳建民表示，既然中國對英國送了大禮，希望中國對法國也能有所表示，不然他不好向法國人民交代。

為安撫和尋求法國在國際事務上對中國的支持，江澤民拍板了中國和空中客機集團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的飛機購買談判，作為訪問法國的禮物。江並參觀了法國的高速鐵路，表現出對購買法國高鐵技術和設備的興趣。法國總統希拉克在記者招待會上興高采烈的說：「江澤民已經作出了一項令我十分感激的決定：購買空中客車工業公司的８架Ａ—３４０大型飛機、２０架Ａ—３１８和Ａ—３１９飛機。這是一筆價值１５０億法郎的大買賣。」他接著說：「我向他說明了如果中國要購買法國的高速火車用於中國方面已計劃興建的北京—上海間的高速火車線路的好處。」江得到的回報是法國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支持。

希拉克在任上訪問中國四次，每次均率大隊商界高層代表團，每次都和中國簽訂大宗銷售合同，以致於被媒體稱為「超級推銷員」。2004年10月希拉克訪問中國時，除帶來法國空軍特技飛行隊外，還率領了另一支「戰鬥編隊」，即4位部長和52位法國工商企業老總。在短暫的4天中，中法雙方迅速簽下了近70億歐元的合同，其中包括中國對法國空中客車集團26架飛機的訂單，以及法國核能集團AREVA向在中國投標新核電站的項目。不僅如此，中共也有了機會在購買波音飛機或法國空中客車的決策中不斷的同美國和法國玩上了外交訂單遊戲。因為大筆款項的誘惑，這樣的遊戲可以說是屢試屢爽。

中共也將這種利益誘惑拓展到了軍事範圍。美國國會中美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2011年度報告中報導，中國利用美國的退役將軍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報告指出，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組織（CAIFC）系解放軍總政治部對外聯絡部的外圍組織，支持成立了「三亞倡議」（The Sanya Initiative）。「三亞倡議」的美中退休將領交流活動會邀請退休的美國軍官到中國參訪。中國通過「皇家旅遊」的方式，向這些美國特別訪客提供在中國做生意或者合夥的機會。而這些退休軍事人員將中國官方的文宣和政策信息傳遞給美國國會和五角大樓，併進行遊說工作。

中共不光是利用貿易關係來改進與別國的關係，更是在訂單外交上附加上自己的政治目的，如迫害人權等，讓別的國家在獲取利益時，直接成為中共的同盟者。

自江澤民起，中共將「用經濟利益換取政治利益」的訂單外交招數使用得爐火純青，誘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政治家、企業家、商會、遊說客等為經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人權原則、普世價值、社會道義、國際公益。這對國際社會道義原則和國際公益運作標準的破壞是十分危險的。雖然在短期內，人權的被剝奪主要發生在中國，還未波及到美國和歐洲，但從長期效果上看，「為利喪義」的短視行為正逐漸敗壞著整個人類的道德觀，最終必然會影響到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和政治體制。

第五節 經濟輸血的沖喜效應

經濟輸血幫助了中共對抗普世價值的底氣

不爭的事實是，這些年西方各國大量的經濟輸血，幫助中共有了對抗普世價值的底氣，心理和勢力。

中共有了本錢之後，並沒有像西方說客所說的，經濟發展了，就會自動帶來政治的自由和其他自由。恰恰相反，中共以其經濟發展為藉口，更有理由對抗自由世界的普世價值。

中共的邏輯也很簡單。在我要死不活的年月，突然得到爆發的資金，變成現在的外匯儲備闊佬，擁有多少美國的債券，連西方都有人羨慕我專制的能力和制度，我已經走出了「中共模式「的路，為甚麼要走普世價值的路？！

江澤民和中共在幾十年整人政治運動中積累大量經驗，其中最本能也最湊效的是充分掌握人的弱點，投其所好，利用並擴大人性自私的部份來為中共服務。西方重商，故經濟利益可誘使西方商人和政客就範，江澤民相信的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他說，「在新格局的形成過程中，世界各種矛盾都在深入發展，各種力量正在重新分化組合，各種重大戰略關係也在調整變化。由於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繼續起作用，西方國家內部及相互之間的矛盾日趨暴露和上升，內外難題不斷增加。這就為我們在國際鬥爭中運籌帷幄、縱橫捭闔，創造了許多新的機會。只要我們善於把握好一些大的戰略關係，善於利用一些重要矛盾，就能夠靈活應付、舉措自如，適應國際局勢的發展，進一步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

中共赤裸裸的用機槍坦克鎮壓學生和平民在全世界激起義憤之時，江澤民踏著民眾的鮮血上台。在世界強大的民意壓力下，美國等西方國家一致譴責中共，並結合經濟制裁等方式給中共施加巨大壓力，中共限於四面楚歌的孤立之中。經歷過中共建政後幾十年的窮酸革命及見識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國門打開後世界真實情況的中國人民，不會再接受中共把中國帶回到勒緊褲帶鬧革命的荒唐歲月，因此，西方的經濟制裁對中共的打擊幾乎是致命性的。

中共看準了西方不忍放棄中國巨大市場潛力的心理，展開了各種以經濟交往為目的的「人權遊戲（鬥爭）」。為了破開經濟封鎖，獲得西方的資金和技術援助，中共首先向西方伸出橄欖枝，表示繼續改革開放的國策，表面上不得不接受一些改善人權的附加條件，如在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國會年度審核通過前，釋放一個兩個取之不盡的「良心犯」以滿足美國國會列出的人權指標。同時，對改善人權的承偌陽奉陰違，從實質上破壞世界上對其人權行為的監督。

從二十年錢中共的搖尾乞憐到今天「財大氣粗」的不同態度，人們可以看到奴才和主子的可笑劣質集於中共一身。

對抗普世價值

中共的軟肋是其一黨專制的本質。共產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已被中國人民摒棄。江澤民堅持共產主義信仰是假裝的，這一點他自己也供認不諱，「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只是一塊用於維護其統治地位的遮羞布，江澤民對「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的恐懼卻是貨真價實的。江深恐中共虛假的「共產主義」不堪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的衝擊，而導致中共獨裁統治、中共政權瓦解。而且，江對人權的踐踏劣跡斑斑，先有整肅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的前科，後有發動鎮壓法輪功的世紀大迫害，還因此多年獲得「大赦國際」授予的「人權惡棍」光榮稱號。因此，江對西方普世價值觀既恨又怕，要堅決抵制。

為了消弭對抗國際上的批評，江及中共採用一貫的手法，一方面利用經濟利益的誘惑，消弱批評的聲音，另一方面混淆人權的概念，以似是而非的歪理攪亂視線，逃避國際壓力，並大力進行對外的人權理論反宣傳。江澤民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抵制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觀的言論：

「美國喊甚麼民主，甚麼自由，甚麼人權，都是假的!」(1990年1月18日在山西考察工作時的談話)「我們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體現了最廣泛的人民民主，最適合我國國情，因而是最好的民主制度。」

「我們完全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比西方國家的『三權鼎立』制度要民主得多、優越得多。」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種政黨制度，從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兩黨制或多黨制互相攻訐、互相傾軋的弊病，能夠保證集中領導與廣泛民主、充滿活力與富有效率的有機統一。」

「西方往往希望我們都變成資本主義。如果世界上都成了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豈不是太單調了。」

江澤民忌憚於美國的世界地位和在歷史上對各國人權的關注，在針對人類共享的普世價值時，更是把鬥爭的矛頭重點指向美國。江說，「美國對華政策一直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一直是在美國的反華勢力對我國的長期戰略目標。另一方面，美國出於自身的全球戰略需要和實際經濟利益需要，捨棄不下我國的巨大市場，不得不在國際事務中尋求同我國進行合作。…既然『美國對我採取『既接觸又遏制』的兩手策略，我們也要講究策略，以兩手對兩手，以鬥爭促合作。」

同時，江發出指令，「要大力揭露西方宣傳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欺騙性。西方敵對勢力打著『民主』『自由』、『人權』的旗號，向我發動進攻，通過各種渠道，對我進行滲透，反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要認真對付，堅決還擊。要揭露西方『民主』的實質和虛偽性，說明我們的民主是最廣泛的人民民主，說明社會主義中國最尊重人權，最愛護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和權利。」

中共提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那些宣揚『普世價值』的人，正是在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下，推銷西式政治制度、價值觀念，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和要害。」「冷戰結束以後，西方的外交工具就以普世價值取代了過去的反共大旗。關於普世價值，就是西方經常掛在嘴上的『民主、自由、人權、平等』，等等。且不說這些是不是公認的普世價值，僅就西方竭力甚至強行在當今世界推銷，就十分令人起疑。特別是對於我們中國，更要打一個問號。」

在江澤民的指示下，中共把人權問題作為一項對外鬥爭的工作重點來抓，人權成為中國對外宣傳的一個重要主題。1991年11月1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第一部題為《中國的人權狀況》的白皮書，宣稱「人權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的關注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在繼續，危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利用人權干涉別國內政和推行強權外交，阻礙了人權和基本自由的實現。」之後的《中國的人權狀況》白皮書便成為中共人權的一部「經典」作品，反覆修訂出版，並在此基礎上編寫各種學習材料。

針對美國國務院年度世界人權記錄報告中對中共人權惡劣行為的記錄，中共又針鋒相對地搞了一部年度的「美國的人權記錄報告」。中共組織人馬從西方媒體公開發表的材料中收集整理，修飾加工成報告後通過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以「敦促美國正視自身的人權問題」。第一部報告發表於2000年2月27日——《1999年美國的人權記錄》。這本「美國人權記錄」說，「美國無視自身存在的嚴重人權問題，卻熱衷於推行所謂『人權外交』，將人權作為醜化別國形象和謀取自己戰略利益的政治工具，這充分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實行雙重標準的偽善面目和藉口人權推行霸權主義的不良圖謀。」

分而治之的關門人權「對話」

中共在人權問題上還耍了一個大花招，就是人權問題只能關起門來討論，否則就是「干涉中國內政」。江聲稱「人權是一個國家主權範圍內的問題；各國對人權問題的看法有分歧，應進行對話，而不應搞對抗。」江澤民當著克林頓的面說，「在人權問題這類問題上，可以在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基礎上開展討論。」

更重要的是，與各國都可以分開來談，分而治之，來多少對付多少，多多益善。讓所有還有些許人權關注概念的國家分散成單一的對手，中共駕馭單一的，分散的團體在戰爭年代久經歷練，對付甚麼人都得心應手。對方只要願意來單獨談，就是對中共合法性的承認。在中共願意談「人權」的情況下，西方國家總不能不願談吧，那麼，各國能夠聯合起來制約人權迫害情況發生的能力就被中共從此分化瓦解掉了。

談判對話是中共駕輕就熟的拿手好戲，尤其是關起門來談，甚麼大話都可以說，甚麼承諾都可以許，而出了門甚麼也都可以不做，不受任何約束，具體談甚麼，外界不知道，但又可以搪塞外界輿論。歷史上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與中共關於國共合作展開的三次談判，每次都以大呼上當而告終。

「人權」終成政治裝飾

中美人權對話從江時代的1990年12月開始，每年美國負責人權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對中國進行訪問對話，或者中方代表團到華盛頓對話，到2002年12月一共舉行了13次對話，只是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和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每次對話只不過是公式化地發表聯合公報，獲得的最大成果不過是「增進了雙方的相互理解」之類的套話。

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中共對談判的態度也愈加強硬。中共慣用的警告就是中國決不容忍他國干涉中國內政，中國不害怕其他國家表現出的敵意。

對話基金會的Kamm先生過去支持中美對話，但他說，他準備改變自己的立場，「要是中國政府只想就廣義的意識層面去討論人權問題，那一大幫人用納稅人的錢飛到北京就很難說得過去了。」Kamm還補充道，「如果撇開具體的人談人權，那我覺得這種對話就沒有必要再進行下去了。」

如果其他時候實質性地提出人權問題，中共就會立馬翻臉。由於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及其它違反人權在國際上曝光，2004年美國決定向聯合國第60屆人權會上提出譴責中共違反人權的提案時，中共立即作出強烈反應，緊急約見美國駐華大使雷德，宣佈中止雙方的人權對話與交流。即使是後來這些年的美中官方接觸中，可以談任何問題，就是不能碰法輪功問題。一旦提到法輪功，中共代表就搖頭擺手，起身退席，絕口不談。因為這是中共的「七寸」，無法解釋為甚麼對這麼大面積的漢人，又是只為做好人的群體如此沒道理的迫害。

雖然在時隔六年之後，於2008年5月24日至28日，中美第14次人權對話在北京恢復舉行。美國與西方對中共的人權關注度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人們似乎已經接受了這一現實生活中的現實：人權僅僅是政治家們裝飾門面的一個議題而已。

中共用同樣的手法，與西方各國開展樂此不疲的「人權對話」。例如，於1997年開始與歐盟每半年舉行一次人權對話；始於1997年的年度中澳人權對話，中加人權對話；於1999年開始每年一次的中德人權對話。同樣地，所有這些人權對話是能淡則談，能敷衍則敷衍，談不來則各說各話，觸及實質問題就中止談判。

經濟「大棒」–中共特色的貿易與人權掛鉤

用經濟手段對付人權批評，在經濟輸血後感到強盛起來的中共那裏，有了新用。

在經濟外交上，中共不僅僅是採用「胡蘿蔔」政策，有時也使用「大棒」。對於在人權問題上批評中共的、中共自認為可以對付得了的國家，中共毫不留情的採用經濟手段予以制裁，迫使其噤聲。

中共利用貿易關係，與其他西方國家聯手對抗美國在聯合國關於中國的人權提案。

中共首次得力的運用經濟「大棒」實現外交目的是在1997年。4月15日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第53屆會議上，由美國、英國、丹麥帶頭提出的譴責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歐盟幾個主要國家法國、德國、意大利沒有參加提出議案，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也沒有簽署這項議案。最後，這項議案以不予審議的形式被否決。

當時丹麥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點名抨擊中國對待少數民族和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當即反駁道：「我相信丹麥政府提出這項反華議案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然不是丹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是中共搬起石頭砸丹麥的腳，中共隨即取消了和這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的所有商貿合約。

2002年中共操縱了一些第三世界盟友，將美國踢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以致於美國在此次大會上不再有發言權。出於對中國訂單的考慮，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願意在人權問題上挑戰中國。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沒有通過批評中國人權狀況的議案。

2007年，為了報復德國總理默克爾九月間會晤達賴喇嘛。中國取消了當年的年度人權對話。

2008年法國總統薩科齊會見達賴喇嘛。中國提出強烈抗議，推遲了原定於12月初在法國舉行的第十一次中歐領導人會晤。並終止了中法之間巨額貿易合同的洽談。這350億歐元的貿易訂單發揮了作用，薩科齊最後現身北京奧運會。

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這樣的外交矛盾會發生得越來越少，甚至不再發生。並不是因為中共改變其喪失道德的做法，而是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在中共提供的利益面前，放棄道德堅守的勇氣，在大是大非面前變得對中共裝聾作啞、抑或俯首稱是。

正如何清漣女士在一篇文章中總結的，「說穿了，北京並不害怕西方社會的口頭批評，它唯一擔心的是西方國家的全面經濟制裁，但自從中國入世之後，西方社會就喪失了對中國的經濟制裁能力。經過自90年代中後期至今的外商在華密集投資之後，西方數百家大跨國公司與中國市場形成了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西方世界對中國人權惡化的批評越來越像走過場，「一幅『我們說過了，結果如何我們沒法管』；而中國的反駁卻越來越高調上揚，一副『就這樣了，你們除了打口水仗之外還能怎麼樣』的死硬姿態。這種狀態已經持續好多年了。一方面是西方干預有效程度遞減，另一方面是中國內部維穩力度增強，中國的人權狀態終於惡化到今天這種地步。」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章 貪戰中各方的淪陷（上）

貪戰的結果是「共毀」。他要你貪才行。你不貪，他甚麼都幹不了。——題記

第一節 中國「經濟崛起」的道德挑戰

如果用給現代西方自由經濟量身定做的統計和研究方法來衡量中國近十年的發展，中國經濟似乎是在快速發展，甚至呈「崛起」之勢。但如果透過數字的迷霧，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究竟給人類帶來了甚麼，已經和將產生甚麼樣的全球層面的社會影響，對這些問題的直面回答可能會頃刻間摧毀那些由表面華麗數字拼出的經濟盛宴。

西方經濟發展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

西方經濟發展及理論一直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的。這不僅體現在每一個原始到「物物相易」（barter trade）的交換都要求公平，對等，更表現在當代宏觀經濟的管理，調控都強調透明和公益性（social welfare effect）。可以說，從稅收，資金市場監察，審計，直至反映「公平競爭」的反托拉斯法，民主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主要功能是保證每個參與者有公平的競爭機會，而且被同樣公認的遊戲規則所規範，即所謂的「公平賽場」（level playing field）理論。西方這種經濟理念，如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的代表者哈耶克（Hayek）所充分表述的，是和西方「文藝復興」（Renaissance）之後對人性的尊重相輔相成的，尤其是它認為經濟活動凝聚了「自由」和「選擇」等近代西方恪守的原則。

很值得深思的是民主經濟體制的道德性著重過程的公平，透明，人性化，並不在意以GDP為主導的綜合結果。相反，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這種依賴「中央調控」(central-planning)和「政府介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所製造的「繁榮」是危險的，專制的，因而是不道德的。此觀點的代表作是哈耶克出版於1944年的經典名著《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書中，他重點剖析並批判了創造所謂經濟輝煌的納粹德國，並對戰後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化和具專制性而表示深切的擔憂。

現在，統觀全球經濟，人們不能不為哈耶克的遠見卓識而折服，也不能不為以自由市場為導向和主體的世界經濟格局陷入專制或「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的陷阱而扼腕歎息。的確，從2008年幾乎將美國壓垮的金融危機直至現在還在發酵中的有可能一舉摧毀「歐元區」的歐債危機，歐美經濟危機四伏，已經走到了十字路口，以至於最近的「達沃斯經濟論壇」的主題之一，即是「西方市場經濟是否已經死亡」。更為可怕的是，西方政經界雖然普遍認識到這次危機對於自身的生死攸關，但卻對它的來由直到現在還沒摸到門。不但對危機的根源和性質集體「找不著北」，有的甚至對所謂的「中國模式」膜頂崇拜，認為是另闢蹊徑。

中共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扮演的角色

已經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真的是能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仙丹妙藥嗎？西方經濟的問題究竟在哪裏？是自身的，還是外在的？為甚麼危機的深度，一方面只有因西方經濟上層建築的稚嫩而造成的20年代「大蕭條」可以相比，另一方面卻恰恰出現在中共經濟和西方完全融合，不分彼此的今天？究竟中共經濟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對世界的格局和發展有甚麼啟示呢？

1．「改革開放」是命懸一線的中共政權的救命稻草

文革之後，中國經濟滿目瘡痍，其GDP在全球的比重也降到了中國歷史的最低點，連中共自己也承認其「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在此形勢下，中共黨魁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來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共政權。事實上，對於經濟發展和政權穩固兩個選項中共會作何選擇，江澤民傾國之力迫害法輪功已經作了血淋淋的回答。對給國家政府帶來巨大好處，節約大量民生醫療資金，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升中華道德水平的好處，全然置於不顧，把中國拖入萬丈深淵。

在喪失了執政合法性之後，經濟作為成了中共唯一的救命稻草。

2．中國加入世貿是綁架西方的開始

如果一個有心的研究者從中國後文革經濟的宏觀數據中勾勒出其時間序列，一個明顯的拐點會是2001年。此前的中國經濟像是身負重擔的騾馬上坡，被三角債，國地稅，和發達國家及關貿協定（GATT）的貿易戰，國企轉型等等一系列問題壓得喘不過氣，而近十年的中國經濟從表面看則像是換上了一套寶馬發動機。人們常說，「不破不立」；近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給人的感覺卻是一直在大喊「只破不立」。隨著原有的全民經濟體制被打破，類似發達國家和「蘇東解體」後發展歷程中的有序的，系統的，全面的私有經濟體制和法律的建立被無限期的推遲或有意地進行空洞式，簡單體，概念化地模糊處理，使人徹底地被體制，或「沒體制」搞暈，喪失對其基本的信心，依賴和認真。

放眼看去，在「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不知所云，敷衍了事，甚至自相矛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空洞標語下，中共進行的是一場通過經濟來維持其獨裁統治的無限期博弈。試問：中共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年有餘，有一張時間表嗎？從中國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到「王安石改革」直至「張居正改制」，到歐美的「柯倫威爾改革」和「羅斯福新政」直到今天的「奧巴馬醫改」，哪一個像中共這樣永遠改下去呢？沒有目標，監控，計劃的改革實質是畫在天空中吊全體中國民眾和西方被矇蔽人士胃口的一張大餅，一個藉以苟延殘喘的「保命契約」，恰如一個三十年來每天都殺人的罪犯每天也同樣公佈一張「改過自新」的保證。自2001年10月起，這張契約中又新增了一個條款，使中共在與西方自由世界的終極價值理念衝突中獲得了一個類似「護身符」的籌碼。這個籌碼的重要性對中南海的掌權者是不言而喻的：十年後，一個在「人民大會堂」的盛典以中共獨有的方式記錄了他們內心的竊喜。是的，「入世」，一個已經過時的時髦詞彙，給已經無以為繼的中共帶來了生機，卻給當時蓬勃的西方經濟埋下了深深的禍根。

由於中共的改革不涉及「政改」，而江澤民的無能更是造成國民經濟的支離破碎。這一切直接導致90年代末中共在銀行，稅收和其他方面的全面危機。當時國有四大銀行的壞賬均超過一半，迫使中共通過開出開放自己「廣闊市場」的空頭支票和西方經濟綁在一起來度過危機。十年過去了，西方政經界突然發現一個曾經極具誘惑力的十億人的市場只是虛幻的泡影；沉重的金融剝削加上各式各樣從房改，教改到醫改的巧取豪奪，伴隨著國家對公民提供基本福利責任的徹底喪失，使年年喊的「拉動內需」成為天方夜譚，更不要說刺激老百姓購買價格昂貴的外國產品。

事實上，中共真正看重的不是與西方公平合作，互通有無的機會，而是能夠給其充血的資金，技術，以及和國際壟斷資本一起奴役國人的分紅。

2012年初，美國國會屬下的「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發佈了對中國經濟的最新報告。文中觀點很大程度反映了西方主流智囊對中共「入世」十年的盤點，即在這過程中，中國經濟的自由競爭性非但沒有像預期的那樣增加，相反卻大幅下降。這體現在雖然大型國營企業的總數由原來的五千家左右下降到只有三百家，但按工資數隻僱用8%勞動力的國企卻在GDP份額中重新恢復到50%的水平；而先前在鄧小平時期有顯著增長，僱用大量勞動力的民營企業卻在資金缺乏，沉重稅負和各種由政策管制帶來的隱性成本的打擊下呈萎縮狀態。至此，由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提出的，通過「中國入世」來孕育其私營經濟並最終實現市場甚至政治體制自由化的考量，宣告徹底失敗。

與此同時，「紐約時報」在其近一年中最具影響力的新聞調查報告中曝光了設在四川成都全球獨家生產蘋果iPhone和iPad的「富士康」工廠內部驚人的剝削和迫害。故事的主人翁，一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每週工作6天，但仍在休息日和女朋友有約一起看戲的情況下被叫去加班。他的工作職責是在滿是鋁粉的車間監督工人用鋁紙打磨蘋果手機的屏幕。悲劇發生了。當候在劇院門口的女朋友再次聽到她男朋友的消息時，粉塵指標嚴重超標的打磨車間已經發生了爆炸，而她的男朋友正在病床上呻吟中熬過短暫人生的最後時刻。美國大眾對此報告一片嘩然：頓時，在生意場上藉助智能手機利潤如日中天，在股市中光芒四射的蘋果公司成了千夫所指的公敵。可是，與此同時，在故事的發生地，卻是沉寂一片。也許，那裏民眾的神經已經被此前同樣發生在「富士康」的「十三連跳」刺得已經麻木了。更加觸目驚心的是，在這整個過程中，中共政府在哪裏？做了甚麼表示？

中共加入國際經濟一體化破壞了已有的公平的國際貿易法則，使國家干預甚至操縱成為必然，惡化了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西方自由經濟學說從18世紀亞當斯密開始就樹立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理論。這種理論和之前流行的「重商學說」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在發揮每個貿易夥伴自身優勢的前提下的互惠及互通有無之原則，促進全球經濟發展，而後者之所以被摒棄也正在於其囿於狹隘，不可持續性的通過保持貿易順差，犧牲其他貿易夥伴利益而帶來的畸形財富積累。西方對中共入世的積極態度最初來自其對國際貿易法則對中共約束力的幻想和對中國虛幻的「廣大市場」的垂涎。而中共在入世後，不但繼續通過赤裸裸的國家干預對諸如金融，能源，電信等核心市場進行保護，更是通過對人民幣匯率的操縱，「出口退稅」等變相國家補貼的方式大興「重商主義」來取得對西方討價還價的資本，減輕國際社會對其人權迫害的壓力，並腐蝕，拉攏西方政客，學者，媒體為其獨裁統治站台。

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在蘇東解體，民主自由之風在全球成為主流的環境中，放鬆了對極權統治最後的堡壘–中共的警惕，不但任其坐大，還出於自身短期或黨派利益的需要為其輸血，使中共這個早已成為殭屍的歷史垃圾能夠在89巨變發生20年後的今天仍然奴役，挾持著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成為支持全球一切極權，恐怖，反人類組織和政權的總後台，構成對世界和平及自由力量的最大威脅。表面上看，中共通過類似為Walmart等企業提供廉價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節約了幾千億美元(2011年中方估計為6千億美元；西方學界估算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並使美聯儲有足夠空間完成其原本不可完成的同時保持低利息以促發展和低通脹以穩物價民生的任務，但美國和整個西方在此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是慘痛，甚至自殺性的。

此外，西方幼稚地希望通過中共加入國際經濟循環加速其經濟的私有化，市場化，最終帶動其民主化。但從最近「湖州萬人抗稅」和「溫州老闆跑路」等事件反映出的現實卻是民企作為中國經濟中發展速度最快，利潤最高，生命力最強，僱用人數最多的版塊卻在稅收，貸款等最能體現政府扶持的方面受到壓搾和刁難。與此同時，國營企業打著「上市公司」的牌子無償從國家獲得大量土地，低息貸款及由隨意做會計假賬而帶來的低稅收和低分紅的特權。據估計，中國最大的121家國營企業的資產總值從2002年的3千6百億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2萬9千億美元，其中增幅最快的階段恰恰是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機肆虐之時，也就是「4萬億救市計劃」實施期間。而在2009年中國國有銀行貸出的總額高達1.4萬億美元的款項中，85%流向了國企。

中共所倡導的「北京模式」表面上看只是繼承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衣缽，走著德國，日本，韓國的老路，但其本質是不同的。由於中共政權頑固的獨裁和專制特性，其所代表的「國家」和西方所理解的，或普通意義上的涵義有很大區別。譬如，在現有的中共「領導人」當中，有17名同時兼任「國家級」大企業的老闆，而在中共中央委員當中，有27名是商界領袖。中共一黨專政的現實給與這些「紅頂老闆」近似無限的權利和資源，但同時卻近似剝奪了社會，或真正的「國家」，對其人的任何公束力，使「北京模式」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的最新，也是最極端的變種。

西方著名記者，中國問題專家Richard McGregor在描述這些「紅色權貴」時指出，中國50幾家最大的公司老總在他們放在辦公桌上的Bloomberg終端和家庭合影的旁邊，總是有一台直通中南海的紅色電話機。也許，以協助鎮壓「六。四」而聞名的中國前總理李鵬的兒子李小鵬的官場經歷給外人如何理解McGregor的這句話提供了生動的註解。2008年6月3日，「六。四」慘案發生20年之後，新華社發稿宣佈李小鵬「辭去」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的職務而出任山西省副省長。這份任命宣佈的時機是否是選擇性地具有嘲諷全體中國民眾的意味我們未可知，但一個在正常西方選舉體制下起碼需要兩年（成功率不定）的從企業老闆到高級公共官員的轉換，在一紙新華社電訊或黨內「紅頭文件」中即刻得到認可和實施，使人們對於諸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管理者收購」等充斥中國的西方市場經濟舶來名詞的真實性或含金量有了自然，感性的認識。

中國「入世」的十年中，北京鑽空子，耍無賴不開放市場，使「太子黨」掌控的國企能攫取巨額利潤，利用「金融剝削」摧毀性地削弱民間實際購買力，大力扶持「黨產」國企，製造房地產，高鐵等泡沫經濟來斂財，通過外資，外企，外貿把中國經濟牢牢地和西方經濟綁在一起，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3．西方經濟危機是中共輸出的道德危機

奧地利學派始於1871年Menger發表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之後在凱恩斯主義之前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界以哈耶克和von Mises為代表而佔據主導地位。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建立在自由市場機制在收集，傳播和評估信息方面對經濟整體的無可替代功能。這體現在以下三個機制：

（1）企業在創業（entrepreurship）階段的決策在整個市場運作中尤顯重要；

（2）隨著市場機制的逐漸孕育和專業分工的成長，資金市場在市場決策中成為主體；

（3）國家對資金市場的干預極大地增強了其戰略地位，並促成大型銀團的出現和使通脹性的貨幣政策成為必然。

反思西方2007年以來的，自「大蕭條」以來的最大經濟危機的成因，人們不禁會對以上奧地利學派觀點的預見作用而歎服。事實上，對當代蔓延全球的「國家資本主義」思潮和體制，奧地利學派的觀點更加振聾發聵：金融界大型銀團的出現和隨後產生的通脹性政策，嚴重違背了例如創業家等主要經濟利益體對市場穩定和理性的根本要求；因此而產生的震盪造成了價格體系中的廣泛失調。以下一些基本事實可能會幫助讀者充分明了以上觀點對理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體的結構變化：

1．從1973年至1985年，金融界的整體利潤在全美工業界的比例沒有超過16%。這個數字在1986年達到19%；在90年代達到戰後新高，徘徊在21%和30%之間。進入21世紀後一直在41%左右。此外，金融界在美國GDP的份額在1960年只有4%，但2007年達到8%。

2．美國政府的「救市計劃」類似中國的四萬億刺激計劃，屬於嚴重國家干預，而其隨後的每次高達6千億美元的數量寬鬆計劃和從格林斯潘始的長期低利息政策都是具有通脹性的。

3．美聯儲，華爾街，「兩房」等銀行貸款機構成為調節市場和決策的主要槓桿，違背了小型私營業主和研發機構等市場主體的利益。

4．席捲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危機都是由於包括房產在內的「財產泡沫」等由上述政策引起的價格失衡引起的。

國家資本主義的影響並不局限在對市場或經濟的量化反應，更體現在對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摧毀性腐蝕作用。從美國金融海嘯的成因分析，有以下幾個具體方面。

首先，華爾街銀行的「利潤私有化，虧損公共化」的賺錢模式使其淪為類似中國國企的社會寄生單位。從「中投公司」對摩根•斯坦利的投資及高盛和摩根兩家巨擘分別同北京和杭州市政府簽訂的合作協議中可看到一些端倪。

第二，華爾街自九十年代大力擴張賭博性質的，非避險性的金融衍生產品，極大加劇了市場的震盪，損害了普通投資者的利益。而由於中國經濟和華爾街以致於美國經濟捆綁在一起，中國依靠操縱匯率，低廉勞動力以及非人道勞工環境而賺取的大量外匯源源不斷地返流回美國，為這種投機提供了資金土壤。耐人尋味的是衍生產品市場的騰飛恰恰和中國加入世貿有驚人的巧合。如果以2001年6月作為基數100觀察全球衍生產品總值和財富比率，這個比率自那時起在短短6年中一路攀昇至2007年6月的520，而三年前的比率卻是75，且在此後三年中有跌宕起伏。這難道僅僅是簡單的巧合嗎？

第三，有人把美國最近所經歷的金融海嘯歸結為「華盛頓+華爾街」軸心沆瀣一氣，相互勾結，操縱市場的惡果，從經典的奧地利學派的角度分析也不無道理。如果對比中國的「國企文化」，似乎相似性更加明顯。華爾街派出自己諸如魯賓，包爾森等從高盛走出的代表出任財政大員，廢除「大蕭條」時代定下的為避免危機重演的Glass-Steagall法案，使華爾街投行成為不停吞噬投資和納稅人錢財的老虎機，這與被稱為「怪獸」的央企本質上何其相似。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雖然奧地利學派明確指出這種氾濫全球的「國家資本主義」，因其通過違背人性的國家意志代替活力四濺的企業家精神而踐踏了神聖的個人自由和選擇的權利，中共在21世紀加入這場遊戲之後使其遇到了空前的道德危機。

這種危機所帶來的影響是多方位的。「蘋果」電腦的利潤和「富士康連跳」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面。有人說這種危機標誌著西方道德體系的坍塌，因而由其引起的貫穿歐美的債務危機是這種影響的標桿。顯然，經濟影響可以量化，但這種損失雖然巨大，它像樓市有起有落一樣長期來看畢竟可以補救；這種瀰漫西方的道德危機所帶來的真正影響可能恰恰如道德的定義而屬於潛移默化的精神範疇，代表著整個西方深層的墮落或腐蝕。

4．正確認識中共和其經濟實質是解決危機的唯一途徑

是凡對經濟學稍有興趣的人都知道此學科的奠基人應是18世紀的英國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而他集其一生所學而作的《國富論》永遠是經濟學聖殿的瑰寶，具有無可比擬的現實意義。但很少人知道亞當斯密一生有兩大巨著：另一部是身後才發表的《道德情操論》。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當人們詢問今年3月2日去世的，被「華爾街日報」社論譽為「美國百年來最偉大的社會科學家」詹姆斯•威爾遜他一生最推崇自己的哪篇著作時，威爾遜毫不猶豫地答道，「是《道德感》」，一本1993年才出版的書。在書中，作者明確表示，雖然人性有很多缺失，但其根本的特質仍是「找到一種讚美他人和獲得他人讚美、追求公平交易也追求做好事、追求利益也追求榮譽的慾望」。

顯然，如果以威爾遜的這段話來衡量外表光鮮的中國經濟，難免給人以南轅北轍的感覺。或許，正是中國經濟及整個體制的道德缺失甚至危機促成了其今日的「黨進民退」，貧富不均，。

亞當斯密和詹姆斯•威爾遜都顯然不是「奧地利經濟學派」成員，但他們和哈耶克一樣，給人們的忠告是如此的一致，明瞭，基本，而且重要。試想，如果美國房市次貸在華爾街大行其道之時，相關人士能夠遵循威爾遜之「追求公平交易也追求做好事、追求利益也追求榮譽的慾望」的警言，隨後的危機還能如此深重以致於美國經濟被拖到崩潰的邊緣嗎？

第二節 外商在中國的道德淪陷

當鄧小平在八十年代進行改革開放時，西方資本對進入中國市場持非常謹慎的態度。對中國的不瞭解當然是一個主要原因，中國投資環境到底如何、勞資關係如何控制、社會是否穩定、政府是否可以信任、中共對人權的剝奪和中西方意識形態的分歧，等等等等，使得西方大公司謹慎小心。港澳和東南亞的公司，尤其是華人公司率先淌水。等他們撈到了大桶大桶的金子，西方公司再也憋不住了。他們將自己的顧慮拋之腦後，跳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列車。公司的企業道德和社會責任，在黃金或是綠紙（美元）面前，已經變得蒼白無力，甚至是蕩然無存。

許多外商在中國確實挖到了「金」。但為此，他們也失去了「德」。這種代價是相當沉重的，儘管外商們並不一定馬上就能意識到。外商們的道德下滑是逐漸一步一步發生的，所以有些外商至今還沒有意識到這種變化。外商在中國的道德淪喪體現在方方面面，從「傳統的腐敗」，如赤裸裸的美女、金錢賄賂到「別出心裁的腐敗」，如「旅遊」考察、家人出國或留學、贊助優惠等等，從「視而不見」的道德缺失，如奴役勞工、污染環境，到公然的「助紂為虐」，如協助中共進行網絡封鎖、人權迫害，等等。

客觀地說，江澤民並沒有制定一個「腐蝕墮落西方企業」的周密計劃，依其能力，他也未必真正能提出這樣的治國方略來。他只是延續了他的「以惡治國」的招數，抓住、利用了商人在人性上的最大弱點：貪。通過向外資讓利的方式，他將中國變成了一塊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將外資吸在了中國的市場上。同時，他在中國造成的制度化、系統化、全民化的道德敗壞，把中國變成了一個大染缸。不論西方企業原來是甚麼顏色，一進入中共的這個大染缸，馬上就「近墨者黑」了。這確是外商在進入中國之前所始料未及的。

迅速適應「中共特色」：官商勾結

當外資決定進入中國之時，精明的商人們首先對中國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很快就把握住了「中國特色」：作為一個外資企業，要想在中國立住腳，必須有一定的政治「保護傘」。這「保護傘」可以為其開啟許多正常途徑下不易開啟的大門、搞定各種從中央到地方的複雜關係、甚至制定有利於外商的政策制度。

這種「保護傘」的建立除了直接向相關的中國政府官員行賄之外，也有不少是通過這些官員的親戚的「曲線救國」。從江澤民時代到胡錦濤時代，很多高官的子女在西方接受教育。西方公司和銀行聘用了不少這種「太子黨」，增加他們進入中國市場時的成功係數。西方大金融公司，更是希望「太子黨」們能在其父輩們的蔭翳下，幫助公司獲准承銷國有公司在紐約或香港上市的項目。僅舉幾例：

馮紹東（Wilson Feng），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女婿：曾任美林（Merrill Lynch）中國區主席。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承銷工商銀行在香港上市的項目，成為歷史上最大的首次公開發行（IPO），馮紹東的作用不可小視。

朱雲來，朱鎔基之子：中國國際金融公司（中金）總裁。該公司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的投資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佔大股，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佔三成四，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佔百分之七點三五。中金在朱雲來主持下，已成為中國企業向海外發行股票的核心經紀人。有消息說，朱雲來年收入2006年有一千萬美元，2007年增至一千七百萬美元。

任克英，原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之女，已故前總書記趙紫陽的兒媳: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工商管理學院。在美資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工作七年，升至高級董事總經理；2001年8月轉任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現稱花旗環球金融（Citigroup Global Market））中國業務部主管，為花旗集團立下了汗馬功勞。

曾之傑（Jeffrey Zeng），副總理曾培炎之子：畢業於日本長崎大學，是斯坦福大學管理學碩士，曾在三菱商事和香港中信泰富任職。

當然，只有世界頂級的企業集團和金融公司才有雄厚的財力來鎖定中共高官的子女們為其打通門路，其他級別的企業則退而求其次，和地方官員或工商金融系統的現官結盟。在此僅以薄熙來為例。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降低條件，提供三年免稅和廉價的土地，吸引了許多外企在大連開發區落戶，包括對環境進行污染的日本大青金屬、北村閥門企業等。這些外企老闆與薄熙來及地方高官來往密切，最大限度的搾取工人血汗，賺了大錢。薄熙來等則為外企老闆們「保駕護航」。為了監控不滿的工人，薄下令在開發區五彩城設立了幾百個攝像頭，他對記者開玩笑說，誰在牆根撒尿都能看見…生產打印機的日本獨資企業斯大精密有限公司的工人因為不滿待遇和無端解僱而罷工了一週，薄控制下的警察和官辦工會站在外商一邊，軟硬兼施，又打又騙，終於把工人的維權力量分化瓦解了。一家生產微型馬達的萬寶至馬達，規定工人上廁所的限制時間，還按照工人表現，強行給工人們戴上了五種不同顏色的帽子。許多工人不能及時上廁所因而得了腎炎。另一家小型企業的女工經常被日本經理要求陪酒上床，如不從就被辭退…當被問及為甚麼不告時，她們說，上哪告啊，老闆都聘薄熙來老婆（谷開來）當常年法律顧問，我們要告能贏嗎？

這種「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環境加上中國本身日益下滑的道德觀，使得中國成為「洋腐敗」滋生的熱土。「中國經理人在線」報導：據不完全統計，外資腐敗案件從2000年開始直線上升，僅2003年國外公司涉嫌賄賂有關的腐敗案件達到1500餘件，比前一年增長20%。《法制早報》則在2006年報導：安邦集團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近10年時間裏，跨國企業在華商業賄賂的事件一直在不停地上升，中國在僅10年內就調查出了50多萬件有關跨國腐敗的案件，其中64%與國際貿易和外商有關。」

傳統的腐敗

外商對中共官員的賄賂傳統方法主要是金錢賄賂和性賄賂。

西門子被認為是德國最受尊敬、歐洲最大的工程製造業巨頭。2006年11月15日，德國司法部對西門子公司位於慕尼黑的總部進行了突擊搜查，包括CEO柯菲德的辦公室以及部份員工的居所，拘捕了數名西門子員工。德國檢方確認的涉案金額達2億歐元，而西門子內部審計的結果則稱，可疑資金高達4.2億歐元。

美國也對西門子採取了調查。美國證交會(SEC)的報告顯示，西門子公司在2001年至2007年間向多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至少行賄4283起，總金額約為14億美元，其中相當一部份涉及在華項目。有9家中國公司被牽扯進西門子賄賂案。其中一家收取現金金額高達600萬歐元。其餘則從幾萬到幾百萬歐元不等。

在美國和德國的壓力下，西門子向各國提交了受賄人員的名單，這一名單也同時呈送給了中國政府。然而，就在中國政府得到這一名單後，卻如臨大敵。因為那名單包括兩位政治局委員的家屬。如果報導，可能會引起北京地震。因此，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親自下令，所有媒體可以對西門子在中國行賄的醜聞進行報導，但堅決禁止提到西門子公司行賄的中方涉案人員。

西門子的行賄醜聞還包括2003年至2007年間，其下屬醫療器械子公司向中間人行賄1440萬美元，用以向5家中國國有醫院出售總額高達2.95億美元的醫療設備；2002年至2007年間，為獲得7個總值超過10億美元的地鐵工程合同及華南地區兩個總值約為8.38億美元的電力高壓傳輸線項目，向中間人提供了約5000萬美元的經費用以打通各個環節。僅據已披露的這些數字，就不難算出西門子在這幾樁「買賣」上「收益率」有多高。

2009年底，中國移動的「西門子」腐敗事件又浮出水面。中國移動原副總裁張春江、中國移動人力資源部總經理施萬中、四川基地負責人李向東等相繼落馬。其中，施萬中在任安徽省移動公司董事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為西門子通訊業務提供了諸多「幫助」。西門子則通過一家境外公司，向一家安徽諮詢公司支付了高達500萬美元的「諮詢費」。而這家安徽公司的註冊人為施萬中的妻子，實際控制人為施萬中。施萬中終審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洋賄賂」在中國多如牛毛

戴姆勒公司（奔馳母公司）:該公司於2010年3月被美國司法部指控在22個國家行賄。法院公佈的文件顯示，從2000年到2005年，戴姆勒克萊斯勒中國公司員工至少花費417.39萬歐元行賄中國政府官員。

IBM中國：美國證交會指控IBM中國至少114起行賄案，對其課以千萬美元罰款。1998年至2009年之間，IBM以提供跨國旅遊、娛樂、禮品及現金酬勞等形式向中國、韓國部份官員行賄，違反了美國《反海外賄賂法》。其中IBM在中國的兩家全資子公司，即IBM（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與IBM全球服務（中國）有限公司的中國區兩名主要管理者及100多名員工參與其中。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2012年4月26日，摩根士丹利房地產基金前中國區負責人彼得森（Garth Peterson）在美國認罪，承認為自己和一名中國官員謀取數百萬美元賄賂。彼得森將被處以近370萬美元的處罰和永久禁業。彼得森在2000年加入了摩根斯坦利房地產投資基金，主要負責上海市場業務。他在中國擁有一個人脈極其廣泛的社會關係網，與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高官的子女關係密切。

德普（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2005年5月，美國司法部披露，全球最大的診斷設備生產企業德普公司天津子公司從1991年開始的11年間，向中國國有醫院醫生行賄162.3萬美元現金，用來換取這些機構購買德普公司的產品，德普公司從中賺取了200萬美元。這家企業最後被美國相關機構以違反「反商業賄賂法」處以479萬美元巨額罰金。

可口可樂：由可口可樂參股的該公司亞洲最大瓶裝廠和銷售公司——上海申美飲料食品有限公司(申美飲料)市場部相關人士涉嫌受賄千萬元人民幣。行賄方是國內廣告商等。申美飲料市場部主要負責可口可樂在中國的廣告投放、促銷品安排等，每年的市場費用上億元。

RAE Systems：總部設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石油及礦物勘探器械公司RAE Systems，向中國官員行賄170萬美元，以換取與中國政府機構間的貿易訂單。

艾利•丹尼森（Avery Dennison）：全球500強之一、美國首屈一指的不干膠標籤材料生產商艾利•丹尼森公司因向中國地方官員行賄而被美國證交會起訴，並被處以20萬美元的民事罰款。2004年至今，艾利•丹尼森中國公司安全反光膜部門通過聘用無錫市的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前工作人員獲得兩項巨額訂單。

美國控制組件公司（Control Components Inc.）：2009年7月31日，美國控制組件公司承認在36個國家向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官員和僱員行賄約236次，並將接受高達1820萬美元的罰款。根據美國司法部網站的公開文件，CCI行賄的中方企業有中國石油、中國石油物資裝備公司、東方電氣公司、中海油、華潤電力等多家重量級國企。

行賄也不只是從外商流向中共官員和企業。也有逆向的。2009年沸沸揚揚的「力拓間諜門」事件就是一例。有專家估計：力拓的經濟間諜在過去6年裡，利用獲取的中國鋼企內部信息，迫使中國鋼企在鐵礦石價格上多付出7000多億元人民幣的代價。

與此同時，對力拓案的庭審中也披露了一份多達20家、涉嫌向力拓原員工行賄的中國企業名單。力拓案三主角之一的葛民強（力拓原駐上海代表處中方僱員)曾幫助中國大型央企中國中化集團下屬的上市公司中化國際購買鐵礦石。作為回報，中化國際向葛民強提供212萬元人民幣及43.7萬美元的諮詢費。而力拓案另一三主角之一的王勇（力拓原駐上海代表處中方僱員）則從民營鋼鐵企業日照鋼鐵拿到900萬美元以及300萬元人民幣。2006年至2007年間，王勇與時任日照鋼鐵董事長的杜雙華共14次在同一時間出入香港、澳門等地。

中石油的「AV女優門」是外商性賄賂的一件巔峰之作。AV女優是日本對色情電影的女演員的稱呼。外商在此過程中所使用的日本AV女優的性賄賂手段為全球獨創，因此被稱為「AV女優門」。

中國石油四川石化有限責任公司（四川石化）是中石油在成都的彭州投資380億元人民幣新建的一個集煉油和乙烯為一體的大型石化企業。該項目中的關鍵設備上百台色譜儀的招標卻令人匪夷所思。2011年6月，總承包商惠生工程(中國)有限公司（惠生公司）主持了色譜儀的招標。兩家在業內享有盛譽的美國廠商直接參與了投標，而一貫以價低質次聞名的日本島津公司則是通過北京華爾達科貿有限責任公司（華爾達公司）投標。島津公司的產品不論是質量還是性能都與同行業的美國廠商比起來有很大的差距，該公司也缺乏在大型石化企業，尤其是大乙烯項目中的成功經驗。

但很快惠生公司就宣佈華爾達公司以很低的價格中標。之後，島津公司和華爾達公司將用戶和總承包商的官員送到日本，用風騷美艷的日本AV女優為這幾名官員提供SM（性虐待）、3P（兩男一女進行的共同的性行為）和制服誘惑等全方位服務。貪杯好色的夏某回國後在喝多了的情況下幾次大談日本AV女優的美艷風騷，這位生產監測部的副部長曾醉眼朦朧地說：「玩了日本AV女優才算真正的男人啊！」

華爾達精心安排的「AV女優體驗」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參與體驗的中方官員在回國後很快就代表各自的公司與華爾達公司和島津公司簽訂了一份項目變更協議，在供貨價格不變的情況下大幅度降低了訂貨合同中色譜儀的配置。

發生於中國商務部與國家工商總局的多起腐敗案件，也許能說明外商如何順應了中國的制度性腐敗。2008年8月至11月間，一條外商投資審批的尋租鏈條曝光，負責外商投資的各個審批環節都有官員涉案，其中包括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商務部原外資司副司長、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鄧湛、條法司行政法律處處長杜寶忠、國家工商總局外商投資企業註冊局副局長劉偉。郭京毅供職商務部條法司，主管起草、修訂、解釋外資法律法規。這一條尋租鏈運作得相當有效：郭京毅等人在實務操作上相當純熟，為有關公司指明規避法律的路徑，並運用其手中的司法解釋權和自由裁量權，與許多外資公司完成了大量繞開制度審批「交易」。

「有創意的腐敗」

外企搞「洋腐敗」的手段之多令人目不暇接。跨國公司本身（或在華商會）的「跑部錢進」與「潤滑活動」隨著外企在中國的經濟規模日益增加而有增無減。外企也相應推出各種各樣的「富有創意的腐敗」方式。如在廣州、杭州等地開設聯誼機構，融會議、休閒、娛樂與購物於一體，免費向相關部門（官員家屬）提供服務與「紀念品」。有些知名外企在中國投入驚人的成本，與國內高校或研究機構合辦EMBA班，來自其重要合作夥伴的學員常不需學費即可進修，這種行賄手段看起來相對光冕堂皇。當然，外企更多的是利用其身處海外的獨特優勢，安排中國官員到國外出訪出遊、安排官員的子女到海外讀書就業、為官員設置境外賬戶等新式「洋賄賂」。

對此，中國媒體評論，「形形色色的『洋腐敗』案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即在行賄手段方面達到了高度的『本土化』，並早已擺脫老套的包紅包和性賄賂路線，轉而開發諸如『商務考察』、『海外培訓』、『贊助子女留學』等更高雅體面且『委婉』的行賄途徑。」

美國朗訊公司（Lucent）就是提供這種「高雅體面」的賄賂的一大高手。2004年，朗訊公司迫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壓力，對分佈於23個國家的業務部門進行了調查，發現了朗訊科技（中國）公司的行賄問題。從2000年到2003年，朗訊科技（中國）公司邀請約1，000名中國政府官員和電信運營商高管赴美旅遊，花費超1，000萬美元。僅在2002年和2003年，就有24起朗訊贊助的針對中國官員的旅行，其中至少12起純粹是觀光。朗訊安排的赴美「訪問」以「參觀工廠，接受培訓」為由，參加者前往夏威夷、拉斯維加斯、大峽谷、迪士尼樂園和紐約等地遊玩。事實上，到2001年朗訊已經將大部份生產業務外包，因此不可能有供客戶參觀的美國工廠。

案發後，朗訊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重罰250萬美元。朗訊(中國)公司四名高管——公司總裁、首席運營官、銷售部高級主管及一名財會經理遭到解僱，原因是涉嫌違反禁止美國公司在海外實行賄賂的聯邦法規。此後朗訊中國的營收占公司整體營業額的比例下滑到10%以下，而就在此前的2003年，朗訊中國的營業額還達到9億美元，占公司整體營業額的11%，是除朗訊美國總部之外唯一一個營業貢獻達兩位數的海外分公司。由此可見，以行賄手段謀取到的「業績」對公司收入影響不小。

另一世界500強之一、曾16次獲得美國《財富》雜誌「美國十大最受推崇公司」稱號的默沙東（Merck Sharp & Dohme，在美國稱為Merck）於2004年3月解僱20多名中國分區副經理和醫藥代表，理由是「假以學術推廣的名義報銷娛樂費」。一些被解僱員工在投訴信中「揭秘」稱，與國內部份藥品企業動輒以「給醫生回扣」等形式促進藥品銷售不同，「學術推廣會議」幾乎成了外資在華醫藥企業成功的「秘密武器」。默沙東「學術推廣」涉及向醫院、醫生或酒店支付「場地費」、「聚餐和點心費」、「差旅費」、「贊助費」、及贈送各式各樣的「禮品」，實質目的就在於影響這些醫療機構和醫生對其藥品採購和藥品處方行為，這與「給現金回扣」一樣，正是中國《藥品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所嚴令禁止的不正當行為。

道德缺失

當外商開始在中國搞起「洋腐敗」時，就放棄了自己的企業道德和社會責任，隨之帶來了進一步的道德敗壞。

◎千方百計逃稅

中共向外企提供的就是經濟利益的誘惑。獲取最大盈利也就成了外企在中國的首要目的。這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很多外企選擇在中國逃稅。

1990年代後期，跨國企業逃稅總額一年高達3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一直在直線上升。國家稅務總局反避稅工作處處長蘇曉魯於2002年說，國內已批准成立40多萬家外資企業，其中相當數量的外企通過各種避稅手段轉移利潤，造成賬面上大面積虧損，虧損面達60%以上，年虧損金額逾1，200億元。

很多跨國公司中有專業人才幫助公司尋找稅法方面的漏洞，有時候，他們甚至花大價錢藉助專門的稅務諮詢公司來進行「合理」的逃稅。當然，這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但毫無疑問，對於這些想達到逃避稅目的公司來說，高成本支付是值得的，他們由此得到的回報遠遠超過了付出。

外企避稅主要方式是圍繞關聯交易發生的，其中一個主要途徑是轉移定價，把利潤向境外轉移。為了達到避稅的目的，很多外企都向境外的關聯企業轉移利潤，通常採取的方式是「高進低出」，在從境外關聯企業買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時候，高價買進，再把成品低價賣給海外的關聯企業，這樣更多的利潤流失到了境外。

全球洗化鉅子寶潔（Proctor & Gamble）則採取了資本弱化的方式一次性實現了8，149萬元的避稅。2002年，寶潔在華子公司廣州寶潔從廣東某銀行獲得高達20億元左右的巨額貸款，然後從中撥出巨資以無息借貸的方式借給關聯企業使用。寶潔此舉，一方面可將其所承擔的利息支出在稅前扣除，少繳納所得稅；另一方面，提供巨額無息貸款給關聯企業，也迴避了正常借貸產生利息所得稅的稅賦。2003年上半年，廣州市國稅局依法調增了廣州寶潔企業應納稅所得額共5.96億元，補繳企業所得稅8，149萬元。

◎破壞環境

2006年人民日報蒐集了各地方環保局網站上的對環境污染違規的外資企業名單。有33家

在華知名跨國公司入圍。多家的母公司位列「世界500強」，包括：

上海松下電池有限公司「廢水處理設施未保證正常運轉致廢水超標排放」；

長春百事可樂公司「超標排放污染物廢水」；

上海雀巢飲用水有限公司「環保設施未經驗收，主體工程擅自投入生產」；

3M上海研磨產品製造有限公司「未辦理環境影響評價審批手續，擅自投入生產使用」。

名單中的另一些在華跨國企業，已成為當地的污染大戶―――

在福建，德國諾爾（Noell）起重設備有限公司投資的一家公司，因「未建污染治理設施便擅自投入生產，造成嚴重污染」，被列為福建省掛牌督辦企業;

在浙江，英國漂萊特集團（PuroliteGroup）在華下屬的公司被列為浙江2005年省級重點污染企業之一。英國漂萊特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專門生產離子交換樹脂的跨國集團；

在湖南，日本雅馬哈發動機株式會社的下屬獨資企業，因「電鍍生產線存在重大環境安全隱患」成為株洲掛牌督辦的20家「污染大戶」之一。

多數違規者用「巧合」、「疏忽」和「意外」進行解釋。但官方人士稱：這些公司在對國內合作方的要求中，環保違規往往都是「零容忍」。而且一些公司經常將「企業責任」掛在口上。很多違規企業還是以環保著稱的品牌。這表明這些公司在中國放鬆了環保標準，充分具有了「中國特色」，執行低於母公司的環保標準。

◎喪失企業良知

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之初，是恪守著一定企業道德，將自己本國企業的價值觀帶到了中國。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初，打工者中流傳著這樣的對比：在對工人的尊重上，歐美企業最好，日資企業次之，港台企業又次之。這也正體現了各個地區對人權的態度。美國的對華策略是在使中國和世界接軌中，潛移默化的改變中國。從一定程度上講，西方國家也寄希望他們的企業能用西方的價值觀來影響並改變中國。

但隨著和「中國特色」的結合，外資企業越來越注重於公司盈利，而對於企業的社會責任和良知置之不顧。從生產到物流，整個巨大的產業鏈為掙錢而無所不為。所以在西方企業界被認為在良心上絕對不能接受的事情，就不斷的在中國發生了。外資企業或親力為之、或通過中國的承包商、供應商來做而自己則以不知道來裝糊塗。這些本不該發生、但實實在在的在外資企業或其相關的中資企業中發生的事情包括：

奴工產品：中國各地大大小小的監獄和勞教所都設有自己的公司，犯人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下被強迫從事超強度、超時間的生產。而這種產品以低廉的售價（中國政府不支付犯人工資，所以奴工產品的造價遠遠低於正規企業的產品）從中國銷到歐美。

忽視工人權益：許多從事生產加工的企業，為競爭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往往忽視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強迫工人加班等。

使用童工：為降低成本，許多企業僱用童工。

性騷擾甚至性侵犯：女工被性騷擾的案例層出不窮，甚至不得不陪老闆或上司上床，否則可能被穿小鞋或被解僱。

不一而足。

助紂為虐

除了腐蝕墮落外國企業外，中共還以巨大的中國市場為誘惑，迫使一些外資企業為中共的政治利益服務，甚至使其成為中共對內進行人權迫害的幫凶。一些著名外企在經濟誘惑面前敗下陣來，助紂為虐，放棄了自己的良心和企業責任。

最為惡劣而無恥的例子莫過於前文提及的思科（Cisco）網絡系統公司，為了在中國攫取最大利潤，竟然主動為中共研究設計如何監控中共認為的異義人士，其中多少人因此身陷中共牢獄之災而失去生命，它日中共解體之時，思科將以何臉面示人！

中國湖南《當代商報》記者師濤則是雅虎（Yahoo!）向中共低頭的犧牲品。2004年4月，師濤通過雅虎電子郵件向海外媒體發送了中宣部對大陸媒體如何報導「六四」的指令。迫於中共的壓力，雅虎把師濤的IP地址和郵件賬號提供給了中共。中共以此為證據，逮捕了師濤，並將他判處十年徒刑。雅虎向中共提供的郵件信息，還導致了其他多位異議人士被捕。

谷歌（Google）的公司格言是「不做惡」（Don』t BeEvil）。當中共要求它在網絡搜索的結果中封鎖非官方立場的信息，如關於達賴喇嘛、法輪功的正面報導時，谷歌最初基於「不做惡」的立場，拒絕了中共的要求，並在中共對其網址封網時，使用動態網進行對抗。但後來，谷歌割捨不下中國的巨大市場，向中共低頭了，其中國網站（google.cn）過濾掉了中共的「敏感」內容。（谷歌經過痛苦的掙扎和衡量，最終於2010年初決定退出中國市場，向世界證明了谷歌不失為尚有一定道德和正氣的企業）強調尊重所在國的法律，微軟（Microsoft）在其網絡搜索引擎上也自動過濾掉了令中共擔心的「敏感」內容。

2006年2月15日，美國國會對四大美國網絡公司（雅虎、谷歌、微軟、思科）在幫助中共開發其控制下的互聯網一事上舉行聽證。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滿頭白髮的眾議員湯姆•蘭托斯當場厲聲質問四家公司的代表：「你們不感到羞愧嗎？」

中國是外商的樂土嗎？

在吸引外資上，中共花了不少心思，提供了許多優惠政策。尤其中國不講法制講「人治」，即主管官員個人意見作決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所以外商發現只要能搞定主管官員，「人治」的中國體系能夠為外資提供超高效率的服務。這也是許多外資不惜重資賄賂中國官員的原因。

但是，這種不講法制的系統也同時決定了外商的經濟命運在任何時期都被中共官員掌控著。重慶的「打黑」–主要針對成功的民營企業，將其打成「黑社會」好侵吞其財產–表明，中共隨時可以做到「今天讚你為英雄，明天變你為階下囚」。西方企業大概還沒有太體會到這一點，但不少台商已經「打落牙齒吞下肚」了。因為中共需要外商時，可以為外商提供各種各樣的優惠條件；需要控制外商時，可以馬上翻臉不認人，變優惠條件為惡劣條件。作為已經在中國投入了大量的固定資產、建立了銷售渠道的外資，從中國全身而退已不容易，再加上算計和考量，也就只好就範了。許多台商支持民進黨，但自從進入中國市場之後，被中共掐住了脖子，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改為全面支持國民黨了。

同時，外商還面對承受中國對外政治衝擊的風險。2008年初，中法在西藏人權問題上交惡，總部位於法國的家樂福（Carrefour）在中國的不少分店被中國的「愛國者」們攻擊。這些「愛國者」是被中共熏陶、教育、鼓動、甚至組織的，所以家樂福也只能暗自苦笑而已。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共的反西方宣傳日盛，西方企業將可能會為越來越多的政治事件「買單」。

中國的「權大於法」和中共官員的「無法無天」，外企甚至無法保證其公民抑或西方人士的生命安全。英國公民海伍德被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毒死，對外聲稱飲酒過度而「自然死亡」便是一例。

一旦外商和中商在中國境內動手過招，外商未必是中國企業或奸商的對手。德國化工集團贏創（Evonik）是世界最大化工康采恩之一。德國《商報》報導，德固賽與中國劉姓商人在遼寧合辦了三征化工有限公司。贏創買下德固賽後，就擁有了這個合資公司。贏創在該公司的資產為65％，劉姓商人擁有35％。三征2005年時尚運轉良好，但後來一直走下坡路，2009年起開始出現赤字。一年前，德方對三征進行內部審查，發現三征不僅有許多去向不明的支出，而且年終結算也做了假。儘管如此，中方仍要求成為三征主要負責人，德方不同意，結果就怪事連連。德方派出的新經理在廠門前被中方夥伴暗中派來的打手痛打，以後出門只好靠保鏢保駕。七個月後，這位德國人扛不住了，退回國去。他的後任上台不久，中方又給他看臉色，在會議上把他的手機和電腦都給砸了。當中方還要求公司報銷一份高達85萬歐元的賄賂時，德方忍無可忍，決定與中方分手。德方目前的損失高達2千5百萬歐元。

是誰逼外國資本家「淮桔成枳」？

西方國家的企業家在本土都要講誠信，可是，一到中國很多人就變成精明的賄賂者。這個問題其實也深深折磨著中國土地上的外國投資者。到了中國的外資，為了獲得中國政府的親睞，很多都作出要「本土化」的姿態。這個「本土化」原本是指要更好地服務當地一方百姓，事實上卻演變成了學會像本土人一樣去適應中共的腐敗制度。結果，不是外資改變了中國的制度環境，而是外商順應了中國腐敗的制度環境，與中國政府官員形成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商結合」。一些良知未泯的外國人曾經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書――必須指出的是，他們寫了這類書之後，事實上就不得不從他們原來的職場退出，在中國的外商圈就不再歡迎他們了。

一位在中國商界曾經活躍數年的商務代理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覺得有必要讓美國商界、政界瞭解中國這潭渾濁的污水裡到底有些甚麼，將他的親身經歷寫成了一本書《失去新中國──美商在中國的理想與背叛》（Losing the New China－－A Story of American Commerce, Desire and Betrayal）。伊森•葛特曼上個世紀80年代在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擔任外交政策研究員。1998年，伊森•葛特曼到了北京，先後在一家製作電視記錄片的公司和一家專門為美國公司服務的外資公關公司工作，他本人融入了那些在中國尋找財富的外國人的北京生活圈。他在書中指出，外商在中國的腐敗行為實在是「淮桔成枳」，是身處中國灰色的商業環境中不得已的變異。作者在該書第五章中談到了自己的觀察與經驗，共產黨把自己改頭換面，變成了國家壟斷資本的政黨，為了避免承認過去30年的所為都是錯誤的，他們自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外國僑民，我認為這句話有雙重諷刺意味。在商場上，中國特色代表著徹底貪污腐敗。作者表示，感到擔憂的不是偶然發生的賄賂事件，而是此類非法行為已經被認可為商業活動的組成部份，若想在華成功經商必須要做出許多妥協，那些不具有中國特色的一些美國公司在中國的市場競爭中注定要遭到失敗。

伊森總結出的外商在華成功的秘訣有三：一為緊緊跟黨走，二為請客送禮，三為拍馬屁。這當然不是甚麼太秘密的「秘訣」。

中共對外商所作的收買表現為：利益的誘惑—經濟上的收買—心理上的收買—靈魂的收買。通過向外商讓利，中共從經濟上、利益上將外商吸進了中國。而中國的全面道德敗壞則腐蝕了外商的心靈，勾出了人性中貪婪的慾望。當外商逐漸喪失良知而一心追求金錢時，他們在心理上就接受了腐敗。然後自己一步步地大搞腐敗、破壞環境、剝削勞工，甚至助紂為虐，成為中共破壞人權的幫凶。到這一步上，他們的靈魂已經被中共收買去了。一個講求企業道德、注重公平民主的西方「紳士」公司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不講良知、不擇手段、只求盈利的「小人」公司。這是西方企業去中國投資的初衷嗎？ 「外資進入中國，通過經濟發展最終推動政治自由」，這一「美夢「事實上已經徹底破產。

2012年春的薄熙來事件將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中國。彭博商業週刊的2012年5月7日–5月13日一期的封面是一面中國國旗，國旗上寫了三行大字：「謊言，謊言，謊言」。在封面的右下角寫著：「薄熙來的倒台昭示了貪婪、暴力和欺騙的（中共）文化。這是適合做生意的地方嗎？」斯言不假。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章 貪戰中各方的淪陷（下）

第三節 試金石

可能誰都沒有想到法輪功成了大家道德的試金石。

這裡記載的僅僅是幾個案例而已。但是這樣的故事可能就發生在你的周圍，或者你自己身上。

澳大利亞：迎合中共，外長禁法輪功抗議

中國叛逃外交官陳用林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時透露，中共於2002年擬定一個把澳州納入中國「大周邊範疇」的計劃。基本想法是要在澳美關係上，突破澳美軍事同盟，把澳洲變成第二個法國，期望澳洲成為敢對美國說「不」的西方國家。

2002年3月19日，中共外交部長唐家璇前往澳大利亞訪問，在堪培拉與澳大利亞外長亞力山大•唐納（Alexander Downer）舉行會談。與法國交往一樣，唐家璇所帶的皮包中也包含了巨額訂單，那個時候澳洲正好跟中國廣東有個很大的天然氣專案，談判處於進行時。由於中澳雙方對會談的效果「滿意」，後來中共政府果然決定給澳洲巨額的天然氣合約。澳大利亞的西北大陸架合資公司獲得了價值135億美元的貿易協議，向位於中國廣東省的液化天然氣加工廠每年出口300多萬噸液化天然氣，成為澳大利亞有史以來最大一宗出口合約。

唐納沒有辜負中國的「友好姿態」，他非常清楚中共要甚麼，作為回報，澳洲外交部長唐納在中國外長唐家璇訪澳期間，簽發了「禁止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駐澳大使館前打橫幅請願」的特別行政令，命令從中國大使館前面強行撤除已有九個月曆史的法輪功學員抗議中共迫害的橫幅和擴音設備。外長簽發特別行政令，有效期為30天，並必須在7個工作日內呈交國會。唐納則連續42個月簽發了這一違反澳洲公民人權的特別行政令證書。在國會，82份「禁止法輪功學員在中國大使館前打橫幅」的行政令，有備案的只有78份；另外的4份沒有在國會通過。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3月16日，在中國外長唐家璇訪澳前一天唐納簽發的第一份行政令從來沒有在國會備案；這就意味著，2002年聯邦警察在中國大使館前收走法輪功橫幅是違法的行為。

法輪功學員每個月都試圖與外長唐納溝通，但他一直拒絕對話。最後法輪功學員只得向澳洲首都堪培拉最高法院提出起訴，狀告澳洲外長唐納禁止他們在堪培拉舉行抗議活動。法輪功學員的律師Bernard Collaery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在法輪功遭迫害一事上的反應是可恥的。為了加強與中國的包括經濟合作在內的雙邊關係而對人權問題採取消極態度是一個國家的恥辱。

律師說：「我們在新聞上看到，上億資金投資到澳洲這片國土上。應該告訴大家的是：這些錢的一部份是用於監視你們（法輪功），瓦解你們的組織，迫害無辜的人。我們研究了中國的法律和憲法，發現610辦公室的建立是違法的。澳洲政府是一個軟弱的政府。這二年來，我去過很多國家，沒見過任何民主國家禁止法輪功的橫幅。在自由世界裡，唯一禁止法輪功橫幅的國家就是澳大利亞；這很令全體澳洲人民擔心。此事經過三年後，終於要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

2006年12月14日法庭明確表示被告唐納承諾不再簽發證書，他從當年3月11日停簽了限製法輪功學員使用橫幅和擴音器的證書，並在11月1日向法庭遞交了一份保證書，表示不會再簽發證書。法官認為這份保證書在執行上應該和強制令具有同樣的效力，唐納的承諾比法庭發出強制令命令唐納不得簽署證書限製法輪功在堪培拉中國大使館前的和平抗議活動要好，法輪功可以不受限制的、自由表達自己對中共違反人權的抗議。因此法庭判決：被告唐納支付原告法輪功所有的訴訟費兩萬澳元。

德國政府：江澤民到訪，行人不能著黃顏色

德國世界報報導，2002年4月8日，江澤民抵達德國，開始對德國進行為期六天的訪問。本次德國之行以德中建交30週年為契機，著重強調德中關係的政治經濟意義。中國方面多次表明，德國不僅是中國在歐洲的最大貿易夥伴，同時中國認為在多元化的世界中，柏林應多少成為一種牽制美國的力量。

江澤民在德國訪問期間，把對法輪功的迫害出口到德國。美國之音報導，4月12日中午，江澤民的車隊抵達當日下榻的凱賓斯基酒店。為了不讓中國領導人難堪，所有示威的團體照例被攔在幾百米外的地方。酒店前只有由使館組織的學生隊伍站在街邊搖旗歡迎。當江澤民從車上下來準備進入酒店時，卻突然有一個站在歡迎隊伍第一排的女子高呼「法輪功大法好！」現場一下一片混亂。中國的保安人員瞬間衝上來掐住了她的脖子。隨後另有兩名德國保安也衝上來，將此女子拖離了現場。其餘的警察拚命阻止在場記者拍照，但是德國的多家媒體還是報導了這次突發事件。

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這位姓張的女子說：「我剛喊完法輪大法好，音還沒落的時候，就有一隻手，一個西裝革履、帶著眼鏡的男人過來，就把我的喉嚨掐住了。這時我就喊不出來話了。這就用手一下把他的手推開。接著我就喊修真善忍無罪。」在場的德國人對此評論說，警察當時的做法非常粗暴。一位在場的德國人對中國領導人如此嚴密防範，不允許有任何批評聲音的出現表示極其不理解。根據德國法律規定，個人單獨喊口號或打橫幅標語不算示威，無需任何批准。

當地警察透露，根據中方的要求，須把示威抗議人群都隔在中國領導人的視線之外。為避免江看到佩戴各種黃色標誌法輪功學員，在波茲坦市江澤民下榻的酒店附近的街上，警察竟不讓穿黃衣服的人通過。阿德隆酒店的亞裔工作人員甚至都被要求在江澤民停留的幾天內不用前來上班。

柏林阿德隆酒店在中方要求下，被迫要求所有亞裔客人退房，拒絕者被強行拖離。一群德國特工(BKA)要求住在這家五星級酒店的美國公民洪女士與室友立即搬離酒店，遭洪女士拒絕，特工人員遂將她銬上手銬，交給警察並要求逮捕她。警察在聽了洪敘述緣由後，將她放走。

一位警察很抱歉地對一位法輪功學員說：你們不知道啊，江澤民怕見穿黃、藍衣服的。他給我們的總統下了通牒：「如果他再見到穿黃、藍衣服的人，他就停止對德國的訪問。」我們的總統因此給我們下令：「江澤民不願見到黃色橫幅和穿黃色衣服的人，不能讓江澤民看見黃色。」

針對德國執勤保安的過份行為，德國法輪功學員於2003年4月向布蘭登堡州行政法院提交訴訟，要求確認警方的行為違反了德國法律，侵犯了他們的基本權利，以防止今後再度出現此類事件。2004年4月26日德國聯邦刑警局正式承認其在2002年4月江澤民訪問德國時對法輪功學員的限制性處理行為是違法的。4月29日，布蘭登堡州（Brandenburg）警察總局亦在本州行政法院法官主持下與德國法輪功學員代表會談，並承認其當時對法輪功學員所採取的限制行為是沒有法律依據和不應該的。

冰島政府：忤逆民意，江澤民到訪期間拒法輪功入境

2002年6月，時任中共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訪問冰島前夕給冰島政府施加壓力，把對法輪功的迫害延伸到了海外。江氏集團還給冰島政府提供了法輪功學員的「黑名單」。6月11日，冰島航空公司在冰島政府的要求下，根據一份中共當局提供的黑名單，拒絕法輪功學員登機前往冰島抗議江澤民。有些已經抵達的法輪功學員，被關在雷克雅維克機場不得入境。這些法輪功學員來自十多個國家及地區，包括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丹麥、挪威、瑞典和冰島的國際機場，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被限制入境的法輪功學員多達2百多人，事件震動國際社會。

冰島官員先是說「黑名單」來自國際刑警組織。法輪功學員向國際刑警組織詢問，國際刑警組織否認向冰島政府提供有關法輪功學員「黑名單」。冰島政府後來也否認名單來自國際刑警。

一名冰島外交部官員在接受採訪時說：「冰島政府不反對法輪功」，但承認冰島政府受到來自中共當局的壓力。冰島司法部官員博莫隆承認冰島政府從中國方面獲取大量資料。在被問及「黑名單」是否由中國政府提供，該名官員沒有否認，「名單已經被銷毀，僅存一份備案」。冰島最高法院律師拉格那.阿道思廷森為法輪功學員提供顧問服務，他表示：「存一份黑名單，與存數千份沒有區別。」

冰島政府的錯誤行徑受到國內民意的強烈譴責。民眾多次自發在總理府門前舉行抗議示威，並用黑布蒙上嘴巴，抗議政府助紂為虐。

2002年6月13日，由冰島國會議員、包括律師、議員、詩人等社會知名人士四百五十人聯名在首都雷克雅維克最大一家報紙──《莫干布拉迪日報》（Morgunbladid）上，以整整一個版面，分別用中文、英文和冰島文刊登道歉啟事，其標題為醒目的「對不起」三個紅色中文大字，英文標題的內容是「向法輪功學員道歉」。

「我們道歉！

我們這些在此簽名的普通冰島公民，就冰島政府為了中共國家主席的到訪而採取的無法理解的行動，向法輪功學員和其他外國的亞裔遊客道歉。

我們向你們保證，這些行動不代表冰島人民的意願。

此外，我們強烈譴責北京獨裁者在中國大陸和中國領土上嚴重踐踏人權的行徑。」

6月14日，人口有限的雷克雅維克舉行近3千人（原定1千人）的大規模示威，是當時冰島史上最大規模的抗議遊行，抗議到訪的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的人權迫害。示威群眾手舉法輪功橫幅，用黑布條封口，以示對冰島政府違背民意、錯待法輪功的不滿。

接下來的連續數日內，冰島傳媒電台、電視台、報紙都在介紹法輪功，講述在中國發生的鎮壓慘劇。冰島幾乎無人不知法輪功，當然也幾乎無人不知江澤民對法輪功的殘暴鎮壓。民眾衝到扣押入境法輪功學員的學校，從警察手中把法輪功學員放了出來。

由於冰島政府的禁令，反而造成江澤民滯留冰島期間不但無法迴避法輪功學員和平抗議，更需時時面對冰島民眾的示威。甚至有冰島民眾在本國首腦與江會談時，利用對地形的熟悉迂迴進入警戒線內，警察對此不予驅趕。江澤民在冰島成了過街老鼠，而法輪功學員則受到冰島民眾像英雄般的擁護和厚待，冰島群眾爭相向法輪功學員學煉功法。

江澤民在冰島第一次嚐到了獨裁者遭到世界人民起來反對的滋味。由於冰島民眾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江提前一天夾著尾巴離開冰島。

後來，冰島外交部長斯卡費丁松（Ossur Skarphedinsson）在國會備詢時就江澤民訪問期間冰島政府不當對待法輪功學員一事，代表該國政府向法輪功學員道歉。他保證，不會再重蹈覆轍，每個人的言論自由都不能被否決。

歐衛 (Eutelsat)討好中共，停播新唐人節目

2008年奧運召開前幾週，當中國民眾最需要聽到未經媒體過濾的資訊的時候，歐衛公司總裁 Giuliano Berretta 刻意選擇了關閉新唐人電視台，成為一向壓制新聞自由的中共獨裁集團的同謀。歐衛關閉新唐人大陸信號，是由歐衛總裁做出的決定。該總裁併沒有經過董事會，大部份股東不知情。
歐洲第二大衛星公司歐衛公司在公司的章程裡表達：任何一個客戶都享有權利平等的待遇，沒有歧視。並且本公司支持媒體的多元化。

歐衛公司一直在為打入中國市場而努力，和許多衛星工業的同行一樣，歐衛公司曾想盡辦法向中國播送主流電視節目和提供資訊服務。來自批評家和該公司前任、時任行政主管人士的消息都表明，該公司在前一年春天想出了一個主意，已經使該公司在中國市場方面有所突破。

這項計劃是這樣開始實施的，歐衛公司通過一家中介人與新唐人電視台簽訂了一年的合約播放新唐人的節目。新唐人電視台總部設在紐約，是法輪功學員為中國人民提供自由訊息作出的奉獻，其製作的一部份節目中提供了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這一合約使中共政府大發雷霆。

出人意料的是，歐衛公司從一開始就打算把新唐人電台當作籌碼隨時犧牲掉。就在歐衛剛剛開始轉播新唐人僅一週時，北京的一家衛星公司給歐衛發來一個強硬的警告，要求立即終止對新唐人的轉播。歐衛隨即表示願意與新唐人斷絕關係。這家由私人資產支撐的巴黎公司就這樣打開了與中國當局合作，有利可圖的大門。

2005年6月16日，新唐人電視台發現向中國大陸廣播的電視信號突然中斷，於是通過中介商向歐衛詢問原因。歐衛表示，它在其網站上已發了一個通告，衛星的電源出了「故障」，因此它關閉了一些轉發器，包括新唐人所在的轉發器。
歐衛此次一共關閉了四個轉發器，都是對大陸播放節目的轉發器。歐衛給其他被關閉的客戶都作了安排，只有對新唐人不但沒有安排，而且沒有任何正式的解釋和真正的理由，始終是含糊其詞、躲躲閃閃。

歐衛公司說公司另找客戶而終止播放新唐人完全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它在聲明中謊稱：「我們公司沒有受到政治或意識形態方面的壓力。我們完全是根據商業貿易原則在運作。」歐衛公司還稱自己「儘管在薄利和經濟虧損的情況下，甚至不得不拒絕其他客戶的情況下」，還是履行了合約規定的職責。

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7月10日發佈消息說，歐衛公司關閉新唐人電視台的大陸信號並非它所宣稱的技術問題，而是早有預謀的政治舉動。歐衛公司總裁Giuliano Berretta 為取悅中共和換取商業利益，不惜成為中共獨裁集團的同謀，在奧運召開前幾週刻意選擇了關閉新唐人電視台的播出。

記者無疆界發佈的調查報告中披露了一些驚人的內幕消息，第三方獨立調查再次證明了外界的猜測：歐衛關閉新唐人信號，並不是所謂的「技術故障」，而是在利益的驅動下以「技術故障」為藉口屈從中共。中共是整個件事的幕後黑手。

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指出，「這其中的緊張氣氛烘托出的正是西方公司在努力進入中國的大市場時所面臨的兩面性：機遇和潛在的政治危險。」

歐衛在北京的代表也說：「這是我們首席執行官的決定，……我們可以關閉任何一個轉發器，（關閉新唐人的）主要原因是我們不斷受到中國政府的抱怨和提醒。……兩年前，廣電部就不斷重複同樣的話，……『先關了（新唐人電視台），然後我們再談』。

九十多名美國國會議員給布什總統寫信說：「我們覺得美國的納稅人如果繼續給這樣偏袒高壓政府而反對自由媒體的衛星公司投資是沒有任何道理可言的。」

當歐衛公司考慮終止與新唐人的合同時，租用超過40%歐衛衛星合同的美國國防部作為歐衛最大的客戶之一出面幫助新唐人維持節目不中斷。但是，歐衛告訴美國政府，它可以繼續給予新唐人合同，條件是華盛頓購買更多的衛星容量。

歐衛希望從中共那邊得到的好處，一個是在中國大陸的落地權；另一個就是想在歐洲建中共的長城平台。

就在新唐人信號被切斷的同一天（6月16日），與歐衛有密切關係的Alcatel-Lucent，宣佈與中國移動簽訂了十億美元的合同。

2005年歐衛雖然沒有拿到奧運轉播權，但它一直想跟中共做生意，向中共獻媚的事都有據可查。比如，歐衛準備用中共的長征火箭發射其衛星。為了避開美國禁止將衛星技術傳給中共的法律條文，歐衛多花了二千萬歐元去買不在美國製造的零件，故意給中共生意。

真正的受害者是大陸的觀眾們。一位四川觀眾表示，「西方的公司是商業機構，唯利是圖，這是根本。但是，在現代社會，商業早已不是無限自由的了，商業不能違反一些基本的人權準則。否則，就可以施加政治力量來限制它。歐衛作為商業公司，它的經營原則我們干預不了，但是它違背人權準則的地方，我們就要干涉它！」

一位大陸的新唐人觀眾在寫給歐衛公司的一封信中指出，「誰和中共交易，就會被中共索取你的正義靈魂作為交換條件，因為中共就是要用眼前利益抹去你的良知正義，玷污你的高貴靈魂。只有遠離中共，個人可以平安，公司可以生意興隆。」

一位廣州觀眾給新唐人來函：「我省吃儉用，偷偷摸摸，買了天線就是為了看新唐人電視台，你們怎麼說關就給關了呢？！作為自由國家怎麼能這麼做呢？！你們已經取得了自由，而我們還在為自由奮鬥，想想前輩們為自由而做出的犧牲吧，我們不能玷污了他們。」

第四節 巨蟒俯視下的西方媒體

「世界上最大的良心犯群體是哪一個，即最大的民眾群體因為他們的信仰和觀點被囚禁是哪一個？」可能沒有幾個西方媒體的記者知道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

不同的人權組織做過一些研究。伊森•葛特曼和林理善（LeeshaiLemish）經過調查和整理，提出他們的結論，在中國監禁的法輪功學員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因為信仰和良知被關押並判刑的群體。他們認為至少二十萬法輪功學員被監禁在中國的監獄裡，這個數字可能還遠遠不能概括真實的被囚禁法輪功人數。藏族人可能有五千人被關押；基督教徒被關押的人數有所上升，但都遠遠不如法輪功被關押的人員多。

比如一個紐約時報，或華盛頓郵報的普通讀者，或者從來沒有聽說過法輪功，或者認為鎮壓是十多年的事了；或者覺得法輪功早就被鎮壓下去了，或者認為法輪功離自己的生活現實太遙遠，不用注意。所有這些現象都與西方媒體的「報導-引導」方式有直接關係。

平衡的報導？

媒體到底在形成人們對法輪功的認識上起了怎樣的作用呢？

一方面，法輪功被迫害的事實被報導的太少；另一方面，林理善訪談過的媒體人士認為，「他們是客觀的，允許這個矛盾衝突中的雙方都有平等的各自陳述事實和觀點的機會，對法輪功的報導是準確而平衡的。」

考慮到西方如何報導一個信仰的團體，考慮到鎮壓法輪功牽扯到多少人的命運，林理善把對法輪功的報導作為一個特別案例深入研究。他做了對比，「作為國家的官方通訊社新華社在2003年說：『整個國家已經形成了一種形勢，’法輪功’邪教組織像過街老鼠…我們必須消滅這個邪教，邪惡的東西必須徹底根除」。

他訪談過的法輪功被迫害者是這樣講述他們的遭遇的，「葛特曼和我採訪了剛離開中國的難民，他們講述了一個悲慘的氛圍。李和平在倫敦告訴我們，當他拒絕被轉化時，他被強行注射不明藥物，造成他八天的迷幻。在這期間，他一次又一次的死去又活過來，活過來又死去，在毒蛇池裡被群蛇吞食，被巨大的野獸壓死，被活活燒死……在曼谷蘭麗華告訴我們，她被塞在麻袋，並在夜間被偷偷拖到荒山洞裡的酷刑室電警棍，全身體部位無一遺漏的被電警棍。幾乎每個倖存的受難者都告訴我們，中共當局是怎樣拆散了他們的家庭，被迫離婚，不被允許見到去世的父母，與孩子分離。」

「在拘留期間，如果法輪功學員絕食抗議，他們就被強行灌鹽溶液，尿液，有時通過橡膠管插入鼻腔通道，然後向下硬灌玉米粥。強行實施的往往是勞改營中的刑事犯人和看守，物質灌入進入肺部，造成死亡。」

一面是強大的中共政權利用一切國家武力展開最野蠻的迫害，一面是除了信仰手無寸鐵的無助百姓，這樣殘酷的情況在媒體如何做到平衡的報導？如何讓雙方具有平等的機會陳述他們各自的事實？事實是，在迫害情況越來越嚴重的同時，西方媒體的報導越來越減少，甚至沒有了。就像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中共中央政法委公開和秘密的發佈了命令要把法輪功清除乾淨，媒體幾乎見不到報導。最近三年，中共發佈命令不能讓任何法輪功學員的活動出村，出鎮，這樣的責任已經落實到最基層的官員。在互聯網上順手一查，就可以得到大量的信息。可是西方的媒體很少報導。

有意淡化中國人權

1999年9月28日，在中國的法輪功被鎮壓時，維亞康姆的雷石東在上海參加時代華納主辦的會議，該會議由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做主題發言。

丹尼•謝克特先生這樣記錄著，「為了取悅北京政府，雷石東呼籲美國在報導中國新聞要自我克制。他說，媒體應報導真相，但要避免對外國政府『不必要的攻勢』。媒體公司必須意識到我們經營所在國家政府的政治和態度……新聞的完整性並不意味著在我們經營生意的國家以一種不必要的進攻方式來完成。」而就在這個會議時，中共明目張膽的審查了「時代」雜誌。這只是雷石東單方面向中共的示好緩和而已。

人權在媒體企業的發展規劃上不佔據重要位置。人們不得不佩服丹尼•謝克特先生的洞察秋毫，「不幸的是，當西方新聞媒體把他們的生意機會至於新聞職業責任之上時，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對法輪功的報導，「已成為通訊的悲劇：中國不能聽到本國公民的申訴，而世界媒體不聽（正在發生的事實），或作出嚴肅的承諾來報導這個偉大的精神力量持續發出的呼聲。仔細讀讀對法輪功的報導，很容易地看到，美國媒體和中國媒體沒甚麼兩樣。」

盤臥在人們心上的巨蟒

這裡的「巨蟒」是借用林培瑞先生「中國－吊燈裡的巨蟒」中的概念，因為這個說法非常生動的描述了中共在人們心中的準確形象和引起恐懼的狀態，還因為這現在成了外國人心中的恐懼。林培瑞先生是這樣描述的；

「近年來中國政府的審查機構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噴火的巨龍，而是更像屋子中間的大枝形吊燈裡趴著的一條巨蟒。一般情況下，這條巨蛇靜靜不動。它不必動。它覺得沒有必要去明確它的禁條。它默默地傳遞的意思是：『你自己決定吧』。在這種情況下，一般說來，每個生活在巨蟒陰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當『自然』地對自己的行為做出了調整。前蘇聯推行斯大林的『靈魂工程』的設想，而在實踐中，前蘇聯的做法遠不如中國共產黨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多年來，這種威嚇只是針對中國公民。但現在已經波及海外。

「外國漢學家也受到影響。例如，在1999年，法輪功事件發生以後，一家重要美國新聞機構邀請一個在這個領域的著名學者做一次電視訪談。這個學者是個美國白人。他拒絕了這個邀請。他不想公開討論一個敏感政治話題，怕失去進入中國做實地調查的機會。他知道那些不討中國官方喜歡的外國人可能會遭到拒發簽證的處罰。即使被允許進入中國，也會在進行訪問和查看資料時受到拒絕。他並沒有受到特定的威脅，但他完全自願地選擇屈從於影響海外中國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則。」

中共不顧自己具備所有邪教特徵，反用大量邪教的名稱套在法輪功頭上。西方媒體報導中也多半自覺不自覺的採用中共污蔑法輪功的術語「邪教」，因為他們對法輪功不瞭解，而且對中共有畏懼。

林理善先生的統計表明，西方媒體在處理法輪功和中共回應對方的批評上，法輪功得到相應的機會是17.9％；中共得到機會是50.2％，中共得到的高出兩倍。在內容上，中共抹黑法輪功的主要論調是修煉者拒絕藥物或自殺；而中共被指控的則是信仰者都被折磨致死。可以看出，媒體提供給中共的機會，是讓中共為自己的殘酷鎮壓辯解。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稱法輪功對自己構成危險的說法沒有得到任何信息來源的證實。相反，中共對法輪功的酷刑和殺害，已經由多個人權組織，以及每年美國國務院和聯合國的報告證實。然而，記者們幾乎從來都直接引用中共沒有證實的說法，但援引法輪功學員被折磨的情況時，經常添加一個詞彙，「據說」，把事實表述成飄渺的東西。

和政界一樣，人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況，中共怕自己垮臺，西方政要就說，中共如果垮掉就是世界的黃禍，因此西方各國政府的責任是幫助中共扶持著政權。

在大陸與台灣關係問題上，中共特別強調”一個中國”，即中共的中國。中共懼怕台灣的民主化進程給大陸民眾起到示範作用，所以常用「台灣獨立」來定義與中共不同認識的人，人為地製造一種兩岸本不應該有的敵對情緒。西方政界，學界，都主動用中共的說法規範自己。林培瑞先生說：「多年來，我在我自己身上也發現了同樣的現象。對於一個漢學家來說，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國政府宣稱的『基本原則』相對立，莫名其妙地總要產生一種很強硬的心理障礙。北京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當代問題的漢學家中，『台灣獨立』這個詞本身就都會引起很多負面的含義。同樣地，討論人權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觸及中國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跟海外的中國人一樣，那些長期以來牢牢謹記這些禁忌的研究中國問題的漢學家，最終自然地接受了它們。違犯這些禁條不光會顯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但是這些禁錮起初並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黨』性很強的。」

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缺乏深刻的認識是可以理解的。中共對信息，尤其是鎮壓情況和信息的封鎖，造成國際社會對發生的事情不全面瞭解，這也是真實存在的。像BBC的記者 Rupert Wingfield-Hayes 因為追蹤法輪功事件而被跟蹤，關押，甚至遭到肉體上的攻擊。

一個有良心的記者可能對會見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有更多的疑慮，受訪者的生命會因此遭到極大的威脅，這樣的例子太多了。他們會見外國記者，因而被拘留，拷打和殺害。

媒體無法進入勞教所，集中營調查迫害情況。唯一的機會是中共可以安排的參觀監獄的時間，那時媒體人員看到的都是被酷刑折磨恣意摧殘後強迫作出的笑臉和姿態。

盤臥在人們心理上的巨蟒也要出窩的。「例如，2007年11月，中共外交官對加拿大廣播公司的抱怨，致使該公司取消已安排時間播出的法輪功迫害記錄片。其他媒體都遵循中共的引導，用更微妙的方式，假裝這個宗教迫害的拘留和酷刑有兩方面的故事似的。」

彼得•曼瑟瑜先生講述了他的經歷，「從2009年至2010年，在我為華盛頓郵報撰寫關於法輪功的專題文章時，認識了（法輪功學員）凱稜，傑瑞德和龐靳。很快中國大使館知道了這個情況。這個寫作就被斃掉了。」

華盛頓郵報經常刊登中共多篇幅大版面的廣告，一次數頁，包裝成華盛頓郵報類似的版面，以假亂真。華盛頓郵報的網站上還有中共媒體的直接鏈接。正常做生意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共利用該報地處美國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用廣告堆砌它希望的政治形象，用金錢購買其政治上的合法性。華盛頓郵報有求於中共錢財的心會不會使郵報的老闆們在商業•金錢的機會面前，喪失媒體原本有的職業道德？上邊事例提供的答案是很明確的。

主動配合，自我審查過濾

媒體專業人士都清楚知道，法輪功是今天中國最忌諱和敏感的題目之一。記者告訴林理善先生，他們有「燈火管制」的政策——不觸及法輪功新聞。記者和編輯也可能自我選擇遠離法輪功的迫害事實，出於許多個人的考慮，諸如失去採訪政府活動的機會，受到騷擾，或被吊銷簽證。在企業層面，傳媒集團正在尋求進入中國市場，希望看到他們的網站在大陸暢通併發展合作項目。他們知道，一個有關法輪功的故事，可使他們的雜誌從中國書報攤消失，如發生在「時代（Time）」雜誌身上的情況，或者他們可能會被停播，如發生在英國廣播公司身上的情況。

因此一些媒體或記者主動採用中共的原則過濾新聞報導，放棄新聞職業道德，成了中共的配合者。

第五節 商業道德的淪陷

國際投資銀行幫助包裝

1997年以來，西方主要投資銀行違背通行的運作原則，幫助中共壟斷性質的國企在海外上市所進行的包裝和運作，可謂費盡心機。

在此之前，按照國際標準，沒有幾家銀行會看上中國那些瀕臨破產又小得可憐的公司。1992年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首次公開募股時募得八千萬美元，當時已經覺得是破天荒了不起的成績了。華晨雖然不起眼，而就像華晨這樣能勉強滿足海外上市條件的公司當時在中國也找不出幾家。

然而，西方一些國際知名的投資銀行看準了像中國這樣沒有充分發展的市場，對它們是最好的。他們看好中共政府對國際資本的渴求，同時中共一手遮天可以隨心所欲，毫無顧忌地對國企任意組合切割的能力，呈現給他們的是一幅幅財源滾滾的機遇圖。於是，這些銀行家們利用他們掌握的一整套關於法律和財務方面的知識和技巧，夥同中共的各級政府官員以改革中國國企的名義將那些幾乎一錢不值的企業進行重新合併組裝，在此基礎上再進行一番財務上精心的包裝，一夜之間這些中國國企竟變成了具有強大競爭力，發展前景無限，足以讓人饞延欲滴亮麗的美天鵝。他們的具體做法說出來可能簡單的令人難以置信，就是把各地方省市零零散散的小公司合在一起就變成了一家看起來像國際規模的大公司，至於有沒有過去的業績可循，有沒有甚麼未來發展的規劃，公司的實際價值多少，在西方國家可能是根本逾越不了的關卡，在中共那裏就算不上問題，剩下的只是銀行家們包裝的本事了。就這樣，一個個全新的具有「國際水準」的中國公司被端到海外市場上了。

1997年10月，儘管亞洲正處在金融風暴的肆虐之中，中國移動通信（China Mobile（HK）Co. Ltd.）在紐約和香港同時上市，一舉募得45億美元的巨額現鈔，當時，不僅在海內外市場引起強烈震動，就是江澤民及其所屬的中共高官們也是在目瞪口呆之餘而喜出望在，終於有了一條不費吹灰之力而又能暴富的生財之道了。當然，在這過程中，高盛等的銀行家們與中共高官們的家屬乃至親朋好友也都賺得盆滿缽滿，個個喜笑顏開。光是承銷費一項高盛等投資銀行就賺了2億多美元。如果當初中共對那些「毛遂自薦」而來的國際銀行家們還有些許顧慮的話，現在早已是江氏中共的座上賓了。連後來江澤民作傳都是去請花旗銀行（Citibank）的銀行家庫恩。

有了中國移動海外募款初次的成功和經驗，中共更是豁口大開，鉚足了勁地與國際銀行家們粘在一起，大舉進軍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兩年後，中國移動又一次進行配股和增發新股融資，募得328億美元天量資本。

之後的幾年中，中共又如法炮製，將幾大壞賬纍纍的國有銀行進行上市改制，剝離壞賬呆賬，在國際銀行家們的協助下，一次次從國際資本市場獲得巨量現鈔。

顛覆自由經濟的道德實質

中共通過「出讓」自己控制的國企一小部份股份獲得了巨量來自海外股民的資本金，以部長級官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任第一把手的央企和銀行等壟斷企業，將上市融得的資金以紅利方式上繳財政部。在其鼎盛時期，起到對內排擠私營企業、壓制競爭的作用，對外則威脅西方經濟、金融和國家安全。而由於其效率低下，每過三五年需要再次向資本市場融資，再次這樣下去，海外的投資人和投資機構如同捲入了一場擊鼓傳花的遊戲，甚麼時候資金斷裂，甚麼時候投資也就化為烏有了。

這是典型的體制變味，變質的做法。傳統意義上的自由經濟本質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但是這種本質是個人要對自己負責，要承擔自己行為造成的後果。現在這樣損害中國人民利益並損害海外投資者利益的做法，顛覆了「自由」的意義，因為這種「自由」把別人掠奪了，侵犯弱勢群體，沒有秉承道德的價值。

可是損害他人反過來會損害自己，比如，中國那邊實行的奴役製造成奴工很便宜，人權狀態低下，其他正常商家無法與之競爭，但是美國這樣的國家也就沒了工作和就業的機會。最不道德的地方是，資本家的不本分行為在這裡傷害的是美國民眾的利益，傷害的是美國的國本。

個人在這一階段中，把幾百年自由經濟體制建立起來的財富變到極少數私人口袋裡，染上不道德的品質，替顧客服務的人損害顧客們。在經濟活動中的私變成了貪，就會為利益驅動，不顧他人。全球經濟化中的國際資本流動以國際投資銀行為代表，國際商品流動以跨國公司為代表。如果這些金融經濟活動的參與者因為短期利益，犧牲長遠利益，陷入貪婪的泥潭，被中共拖入共毀的陷阱，那麼他們將寫下全球經濟化中最陰暗的一面，將比其它任何人更有效地葬送自由貿易、自由經濟，和至今為西方人民所推崇的自由價值觀。

沒有這些高盛等投資銀行的銀行家們的協助，中共絕無可能有今天這般經濟底氣在國際市場上「耀武揚威」。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一章（上）貪戰中的「中國模式」（上）

為了確保自身利益最大化，他們希望黨國在台上執政，就這樣內外官商聯手造出了這麼一個「模式」。–題記

第一節 中共說「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其實就是「中共模式」。

西方對「中國模式」的報導主要集中在經濟方面，但中共對中國模式的解說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以下是從中共官方媒體發表的文章中收集的中共對中國模式的解釋和說明。

在引用中共官方的說法時，必須對中共意識形態的術語「社會主義」有準確的瞭解。江澤民說的非常清楚，「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中共的「社會主義」不是歐洲民主主義國家式的社會福利主義，而是低級的共產主義，是共產主義的一個別稱。

「中共模式」的兩個目的：

一•用「資本主義肌體的營養」養肥中共的肌體

「在廣泛參與國際分工體系中壯大中國社會主義的力量，在向世界開放中獲取『資本主義肌體』的營養，在與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合作共處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

二•中共將把世界重新意識形態化

「對於中國說來，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這兩種模式的較量意義重大，因為這既關係到經濟利益又關係到政治利益。如果北京成功地讓國際社會接受『北京共識』的話，北京就可以使得世界重新意識形態化，質疑西方規範的普世性。」

中共模式之政治部份

中共要用甚麼樣的意識形態把世界重新意識形態化呢？中共是這樣描述它自己的東西的：「中國沒有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黨權是中國政治的核心，不理解黨權，就很難理解中國政治」；「如果不看中國的政治模式，就很難理解中國的經濟模式；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中國政治模式的產物」。

中共認為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是抵制西方『軟霸權』的重要方式。只有利用各種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中共在國際事務中才有發言權，也才能證明社會主義優越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不是在戰場上論英雄，而是在發展道路上比實力，在發展前途上比後勁。只要中國充分利用國際和平環境的『戰略機遇期』，將自身真正發展壯大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自然就體現出來。」

中國模式有三個基本點：「第一，集體、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也就是說，為了整體利益可以損害甚至犧牲個人權利，所謂主權高於人權，就是這個道理；第二，是在這個理念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有壟斷經營的權力；第三，由此建立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是共產黨的一黨領導。」

中共模式之經濟部份

中共說其「中國模式」中的經濟模式，「中國不實行全面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雖然也引入了市場經濟制度，但政府調節和干預的程度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

中共認為「經濟模式也是中國模式的最外層」。經濟模式「可概括為由四大支柱組成」：「一是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權就是土地公有，民間主體擁有有限的土地使用權」;「二是國有（控股）金融企業和大型非金融類企業及事業機構」，包括「石油、鐵路、電力、通訊、道路、航空、自來水」，以及「教育、科研、醫療、體育、文化等機構」。「三是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中國擁有高度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它們的用工屬於世界上最自由的一類」；「四是自由的商品—資本市場」。「國家對土地的控制權」及」國家擁有各類大型企事業機構」，「脫胎於計劃經濟時代」，對中共具有重要的功能。「西方與中國走了兩條路：前者走的是資本俘獲國家之路，後者走的是國家左右資本之路。」

「在國外，與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儘可能地建立各種層次的合作關係，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贏得時間、資源和機會」。中共瞭解，「就發展經濟而言，美國的市場、技術、投資對中國來說都非常重要。」中共「需要美國市場創造中國的就業機會」，「需要美元作外匯儲備」，「中美之間主要是買賣夥伴」，但政治上「中美是『敵大於友』的關係。」中共「發展經濟只是為了以後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贏得時間，積累力量。」「中美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不一樣。中美衝突性利益集中於高政治層面，互補性利益主要是在低政治層面……中美雙邊戰略關係的性質是對抗大於友好成分。」」中美不可能是真正的戰略合作夥伴，而是更為恆久的競爭對手。中美關係也將在動盪、平穩的起伏中向前發展，直到中國有實力主導中美關係那一天的到來。」如果到21世紀中葉，中國人均收入達到四千美元，15億人口的年國民生產總值就達到六萬億美元，屬於世界前列，這就「為占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條路，更重要的是向人類表明，社會主義是必由之路，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

中共模式之文化部份

從文化角度來看中國模式，中共認為「文化……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必須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隨著人類信息時代文化戰爭在無邊的戰場上展開，僅憑傳統意義上的軍隊和武器已經無法實現大戰略意義上的國家安全，也無法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主權。顯然，戰爭正在超出軍人、軍隊、軍事的範疇，越來越成為政治家、哲學家、文化領袖、科學家甚至銀行家們的事，這就是全球化信息時代的文化戰爭。」

中共模式之軍事部份

從軍事角度來看中國模式，解放軍「要為黨鞏固執政地位提供重要的力量保證。」「黨的性質決定著軍隊的性質，黨的宗旨決定著軍隊的宗旨。」解放軍「作為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是執行黨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始終以黨的旗幟為旗幟，以黨的意志為意志，以黨的任務為任務，堅決聽從黨的領導和指揮，堅決捍衛黨的執政地位和領導權威。」「黨對軍隊實行絕對領導，是我們黨的核心領導地位在軍事領域裡的必然體現，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份。這一制度與西方國家根本不同，與前蘇聯等國家也有明顯區別。」「軍隊的領導權和指揮權集中於黨中央和中央軍委。」

中共認為，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佔優勢的壓力長期存在，。。。敵對勢力千方百計進行滲透、分裂、顛覆、破壞活動」，並「一直把軍作為其實施西化、分化政治戰略的重點目標。它們借民主政治之名極力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妄圖使軍脫離黨的領導，改變軍性質。」另外，「國內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無論是抵禦敵對勢力的西化、分化圖謀，還是應對發展中的各種風險考驗，軍隊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方面都肩負著重要職責」。綜合以上論述，中共認為「『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黨的領導就是它的操作中樞」。

中共認為，「中國模式的成功也證明了社會主義巧妙地藉助了以前誓言要推翻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力量，將資本主義制度積累的優勢平移轉化到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中國模式的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也「動搖了全球對資本主義體系的信心」，中國模式的最終目的就是，如果中國持續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物質財富，中國的國民財富總量超過整個西方世界的時候，社會主義就將對世界各國人民具有空前的吸引力。社會主義就可以在未來的歷史中成為全球的共同信仰，逐步和平地取代資本主義。「中國的巨大成功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成功，必將在全世界引領社會主義制度的復興，最終誕生引導世界的中國普世價值觀。」

第二節 「有效利用資本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

新列寧主義

「中共模式」並不是新穎的東西，充其量只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找到的一些鼻息。

中共新華社2008年載文稱，「必須充分利用資本主義。而且，利用資本主義絕不僅僅是一條特殊措施，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大時代，它是社會主義得以發展的必要保障，是社會主義得以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有力武器。」「列寧指出：在為今天的社會主義目標而奮鬥的同時，不要忘記明天的共產主義目標，在開始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應該清楚地提出這些改造歸根到底要達到的目的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在長期探索中找到了實現這種辯證統一的希望之路——『利用資本主義』。如何有效地『利用資本主義』是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率先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後直接面臨的一大課題，它既以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為目的，又為今天的社會主義目標而奮鬥。」

馬克思主義研究網2004發表署名文章，特別談到列擰曾經提出的有效利用資本主義的觀點。「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它的核心內容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及其策略的學說。……而後來導致蘇聯蛻變解體的主要內因就是由於拋棄了列寧主義旗幟。」「在紀念列寧誕辰130週年之際，重溫列寧主義，特別是重溫列寧關於自覺利用資本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共正在執行列寧規劃的老藍圖。中共的想法在這樣的文章中充分展開，立此存照，讀者可以看到魔鬼思路在細節中。（小標題為本書作者從中共文章中引出）「最終的目的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列寧領導蘇維埃國家改行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有效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其主要內容是「准許小生產者有貿易自由」，將「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這種國家資本主義，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範圍的資本主義」。為了防止這種資本主義超出所設定的範圍，列寧強調，「我們就需要很熟悉自由貿易，同自由貿易進行競賽，並用自由貿易的王牌和武器來擊敗自由貿易」。這就是既要利用又要限制資本主義，而最終的目的是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建成社會主義社會。

「如何利用資本主義」

當時的俄國還是一個小農經濟占主體的國家。這種小商品經濟分散單薄，小生產者文化低，缺乏經營現代經濟的知識和技術因而生產發展緩慢，商品率和資金積累率都很低，很難滿足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利用資本主義，開展自由貿易，抓住「千百萬小農與大工業之間唯一可能的經濟聯繫」這個商業鏈條，就能促使經濟躍……對付他們的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租讓引資，准許西方資本家在俄國投資設廠，並使他們獲取豐厚利潤。只有這樣，才能打破西方的封鎖，藉助於西方的資本和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知識經驗，加速俄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

「這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拚命的激烈鬥爭」

列寧十分清醒地估計到利用資本主義所可能帶來的危險性。因為這裡面存在著「究竟誰能得勝」的問題。雖然現在沒有像以往那種殘酷的、流血的軍事戰爭，『現在沒有人向我們直接進攻，沒有人掐住我們的喉嚨。……可是我們同資本主義的鬥爭卻殘酷、危險百倍，因為我們不能隨時看清楚，反對我們的敵人在甚麼地方，誰是我們的朋友』。從經濟形式和社會結構形式發展的角度說，這是一種競賽。可實質上，「這不是競賽，這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拚命的激烈的鬥爭。」

「能及時停止退卻並重新轉入進攻」

在列寧看來，革命者和共產黨員不應迴避這種危險，而要勇於接受這種危險的挑戰，要充分看到排除這種危險的有利條件。其中最主要的是革命勝利提供了很多『後備力量』，有日益強大的布爾甚維克黨，國家政權在握，還有強大的紅軍和廣大工農群眾的擁護，以及國際革命力量的援助。只要「不使自己精神沮喪，組織瓦解，仍保持對情況的清醒估計，保持飽滿的精神和堅強的意志，退得雖遠但退得適度」，那麼我們就能及時停止退卻「並重新轉入進攻」。

一方面，列寧強調要克服「感情社會主義」思想，要面對現實，從實際出發，進一步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到由國家調節買賣和貨幣流通，允許私人資本主義有一定發展，允許將效益差、無關國家經濟命脈的國營企業租讓給國內外資本家。鼓勵國內外私人資本在俄國投資，高薪聘用國內外專家和企業管理人員，利用自由貿易的市場競爭法則，力求以較小的代價引進資本和技術。

另一方面，列寧強調利用資本主義既是一項階級政策又是一種鬥爭策略，要由國家掌握批發商業，要集中力量經營好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始終把處理和調節各種經濟關係的主動權掌握在蘇維埃國家手裡，決不允許侵犯被僱傭者的法定權利，禁止僱用童工。列寧還特別強調，在利用資本主義的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存在著誰戰勝誰的問題，要求共產黨員和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復辟」作鬥爭，既要克服驕傲自大情緒，虛心向資本家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技術，又要講求文明經商，防止被資本家俘虜而蛻化變質。

「打盈利用資本主義這場不流血的戰爭」

為了在實施新經濟政策過程中打盈利用資本主義這場不流血的戰爭，列寧對經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教育和外交等各條戰線，尤其是在有關黨的建設、蘇維埃國家機關建設、民主法制建設、幹部隊伍和工人階級隊伍建設、鞏固工農聯盟、正確處理民族關係、同國內外敵對勢力的鬥爭等方面所應當採取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都作了儘可能周詳的、深入的論述和說明，從而為蘇聯的創建、鞏固和興盛打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和政策策略的根基。它不僅對當時的蘇共和蘇聯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而且對當今中國在新的歷史時期自覺利用資本主義、將來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今中國的生產力水平要比列寧時期的俄國高出許多，有效利用資本主義的有利條件也多得多。

列寧說過，「樂於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秩序＋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列寧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原則，源於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落後國家利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積極文明成果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實踐證明，它對不發達國家如何向社會主義轉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這正是中共在其「改革開放」中具體實施的一切！將「大資本的生產資料」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我們這裡把「俄國」改作「中共國家」，正好是今天中國情形的確切描寫，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共國家政權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範圍的資本主義。租讓引資，准許西方資本家在中國投資設廠，並使他們獲取豐厚利潤。只有這樣，才能打破西方的封鎖，藉助於西方的資本和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知識經驗，加速中共初級共產主義階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步伐。

江澤民們對自己能從老祖宗處找到諸如此類的說法一定非常興奮，這給他們增加了共產主義教義上的合法性，並找到一條有效的利用資本主義，並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現實途徑。可能最終戰勝西方，戰勝美國，這如同給江澤民們注射了臨死的迴光返照興奮劑。但是同共產主義歷史上發生的情況不同的是，中共處於中國共產黨的最壞時期，其無可救藥的制度性腐敗不僅無限的覆蓋了整個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並且腐蝕，俘虜並使西方的寡頭和夢想從中國發大財的大小外來資本家蛻化變質，放棄民主國家的基本道德價值，迎合中共的口味。這就是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是江澤民創造性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共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更壞範例–中國特色的社會機會主義。這就是「中共模式」的敗壞道德基調。

第三節 和希特勒比，中共的成就簡直就是浮雲

歷史有時是會驚人相似的重複，不同的是一代不如一代。拿中共和納粹德國相比，中共黯然失色。

下面采拮的是中國一些網站上貼出的關於納粹德國的情況介紹和分析。中國人素來有「借古諷今」文風，這些心明眼亮中國人希望向世界傳遞甚麼信息，讀者自知。

眾所周知，二戰德國在希特勒的獨裁統治下推行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通過國家的力量，收購和擁有企業，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希特勒在一段演講中很清楚地講到這一點:「國家社會主義既不把個人也不把人類作為其考慮問題、發表意見和作出決定的出發點。它有意識地把國家當作它整個思想的中心。。。。。。。國家社會主義要求保護民族，必要時犧牲個人為代價。必須使每個人逐漸認識到，他的自我同整個國家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這和今天的中共何其相似。

德國民眾的「強國夢」與納粹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敗的德國被解除了軍備，民族屈辱、經濟蕭條、社會混亂交互作用，希特勒的納粹黨，敏感地把握住了這種狀態，適時提出了「修改《凡爾賽和約》、收回失去的領土，把相信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聯繫起來，團結整個德意志民族」，允諾要儘快改變戰後軍工企業停產造成的大量工人失業以及惡性通貨膨脹的局面。越來越多的德國人把納粹黨視為解決德國社會問題、實現德國民族強盛的希望。納粹黨在1932年的選舉中大勝，希特勒獲得了組閣大權。

取得執政地位後的希特勒和納粹黨，用國家（民族）社會主義吞噬了市民社會，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合一，建立了一個全權主義的國家。這在當時的德國幾乎沒有遭遇甚麼反對。在上上下下充斥著民族主義狂熱的時候，通過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國家以迅速實現德國的復興，很輕易地就成為了德國人最大的共識。正因為如此，納粹的消滅異己思想、反猶太人的罪行，也就容易在復興民族主義的旗下被德國人容忍。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之所以能夠獲絕大多數德國民眾的支持，主要原因在於到1936年希特勒解決了德國大眾的失業問題；當然，他不僅創造了「經濟奇蹟」，而且創造了「擴軍奇蹟」，到1939年德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當時世界上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希特勒還推動德國的社會變革，推進了德國人的「社會化」，讓他們感到了集體生活的溫暖。僅1933、1934、1935三年，希特勒就把德國這個全世界赤字和失業率最高的、實際上已經破產的國家改造成了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強國，而且這完全不是靠外國投資和援助取得的。希特勒上台後積極擴大對外貿易，1932－1938年，德國在保加利亞、希臘、匈牙利、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等國的進出口貿易中的比重，分別提高了三分之一至三倍不等；1929－1938年，德國對外投資急劇上升，由12億美元增加到40億美元。

國力的迅猛增強，大大提升了德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歸屬理念。1935年1月13日，薩爾州舉行了未來歸屬問題的全民公決，結果以90.8%的高票率，決定回歸德國。同年，柏林獲得了1936年奧運會的舉辦權。

政治和文化

希特勒上台時所處的環境，比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惡劣，因為希特勒面臨德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陰影，凡爾賽條約還在制約著德國。還有戰爭賠款，民族自信心喪失，還有法國還佔領了一部份德國的領土。

納粹黨的黨綱裡更是明確提出要實現社會主義，要求將壟斷性企業收歸國有，工人分享企業利潤，國家以廉價出租的方式扶持小商人，取消地租，禁止土地投機，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嚴懲高利貸者等；對外則要求廢除歧視性的凡爾賽和約，建立一個強大的超越議會民主的中央集權的人民國家，致力於建立政俯控制一切的制度。

在希特勒執政期間，德國歷史上最出色的幾位導演都在這個時代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他們發明的許多拍攝技法好萊塢至今仍在沿用，尤其是為納粹黨拍攝的幾部記錄片堪稱經典，開創了大場面電影的先河。1936年夏天的柏林奧運會，成為希特勒和納粹黨宣傳的盛大舞台。成百上千的外國運動員－其中包括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蘇聯人、波蘭人……這些德國未來死敵國家的運動員們，集體向觀眾席上的希特勒和納粹官員們行舉臂禮。它也同樣是希特勒的獨創，在當時的歐洲被看作極其時髦的禮儀。

改善國內經濟狀況

在希特勒的積極成就中，首先必須提到的是他的經濟奇蹟。

希特勒把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的第一把火，燒向了失業現象。1932年作為德國失業最高潮，全國失業人士達600萬人，德國6600萬人口中，幾乎一半以上的人口處在飢餓和貧困線上掙扎。也只有在這個時候希特勒和納粹黨派才有機可乘，通過對民眾「偉大的承諾」而步步高增聲望。到1938年，德國失業率降到了1.3%，而同期美國失業率為1.89%，英國為8.1%，比利時為8.7%，荷蘭為9.9%，這樣對比一下，納粹黨宣傳自己「創造了消滅失業的經濟奇蹟」，還真不全是在自吹自擂。

希特勒上任後的第二把火，燒向了德國幾乎陷於停頓的經濟狀態。從1932年到1937年，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這些實在的數據表明：納粹當局的確在不長的時間裏，創造了德國經濟復興的奇蹟。

希特勒對內燒的第三把火，是重建社會保障體系、落實社會福利政策。希特勒上台後大力推選社會保險制度，增加和提高國民的社會福利，在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的同時，還擴大了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納粹的屬下工會勞動陣線，在療養勝地魯根島等地，修建了一批療養院和旅館。僅1937年一年內，全德就約有一千萬工人享受到了這項福利。「一時間納粹報刊、電台和電影廣為宣傳過去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納粹德國的工人也成為可能」。德國還通過勞動美化活動來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和勞動環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聲稱，德國要實現「每個德國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然而，納粹這樣的宣傳並不是人們常看到的政治牛皮，而是在短短的時間內向人們兌現了的承諾。當時普通德國民眾的賦稅得到減免，退休人員開始享受醫療保險，德國士兵的妻子享受了最好的待遇。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這種成就遠遠超過了羅斯福的成就。美國直到二戰以後，才做到了一般工人可以帶薪休假，一般工人可以有汽車。

納粹政權靠社會福利政策換取了普通德國民眾對其內政外交政策的全力支持，將普通德國民眾對納粹政權獨裁專制的不滿情緒減少到最低程度，以至於普通德國民眾普遍認為希特勒的人民國家是一種討人喜歡的獨裁。在納粹統治的短短12年中，德國民眾與納粹領導層保持了高度一致，德國民眾被積極地動員起來將自己的命運與納粹政權融為一體。

從納粹上台的1933年到1939年，德國的國民生產增長有的估計年達20%以上，有的估計竟達100%以上，但從總的情況看，德國能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那麼此大幅度地提高了全德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還聚集了可支撐一場世界大戰的經濟、國防實力，可想而知，納粹德國當時確實是創造出了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的。而相對應，西方英美等國於1937年又發生了新一輪經濟危機，尤其是美國，1937年10月19日，證券市場崩潰，到11月，全國失業人口已達一千一百萬人，另有部份失業人口五百五十萬人。

在此期間，納粹德國舉國大修高速公路和顯示新德國帝國氣派的各種宏偉建，希特勒還強調發展「人民車」、「停車場」、「自由貿易中心」、「公園」與「綠化區」的建設。當時德國有了世界上第一條的高速公路，德國在希特勒時代有了四千公里的高速路，現在德國高速路的四分之一還是希特勒時代修的，很有意思。而美國那個時代還沒有高速路。人民的溫飽問題幾乎是在希特勒擔任總理的一、二年時間內就實現了。

汽車工業在納粹德國「經濟奇蹟」的創造過程中佔有重要地位。希特勒上台剛剛11天，他就親自主持了柏林汽車展的開幕式，並公開表示：要讓德國民眾每人都擁有1輛自己的轎車。希特勒把「國民轎車」概括為：最高時速100公里，百公里油耗小於7升，可乘載2名成人和3名兒童，售價不超過1000馬克。在這裡，他第一次使用了「大眾汽車」(Volkswagen)一詞。同時，高速公路網計劃付諸實施。3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在1933年至1938年之間完成。希特勒的汽車化政策為德國汽車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持。其經濟體制是沿著加強納粹國家對經濟生活全面管制的方向發展，把以市場經濟為主的體制變為以國家干預經濟為主的體制。

對外擴張

如果說希特勒上任後對內燒的「三把火」，讓除了猶太人之外的大多數普通德國人得到了實惠，因而在政治上支持擁戴納粹當局的話，希特勒對外也燒的「三把火」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大國。這讓德國人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都大大增強，更加堅定地支持希特勒和納粹黨。

希特勒對外燒的第一把火是秘密重整軍備。經濟奇蹟是希特勒最享盛譽的成就，但不是其唯一的成就。希特勒上台後的1935年，德國實行陸軍普遍徵兵制，並正式成立空軍，接著又大造軍艦和潛艇。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就使德國的空軍力量超過英國，陸軍力量也超過法國，成為歐洲軍力最強大的國家。有計劃的經濟使德國的工業發展速度超過了英、法、美。1932-1938年，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1933年-1939年，德國軍火生產增長11。5倍，1940年到1944年，平均的武器產量又增加了兩倍。到了戰爭爆發的時候，納粹德國的累計軍費開支已經達600億帝國馬克，所佔國家年度財政預算的比例從1932年的4%增加到了1938年的50%，相當於德國該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7%。同在1938年，英國的軍費開支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4%，美國為1%。

對外希特勒燒的第二把火，是收復失地和和平擴張。就是通過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國從一個戰敗國成為了「正常」國家。《凡爾賽和約》使戰敗的德國一共喪失了擁有732。5萬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國土。希特勒上台後，經過一番折衝，不僅收回了薩爾地區、派兵佔領了萊茵非軍事區，而且在1938年3月讓奧地利「回歸」德國後，又把有350萬人口的捷克蘇台德地區納入了德國版圖。1939年3月15日，德軍佔領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壽，德國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典禮。所有各兵種的軍旗都集中起來組成了一個「軍旗營」，這麼多的軍旗都向希特勒前傾致敬。

希特勒對外燒的第三把火，則是通過舉辦1936年柏林奧運會，以最隆重的儀式，在德國人面前向全世界宣告了德國的重新崛起。希特勒親自擔任柏林奧委會大會總裁。他下令用16噸銅鑄了一座奧林匹克巨鐘，建築了一座高達七十米的希特勒鍾塔，建了一座能容納十萬人的運動場，建了一個可容納兩萬名觀眾的游泳池，並修建了比美國洛杉磯奧運會更豪華的奧運村，1936年8月1日，在德國柏林舉行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上，希特勒宣佈開幕。會場上飄揚著納粹旗幟，德國運動員通過主席台時，行納粹禮，高呼「萬歲——希特勒！」德國第一次通過電視播放了奧運會比賽盛況。在這次奧運會上，德國獲金牌33枚、銀牌26枚、銅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通過舉辦奧運會，希特勒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和平英武的政治家形象。

希特勒提出的對外政策綱領是用武力奪取”生存空間”，然後全面利用被奴役國家的工業、人力和物力，為德國統治階級謀利益。希特勒對到會的資本家說：”如果我們要解決生存空間問題，我們就要運用整個民族積累起來的政治力量。所以現在大家爭吵我們的軍隊是10萬還是30萬，這完全無關痛癢，問題在於我們的軍隊至少是800萬。”800萬軍隊的建設和奪取”生存空間”的戰爭對於壟斷資本家來說，那將意味著神話般的巨額利潤。所以，希特勒的講話征服了德國壟斷資本家的心，博得了他們的熱烈掌聲和喝采。在這一次會議上，壟斷資本家們就納粹黨執掌政權的問題，原則上達成了協議。

希特勒的「合法性」和國際壟斷資本家的支持

這裡抄錄一段據說是希特勒在戰爭開始前，對德國人民的一個講話：

「我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國家，它因為信任外國的諾言和由於民主政府的惡劣制度而面臨著徹底的毀滅……我克服了德國的混亂，重新建立了秩序，並且大大增加了生產……發展了交通，使龐大的公路網得以興建，運河得以開鑿，巨大的新工廠得以出現，同時也致力於提高我國人民的文化與教育水平。我曾做到了使700萬失業工人全體重新得到工作……我不但使德國人在政治上團結了起來，而且使他們重新武裝了起來，我也曾致力於一頁一頁地撕毀那長達448條的條約，其中包含著任何國家人民和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忍受的最卑鄙的壓迫。我把1919年從我們手裡搶走的地方奪回來給了德國。我把成百萬被迫與我們分離而飽受辛酸的德國人領回到了自己的祖國……」

希特勒除了得到本國壟斷資本家的支持外，還得到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美國大老闆的支持。美國大壟斷巨頭摩根、洛克菲勒、杜邦、亨利•福特，英荷殼牌石油公司董事長德特丁，英國報業大亨羅特米爾，瑞典火柴大王克雷格爾和法國軍火商康采恩施賴德爾•克雷佐等，都給希特勒提供了大量金錢。一些美國壟斷資本的喉舌公然支持希特勒上台。《紐約時報》於1931年6月1日寫道：”假使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為總理，那就顯然在華盛頓更孚眾望了。”美、英壟斷資本家們把希特勒看成是把德國和歐洲從無產階級革命”危險”下拯救出來的救星，他們希望希特勒上台執政，消滅德國的革命民主力量，以確保他們在德國的大筆投資和貸款。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一章（下）貪戰中的「中國模式」

第四節 中國模式–現代奴役制度

奴隸制，是指奴隸主擁有奴隸的制度。古代最典型的奴隸制是羅馬帝國，此外，古希臘、古埃及、古巴比倫，南北戰爭以前的美國南方，以及以前一些英國、法國、西班牙、俄國的殖民地都屬於奴隸制。奴隸主與奴隸之間是佔有和附屬的關係，奴隸被剝奪一切權利，在暴力控制下從事最緊張、最繁重的勞動。奴隸主階級佔有和支配奴隸的勞動成果；奴隸只能獲得極少的生活資料以維持生命。

1834年5月1日，奴隸制在英國領土範圍內被廢除。1861年，美國為改變黑奴的命運爆發了一場異常殘酷的南北戰爭。1862年，美國總統林肯發表《解放黑奴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宣佈黑人奴隸獲得自由，從而結束了美國奴隸制的歷史。1865年1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憲法第13條修正案》，規定奴隸制或強迫奴役制，不得在合眾國境內和管轄範圍內存在。

當代中國發生的奴役制和古代的奴隸制有了不同。首先被奴役的中國大眾是中共口頭上永遠的「國家主人」，但是沒有任何主人的權利。在中共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全球經濟爭奪中，常常把「國家主人」的利益作為中共的資本出讓，甚至出賣。

當代中國「血汗工廠」

奴隸製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被人類文明所摒棄，而奴役現象依然活躍於世界各地。「血汗工廠」（sweatshop）便是這種奴役現象的反映。「血汗工廠」一詞最早於1867年出現於美國，後來指由包工頭自行找人幹活的包工制。當成千上萬的跨國公司湧入中國的時候，現代「包身工」就開始出現在微軟、蘋果、耐克、迪士尼等大資本集團在中國的工廠裡了。

美國人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2009年11月25日發表報告稱：由於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公司以低價從中國供應商進貨，導致一些中國供貨廠家用工條件惡劣，一些中國工人因此處於「血汗工廠」的「包身工」相似境地。血汗工廠的報導在中國已經不是甚麼新聞了，這些血汗工廠不僅包括在業界具有知名度的大企業或者是大企業老闆，而且還包括那些不知名的企業。只是「血汗工廠」一詞包含著沉甸甸的良心道德意義有恥於人類文明，有悖於歷史走過的歷程，血汗工廠一旦曝光之後，這些老闆們都否認這樣事實的存在。

富士康事件以其著名的「十四連跳」震動了中國和世界，也激起了人們對中國「血汗工廠」的關注和瞭解。而在中共為了維護其執政合法性所極力炫耀的經濟「成果」背後，恰恰是無數被刻意忽視了的「血汗工廠」的辛酸。

●富士康事件

富士康血汗工廠事件由來已久，但是真正進入人們的視野是在2010年。富士康是擁有五十多萬員工的全球第一大電子商品製造商。很多人就是通過富士康事件才知道了「血汗工廠」這個歷史詞語的當代中國現實意義。

2006年，蘋果中國在富士康深圳基地的代工廠裡，生產線上的女工每天要連續站12個小時，不許說話，經常有工人因為疲勞過度或者睡眠不足而倒下。美國非營利機構公平勞工協會(FLA)發佈報告稱，在富士康的這三家中國工廠中(富士康旗下的深圳觀瀾、深圳龍華和成都工廠)，有60%以上的員工稱其工資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在這三家工廠中，工人的平均月薪為人民幣2，257元(約合358美元)到人民幣2，872元(約合455美元)。

●V-Tech

VTech總部在香港，廠房設在廣東省東莞。VTech是德國電訊和澳洲Telstra的獨家供應商。VTech電話在美國的沃爾馬，塔吉特，史泰博，西爾斯和其它商場均有銷售。

根據全球勞工與人權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工人們透露，「公司把工人當奴隸使喚，」「安保經常毆打工人。」有工人抱怨，「有時我想死。我每天玩命的幹活就為了這毫無意義的生活。我想找個理由活著。既然活著這麼累，去死未必是壞事。」每天規定的工作12-15小時，從早上7點半到晚上7點半或十點半，每週工作六天。工人每週74至77小時在廠裡，工作長達68-71小時，包括28-31小時加班時間。

工人被強迫整天站著勞動。工人掙的工資低於能養活自己的起碼費用，每小時只有$1.09（美元）！八個工人一間豬狗式的宿舍，睡在窄小的睡板上。工人報告說，「很骯髒，像住在豬圈裡一樣。」

●戴爾電腦

2006年11月至2008年8月，香港的七所高校大學生聯合成立調查小組，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前往東莞，在對戴爾等多家電腦生產廠商調查後，發佈了一份名為《戴爾：零庫存策略背後的血汗工場》的調查報告，對戴爾涉及的低工資，嚴酷的管理及用童工的現象進行了披露。報告指出，被指為血汗工廠的三家公司均為戴爾供貨商，分別為東莞長安光寶電子有限公司、旭基電子有限公司、東莞石碣泰瑞塑料電子廠。

戴爾的直銷模式將品牌商的風險轉嫁到供貨廠商身上，最後直接導致了工人被嚴重剝削。調查顯示，正班工資每天只有17元人民幣，平均時薪為2.1元人民幣，加班工資只有3.5元，遠低於法定工資標準，而且沒有向員工提供產假，也沒有提供法定的有薪假期，工人在勞動節放假沒有工資，工人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吃飯。光寶及旭基兩家工廠很多崗位都要求工人站立上班，一天站立時間高達十二小時，由於產量定的很高，導致大部份人都不能在上班時間完成產量。

●古馳事件

近日，網絡上發表了一封《集體辭職的古馳員工致古馳最高管理層的一封公開信》，控訴古馳公司100多項行為規定中限制員工：喝水要申請，上廁所要報告，孕婦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等，甚至懷孕7個月員工仍要上夜班，最終致使孕婦流產。例如長期長時間站立導致脊椎病、骨骼變形、靜脈曲張、不孕等疾病.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沒聽說過該品牌在中國以外的工廠出現過類似的侵權現象。辭職員工在公開信裡希望公司賠償加班費，而國外古馳店在加班費問題上從未有過拖欠情況，且福利豐厚。

●微軟東莞的「血汗工廠」

美國勞工委員會(NLC)曾發佈報告稱，微軟東莞代工廠、全球第二大鼠標生產廠家東莞昆盈電腦製品有限公司是「血汗工廠」。美國勞工委員會列數了東莞昆盈工廠勞動時間過長、工資過低、工作環境惡劣等八大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未成年工人每天在廠裡必須工作15個小時，但每小時工資僅為約50美分，並且在工作期間禁止談話、上廁所，每間宿舍住十四個人。該廠沒有和員工簽勞動合同，強制他們延長工作時間，員工每月勞動時間長達280個小時，遠高於法定工作時間。

●可口可樂嚴重違反勞動法

2008年，九名大學生的一份調研報告指責可口可樂嚴重違反勞動法，長期、大量僱用派遣工和其他非正式工，隨意開除工人；旺季每月超時工作150小時，遠高於法定的36小時；部份派遣工收入被剋扣11%，所得甚至低於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這些工人處於可口可樂公司最底層，幹著最危險、最苦、最累的工作，工作時間最長，工資卻最低。

供貨商不斷削減工人的社會福利

德國媒體報導，國際發展政策機構「南風研究所」在德國斯哥堡(Siegburg)的分部指責說，阿爾迪廣東一家供應商的工人由於工資太低，所得收入難以維持生活，只得拚命加班，甚至每月加班時間超過130個小時。南風研究所德國分部的維克女士說：「跨國公司對其外國供貨廠家的工人的惡劣勞動條件應該負主要責任。供貨廠家是處於被動地位的。」維克表示，「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國公司可以引起供貨商之間的相互競爭，而供貨商為提高自己產品的競爭力，減少勞動成本，只能繼續削減工人的社會福利，使他們的勞動條件越來越差。」據南風研究所公佈的消息，阿迪達斯公司在中國福建省的兩家制鞋工廠工人每月加班最多達92個小時。

●普華永道員工「過勞致死」事件

普華永道(Priucewaterhouse Coopers)25歲女員工潘潔由於連續數月高強度工作誘發急性病症，不幸離世，被媒體解讀為「過勞致死」。普華永道25歲員工潘潔在去世前，多次在微博上抱怨「睡眠不足、老是加班」。普華永道資深員工對媒體透露，加班是家常便飯，而且大部份加班時間並不會統計入工作時間，不會有加班工資。普華永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會計事務所.

●女工彭水銀之死

2011年5月14日，女工彭水銀在東莞塘廈鎮的星浩手袋廠宿舍五樓跳下，身上只揣著四張1元人民幣、一部欠費的山寨手機、一把每月170元房租的小屋鑰匙。這家工廠的業務之一是為Coach、Diesel等國際奢侈品牌代工。彭水銀的工作，是日復一日地為這樣的名牌包上光擦油。但她和大多數中國女工一樣，並不知道一個皮包的價格，可能早已超過她一年的工資。奢侈品牌在中國加工，早已是公開秘密。2010年，經濟觀察報等媒體報導，Prada、ColeHaan、Camper等上流社會流傳的品牌，均由難以計數的中國工廠為其代工生產。然而，由於恥於提及產品的「中國身份」，它們不會被貼上「Made In China」的標籤。一些廠商甚至拒絕承認曾在中國代工。

●GE公司廈門涉嫌違法用工

2008年，美國非營利性調查機構公佈Policy Matters Ohio關於GE公司廈門涉嫌違法用工的調查報告。在這篇題為《好燈泡，壞工作：螢光燈背後的工人和工作環境》的報告中，GE與廈門通士達的合資公司通士達照明涉嫌的違規操作，包括，工人每週工作超過64小時，而得不到足夠的加班工資；工人在含汞的環境中工作而缺乏必要的防護培訓；公司僅僱傭32歲以下的女工；不提供工資單，造成工人無法得知自己的薪水是否合理等。報告總結說：該廠的工人常處於極度疲憊的狀態，公司做法違反了中國的勞動法。

人類文明到了二十一世紀，西方世界以戰爭為代價拋棄了奴隸制和奴役制及與之相關的殖民主義，為甚麼奴役性質的「血汗工廠」會進入中國並「發展壯大」，而且是諸多世界知名企業到中國後紛紛搞出來的「血汗工廠」？

中共為奴役制提供了滋生的條件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曾經寫下這樣的人類文明原則：「我們認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來自被治理者的同意。」

當然，傑斐遜總統所說的政府不包括中共，因為中共的權力，並不來自「被治理者的同意。」不僅如此，中共的執政道德完全爛透之後，近二十多年來經濟政策的實施中把政府的行為也經濟化和集團利益化了。黨國政府按照自身利益定義自己的趨向和目標，安排自己的活動，片面追求黨的集團利益最大化，忽視或有意篡改政府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和社會功能。

政府行為利益化所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政府官員的腐敗，而且是得到制度性保障和提倡的腐敗。在現實的運作中，黨的政府實際上已經經濟集團化或個人壟斷化。這種利益的集團一方是不斷地尋求利益最大化，另一方用手中的無度權力為利益最大化的實現提供了制度保障，並從中不斷瓜分其中的「成果」。由於制度完全被權力的無控制所腐蝕，全然不必顧忌任何道德的約束，血汗工廠的產生就是必然的。說穿了，就是中共的制度產生出了當今的血汗工廠。

中外官商聯手造成了「低人權」局面

這一切是從中共向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出讓中國人民的利益開始的，貪得無厭的跨國企業藉機拚命低價採購導致「血汗工廠」產生。

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資本的全球化，在全球範圍內，資本走出國界，尋求最有利可圖的投資場所。跨國公司成為一股超越國家界限，影響甚至左右全球政治的強大經濟勢力。他們要求被投資國的政府簽訂保護外資的條約，放鬆對外國企業的管理，埋怨工會阻礙經濟發展。同時，他們憑藉比國內勞動力價格低得多、卻比發展中國家高得多的勞動報酬優勢，保持買方壟斷的地位，在就業機會、勞動時間、勞動保護、福利保險方面主導「低人權」的狀況，置工人的基本權利於不顧，再現奴役制的國際大遷移。

在現有的社會環境下，中共為了片面保證其認為執政合法性的表現工程–GDP增長，不惜犧牲中國人民的基本生存利益，健康保障，甚至生命保障，讓跨國公司代工廠普遍的將成本轉移到工人身上，從而獲取更大的利潤空間。像沃爾瑪這樣的全球最大的連鎖超市，一直以低廉的價格吸引人，低廉的價格建立在低廉的採購上，而低廉的採購和中共的政策一拍即合，直接使生產商血汗工廠的事件層出不窮。

震驚全球的「富士康悲劇」到底因為甚麼？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分析道:

「蘋果在盡一切可能擠壓富士康的利潤。為了壓縮成本，賺取更多的利潤，富士康只能靠加大員工的勞動強度以提高工作效率，所以必須進行半軍事化管理才能滿足蘋果的要求….富士康只是它的工具而已。」「但是對富士康來說，如果不按照客戶要求做的話，他就拿不到訂單，就這麼簡單！

「我們就以iPod為例吧。iPod在2006年上半年的銷售量是850萬台，同比增長61%，收入超過了100億美金。蘋果賺了這麼多錢，那富士康能賺多少呢？我告訴你，4美金，就是說每一個iPod富士康只能拿到4美金，占利潤的1%還不到，因為這裡面還沒有剔除電費、設備費用、材料費用等等這些生產成本，其他99%的錢都是被蘋果賺走的。」蘋果規定的人工成本是根據工廠所在地的最低工資乘以每件產品的最高工時得出來的。零配件的成本，則是蘋果直接向富士康以外的各個零配件供貨商下單的，而被採購的零配件會按照蘋果規定的時間準時送到富士康進行組裝。

河北省一家為德國供應紡織產品的私人工廠老闆陳先生表示，工人加班加點並不僅僅是為了多掙錢，而常常是因為外方限制苛刻的交貨期所造成的。「有很多外商，包括德國的，到工廠來的時候就告訴你必須何時交貨。他也會明確地對你說，你可以讓工人晝夜加班，把貨趕製出來。」

國際上的一些學者把跨國公司的這些行為稱為「企業的精神分裂症」。跨國公司跨越了國度，有各種辦法逃避主權國家的各種監管，因此，企業的違規行為和行賄行為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對內，企業要求員工盡顯人性善的一面，為企業勤勉工作；對外，企業就只是一個賺錢機器，不僅不盡責任，往往比小企業更能做各種違法違規的事情。微軟和古馳這些企業在本土市場上規規矩矩，到了中國卻陷入「血汗工廠」的醜聞，是因為美國的勞動監管較為完善，企業很難鑽空子，與其因違法受到嚴厲懲處，還不如老老實實遵紀守法。更是因為在中共的不道德環境中，外商陷入貪戰的道德誤區，放任自私的惡魔，不惜重演奴役制的奴隸主身份。

由此可見，現代奴役制度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以所謂的「中國模式」大肆氾濫。這是中共政府與西方跨國公司，以及某些西方政府合作的結果。2005年7月30日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中國模式(主要是指經濟模式)的成功，主要得益於「中國的政治穩定」，「中國的政治制度給了中國政府足夠的控制力來為外來投資者服務」，以及「跨國公司與北京政府夥伴般的密切合作」。也就是說中共的獨裁政府和西方跨國公司「可以從他們的合作中獲得最大的利潤」。因此，作為受惠方，所謂「中國模式」的說法起源於西方世界，並受到這些人的熱捧也在資本家奴役制的「情理」之中。
第五節 「重慶模式」的破產 -—「中國模式」的未來先兆

道德下滑造成的社會不公，環境污染，貧富分化，民生困苦，不可持續發展等等一系列問題，成為了所謂「中國模式」揮之不去的夢魘。

2008年薄熙來到直轄市重慶任市委書記。薄熙來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兒子，薄一波曾幫助江澤民坐穩權位。薄熙來到任之後，提出了建設「五個重慶」的規劃，就是「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薄在重慶三年多，花樣名堂不斷，「打黑」、「唱紅」、「民生十條」、「共富十二條」、「三進三同」、「大下訪」等等熱詞頻出。短短時間之內，「重慶模式」浮出了水面。

「重慶模式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唯一生機」，「重慶模式是中國的希望」，「重慶模式」——科學發展觀的全面實踐」，「重慶模式是中國必然的選擇」，「重慶模式從『GDP舊政』走向『民生新政』」……一時間，「重慶模式」可謂風生水起，成為了「中國模式」的未來版。

「重慶模式」作為「中國模式」未來走向的縮影，隨著薄熙來的垮臺，人們看清了這個迷惑無數人的「重慶模式」後面的諸多黑幕。如果說人們對中共還有一點幻想的話，也終於被這個「重慶模式」給破滅了。

唱紅打黑

對於「重慶模式」，外界知道的最多的大概就是「唱紅打黑」，這也是薄熙來最用心的地方。

「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簡稱「唱紅運動」或「唱紅歌」，官方簡稱「唱、讀、講、傳」，是「唱紅打黑」運動的第一部份，用「唱紅」來進行道德教育。至2012年2月，紅歌演唱活動共進行25.16萬場，共1.82億人次參與。2011年6月29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90週年在奧體中心舉行的（重慶）中華紅歌會，來自全國的108個合唱團參與表演，全場演員及觀眾共計10萬人，俗稱「萬人紅歌會」，連到訪重慶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前來「紅歌會」捧場，不知基辛格懂不懂那天在會上唱的「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

「打黑」是「唱紅打黑」運動的第二部份，是指「重慶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截止2010年5月1日，打黑行動已抓獲涉黑涉惡人員4781人，14個涉黑涉惡團伙受到致命打擊。在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的率領下，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原市高級法院副院長張弢、原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原經偵總隊總隊長趙利明、原市交管局局長陳洪剛、市煤監局副局長王西平等一批政府官員相繼落網。《時代雜誌》將此次行動形容為「中國的21世紀大審判」。

唱紅：如文革復辟

看起來是很迷人的「重慶模式」，從一開始，就富有爭議。

運動式的「唱紅打黑」讓人想起文革的荒唐往事。有觀點認為，「唱紅」活動極度左傾，有復辟文革之嫌。大量紅色短信也讓民眾不堪其擾。有報導稱重慶「唱紅」活動花費巨大，達2，700億元之多，實屬勞民傷財。同時也浪費了大量時間，尤其是在校學生停課唱紅歌影響甚大。有媒體報導稱，癌症病人唱紅歌即可緩解疼痛，監獄囚犯唱紅歌積極可以獲得減刑，有評論認為此類事件滑稽可笑，唱紅歌活動已接近癲狂。

依靠說教運動來提升道德，是中共一貫的做法。明知沒有用，可總是反覆如此的做戲，這是中共走不出的怪圈。重慶的唱紅，不但成本高昂，而且其中所蘊含的頌揚暴力鬥爭、領袖崇拜以及漠視個人權利與尊嚴等內容，與傳統道德、普世價值觀可謂南轅北轍。

打黑：實乃黑打

「打黑」擴大化，運動化，使得黑打成災。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在「致重慶法律界的一封公開信」中說：「在整個『打黑』行動中，我們看到了運動式執法和司法在轟轟烈烈地開展。在短短八個月的時間裏，當局發動社會密告（所謂『群眾來信和檢舉』），抓獲『涉黑』人員近五千人。隨之而來的是數百個『專案組』突擊工作，以『重慶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訴和審判。文強案二審之前出現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網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記清楚地表明，公安、檢察和法院之間是如何不分彼此、聯合辦案的。不僅如此，所謂『大三長會議』幾乎是公開地登堂入室。對於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長、檢察院檢察長、公安局局長開會協調，導致案件還沒有開審，判決結果就提前決定了。最後的審理過程就是走過場。制度設計中所追求的三機關相互制約機制也就完全失靈了。各位同仁，你們不覺得這種做法完全違反了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所明確規定的檢察權和審判權獨立的準則麼？」

自打黑運動化以來，不僅曝出了李莊案，方洪案，還出現了震驚世界的李俊案，特別是流亡海外的李俊，以鐵的證據撕開了「唱紅打黑」的幕後隱情。

維持社會秩序和安全靠踐踏法治，這種不受限制、不講法律、執法犯法的公權力，實際上比黑社會還要黑，比黑社會的危害還要大。

高增長背後的高負債

截至2011年底，「五個重慶」累計投資9，600億元，完成計劃投資的73%，其中財政投入超過2，300億元。差額的錢從哪裏來？只能借錢。「重慶模式」是靠借錢堆出來的。號稱全面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慶模式」其實與江澤民時代的GDP崇拜一樣，並不「科學」，一樣是面子工程，是薄熙來爭取上位的政績工程，是不可持續的。

《華爾街日報》在一篇題為「重慶：高增長背後的高負債」文章中引用中國評級公司分析報告指出，重慶市積累了超過3，460億元人民幣的負債。這比薄熙來2007年當上重慶市委書記時候的總負債1，620億元人民幣翻了一番，增長速度驚人。文章還引述美國西北大學中國地方債務問題專家史宗瀚(Victor Shih)的話說，重慶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國有開發商在2011年年底的負債一共有1萬億元。這個數字是史宗瀚根據他自己對重慶融資平台記錄的研究估算出來的。

如何借錢？重慶政府有個「八大投」，是指重慶水務控股（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城市建設投資公司、重慶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重慶市地產集團、重慶市開發投資有限公司、重慶市水利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重慶市交通旅遊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渝富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

「八大投」作為融資平台，具體做法就是政府先注資、再融資，類似於資金釣魚。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在「數據透視下的重慶模式」中，舉了一個簡單的數學例子來說明這個融資模式，「舊模式中1億元的財政開支或許只能支撐1億元的投資；相反，如果這1億元投資作為資本金，撬動區政府以未來土地增值4億元，合計5億元作為資本金，在65%負債率水平上可以承受9億元信貸，如此，總投資可以放大到14億元。新舊模式下投資規模相差可高達十數倍。同時，在新模式之下，可暫時不考慮還本付息方面壓力，依靠資產增值足以說服銀行提供源源不斷的後續支持。這樣，地方政府債務平台模式繞開了中央關於地方政府不得舉債的規定，經營城市的思路由關心經營損益轉變為資產負債表管理，代價則是負債額持續攀升。」

住房難是中國民生問題之最，重慶的公租房政策贏得了很多人的讚譽，有學者認為找到了解決中國住房問題的出路，認為「重慶公租房成住房制度改革的樣本」。

2010年重慶市計劃十年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到了2010年6月，這一計劃增至前三年在主城區建設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薄熙來把一個2020年的計劃提前到中共十八大召開的2012年，政治上的動機，值得玩味）。重慶公租房建設總共需約1，000億元的投資。揮不去的問題仍然是錢從何來？70％仍然要去貸錢和融資。這樣的模式，是沒有可能在全國大面積推廣的。

廣東廣晟財富投資管理中心投資總監劉海影在《誰來約束地方政府？——重慶模式的經濟批判》一文中指出，「重慶模式是財政軟約束下的以土地、金融槓桿化為特點的政府拉動型經濟。」「這種模式在短時間來看效果是很好，長期來看則未必美妙，因為『借錢是要還錢的』。」

獨立撰稿人應學俊在「重慶歸來話重慶」的系列文章中說，細瞅「重慶蛋糕」內囊，認為重慶的所謂「共同富裕」——即「一邊借錢一邊做蛋糕、蛋糕還沒做好就分蛋糕，等待土地收益來還債」的模式，用「危如累卵」和「冒險」來形容大概是可以的，而與「科學發展」大概不沾邊。

「三進三同」：新時代的「上山下鄉」

所謂「三進三同」，就是讓官員們「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根據重慶市的官方說法，這個政策出台的背景是，「當前，部份幹部宗旨意識淡薄，缺乏群眾感情，存在脫離群眾，脫離基層，脫離實際的傾向」。

基辛格去聽薄熙來的「紅歌會」，無獨有偶，基辛格諮詢公司常務董事喬舒亞•雷默，也就是「北京共識」的發明者，也在這一年造訪了重慶。據雷默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清華大學教授崔之元介紹，重慶令雷默最感興趣的是政府幹部的「三進三同」，雷默多次對崔之元表示，下次再來重慶時，一定也要參加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活動。對「三進三同」頗感興趣的雷默，有沒有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甚麼中共的官員會脫離群眾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共的官員不是選出來的，只對上級負責。

相對而言，在西方民主國家，因為選票的緣故，候選人就會主動與選民接觸，傾聽選民意見，套用一句中共的話說，就是西方官員由於民主政治制度的作用，就會自主自願地、勤勤懇懇地「密切聯繫群眾」，根本就不用「三進三同」。

中共不是從政治制度上來保障官員自動「密切聯繫群眾」，而是繼續搞起被歷史證明根本不起甚麼作用的運動來裝點門面。這種運動式的東西，總是弊端叢生，最後得不償失。運動中搞的弄虛作假，也會進一步敗壞社會風氣，結果呢，適得其反。走過場還算客氣的，最後走到瞎折騰，害人害己。報導稱，重慶南岸區組織萬名幹部下鄉種地，納入年終考核，每年要累計一個月的種地時間。有人不以為然，因為種地是個技術活，讓坐辦公室的人去隨便忽悠忽悠，到底是去種地還是添亂？

「重慶模式」的破產：「中國模式」的未來先兆

「重慶模式」隨著薄熙來的下台急轉直下。

「重慶模式」是作為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未來走向而被炒作的，幻想能在關注民生，共同富裕，提升道德等方面有所作為。到頭來不過是薄熙來在政治上的一場賭博。

我們不是要在一般意義上否定對民生問題的關注，恰恰相反，我們要指出的是，中共作為一個利益集團，在權力不受約束的情況下，已經喪失了真正從根本上解決民生問題、提升社會道德的能力。無論是「中國模式」或者「重慶模式」，其實都是一個套路，急功近利、寅吃卯糧、不惜工本，流於面子和政績工程，踐踏法律，漠視人命，不尊重人權，動不動就搞運動，雖然表面看起來轟轟烈烈，似乎有所成就，但是造成的問題，特別是長遠來看，都是災難性的。
第六節 中國模式的內在缺乏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列出各國壟斷資本家為中國經濟多年大輸血的世界成本。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包括中國人民為之貢獻的力量和承受的巨大負擔。黃臥雲發表的「中國模式的風險」介紹，90年代中期以來，政府稅收每年都保持在20%-30%的速度增長，兩三倍於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而納稅人則承受著世界上最繁重的稅負，銀行則用隱蔽的方式蠶食著居民的財富，國有壟斷性銀行人為壓低存款利率，使中國的實際存款利率長期處在很低的水平上，甚至出現嚴重的實際負利率。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考量發展的本質和質量。中共完全無法和當年的日•韓相提並論，沒有任何可「真正」中國製造的本土技術和產品行銷世界市場。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包括各種代價的統計，尤其是中共強迫中國人民付出或透支的一代和多代人的損失，不僅僅是環境污染，而是生命的縮短，生存條件的極度惡化，生命質量的徹底毀壞。

對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公佈社會財富如何以假的公平，快速加大社會不公，讓劫富的人更有機會掠奪共有的財富，讓貧窮的大眾不僅沒有任何福利可言，更有可能失去僅存的活命條件。據黃臥雲的文章介紹，國家財政收入相當大一部份用在政府自身的奢侈性消費上，極不透明的「三公消費」（公款消費、公車消費、公款旅遊）據人們估算已達萬億元人民幣，但另外一方面，2010年全國的公共衛生醫療支出卻不到區區1500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僅相當於英國的八分之一，而中國人口是英國的20倍。

最重要的是，中國模式的計算沒有辦法得出道德代價沉重付出的總額，無法估出幾千年的文明被污染後，貪婪對世界正義和人類精神吞噬的惡果。這樣的大倒退比其他的損害更具殺傷力，毀滅力，直接顛覆人類有史以來秉承的道德價值標準。淪落入這種道德和精神喪失陷阱的各國還有可能獲得甚麼樣的未來？

當大家把上述的一切都計算進去，中共模式中還有甚麼東西能留下來嗎？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二章（上）美利堅的光榮•理想•錯失（上）

美利堅」曾經一度是人類的希望。在它偉大國父們的理念中放射著古老文明的光芒，包含了對於物質追求的一部份，但對自由的嚮往永遠高於任何現實的渴望。這種自由最根本的含義是每個人都有主宰自己良心和道德的權利，並不斷超越物質及慾望的誘惑和束縛，讓內心接通外部世界廣袤的真理。

如果有一天這個偉大的國度喪失了所有滋養這種希望的精神營養，它會變成一個投降於物質金錢的皮囊。這樣一種空虛的帝國用不了多久就會滅亡。因為世界把希望寄托在「美利堅」身上，世界會和我們一起消亡。——題記

第一節 江澤民為中美關係定調

中共體制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共一黨獨裁，所做的一切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如何維護一黨政權的合法性。不經民眾投票選舉的政治制度保證了中共這一政策的長期性和持續性。這也是「中共模式」的最明顯特徵，不因中共黨魁的更換而改變中共的戰略和路線。

江澤民針對美國發表過許多言論。下面是從江澤民文選中發表的公開言論中摘抄的一部份，讀者可以瞭解中共對美國的基本定調。

「蘇聯解體後，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正處在向多極化發展的趨勢之中，單極和多極的鬥爭十分激烈，多極格局的最終形成將經歷一個曲折漫長的過程。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已成為社會主義的一面旗幟。國際敵對勢力把中國視為眼中釘，千方百計想搞垮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一刻也沒有停止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最近，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美國挑頭，一些西方國家配合，演出了一場鬧劇。我們經過堅決的鬥爭和艱苦的工作，第九次挫敗了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反華提案。在這場鬥爭中，堅決支持我們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國際反華勢力企圖在一些國際組織和國際場合糾集力量同我們進行較量，並以『人權』、『民主』、『宗教』等為藉口，插手台灣、達賴等問題，干涉我國內政。美國加緊發展高技術武器裝備，發展戰區導彈防禦系統，強化區域軍事合作，售台先進武器裝備，目的是為其謀取全球霸權提供軍事後盾。國際敵對勢力企圖西化、分化我國的政治本質絕不會改變，我們同國際敵對勢力在滲透和反滲透、遏制和反遏制、分裂和反分裂、顛覆和反顛覆上的鬥爭，也將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尖銳的。對此，全黨同志首先是高級幹部絕不可麻痺大意。」

「國際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以西化、分化」

「隨著蘇聯的解體，美國成為世界政治和經濟中的超強力量。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打著『人道主義』、『人權』的旗號對別國的政治干涉甚至武力侵犯時有發生。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因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領土爭端而引發的地區衝突此起彼伏。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反而更加擴大。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世界社會主義遇到了嚴重曲折，國際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

「國際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進行以西化、分化為目的的各種滲透、破壞活動，公然支持我們國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和民族分裂主義勢力搞顛覆活動。我們的國家安全和社會政治穩定面臨嚴重威脅。美國等西方大國還提出所謂『人權高於主權』等『新干涉主義』的口號，為他們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製造理論依據。他們加緊謀求全球軍事優勢，推行新的『炮艦政策』。國際上重大突發事件接連不斷，地區衝突和局部戰爭此起彼伏。經過我們的艱苦鬥爭，美國政府被迫調整對華政策，提出實行『全面接觸』。但是，國際敵對勢力西化、分化我國的政治圖謀沒有也不可能改變。」

「我們同國際敵對勢力的鬥爭，是長期、複雜，甚至是很尖銳的」

「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憑藉經濟、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實力和優勢，通過控制國際經濟、貿易、金融組織來制定符合其利益的『遊戲規則』，極力主導經濟全球化進程。廣大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實力較弱，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於不利地位，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

「雖然美國推行其對外政策困難增多，其對外政策會有所調整，但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美國不會放棄其全球戰略，還會借反恐推進其全球戰略，達到它原先想達到而難以達到的目的，打擊它原先想打擊而無法打擊的目標，控制它原先想控制而控制不了的國家，擠進它原先想擠進而難以擠進的地區，實現其全球戰略目標。」

「美國的軍事力量是世界上最強大的，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擁有龐大的機構和先進的手段，這是幹甚麼用的？就是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的。在這方面，我們千萬不可天真啊！千萬不要因為忙於繁重的經濟工作，而忽視了政治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不然，哪一天我們的政權丟了，還不知道是怎麼丟的！」

「善於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

「當前國際力量對比嚴重失衡，美國的經濟、軍事、科技實力明顯優於其他國家，是當今世界超強的一極。美國正在加緊實施其全球戰略，鼓吹『新干涉主義』，推行新的『炮艦政策』，到處干預別國內政，甚至採用武力。然而，美國國內矛盾重重，世界和平與進步力量對美國的牽制也在增強，它想獨霸世界也力不從心。……西方國家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歐盟一體化進程近年來有了實質性進展，與美國在歐洲安全事務的主導權和政治、經濟利益上是有矛盾的。日本在政治、外交、軍事上仰美國鼻息，但在經濟貿易方面與美國積怨頗多。俄羅斯經濟上有求於西方，但在北約東擴、核裁軍等問題上與美國、西歐矛盾很深。……國際敵對勢力不願看到中國日益強大，竭力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戰略，企圖搞垮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圖謀是不會改變的。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

「這次北約襲擊我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美國是打頭的，北約其他主要國家也難逃干係。我們進行鬥爭應該有重點、分主次，火力要集中。要看到，北約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在武力干涉南聯盟的問題上也有些不同聲音。我們要善於利用矛盾，區別對待。從整個世界來說，我們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特別是要團結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壯大國際上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力量。這方面的工作，今後要進一步加強。」

「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並不像他們宣揚的那麼美妙」

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並不像他們宣揚的那麼美妙，從來就存在許多弊端。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黨、共和黨兩大政黨和一些大型利益集團可以呼風喚雨，而一般民眾並沒有甚麼影響。在西方國家，政治醜聞不絕於耳，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假公濟私、勾心鬥角等現象也屢見不鮮。

「要堅持以兩手對兩手」

「對美國，我們還是要堅持以兩手對兩手。在有共同點的問題上，要爭取擴大同美國的合作；在涉及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問題上，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要進行堅決鬥爭。」

「開展對西方國家的工作，必須抓住重點進行突破，同時要善於利用西方國家之間的矛盾進行縱橫捭闔的鬥爭。要利用我國的市場優勢，調動西方經濟界發展對華關係的積極性。堅持以兩手對兩手，又鬥爭又合作，以鬥爭促合作。……對美國以『人權』、『民主』等為幌子對我國施壓，我們針鋒相對地進行了鬥爭。我們在聯合國人權會議上八次挫敗西方反華提案。」

「在具體的鬥爭中，我們要講求鬥爭的藝術，要有策略的靈活性，注意有理有節、層次分明、內外有別、內緊外松，以我們的兩手對付他們的兩手，切實維護我國的安全和利益。」

「在十五年的談判中，我們的主要對手是美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在世界貿易組織中占主導地位，而且在西方國家中又是打頭的。儘管其他西方發達國家與美國也有矛盾，但在很多問題上又同美國有相同或相似的立場。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同我們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問題時，從來不是就經濟談經濟，而是始終與所謂的政治問題掛鉤的。這些年來，中美關係時晴時雨、一波三折，中美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也時緊時松、波瀾起伏。針對美國對我國採取『既接觸又遏制』的兩手策略，我們也要講究策略，堅持以兩手對兩手，以鬥爭促合作。」

「現在，西方發達國家不能通過以往那種殖民奴役來掠奪資源了，但他們通過經濟優勢特別是金融優勢在全世界謀取巨額利潤。」

「美國最終與我們達成協議，並不是因為突然大發善心。一方面，我們的實力擺在那裏，他們不讓我們加入也不行。另一方面，他們是有自己的戰略考慮的，我們還是不可天真。通過推行經濟上的自由化來推行所謂的政治上的自由化，是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西化、分化政治圖謀的一個重要戰略手段。美國與我國達成關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是與其全球戰略緊密相連的。這一點，克林頓曾明確地作了表露。他在關於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問題致國會的聲明中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將給千百萬中國人以政府不可能控制的方式帶來信息革命。這將加速中國國有企業的瓦解。這一過程就是使政府遠離人們的生活，並催發中國的社會與政治變革。』對此，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看清本質，做到有備無患，努力實現我們的戰略意圖，推動我國經濟發展。」

「誰擁有信息優勢，誰就掌握戰爭的主動「

「必須加快信息化的發展步伐。打現代戰爭，誰擁有信息優勢，誰就比較容易掌握戰爭的主動。美軍的作戰能力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信息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美軍的指揮自動化系統發展迅速，不斷更新。去年二月，美軍又提出在C4ISR的基礎上搞全球信息柵格，目的是掌握在全球範圍內儘可能實時發現和攻擊目標的能力，使美軍在任何一場衝突中都具備全譜優勢。今年以來，美國進一步加強了航天技術和太空武器建設，企圖通過建立攻防兼備的航天系統，加強對空中、地面、海洋作戰系統的信息支援，提高戰場目標控制和遠程精確打擊能力，必要時還可以遂行空間作戰。美軍指揮自動化系統中的LINK—11、LINK—16等多種數據鏈，可以實現指揮控制系統與作戰平台之間、作戰平台與作戰平台之間的交聯，大大提高了作戰指揮能力。」

中俄關係

「俄羅斯是我國最大的鄰國，我們要把運籌中俄關係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中俄在主張世界多極化，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三股惡勢力等方面，有著共同利益。」

第二節 中美關係——是敵人還是朋友

世界上兩種不同價值觀的代表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和軍事上的唯一超級大國。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產主義窮國，又是緊緊抱著共產主義破銅爛鐵不放的中共一黨專制，是蘇聯解體後唯一可能對西方資本主義陣營構成威脅的共產主義國家。怎樣處理美中關係成為美國主導世界和平和維持國際政治秩序的新課題。

中共和蘇共有不同之處。蘇共經濟實力當年比中共雄厚得多，它與美國拼的是實力。江澤民自己都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我們講一切從實際出發，最大的實際就是中國現在處於並將長時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西方國家拼實力當然是中共的死路。

直取美國是不容易的。前邊的章節中談到了中共在聯合國裡操控非洲票數遏制美國對中國的人權譴責提案；同時選擇歐洲作為突破西方自由世界同盟的突破口，在此戰略下挑中法國和德國作為攻陷歐洲的缺口。「訂單外交」是中共誘惑世界各國的手段。

作為西方自由同盟國家代表的美國一次次被中共操控的小國票數搗亂，歐洲同中共拉近距離削弱了西方自由同盟的力量。最後美國也不得不一改冷戰戰略，針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希望通過接觸交往，增強合作，逐步將中國融入到國際社會中來，從制度和價值觀上與國際社會接軌，使中國成為一個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

中共從反面吸取蘇共垮臺的教訓，認為維持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需要經濟發展為支撐。中共要在執政合法性的嚴重危機中重獲生機，必須依賴美國維持的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從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獲得資金和技術，尤其是購得國際合法性來維持國內嚴重缺乏的執政合法性。因此靠攏美國，與其吸取資本主義營養的長遠戰略利益相吻合。

就這樣，世界上兩種不同價值觀的代表，各懷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

那麼中美關係到底是一種甚麼關係？也就是，中美關係的實質是甚麼？

共產黨執政後中美關係的變遷

從中共1949年以來，同美國的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1949年～1971年是全面對抗時期；1972～1989年以蘇共為共同威脅，合作為主導的時期；1989年6月以後是又鬥爭又合作算計的時期。

第一階段處於冷戰時期，完全屬於東西方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其間中共不斷向中國人民灌輸反美思想，把美國稱為美帝國主義，「美帝」是中國的頭號敵人。「打倒美帝國主義」是最響亮的口號。當時，由於中國社會與西方世界完全隔離，大多數中國人無從知道兩國到底有何歷史冤怨和利害衝突，也無從思考和比較，完全處於一種盲目的反美狀態。

第二階段始於1972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使中美關係出現歷史性的轉折。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美關係迅速發展，雙方進入實質性的接觸。1979年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國的「去共化」的改革開放政策進一步促進了中美之間的合作。中國在爭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中，和蘇聯漸行漸遠，這樣的局勢有利於中美雙方的結合。文化革命之後在政治上對國際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的淡化，中共稍微放鬆了對中國人民的敵對情緒操控，中國人民立刻不再把美國當作敵人，絕大部份中國人開始嚮往美國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物質文明。中國留學生湧向美國。那時，中國致力於從美國等西方國家引進科學技術和資金，集中精力進行以經濟建設為內容的執政合法性重建。在此期間，中美兩國處於合作時期。

第三階段則始於1989年學生運動被鎮壓後。美國等西方自由國家震驚於中共對自己人民赤裸裸的屠殺，一致譴責中共的殘暴，中美關係因普世價值的根本不同出現嚴重裂痕，中美關係也隨之進入新的第三階段。意識形態的鬥爭重新顯現。

江上任之時，正是這第三階段的開始。江所面臨的外交事務，一是爭取國際合法環境為自己賺取上台的合法性，一是要在意識形態上保住共產黨的統治。所以江時代初期中共的外交是比較低調的，處於守勢。隨著大量外資的湧入，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其外匯儲備越來越多，認為自己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也就越來越敢挑戰美國。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經濟蕭條，美國經濟不振。中共則通過「四萬億救市」方案給自己打了一記強心針，宣稱強大崛起，頤指氣使。不少國家/經濟體(如歐盟)還把中共期盼成自己經濟的「救世主」。中美關係形成了目前這種經濟上緊密合作，政治上矛盾凸顯，軍事上針鋒相對的狀態。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上轉載的黨的重頭文章《居安思危–蘇聯解體、蘇共垮臺20年的思考》中寫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將長期並存，有合作、有競爭，同時有激烈的較量。兩種制度的根本戰略目標不可能共贏」。文章為當代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註解。

江時期以來的中美關係

1991年蘇聯及東歐共產黨的解體，使中共在國際社會中處於極端孤立的地步。同理，建立密切的中美外交和貿易關係，也是共產黨維護其統治所必需的。因此，在不觸動共產黨一黨統治的根本前提下，中共不遺餘力的、不擇手段的改善其與美國和西方的關係。

江澤民作為中共的所謂「第三代領導核心」，其執政的合法性基礎非常薄弱，最初的權力來源是鄧小平。江澤民心知肚明，要穩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在國內，要依靠老一代中共領導人的進一步扶持，培植自己的勢力範圍。國際上，需要維持與美國的關係，政治上為其充當門面，拉虎皮當大旗；經濟上為其輸血。取得外交上的成功，成為江澤民執政合法性最重要的根據之一。因此，江非常清楚保持與美國表面上的發展關係的重要性。沒有美國的認可，江澤民的中共國根本進入不了國際社會。他首先瞄準了美國：「中美關係關乎我國外交全局，關乎我國政治、經濟和國家安全的戰略利益。」「美國在當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它是我們國際上打交道的主要對手。」無論江澤民在內心如何懼怕並仇恨美國價值，為了實際利益，他還是花了相當大的功夫來緩和中美關係。

1993年11月20日，江澤民出席了在美國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會議的前一天，11月19日，江澤民同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西雅圖進行了一個半小時的會晤。為緩和緊張氣氛，江澤民送給克林頓一支中國造的薩克斯管，還告訴克林頓，自己年輕時學過二胡，還喜歡唱歌。這次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和同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會面，是江澤民第一次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江澤民的戲子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20世紀90年代，中共對美的外交採取了以下一些策略：首先，整體對外戰略上執行了「韜光養晦」方針，儘可能避免為了非核心利益與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發生碰撞和衝突；其次，在人權和反擴散等問題上做出個案的讓步，顯示對美友好合作的姿態；最後，採用訂單外交，通過向美方出讓經濟利益，如採購進口美國產品和以低廉的生產成本吸引美國企業到中國投資的方法，利用美國國內政治結構和政治過程的特殊性，藉助美國國內的利益集團廣泛展開遊說和壓力工作。

美國的企業、企業聯盟（美國商會、美中企業家理事會、美中貿易企業聯合會等組織）和美國企業所在地的國會議員都成了中共的遊說者，對美國政府施加的影響確保了整個20世紀90年代美國每年都延長其對華「正常貿易關係」。最後，連1992年在競選總統時承諾「不會擁抱從巴格達到北京的獨裁者」的克林頓，也主動的努力，頂住工會的巨大壓力，親自給一些歷來反對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的重量級國會議員打電話，用總統的身份一個個的動員他們投贊成票，將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中共人權脫鉤，提供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待遇（即永久貿易最惠國待遇）。待到總統親自出馬，這些議員為了本黨的利益也最終就範，不情願的放棄了原先堅決反對的立場。

等到中共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享受多邊無條件的貿易最惠國待遇，終於徹底將經貿與人權表現解鉤，從此不必在人權問題上受美國制約。

2001年布什總統上台後，視中國為戰略上的競爭對手，把中美關係從克林頓時代的「戰略夥伴關係」重新定位為「戰略競爭關係」，加強了對中共的對抗。1999年的轟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加劇了中美關係中對抗的成分。江澤民充分的利用了這個機會，拿著受氣裝英雄，反覆討取美國人的道歉，向中國人表演他的領袖地位和對抗美國的先鋒形象，爭取中國人的支持。另一方面，江又非常擔憂美國對他來真格的，失去美國對他地位的認可那就得不償失了。因此，布什當時對他不冷不熱地態度令他非常惶恐不安。

然而，本•拉登恐怖頭子策劃的「9.11」對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改變了美國的政治、安全、軍事、外交佈局。當「9.11」事件發生後，善於投機鑽營，愛出風頭的江澤民本能地嗅到一種特殊機遇，極感振奮。據英國每日電訊（Telegraph）報導，中共官員透露，恐怖襲擊發生後，江兩眼緊緊盯住電視屏幕反覆觀看世貿大樓被撞毀倒塌的畫面錄像。事件發生5小時後，江撥通了布什總統的電話，惺惺的表示了對慘劇的「關切」與受害者的「慰問」。江自鳴得意，表演才華再次得到國際舞台的證實，把其當作是外交上的得意之作。為了打擊恐怖主義，美國想要中共在國際事務上予以合作，對中共的遏制因此擱淺。中美關係也進入了一個「平緩」階段。

美國因為反恐的現實考慮，覺得自己無暇顧及中共，而且在反恐的國際運作上又常常希望中共的「合作」，這的確給江澤民及中共在世界舞台上表演留下了的空間，同時，由於經濟交往日深，美國市場向中共大開，給中共的發財「崛起」提供了機會。中共將之稱為「戰略機遇期」。後來，這一「戰略機遇期」又因西方二十一世紀初的經濟危機得以延續，從而使中西方的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

可想而知，以江澤民的習性，對「9.11」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怎能不欣喜若狂。從中共媒體宣傳及教化下一些民眾對「9.11」和本拉登的反應就可知真情。「9.11」事件發生後，北京電視台連夜趕製了錄像記錄片「攻擊美國」，解說員對著營救人員在廢墟裡搜尋的場景說，「這是全世界想要看到的美國，血債要用血來還。」
美國在中共眼中的首惡地位

中共在大眾教育中總是強調的「敵對勢力」，「反華勢力」。在這裡有兩個概念，一個是意識形態上的敵對內容—–西方普世價值，一個是現實中意識形態上的較量敵手—–美國。

中共對美國的異類感受是與生俱來的，可能中共和美國是造物主造下的兩種不同的物種，兩者擺在一起總是那麼格格不入，表面的客套交往一看就是裝出來的，內心的敵視才是真實的。這種狀態在兩國領導人見面時尤其表現的淋漓盡致，中共首腦與西方自由國家領導人見面握手錶情刻板，全然一副例行公事的模樣，而與共產及獨裁國家頭目相聚時那種「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誼別提有多親熱了，從金正日，到卡斯特羅，卡扎菲，再到哈梅內伊.內賈德無一不是既熱烈擁抱，又親切問候。

中共按照慣例，把意識形態文化安全的恐懼變成了對以美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的直接敵意與對峙。

江澤民說：「西方國家無論如何不願意看到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的存在，總是要想方設法進行刁難和破壞，這是由他們的本質決定的，是由他們長期的、根深蒂固的反共傳統決定了的；在民族意識中就長期灌注著反共基因。這一點我看它是『一百年不會變』。對此我們必須始終保持清醒頭腦，任何時候都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中共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明確把美國界定為中國的敵人。2011年9月6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把中共的核心利益界定為：「多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始終把社會主義中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地要改變中國，即所謂忘我之心不死。在政治上，他們極力推銷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鼓吹『人權高於主權』，並培植藏獨、疆獨分裂勢力和所謂的民主人士；在經濟上，力壓人民幣升值，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力圖遏制中國快速發展；在軍事上，利用領土領海糾紛，拉攏日本、印度、越南、菲律賓等國家，構築C型反華包圍圈。明確界定國家核心利益，就是明確告訴美國等西方國家：我的奶酪你不能動！」

有了敵人，就有了凝聚國內人民愛國仇恨的藉口和可能。為了同中共和人民共同的敵人鬥爭，你們人民必須和我們黨緊緊粘在一起，由我領導你們進行這場國際性的鬥爭。共產黨的階級鬥爭思想，帝國主義必然發動侵略戰爭的定義不能不被承認至今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江澤民說：「我們糾正過去一度發生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但這不等於階級鬥爭已不存在了。只要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這種觀點和方法始終是我們觀察社會主義同各種敵對勢力鬥爭的複雜政治現象的一把鑰匙。在堅持改革開放、加強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同時，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範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活動。」

在江澤民和中共眼中，「西方的文化帝國主義實質上就是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美國的文化戰略就是國際範圍的文化專制主義，它利用其資本、技術和市場優勢，多方式、多手段地加大了對他國尤其是我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控制和強行『市場准入』，在多角度、多層面上展開了『文化帝國主義』的全面入侵，試圖實現美國文化價值觀的全球化。」

中共一方面使出渾身解數同美國做生意示好，另一方面在國內官方媒體上大量報導，警告全黨全國，中共意識形態安全遭到極大威脅。

「憑藉覆蓋全球的綜合信息傳播體系進行文化擴張與滲透。戰後美國成為世界上傳媒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媒體覆蓋全球。美國的兩大通訊社——美聯社和合眾國際社，使用100多種文字，向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2萬多家用戶晝夜發佈新聞，每天發稿量約700萬字，並擁有一個世界範圍的圖片網。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現已成為世界上最普及的每日新聞來源，它有數以千萬計的觀眾。美國的《華盛頓郵報》、《時代》週刊、《新聞週刊》等報刊成為各國有關政府部門、大學和學術界的必訂報刊。這些新聞巨頭事實上已壟斷了國際新聞的來源，決定著甚麼是『新聞』，報導甚麼和不報導甚麼。『我們的鏡頭到哪裏，安理會就要討論哪裏。』（科索沃戰爭期間CNN國際總裁語）從而成為美國對外文化擴張最強有力的工具……。美國還利用因特網新渠道進行思想文化滲透和推行強權政治。繼報刊、廣播、電視之後被稱為「第四媒體」的因特網發展迅速，影響日深。」

「由於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對中國可謂是傾注了大量『心血』因此，為抵制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入侵，維護國家文化安全，我們必須構建起全方位的國家文化安全體系，築造一道堅固的『萬里長城』」。

「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在獲利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由於參與經濟全球化而使我國國家文化安全面臨嚴峻挑戰的事實。」「經濟全球化以及西方傳播工具對輿論的高度壟斷，令我國國家文化安全的維護手段面臨巨大的挑戰。……當代文化霸權的手段已經逐漸隱蔽在商業背後。這便為西方文化霸權的推行者提供可乘之機。」

在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重點項目《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新情況、新特點及對策研究》報告說，「西方敵對勢力並未放棄西化、分化中國的戰略圖謀」，並列舉八項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西化、分化的新情況：（1）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中國的目標未變，但方式有所調整。（2）美國政府權力部門反華勢力抬頭，西化、分化中國的勢力大大增強。（3）製造諸如「中國威脅」、「民主和平」等範式，為西化、分化中國尋找理論依據。（4）採取軟硬兼施的「接觸與遏制」對華政策。（5）採用「雙重標準」，企圖藉此實現西化、分化中國的目的。（6）對中國實施多邊包圍戰略，妄圖以壓促變。（7）妄圖通過支持「台獨」、「新獨」、「藏獨」、「民運」、「法輪功」分子等搞亂中國。（8）製造「中國威脅」論，混淆視聽，為西化、分化中國尋找藉口。

樹立敵人的概念

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的「長治久安」，中共把防範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的和平演變當作一項長期的國策。從實質意義上講，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本質上不存在利害衝突，而且歷史上美國還多次幫助過中國。但對中共而言，要把一個虛擬的敵人真實化，中共必須不斷地樹立美國是中國頭號敵人的概念，利用一切機會強行灌輸給中國民眾。

中共慣用的手法是把美國「敵對勢力」與其國內的敵人從概念上綁在一起，無論是「台獨勢力」，「西藏謀反」，「新疆叛亂」等區域性的問題，還是倡導民主的個人，甚至百姓因為遭到不公正待遇而自發的示威抗議，一律扣上與海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帽子。這一帽子既可成為鎮壓的藉口，同時又能加強民眾頭腦中西方「敵對勢力」的概念，一石二鳥。江澤民個人發起的鎮壓法輪功自然也不例外。

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美國因素」

江澤民執意要鎮壓法輪功有多種原因，而其中的「美國因素」是江澤民要鎮壓的原因之一。從中共內部文件看，江澤民給政治局講的鎮壓的「重要性」，卻是「美國威脅」，認定法輪功是由美國支持的一個威脅力量，必欲除之才能安心。

●江澤民1999年的講話

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陰沉著臉，坐在掛著黑色窗簾的轎車裡到中南海外偷偷巡視，親自觀察了那些和平請願的法輪功學員。當天夜裡，江澤民坐立不安，連夜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警告說，「這些問題都需要認真加以研究。此事發生後，西方媒體立即作了報導並加以煽動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無聯繫，幕後有無『高手』在策劃指揮？」

江澤民為甚麼會神經過敏的地懷疑「西方」勢力，就是指美國在背後操控的可能呢？稍稍回顧一下歷史就不難理解。江澤民是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被指定為中共總書記的。在那場流血鎮壓之後，中美關係急速大滑坡，江澤民上台以後也一直把美國視為國際的頭號威脅。1999年是天安門屠殺10週年，江澤民則非常緊張。那年三月，美國為首的北約維和部隊開始對南斯拉夫這個前共產黨國家採取軍事干預，制止並懲罰原南斯拉夫共產黨獨裁者米羅索維奇屠殺無辜和踐踏人權的行為(米氏後來被國際法庭以種族清洗等戰爭罪名起訴)，這使得江澤民更感到害怕。中共在當時已經成了世界上幾個殘存的共產黨政權中的小老大，也成了自由世界的天然頭號敵人。在這樣一個世界環境中，江澤民總是不放心，深怕美國支持中國國內的民眾把中共趕下台，以至於形成了「西方反華勢力妄圖顛覆中共」的強迫妄想證。本來4月25日的法輪功學員集體上訪，在朱鎔基總理親自過問下和平解決，政府也答應了法輪功學員的合理要求，釋放在天津被無理逮捕的學員，允許公開出版《轉法輪》，不要公安騷擾學員的修煉活動，但是江澤民卻禁不住要提出他那關於「西方勢力」及「背後高手」的臆想。

無獨有偶，「美國因素」在5月8日給了江澤民一大好利用的機會：美國導彈把中共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給誤炸了。他立刻在中國搞了新一輪 的反美浪潮，作為他對美國的反擊，他要利用這個機會來搞事。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被政府特許的有組織的北京大學生包圍並遭石塊、雞蛋、啤酒瓶的襲擊。在成都的美國領事館更是被憤怒的青年人放火燒了。

因此，在策劃對法輪功的鎮壓中，除了為了平抑心中的妒嫉之火外，江澤民也沒忘了西方的「反華勢力」，把對法輪功鎮壓的瘋狂與反擊「美國威脅」聯繫在一起。

6月7日，江澤民在中共政治局做了講話，開頭就講了他認為的兩件國內外大事。從外部的北約軍事干預南斯拉夫，江澤民看到了來自西方自由社會對共產主義殘餘的威脅。他警告他的同志們，「我們必須抓緊對本世紀末至下世紀初國際局勢的走向和新的特點，進行深入思考和全面分析。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我國的戰略圖謀，必須保持清醒認識和高度警惕，同時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大力增強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凝聚力、戰鬥力。」

接著，江澤民把法輪功指為國內對他的最大威脅，並再次灌輸其「國際勢力」在背後支持的臆想。江澤民說，「『法輪功』問題有很深的政治社會背景乃至複雜的國際背景。這是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以來最嚴重的一次事件。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深入研究，採取有力對策，中央已同意李嵐清同志負責，將成立一個專門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李嵐清同志任組長，丁關根、羅干同志任副組長，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為成員，統一研究解決『法輪功』問題的具體步驟、方法和措施。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要密切配合。」

很明顯，江澤民在1999年7月20日正式在全國發起鎮壓法輪功之前，他把法輪功當作美國顛覆中共政權的一個組成部份。他在這樣一個前提下，根除法輪功，也就成了他臆想中的對美國的一個響亮回應和沉重打擊。

●中央610辦公室主任劉京2005年的講話

2005年6月30日，中央「610」辦公室在北京召開秘密會議，每省只能派一個負責人前來參加。如果消息有任何洩漏，拿洩漏所在省的領導是問。中央610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委員，公安部副部長劉京在會上作報告談鎮壓法輪功中的美國因素：

「由於國際國內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當前的鬥爭依然十分嚴重複雜。特別是去年11月，『法輪功』在境外總部，聯合其它敵對勢力和『台獨』分裂勢力，拋出了『九評共產黨』系列反動文章，鬥爭的形勢更加複雜。

「談到當前鬥爭形勢，不得不和當前的國際大背景聯繫在一起。我們從工作中感到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第一個問題，美國反恐戰略得手後，進一步謀求在全球的霸權，對我遏制的傾向明顯增強，我國的安全和政治社會穩定的外來壓力加大。『法輪功』作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手中的一個卒子，其反動作用明顯突出。就是說，在美國反恐戰略得手後，美國開始騰出手來。大家知道，西方敵對勢力從來沒有放棄西化、分化我國的戰略圖謀，美國也從來沒有改變遏制中國發展的基本政策。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增強，美國日益擔心中國的崛起，越來越把中國作為潛在的對手或說是潛在敵手。在9.11前，布什第一任總統剛上台，就以『戰略對手』界定中美關係，對我採取非常明顯的敵意政策。9.11反恐後，美國出於反恐需要，擴大了同我的合作，布什改口以『建設性合作』這個詞來界定中美關係。即使這樣，但他接觸加遏制的兩手政策從來沒有改變。這個時期，美以反恐名義，乘機加緊在我周邊的軍事包圍。目前，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得手，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大，霸權野心進一步膨脹。布什從第二任期一開始，就提出他的全球戰略由反恐到結束暴政的轉變，最近布什又用『錯綜複雜』來界定中美關係，從『建設性合作』又倒退到『錯綜複雜』。很明顯地把遏制中國的政策又推到顯著的位置，採取了一系列對我遏制的動作。我們通過簡單的回顧，不難看出，這些動作有一個連貫的指導思想。今年2月，日美確認台灣成為日美安保條約的對象。與此同時，美國壓我人民幣升值，對我紡織品設限。不斷加強對我知識產權問題的責難。去年年底到今年初，美國採取了各種方式，千方百計地阻撓歐盟解除對華武器的禁運。最近在美國內『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美國國防部最近準備推出中國軍力評估報告，他們的政要也頻頻散佈『中國威脅論』，挑撥中國與亞太國家的關係。這表明，中美關係進入了坎坷的時期，或者說是問題比較多的時期。

「歐洲衛星公司準備取消同『新唐人電視台』的關係，美國40多位議員聯合施加壓力，美軍方出面找歐洲衛星公司的老闆，明確表示，如果取消同『新唐人電視台』的合同，美軍方將取消同歐洲衛星公司的4，000萬美元的合同，施加壓力。

「去年11月前後，在這個時候『法輪功』推出『九評(共產黨)』的系列文章，好像是偶然的，實際上是有所策應的，是在策應結束甚麼統治、甚麼政權的這樣一種動作。在美國對華遏制的戰略中，台灣問題是美國牽制中國的一個重要籌碼，『法輪功』是破壞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一個卒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他們都認定『法輪功』是中國的一股『抗爭力量』，是一個可能使中國發生動亂的組織。『法輪功』的搗亂破壞活動，實際上是西方反華勢力推行西化、分化中國圖謀的一個戰略組成部份。有的同志經常問我，為甚麼『法輪功』問題沒有解決？我可以說，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這個問題早已得到解決。」

江澤民和他的鞍前馬後走卒中央610辦公室主任劉京怎能懂得自由和人權在美國立國精神中的價值和地位。在他們的這些煞有介事卻令人捧腹的分析中，人們看到幾張恐懼而又膽怯的愚蠢面孔，他們不知自己怎樣自編自導，前台後台的上下串演，給世界歷史留下了貽笑千年的生動反面角色。

第三節 中國人民心中的美國價值

1984年一個美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告訴中國人民甚麼是美國價值。他是這樣說的：

「…我發現，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懷有同樣熱烈和深厚的友情，這使我們感到非常高興。

「但是，在今天與大家見面和談話以後，我感到我需要更多地瞭解中國人民。想來你們也有同感，也想更多地瞭解美國人民。

「我想介紹一下美國，並分享一些我個人的價值觀。

「首先美國其實是許許多多的美國。我們常把美國稱為移民之國，情況確實如此。美國人來自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美國有世界上的每一個種族，每一種宗教，並且各種族、各宗教的人數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在紐約港有個自由女神像，舉著歡迎的火炬，迎接那些來到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成為美國人。她已經迎接了數以百萬計的移民，她仍然在歡迎著他們，她象徵著我們敞開的大門。

「所有的移民帶來了他們各自不同的音樂、文化、習俗和理念。神奇的是，也讓我們引以為豪的是，他們不需要捨棄他們的這些傳統來入鄉隨俗。事實上，他們帶到美國來的，就成為了美國的一部份。這種多元化，豐富了我們，也塑造了我們。

…

「有時候在美國，我們中一些人會各持己見。我們是一個喜歡爭執的民族，我們擁有各抒己見的自由，我們也是這樣做的。但是我們始終凝聚成一個社會，我們已經凝聚二百多年了。因為一些共同的信念使我們團結起來，我們對這些信念是如此深信不移，同時瞭解這些信念對瞭解我們國家又是如此重要。

「我們相信每個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尊嚴，我們的制度就建立在對每個人所特有的天賦、他的自我抉擇和追求自己生活信念的尊重之上。

「我們深信，我們如此深信，以至我們熟記於心，『人人生而平等，他們享有造物主賦予的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 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

「我們根據人民的投票選舉政府。這也是我們如何選舉國會和總統，我們說在我們的國家，『人民當家作主』，確是如此。

「讓我談談美國的性格。也許你會覺得，如此多元的民族，哪來一個確定的性格？但是在根本上，確實存在這樣的性格。

「我們是公正的民族。我們被教導不要奪取屬於別人的東西。我們中許多人，就像我剛才說的，是移民的子孫，從先輩移民身上，我們學會了艱辛勞作。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從貧寒中發達起來，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比那些通過艱辛勞作而擁有自己的一切的人更值得信賴。

「我們是理想主義者。美國人民熱愛自由，也願意為維護別人的自由而戰鬥、而獻身。四十年前，當法西斯軍隊席捲歐洲大陸，美國人民挺身而出，投入戰鬥，為保衛受侵略的國家作出了重大犧牲。

「當法西斯軍隊席捲亞洲的時候，我們和你們併肩抗敵。在座的有些人會記得那時的情況，會記得美國的杜立德將軍率領的空軍中隊，飛越半個地球前來助戰的故事。有些飛行員在中國上空機毀人傷，你們還記得那些勇敢的小伙子吧?你們把他們藏起來，照料他們，給他們包紮傷口，你們救了他們很多人的命。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們主動從我們戰鬥過的遙遠的地方撤軍，我們沒有永久的軍事佔領地。我們沒有要別人一寸領土，直到今天，仍然是這樣。我們尊重他人自由和獨立的記錄是清白的。

「美國人民是熱情的人民。戰爭結束後，我們幫助盟友重建家園；我們還幫助我們的敵人重建家園。因為我們要幫助那些由於不好的政府的錯誤政策而受害的無辜民眾，因為他們繁榮起來了，和平才會更安全可靠。

「和你們一樣，我們繼承了幅員遼闊的國土，有一望無際的叢山峻嶺，沃土良田和無邊草原。遼闊的國土使我們能用積極的眼光去看待一切事物，使我們充滿希望。我們設計了一個獎勵個人努力、給予人們希望的經濟制度，

「我們熱愛和平，我們憎惡戰爭。我們認為，我們歷來認為，戰爭是罪惡，是可悲的浪費。我們希望與鄰國和平相處，與朋友和睦共存。

「我還要談談我們民族性格的另一方面：宗教和信仰對我們非常重要。我們是一個有許多宗教信仰的民族。但是大多數美國人的信仰來自摩西的聖經，是摩西引領了人們擺脫奴役；也來自基督的聖經，是基督告訴了我們要像愛自己那樣愛鄰居，己所不欲，勿施予人。

「而這也塑造了我們。這就是為甚麼我們祝福別人。這就是為甚麼當我們聽到人們不能盡施才華或不能生活在和平的環境裡時，我們會為他們難過。

「我們歡迎你們瞭解我們，人民之間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而人民之間的友誼，是政府之間友誼的基礎。」

這個美國人，就是美國第四十任總統里根。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二章（中）第四節 美利堅的偉大國父們

「美國運氣這麼好，居然出了一群國父

有中國人來到美國，無限感慨說，美國這群國父，這樣的人出一個也就不容易，這地方怎麼運氣那麼好，居然一出一群。

當年參與決定美國獨立的，個個都非等閒之輩。不管是華盛頓、傑斐遜，還是富蘭克林和林肯，所有這些美利堅的＂人神參半＂的國父們，都具有一個共性–他們都是民眾心中仰望的偉人，是從始至終維護道德的偉人。

喬治•華盛頓的美德表現為如何通過人類的外在軀體來體現內在的道德力量。那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的為人類的福祉作貢獻的獻身精神，那種期望並身體力行的自我完善的道德觀。

托馬斯•傑斐遜遠在1786年，就推動弗吉尼亞州通過了他起草的《宗教自由法》，指出：「人的思想見解既不是政府的管理對象，也不屬其管轄範圍。」《宗教自由法》後來發展為美國憲法中權利法案的一部分。

美國可以出一大群國父的原因

1776年，一群追求信仰自由的傑出人士，山高地遠的來到蠻荒的北美，遠離古老的歐洲世界，在最寬鬆的環境中深愔上帝的啟悟，創造了新的精神追求，並以此建立了新的國度和當代人類的文明。

華盛頓說，「你們是美利堅人，你們酷愛自由。你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了自由。我沒有必要再提什麼建議來加強和堅定你們的這個信念。」

縱觀美國歷史，很少有幾個像華盛頓這樣手握重權的人能將手中之權力用的如此恰當、得體，謙恭。因為這些偉人最善良的本性告訴他們手中的權力來自神，是為大眾乃至全人類服務的。

先賢國父們身上表現出來的自我修行的美德輝映的是遠古的傳統，不論那聲音如今如何被後人淡忘而變得微弱，我們仍能從內心深處聽出那是人類原來的普遍精神，是回歸上天指引的探索崇高道德境界的永恆傳統的召喚。

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林肯都有自己的理念。在這裡，國家的概念不只是一個社會政治實體，而且是人類靈魂會聚的地方。這個上帝不是任何教堂或者宗教教派的上帝。而是最深刻含義上的上帝－－宇宙中以及人生中最真實、最仁愛和最強大的造物主。

顯然，美國的開國先賢不是出於私心和自我中心的目的去流血犧牲的，他們也沒有將我們不擇時間、不擇手段、想要什麼就要什麼的毫無克制的幼稚的物質衝動變成他們神聖的奮鬥目標。我們不能將美利堅理解成一個純粹的外在的、社會、政治、經濟實體，這樣的美利堅是無法持久的。真正的美利堅，不是基於個人好惡；也不是滿足個人慾望，而是出於人類良知的精神。

美國的歷史學家裴基•史密斯（PageSmith）曾經發問：＂假如真有一個叫獨特的美利堅意識的話，它的發源之處在哪裡呢？＂他寫道，塑造美國人性格的最基本的力量是＂對宇宙的含義以及我們和宇宙的關係的最終領悟，一言以蔽之，就是對宇宙含義的領悟。」

喬治•華盛頓總統

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1789年4月30日就任總統職位的演講中闡述了他的立國理念。

仰仗神的力量

「既然這就是我在遵奉公眾召喚就任現職時的感想，那麼，在此宣誓就職之際，如不熱情地祈求全能的上帝將是一件非常不當的事。因為上帝統治著宇宙，主宰看各國政府，它的神助能彌補人類的任何不足。願上帝賜福，保佑一個為了美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而組建的政府，保佑它為這些基本目的而作出奉獻，保佑政治的各項行政措施在我負責之下都能成功地發揮作用。我相信，在向公眾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偉大締造者獻上這份崇敬時，這些話也同樣表達了各位和廣大公民的心聲。沒有人能比美國人更堅定不移地承認和崇拜掌管人類事務的上帝。他們在邁向獨立國家的進程中，似乎每走一步都有某種天佑的跡象；他們在剛剛完成的聯邦政府體制的重大改革中，如果不是因忠誠的感恩而得到某種回報，如果不是謙卑地期待著過去有所預示的賜福的到來，那麼，通過眾多截然不同的集團的平靜思考和自願贊同來完成改革，這種方式是難以同大多數政府在組建過程中所採用的方式相比的。在目前轉折關頭，我產生這些想法確實是深有所感而不能自已。我相信大家會和我懷有同感，即如果不仰仗上帝的力量，一個新生的自由政府就無法做到一開始就事事如意。」

當選者的才能、正直和愛國心

「偉大的憲法，它使各位今天歡聚一堂，它規定了各位的權限，指出了各位應該注意的目標。在這樣的場合，更恰當、也更能反映我內心激情的做法不是提出具體措施，而是稱頌將要規劃和採納這些措施的當選者的才能、正直和愛國心。我從這些高貴品格中看到了最可靠的保證：其一，任何地方偏見或地方感情，任何意見分歧或黨派敵視，都不能使我們偏離全局觀念和公平觀點，即必須維護這個由不同地區和不同利益所組建的大聯合政權。」

美國的政策以個人道德原則為基礎，以贏得民心和全世界尊敬的一切特點而顯示其優越性

「其二，我國的政策將會以純正不移的個人道德原則為基礎，而自由政府將會以贏得民心和全世界尊敬的一切特點而顯示其優越性。我對國家的一片熱愛之心激勵著我滿懷喜悅地展望這幅遠景，因為根據自然界的法則和發展趨勢，在美德與幸福之間，責任與利益之間，恪守誠實寬厚的政策與獲得社會繁榮幸福的碩果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我們應該同樣相信，上帝親自規定了永恆的秩序和權利法則，它決不可能對無視這些法則的國家慈顏含笑；因為人們理所當然地、滿懷深情地、也許是最後一次地把維護神聖的自由之火和共和製政府的命運，係於美國人所遵命進行的實踐上。

……

「我還要再一次以謙卑的心情祈求仁慈的上帝給予扶助。因為承蒙上帝的恩賜，美國人民有了深思熟慮的機會，有了為確保聯邦的安全和幸福，用前所未有的一致意見來決定政府體制的權利；既然如此，上帝將同樣明顯地保佑我們逐步擴大眼界，穩定地進行協商，並採取明智的措施，而這些都是本屆政府取得成功所必不可缺少的依靠。」

派性紮根於人類思想裡最強烈的慾望之中

華盛頓在他的的告別演講中談到更多的理念。「讓我以更全面的角度，以最鄭重的態度告誡你們全面警惕派性的惡劣影響。不幸的是，這種派性與我們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並紮根於人類思想裡最強烈的慾望之中。它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存在於所有政府機構裡，儘管多少受到抑制、控製或約束；但那些常見的派性形式，往往是最令人厭惡的，而且確實是政府最危險的敵人……它還為外國影響和腐蝕打開方便之門，使之可輕易地通過派性的渠道深入到政府中來。這樣，一個國家的政策和意志就得受制於另一國家的政策和意志。」

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

「在導致政治昌盛的各種意向和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純粹的政治家應當同虔誠的人一樣，尊重並珍惜宗教和道德。

「我們還應當告誡自己不要耽於幻想，以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維持。儘管高尚的教育對於特殊結構的心靈可能有所影響，但根據理智和經驗，不容許我們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國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說道德是一個民意所歸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動力，這話實質上一點不錯。這條準則可或多或少地適用於每一種類型的自由政府。

提防外國勢力的陰謀詭計

「一個自由民族應當經常警覺，提防外國勢力的陰謀詭計(同胞們，我懇求你們相信我)，因為歷史和經驗證明，外國勢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敵人之一。不過這種提防，要想做到有效，就必須不偏不倚，否則它會成為我們所要擺脫的勢力的工具，而不是抵禦那種勢力的工事。過度偏好某一國和過度偏惡另一國，都會使受到這種影響的國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險，而掩蓋甚至縱容另一方面所施的詭計。當我們所偏好的那個國家的爪牙和受他們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讚賞和信任，而把人民的利益拱手出讓時，那些會抵制該國詭計的愛國志士，反而極易成為懷疑和憎惡的對象。

「我們處理外國事務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在與它們發展商務關係時，盡量避免與它們發生政治聯繫。我們已訂的條約，必須忠實履行，但以此為限，不再增加。

這樣的靈魂是被奴役的

假如說人和國家一樣…在他的內心中就肯定具有同樣的結構；他的靈魂就一定充滿了奴役他人的慾望和吝嗇，他靈魂中那些最善良、美好的部分已被囚禁，而最瘋狂和卑鄙的部分成了主宰。

「肯定是那麼回事，」他說。「好吧，你說這樣的靈魂是自由的還是被奴役的？」「被奴役的，絕對如此。」華盛頓說。「引進外國勢力，助長貪污腐化，這些親外腐化會藉著政黨政治的狂熱鑽進政府。這樣，我們國家的政策和意向會屈從於別國的政策的意向。」

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索取優惠是一件傻事

「從政策、人道和國家利益的角度上講，我們都應該與所有的國家和平共處、自由往來。甚至我們的商業政策也必須一視同仁；不要去向別人索取優惠，也不要給予別人任何特殊待遇；凡事順其自然；商業要平穩地溶合、多樣化，但不要勉強…永遠記住一個國家向另一個國家索取優惠是一件傻事；不管它獲取了什麼，它都必須以自身獨立的一部分作為代價…去指望或者盤算國與國之間給予的真正的優惠是一大錯誤。那是一個必須靠經驗來治癒、正當的自尊所拋棄的幻覺。」

托馬斯•傑斐遜總統

托馬斯•傑斐遜1801年3月4日在就任美國總統的演講《同心同德地團結起來》中表達了他的立國理念。

我們品格高尚，不能容忍他人的墮落

「我們品格高尚，不能容忍他人的墮落；我們的天賜良邦，其幅員足以容納子孫萬代；我們充分認識到在發揮個人才幹、以勤勞換取收入、受到同胞的尊敬與信賴上，大家享有平等的權利，但這種尊敬和信賴不是出於門第，而是出於我們的行為和同胞的評判.」

我們受到仁慈的宗教的啟迪

「我們受到仁慈的宗教的啟迪，儘管教派不同，形式各異，但它們都教人以正直、忠誠、節制、恩義和仁愛；我們承認和崇拜全能的上帝，而天意表明，他樂於使這裡的人們得到幸福，今後還將得到更多的幸福——我們有了這些福祉，還需要什麼才能夠使我們成為快樂而興旺的民族呢？公民們，我們還需要一件，那就是賢明而節儉的政府，它會制止人們相互傷害，使他們自由地管理自己的實業和進步活動，它不會侵奪人們的勞動果實。這就是良好政府的集粹，這也是我們達到幸福圓滿之必需。」

政府基本原則是什麼

「公民們，我即將履行職責，這些職責包括你們所珍愛的一切，因此，你們應當了解我所認為的政府基本原則是什麼，確定其行政依據的原則又是什麼。我將盡量扼要地加以敘述，只講一般原則，不講其種種限制。實行人人平等和真正的公平，而不論其宗教或政治上的地位或派別；同所有國家和平相處、商務往來、真誠友好，而不與任何國家結盟……先哲的智慧和英雄的鮮血都曾為實現這些原則作出過奉獻，這些原則應當是我們的政治信條，公民教育的課本，檢驗我們所信曹的人的工作的試金石，如果我們因一時錯誤或驚恐而背離這些原則，那就讓我們趕緊回頭，重返這唯一通向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大道。」

傑斐遜的社會觀是以每個個體內心的修行為前提的

對於傑斐遜來說，自主政府的目的不是滿足私慾，而是我們自由意志的體現。這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對於＂自由＂含義的誤解現在正在威脅美利堅的價值，是眾多被嚴重曲解的理念之一。

傑斐遜曾寫道，「我們相信，人是理智的動物，每個人一生下來就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和一個內在的正義感；他可以受到外在的約束而不誤入歧途，同時也可以通過對自己作決定的自信的緩和能力被正義的力量所保護，憑藉他自己的意志去儘自己的義務。」

傑斐遜告訴我們人之初性本善。我們能夠把握自己生命的航船，馳向通向人生真諦的彼岸。傑斐遜對對人類的靈魂中向善的力量給予肯定。由於每一項權利都意味著影響力，所以只有在對人性肯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賦予每個人以這麼多的權利。這些原先似乎只是和外在的政治有關的問題－－那些不需要到靈魂深處尋找答案的問題－－現在已經不可避免地將我們捲進靈魂信仰的核心深處去追根尋源了。

道德的淪喪是最低下的品質

「個別人的道德淪喪或者缺陷就像那些殘疾人的缺陷一樣，不是一個物種的特徵…我真誠地相信…道德、理性衝動的普遍存在。我認為那是人性中最璀璨的珍寶，道德的淪喪是比任何最可怕的生理缺陷還要低下的品質。」

在這裡沒有模稜兩可的東西－－人生下來是具備辨別善惡的本能的。傑斐遜堅信人的良心是人天性中的一部分，就像一個人與生俱有的視覺、聽覺和觸覺一樣。一個人的可塑性也是與生俱有的：他具有從良向善的能力，在內心中達到理想境界的能力。

什麼是對幸福的追求

當＂對幸福的追求＂這個觀念被解釋成消費主義時，這種理念的蛻變也許是顯而易見的。傑斐遜和其它開國先賢所指的對幸福的追求，絕對不是對消費商品的追求。傑斐遜所說的幸福是指人的精神，不論是在他的身外的環境之中，還是在他內部的肉體和靈魂之中，他的道德和智能的感官和大自然和諧一致的境界。對於熟知人類古今精神哲學和傳統的傑斐遜來說，幸福不能僅僅和慾望的滿足劃上等號。假如我們在理解傑斐遜所說的對幸福的追求時，能隱約感覺到那是一個主要和追求物質有關的觀念，我們就很可能將美國建國的初衷誤解了。先輩們血灑疆場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獲取無止境的消費品的權利。

傑斐遜的觀點代表了美利堅對人類從良向善的屬性的認可。那就是說，在我們自身中有一種神聖的特性，這種特性同時體現在我們每個個體之中和我們群體的生活之中。這不是印度教，儘管聽上去有點耳熟。這也不是基督教或猶太教的神話，儘管聽上去也有點似曾相識。這是美利堅內含的寫照，它已經溶入了美利堅的語言，它已經深深植根於美利堅的土壤之中。

這就是傑斐遜對人類屬性的看法。他像一個皈依的信徒那樣站在聖壇前，那些令他振奮的理念和理想，那些理念和理想通過他極其敏銳的理性和感情，振奮起美利堅之魂。傑斐遜他們看到了基督教早已看到的關於人類劣根性的真諦，但他們有能力同時也有義務用一種新的語言來闡述這些真諦，那種語言是人類精神回歸的先聲，它在我們內心中向我們展現光明的前景，那種語言裡絲毫沒有盲從，而是充滿了清醒的信仰的肺腑之言：道德的語言，充滿熱情的理智的語言。傑斐遜的理想中的全部內容都是建立在這個信念之上的。所以我們必須創建這樣一個社會秩序和一個政府，它既崇尚自由、發揚崇高神聖的人類精神的、同時又監督、約束在實際生活中在我們心中占主導地位的卑劣的、自我中心的蠢動。這是人性中自相矛盾的雙重性：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是自由人，同時又是奴隸；我們既是聖賢又是野獸；既崇高又墮落，既堅強又脆弱。

「人權」是一個人享有主動行使上帝賦予的使命的權利

「人權」對於傑斐遜來說不僅是指不受政府乾涉的權利；「人權」指的是一個人享有主動行使真正的上帝賦予的使命的權利，以及通過內心隱含的神意（或者叫良心）做一個高尚的人的權利。這樣看來，美利堅建立的目的在於創造這樣一種政府，在這個政府的管制下的人類社會將會成為一個道德和精神信仰的引導力，從而促使社會成員整體的精神昇華。傑斐遜對人的劣根性看得很清楚，但是，傑斐遜還由衷地相信人性中從良向善的可塑性。對傑斐遜來說，政府的結構就像皮膚和骨骼那樣保護和支撐著每個血肉之軀的人，讓他們在內心中服從自己的悟性和良心，也就是服從他們內心的「上帝」。

林肯總統

直到每一滴被皮鞭抽出來的血被另一滴由利劍剌出來的血全部償還為止

1865年3月4日林肯這樣說道：「如果我們假定美國的奴隸制是這些壞事中的一件，按照神意，它的發生是一個必然，但是，當它持續了這一段他指定的時間以後，他現在想要將它取消，然後他把這個慘烈的戰禍降到南方和北方頭上，就像把悲哀降到那些做了製造奴隸制的壞事的人的頭上那樣，我們這些上帝的信徒能否覺察出在我們的生活中的那些違背上帝所具備的神聖的品質的地方呢？讓我們衷心地希望，虔誠地祈禱，但願這個戰爭的空前災難能早日結束。不過，假如上帝願意讓戰爭繼續下去，也許這場戰爭會將在過去的二百五十年裡用奴隸的毫無報酬的血汗創造的財富損失殆盡，直到每一滴被皮鞭抽出來的血被用另一滴被利劍剌出來的血全部償還為止。正如三千年以前的人所說的那樣，現在，我們仍然必須這樣說’上帝的判決總是既真實又正確的’。」

世界上任何一個這樣產生並且為這個理想奮鬥的國家能否國運長久

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戰場的著名演說中就這樣說過：「八十七年前，我們的先父們在這一片大陸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這個新國家是自由孕育出來的產物，是以人人生來平等這個信條作為奮鬥目標的。現在，我們正在經歷一場大內戰，這場內戰正在檢驗的是像這樣一個自由孕育出來的、為這樣一個自由理想奮鬥的國家，或者世界上任何一個這樣產生並且為這個理想奮鬥的國家能否國運長久。我們現在聚集在這場戰爭的一個著名戰場上。我們將要把這個戰場的一部分獻給那些為了他們的祖國的生存而奉獻出自己生命的人們，將這裡作為他們最後的長眠之地。我們的這個決定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但是，從更廣義的角度上講，我們根本無法奉獻，我們無法頌揚，我們無法將這片土地神化。那些曾經在這裡奮勇廝殺過的勇士們，不管是活著的，還是死去的，早已用遠比我們這些人的無力的吟頌更為高尚的行為將這片土地神化了。世界對我們今天在這裡所說的一切不會給予多大的關注，即使知道了也不會刻骨銘心，但是世界永遠不會忘記他們在這裡所做過的一切。」

我們在這裡起誓，這些烈士的鮮血不會白流

「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更應該獻身於這些烈士們曾經在這裡為之奮鬥、英勇地推動過的未盡的崇高事業。我們更應該獻身到我們面前的偉大使命中去－－也就是說，讓我們用從這些光榮捐軀的勇士的壯舉中汲取到的更多的對祖國的忠誠，投身到他們為之竭盡最後一絲忠誠的偉大使命中去－－我們在這裡起誓，這些烈士的鮮血不會白流－－這個順應上帝意志的國家將會孕育出一個嶄新的自由－－並且使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長存。」

美國對當代世界的貢獻

當時美國奉行孤立主義時，二十二年間，世界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次大戰，美國的不僅幫助同盟國打敗了法西斯軸心國，而且戰後美國成為了世界最重要的和平主導因素。不僅沒有再發生世界大戰，全世界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和普遍的繁榮。

第一此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構想建立國聯，但在歐洲主要列強不同意而未果。世界很快飽受二次大戰的災難。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總統羅斯福用美利堅的實力促成聯合國的建立，並長期支持聯合國的運作。戰後美國通過各種方式，包括勸誡，施壓，使世界上的殖民者放棄了殖民主義。

美國和西方自由盟國聯合建立了全球範圍的市場經濟體系，讓其他國家也從中受惠。

美國和西方自由盟國在全世界範圍推行人權外交，把人類的理念逐漸的凝聚在尊重人權和自由的核心價值上。如果不是美國充當著世界警察的角色，不是帶頭和西方自由同盟維護著世界和平，保持著國際社會的秩序，今天的世界格局會是另外的模樣。

中國曾經至少三次受惠於美國

（1）二戰中美國幫助中國打敗了日本侵略軍；（2）蘇中交惡時，美國與中國的交往幫助了中國的抵抗能力；（3）美國把自己的市場向中國打開，幫助了中國的富裕，並最終幫助中國加入了WTO。

「美利堅」曾經一度是整個世界的希望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希望呢？儘管對於物質享受的追求是那個希望的一部分，儘管對於平等和自由的嚮往也是那個希望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儘管這裡的和平和安定對我們來說都非常珍貴，但是「美利堅」帶給人類的希望高於我們對物質的追求、甚於我們對平等和自由的嚮往、超出我們對和平安寧的渴望。從一個更深的層次上講，無論是從個人還是整體的角度來看，「美利堅」所包含的希望是對人的內在屬性以及人所能達到精神境界的嚮往。正是通過這種精神嚮往，「美利堅」對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承諾才能像一把火炬、一盞明燈和一聲召喚那樣吸引世界上每個國家境內的男女老少。「美利堅」曾經一度是一個偉大的理想。

如果我們假設「美利堅」事實上代表著當今世界文化的主流，那麼當「美利堅」喪失了本身存在的意義，那麼這個世界將何去何從呢？所以關於「美利堅」命題的討論將會直接引起我們對當今人類生活的目的和歸宿的深思。

「美利堅」的價值觀其實古老文明和當世普世價值的綜合體，既有人類精神最高境界的內容，也有道德和人類社會的相互交錯的理念，這一系列的人類普世價值曾經為世界帶來了希望和活力。「美利堅」的價值中的那些關於上帝、信仰、道德、法則、人類靈魂的內容體現了人類古老文明智慧。

美利堅的自由理念

美利堅的普世價值中最根本的含義是每個人都有探索和主宰自己良心的權利。政治自由首要並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允許每個人去探索自身的道德的社會環境。但是這個理念和權利現在已經被僅僅理解為滿足一個人的主觀慾望的權利，那些慾望是不參照任何內心的道德標準，因為真正道德的標準都已經改變了。於是，自由的理念被降低到對慾望和物質的崇拜和追求，這是自由的理念被庸俗化的表現。

美利堅的國父，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林肯們，並沒有把民主概念化，形式化，庸俗化為一個表面的政府結構。共和製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人的善惡同在雙重性的現實狀況上的。對國父們而言，美國社會形態建立的初始和逐漸的健全，都是為了民眾作為當代製度的實踐者，不斷追求精神的更高境界的載體而已。

人們必須是盡責的公民，這是所有被憲法保障的權利的前提，離開這個前提，國父們無可想像人的權利和政府形式的保障。在他們立國時分的理念中，自然是希望國家形式對自由的保護，對負責任的公民的責任和權利的保障，對自由精神追求的不懈努力的保障，由此保障社會的整體和個人的精神不至於在私利和慾望的驅使下過早的衰敗和墮落。

這種內在的個人精神世界和社會道德的內涵有諸多內容，良知，信仰，對正義的恪守，體悟神的旨意，安分於神的護佑。但當這種恪守變得無足輕重，虛有其名時，美利堅的實質精神就喪失了其真實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如果它的外殼仍然保持漂亮和光澤的話，那它就變成了沒有內涵的裝飾物。

國父們理念中公正的社會結構和運作方式不是法律脅迫下的木偶群體，而是盡職盡責的社會成員健康的心理結構和心靈淨化的凝聚形式。

華盛頓、傑斐遜、林肯是這些美利堅立國精神的形象化身。他們被視為偉人，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超越和改變當時人類的道德境界，體現了光耀後人的新的人類意向。

今天有必要再次回顧他們，重新認識他們。認識他們並不是為了他們，而是為了我們自己，為了更好的看清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為什麼衰敗，我們喪失自身本質和苦難來源的關係.

有中國人認為美國被拜金主義所腐蝕

「感謝美利堅讓我們看到這個曾經承載人們希望，理想主義的國家怎樣慢慢被拜金主義所腐蝕，最後被建立他的民眾所拋棄的極端反面例子。美利堅不會突然倒塌，只會慢慢腐爛。」

「美國政府現在連自己的資本家都搞不定，哎，江河日下啊，離暴力不遠了！」

第五節 為何當前美國對華政策失敗了

美對華政策失敗的兩個原因

二十年前，美國用冷戰的方式戰勝蘇聯及東歐的共產主義陣營；二十年後，美國面對昔日尊奉蘇共為「老大哥」的中共，其相對美國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均比不上當時的蘇共，當今的美國在國際事務的對華關係上，反而常常處於被動的地位。其向中國推行民主自由的理念日漸式微，而中共對美在國際事務上攻勢日強，美國對中共已儼然呈防守態勢，有些領域甚至連防守的意識都沒有，更無力反擊了。

當初美國尼克松總統和中共建交的初衷是為了聯盟中共搞垮蘇共，蘇共垮台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就成了雞肋。其後的二十年，美國對華政策的說法基本上是「接觸」政策(Engagement)，官方的解釋是通過和中國接觸交往，逐漸的把中國和平演變成為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家。

用消耗硬實力的冷戰方式固然可以搞垮蘇共這樣一個龐然大物，但是用「和平演變」的「接觸」方式把中國民主化未必不可行。「和平演變」畢竟不需要浪費性的消耗國力，更不需要打仗，如果真的能達到了目的，可謂是更勝於冷戰的外交智慧。可是，二十年過去了，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沒有什麼政治上的進步，也就是說，這個「接觸」政策已然失敗了。

回顧美對華政策失敗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從道義上，以經濟利益至上，放棄了立國原則；第二，在認識上，看不清中共的邪惡，在與中共打交道的過程中一次次的被中共耍了。

對華政策實施上的五處失當

裡根總統之後的幾屆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實施上的失當有以下五處：

一、無限制的向中共開放市場

戰後，美國一躍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其經濟的高度發達，使得美國國內市場成為世界上最成熟高效的統一市場。縱觀二戰後的世界經濟史，但凡美國市場向哪個國家或地區開放，哪個國家或地區便可以很快富強起來。振興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如此，亞洲如日本、韓國、台灣等國的致富莫不例外。

中美兩國1979年建交時簽署的中美貿易關係協定，兩國互相給與對方「最惠國待遇」。但是美國需對中國「最惠國待遇」實行年度審議。這樣就使得「最惠國待遇」成為製約中共的硬手段，每年審議之時，美方可以以人權等條件逼迫中共，中共也不得不低頭。因為1978年後，經濟增長成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而失去了美國市場，就是失去了經濟增長的來源。所以「最惠國待遇」實是掐住中共咽喉的一張牌。

2000年，克林頓政府簽署了對華永久正常貿易關係議案(PNTR)，從而使這項由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法案正式成為美國法律。這個法案的簽署便使得美國市場永久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向中國敞開。中共從此甩掉了對美的一大顧忌，而美國則失去了一張制約中共的實力牌。現在的一些美國官員面對中共很多做法雖然氣憤但是無可奈何，常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已經沒有leverage了，就是沒有反制中共的手段了。

這個法案的背後自然是美國的大財團看中了中國的廉價勞工，從而說服美國政界為其投資中國鋪路。美國政府以經濟利益放棄了人權民主的立場。法案簽署的一年前，中共剛剛開始了一場對舉國上下的法輪功群眾的鎮壓，美國政府不是沒看到。這個法案的通過的同時雖然附加建立一個監督中國的法制和人權的國會委員會，但是這個委員會做的事不過是每年出份報告，沒有任何的實質約束力。

美國市場一打開就再也關不住了。經濟利益，通過經濟發展和市場流通，會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會把大財團的心死死的釘在中國市場，從而為中共的利益遊說美國政府。這樣，中共反而不戰而勝了美國。

美國政府在對待很多獨裁政權都是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唯獨對中國，卻放棄了大棒。

二、注重硬實力，輕視軟實力

很多處理對華事務的美國官員曾經是蘇聯問題專家。他們往往用對蘇聯的那套思路和辦法來對中共，就是注重硬實力。很多年來，美國關心的中國問題主要是經濟和軍事。

中共比蘇共更毒的地方是善於通過欺騙和輿論，爭奪人心，從而使軟實力轉化成硬實力，最後搞垮對手。

在當今的中共面對美國和八九六四以後的國際壓力，中共更是注重軟實力的攻防戰。

一方面在面對國內民眾的宣傳中，一直把美國視為頭號敵人，其「反西化」，「反和平演變」的弦繃得很緊。美國的媒體想要進入中國是難之又難，其對互聯網、對自由信息的控制是國內運作的重中之重。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護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不易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思想的侵蝕。

除了對美國的防範，中共還採取了一種進攻的姿態。比如每年通過各種面目出錢邀請美國聯邦、州、和地方的官員訪問中國。他們在中國所看到的聽到的都是中共想讓他們聽的看的。現在美國幾乎每家每戶都可以接受到中共中央電視台的英文節目，中國日報（ChinaDaily）在美國公開發行，美國的幾十家孔子學院有大量的美國年輕人在學習中共派遣的漢語教師教給他們的中文。同時，中共今年向美國大力輸出文化項目，表面上是中國傳統文化，實質上是中共向美國民眾的頭腦灌輸東西。

在美國的華人社區，他們每天看的華文媒體大多被中共操控或收買的。中共駐美的使館領館和當地華人社區長期接觸，不停的把這些人弄回中國開會或旅遊。許多美國的華人，雖然很多已經入了美國籍，心裡向的實質是中共，而很多這樣的華人活躍在美國的主流社會，包括各級美國政府部門。

幾十年這樣長期做下來，量變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質變。中共將在美國自家的院落裡面擁有日漸強大的同盟軍。其實這個同盟軍已經顯示出作用，如實質上為中共作宣傳的「北京共識」的論調已經登上了美國智庫的論壇；美國的主流媒體已經開始為中共獨裁體制的高效率唱讚歌；每每遇到影響中美關係的事件時，就會有大批美國的華人為中共說話；甚至美國的華人公然在美國的土地上迫害、騷擾民主人士和信仰團體。

反過來看，美國在這方面就缺少必要的警惕。因為是民主社會，那對中共的媒體、文化、人員的進入和滲透基本是大門敞開不設防的。不但不設防，很多美國官員還意識不到。（例如美國商務部把2009年度美國東南地區最佳少數族裔媒體獎頒給了《中國日報•美國版》）說到主動向中國宣傳自由民主的理念就更少了。大公司到中國祇是賺錢，不但改變不了中共，還被中共改變，也入鄉隨俗的學會了腐敗，學會如何迫害中國民眾。美國的媒體互聯網公司或者進不了中國，即便進了也只能在極其有限的空間生存，起不了多少作用。

軟實力上的落後會使美國硬實力的發揮受到很大的限制。嚴格說，即便是沒有走出金融危機的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的頭號經濟軍事強國，觀近幾年來，美國在國際事務上一國獨領寰球的領袖之風已然無存，凡事均要多邊主義協調，結果往往成不了什麼事。許多維護人間正義的事一遭俄羅斯和中國的阻擊，美國除了嘴上抗議幾句，就拿不出什麼實質的行動。

從某種意義上，要是美國能像中共推廣其共產意識那樣致力於民主自由理念的推廣就完全是另外的局面了。但是很明顯，自裡根總統以後，這個好像從來都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心。問題是中共一直在做，而且越做越起勁。長此下去，美國將失去人心。

三、在對中共的交往中，把中共當成了正常人類

美國政府和中共打交道很像秀才遇到流氓。秀才可以和有道德底線的人講涵養、講道理，講謙讓，講規矩；但是如果把這些拿來對流氓，只能被流氓耍了。

流氓的特點一是說話不算數，如果指望流氓兌現自己的諾言，只能說沒有看清流氓的本質。當年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會，當時的國際社會要求中共在2008年之前改善人權，中共自然滿口答應。2008年奧運會之前，中共大肆抓捕法輪功學員，關押異議人士，國際社會再批評又能怎樣？奧運會照開，各國元首照去。試想，如果中共不承諾改善人權，國際社會能允許讓北京辦奧運會嗎？可是怎麼能相信一個流氓政權的承諾呢？

中共申請加入世貿時，也是答應了很多條件。但是一旦加入世貿之後，按照當初加入世貿時的條款，許多該按時做到的事一直不兌現，各國政府拿中共沒辦法。好處都佔了，責任就是不承擔。還是當初相信了流氓的承諾。

二是欺軟怕硬，你對流氓讓一步，他就會壓上來。奧巴馬總統上任後，2009年訪華時故意不高調批評中國的人權劣跡，其用意是以此換取中共在氣候、能源等事務上對美國的支持。可是中共不領這個情，你不批評他的人權，就是示弱，他就會欺負你。結果在同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一次國家領袖聚會時，中國祇指派了一位外交部的二等官員，坐在奧巴馬的正對面。會議中有好幾次，各國元首竟必須等待中國官員離座去打電話請示上級。中共有一句話，「外交無小事。」在這樣一個場合作出這樣的事情，這絕不是一個中共官員的個人行為。在氣候問題上，中共絲毫不讓步，反而指責美國和西方國家。

投桃報李是和有道德的人交往的正常回應，可是流氓卻絕不這樣想。你對他好點，寬容一點，它就會以為佔了理了，就反而要爬到你的頭上欺負你。反之，如果你堅持原則，對之強硬，它就怕了。

自2006年當選，加拿大總理哈帕曾提出加拿大價值觀和人權等理念不會被「全能的鈔票」所踐踏。之後渥太華授予達賴喇嘛「加拿大榮譽公民」稱號，猛烈批評中共人權記錄，向台灣表示友好，譴責中共的商業間諜行為等。哈帕沒有參加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2009年底，哈帕首次訪華時，難怪會有中共媒體批評他，而哈帕在訪問期間的公開場合一如既往的談人權，並說加拿大會「一如既往的提出人權和自由等議題」。加拿大一些媒體認為哈帕的強硬人權立場事實上幫助了加拿大在貿易領域的談判。2009的訪問哈帕簽下了一系列貿易條款，其中包括之前任加總理們想簽而未能簽成的中國從新進口加拿大豬肉協議，以及中國人更方便到加拿大旅遊的協定。

流氓還會耍各種各樣的花招讓你入圈套。比如，八1989年「六•四」以後，中共在國際上四面楚歌，面對各國對他的人權批評，他就想了一招，就和西方政府說，談人權可以，但是要關起門來談。結果歐美諸國紛紛入套，一家一家關起門來和中共談人權。這樣實質是一方面使得國際上批評中共的聲音消下去了，而中共可以依然我行我素，絲毫不受制約；另一方面，至於各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和中共達成什麼私下的交易，只有中共和各國政府知道，廣大民眾不知道，主流媒體不知道。這其實是中共通過這種方式操縱了各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違背民主政治的黑箱操作。

再如，每每中共在人權問題上受壓時，或遇到美國總統要訪華時，就會釋放一個被關押的異議人士做姿態，作出人權改善的假象。和中共打交道的美國官員往往視之為外交勝利，殊不知這只是中共的一種外交施捨。一方面國際壓力減輕了，同時做事的美國官員可以有了交待，有了「政績。」可謂一放兩便。可實質上，中共對民眾的鎮壓絲毫沒有減弱，放掉一個人，中共回頭就可再抓幾百個人進去。

四、致力於和中共的利益交往，忘記了和中國人民交朋友

美國政府的對華「接觸」政策接觸的對象主要是中國政府和中共官員，不是中國的民眾。一般的民主國家，政府是民選的，政府和民眾之間沒有太大的矛盾。但中國不同。中共的政權，及其掌控的政府不是一個合法的政權，也代表不了中國民眾。

歷屆美國總統，沒有一位在正式訪華的時候接見過被中共打壓的人士。在過去的幾十年，美國很多用於幫助發展中國民主的資金也是通過中國政府的。美中政府之間的交往可謂層次繁多，令人眼花繚亂。有元首間的往來，有高層戰略性會談，有州長省長級別的往來，有政黨層面的機制。而美國政府和中共民眾，特別是與被中共打壓的民眾，幾乎沒有什麼固定的交往機制。

這種側重接觸中國政府和中共官員的做法就不太符合民主的理念。對美國而言，和中國人民交朋友的好處有兩方面。

一，和中國民眾站在一起，就擁有了製約中共的強大武器。中共在地球上，怕兩樣東西：一是美國政府，二是中國民眾。其最近幾十年一味搞經濟的目的也是為了以經濟發展獲取中國民眾的認可，從而獲得其執政合法性。一旦民眾不認可他，中共的末日就到了。所以儘管其一方面在打壓民眾，但另一方面也在以經濟利益拉攏民眾。但是，大多數的中共民眾不在權貴階層，他們在歷史和今天都受到過中共的迫害。如果美國政府能夠衷心的幫助他們，為他們的自由、權利、信仰說話，那麼就贏得了他們的支持。雖然中共幾十年來一直在妖魔化美國，長期向中國人民灌輸共產意識形態，大多數的民眾只是在高壓之下的怕，人心不向中共。但是如果美國政府不能表現出對其立國之本，自由理念的堅守，而是一味的經濟利益至上，那麼中國民眾也看得到，他們也可能對美國失望。

另一方面，不管中國政局如何變幻，中國的未來一定屬於13億中國人民，擁有了他們就等於擁有了中國的未來。反之，和現在的專制政權接觸、交朋友，那隻能是短暫的，沒有未來。

中東阿拉伯之春已經給出了一個深刻的教訓。美國對埃及的外交政策也是「接觸」，而且是和埃及的獨裁者接觸，並將其視為美國在中東的盟友。2009年3月，希拉里克林頓出訪埃及，媒體提問美國國務院報告中埃及政府侵犯人權的記錄是否會影響當時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對白宮的訪問，希拉里回答，「這兩者沒有聯繫。我把穆巴拉克總統及其夫人視為我家的朋友。所以我希望能在埃及和美國經常見到他。」2011年初，埃及發生民眾抗議之後，美國政府處在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穆巴拉克下台後，埃及的各大政治勢力都持反美的態度。

五、人權和民主成為對華外交中的裝飾

在對華外交的政策實施上，美國政府顯性的把人權和民主作為裝飾，和其對經濟利益的關注無法相提並論。

美中有一年兩次的高層經濟與戰略對話，參與官員的級別均為部長級內閣成員；而美中的人權會談是兩年才一次，領隊的官員只是主管人權的助理國務卿。

2009年2月，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出訪亞洲時說，「美國在人權事務上施加的壓力不能幹擾在其他關鍵議題上的討論。」

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雖然布什總統在白宮象徵性的接見了幾位民主異議人士，但這和其本人親自跑到北京去觀看奧運會相比，孰重孰輕一目了然。

這些做法和說法都是在給中共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美國其實不重視中國的人權問題。對於中共來說，這無異是在人權迫害上大開綠燈。在國際社會，真正能製約中共的只有美國，如果美國放棄了，就沒有一個國家能製住中共了。

不但如此，中共還反過來說自己的人權狀況如何好，美國的如何不好。從1999年開始，中共每年都在美國國務院發表年度人權報告的第二天，針鋒相對的發表美國人權報告，在人權問題上採取了攻勢。其實這是美國暗示和縱容的結果。

以上五項，均是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的失誤所在。究其根本原因，還是道德標準的降低，在「義」與「利」之間，重利而輕義，忘記了自己的立國之本。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二章（下）美利堅的光榮•理想•錯失（下）

第六節 在自由人權普世價值上退讓的後果

自由經濟的原則與奴役勞動格格不入

在中共利益誘惑之下，西方對中共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在自由和人權的普世價值上不斷退讓，西方產業界繼續面對來自中國的惡劣生產環境下低成本產品的衝擊，除了我們前邊談到的外資公司買通當地官員欺壓員工的案例，還有來自監獄或勞教所的零成本奴工產品。

中共統治下公安機關毋須經法院審訊定罪，即可將疑犯(包括因言論、信仰而被非法抓捕的守法公民)長期關押並強制勞動。2012年6月法輪功學員披露了在山東省第一女子勞教所非法勞教期間被奴役的第一手資料：

都是外麵人不願幹的活：髒、亂、毒

勞教所的奴役勞動、加工產品可謂五花八門，像是啤酒瓶使用的瓶子蓋、給藥廠貼商標、加工手提紙袋、月餅盒、仿真動物（馬、烏龜、羊等）、毛絨玩具、聖誕樹、玻璃瓶、日本成人性具（勞教所害怕被曝光，此類產品只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加工）等等。這些產品一般具有以下特徵：1、手工製作，勞動強度大，是人工密集型工作，勞教所把在押人員像機器一樣對待，完全不考慮人的生理承受和需求。2、勞教所接的活都是外麵人不願幹的活：髒、亂、毒。比如給大型動物玩具填一種絨子，那種材料塵灰飛揚，人坐在其間即使不動，身上都會沾滿，車間長年籠罩在一片灰細毛的塵霧中，頭臉皆是。在零九年前後濟南女一所有個大隊長年做聖誕樹、玻璃瓶等（後來怕犯人用玻璃傷人傷己所以就不敢接了），那是比填玩具還要髒的，幹不完時吃飯時間都要幹，也不知是吃飯還是吃毒。

被奴役人員的勞動強度

勞教所一直對外宣傳從不強迫勞教人員做工，並且勞動環境多麼好，純粹是無恥卑鄙的謊言！勞教所在押人員每天早上大約六點被迫開工，冬天可能延半小時（記不太清了），反正天不亮就得起床。中午、晚上各半小時吃飯時間，其餘時間全在車間幹活，活兒不多時一般晚上十點收工，活兒多時十一點半以後，甚至收工回到宿舍後繼續做，有時到凌晨一、二點，無論多晚，第二天早上照常六點以前起床出工。

勞教所有一年四季固定不變的活，主要是縫製、填充仿真動物和毛絨玩具，這些產品一般是出口。勞教所沒有任何勞務費、稅等費用，所以為了填充自己的腰包還會接很多季節性的活，這些活任務量大，工期短，無形之中大大增加了在押人員勞動強度。比如過年過節時就會折疊禮品包裝盒然後用特殊的膠粘起來，裝特製的福袋子、疊福字等年節下用的東西，過年前的那些日子每天都幹到半通宵，整個宿舍充斥著一種不知甚麼膠的味道。

今天以產品和資本自由流動為標誌的全球化的宣導者們都聲稱秉持自由市場的原則，而自由市場的原則與奴奴役勞動卻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因為無視工人的生產環境的不公平競爭，不僅衝擊其他地區的就業市場，從更廣範的角度看，其產品往往也達不到所需的安全標準，損害消費者健康併進而損及製造商的聲譽。另外，官商勾結壓搾工人對中國本身消費市場的發展也起到了抑製作用，與全球經濟繁榮的長期目標背道而馳，從中得益的只能是少數官員和商人，其代價是對環境、人權、消費者以及市場賴以有效運作的信譽的長期損害。

為獲取商業利益對中共踐踏人權默許縱容

為自由貿易奠定理論基石的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指出：

「如果強盜和兇手之間存在某種交往的話，他們至少一定不會去搶劫和殺害對方。因此，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正義是這種基礎。雖然沒有仁慈之心，社會也可以存在於一種不很令人愉快的狀態之中，但是不義行為的盛行卻肯定會徹底毀掉它。……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鬆動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築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在這個世界上，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建造和維護這一大廈似乎受到造物主特別而寶貴的關注。」

從今天遍及中國大地的不公、官員向海外轉移資產、內部你死我活的爭鬥甚至最高層官員的家屬因經濟利益直接捲入謀殺來看，把這樣一個政權作為亞當•斯密所宣導的自由市場的同路人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西方被中共誘惑，認為要從中國潛在的消費市場獲取商業利益，必須對中共違反法律、踐踏人權的行為採取默許縱容的態度，那麼隨著中共官員對法律的破壞，商業和製造業環境也將難以持久維持，只能依靠對官員行賄來彌補法規和商業誠信的喪失，交易和經商的成本也會不斷上升。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述：

「如果不具備正規的司法行政制度，任何國家的商業和製造業都不可能長久發展。在這樣的國家裏，人們對自己擁有的財產沒有安全感，對人們能否遵守契約缺乏法律保證，不知道政府是否會依法行使權力，強制所有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

中共經濟「奇蹟」帷幕後的捉襟見肘

由於中共各級官員普遍的短視和對權力、金錢的貪婪，在GDP與官員業績、社會維穩掛鉤的驅動下，其對法治的踐踏、對環境的破壞帶給中國人民的災難在經濟領域也已經突顯出來。讓我們透過中共宣傳的所謂經濟奇蹟的帷幕，看看其捉襟見肘的實質。

這些年GDP持續高速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靠投資拉動的。這種低效率的運作模式對資金的嚴重需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因為沿海出口行業遭受打擊而變得尤為突出。工商銀行行長2010年4月在《21世紀經濟報導》撰文指出，從內地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看，中國宏觀經濟有必要保持8%左右的增長速度，銀行需要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充足資金支援。而維持每年8%左右的GDP增長率並不是出於經濟效益的考慮，而是出於擔心因經濟放緩而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的政治考慮，不得不斥之於信貸擴張，不惜工本地以債務換取經濟增長。

2010年，惠譽評級在評估中國信貸增長時率先指出官方統計資料有缺失，因而使信貸增長和信用風險敞口被普遍低估。比如官方資料就沒有列入日益盛行的非正式資產證券化，即將銀行貸款打包成投資產品行為。此後，中國人民銀行在2011年4月發佈季度金融統計資料時，首度公佈了社會融資規模(TSF)，以反映近年社會融資結構出現的實質性變化，包括非銀行金融機構融資規模的擴大。

但是惠譽注意到，仍然有一些項目未包括在TSF統計口徑內，因此央行的資料並沒有完整統計出正式和隱性的信貸融資總規模。如果計入信用證、國內信託公司貸款、其他國內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香港的銀行發放的貸款等信貸類別，惠譽計算出在金融危機之後的2008至2011年，融資總量年均增長達40%，遠遠高於GDP的每年9%左右的增長速度。惠譽的歷史資料表明，類似幅度的信貸增長在其他國家的銀行業遇到困難的幾年前也經常出現。

從目前高鐵專案在纍積近二萬億貸款之後面臨舉債困難、工地大面積停工來看，靠債務推動GDP發展的風險已經浮出水面。鐵道部2012年開工專案僅為9個，與2011年初計劃的70個的宏大目標相比落差巨大。根據鐵道部披露，2012年1月份全國鐵路基本建設投資僅87億元，同比減少76%﹔固定資產投資122億元，同比下降70%，創下了2009年來的最低水準。

與對GDP增長的剛性要求相對應的是對居民房地財產的強行徵收和對城鄉生存環境的破壞所引發的群體抵制，以及因此不斷增長的維穩開支和不斷升級的打壓手段。由於西方政府的噤聲，各級中共官員，尤其是政法和宣傳系統的官員，對內踐踏法治、封殺言論已然成為習慣，其打壓手段已經擴展到西方在華人士身上。

西方縱容下的中共人權「最好時期」寫照

2011年2月27日星期天下午，外國駐京記者根據網路資訊，前往北京王府井採訪受中東、北非民主浪潮啟示自網路發起的「茉莉花」聚會。據外國媒體報導，王府井麥當勞外，人群熙熙攘攘，現場部署的大批警察、便衣、警車和警犬。

據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統計，當天，有16家新聞機構的記者在王府井地區的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彭博通訊社的一名記者受到劇烈毆打，另有兩人受傷。有9家新聞機構的記者受到拘留，拘留時間從30分鐘到4個小時不等。他們拍攝的照片、錄影和錄音資料，大都被警方刪除。

2月28日，美國駐華大使會見了星期天遭受中國警方拘留或騷擾的部份美國記者和其他外國記者，並隨後在駐華使館網站發表聲明表示，「這種騷擾和恐嚇是不可接受的，並令人深感不安」。同一天，歐盟駐華代表團也發表聲明表示關切。聲明敦促中國當局尊重外國新聞工作者的報導自由權利，並確保其工作期間的人身安全。

在3月3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對外國記者提出有關2月27日他們遭警察暴力對待究竟是違反了中國哪條法律的問題答道：「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薑瑜還宣稱：「問題的實質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亂，想在中國鬧事。對於抱有這種動機的人，我想甚麼法律也保護不了他。」

薑瑜「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的說法，與中國官方所宣稱的「依法治國」自相矛盾，讓人質疑其所謂實行「法治」的誠意，在互聯網上也遭到中國線民的強烈抨擊。

幾天後，在3月7日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又有外國記者要求就記者被打等問題作出回應時。中共外交部長楊潔篪，全然不顧一個大國政府的信譽，在回答時予以矢口否認，聲稱「不存在警察打外國記者的問題」，反而告誡外國駐華記者「不希望任何人無事找事，無事生事。」

歐巴馬有幸領教了中共的言論壓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連美國總統歐巴馬都有幸領教了中共對輿論的封鎖和對言論的壓制。在安排歐巴馬2009年11月訪華和上海青年學生見面對話時，中共採取了諸多防範措施：白宮要求對話人數為1500，中共堅持限制在500人以內﹔白宮要求在中央電視臺向全國轉播，中共不答應﹔白宮不要主持人，中共堅持要一個。白宮最終作出讓步，只和指定的青年對話，只通過上海的地方電視頻道轉播，網路轉播也只有文字而沒有視頻。

一個月後在哥本哈根氣候峰會上，歐巴馬本人更直接地體驗了中共官員的一言堂。眾所周知，為了追求GDP，大量官員不惜毀壞山川、污染河流，視環境保護為不必要的羈絆，甚至還有人認為氣候、環境話題是西方圍堵中國的戰略。中共代表團既不願意第二年啟動商談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又怕被指責破壞各方達成協議，因為中共已經是一些擔心氣候變化、海平面上升而威脅他們生存的世界上最窮島國的批評對像。在一個中國和其他幾個新興經濟體主持的討論會上，一位副部級的中共首席談判代表用手指著歐巴馬，臉紅脖子粗地批駁他的氣候方案，以至在坐的溫家寶不得不請這位中共官員坐下說話，叫口譯人員不要翻譯這位副部級官員的言論。當這位官員再次提高嗓門兒時，溫乾脆不再理他。

經過華爾街包裝中共央企成了國際投資界的新寵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中共輿論高調宣傳美國的衰落和所謂中國經濟的奇蹟。在此後兩年間，各級官員由於主要依賴喉舌媒體作為消息來源，自信心空前膨脹。其中，中共既得利益集團賴以控制國家命脈維持統治的主要資源，無非就是享有壟斷優勢的央企和一些大型國企。這些企業接連上市以後，以市值計算，不少進入了世界前列。一些官員以為這下財大氣粗了，殊不知這背後恰恰是為數不多的幾家國際投資銀行(主要是美國投資銀行)運作的結果。

直到1990年代中期，中國並沒有能夠大規模上市的企業。直到1997年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中國移動通信的前身)在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一次融資達45億美元，國際投資銀行為中共國有重要骨幹企業海外融資開闢了新的途徑。高盛等國際投資銀行運作的巧妙之處在於將分散在各省的電信公司合併在一個央企之下，以市場的廣度為賣點，打造全國甚至將來的全球品牌。而這並不是一傢俱有管理經驗和盈利歷史的甚麼公司，更確切地說，是郵電部自己被拿來上市了。但是，類似的交易經過華爾街的包裝，成了國際投資界的新寵。此後，壞帳纏身的各大國有銀行也幾經包裝，在國際投資銀行的承銷下成功的在海外上市，一時緩解了資金鏈的巨大壓力。

2000年以來，除了國有銀行以外，非銀行業的國有企業也有不少在海內外上市融資。但是這些國有企業和銀行的市值並不如中共官員自認為的那麼高，因為它們中的大多數隻有30%左右的股份在市場上流通，而財政部等國家機構則持有其餘70%左右的股份。其真實市值要遠低於用計算同類國際跨國公司市值那樣，簡單地用股價乘以總股數，更不要說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了。如果這部份國家控制的股份完全進入流通，這些銀行、企業的股價將面臨巨大壓力。2001年中─2005年中，國內A股市場長期低迷，就是面臨所謂”全流通”的壓力。2006年以後，一方面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一方面也由於2008年奧運需要營造氛圍而擱置了”全流通”的計劃。

上市籌集的550億美元中540億美元已用在分紅上

更糟糕的是，2005─2006年間剛剛上市的三大國有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短短四五年間就面臨資本金匱乏的壓力。僅2010年一年之內，四大國有銀行再融資加上農業銀行在海外上市所籌集的資金就超過了4800億元。這些銀行上市後的年報顯示，三大國有銀行在香港和上海上市所籌集的550億美元中，截止2009年，已經把540億美元用在分紅上，而財政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作為持有國有銀行70%左右股份的股東，則是紅利的主要獲得者。海外投資者們很自然地把財政部獲得的這部份紅利和1980和1990年代以來一直困擾國有銀行而沒有解決的壞帳聯繫起來。雖然四大國有銀行早年的壞帳在1998年以後被剝離到了各自相對應的資產管理公司，但直到2009年都未見這些壞帳被處理，而是以原有帳面價值出現在報表之中。

中共以中國人民的利益對外讓利

隨著西方受金融危機影響，經濟進入衰退，中國出口為主導的經濟面臨嚴重阻力，急需政府投資以緩解經濟下滑的壓力，而國有銀行前幾年的融資已經告罄，這就是「中國模式」光彩帷幕後的難言之隱。從這個角度看，也就不難理解副總理級別以上官員和被中共輿論洗腦的副部級以下官員對待美國的態度為甚麼會大相逕庭。近幾年，中共一方面邀請各國政要出席奧運、世博等大型項目營造盛世形象，一方面在經濟金融等領域對外讓步。據美國財政部官員2011年10月向美國國會作證時指稱，此前五年間，人民幣對美元的真實匯率上升近40%。這對出口遭遇阻力、內需尚未建立而且數以萬億美元計價的外匯由此承受貶值損失的經濟體而言，其讓步無疑是巨大的。

中共稱為「老朋友」的說客們和中共有著密切的利益關係

中共涉外官員的強硬態度也使那些為中共政權在西方遊說的「老朋友」們更難掩蓋中共多年來施行的對內兇殘、對外偽裝的策略。他們中有的強調中共黨內面臨換屆、國內面臨多重社會問題、國外面臨和周邊國家的爭執，因而不可能對西方構成任何威脅，有的則稱讚中共領導人如何審時度勢、勤奮好學，有能力應對日益激化的矛盾。但是，這些辯解並不能掩蓋中共內鬥的加劇，因為每逢這種時刻中共控制的輿論往往會把矛頭指向所謂的「國外敵對勢力」，以轉移國內老百姓的視線，同時內部相互爭鬥的派系為了標榜在和西方對抗，並要最終戰勝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上的正確性而導致其對外政策更趨僵硬。另外，所謂中國官員如何優秀，潛臺詞卻是佔人口大多數的中國普通民眾卻又如何難以統治，所以不能讓他們享有普世的最基本的人權，而這種把腐敗官員捧得高高在上的邏輯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並不是中共官員如何優秀，只是他們掌握著強行支配國家資源和人民所創造財富，並最大程度為自己撈取利益的權力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被中共稱為「老朋友」的說客，恰恰和中共有著密切的利益關係。同時，中共不允許那些被稱為「海外敵對勢力」的西方人進入中國，但這也恰恰說明這些西方人不為中共所標榜的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的說辭所誘惑，而是選擇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為被中共剝奪講話權利的普通中國人發聲。

中共對內追求GDP增長而採取的一系列對經濟的干預手段，包括對蔑視法律、破壞環境等，也被應用到對外商業交往之中。擔任中外友協會長的、前中共元老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就在2012年3月坦承：「一些國家認為，中國的發展是『掠奪性』的發展。」她引述前墨西哥總統埃切維裏亞對她講過的話，「是我們『抬轎子』把你們『抬』進聯合國的。現在不能光講錢，也要講情義。」李小林透露中國在2001年江澤民任期內加入WTO時，墨西哥是最後一個簽字同意的國家。

而近十多年來「抬轎子」的還包括了華爾街金融、法律和會計菁英。他們幫助中共利益集團的國有重要骨幹企業在海外上市大造聲勢，一面為中共融資輸血、一面自己撈取厚利。但是中共統治下的經濟遠非自由經濟，這些企業在對外貿易和對內市場爭奪中大量依靠不透明的行政手段，其負面後果對西方主導的貿易體制，甚至在互網路安全等國家安全領域對西方，包括美國主要軍工廠商、資訊檢索公司等，帶來了實質性的危害。以至以前曾積極為中共遊說的一些跨國公司如今也開始抱怨在市場競爭中遭遇中共行政手段打壓。

轉向強硬——為了美國的利益 而不是為了國際的正義

由於媒體、智庫、美國政府內部不斷質疑白宮對中共的軟弱態度，以及不少亞洲國家也出於軍事、安全等考慮持續向美國提出建議，從2010年中起，歐巴馬的外交政策出現了重大調整。2010年8月初，美國前情報主管、哈佛大學甘迺迪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約瑟夫奈，在一個研討會上，公開透露白宮對中共官員將趨向強硬。

2010年11月底，由於中共不肯對朝鮮的一系列軍事挑釁行為施加壓力，美國航母戰鬥群開始在黃海海域與韓國一同進行為期四天的聯合軍演。據當時負責亞洲事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高層官員事後回憶，美方早在一年多以前就私下向中共最高層陳述了一系列的後續手段，包括在西太平洋大幅擴展部署正在從保護軍力向全面保護人口和領土階段過渡的導彈防禦系統，以阻止朝鮮研發的核武器攻擊美國﹔雖然美國聲稱如果這樣部署，矛頭並非針對中共，但是客觀上必然使中共現有核武部署的效力被降級。黃海軍演開始後，中共軍方和媒體一反原先激烈態度，低調處理。12月初，負責中國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外交部網站撰文重提「韜光養晦」，聲稱「不當頭，不爭霸，不稱霸，是中國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文章被新華網迅速轉載。12月12日，經過六個多星期的懸而未決，中國駐美大使通知白宮，胡錦濤將於2011年1月如期訪美。

而此前阻止中美軍方高層交流達數個月之久的中共軍方也不再阻攔美國國防部部長蓋茨在2011年1月初訪華，只是在選擇在蓋茨訪問期間試飛據稱是具有隱形能力的新式戰鬥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對此發表評論說，當蓋茨在和胡錦濤的會談中談到戰鬥機測試時，「很明顯當時在場的文職官員沒有一個人知道相關消息。」一星期後，在胡錦濤訪美期間，美方說服中方從這年5月起在雙方年度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增加由軍方人士參加的安全對話。2011年5月1日，星期天，也就是這次對話的前夕，美國特種部隊擊斃了本拉登。

在一系列問題上，如人民幣升值，產權保護，軍力相挾，或是一些不痛不癢的事宜上，美國開始對中共態度強硬，但令人遺憾的是，從美國的強硬態度中並沒有讓人感受到美國政府為主持國際正義，維護世界道德，支持中國人民對自由的追求方面的運作和努力，就像當年的國父們奉行的理念那樣，像當年美國幫助二次世界大戰遭受侵略的國家，幫助遭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奴役的人民那樣的無私，奮鬥和奉獻，相反卻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甚至是為了本身經濟利益最大化採取的利益層面上的強硬態度和行動。這樣的做法一方面是不得要領，也解決不了美國根本的利益問題﹔另一方面讓中共瞭解到美國真正希望的僅僅是利益而已，因而與美國大玩手腕和遊戲，形成貪戰中「共毀」的局面。如果我們不能期望中共一個流氓能夠具有甚麼基本道德，那麼，我們當然要責備美國以人權和自由精神立國的道德國度為甚麼放棄安生立命的原則和理念。

「孔子學院」——把中共請到校園中來

在文化和學術界，中共在世界各地注資成立的300多所孔子學院近年來在美國、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面臨質疑。中共負責宣傳的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曾公開表示孔子學院是中共「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份」。

加拿大曼尼託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教授羅素（Terry Russell）表示「這相當於外國政府用我們的校園設立他們自己的教學計劃，利用我們大學的威信，合法化他們的教課內容。」在孔子學院英文網站上，面向「兒童及青少年」的「中國歷史」部份，對中共統治下各個時期的陰暗與罪惡避而不談，卻把中國人民辛勤創造的財富歸功於中共。在推特上播出題為「抗美援朝戰爭」的視頻，聲稱「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擴大對朝鮮的侵略」。羅素教授在2010年率先成功抵制在曼尼託巴大學建立孔子學院。

賓西法尼亞大學的國際關係教授Arthur Waldron強調學術自由是關鍵，「一旦在校園裏建立孔子學院，你就有了一個獨立於學術審核的、最終向中國共產黨匯報和負責的另一種消息來源和權威。」Waldron教授理解中共想引導有關話題的討論，但鑒於中共駐外「使領官還負責監視中國學生」，他質疑「我們真想把他們請到校園中來嗎？」為了避免影響學術自由的自我審查，賓西法尼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所有教師一致反對開設孔子學院。

口稱利益 中共外交官多次要脅美國民選官員

除了「負責監視中國學生」外，中共外交官甚至多次要脅美國民選官員。許多支持者是法輪功成員的新唐人電視臺計劃在2008年1月中在南加州奧蘭治縣(Orange County，當地稱為橙縣）舉辦三場新年晚會。奧蘭治縣縣政委員會主席諾比(Chris Norby）卻收到來自中共駐洛杉磯總領事館的抗議函。諾比說這封沒有簽名的信函讓他感覺受到侮辱，好像命令奧蘭治縣必須聽中共政權的指示。諾比直截了當地說，「我從未見過這樣干預美國自由的信函，針對一個在美國自由運作的團體，卻叫美國官員不可以跟他們有往來。」

2012年中共駐三藩市總領事以經濟貿易利益相要脅，給西雅圖的市政官員發信，要求他們不要觀看神韻演出，同樣引起抵制並使信件全文在媒體曝光。

中共駐洛杉磯領事館的政治新聞領事周曉枚，中共駐休士頓領事館的領事喬紅，中共駐美國首都華盛頓大使館和駐紐約領事館都有官員匿名的騷擾過當地的劇院，企圖阻止劇院上演「神韻」晚會。中共駐外官員在世界各地幹的這種外交官職責之外的糗事多了，不勝枚舉。

美國世界新聞網報導，2010年4月24日晚間，中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郁伯仁在總領館附近遭到休頓警察圍捕，原因是郁伯仁開的車沒掛牌照並未按警察要求停車。美國警察給郁伯仁銬上手銬。環球時報報導，「此事已經掀起一場外交風波，中國政府已就此事向美國發出抗議。美國國務院表態稱正在調查，並非常嚴肅地看待此事。」

這是人所周知的故事。可是故事背後發生的事就鮮為人知了。中共再次拿受氣當機會。郁伯仁要求休士頓市官員們出席他的告別會。當時休士頓市的官員們已經受邀出席當地的神韻演出開幕式，郁伯仁特意要求他的告別會在神韻演出開幕儀式的同一時間舉行，政治目的非常清楚，以此阻擋美方官員們前往出席演出開幕式。休士頓市的官員不願改變計劃。但在郁伯仁的事件上，美國國務院施加了足夠的壓力。最後休士頓市的官員們不得不去郁伯仁的離境告別會，而不能去神韻晚會。

玩的誰的規則？

就是在經濟貿易領域，中共由於自身經濟模式過分依賴資本投入、資源消耗和政治腐敗而越來越難以為繼，導致其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開始遭遇抵制。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是一家在100多個國家設立分支機搆的非政府組織，它在近期有關行賄調查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共下屬的企業在最可能行賄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僅次於俄羅斯企業。另外，一些發展中國家對中共的商業行為也有了進一步瞭解，這些外派企業忽視對環境的破壞，在一些關注程度不高的項目中使用落後技術，甚至將海外項目作為國內拉攏官員的手段，承包給那些有後臺卻達不到技術和品質標準的關係戶。在投標時，西方公司為了保證盈利往往不可能給將收入的10%以上分享給當地政府。但是，中資公司則會許諾15%甚至更高的收入共用。但是由於技術落後，一些礦區在開採初期便遭到破壞，使今後開採的成本大幅上升，導致總開採率下降，總收入降低，從而當地政府並不能分享到預期的利潤。而且，中資公司還可能在專案鋪開之後再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如果不答應，中共官員則會出面施加政治壓力。而西方商業公司，由於受董事會和股東的監督，不能在事後輕易違約。

哈薩克官員私下承認他們評估投標時已經考慮分散中資公司集中中標而可能帶來的風險。蒙古不僅將中資公司排除在一些煤礦、銅礦項目之外，還在考慮終止其他礦產的合同以便引入西方公司。一些需要引進資金和技術的新興經濟體認識到和西方公司中那些擁有先進技術、遵守市場規則、注重商業信譽的企業合作本身就有助於提升當地商業環境和增強吸引外資的能力。

歐巴馬在2011年11月APEC會議結束時在夏威夷對國際媒體聲稱中國必須像「成年人」一樣行事，遵守經濟事務中的國際規則。路透社記者在報導時推測歐巴馬使用如此嚴厲措辭的部份原因可能是出於競選連任而需要顧及美國民意。對此，中共外交部國際司的一位副司長在APEC會議後舉行的記者會上反駁道，「首先我們必需要瞭解我們談論的是誰的規則，如果是中國所參與的協定中共同制定的規則，中國就將遵守。如果規則是由一個或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則沒有義務遵守。」

我們不妨透過這位外交部官員的話，看看中共政權對政治經濟現實如何缺乏認識，而其理論宣傳又如何與現實嚴重脫節。

隨著中共政權由內外交困而不負責任，再由不負責任而陷入更深的內外交困，其危害在國際社會也越來越為人所知。就是美國目前執政的民主黨的決策層也不得不反思，1990年代末期當時民主黨執政的政府在WTO談判等方面是否沒有堅持原則而過分向中共讓步，以致助長今天中共「遊戲」國際經濟規則的行為。因此在經濟、安全軌道上同中共交涉時，美國開始就大量問題進行細緻談判，落實到雙方簽署的檔上，並督促實施。

這位中共外交官的觀點和口徑其實並不新穎，甚至都不是中共自己的原創。幾年前在「中國模式」或稱「北京共識」的宣傳一度盛行之際，西方一些主要智囊曾向中共提議構建所謂的G2(兩國集團)框架，由美中共同主導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對此，中共一方面將這個G2框架拿來作為桂冠，標榜其合法性，一方面實在由於其政權的腐朽，無力承擔起對內對外負責的重任。因為在國內，除了對弱勢群體使用暴力恐嚇手段以障顯政法、宣傳等領域的高度集權外，它根本無法扭轉涉及環境、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自身腐敗、需要實施法律以保障民眾基本權益不受侵犯時的無所作為，凡此等等遍及社會各個層面日益加重的危機。在國際上，尤其是近一兩年來，從中東、北非一直到東南亞，一個個曾被中共視為盟友的專制政權走向覆滅或出現轉型，更加深了中共對自身末日來臨的恐懼。

近年來，尤其是2010年中以來，國際主流社會也不再有人提及G2，「中國模式」，或「北京共識」了。

失去未來長遠利益

另外，這位中共外交官自我表白的背後還隱含著一個「權大於法」、「黨領導一切」的潛臺詞，認為通過綁架中國人民，可以代表中國參與修改、制訂國際規則。這本身就體現出對普世價值和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的渺視。近幾十年來，由於對內的掠奪和輔之以西方的配合，中共可以說是目前世界經濟體制的巨大獲益者。目前主導世界經濟和金融格局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WTO等機構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內部都並非沒有阻力。Benn Steil，位於紐約的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國際經濟學主任，在為以商品和資本自由流動為標誌的自由市場辯護時，是這樣解釋法律和國際間商業活動的關係的：

「…特別是在和外國人打交道時有必要讓獨立於任何統治者意志的法律得以發展起來。好的法律總是為時已久的法律，而為時已久的法律是因為它和人們從他人那裏所期待的公正行為相一致而產生的。合法性是一個穩定的政府的基石，而統治者是通過體現出對法律的合適的尊重以及其實施法律的能力而獲得合法性的。」

這裏，我們置自由貿易和自由經濟本身的是非曲直於不論，單從這段為目前中共和國際上大多數國家都積極參與的貿易、經濟活動的辯護中可以看到：

這段話對中共政權是十分適用的，一個踐踏法律的政權必然是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而一個失去合法性的政權一定是不穩定的。同時，和中共打交道的西方政府也應該得到警示，在和中共交往中，如果不能夠秉持正義，無論是對中共內政外交上的劣跡視而不見或是裝聾作啞，還是利用中共政權的脆弱而在討價還價、謀取利益的過程中傷害了中國人民或本國人民，那麼，這將給自由經濟帶來所有自由經濟的反對者都無法帶來的害處，與中共捆綁在一起而給自由市場寫下極其黑暗的一頁，並隨著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告別中共，當歷史翻過這一頁時，失去在一個沒有了共產黨的新中國原本應該得到的參與機會和商業利益。
第七節 「中國公司」和 「共產黨因素」

縱觀這30多年來的中美關係，經濟交往一直是主軸，軍事上的磕磕碰碰算輔線，人權等問題敲敲邊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意識形態的相互對立，造成了人類有史以來，大國之間可能從來沒有過的分不清是敵是友的奇怪關係。

一場華爾街的金融危機，讓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陷入了自顧不暇的衰退之中。中國卻是高增長與專制統治並駕齊驅，30年來的經濟自由與政治高壓的中共特色，形成了一道詭異的風景線。

「中國公司」

當年美國商界敦促國會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PNTR）的時候，這些大公司的老闆們看中的是中國巨大的市場，以及這麼大的市場將會給美國帶來多大的就業機會。十幾年下來，不是中國成為美國貨的巨大市場，而是美國成了中國貨的巨大市場﹔不是給美國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而是把美國國內的就業機會轉移給了中國。昔日囊中羞澀的中國，今日以世界外匯儲備第一，經濟總體第二的位置，做起了美國的債主。

特德•菲甚曼（Ted Fishman）寫過一本書，「中國公司」（China, Inc.），中國這個國家的運作，在中共的統治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公司一樣。這是一個非常貼切的比喻，或者，根本就不是比喻，而是事實。如果把中國當作一個公司，而非一個國家來看待，很多讓人難以理解的問題都有了答案。

中共執政的前30年，民不聊生，把所謂的「合法性」消耗殆盡。後30年來，為了重新證明「共產黨的合法性」，被逼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為了維護黨的統治，這時候的黨，已經沒有了早期的理想，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利益集團。當一個利益集團來統治一個國家時，很自然就把這個國家當作了一個搾取最大利潤化的公司來運作。公司老闆說了算，可以解僱員工，可以決定付你多少工資，員工不可以決定老闆的命運﹔公司的成本最低化，利潤最大化是老闆的目標，老闆和管理層的分紅與普通員工收入可謂天壤之別﹔員工不需要知道公司運作的多少底細，都是老闆和管理層在幕後操作。這一切，套到中共統治下的中國身上，是量身定做的，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公司擁有一切

就算地球上最大的「跨國公司」，他們也許可以在某個事件上操縱媒體，在某個時候影響法律，但是，比起「中國公司」的大老闆——中共——來說，那簡直是小兒科。「中國公司」的老闆擁有媒體、公檢法司、勞教所、監獄、公安警察、數百萬軍隊，以及可以隨心所慾浪費的資源，還有不當人看的十幾億沒有人權保障的屁民。這樣的公司，誰人能敵？「中國公司」光是用「低人權優勢」開一家「世界工廠」，就足以打亂全球的經濟秩序。西方公司甚至西方政府一旦陷入與「中國公司」的利益交易中，就如同上了鉤的魚樣，被利益套牢，被中共一步一步地拖入道德墮落的深淵。

如果把地球村當作一個國家來看，中國就是這個國家中開黑磚窯的那個公司。2007年山西黑磚窯案，當地磚窯礦主從人販子中購買偷運來的民工，包括許多童工，將他們關押在各個窯場，強迫他們從事極高強度的體力勞動，牟取暴利，動輒暴力毆打，使得不少民工致殘、致死，這些民工的遭遇跟奴隸類似。這個「山西黑磚窯奴工案」，其實就是「中國公司」的一個縮影。「中國公司」的既得利益集團財富迅猛增長，而普通老百姓卻民生困苦，以至國家內需不足成為經濟發展的巨大瓶頸。

中共獲得美國CEO巨頭們的羨慕

英國《金融時報》在一篇評論美國政治陷入僵局，亮起紅燈的文章中提到，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The Conference Board for The Business Council）針對70名CEO展開一項調查。當被問及世界上哪些組織最稱職可信時，這些CEO把自己排在第一位：約90%的受訪CEO認為「跨國公司」在處理經濟危機和金融衝擊所帶來的挑戰時「比較」、「非常」或「最」有成效。排名第二的是中央銀行：近80%的CEO認為央行的工作「比較」、「非常」或「最」有效。值得注意的是，位居第三名的竟是中國共產黨：64%的CEO認可中國共產黨近年來在應對政治經濟挑戰方面所做的工作。中共在此調查中的排名遠高於美國總統（得票率為33%）和美國國會（得票率僅為5%）。

反過來看，中共的效率獲得美國CEO巨頭們的羨慕，這正說明中共正把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幾個寡頭擁有的私人公司在運作。高效率來自目標的單一，就是追求董事會成員們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們可以不顧民眾的感受和利益所在，沒有媒體的監督，也沒有國會那樣的機構來起制衡作用。

國家，畢竟是國家，與一個私人公司有根本的不同。管理一個公司，可以把追求利益最大化作為終極目標，而管理一個國家的政府是要肩負起維持社會公平正義和自由的。西方與中共打交道，「成功」的地方，就是學會了把中國當作了一個「公司」，學會了如何與「中國公司」的老闆和管理層打交道。這也正是西方失敗的地方。中國終究還是中國人民的，歷史終將翻過共產黨這一頁，中國那廣闊的市場，是留給誰的呢？絕不是那些與「中國公司」的老闆們裡外勾結，一起壓搾中國人民，反過來也傷害西方民眾的那些公司的。

共產黨因素

談中美關係，離不開瞭解中國的民族問題、宗教問題、台灣問題以及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各種政策。要瞭解這些政策制定的背景，就不能不知道中共的思維邏輯。

拿西藏問題來說，中共對藏區的經濟看起來一直在幫著發展，而且中共一向有對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北京有專門的民族大學，中央幹部中也有專門名額給藏人，考大學更是能加分受優待。給了這麼多幫助，大陸藏區頻頻發生喇嘛自焚抗議事件，為甚麼呢？關鍵就是中共對西藏人的信仰和傳統文化不尊重。中共頒佈的《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規定，由政府來審批那些活佛可以轉世，那些不得轉世。共產黨把無神論當作宇宙的真理，而把有神信仰斥為愚昧無知。中共熱衷於普及和宣傳無神論，從根本上蔑視和破壞著西藏的信仰和文化。這必然引起當地民眾的反彈，而中共對付的手段就是動用軍警鐵腕鎮壓。西藏問題反映出中共的兩大典型特點，一是崇尚暴力鬥爭，鎮壓民眾絕不心慈手軟，二是奉無神論為國教，肆意打壓和破壞宗教信仰。解決西藏問題，如果不先解決共產黨因素，基本上是沒有出路的。

中國30年來的改革開放，一切向錢看，從上到下都在走資本主義道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不相信共產主義了。有人諷刺說，中共政治局常委就像一個董事會，接見老外時張口就談招商引資，可謂世界上最資本主義化的一個政府。既如此，中國還是共產主義國家嗎？

對絕大多數中國大陸的百姓而言，說不相信共產主義，通常指的是不再相信共產黨宣揚的那個「按需分配，勞動成為第一需要」的「人間天堂」烏託邦。江澤民面對華盛頓郵報記者也不得不承認「年輕時以為共產黨主義很快到來，但是現在不覺得會這樣」。

不幸的是，共產主義運動不只是一個信不信烏託邦的問題。中共數十年的共產主義實踐，帶給中國人民的是數十年的共產主義教育灌輸和政治運動，幾代人下來，共產黨的因素已經浸透到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共產黨最典型的兩大因素，一是暴力鬥爭哲學，二是仇視神佛的無神論思想。這二者作為共產黨的招牌理論，完全與中國傳統文化格格不入。中國有五千年的文明歷史，道家的「天人合一」，佛家的慈悲憫懷，儒家的中庸之道，鋪就了華夏民族奉天敬神的傳統文化。共產黨是西來幽靈。但是，對於被洗腦的中國民眾來說，好像馬克思列寧主義搞的那一套鬥爭哲學和無神論早已是天經地義的，是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無神論被當作科學來宣傳，名曰科學無神論，民眾誤認為共產黨因素或者黨文化還是中國文化的精華。

所以，中國民眾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不等於骨子裏的共產黨因素不存在了。人們說中國問題複雜，真正複雜的原因就是因為多了共產黨因素這一層皮。

遺憾的是，很多西方人與中國打交道時早已不知不覺地忘記了共產主義，最多覺得中共只是還借用共產黨的名義，其實早就不是共產黨了。這一認識上的轉變，給中美關係也帶來很大的影響。

有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跳出了用西方理論直接套用到中國的常用手法，從中國和東方的歷史文化角度等來梳理中國問題，確是難得，如轟動一時的英國人馬丁•雅各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但是，這些作者們常犯的一個基本錯誤就是把共產黨因素當作了中國傳統的東方文化特點，從而把共產黨因素合理化，把鬥爭哲學和無神論國教等共產黨因素納入到他們本意中的泛指中國東方文化特點的「中國特色」之中。這一點正好中了中共的圈套，因為中共也是把很多源於共產黨因素的東西統統摻到「中國特色」（實為「中共特色」）之中，以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來掩蓋滋生於舶來品共產黨的那些與中國傳統文化毫不相干的東西。顯然，「共產黨是基於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中國特色」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偽命題，就如同把一種寄生蟲當作了身體本來的有機組織，這樣一來，如何能有針對性地開出藥方呢？

因為中共強調它的「GDP」，說要搞市場經濟，討論中國問題，焦點常常集中到「高速發展」之上，而忽略了共產黨因素，或者說，間接地肯定了專制制度中的共產黨因素，而只是針對經濟進行分析，就不知不覺中陷入了看不清中國問題實質的老套。

古人云，天高皇帝遠。可是，對中共來說，天多遠，黨支部就建多遠。中外歷史上，能與共產黨的這種把百姓從身體到思想都牢牢掌控的專制制度，無出其右。表面看，共產黨是由人組成的，但是，中共幾十年的持續洗腦宣傳和不斷的政治運動，早就形成了一個由鬥爭哲學和無神論思想形成的物質場，把每一個個體籠罩起來，把每一個個體融解到這個場中，如果不主動擺脫共產黨因素，你就是罵共產黨，也是用共產黨的話語體系在罵它。換句話說，就算同樣搞專制，如果沒有共產黨因素，今天中國的專制絕對不會如此邪惡。所以，討論專制與民主，不能不先討論如何去掉共產黨因素。

前面我們講到西藏問題，其實西藏根本就不是問題，真正的根源還是在於共產黨因素。從唐朝的文成公主和親，到清朝設立駐藏大臣，再到國民政府派員赴藏參加金瓶掣簽典禮，總體上說西藏在享有宗教自由的權利下同中央政府一直相安無事。只有共產黨入藏之後，西藏才成為了一個問題。為甚麼呢？就是共產黨因素作祟。

共產黨因素，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暴力鬥爭哲學和無神論思想，在政策上的一個集中表現就是「對生命的漠視」。回頭看許許多多在國際上引起很大爭議的其他問題，共產黨因素都扮演著重要作用。對待法輪功，包括活摘器官，就是江澤民再次祭起無神論大棒和操縱中共暴力機器對中國主流百姓的又一次滅絕人性的迫害﹔中共動不動就對台灣進行武力威脅，甚至揚言大不了「將台灣打爛了重建」，背後的暴力革命意識依然陰魂不散﹔一旦中美衝突，中共將軍的反應就是首先使用核打擊，「我們已經做好犧牲西安以東所有城市的準備。當然，美國人將必須做好犧牲數以百計的城市的準備。」話一出，獲得中國大陸網友的狂熱追捧。這樣的「膽略」，這樣的「智慧」，是傳統的中國人民所沒有的，只要共產黨因素才能如此視生命為兒戲。

中共的暴力對自己的同胞是最殘忍的，從少數民族到社會主流民眾，都是中共鐵血鎮壓和踐踏的對像。中共在國際上裝和平，那是它實力不夠。所以，熱衷於慫恿流氓小國來搗亂，這就是中共在國際上的暴力鬥爭的另一種體現而已。

中美關係，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與最大的專制國家之間的關係，其重要性和挑戰性顯而易見。認識到「共產黨因素」，對於中美關係來說，最起碼能認識很多問題的癥結。中國要成為世界大家庭的一名負責任的成員，首先要去掉共產黨因素對人們思想和信仰自由的禁錮。中國人民也正在覺醒，自身也在努力剔除共產黨因素，回歸真正的中國傳統文化。美國與中國交往，與中共打交道，特別是與中國人民接觸的時候，如何幫助中國人民驅逐馬列，如何支持中國人民驅逐馬列幽靈爭取自由的努力，就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
第八節 既定的「接觸政策」：看中美之得失

中美關係起起伏伏，磕磕碰碰，不過，伴隨中共30年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主旋律」是「接觸政策」。「接觸政策」的出發點是通過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使中國遵守國際秩序，同西方一起分擔處理區域和全球問題的義務，成為一個負責任的玩家。美國認為這樣的結果符合美國的利益，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創造雙贏局面。

「國共合作」的前車之鑒

美國與中共打交道，讓人想起歷史上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兩次合作。第一次國共合作，從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歷時三年半。合作前，共產黨不過是數百人的小黨，合作後，大批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中秘密發展黨員，三年之後就已有近六萬人，甚至也開始掌握部份武裝力量。後來因為中共領導農民運動，許多國民黨軍官的家屬受到衝擊，甚至鎮壓，因此反共情緒高漲。同時，「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正式與共產黨決裂。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中國國民黨陝北「剿共」前線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劫持蔣介石，蔣介石被迫開始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中共的中央紅軍被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在南方十三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被改編成國民革命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中共這些軍隊總共只有五六萬人。等到1947年合作破裂時，中共軍隊已發展到一百二十餘萬，民兵發展到二百六十萬，根據地面積近一百萬平方公里，人口近一億。國共合作的後果，讓蔣介石丟掉了大陸，不得不退守台灣。

共產黨的滲透和攻心戰，利用對方發展壯大自己，不講原則的流氓本性，讓蔣介石致死都不敢再與共產黨來往了。

中美關係的所謂「接觸政策」，與當年的國共合作頗有些類似。共產黨在弱勢的時候，是很喜歡跟對方「接觸」的，一旦接觸上，就利用對方壯大自己，最後被它耍了。「利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社會主義的肌體」，就是中共今天正在全力以赴幹的事情。從當年國共合作的結局來看，除了共產黨本身的流氓性，國民黨後期的腐敗無能也是一個重大原因。這恰恰就是目前美國的寫照。如果把立國之本拋諸腦後，被商業利益或者政治上的短期利益所驅動，樂滋滋地一味沒有原則地與中共「接觸」，認為自己的妥協就能換來中共的從良，難免一廂情願，很容易步歷史的後塵，被中共耍弄了。當然，作為超級大國，美國絕非當年的國民黨所能相提並論，但是，從這些年中美關係「接觸政策」的實踐來看，中共仍然是在故伎重演。

美國對華政策為何「一團糟」

中美兩個大國的交往中，很容易發現一種不對等的情緒。美國的中國政策被形容為「一團糟」，而中共則表現為得心應手，甚至遊刃有餘。緣何如此，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國外交講的是「全球戰略」，攤子鋪得大，分心的事情多，對付中共難免力不從心。中共外交目標明確，中共外交基本就是「美國戰略」，把美國當作最大的敵人來佈局，其他外交都圍繞搞定美國而轉，可以專心致志地對付美國。

第二，美國是民主國家，有政黨輪替，外交策略也會出現波動，對華政策也會在「遏制和接觸」之間搖擺，政策不具有連續性（當然，「接觸」總是主流）。相反，中共是獨裁專制，美國永遠是最大的敵人，對美政策具有連續性。

第三，美國作為超級大國，是現行世界格局的維護者，擔負著各種責任。而中共完全可以不理這一套，以弱者的面貌出現，可以對全球事務不負責任，專門在國際關係錯綜複雜的局面裏玩拉東打西的流氓把戲，攪得美國不得安寧就行了。

第四，中共利用美國的民主制度和媒體自由，在美國大力滲透媒體，扶植親共勢力和發展遊說團隊，弄得美國後院起火。利用自由反自由，這是中共的看家本領。

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美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上不得不有求於中國。真是愛也不能，恨也不能，不知該軟還是該強，如此局面，對華政策如何能不「一團糟」。

中共外交的唯一目標——美國

中共的外交政策都是圍繞美國在轉，與其他國家的外交不過是配合這個政策。中共只盯住美國，這是意識形態決定的。

由於意識形態的緣故，中美分屬兩個陣營，中共一直把美國當作最大的潛在敵人，就算與蘇聯反目成仇的歲月，中共喊「反帝反修」，反帝也是放在第一位的。到了後來中美聯合對付蘇聯，中共內心一直銘記著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美國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朋友。如前所述，中共這些年開始搞資本主義，人們不相信共產主義那個烏託邦會很快來臨，但是，其世界觀仍然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那一套，馬列主義傳來的鬥爭哲學和無神論早已成為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社會的文化了，中共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維護一黨專政是其一切改革開放的終極目標。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對於中共來說，是天敵。所以，無論美國伸出甚麼樣的橄欖枝，中共的「反美戰略」將是不變的主題。

說白了，在中共看來，中美必有一戰，這是中共外交的基點。對美國來說，離開意識形態來談中美關係，或者僅僅著眼於貿易逆差，貨幣匯率，知識產權等，終究是抓了芝麻，丟了西瓜的短視之計。

四兩撥千斤

總體上來說，中美這些年「接觸政策」的實踐上，中共依靠兩個手段，取得了「四兩拔千斤」的效果。一是經濟陷阱，用經濟利益把西方資本家套牢，資本家成了中共在西方社會的代言人，從而操縱西方政府和對華政策。二是在外交上玩「棋子遊戲」（pawn game），利用北朝鮮、伊朗等等這樣的小國，不斷整事挑釁，搞暈美國，從而牽制美國。

經濟陷阱

我們前面提到，中共管理國家如同一個老闆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就是所謂的「中國公司」。世界上多大的「跨國公司」，都不可能敵得過「中國公司」這個巨無霸，因為「中國公司」不但可以不計一切資源代價，最大限度地壓低勞動力成本，還可以不受約束地犧牲道德。

2010年蘋果公司賣出一臺iPhone，就獨佔58.5%的利潤，而完成iPhone生產的中國勞工只佔1.8%。表面上看，美國資本家發了大財，而中國工人被剝削了。「接觸政策」不是對美國很有利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取決於你站在甚麼立場。「金融時報」引述一位專門從事中國精英政治的資深外交官的話說：「你在中國呆的越久，你越意識到，一切都是由幾百個有權勢的家庭控制著。你還意識到，最大的外國公司都在試圖僱傭中國官員的子女，以便拉上關係做生意。」誰在從中國的經濟貿易中獲利，再清楚不過了。

可以簡單地根據利益來劃分一下組成：美國商人集團的利益，美國大眾的利益，中共權貴集團的利益，中國老百姓的利益。資本家通過廉價勞工賺了大錢，中共通過吸引外資，在賺取「執政合法性」的同時也積纍了利益集團的巨大財富，美國人民則在這一場中美親密接觸中失去了就業機會，中國的老百姓則被「低人權優勢」的所謂「中國模式」奴役了。就中美而言，可以說，美國的某些資本家和中共的紅色權貴是大贏家，而兩國的人民卻在接觸中成了輸家。

歐巴馬總統上任之後，為了增加就業，大力推動綠色能源，同時大興土木工程。大筆的錢投下去，跑哪裏去了？跑中國去了。就業效果怎麼能理想呢？中國的太陽能電池板那麼便宜，幹嘛自己做？去中國進口不是更合算？傳統上來講，政府拿錢出來搞公共工程，刺激產業鏈，是提高就業率的有效辦法，可是，現在為甚麼不靈了？因為修路的那些建築材料，甚至機械設備，都是直接從中國進口算了，哪裏還有甚麼產業鏈去刺激？

中共的「中國公司」以「低人權優勢」開了一個「世界工廠」，美國人面對這種局面，幾乎是一籌莫展。

棋子遊戲

北朝鮮、緬甸、蘇丹以及伊朗，包括過去的伊拉克，利比亞等等這些小國跟美國有衝突，讓美國頭痛。美國前總統布什曾用「邪惡軸心」來指稱那些「贊助恐怖主義的政權」。「邪惡軸心」的國家個個都是中共的好朋友。中共積極援助當地軍閥和政權，讓他們不斷折騰美國，從而達到牽制美國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美國需要的時候，中共又出面裝好人。有關朝鮮半島的「六方會談」，根本上就是中共與北朝鮮主僕二人唱雙簧，美國人還不得不陪著聽下去。

這種「棋子遊戲」是中共的拿手好戲，玩起來如魚得水。中共光是靠用經濟利益拉，用「棋子遊戲」攪，就已經把美國弄得很疲憊了。

中共跟誰玩「美國牌」

中美關係，對美國來說，是服務於美國的全球戰略，並沒有國內政治制度合法與否的負擔﹔對中共來說，中美關係則是完全服務於維持「執政合法性」這個黨的生命線，並沒有甚麼國際義務要承擔。中美關係從定位上就是同床異夢。

所以，中共跟自己的國民玩起了「美國牌」。美國願意同中共交往，這事本身就是給中共月臺，中共就會以此當作共產專制被國際社會承認和接納的依據﹔如果美國政要和學者商人能對中國說一些讚美親善的話，中共更是當作塗脂抹粉的東西熱情地通過一言堂的媒體傳遞給中國民眾。更甚的是，中共還特別善於把這些老外的言論有選擇地翻譯過去，批評的話一概不要，給中國老百姓一種「萬邦來朝」、為中共獨裁背書的幻覺。前總統布什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共號稱「全程實錄」的報導，其實也是大段的刪減﹔歐巴馬的就職演說，中共也是有取有捨，瞞天過海。

光是靠利用美國的「抬舉」來給自己貼金，還是遠遠不夠的。中共還善於從反面來利用美國的「打壓」。一旦美國在某些事務上對中共強硬一點，比如人權問題，台灣問題，或者在亞洲搞軍演，中共就煽動極端民族主義，挑起民眾的反美情緒。當然，中共是很會把握火候的，不會讓老百姓激動到要到大街上去遊行抗議的地步，因為它怕引火焚身。

光是利用「抬舉」和「打壓」，還不能證明中共玩「美國牌」之爐火純青。美國在國際上參與打仗時，才是中共在國人面前扮演所謂「正義的化身」的時候。科索沃戰爭，中共力挺米洛捨維奇﹔伊拉克戰爭，中共力挺薩達姆。中共還孜孜以求地專門選擇那些在戰爭中喪生的平民照片，大肆渲染美國霸權主義的野蠻行徑。美軍的虐囚案，辱屍案等更是成為中共高調宣傳反美情緒，譴責美國民主虛偽性的重大案例，在網路上掀起一陣陣痛罵美國人的風暴。中共對自己的政權如何虐待自己的百姓，是又掖又藏，但是對於美國對待外國人的一些醜聞，那是如獲至寶。

贏家和輸家

「接觸政策」導致的負面後果，顯而易見。資本家貪，中共就讓你貪個夠，甚麼都可以讓，只要在經濟上套牢你，你就成了為「中共執政合法性」作貢獻的一分子。美國面對製造業的空心化，失業率高成為了社會最大的問題﹔中國大陸權貴集團和老百姓的貧富分化，社會不公，正造成此起彼伏的群體抗爭，社會日益動盪不安。中美交往中，獲利的是美國商人集團和中共權貴集團，而美國大眾和中國老百姓卻是輸家。

中美之間最引人注目的還是經貿關係。推動「接觸政策」的最大的利益集團就是美國的工商界。我們相信當初熱衷打開中國市場的資本家們，都有著一個善良的願望，就是除了賺大錢，還能通過發展經濟，帶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自由化。十年、二十年過去了，面對今日中共利用西方餵養起來的經濟規模，來抵制政改、維護專制的局面，估計這些資本家們想起當年為中共遊說政府的激情，難免哭笑不得吧。

「人權」何以成為「反華勢力」

中共有兩大敵人，在內是中國人民，在外就是美國。美國只有和中國人民聯合起來，與中共打交道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要同中國人民接觸，就不得不從關注中國人民被中共剝奪的權利入手，也就是西方稱為的「人權」。

人權，還提甚麼人權？可能連美國人自己都覺得「人權」這個詞太陳舊老調了，是啊，在政要們的日程上，大事一件接一件，誰還把人權當作一件多麼重要的事情呢？甚至有人還認為「人權」成為了妨礙與中共接觸的絆腳石。

不過，在美國人眼裏，再怎麼樣，「人權」還是個普世價值。相比之下，中共把「人權」卻妖魔化成了一個「貶義詞」，成了「反華勢力」的代名詞。一旦被賦予了「反華勢力」的內涵，「接觸政策」之下，中美之間「人權」話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說起來真是冤枉。真正關注中國人民權利的那些美國政要，恰恰都是沒有與中共有甚麼經濟關係的，不在中國做生意的。這些人完全是出於人的善良本性而為中國人民的利益呼籲，是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但是，他們卻成了中共的敵人，被中共詆譭成了「反華勢力」。而那些一味拍中共馬屁，或者忽視中共人權迫害的，通常都是與中共有生意往來，「剝削」中國廉價勞工的那些人，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中共的朋友」，卻被中共塗抹成「中國人民的朋友」。

談人權，是幫中國人民發出聲音、與中國人民接觸的機會，本來是美國的一個砝碼。不幸的是，中共卻掌握了「人權」問題的主動權。美國談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和台灣問題，中共就將計就計，利用歷史遺留原因和民族因素以及所謂的國家統一來煽動中國人民的情緒，把「人權」問題變成了「反華勢力」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說，美國拿這些問題來說事，中共根本就暗地裏偷著樂，甚至還喜歡美國把「人權」問題局限在民族問題來說事。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以後，為甚麼堅決不讓美國政府在正式場合提及法輪功的人權問題呢？一提就要集體退場呢？因為法輪功群眾是漢民族為主的中國社會的主流民眾。中共不讓說，是因為找不到民族、分裂等這些莫須有的罪名來煽動仇恨。中共不讓說，美國才應該大說特說，才能掌握「人權」的話語權。
第九節 美國的錯失

兩種利益

每個國家都面臨著兩種利益，現實利益和根本利益。

對比美國開國的元勳們的立國理念，看看今天的美國，已經看不出甚麼「國家理想」，「根本利益」了，所能看到的是一些可以左右競選的集團勢力的代言人。每句話，每件事的背後都是勢力的影子，是勢力的大雜燴。難道美利堅在現實利益面前把根本利益忘掉了嗎？

中共的根本目的是不擇手段維護其一黨專制。在其根本利益選擇中，它是可以暫時放棄現實利益的。

真正的民主政府，不是經濟來左右這個政府的。

大多數決定美國政府和政策的人們，長期的理念越來越淡，反而認為獨裁的形式可以保持長久。其實這是道德不行之後，短期利益凸顯，美國的決策過程被短期利益驅動。

美國錯失兩次機會

美國在定位中美關係時，雖然會在「戰略夥伴」「競爭對手」等之間搖擺，會在「遏制和接觸」之間搞平衡，但是美國的一個基本邏輯就是推動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用國際規則來馴化中共，把中共變成西方的同類，來做一個負責任的玩家。這是個幻想。一個迫害自己主流民眾的團夥，如何能指望它在國際事務上成為有責任感的大國呢？

「接觸」本身無所謂對錯。上個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的解體，共產主義陣營土崩瓦解，除了幾個小兄弟，就留下中共繼承著共產黨這個皮囊。這時候，中共也正面臨「六四」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之後的空前孤立。但是，這種孤立只持續了很短的時間，西方率先與中共展開了接觸。試想一下，如果西方是持續的壓力而不是主動討好接觸中共的話，中國人民會不會也像前蘇聯和東歐的人民那樣，做出自己的選擇，拋棄了共產黨呢？不排除這種可能。

但是，歷史畢竟走了另外一條路。西方社會選擇了「接觸」。作為一個外交政策，這也無可厚非。那麼，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呢？就是「接觸」的出發點。整個這一波中美「接觸政策」就是完全是由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驅動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是資本家的貪婪驅動著政府去迎合中共。雖然披上一層薄薄的道義外衣，說是給中國人民帶來民主自由，但是，因為出發點是經濟利益，在中共的利誘下，人權、自由、民主等竟然變得一錢不值了。在這一場利益大餐中，最觸目驚心的莫過於道德的潰敗。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經濟驅動一葉障目，美國對自己的真正機會視而不見。1999年江澤民開始鎮壓法輪功時，每天聚集在北京周圍的法輪功學員是七十萬人次，這樣的勢態保持了三個多月。可以說，美國坐失了一次解體中共的機會。

另一次機會是中國人民在《九評共產黨》一書的感召下，開始了一場蔚為壯觀的自我道德清洗活動，上億的民眾主動與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因素決裂，形成了退黨退團退隊的群眾高潮。這是民眾自覺的去共產黨化的社會轉型，是中國避免動亂和平轉型的最根本保障。這是美國的又一次解體中共，真正獲取世界和平的機會！

美國要想擺脫目前的困境，在經濟、軍事等具體層面上的操作，不會解決根本問題。與黑暗打交道，如果放棄了光明，是永遠見不了天日的。重拾昔日的理想，道德的強大，才是真正的強大。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三章（上）人類的貪婪——文明的淪陷（上）

能夠對人類歷經五千年、通過不斷戰勝野蠻而建立的文明造成威脅的，已經不再是文明的宿敵——野蠻。今日能毀滅文明人類的，只能是通過文明人類自身道德的喪失而造成的自毀。——題記

第一節文明最大的危機源自人類自身的貪慾

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在他28歲時的一場演講中指出，能夠威脅美國的，絕不是外部的力量，即全世界的軍隊與財富，都不可能攻佔美國；他說：

「那麼到了甚麼關頭我們會看到危險在逼近？要我回答，如果危險到來的話，那隻能產生在我們之間。它不會來自國外。如果毀滅是我們的命運，只有我們自己才會是這種命運的肇事者和終結者。作為一個自由人組成的民族，我們要麼與世長存，要麼自我毀滅。」

同樣的道理，能夠對人類歷經五千年、通過不斷的戰勝野蠻而建立的文明造成威脅的，已經不再是文明的宿敵–野蠻。今日能毀滅文明人類的，只能是通過文明人類自身的缺陷而造成的自毀。

自由價值徹底戰勝共產主義時，似乎沒有甚麼可阻擋人類進入文明的新階段

人類的文明至今已經走過了五千年的歷史。至少從「軸心時代」起，世界不同地區的人已經懂得用道德的方式來對待他們面對的問題，已經建立起了一些超越地區文明的共通的價值，諸如燒殺搶掠、坑矇拐騙是不道德的這樣的基本價值。幾千年來人類正是通過抵抗、抵制、唾棄、遠離燒殺搶掠、巧取豪奪等等野蠻而不道德的獲取方式而發展、學習文明的概念及其內涵。

其中根植於古希臘城邦民主文化的西方文明，在近代文藝復興以後逐漸確立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併發展出現代的民主制度來保障人們屬於文明的權利。即使這樣，人類對於利益的慾望還是如此之大而難以放棄野蠻的掠取方式，以至於同樣認同自由人權理念的西方社會還要經過數百年的殺伐和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學會瞭如何以文明的方式共處，世界範圍內終於出現了「民主國家之間不容易發生戰爭」這樣的文明的認識和人類和平的希望，出現了代表這種希望的西方自由世界。

之後又經過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西方自由世界才徹底戰勝了野蠻而不道德的共產主義陣營，人類終於可以實踐以文明的方式生產、而不是以野蠻的方式掠取的理想。確實，當自由、人權、自由經濟的價值系統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徹底戰勝共產主義之時，似乎已經沒有甚麼可以阻擋人類進入一個文明的新階段。

人類從未見過的「慷慨的野蠻」的出現

數千年來人類對野蠻的抵抗、抵制與唾棄，畢竟主要是出於對被奴役、掠奪的不堪和不甘，而不是出於對野蠻掠奪背後真正原因—貪婪—的自覺揚棄。因而，當共產陣營中殘餘的中共以一種人類從未見過的「慷慨的野蠻」出現時，人類竟然不知如何應對這種慷慨的誘惑。

全世界都知道中共的野蠻，可是，從江澤民當政起，中共的野蠻不再像希特勒、斯大林式的野蠻用武力去對外部世界造成威脅；中共的野蠻僅僅是對中國境內的。中共不但不對外威脅，反而很慷慨，願意將它治下奴役掠奪的利益拿出一部份來與世界分享，唯一的條件也並不苛刻，只要不對中共在它境內的燒殺搶掠、巧取豪奪置喙就行。垂手可得的利益分紅是如此的巨大，而他人（中國人）的受苦是如此的遙遠，其間的選擇簡單而看似無害，以至於自由世界的政府竟然沒有一個能抵擋得住江氏中共的誘惑。

江氏中共的誘惑不是甚麼高明的治國或外交方略。恰恰相反，它是江澤民面對中共在中國國內與國際上失去執政合法性、他本人亦毫無治國能力與威信這種雙重的內外交困的情況下出於個人私慾，在國內以放手腐敗來建立個人權力基礎，在國際上以出賣中國國家利益換取國際默認與綏靖的產物。這與《聖經啟示錄》中的大淫婦以不道德而最低劣的方式誘惑「神的子民」在本質上並無二致。當然，其之所以得以售其奸卻也因為與之行淫者肉慾的驅使與道德的虧欠。

人類文明最可悲的一幕：文明對野蠻的膜拜

那麼，這條件並不苛刻、看似無害的利益分紅真的就無害嗎？

當自由世界接受野蠻中共的利益分紅時，他們如何面對他們自身對野蠻的抵抗、抵制與唾棄的歷史？當西方自由世界為了利益而不得不對中共踐踏人權的野蠻行為緘默頷首之時，他們對代表西方自由世界理念的核心價值如何自圓其說？於是，人類文明出現了最不可思議又最可悲的一幕：文明對野蠻的禮讚。在過去十餘年間，西方自由世界對於中共種種「進步」的褒揚層出不窮，甚至將之總結為「中國模式」加以吹捧而對之艷羨。並以「中國模式」為根據對西方價值系統進行批判，甚至於認為「中國模式」將「統治世界」（Rule the world）。

隨著薄熙來的倒台與「重慶模式」的幻滅，「中國模式」已經不再有甚麼市場，這本身已經充分說明「中國模式」只是一時的炒作，其論點甚至連短時間的考驗都經不起。而從披露出來的有關內幕看，所謂的「中國模式」炒作的原因之一，是中共收買西方商人、媒體對其「政績證明執政合法性」強盜邏輯進行的出口轉內銷方式的欺騙宣傳。但是，可忽略的是，對「中國模式」的吹捧對於自由世界接受野蠻中共的利益分紅起到了遮羞的效用。此一現象，也許短暫，也許只是部份人所為，也許有種種複雜的原因，卻冷酷的說明一件事實：為了看似無害的利益，文明人類可以討好野蠻，可以對野蠻禮讚，可以否定文明人類自身的文明價值，而這一切源自於人類自身的貪慾。

這不是文明最大的危機嗎？

江氏當政推行的腐敗性體制和對法輪功的鎮壓，其「政績」毀五千年中國古老文明於一旦，使中國社會道德崩潰到了連表面文明、表面道德都無所顧忌的程度，其惡果有目共睹，其現狀令人觸目驚心。此等野蠻對文明的摧毀以暴力為基礎，直接而赤裸，西方自由世界很多民眾對於中國社會道德崩潰到如此程度，既感震驚，又感不解：難道中國人就沒有任何顧忌了嗎？可是，江氏中共在國際上勾引人的貪慾在全球範圍所引起的道德下滑，所造成的對根本價值的侵蝕，卻仍然被人的貪慾所障目，甚至被表面的顧忌所掩飾。如果人們能穿過表面的顧忌來看看西方自由世界的道德狀況，看看仍然被很多中國人認為是中國社會未來希望所在的西方民主社會的價值體系，江氏中共的勾引與人類的貪慾所造成的方方面面的深層破壞可能會更令人觸目驚心。

第二節 誠信不再的道德淪陷

對道德的不忠構成對社會最為深刻的傷害

如上所述，西方對「中國模式」的吹捧與艷羨只是短暫的。不過，西方自由世界接受中共利益分紅卻貫穿了過去二十年。西方社會中自有聰明的人物，他們並不艷羨中共的野蠻，他們認為完全瞭解中共；他們自信按照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實力，完全可以將中共控制在手掌心中，因此只是在利用中共為他們國家謀利。為了國家這個「更大」的利益，他們只是策略的違心與中共週旋，按需要時而褒揚一下、時而批評一下中共，逢場作戲而已。殊不知，誠信也是文明必有的基礎價值，而這些聰明的人物對誠信的不忠恰恰構成了對他們所處社會最為深刻的傷害。

道德當然是有其社會意義的，並在一定形式上外化成為價值、原則、法律、政策、行為準則、行業規則等等指導社會和群體行為的規範。從最本質來講，道德必定首先體現為個體內在的自我標準與約束。中國古代士大夫講的「慎獨」，傑弗遜在「獨立宣言」裡講的「神聖的榮譽」，所指的都是道德的自我約束、自我忠誠的內在層面。道德的內在層面決定道德的外化表現。沒有孔子的情懷，講不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沒有耶穌的境界，說不出「欲人施予己，己當施予人」。「獨立宣言」所宣示的是美國立國者內心所真實遵從的價值，而林肯起草與簽署「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正源於他對美國立國精神的忠誠與信守。

道德的內在層面決定了完美的道德一定是自我忠誠而絕不會自欺的，而欺人者必先自欺。一個社會群體，對於其公認價值的忠誠與奉獻，反映出他們內在道德層面的誠信與否。當一個社會對道德外在層面的價值、原則都不能完全誠信的遵守時，這些價值、原則在其道德的內在層面早已經蕩然無存。當他們需要用道德外在的法律來為自己的行為正名，甚至修改法律來保護自己時，他們內心相信的早已是他們真正需要掩蓋的東西了。

對道德內在層面的自欺、對自由世界根本價值的虛偽，恰恰貫穿了自由世界過去二十餘年面對中共利誘的所為。「六•四」血跡未乾，美國政府就秘密派出特使奔赴北京。就其前任對中共政策的軟弱的批評言猶在耳，當時的美國政府就將中共的人權與貿易脫鉤。為了讓中共能入WTO，共和黨竟破例下令要求其參、眾議員配合民主黨總統投票。國務院更直接了當，公開宣稱人權問題不應該干擾美國與中共在「更重要」問題上的合作。

不過可以看到一個非常相似的現象，以克林頓總統為例，他競選時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是真的，上任後初期的人權努力也是真的，後來在商界的壓力下他沒有堅持住是後來的事。進而觀之，不論是小布什總統，還是奧巴馬總統，也都有過類似的衰變。這種被迫的轉變反映了美國的現實，那就是商界集團利益取代道義的歷史退步，道德下滑後貪慾佔了上風。這種利益改變政策，利益團體主導國家政策，利益左右國家執政道德和操控國家理想的事例，在美利堅歷史上是罕見的，而當今是常見的。

如果已經到了連表面顧忌都不顧的地步，美利堅的立國精神蕩然無存。美利堅的立國精神無存，美國的國家安全和長遠利益也將無存。

這自相矛盾的一切，那些以「國家利益」為名，或者以促進中國民主人權來辯解，卻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認真解釋過這「國家利益」具體是甚麼，無法解釋中國人權日益惡化的現實，更無法向民眾交待多年出於「國家利益」考慮的政策是如何導致中共日趨對自由世界蠻橫，威脅自由世界「國家利益」的冷酷結果。那種「發達強大的中國對世界是有好處的」說法，甚至要以「中國模式」的優點來解釋自由世界為何競爭不過野蠻中共，都是這樣的掩蓋或者自圓其說。

道德外化是真實道德內在的體現

再精明的虛偽也無法禁得起時間的曝光。西方自由世界面對中共利誘所做的所有說辭與作為，包括他們因為表面的顧忌而不得不偶爾對中共的人權所做的批評與建議，經過二十餘年的磨洗，所剩下唯一始終一貫的就是：接受中共所讓的經濟利益，對中共出讓政治利益。這些利益上的交換，當然早已推演的清清楚楚而穩操勝算。只是事實上所表現的對誠信的不忠、在道德內在層面的缺失，同時在道德外在層面的冠冕堂皇，卻給社會做著最壞的道德示範。這，才是對自由世界最為深刻的傷害。而且，他們越是在道德外在形式上做文章，對自由世界內在價值的傷害就越大。這是他們沒有或不願意認識的。

沒有了對道德內在層面的堅守，失去了道德自我標準的約束，道德外在形式是不可能長久的。當今的自由世界，社會道德日下已經成為人們公認日益擔憂的問題，然而，道德下滑的主要表現，道德下滑的原因，卻沒有人說的明白。其實，在道德內在層面的自欺，這就是道德下滑的最主要表現與根本原因。當然導致自由世界道德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因為中共利誘而表現出的貪婪卻最集中而快速的侵蝕著自由世界的價值理念，並在其過程中表現出驚人的虛偽。

前美國駐瑞士大使Shelby Cullom Davis在一次以「神聖的榮譽」為題的演講中指出，現在在美國，已經找不到五十六個像當初簽署「美國自由宣言」的那樣願意以生命、財產來立誓的人了。至於說「神聖的榮譽」，對於很多人來講，那就像另一個時代另一個文化那樣陌生了。一個對自己都不能忠誠的人和社會，還會對任何別的價值，包括其宗教信仰忠實嗎？

第三節 無需負責任的利益攫取

以「不自由毋寧死」而著稱的帕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曾列下過他人生的信條：

「在我從事的所有交易中秉持真實和正義。心中沒有惡意和仇恨。不揀便宜，也不偷竊。不奢望將別人的東西據為己有，但是真正地學習、勞作以安身立命，盡心盡職以達到神所樂見並召喚的人生境界。」

眾所周知，自由世界在二十世紀末葉能戰勝殘暴的共產主義，建立於公平、對等、人道、透明、公益、負責基礎上的市場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與民生方面相對於專制、奴役、壓迫、強權的共產主義的巨大優勢起了關鍵的作用。而像帕翠克•亨利所表述的人生信條正是自由世界人們經濟活動的道德基礎。

人們在經濟活動所當負的道德與社會責任被分開

可惜的是，二十世紀末葉的世界巨變還是沒有能使人類認識經濟活動的道德基礎對於經濟活動的經濟效應的作用。特別是公司法人的出現並成長為世界最龐大的機構後，不僅僅將人們經濟活動與其本身生命的意義完全隔離，甚至於將人們與其經濟活動所當負的道德與社會責任分開。人們作為公司股東與公司的關係與責任很大程度上縮減為純粹的金錢關係，公司經營的好壞對於股東只有分紅多寡的意義，公司經營對於社會的責任則完全交給公司法人去擔負。不需要負道德責任的股東和並不具備道德感的公司法人，使人們對經濟活動的道德基礎日趨漠視，使逐利與擴張成了公司法人的唯一目的。法律成為社會約束公司法人擴張貪慾的最後屏障。那麼在人所看不見的範圍，違法，貪佔，巧取名目豪奪攫取，正是道德下滑的反映，也是法律管轄不住的。

中共的利益誘惑不僅將這種對道德的漠視催化到了極致，並為其提供了最不需要負責任的藉口。

近二十年來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在中國的所為已經證實了，它們當初所謂幫助中國發展的種種理由沒有一個實現過，包括中國是多麼好的投資機會也已經成了對西方普通民眾的誤導。現在在西方已經不再諱言中國是出口型經濟，而且是來料加工型的，靠廉價來佔領市場的。這一切已經明白無誤的表明了，在中國真正的商業機會就是搾取那裏廉價的勞動力。

中國的「低人權優勢」由中共暴政所造成

美國部份媒體關注、報導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問題還是從2010年以後才開始的，而其原因不僅僅是出於對中國勞工的關心，還有關注美國就業機會大量流失到中國的原因。紐約時報報導過奧巴馬總統向前蘋果公司總裁喬布斯討教怎樣才能讓iPhone在美國生產，並問到為甚麼那些工作不能回到美國？喬布斯說，那些（流失到中國的）就業機會再也不會回到美國來了，因為美國找不到這麼好的勞動力了。然而，如此優秀的勞動力，他們勞動所得到的回報又是甚麼呢？蘋果配件主要供應商，台灣鴻海公司下屬的富士康在數月之內連著有十幾名員工因為工作負荷而跳樓自殺。如果這些員工得到了他們當有待遇，這樣的悲劇會發生嗎？

有不少人說，如果不是西方的投資，那些廉價勞動力連那點低廉的工資都拿不到。如此說法不僅是傲慢，而且是昧良心，甚至是歧視的。中國職工的工錢，不管是藍領還是白領，都是被中共所人為壓低的，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除去工資之外的勞動環境、勞保、健保等等與職工福利或權利有關的，無不被中共人為的壓低。如果真正代表職工利益的社會組織和體制能在中國存在，中國勞動力會如此低廉嗎？如果人權律師在中國能被允許替受害人說話，那些因為各種生產事故而喪生的工人家屬能隨便被幾百元就打發了嗎？如果環保組織能在中國真正發揮作用，中國工人的勞動環境能那麼惡劣嗎？中國的學者已經在公開討論中國在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低人權優勢」，可見這個問題已經到了多麼嚴重而普遍的程度。這個殘酷的現實固然是中共暴政所造成，然而這卻是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能夠在中國剝削、壓搾廉價勞動力的前提。

奴役制的「白手套」

搾取、剝削廉價勞動力，這和奴隸制在本質上有甚麼不同呢？這在幾百年前就禁絕了奴隸制的西方是會聲名狼藉的事情。可是，對於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而言，在中國的商業機會妙就妙在這個惡名完全由毫不在乎的中共自願頂著，而不會因此而壞了他們的名聲，髒了他們的手。正因為中共暴政導致的「低人權優勢」與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在中國剝削、壓搾廉價勞動力的利益相一致，所以歷來在中國人權問題的方方面面對西方各國政府替中共遊說最賣力的就是這些跨國公司和商業集團。彼此的利益形成了一種默契：中共的「低人權優勢」保護了跨國公司、商業集團的利益與名聲，而跨國公司、商業集團的遊說保護了中共「低人權優勢」的可持續性。

的確，純粹從逐利與擴張來看，與中共的這種交換與默契對於跨國公司和商業集團來說，是很理想的營運模式，可以合法的、不需負道義任何責任的收取奴隸制的超額利潤。這就是為甚麼十幾年來西方自由世界，特別是美國，每年對中國都有巨額的貿易逆差，可是那些跨國公司、商業集團卻仍然樂此不疲。因為，本質上，那些巨額的貿易逆差並不是貿易意義上的，而是那些跨國公司、商業集團付給中共這個奴隸主的託管費或外包費！這個託管費或外包費越大，他們賺取的利潤越大，他們因而樂此不疲。

巨大的利潤驅使，使得這些跨國公司、商業集團甚至甘於提供技術或直接協助中共迫害人權，限制公民自由。而當他們為此而受到指責之時，卻有一個最好的不需負責任的藉口：遵守中國法律。在西方，法律是社會約束公司法人擴張貪慾的最後屏障。在中國，中共成了公司法人逃避法律約束的屏障！

這種不負責任的商業操作在2006年美國國會針對思科、雅虎、微軟和谷歌協助中共限制網路信息自由的聽證會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面對國會議員嚴厲的指控，這些巨頭公司無辜的表示，他們需要美國政府給他們支持，因為作為私人公司，他們無法與中共政府抗衡。然而，歷來對美國政府遊說以減輕對中共人權迫害壓力最為賣力的不正是這些巨頭們嗎？

當然，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在中國不需要擔負的還不止是人權方面的責任，環境污染、能源浪費、商業道德敗壞等等，都可以推到中共頭上去而不需要負責任。過去二十年來，西方民眾談到中共時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不是已經實行資本主義了嗎？看來，現在應該問的是，目前這種不負責任的資本主義還是亞當•斯密心目中的資本主義嗎？

第四節無需為真實與公正負責的媒體

在紛紛力圖進入中國市場的西方跨國公司、商業集團中，媒體公司，包括新型的網絡公司，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它們對中共既有利用價值，又對中共絕對控制的宣傳喉舌構成潛在的威脅。它們喪失立場與中共合作的結果，使得他們成為既是與虎謀皮的受害者，又是為虎作倀的害人者。

媒體公司不是製造業，基本無法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工，這一點決定了西方的媒體公司在中國是賺不到錢的。最典型的如默多克，在中國投資幾十億美元，並挖空心思的討好中共領導人，最後卻不得不哀嘆在中國投資的失敗。

西方的媒體公司沒有看透這一點，卻以為不去觸犯中共宣傳的禁區就可以有機會賺錢。殊不知，無論他們怎樣刻意奉承，對於中共來講，終不如中共掌控的宣傳喉舌那樣放心。最近披露出來的薄熙來、周永康扶持百度而將谷歌逐出中國的內鬥黑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西方的媒體公司也沒有看透這一點，其刻意奉承不但沒有得到甚麼好處，反使自己成了自願被中共利用的受害者，並被中共利用來害人。

西方媒體被中共利用營造各種假象

西方的媒體公司對中共的利用價值首先是全球範圍幫助中共營造各種假象，特別是人權改善的假象。在這方面，默多克父子又是最典型的。最先施行自我審查、並鼓吹自我審查的正是默多克父子。為了討好中共，默多克新聞集團旗下的媒體主動禁止、刪減批評中共的報導，並公開宣稱外國媒體在中國就應該顧慮中國政府的感受等等。當然，為了討好中共而自我審查的媒體不只這樣一家，想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媒幾乎無一例外的都在自我審查，就連以「絕不作惡」為公司宗旨的谷歌也一度按照中共的旨意過濾敏感詞，而微軟至今仍在過濾敏感詞。

西方媒體公司如此做法，不但已經完全違背了西方自由世界最根本的價值之一，即言論與出版自由，其受害者也遠遠超出了中國人，而是他們所有的讀者。

西方人不一定都知道太史簡、董狐筆的故事，但是言論與出版自由在西方價值系統、民主體制中的重要性是家喻戶曉的。因為民眾的知情權乃是代議制民主的基礎，而信息、意見、新聞的自由流通是形成與反映民意的唯一途徑與保障，因此言論與出版自由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人們或稱媒體為無冕之王，或稱之為第四權。傑弗遜曾言，如果要在沒有報紙的政府和沒有政府的報紙之間做一選擇，他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很多學者認為真正保障民主制度的是言論與出版自由。這些都充分錶明言論與出版自由對於西方自由世界來說是最根本的價值之一。

當西方媒體為了討好中共而對其新聞報導自我審查時，它們已經完全踐踏了新聞的社會與公益價值，而將新聞純然變成了媒體公司的私有產品。「生產新聞」就如同生產產品一般，
有礙於媒體公司盈利的新聞產品就會被媒體公司禁止與刪除，對新聞的經濟效應的考慮取代了對新聞當有的客觀與公正性的關心。這與新聞管制已無根本差別，只不過是新聞管制是出於政治原因，而媒體公司對新聞的管制出於經濟原因而已。而媒體對其新聞報導的自我審查，使得其讀者無法得知事實與真相，這已經侵犯了民眾的知情權，已經構成了信息欺騙（information fraud）。

由於這種信息欺騙，西方自由世界的民眾對於中國的真實情況知之甚少，而受替中共做美化宣傳的影響卻特別多，以至於當知道一點中國人權惡化的真實情況後，西方民眾非常普遍的反應就是：我還以為中國人權已經進步了很多了呢。從這點來講，西方民眾受到的矇蔽甚至超過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民眾。例如，中國的學者與媒體已經在普遍的討論中國產業勞力中的「低人權優勢」，而這個概念在西方還完全沒有人在媒體中提到過。同樣，當中國的媒體已經公開的討論中國與西方的「訂單外交」的時候，西方媒體上卻完全不提「訂單外交」這個概念。如此，西方民眾自然無法瞭解他們國家對華政策的真相。

損人不利己的典型

西方的媒體公司對中共的利用價值之二是在全球範圍進行其欺騙宣傳。如上所述的「中國模式」的炒作就是一個例子。庫恩所作的「江澤民傳」也是中宣部安排的。CCTV能夠大舉進入西方市場，更是默多克直接幫助的結果。

西方的媒體公司對中共的利用價值之三是媒體業的高技術，包括監控媒體的高技術。思科幫助中共發展「網路警察」軟件而被告到法庭已經是廣為報導的事情。默多克幫助中共新聞喉舌建立網站技術也是眾所周知的。雅虎甚至於提供給中共國安部門信息導致師濤等多名新聞與民運人士被捕。

西方媒體公司卑躬屈膝所作的這一切，最終卻沒有如願進入中國市場，成為損人不利己的典型。當然，個別媒體公司，如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即使在西方也並不遵法守紀誠實運作，然而，像在中國這樣的整體墮落，這在西方自由世界的媒體業中還沒有過。

西方媒體公司在中國所作的助紂為虐的一切，西方媒體公司一概以「商業決定」來辯護。紐倫堡大審已經確立了上級命令不足以免除罪責的原則。難道「商業決定」就可以免除了嗎？何況，這一切確確實實的是在中共的「上級命令」之下進行的。

第五節 不再獨立的學術與學者

中共對西方學者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侵蝕

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批判的精神和社會責任感，這些都是知識份子應有的價值觀與寶貴品格。更是被長期蹂躪的中國學者敬佩、羨慕西方學者之處。現在，中共的威逼利誘，使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西方學者也無法保持他們應有的品格。

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他們屬於最清楚中國問題的一群人。早在2002年，著名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就曾撰文「中國－吊燈裡的巨蟒」指出，「人們必須重新認識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像過去一樣，首要的任務不是經濟發展、社會公平、中國的國際地位或其它的為了全民的目標，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權力。」

作為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他們也最清楚中共如何利用願意屈從而合作的學者與打壓堅持獨立人格的學者。2011年9月起在紐約時報網站上進行的一個關於「美國學者要如何抗拒中國的控制？」的持續討論中，馬里蘭大學的拉里.品川（Larry Shinagawa）教授指出：「講到中國的部份，一定有某些學者被列在黑名單上。他們可能是研究少數民族議題的，或研究中國污染問題的學者，他們可能被中國官員列入黑名單。想像你正在發展整個學術生涯，而你的研究對象就是中國，卻不被允許進入中國，這將十分的困難。所以有時候你研究的範圍十分受到限制，並且也無法如你所意的，真實寫出。」

當學者們不能寫出他們真實的研究結果時，其後果卻因為社會普遍對學者的信任而變得非常嚴重。經濟學家何清漣在其《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本的序言中就指出過：

「’經濟增長’現在構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成了不少樂於與中國政府在研究項目上合作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看法的依據。至於中國政府習慣性地對統計數據造假這一特點，卻被這些學者出於一些利益考慮而被有意忽視。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政府已經學會了用利益控制讓國際社會形成對中國有利的輿論，一些有正義感的學者出於道義批評了中國政府，因此被中國政府拒發入境簽證，多年來不能進入中國，因而影響其學術生涯。這種間接的打擊實際上起了’引導輿論’的作用，其他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尤其是華人學者）發現讚揚中國能夠贏得中國政府好感，進入中國考察，並從中國政府部門那裏獲取一些他們自己也明知道並不真實的材料，而這是他們獲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條件，也是他們在學術界贏得地位的’資本’。

「於是在中國政府與這些學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循環’：壟斷了各種信息供給的中國政府是所有研究資料的權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國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研究，不管與中國的現實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國政府有選擇地登載在《參考消息》及其它各種介紹國外的中國研究的報導中。中國政府藉此向本國民眾證明：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為外國學者的學術研究所論證並認可！在表面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實則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國公眾當中，外國學者的’科學論證’還是有相當市場的。當然，中國政府與這些外國學者在資料與論證上互相賦予’合理性’的利益關係，對學者們來說畢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蓋起來。」

這個被深深掩蓋起來的問題有多嚴重呢？香港科技大學社會學教授、經濟學家穆嘉（Carsten A. Holz）寫過這樣一篇文章，「研究中國的學者是否全部被收買？」文章中，作者很坦白的說，包括他自己在內，研究中國的學者，習慣性地討好中共，有時是意識到的，而經常是無意識的。」

作者也很坦白的說出了這些學者的苦衷。「外籍的中國學者為方便蒐集數據，就要與大陸的學者合作。一些西方學者在中國有親屬，有房產，他們的母語不是漢語，已經投入多年時間學習中文，把自己的事業建立在一個巨大的、無法轉移的投入之上。我們受益於我們在中國的關係，從那裏得到信息、觀點與內情，因而我們得保護這些關係。結果是皆大歡喜，西方讀者得到學術界的最新觀點，我們自己得到事業上的成功，中共得到我們為他們提供的廣告宣傳。在獎勵與規誡知識界方面，中國是相當獨特的，全體知識界都選擇了同一條路：那就是不要得罪中共。」

那些被認為冒犯了中共的學者，就被列入被中國禁止入境人士的黑名單。在以上所提到的「美國學者要如何抗拒中國的控制」的討論中，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教授詹姆斯.米爾沃德（James Millward）指出兩名美國學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林培瑞（Perry Link），就被列入黑名單。而包括米爾沃德在內的13名學者，也由於在2004年合作出版的一本書《新疆：中國的穆斯林邊陲》，也被列入中國禁止入境人士的黑名單。

包裹在「學術」外衣下的謊言

中共對學界的影響遠超於以上這種威脅。何清漣在「警惕包裹在’學術’外衣下的謊言」一文中指出，「中國政府曾經在《統計法實施細則》與《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中明確規定兩點：第一，中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需要在中國境內進行統計調查活動時，不得自行調查，應當委託中國境內具有涉外統計調查資格的機構進行。而這一’調查資格’，必須由國家統計局民間與涉外調查管理處審查批准；第二，調查所得的全部數據資料在交付境外委託方前，必須經由政府部門審核同意。……但凡腦筋還正常的人都應該知道，貓爪子下的夜鶯不能唱出好聽的歌，這種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下的’調查研究’，以及經過政府審核的數據與結論還有多少真實性，真是只有天知道。」

中共以利益來威脅和引誘的還不止是學者。那些被放上黑名單的學者所屬的大學不願出面與中共據理力爭，因為它們想吸引中國學生來留學。2006年，美國「全國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雜誌向波士頓大學的學者，中國作家哈金（Ha Jin）約稿，「中國的新聞審查」這篇約稿是為該雜誌2008年5月的有關中國的特刊所準備的。不料，當該雜誌於2007年在中國找到合作夥伴而準備在中國發行時，就將哈金的約稿取消了。

有時候，中共的政治需要還會以迂迴的方式表現出來，影響學者們的研究課題。1999年後有幾年，中國的基層選舉曾經是美國學者研究的熱門話題，認為是中共走向民主化的表現，並成為美國新聞以至美國國會關注的話題。那時，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撥款的重點也是這個話題。其中的原因，可能沒人能搞清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學者的研究現在已經毫無價值，而民主基金會的撥款也打了水漂。

這裡要指出的是，中共對西方學者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侵蝕，還是通過個別勇於公開承認自己弱點的西方學者才得到了直接的揭示。以上提到的林培瑞、穆嘉就是這樣的學者。這裡不能不提一下被譽為「頭號中國通」的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費正清對於中共的興起與發展的研究影響了好幾代西方漢學家。「六•四」大屠殺驚破了他對中共曾經浪漫兼理想的認識，因而寫下了《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這部他生平最後的著作。他在著作中大幅修正了自己以往對中共的錯誤認識，公開承認自己過去為中國諱飾的「第二愛國」或「愛中國」的心理，並指出西方漢學家有一種職業病，即不肯暴露他們所研究的對象的壞處。如此公開而嚴厲的自責，表現了學者的良知。費教授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將該部書稿送到哈佛大學出版社，當日下午就心臟病復發並於兩天後辭世。

當今西方研究中國的學者面臨的困境與壓力遠比費正清時代要大得多，他們敢於檢討自已的勇氣也更難能可貴。在歷數了屈服於中共的研究中共的學者們的種種有違學者獨立人格的事例後，穆嘉教授寫道：

「很明顯我們知道存在勞改營，人們未經審判就被關進去，也許就在裡面蒸發，我們知道有人遭受國家安全部門的刑訊，我們知道法輪功信徒遭到的處置，但我們選擇往前看，繼續我們消了毒的研究和教學。我們對中國政治體制導致的三千萬人死於大躍進造成的飢荒，七十五-一百五十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謀殺視而不見。甚麼才能讓西方學術界停下來想一想：他們到底在與誰共眠？

「如果學術界不去想，還有誰會呢？世界銀行和其他國際組織也不會，因為他們從與中國打交道中獲利。他們的銀行關係依賴於中共的緊密合作，他們在研究合作上的事實是，最後的報告和公開聲明都必須通過中共的審查。西方投資銀行的研究部門也不會，因為銀行的其他部門很可能依賴於和中國買賣。

「這一切有關係嗎？如果從事中國研究的人忽略他們所處的中國政治環境，影響他們的研究工作的政治限制，這一切有甚麼關係嗎？如果我們向西方呈現一個中共領導層一定喜歡我們呈現的中國，給自我審查後的研究問題提供狹窄的回答，把中國的政治制度描繪出一幅合乎常理的圖像，這一切有甚麼關係嗎？

「從購買力的角度，中國經濟規模將在2008或2009年超過美國。中國是一個與西方經濟體越來越相關的國家：1/4的中國工業是國外所有，我們依賴中國工業來製造廉價消費品。最終，我們的養老金投資在跨國公司，而這些跨國公司越來越選擇在中國從事生產，我們的養老金依賴於中國的經濟成長。然而西方理解那個國家及其統治者嗎？甚麼時候，通過甚麼渠道，中共領導層另類的人權觀和民權觀將會影響我們西方對政體的選擇和政治自由呢（就像已經影響了西方學術研究和教學一樣）？在多大程度上，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因他們把自己的飯碗置於誠實的思考和教學之上而感覺羞愧呢？」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三章（中）人類的貪婪——文明的淪陷（中）

第六節不道德的政策

以政治綏靖換取經濟利益的對華政策

面對中共的誘惑，西方政要的利益計算，商界的遊說，媒體加上學者的誤導，造成了西方現代政治最虛偽而不負責任的政策，即以政治綏靖換取經濟利益的對華政策。

●中共用不道德方式出讓經濟利益收買國際綏靖

「六•四」屠殺使中共失去了執政合法性，共產陣營於1991年底的徹底解體使中共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隨之鄧小平1992年南巡以「不爭論」強行壓制中共保守派在姓「社」、反和平演變等等意識形態方面的堅持，實際上以不語的方式默認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失敗，並試圖重啟改革挽回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不幸的是，實際執政者江澤民卻藉機推行腐敗性制度，並殘害忠良，反而使中共進一步失去了道德的合法性。這種既無執政合法性，又無意識形態的合法性，更無道德合法性的邪惡政權，卻以拉人下水的不道德方式，出讓經濟利益來收買國際社會的綏靖。

對此，不知廉恥的中共及其喉舌是毫不隱諱而公開以「訂單外交」稱呼的，諸如「薩科齊訪華，法國工商界獲中國200億歐元大禮」，「卡梅倫訪華謝幕，『訂單外交』碩果纍纍」，「吳邦國給法國帶來六項大合同」，「中國赴歐採購顯大國智慧130億沾『訂單外交』色彩」這類標題幾乎伴隨了所有中共領導人訪問西方國家或西方國家領導人訪問中國的新聞報導，中共代表團在1999年訪美談判加入WTO時，團長甚至直截了當的說是來給美國人「消氣」來的。

相對於中共赤裸的利益誘惑，西方自由世界還是有表面顧忌的。過去二十年，自由世界為了為其對華政策正名，在不同階段有過幾種不同類型的說辭，大體可以總結為「促進民主人權」論，「接觸交往」論，和「中國進步」論。

「促進民主人權」論是六四大屠殺後頭幾年中共在國內國際都面臨嚴重合法性危機時，跨國公司為了與中共交易而遊說解套的主要說法，其中包括支持中共改革派，促進中國經濟市場化進而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幫助中國經濟發展來促進中共改善人權等一套說法。作為六四後西方對華政策的最初註解，其初衷當時確實也難以非議。

但是，如果一個政策的目的是其制定者內心價值的真實體現，該制定者必定會為其政策的實現盡力。同時，現代民主政治權責相符的倫理也決定了一個政策的制定者必須為該政策的後果負責任。如果西方自由世界對華政策真實的目的是要改善中國的人權，那麼當未能達此目的時，其制定者不但必然要認真檢討該政策及其實施中的欠缺之處，而且必定會為該政策的失誤所傷害的人設法補救的。

●誰來承擔「促進中共改善人權」政策的失誤

之後二十年無情的現實是，中國人權持續的惡化，因此而慘遭迫害的人群從學運、民運人士，到艾滋村的受害者，到上千萬被官員侵吞工廠企業而人為造成失業的工人，到上億的法輪功學員，到上億因強征土地而失去生活來源的農民，到上千萬房屋被強行拆遷的城鎮居民，到日益受打壓而至迫害的維權律師，等等等等，卻從未見過制定「促進中共改善人權」對華政策的西方政要們檢討該政策的過失，也未見他們表現過幫助和營救這些受害者的任何責任感。這一反美國歷史的常態，如韓戰後對韓國人民的關照和補償，越戰後對越南人民的關照和補償。

誰該對綏靖政策受過並負責呢？是甚麼造成了民主制度對這一重大失誤和失敗政策的熟視無睹，無法糾正？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

●中共所有向自由世界要求的合法性都如願以償

與西方自由世界號稱要「促進中共改善人權」的對華政策下中國人權不斷惡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共二十年來所有對西方自由世界所要求的政治合法性都如願以償，例如與美貿易的最惠國待遇（MFN），美中貿易與中國人權脫鉤，與美永久正常貿易關係（PNTR），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主辦2008奧運會等等。

不但如此，以上所提到的每一次西方自由世界在政治利益上向中共讓利的時候，對華政策的制定者們都是以「這是促進中共改善人權的機會」來辯解。而每一次這種機會過後，都有更多的中國民眾成為中共迫害人權的受害者。而那些對華政策的制定者們卻罔顧那些受害者，只管去尋找下一個「機會」。「促進中共改善人權」不但不是西方自由世界對華政策的真實目的，反而成了向中共出讓政治利益的藉口。

●從接受中共出讓利益到要求中共讓利

與中共不斷的從西方得到政治合法性相應的是，西方不斷的得到中共在經濟利益上的讓步，甚至從接受中共出讓利益到要求中共讓利。二十年來，西方對中共人權問題上的關注與壓力從來都沒有像在經濟、貿易問題上那麼認真、堅持。甚麼是西方對華政策真正的中心，誰是此政策的真正受益者，「促進民主人權」論是否真誠、能否成立，事實勝於雄辯。

「接觸交往」論是和「促進民主人權」論同時出現的。最初的說法是圍堵孤立將促使中共保守派閉關鎖國，不利於中共改革派。

到2008年西方受金融危機重創後，這個說法就演變成了「中共太強大，不能對抗只能接觸交往」。然而，「接觸交往」並不等於一定要給予政治合法性或道義正當性。無論中共如何顯得強大，仍是向西方要求給予政治合法性的有所求者，自由世界怎麼可能是不得不如此呢？中共也一直要求西方給予市場經濟的承認，為甚麼西方就可以一直不給其合法性呢？其真正原因不就是給中共政治合法性只牽涉道義，而給中共以市場經濟的承認卻牽涉實在的利益嗎？

審視現今的諸多西方自由世界同中共的經濟爭端，有多少是真正道義之爭？有多少是利益之爭？有多少是拿「人權」作為說辭，迫使中共更多更大的讓利？這樣，西方同中共玩的是相同的遊戲，都站在利益貪戰的泥濘和污穢裡。

人類由於貪慾在自毀著人類的文明

●如果西方自由世界能做出基於道義的正確解讀…

接觸交往或圍堵遏制都是手段而非目的。世上絕沒有以接觸交往為目的的接觸交往政策，也絕沒有以圍堵遏制為目的的圍堵遏制政策。以冷戰為例，西方自由世界在和蘇聯共產陣營幾十年的對峙中，其間既採用過圍堵，也採用過接觸，但是其堅持人權自由法制、反對獨裁奴役的價值從來沒有動搖過，更從來沒有向蘇聯出讓過任何道義正當性。尤其是里根總統，通過堅持自由世界價值與原則而進行的與蘇聯共產陣營的接觸交往，引起了蘇聯內部的變化。正是自由世界對其價值的堅持，才取得了對共產野蠻制度的道德勝利。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由於其理念的堅定與明確，美國在這段時期反而是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少需要採用激烈的外交手段或軍事行動的。

以對華政策而論，1972年以前西方對中共基本是忽略兼遏制的。到尼克松訪華時，中共經過了包括文革在內的多次內鬥浩劫後，既無力再向蘇聯叫陣，也無力再向周邊國家輸出革命，已經不得不淡化意識形態的色彩，樂得做西方自由世界對蘇聯共產陣營冷戰的准同盟。尤其是在里根總統任內的八年時間，這種准同盟的關係不但給中國提供了一個修養生息的和平環境，成為鄧、胡、趙改革的黃金八年，同時也是西方人權、法制、市場經濟等各種理念進入中國最順利、並為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的期間，里根本人在中國的兩次演講就影響了無數的青年學生。由於佔據了道德制高點，整個冷戰期間的西方對華政策，無論是當初的遏制和後來的准結盟，對中國的影響是正面而積極的。

六四大屠殺後，西方對中共的武器禁運，美國國會對中共最惠國地位的辯論，克林頓總統競選時對老布什總統對華政策的批評，這些都是西方一度堅持道義的表現，並對中共在迫害人權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遏製作用。鄧小平南巡棄守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本身就是國際形勢壓力的結果。就連中共以出讓經濟利益來要求西方給予政治合法性都是國際壓力所造成的。如果西方自由世界對這些能做出基於道義的正確解讀，就可以制訂出促進、規範鄧小平時代所重啟的改革沿著有利於中國社會良性發展的方向繼續深化的對華政策。

不幸的是，西方選擇貪圖中共出讓的經濟利益，棄守對人權、自由、法制等價值理念的道義責任。

●這些價值絕不是可負可不負的責任

人權、自由、法制等價值，雖然主要是以西方自由世界的理念出現，並通過自由世界戰勝蘇東共產陣營的方式而最終在全球確立其普世性，但是這些價值理念卻絕不能視為僅屬西方的價值理念，自由世界也絕不能將這些價值是否貫穿於其對外政策視為可負可不負的責任。

這是因為，這些價值的產生與確立不僅僅是來源於古希臘以至近代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們正面的探索與實踐，更來自於全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時代、不同形式野蠻的無數受難者血的教訓，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上億生靈的代價。沒有發生在歐洲的宗教迫害就不一定有美國的建立，沒有猶太人在二戰期間的浩劫，就不一定會有「世界人權宣言」。從更廣的角度講，沒有非洲人民被奴役的悲慘歷史，就不一定有林肯對「民有民享民治」理念的進一步明確，沒有「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以至六四大屠殺，人類文明對人權、自由、法制的認識不會有今日之深刻。從這些角度來講，人權、自由、法制理念的確立是人類文明戰勝野蠻的過程與結果，是付出無數生命的代價得到的。根據這些理念而建立的現代政府對於這些理念就必然的負有如林肯總統所說的「不讓死者白白犧牲」的道義責任，對於那些嚮往、依據這些理念而反抗野蠻暴政的人民也就必然的負有支持的道義責任，最起碼負有不助長野蠻暴政迫害人民能力的道義責任。

●自由世界為重利輕義尋找合法性

西方自由世界為了利益而不斷的給予中共政治合法性，卻直接助長了中共鎮壓人民的能力。那麼這種做法的正義性何在呢？

自由世界不得不為自己這種重利輕義的做法尋找、製造合法性。「中國進步」論正是其產物。如同魔鬼引誘浮士德簽下契約一般，中共的利誘與人類的貪慾，將中共尋求執政與道德合法性和自由世界尋求出賣原則的合法性捆綁在一起了。為了證明自己不是在與魔鬼打交道，最好的辦法就是美化中共，或者骨頭裡挑雞蛋的去找出中共人權「進步」的表現來加以讚揚，或者強調中共準備進步的計劃來給中共以時間與耐心，或者以表示對中共維穩需要的理解來默認其對人民的鎮壓，或者片面突出中共經濟發展的「政績」。

中共能夠聲稱現在是中國人權最好的時期而在世界上不受抨擊，絕不是偶然的。更有甚者，西方商界、媒體配合中共推出「中國模式」，並一時能成為風潮，且以之為根據對西方價值進行貶低和批判，甚至於認為「中國模式」將「統治世界」。可以想像「納粹模式」或「蘇聯模式」在自由世界得到如此宣傳，甚至要「統治世界」嗎？自由世界為了戰勝納粹與蘇聯曾付出了無數的生命與巨大的代價，卻在其理念取得最輝煌的勝利之後為了一點私念與貪慾而將這些理念自貶並兌換為利益。這不就是人類由於自己的貪慾而在自毀著人類的文明嗎？

如果說「促進民主人權」和「接觸交往」論尚屬玩弄文字與虛偽的遊戲，「中國進步」論則是不顧事實的自欺與欺人了。要從中國人權狀況不斷惡化的情況下製造出「中國進步」，就必然要罔顧最嚴重的人權迫害。

江澤民1999年發動對一億法輪功學員的血腥鎮壓，至今已經持續十三年。在這場如同倒退回文革一般的全國性政治迫害和信仰迫害中，中共動用了整個國家機器，甚至製造了天安門自焚偽案來煽動整個社會仇視並加入迫害法輪功學員，數以百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拘捕，慘遭酷刑折磨、藥物殘害。由於中共嚴厲的信息封鎖，至今無法知道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但僅據已知的信息就有數千人被最殘忍的酷刑折磨致死。

●只計利益不講理念的對華政策帶來極大的傷害

一位聯合國人權特派專員在她的年度報告中對中共酷刑折磨法輪功學員的行為憤怒的譴責說，「其殘忍不是人類語言所能描述的」。無論從受迫害人數還是殘酷程度，對法輪功的鎮壓都是中共歷史上最嚴重的人權迫害，也是當今全世界最嚴重的人權災難，而這一切在「中國進步」論中都必然是不能提及的。尤其是中共軍隊、公安醫院活體摘除了大量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這一令人髮指的罪行，被譴責為「這個星球上從未發生的罪惡」，這更是「中國進步」論所必須隱瞞迴避的。

這已經不只是違背西方自由世界的道義價值，而是違背人類的基本良知了。到了這一步，人類還有甚麼不可以被漠視？人權、自由、法制等代表文明與社會進步的價值理念，經過近代幾百年的努力，特別是付出了兩次世界大戰與冷戰的巨大生命與物質代價，才通過西方自由世界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戰勝共產主義在全球確立，卻在之後的短短十數年間就被人類的私念與貪慾侵蝕得一錢不值。

西方這種只計利益不講理念的對華政策在其施行的二十年間對中國，對西方自由世界，以至於全人類都帶來了極大的傷害。

●西方在不斷損毀中國人民心中的自由世界價值與形象

西方自由世界在不斷給予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時候，也在不斷的在中國民眾中損毀自由世界的價值與形象。在這方面，中共當然是一個最主要的因素。對於與西方的利益交換，中共是勾人貪慾拉人下水的始作俑者，同時又對之大加利用。對於西方的綏靖與妥協，中共一方面不知廉恥將之作為「訂單外交」展現中國軟實力的結果大加渲染，在民眾中製造其在國際上強大的假象，另一方面以「人權外交的虛偽性」來攻擊以煽動民族情緒，並籍此將人權自由加以妖魔化。

如果僅僅是中共的欺騙宣傳，是不可能將人權自由妖魔化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整體意識形態對於西方價值的牴觸與阻力遠比之後的二十年要大得多，對西方價值的攻擊也要嚴厲得多，卻完全無法壓制中國民眾對人權自由法制等價值的接受和嚮往。尤其六四屠殺和蘇東共產陣營解體導致中共全方位失去合法性之後，更加無法阻止中國民眾對於西方價值的認同與期盼。這其實並不需要多少啟蒙或理論。誰欺壓中國民眾，誰真心支持中國民眾的權利，民眾心中自有一桿秤。當自由世界佔據住道德制高點的時候，中共的欺騙宣傳根本損毀不了自由世界的價值與形象。

西方的私念與貪慾增加了中國人民解決中國人權問題的難度

不幸的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自由世界與中共的交易行為越來越鑿實了中共的攻擊。自由世界可以配合中共美化其政績，但是生活在中共治下的民眾卻切實感受著自由世界在與一個甚麼樣的政府打交道。自由世界可以號稱與中國全面接觸交往，異議、民運、環保人士、人權律師，受害群眾等卻感受到西方政要是如何疏遠他們的。自由世界可以說是幫助中國發展經濟，底層勞工看到的卻是合資、獨資公司如何引進黨支部來看管壓搾工人。遠不止這些，商業賄賂、環境問題，等等等等，這一切全方位的向中國民眾表現著自由世界是如何重利輕義的。

●西方重利輕義幫助了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

自由世界的重利輕義客觀上幫助了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在給予中共政治合法性的同時，非常不明智的給了中共另一種合法性，代表民族主義情緒反對西方的合法性，而這種極其危險的合法性卻不是西方所能收回的。

近年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愈演愈烈，像「9.11」後中國憤青的幸災樂禍，北京奧運火炬傳遞時在中國國內以至世界各地中國人所表現那種暴力與瘋狂，確實使西方震驚。

本•拉登被擊斃時認同中共理念的中國憤青的無比悲痛和憤慨，一個鳳凰網上的帖子，「拉登是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榜樣！基地組織的英雄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的精神，用最簡陋的武器抗衡著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帝國主義，他們是何等的英勇讓人敬佩！他們是真正的英雄！拉登的精神永垂不朽！！！」引發了成千上萬的跟貼，聲稱「拉登死不死有甚麼區別，只要美國還充當著國際警察。恐怖永遠都在……」；「美國對人類的踐踏和破壞，超過數以萬計的拉登！」把當代世界上的戰爭和不幸歸罪於美國。

不過，西方至今沒有人想一想、對比一下，為甚麼二十年前不是這樣？特別是，為甚麼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表現出的狹隘民族主義比在中國國內還要強烈？僅僅二十年前，中國留學生是西方價值流向中國的主要媒介之一，他們還普遍同情、支持國內各種啟蒙與爭取民權的運動。這二十年前後的變化，中共與自由世界之間以利相交的政策是最主要的，在海外的中國人對此是比在中國更直接看到、感受到的。中共煽動民族主義時，往往以「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來恐嚇西方。自由世界見利忘義配合中共才是對中國人民真正的傷害。茉莉花革命席捲中東後，那裏的民眾對西方多年支持獨裁政權的反感使自由世界倍感尷尬。將來中共解體後，自由世界又將如何向中國民眾解釋與中共的種種不道德的交易？

中國民眾對西方的日漸反感並不表明他們不認同人權自由了，相反，他們從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中認識到人權不僅關乎政治權利，因此越來越多的開始為自己的經濟與社會權利發聲。但是他們逐漸的將人權自由與西方作出區分。最明顯的一個標誌就是，北京奧運會以後，中國國內以至海外的人權、民運人士、自由派學者、人權律師等等，開始眾口一詞的強調，中國的人權問題還得靠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對於渴求人權自由中國人來說，這是一種無奈與對自由世界的失望，但是對西方來說這無疑是一種譴責與宣判，因為西方的私念與貪慾增加了中國人民解決中國人權問題的難度，因為自由世界背叛了對普世價值的道義責任。

●為了利益放棄普世價值使自由世界在國際事務中失去道德感召力

本來，擁有人權、自由、法制完整髮展經歷與知識的西方自由世界如果能支持幫助中國人民爭取他們的人權，那將為普世價值真正在全球實現推進一大步。可是，西方自由世界卻為了利益而在中國人民爭取人權最關鍵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給迫害人權的中共予政治合法性，並加劇著中國民眾生存環境的日益惡化，因而成了普世價值在全球實現的障礙。自由世界雖然還享有人權、自由、法制，但是已經放棄對普世價值的道義責任，因而已經不能再作為人權自由普世價值的代表。這固然是中國人民極大的損失，也是自由世界極大的損失，但更是人類文明極大的損失。這不會是對華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是西方自由世界與中共共舞而背叛對人權、自由、法制等價值的道義責任的必然結果。

自由世界與人權自由普世價值分離的後果已經在逐漸顯現。2012年七，八月間，美國國務卿在亞洲、非洲的許多國家重新強調民主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國際媒體都注意到了其針對中共的明顯含義。然而，除了中共喉舌神經過敏與之隔空交火之外，在中國與世界民間社會幾乎沒有甚麼反響，尤其是中國民間完全沒有反應。當西方為了利益放棄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時，自由世界在國際事務中已經失去了道德制高點與價值感召力了。

●西方的政治經濟輸血使中共成為反人權暴政集團的頭目

人類的私念與貪慾對人類文明的危害還遠不止這些。由於西方自由世界對中共的政治、經濟、技術輸血，使得中共能夠在短短十幾年間成為反人權、反文明暴政集團的頭目。在過去的二十年，中共支持了世界上所有迫害人權的政權，或者直接提供殺人武器（如盧旺達、蘇丹、津巴布韋），或阻礙聯合國干預（如盧旺達、科索沃、敘利亞），或阻撓國際審判（如柬埔寨、盧旺達、前南斯拉夫），或提供監控技術（如古巴、北韓、伊朗），以種種方式參與、加劇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權迫害。中共在經濟上支持那些貧困的專制政權，不但造成了那些國家人權狀況的惡化，而且糾集那些專制政權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變成一個聲名狼藉的保護暴政俱樂部，並將取代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變成一個無法有效保護人權的機構。中共對於全球的人權以至文明都起了最大的破壞作用。

對生命的漠視是對文明最根本的威脅

對生命的漠視本是野蠻的最根本特徵，因此是對文明最根本的威脅。自由世界卻認為中共不構成對其直接的威脅而坐視中共在全球的反文明行徑，這不能不說是當代人類文明的一大盲點。當面對希特勒、斯大林野蠻集團，本拉登的恐怖組織，自由世界會因為意識形態的衝突而與之對峙、作戰，並在其過程中進一步鍛造、突出了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並變得更加強大。中共對生命的踐踏遠遠超過希特勒、斯大林野蠻集團，僅在其建政後就導致至少八千萬生靈塗炭。加上中共在其內戰，以及在東南亞特別是柬埔寨導致的戰爭與人權災難，中共殘害的生命竟達過億之多。其踐踏生命之殘暴，如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如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更無一不是登峰造極的邪惡。特別是其殘害生命的過程中在中國毀滅了五千年中華文明，在國際上摧毀了普世價值，並正在威脅著整個人類的文明。

●與野蠻共同制定遊戲規則

對於這些反映中共政權反文明本質的歷史，西方竟然能一筆勾銷而認為其不構成意識形態的威脅，並與之發展「戰略合作」，「競爭性合作」，「創造性合作」等各種名目的合作，甚至要中共來參與制定國際遊戲規則。其唯一的原因與解釋不就是因為中共所殘害的是別的族類嗎？對別的族類的生命的漠視不同樣是對生命的漠視嗎？！能與野蠻共同制定遊戲規則的，還能是真正的文明嗎？為利益所障目的自由世界的精英們不會想到這一切，但是他們的所為確實是在自毀著文明。

這一切反文明的野蠻勢力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鮮見，文明就是在與野蠻的對抗中發展起來的。西方自由世界坐視中共在全球的反文明行徑，暴露了當代人類文明的一個重大缺陷，即其自私性。當面對希特勒、斯大林野蠻集團，以至本拉登的恐怖組織，自由世界會認為意識形態的衝突可能導致其生活方式受到威脅而與之對峙、作戰。可是對於中共，自由世界卻因為利益，認為沒有意識形態的衝突且不具備威脅而與之合作。其實，對生命的漠視乃是野蠻的最根本特徵，因此也是對文明最根本的威脅。

即以近代而言就有過。對於這兩個野蠻集團，自由世界敢於以「邪惡軸心」與「邪惡帝國」相稱並與之對峙。可是對於中共代表的野蠻集團，自由世界只敢將中共所支持的北韓、古巴和前伊拉克獨裁集團稱為「邪惡軸心」，卻要與中共「同舟共濟」。這絕不是中共比納粹或蘇共強大。恰恰相反，納粹與蘇共強大的威脅，使得自由世界更站穩普世價值的立場，堅定的立於不敗之地。

正因為在最根本問題上對野蠻的默認、同流，自由世界在國際事務上已經越來越不敢引述普世價值，越來越不敢觸及根本原則。例如2011年3月敘利亞民眾和平遊行遭到阿薩德政權瘋狂屠殺後奮起武力抗暴，國際社會在之後一年多的關注與干預中，竟然鮮少提及人權，鮮少提及敘利亞人民爭取自由守護自己權利的正義性，而是籠統的以武裝衝突來論及敘利亞局勢，以「雙方」來等同的呼籲施暴與抗暴方，甚至最後以內戰來描述、稱謂這場衝突，似乎這場衝突完全無關正義、非正義。當敘利亞情勢愈演愈烈，過萬平民死於炮火，自由世界主要國家出面干預時，其公開立場也只是出於人道主義，也不敢直斥中共與俄國公然袒護阿薩德暴政的非正義性。

●文明的自毀令人觸目驚心

稍微熟悉一點西方歷史的人都會知道，人道主義立場是一百五十年前歐洲紛亂的軍事衝突中為了保護平民而設立的國際法的道德底線，以1864年的維也納公約為標誌。那時美國南北戰爭還沒有結束，人權自由還沒成為普世價值。今天國際社會在干預敘利亞阿薩德暴政時所表現的竟然是一個半世紀的倒退，其中文明的自毀不令人觸目驚心嗎？

這一切在嚴肅的向人類提出、展示有關甚麼是文明的實質的問題。西方有「末日之戰」的傳說，世界各種文化也都有「文明末日」、「最後一戰」的傳說。對此相信的人們普遍認為那是一場足以毀滅地球、人類的災難，科學家們也在紛紛研究小行星、大地震、大海嘯、大瘟疫等，由此可見，人們對文明普遍的認識是物質性的，因此政治家、科學家們研究抵禦這場災難的也都集中於如何發展可以轟毀小行星的武器、如何建立更好的警報系統等等。然而，所有這些有關這最後一戰的傳說也都把這最後一戰描述為正邪大戰。那麼甚麼代表正？是比邪惡力量更先進的武器，更強大的國民經濟嗎？如果人類文明最後一場正邪大戰是道德價值意義上的，那麼人類文明的本質不也必然是道德價值意義的嗎？果如此，那麼江氏中共勾引人的自私貪慾而在全球導致的文明價值的摧毀本身，不就是正邪大戰的觸目驚心的表現嗎？

美利堅為甚麼偉大

●「美國是虔誠善良的」

1831年，法國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托克維爾考察美國，並於1835年在其著名的《論美國的民主》中寫道：「直到我走進美國的教堂，聽到教堂裡那閃耀著正義之焰的佈道時，我才真正明白了美國何以如此偉大和天賦非凡。美國是虔誠善良的，而一旦美國不再虔誠善良，它也將不再偉大。」

如此敏銳深刻的觀察道盡了文明內在精神價值與外在物質表現的關係，也適用於人類歷史上所有曾經強大過的文化與國家。

也許，我們可以用更直白的語言再次把這個道理說的更明白一些。我們相信「主佑美國」，那不僅是美利堅的偉大國父們虔誠奉守的道德原則，也是上天賦予的道德合法性之體現，是這個曾經輝煌，曾經偉大，曾經不可一世的國度功勳卓著，光耀富強的根本原因。但是今天的我們是否還具有真正理解「主佑美國」含義的能力？我們在普世的原則上是接近了上天的要求，還是因為利益放棄了守望神的道德堅韌？上帝選擇的國度，行使公道，主持正義，能做到神要我們做的，能做好神要我們做好的，神就給我們榮耀，讓我們富裕，使我們在世間強大；反之，則衰敗，頹勢，不幸……

●「一旦美國不再虔誠善良，它也將不再偉大」

如本書所述，迄今為止沒有人去深入探討過去二十年間中共與自由世界之間實力的驚人逆轉，當然更沒有人注意北京奧運會甫於8月24日落幕，兩週後就爆發了房地美和房利美、雷曼兄弟、美國國際集團和其它財團以至全球的金融危機。作為舉世矚目的中共盛宴，北京奧運會堪稱中共與自由世界以利相交欺騙世界善良願望的「傑作」與「絕響」。

2001年江氏中共申辦北京奧運時，曾經許諾改善人權。到2007年時已經非常顯然，中國人權狀況不但沒有改善，而且在2006年3月爆出了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被譴責為「這個星球從未發生的邪惡」的駭人消息。然而自由世界不但不去追究中共為何違反承諾，反而再次以「促進中共改善人權的機會」來壓制世界各人權團體對於抵制北京奧運的呼籲。就在2008當年，發生了大規模屠殺藏人，大規模逮捕、虐殺法輪功學員，鎮壓汶川地震受害者等惡性人權迫害事件，自由世界依然無動於衷。天怒而人怨，不但奧運之後西方再也沒有甚麼「促進中共改善人權的機會」了，而且接踵而來的金融危機重創了自由世界，至今未能完全恢復。

●重利輕義對華政策的後果是甚麼

兩眼只見利益的人也許不會考慮北京奧運對善良的欺騙和全球金融危機的關係。然而歷史上，擁有更高道德標準的人們面臨災難卻更能內省，從而感悟到上天的警示。美國總統林肯在面對南北戰爭這場巨大的災難時就認識到，「這些奴隸構成了一種特殊而重大的權益。大家知道這種權益可說是這場戰爭的原因」。林肯進一步醒悟到，「全能的上帝自有他自己的目的。」「假使上帝要讓戰爭再繼續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來奴隸無償勞動所積聚的財富化為烏有，並像三千年前所說的那樣，等到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都被刀劍刺出的另一滴血所償還，我們也仍然得說，『主的裁決是完全公正無誤的』。」

西方自由世界重利輕義的對華政策，表面上看也許不像幾百年前的奴隸制那麼露骨，但卻是同樣的不道德，因為其白手套下隱藏的是外包給中國現代奴隸制的巨大利益。如果當初美國奴隸制所攫取的利潤必須要通過南北戰爭來清除償還，難道用中國人民的日益惡化的人權與生存環境為代價的、從中國現代奴隸制中獲取的商業利益就不需要償還？如果全球金融危機是對文明自毀的一個警告，那麼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的後果會是甚麼呢？

當然，只有當人不再相信更高更神聖的真理和原則時才會自毀其文明的道德價值。然而，更高的真理會因為我們不再相信而不再真實神聖嗎？神會因為人們重利輕義就不再公正了嗎？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三章（下）人類的貪婪——文明的淪陷（下）

第七節 失去國家理想的自由領袖

自由世界為了貪慾與中共交易美國要負主要責任

作為自由世界的領袖，美國對於自由世界為了貪慾而放棄普世價值去與中共交易是要負主要責任的。美國的精英們可能會覺得，要美國去與中共政權為敵，這個負擔太大，要求過高。其實，今天美國面對的問題，其先驅們早已留下了應對的先例。

●國家理想是美國最根本的東西

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獨特性在於她不是建立在歷史、文化、氏族、地緣或任何其它外在或物質環境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內在的理念基礎之上的。也就是說，美國的來源是精神的、道義的、價值的。因此，美國是有其國家理想的。這種國家理想代表了美國人整體的精神，是美國最根本的東西，是不可以違背的正義價值。美國建國後二百餘年的歷史，正是其是否遵循其國家理想的實踐過程。不論美國人是否明確認識到，這個實踐過程都已經表明，一旦偏離了其國家理想，美國社會遲早會為之所困擾而不安寧。

因為這種國家理想是美國最根本、實質的東西，這就決定了美國國內與外交政策。雖然，世界上別的國家都可以「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謀劃、取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放棄道義的人們普遍把「國家利益」等同於「國家理想」，因此認為二者經常不是矛盾的，但是美國不可以「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謀利，尤其在美國的國家理想和國家利益呈現不一致時，是不可以和其他國家一樣捨義取利的。歷史上，美國面臨過很多次可以獲得更大國家利益的機會，但是最終卻按照其國家理想決策，而不是貪圖那些利益。這就是為甚麼美國在世界上倍受尊重，為甚麼美國成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原因，也是那些按照其國家理想做決策的美國政治家青史留名的原因。

美國的獨特性很快就引起了世界的關注。1831年，美國建國後半個世紀，法國人托克維爾就來考察美國，並寫下了著名的《論美國的民主》，敏銳的觀察、深刻的分析和高度的讚揚了美國的體制與理想。其實，托克維爾考察美國之時，許多反映、考驗、加強美國國家理想的事件還沒有發生。例如，就在托克維爾出版其《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的前一年，美國發生了後來被列入其小學教科書的Amistad運奴船的案件，充分展現了美國人對於其國家理想是認真實踐的。

●Amistad案件

Amistad本是美國製造的雙桅縱帆船，後來被西班牙人買去。1839年，Amistad號從當時的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出發，船上運載的五十三名奴隸造反，殺死了船長及其押送奴隸的隨從，僅留下兩人，勒令此二人送他們返回西非。這兩名西班牙人白天將船開向西非，晚上卻往回開，這樣往復折返中鬼使神差的將船開到了紐約，觸發了一場一直打到美國最高法院的著名官司。

這場官司，從任何現實、功利的角度看，那些奴隸都是必輸的。國際上，與強大的西班牙帝國的關係是美國當時最需要考慮的國家利益。范布倫政府不願為一艘小船得罪強大的西班牙帝國，已經答應西班牙女王的要求將Amistad及船上的奴隸歸還西班牙。

內政上，美國南北兩方因為奴隸問題日趨劍拔弩張，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局勢的巨變。法律上，幾級法院的法官都是總統委任的，理應考慮政府的立場，特別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有五位是南方蓄奴州的。最關鍵的是，那些奴隸不說英語，也沒有任何美國人聽的懂他們的語言，就是說，那些奴隸是哪裏來的根本沒人知道。如果美國人將他們交還西班牙，世界上不會有任何人知道，整件事情不會留下任何痕跡。

然而，天真、認真的美國人硬是從大學裡找來語言學家，弄明白從一到十的發音，到紐約黑人聚集區不斷的念叨這十個數字，找到了會說這種語言的黑人來做翻譯，弄清楚這五十三個奴隸是從西非的塞拉利昂來的。美國人請來一位前任總統（JohnQuincyAdams）為他們做律師。就這麼一步一步的，為這些他們根本就不認識、甚至最開始都不知道來自何方的、沒有任何地位和勢力的陌生人爭得了最後的自由，其代價是之後幾十年與西班牙帝國關係的惡化。

這場完全違背美國「國家利益」的官司，卻最好的體現了美國人是如何虔誠的實踐其國家理想的。當美國全力捍衛無力自衛的人的自由時，美國同時就向全世界宣示了其捍衛自由的堅定。當美國為無力發聲人大聲辯護之時，美國無疑已經證實了其國家的道義正當性。當美國保護了善良的人不受欺凌之時，美國向其造物主證實了美國本身值得神之所佑。

Amistad案件後60年，美國與西班牙終於開戰。在一場大霧中，雙方互相完全看不見的情況下，美國海軍艦隊決定列縱隊駛過，各船順序發一排炮。之後在戰果未明的情況下竟傳來了西班牙艦隊投降的消息。驚訝之餘，美國艦隊的正副司令互相問道：「是我們真是那麼厲害，還是我們太走運？」美國人常說上帝保佑美國。美國在其歷史的早期認真實踐其國家理想，確實是諸事順利的。

●南北戰爭的理解

Amistad案件後30年，美國為了捍衛無力自衛的人的自由，南北雙方真的打了一場內戰。奴隸的問題，在美國建國、起草獨立宣言的時候，就是一個道德上的挑戰。例如，對美國獨立與憲法起草都起過巨大作用的富蘭克林，在美國立國的時候就反對奴隸制，並在其84年生涯的最後兩個月中正式向美國參眾兩院提案廢除奴隸制，「以去除此一與美國精神不符之處。」

美國立國之後的87年裡，奴隸制這個對美國國家理想的污點使美國社會日益受到困擾而不安寧，最終導致了南北戰爭。有人說南北戰爭是因為南方獨立。但是南方為甚麼要獨立？北方如果放棄反對奴隸制，南方會獨立嗎？也有人說南方只是在行使他們作為州的權利。那麼南方州的權利又是從何而來？不也是來源於「獨立宣言」中所宣佈的「每一個人都是由造物主平等創造的」嗎？不也是「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嗎？

這場戰爭並沒有被認為是南方奴隸主反對美國理想的戰爭，而被認為是檢驗美國國家理想能否長久成立的戰爭，因為南方各州也是以美國立國與憲法的精神來作為其獨立的依據的。的確，林肯總統在他那不朽的葛底斯堡中，是將交戰雙方殉難的將士同等追悼、稱頌的。只不過是雙方對國家理想的理解不同，為了最正確的理解。為了其國家理想能夠長久成立，美國發生了一場美國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戰爭。由此可見，其國家理想對於美國是何等重要。

經此一役，美國提前確立了其未來自由世界領袖的地位。那個時候，後來的自由世界還沒有真正出現。除了英、法等個別君主立憲制的政體之外，世界上多數還是帝國整體，世界上的戰爭絕大多數還是帝國之間爭利的戰爭。即使是英、法兩國，其貴族階層也是支持美國南方州，並一度想通過外交壓力幫助南方獨立。可見整個世界當時與美國在國家道德的思考上差距有多大。而美國剛一結束南北戰爭，就立即幫助墨西哥擺脫奧地利殖民統治，重新贏得獨立。

●世界所有爭取到的自由都有美國的貢獻

美國南北戰爭之後還要再過半個世紀，美國才真正走上國際舞台。由於美國人天生對於強大政府的戒備，美國早期一直不發展其軍隊、軍備，同時由於華盛頓總統離任時對美國的勸誡，叫美國人管好自己的事，不要介入歐洲遠方利益的紛爭，美國頭150年基本上是關注自己的發展。即使這樣，美國國家理想的正義氣勢還是阻遏了獨裁勢力，幫助了自由在世界的擴展。1820年代，美洲剛剛從其歐洲宗主國獨立出來的國家面臨重新被恢復為殖民地的危險，針對這種情況，1823年美國第五任總統頒布了著名的「門羅主義」，宣稱在美洲任何新的殖民行為美國都將會加以干預。其實，當時美國根本就沒有實行干預所必需的陸海軍力量，但是得道多助，美國的正義立場受到美洲國家的感謝，得到英國的支持，從而保護了美洲許多國家的自由。

後人評論說世界所有爭取到的自由都有美國的貢獻，此言不虛。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遲遲不願登上世界舞台，最終是因為德國潛艇攻擊美國商船而捲入歐洲戰場。之後威爾遜總統針對歐洲各國只為了謀求利益的國際政治局面提出了公正的「威爾遜14條」，第一條提出的就是反對暗室外交，受到國際各方的一直支持，並依據「威爾遜14條」成立了「國聯」（LeagueofNations）。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談判戰爭賠償等問題時，威爾遜與美國代表團苦苦建議戰勝國一方不要過於苛刻，冤冤相報將會留下以後征戰的種子。不幸的是，一方面人類的貪慾實在太強盛，另一方面美國人實在太不情願被拉上世界舞台，結果凡爾賽條約種下了德國人復仇的種子，而美國國會沒有批准美國加入國聯。後人評論說這兩條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開始還是不出面，通過租借法案來幫助同盟國，包括中國。日本偷襲珍珠島，美國不得不宣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美國為了保護世界其他國家的自由，犧牲了四十萬將士。戰後，美國憑一己之力促成了正義的「紐倫堡大審」，促成了「世界人權宣言」，並通過「馬歇爾計劃」出巨資幫助歐洲復興，至此西方自由世界才正式成型，並在冷戰中最終戰勝蘇聯共產陣營。

●遵從其國家理想而為人類文明付出

以上對美國歷史極簡要的回顧，可以提煉出很重要的兩點。

第一，美國確實是有國家理想的。這不是說美國所有事情都做的很崇高，但是美國很多時候是按照國家理想行事的。有些人，特別是中共的喉舌，說美國都是為了其利益而推行其政策。果如此，美國不可能成為自由世界的領袖，不可能在全球受到多數國家的尊重。如果說美國確實在世界建立了雄厚的實力與戰略地位，因而得到了經濟方面的收益，那也是結果，也可以說是神明對其為文明付出而給予的榮耀。自從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登上世界舞台，其最重大的政策，如推動國聯、租借法案、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馬歇爾計劃等，都不是謀取國家利益，而是遵從其國家理想而為人類文明付出的。

美國歷史上確實始終有一股牽引其偏離國家理想的力量，那就是人性的自私與貪婪，對物質利益無約束、無止境的追求。因為這種貪慾的作用，美國始終未能完美的實踐其國家理想。

起草獨立宣言的時候，南方州的代表就強迫傑弗遜去掉對英國販賣奴隸的指控。南北戰爭的起因，如林肯總統所指出的，就是奴隸制所構成的巨大的利益。美國早期的總統，傑弗遜、麥迪森、傑克森、林肯等等，對於這種貪慾都是極為警惕的。傑弗遜就直接警告過美國的後人：「是的，我們造就了幾乎完美的共和國。但是，他們會把她保持下去嗎？還是會在豐盛的享受中失卻自由的記憶？人格貧乏而物質豐盛是走向毀滅的必然之路。」

這種因為物慾的追求而對國家理想的偏離給美國帶來了多次的災難，例如1929年的股市崩潰與之後的大蕭條，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華爾街金融寡頭與大公司對希特勒的支持，也使美國形象蒙塵，例如IBM在希特勒迫害猶太人中不光彩的角色，例如石油公司在中南美的掠奪。

正是這種對物慾無厭的追求，經過商界利益遊說控制了美國政界而制定出與中共交易的政策。對此，不管其政要、商界如何辯解是為了促進中國經濟市場化，進而促進政治民主，其對於美國國家理想的違背，通過與美國南北戰爭的歷史相比，就可以看的非常清楚。如果林肯總統不是對美國的立國之本那麼忠誠，沒有要求廢除奴隸制，而是和南方搞「交往政策」，並宣稱更好的經濟將導致奴隸們更大的自由，同時北方可能手不沾血的從中得到經濟利益，甚至可以用「一直致力於促進南方奴隸的人權」等冠冕堂皇的說辭來辯護，那就和今日美國的對華政策沒甚麼兩樣。如果是那樣，林肯絕不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受尊重的總統之一。

美國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更是促進經濟保障自由的成功例子。馬歇爾計劃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因為其用意之真誠，是真正的幫助歐洲回覆經濟，而不是為了從歐洲牟利。而且，馬歇爾計劃是對蘇聯、對東歐其他共產黨國家開放的，但是因為其用意真誠，不但蘇聯不敢接受，還不許其他共產黨國家接受。其中，波蘭和保加利亞因為表示願意加入馬歇爾計劃，其共產黨領導人被斯大林痛罵，但是蘇聯也不得不給以兩國優惠經濟條約的待遇。美國現行對華政策可有馬歇爾計劃那樣的誠意幫助中國發展經濟？

第二，因為其國家理想，美國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成為自由世界以至文明世界領袖。隨之而來的，儘管美國不情願，世界上大的衝突最終都會反映到美國來，將美國捲入。美國人確實會為此覺得負擔太大。但是，這本身既是美國的優勢，因為其正義與正義帶來的強大，各種衝突與災難很少發生在美國本土，美國人比世界其他民族更得天獨厚的安居樂業；同時這也是美國的責任，因為美國按照其國家理想而存在本身就使野蠻力量備感威脅，除非美國降低道德標準，向野蠻靠攏，否則美國最終都將或者因為捍衛文明的職責的壓力，或者因被野蠻攻擊而不得不捲入。美國歷史上一直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搖擺，有過主動堅持國家理想的正義，也有過現實主義的迴避責任。

●堅持正義是代價最小的

正義本身就是一種道義責任，因此是要付出代價的，可是歷史，特別是人類對野蠻綏靖的慘痛歷史一再表明，堅持正義是代價最小的。如前面所舉美國門羅主義的例子，美國雖未有實力，卻仍然勇敢的擔負了維護正義的責任，而美國實際並沒有需要多少具體的付出。不過，人們恰恰不容易看到正義立場對野蠻遏制的最小代價，反而從野蠻囂張後不得不與之作戰的巨大付出中來衡量堅持正義的代價。其實，這正是不堅持正義的代價，而不堅持正義的代價是越來越大的，因為越不堅持正義野蠻就越囂張。不堅持正義的最終代價是被野蠻吞沒。現實主義看不見正義立場對野蠻遏制的最小代價，因而不得不付出不堅持正義的更大代價。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人們一直在問，有沒有可能阻止二戰的發生。其實歷史有過多次機會遏制軸心國的囂張，而最和平的機會是在1931年在國聯制裁日本對中國東北的入侵，以及杯葛1936年柏林奧運會。對於此，人們仍頗有疑問：這能阻止二戰發生嗎？可是，如果制裁日本、杯葛柏林奧運會都不能阻止二戰，那麼不更應該制裁日本、不更應該杯葛柏林奧運會嗎？而制裁日本、杯葛柏林奧運本身卻會給日本、德國一個強烈的信號，正義力量有決心堅持正義。而美國在這兩次機會中都沒有堅持正義，最終在二戰中付出了四十萬將士生命的代價。

●野蠻力量都希望美國不要干預介入

歷史上，野蠻力量確實都是希望美國不要干預介入的，如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日本，其外交政策的重點都是防止美國的介入。而且，美國與野蠻力量對峙時的任何退讓，都造成弱國人民受野蠻欺凌殺戮的慘痛經歷，並鼓勵了野蠻力量，而最終還是反映到美國來。例如2005年布什總統在拉脫維亞公開為「雅爾塔協議」道歉，稱之為「歷史上最嚴重的一個非正義」協議。而雅爾塔協議的惡果，包括斯大林勢力的膨脹，包括朝鮮戰爭，包括中共佔領中國大陸，美國直到今日仍然不得不面對。

中共的利益誘惑構成了對美國堅持國家精神的新挑戰

●中共的外交政策最擔心的就是美國的壓力

如第十二章中所述，中共的外交政策完全是以美國為中心的，最擔心的就是美國的壓力，重點避免美國批評中共的人權問題。而中共對美國的利益誘惑構成了對美國堅持其國家精神的新的挑戰，因為美國面對的不僅僅是堅持正義的代價，還有不堅持正義的獎勵，也就是物慾的滿足。這雙重的的挑戰在人類貪慾與現實主義的雙重作用下，使美國最為嚴重的背離了其國家理想，並為之付出雙重的代價。

美國與中共交易不堅持正義的代價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至今無法估量的。現在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實力的增長是必不可免的，但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日本經濟增長的速度更驚人，在其國內沒有以人權、環境為巨大讓利代價，在國際上也沒有形成威脅。其實當時整個西歐的經濟增長速度都很高。這些民主國家實力的增長是文明力量的增長，也是美國為領袖的正義力量的增長，同時美國也直接的得到了經濟上的回報。

中共將其實力的增長稱為「和平崛起」，可見中共自己也知道世界對之擔憂。不論中共自己如何掩飾，中國經濟增長在內以人權、環境、文化、道德史無前例的破壞為代價，在外對全球形成威脅，並已經給許多國家帶來人權、環境的傷害，它是野蠻力量的增長。

●中國經濟的發展本來並不必然成為野蠻力量的增長

中國經濟的發展本來並不是必然的成為野蠻力量的增長，正如中國20世紀80年代改革期經濟的發展對內對外都沒有不良的衝擊一樣。而之後中共日益轉向野蠻力量的膨脹，固然因為江澤民腐敗性體制的惡政，但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沒有堅持正義對之規範，反而試圖於中取利，這也是重要原因。美國商界綁架政界而從中國的奴隸制得到了超額利潤，可是卻同時促成了中共野蠻力量的急速膨脹。

野蠻力量增長的威脅，美國在歷史上不是沒有面臨過。雖然在希特勒已經對文明構成明顯的威脅後，仍然有不少美國商人出於利益不願面對現實，仍然資助過希特勒的崛起，不過，

美國的決策者們為了商業和其他一些狹隘的利益對中共大量慘無人道的罪行視而不見，甚至在決策上資助野蠻力量的增長，這在美國歷史上卻從未有過。商界的私慾固然從中共的奴隸制中得到了超額的滿足，可是美國以至自由世界付出的卻是正義力量與中共野蠻力量此消而彼長的代價，這在美國歷史上更是從未有過。僅以東南亞為例，由於中共的收買，美國一度被迫退出，而今年來，特別是南海爭端漸起後，美國亟待重返亞洲，這種亟待重返，正是這些年美國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和地域策略上捉襟見肘狀態的反應，美國自登上世界舞台以來還沒有過。

●私念與貪慾給美國造成的代價已經顯現出來

美國商界以至政界的私念與貪慾給美國造成的代價即使在美國國內也已經體現出來。正如美國歷史一再見證的，一旦美國偏離了其國家理想，美國社會遲早會為之所困擾。美國商界從中共的奴隸制中獲取了巨大的利潤，勞工階層卻承擔了失去了數百萬的製造業工作的代價。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時，美國製造業的工作流失甚至達到上千萬。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承受得起如此巨大的失業壓力，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已經傷及美國社會，傷及美國國本。貧富階層之間互相指責，富裕階層指責窮人懶惰，貧困階層則指責富人貪婪而不仁，美國貧富階層的對立空前尖銳，由此導致美國兩黨之間黨派鬥爭空前激烈。

由於商界巨大的影響，美國政界至今仍然不敢直接面對中共迫害人權的問題，而只是迂迴的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中共施加經濟壓力。中國商品價格低廉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奴隸制的「低人權優勢」，這連中國大陸的學者都在公開討論。只要美國像支持波蘭團結工會那樣支持中國勞工組織工會的權利，中國商品的「低人權優勢」就會自動消失。但是，美國商界從中共奴隸制獲利的機會也就消失。美國政界不敢面對中共迫害人權的本質問題，卻企圖用貨幣匯率的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這就是其根本原因。這仍然是因為貪慾而不堅持正義，美國仍將繼續為之付出的沉重代價。

美國在人權自由等理想上對中共硬不起來，一個原因，就是被中共的經濟所嚇倒了。美國經濟的重振，會使得美國更有自信，從而能對中共強硬。但是，這又像是一個「悖論」，屈從中共，本身就會導致美國經濟振不起來。

●美國國家理想已經完全被「國家利益」所取代

更為嚴重的是，由於貪慾與現實主義的雙重影響，美國已經距離其國家理想愈來愈遠。2000年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有感於美國正面臨失去方向的危險，與哈佛大學、蘭德智庫、尼克松中心等合作，集中了美國國家安全方面的重要人物，提出了一個有關美國國家利益的報告。從這個重要報告中可以看出，美國國家理想已經完全被國家利益所取代。而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政府、民間的思維更是完全集中在經濟方面。當今美國，哪一個競選人不將經濟問題放在第一位？美國曾經長期走在人類文明的前列，今天，經濟，甚至如何多賺錢，卻成了美國第一要緊的議題。

經濟，如同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狩獵、農業，從來不是文明根本的價值，多賺錢更不是，否則對物慾的追求就成為高尚和唯一的價值取向了。人類近代文明在世紀之交以確定人權自由普世價值的方式取得輝煌的勝利，旋即間卻被江氏中共勾引人類貪慾而摧毀到經濟壓倒一切文明價值的地步。人類除了經濟、鈔票，還能看到價值嗎？人類文明將要依靠鈔票的價值來延續嗎？

國家利益與國家理想，並不是完全排斥的。只要是以國家形式存在，就會有國家利益的存在。只是美國人把理想融入了其「國家利益」的定義之中。天下都自由了，美國就自由了；天下都安全了，美國就安全了。所以在全球推廣自由價值，其實就是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

第八節 拒絕文明

人類近代文明在世紀之交以確定人權自由普世價值的方式取得輝煌的勝利，旋即間卻被中共勾引人類貪慾而摧毀到經濟利益壓倒一切文明價值的地步。由此給當今世界帶來種種問題和損失固然令人觸目驚心，但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縱觀人類五千年文明，征討殺伐、爭權謀利貫穿其中。人們以為這是人求生與對抗苦難的本能，因而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可是，歷史上卻總有一些先知哲人出現，告訴人們，人不是為了這些而活著的。他們所教導的，後來都成為人類文明的基石。典型的如「軸心時代」的釋迦牟尼、老子、孔子、蘇格拉底和耶穌，他們的教導構成了印度、中國、西方文明的價值體系。

然而，這些先知哲人在世之時，卻往往為當時的社會所不容，耶穌、蘇格拉底甚至被殺害。而不容他們、拒絕他們、迫害他們的，並不是茹毛飲血的野蠻人，而是享受、沉溺於文明社會物慾的文明人。歷史證明這些先知哲人的所為完全是出於對世人的摯愛，他們的教導不對任何人造成威脅、傷害，但是人類的自私與貪慾竟如此的不願自我約束，以至於拒絕文明，甚至以野蠻的方式殺害這些先知哲人。歷史也證明了拒絕文明而自毀的結局，殺害了蘇格拉底的古希臘告別了其黃金時代最終亡於羅馬人之手，殺害了無數基督徒的羅馬則亡於天災與蠻族的入侵。

歷史常常重演，而人類何時才能記取教訓？

西方自由世界忙於與中共以利相交的近二十年，正是一億法輪功學員按照真善忍原理修煉，並以和平的方式抵禦野蠻中共最野蠻的迫害的二十年。法輪功學員遵循的是甚麼教導？他們為甚麼受野蠻的迫害？他們正在和將要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甚麼？這一切，自從中共對法輪功進行野蠻鎮壓以來十幾年，無數法輪功學員給自由世界的政要和精英們寫過無數的信，然而，自由世界的政府至今沒有認真去了解法輪功的真相。

歷史還在重演，人類何時才能記起教訓？！

《真實的江澤民》第十四章 文明的希望

終其一生，江澤民做了三件事。

第一.出於莫名的妒嫉滅絕法輪功。

第二.為了達到迫害的目的，顛倒五千年善惡標準，徹底摧毀中國社會的道德，把中國推上自毀，並斷送了中共的最後一點合法性。

第三.為了讓國際社會對迫害噤聲，以經濟利益勾引西方自由世界，摧毀人權自由的普世價值。

第二件和第三件事，江澤民做到了。但是第一件事他沒有做成，也永遠做不成。

正義的反迫害

●力量的對比早已逆轉

儘管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還在進行，但是力量的對比早就逆轉，最後的勝負已然分明。

在中國大陸，中共不得不令其宣傳機器消聲。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之初，曾經狂妄的宣稱要三個月解決法輪功問題，其喉舌不但24小時不斷的污蔑攻擊法輪功，而且不到三個月就迫不及待的宣佈對法輪功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98%法輪功學員轉化等等。然而，這98%的轉化率從此再也沒有提高過一絲半點。到2002年以後，中共宣傳工具不得不逐漸消聲，因為每一次對法輪功的污蔑攻擊，都等於向社會宣告，歷經中共多年全面的鎮壓，法輪功依然屹立，法輪功學員依然堅如磐石。

同時，中共不得不將迫害轉入地下，因為鎮壓法輪功在社會上已經不得人心。鎮壓剛開始時，江澤民可以動用整個社會的力量迫害法輪功學員，惡警們敢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毆打逮捕法輪功學員，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為了幾百上千的賞錢曾向惡警告密法輪功學員。如今，迫害法輪功已經不得人心，惡警再逮捕法輪功學員時，常受到善良人的阻止。而且，惡警非法逮捕法輪功學員後，常有成百上千的善良人簽名參與營救，也有越來越多的律師不顧中共的禁令，為法輪功學員辯護，並控告中共執法機構犯法。在這種情況下，願意執行命令迫害法輪功的也越來越少，派出所消極執行610辦公室迫害法輪功學員的命令的事情常有發生。

在國外，中共最頭疼的一件事情是如何派出級別夠高的對外代表團而又不被起訴，因為過去近十年來，法輪功學員在十幾個國家的上百個法庭起訴了包括江澤民在內的幾十名出訪的中共高官。江澤民迫害法輪功之初，中共很多官員通過賣力鎮壓討好江澤民這條捷徑晉陞官位。而他們在國外被反人類罪起訴卻斷了這些人成為部門以至國家領導人的路，因為他們已經無法擔負對外聯繫談判等職務。薄熙來就是在商務部長任上出訪而被起訴十三次後貶到重慶的。同時，這對於眾多將移民國外作為退路的中共官員也是一個嚴正的警告。

如本書第四章所述，法輪功鎮壓不下去的壓力直接促成了中共內部的實質分裂。江澤民之後的兩代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沒有人願意替其繼續迫害的政策，只有羅干、周永康通過政法委繼續進行迫害。實際上，迫害法輪功只是政法委一個部門的極端項目了。如果哪天政法委被降級，或被非江澤民派系的人接管，那麼江澤民的鎮壓政策也將嗚呼哀哉。

國際社會上，僅以美國為例，美國國會多次通過決議案，對江澤民和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發出強烈的譴責和抗議。每年加入聲討和要求結束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組織團體也越來越多。

●反迫害的唯一方式-和平講真相

造成如此逆轉，法輪功學員反迫害採用的唯一方式就是和平的講真相。阻止一場大規模人權迫害的第一步，也是最危險、最艱難的一步，就是把迫害大量曝光。法輪功學員從第一天開始就在向政府、向社會講述法輪功修煉的真相，講述法輪功學員受迫害的真相。為此，他們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掌握了所有輿論工具、欺騙了整個社會的暴虐政權。無數法輪功學員在講真相的過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人舉報而被捕、受迫害。然而他們不懈的堅持和無怨無恨的純善，慢慢的使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瞭解真相，去除了人們受中共欺騙宣傳而對法輪功的誤解與仇視，使中共的迫害越來越失去社會基礎而難以為繼。

中共六十餘年的暴政都是通過煽動多數人對少數人的的仇恨來施行迫害的，因此造成了社會冤冤相報的無解災難。法輪功學員通過自身的巨大承受去除人們被欺騙而造成的仇恨，也為中華民族走出中共60年暴政給整個中國社會帶來的災難指出了一條光明的出路，那就是：不要再受矇騙，不要被謊言煽動仇恨而追隨中共去迫害任何人。當整個社會不再受中共謊言的矇騙和脅迫去做壞事的時候，這個邪惡的政權也就無法再迫害任何人或團體，那麼它也就沒有任何存在下去的土壤而解體了。

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的方式反迫害，為人類未來如何以和平的方式制止、結束一場大型迫害開創了偉大的先例。人類歷史上大型的人權迫害，最終都是經過政治或軍事力量的干預結束了施行迫害的政權才得以結束的。法輪功學員反迫害，發生在中共在國際舞台日益囂張，國際社會為了經濟利益均不發聲的情況之下，以講真相、喚醒人心的最平和的方式，從根本上去除著迫害的基礎，這是人類文明抵禦、抑制邪惡的一個創舉和壯舉，並給那些重利輕義者留下深刻的思考。這個偉大的先例本身就將長久的激勵人間正氣，從而遏制野蠻與邪惡。

●對人類尊嚴和法律尊嚴的維護

法輪功學員講真相的方式反迫害，也是對人類尊嚴和法律尊嚴的維護。人類歷史上大型的人權迫害，受害者都是在迫害政權倒台以後，才開始大面積的對惡行加以曝光和對行惡者加以追究。這種遲來的曝光，一方面使作惡者有機會加劇迫害，另一方面給作惡者以時間銷毀罪證，逃脫懲罰。例如柬共屠殺了柬埔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由於對惡行追究的一再拖延，最後只審判了柬共監獄的一個典獄長，而這個典獄長就殺害過一萬四千人，那些罪行遠比他嚴重的柬共高官卻都逃脫了法律的審判。這樣的惡例又促成後來作惡者的僥倖心理而敢於行惡。

法輪功學員從迫害的第一天開始就在將迫害曝光，同時也就在記錄著凶手的惡行。前面所提到的上百例對中共高官反人類罪的起訴，就是基於這樣系統的記錄。在這場迫害還在進行的情況下，法輪功學員就在對這場迫害進行法律追究，這種迫害之中積極的反迫害，本身就是對人類尊嚴的維護。同時，這確保了這些惡人將來會受到法律的懲罰，確保他們無法逃之夭夭，這也是在維護人類法律的尊嚴。

●反迫害捍衛的是人的良知

從最根本上講，法輪功學員反迫害捍衛的是人性最根本的東西。有一位法輪功學員曾經這樣描述她在監獄裡的經歷：惡警們讓犯人們逼我背監規，無論她們怎麼毒打我，我就是不背。她們問我為甚麼不背，我說我不是犯人。她們說進來的都是犯人。我說，我不是，我是堅持做好人才被非法抓進來的。如果我答應放棄做好人，我馬上就可以出去，而你們卻不能。

這樣的故事，在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中太普遍、太普通了。這個普通的故事入木三分的刻畫了江澤民發動這場迫害的本質：強迫好人做壞人，強迫善良屈服於邪惡。

道德良知 – 人性最根本的東西

●良知，人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自我負責的東西

經常有人不理解法輪功學員為何如此「倔強」。在他們看來，法輪功學員大可通融一點，假裝承認放棄修煉法輪功不就行了嗎？好漢不吃眼前虧，出了監獄再接著煉，誰又能管得了呢？確實是這樣的，就像兩千年前羅馬皇帝迫害基督徒那樣，中共「剷除法輪功」的目的，只是要所有的法輪功學員答應放棄法輪功。而所有的法輪功學員只要承認煉法輪功是錯的，政府迫害法輪功是對的，他們就都可以安然離開監獄。

可是，對錯如果可以如此妥協甚至顛倒，為甚麼要有對錯之分？如果善良可以屈服於邪惡，那麼我們所有的價值又將以何為基礎？良知，人內心對於正邪善惡的認知和堅守正念的勇氣，這是人唯一在任何情況下都自我擁有，也必須自我負責的東西。除此之外，人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可以由外力剝奪。人的良知只能由內心改變或放棄，卻沒有任何外力可以剝奪。由此可見，良知是人性最根本的東西，良知定義了人性。因此，世界上沒有比迫害良知更邪惡的了。而法輪功學員對良知的堅持，是對人性最勇敢的捍衛。

●對良知自覺的堅持溶入日常生活之中

法輪功學員對良知和道德自覺的堅持，並不只是體現在反迫害上，而是溶入到他們日常生活之中。請看發生在河北農村的一件事情。

有一家人，夫妻都是法輪功學員，靠賣菜為生。2010年3月一天凌晨三點多鐘，倆人開農用三輪車去市場上菜。正在高速公路開著，突然發現路上有個人影，當時已來不及躲避，只聽到「啪」的一聲，感到有人摔倒了。儘管當時天很黑，周圍一輛車都沒有，但是他們還是馬上開車回去找人。可是來回三趟，路上路下都沒有找到人。當時他們鬆了一口氣，覺得可能沒有發生事故，就繼續去菜市場了。

下車時他們才發現，車角已撞癟，車燈碎了，後視鏡也沒了，因此確信肯定是出事了。他們顧不上賣菜，立即開車回家。到家後丈夫騎上自行車再次去出事地點。到那兒看到一個老太太坐在公路上，眼睛腫著，臉的一面有血跡，正擺手叫人幫忙，可是沒人理她。丈夫上前一瞭解情況，確信就是他們撞的那個人，就叫輛出租車把老人拉到醫院，拍片子、檢查，確認老人沒事之後，夫妻二人才放心的把老人拉回家，給老人買魚、肉、水果等營養品給老人補養身體。老人萬分感激，不住的誇他們人真好。

可是，當他們誠實的告訴老人是他們把老人撞了的時候，老人卻嚇壞了。因為老人被撞以後，看到撞她的車又回來了，她以為是要回來壓死她，藏在公路坡下的大樹後面，躲過了那車三次來回的尋找。現在被撞她的人劫到家裏來了，老人擔心他們要怎麼害她。儘管夫妻二人向她解釋他們是法輪功學員，是按照「真•善•忍」標準做好人的人，老人卻無論如何不敢相信今天社會上還能有這麼好的人。她說：「現在世上哪有這種人，沒有任何人看見都承認是自己撞的。」

老人擔心他們要害她，執意要走。丈夫提出將老人送交政府部門。可是老人擔心路上被害，堅持要警察來接。警察來了，知道了他們是法輪功學員，正好是要整治的對象，所以額外凶狠的審訊。可是，警察越審訊越明白事情的來龍去脈後，警察們的態度就變了，當丈夫說到騎自行車去找被撞的人時，警察驚訝透了：「啊！你還騎自行車去找了？！」簡直無法理解，不敢相信世上還有這樣的好人。隨著警察理清了案情，老人也完全明白了，她面對警察和許多圍觀的人大聲嚷道：「我活了六十多歲了，沒見過這麼好的人，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們自己就承認是他們撞的，全中國也沒有這麼一個人！我不相信！他們還把我弄到家裏，像對待自己老人一樣侍候我，好吃好喝的照顧我，你們說說這煉法輪功的人多好啊！」警察和圍觀的人也都被感動了，大家議論紛紛，讚歎不已。一個警察跑到他們面前豎起大拇指激動的說：「好人！好人！你們真是好人！」

這件事情和本書第五章所述的小悅悅被壓、老太太被活埋的慘案形成了鮮明而極端的對比。而且，這件事情中的法輪功學員明知警察來會是甚麼樣，卻仍然將老人的擔心放在自己安危之上通知警察前來家裏，在人們不相信有好人存在的情況下堅持做好人。做好人已經成了法輪功學員內化、內在的，不受任何外在環境影響的生活方式，成了法輪功學員為人處世的常態。

這樣的故事，在法輪功學員當中很普遍。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齊鐵環衛站工人潘本余是一位法輪功學員，曾經從火車道上和湖水中救過六條人命。這樣一個好人，卻在中共的迫害中被兩次判刑，在承受了無數的酷刑折磨後於2011年7月17日去世。黃賢法，江西省九江市開發區永安鄉長河村人，劉志臣，吉林市豐滿區旺起鎮豐滿屯人，都曾救過溺水之人，卻都遭受中共迫害。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法輪功學員來自社會各階層，是社會中的普通一員。但是，因為修煉法輪大法，他們從中知道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義，得到了道德的昇華，身心的康健和真正的幸福。億萬法輪功學員遵循「真•善•忍」，真心向善，真正的向內修煉自己，提高心性，提高道德水準，做一個好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在當今物慾橫流、道德淪喪的世界，法輪大法給人們一片淨土，一片內心真正的平和。這樣的法，這樣的修煉人，對於任何社會，任何執政者，都是福音，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偉大的人格感召來自徹底覺悟了的人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最深層原因就是妒嫉好人，嫉恨以國家主席之尊卻沒有法輪大法這樣的感召力，他要以一黨、一國之力來與法輪大法較量，他要逼迫一億好人放棄做好人。然而，這恰恰又是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絕對不可能成功的最深層原因，因為，明白了生命真正意義的人是決不會放棄向善的。

法輪功學員對做好人、對崇高境界的奉獻是絕對的，即使面對最邪惡、殘暴的迫害，他們仍然是以善制惡。面對能將警棍砸向八十歲老嫗、能將擒拿鎖喉術施於八十歲老翁的「人民」警察，法輪功弟子始終平和，無怨無恨。面對為了減刑而聽命於獄警向法輪功學員施暴的刑事犯，法輪功弟子始終平和，無怨無恨。他們真正做到了李洪志先生所教導的「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法輪功弟子的大忍之心甚至感動了多少折磨他們的打手，並使他們走上了「真•善•忍」的修煉之路。

如此偉大的人格感召只能來自徹底覺悟了的人，如此偉大的道德勇氣只能來自真正自由的心靈。展現如此至真至善至忍境界的不是個別領袖人物，而是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僅此一點已足可證實法輪大法的洪大。法輪功學員都是社會一員，尋常百姓；但是因為法輪大法，他們立志做最好的人，他們就成為最超凡脫俗的人。在滾滾物慾之中，他們是與世無爭的修煉人。當滔滔惡浪壓來，他們是人類道德的捍衛者。

善惡的對比是鮮明的。法輪功學員不懈的堅持與付出，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重新看待這場正邪的較量，重新思考自己的選擇。2004年，當海外媒體《大紀元時報》發表系統揭露中共真實歷史和現狀的《九評共產黨》系列社論以後，一場中國人自我良心救贖的洪流不可遏止的爆發了，人們紛紛退出中共及其附屬組織。至2012年，已經有一億人宣佈退出中共及附屬組織。這是人們收回曾發毒誓，發血誓交給中共的良知，是人們棄惡從善的選擇，這是對中共野蠻政權的根本解體，是中國社會道德回升的開端。

千古以來，人類面對野蠻，不是忍辱偷生，便是以暴易暴。法輪功學員以最文明的方式抵禦最野蠻的迫害，同時喚醒人們的良知，從根本上解體邪惡的物質能量場。法輪功學員無論是在日常生活中還是面對野蠻迫害時所表現的善良，不受任何貪慾或野蠻的影響而金剛不動，必將成為人類道德文明永恆的希望。

《真實的江澤民》結語

五千年中華文明，歷經多少坎坷，多少沉浮，終究延綿不斷，其強大的生命力，可見一斑。共產黨自認為它在維繫當今的中國，殊不知，中國從長達一個世紀的中共的災難中掙扎著存活下來，乃是上天有重大安排。歷史就是要這個民族親身實踐如何能走出江澤民和中共帶來的最後災難，掙脫江澤民設置的與之「共毀」厄運，重獲再一次輝煌的機緣。

「富而有德」，九十年代初民間傳統正信的傳出帶來的道德提升，以及在道德基礎上正常的中國經濟發達，二者結合而國泰民安，也許是蒼天給中國人民鋪就的一條復興之路。

然而，30年下來，中國經濟的發展既沒有帶來西方人幻想的民主和自由，也沒有帶來中共承諾的共同富裕，社會道德的全面崩潰伴隨著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中共不惜工本的「經濟發展」模式，透支了中國的未來。官員們忙著貪，富人們忙著移民。假冒偽劣和有毒食品氾濫成災。社會的誠信危機，利益集團以及惡勢力，讓中國的任何良性改革都成為不可能。

回顧歷史上發生的那些人為的重大悲劇，總是有一個代表性的人物在起著關鍵作用。羅馬對基督教的迫害，人們不會忘記尼祿；害死精忠報國的民族英雄岳飛，人們不會忘記秦檜；塗炭生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人們不會忘記希特勒；前共產主義陣營給世界帶來的災難，人們不會忘記斯大林。無論看起來多麼荒誕無稽的局面，一定有迎合了各方邪惡勢力的人，作為代表不計後果地跳出來幹那件惡事。

造成中國目前道德崩潰的如此亂象，根源人物就是本書所揭示給世人的江澤民。他沒有甚麼本事，沒有任何道德底線，只有滿身的私慾。他利用經濟腐蝕道德，鞏固權位。他因為妒嫉而生巨惡，再次以無神論打擊信仰，毀滅了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毀滅了中國社會的道德；同時用經濟發展掩蓋人權迫害，加速敗壞道德。更甚的是，透過全球化的經濟利益，以共產黨的敗壞道德觀對抗普世價值，把道德敗壞擴散到全世界，誘惑自由世界自毀著西方社會的文明理念。這一切，就因為他勾引了世人的私慾貪念。

古人云：天下將亡，必出妖孽。毀滅人類正義理念的，是真正的妖孽。江澤民所謂的模式給人類展示了最壞的榜樣，也是上天留給人類的教訓與思索。

黃帝幾千年前即於《陰符經》曰： 「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我們是在講述一段歷史，一段正在發生，卻不為同世之人所認知的歷史。這段歷史就像一台大戲，演到了尾聲，期待著結局，各路演員，國家、政要、團體、民眾，或主角、或配角，吹拉彈唱，缺一則不成這一台完整的戲。這段大戲，由於江澤民這個特殊歷史敗類的不道德參與和誘惑，變得似是而非，以致嚴重的迷惑困擾了世人。

江澤民和中共是人類的一個重要考驗。這不僅是因為江澤民和中共的邪惡是這段歷史的變異因素，更因為在中共利益的勾引面前，在垂手可得，似乎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蠅頭小利面前，人類是堅守天地間的是非善惡理念，保住安身立命的根本，還是趨利求害，最終喪失天之看顧、人之為人的起碼條件。

江澤民和中共是人類的一面絕好鏡子，折射出的是這個星球上形形色色的狀態和形象，無奈的、恐懼的、貪婪的、無度攫取的、虛偽掩蓋的、放縱慾望的、良知全無的、明火執仗的、助紂為虐的……眾生相。每個個體，每個國家，每個政府，每個首腦，都可以在這面立體的歷史銅鑑中留下自身光彩的或不光彩的鮮活身影。

江澤民和中共是人類的一個巨大劫數。能否真正的走過這段撲朔迷離的歷史，有可能是證明人類還有沒有能力繼續獲得天地間正義的庇佑，因此還能合法擁有未來的關鍵。在歷史翻過這一頁之前，無人能稱自己是最後勝利者，不管佔取了多少可以用金錢計算的利益和好處。千萬別隨著江澤民和中共早已被定好的萬劫不復終場而共毀──那才是人類命運的劫數啊。

所以，這不僅是一段歷史，也是一條通向未來的路。如何走出這條路，是前所未有的實踐，也是江澤民毀滅人類的過程，存在失敗和成功的不同可能，既是歷史的安排，又將由人自己選擇。

黃帝詔示人類，「天發殺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江澤民和中共的所作所為已是天怒人怨，天人合發，為期不遠。

人哪，上蒼愛護我們！我們也要懂得在「萬變定基」的歷史關鍵時刻如何珍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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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集者：鈴蘭

責任編輯：x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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