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蒋介石》层层出卖.视死如归. 全面抗战.碧血青天.战区统帅

层层出卖

民族罪人

李克农和张学良三月第一次会谈的详细情报被军统得知。当时军统潜伏在东北军六十七军内部的刘宗汉就将情报汇报给戴笠，包括双方达成的具体协议内容。连六十七军内部散发的中共《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送到戴笠手中。

戴笠把这个情报告诉蒋介石，但蒋并不完全相信，让戴笠继续调查。随后张学良的秘书和幕僚宋黎、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四个共产党分子煽动学运，省党部奉蒋介石命令逮捕此四人。张学良派东北军冲击省党部，抢走共产党员和秘密资料。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议剿共。此时，张学良、杨虎城等却私下里与中共勾通，商讨如何逆转蒋介石的剿匪计划，打算投靠苏联，联合中共在西北割据。此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放弃西北剿共。

张学良的“联共抗日”，遭到蒋介石否决。在他看来，中国消除内乱的最后时刻，就在眼前。而张学良的主张，只能祸国。蒋介石不知道，这个结拜兄弟，已经秘密申请加入中共，被共产国际拒绝。他更没有料到，在共产党的策动下张学良会谋反。

杨虎城给张学良出谋：“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黎天才劝张学良“做狮子”，也就是当领袖，反叛蒋公。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十二月十一日……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张学良）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是晚招张、杨、于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来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临睡思之，终不明其故。以时迟，亦遂置之。”

十二月十一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回到家中，不久就接到张学良的电话，他赶到张公馆时已是十点多了，张学良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决心：“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我现在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抗日战争研究》，二零零年三月）

十二月十一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照计划进行绑架行动，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行动部署上，包围华清池和西安至临潼间的警戒，归东北军担任；西郊市内和陇海路西安车站、西郊飞机场、包括解除中央宪兵、特务、警察、中央军驻在上述地区部队武装，扣留飞机，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及散居各处的南京军政大员，都由杨虎成指挥十七路军执行。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点半，张学良的东北军冲进蒋介石的行辕。委员长卫队拚死抵抗，蒋介石战场经验丰富，根据枪声判断前门和侧面都有叛军，只有后面没有枪响，蒋介石在侍从保护下，从窗子翻了出去，摸到了后门，翻过墙朝骊山上爬去。东北军见久攻不克，深怕蒋介石逃走，架起轻机枪朝着几个房屋猛烈扫射，子弹如雨，穿透门窗飞入屋内，蒋介石卫队六十七名卫兵罹难。叛军搜山后，将领袖劫持。

西安兵变，震动中外。胡适、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等纷纷谴责张、杨“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系国家民族之罪人；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在十二月二十日发表的《张学良的叛国》一文中，胡适说：“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无可比拟的重要。”著名报人张季鸾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强调：“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爱国者无不万分担忧。国府在南京开始准备兵力，讨伐张、杨叛军。

层层出卖

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是高层以牺牲底层为代价的。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了共产党的全部利益，牺牲了中共的局部利益。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又牺牲了张学良。

中共喜出望外，积极主张杀蒋。“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疽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张国焘，《我的回忆》）

斯大林知道，此事会给苏联招灾惹祸，蒋介石被杀，何应钦和汪精卫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突然大增，斯大林急电中共，以明确的口吻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暗示这是日本人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与蒋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办法，并释放这位国民党领袖。接到斯大林命令后，毛、周、朱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草率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

两天前才离开的周恩来，又坐着驴子前往延安、飞往西安。一见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蒋介石）一根汗毛”。和张交涉反蒋密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领导。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美]陶涵着，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径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以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援助，现在他已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联外交部答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一时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张国焘，《我的回忆》）

“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张国焘，《我的回忆》）

视死如归

政变当天，张学良前来见蒋介石。蒋介石质问他对兵变的态度，张谎称事先不知情。蒋介石说：“尔既不知情，应立即送余回京或至洛阳，则此事尚可收拾。”张却要蒋介石答应他的条件，方能放人。蒋介石当即义正言辞谴责张的叛徒行为，要他“应即将余枪杀，此外无其他可言也”。张竟用“交人民公断”威胁。蒋介石愤怒已极：“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蒋介石要张学良选择：立即释放或当场枪毙。张学良一时无所措手足。

“直至第三日，他（张学良）才含糊其词，半劝半求说出他们所共同议决的八项条件，并说只要我应允签一个字，他就立刻亲自送我回京。我乃对他说，无论你说得任何动听的请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胁之下，绝无商讨余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张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谋之共匪，必认为千载一时的良机，也就是他匪党的一个生死关头，非迫我接受他的条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时，只有下定舍生取义的决心，对叛徒始终拒绝与他们商谈任何政治条件。”

蒋介石当时的处境，如入虎穴狼窝，九死一生。他知道自己生还的机会很小。十二月二十日，叛乱发生后第八天，宋子文到西安见到蒋介石。蒋介石给全体国民、妻子和两个儿子分别写下遗嘱。他希望美龄对经国、纬国能视如己出，也要儿子们听从孝顺后母；并要子文向美龄传话，千万莫来西安。他告诉宋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还向宋亲示进兵方略，让他转告中央。蒋介石说：“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西安半月记》）

在对国民的遗嘱中，蒋介石说：“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

面对蒋公视死如归，中共黔驴技穷，张、杨骑虎难下，国军讨伐，如箭在弦。十六日，惊慌失措的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中央空军对渭南、华县等地要塞开始轰炸。蒋介石甚感安慰，日记云：“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

宋美龄不同意军事解决西安事变，事变后第二天，她就委托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往西安面见张学良，寻求妥善解决的办法。为了和平方案，美龄与部分国民党高官意见相左，但很难阻止军事行动。有人甚至责怪她是救夫心切、妇人之见。美龄不为所动，为争取和平，救蒋介石领导抗战，她决意亲往西安，与夫君共生死。

无论是蒋公的同盟还是政敌，大家都知道，没有蒋介石，中国将陷入群龙无首的乱局，内战蜂起，垂手得利的当然是日本。中共当时还远未成气候，日本全面入侵，如果没有蒋介石领导，中共也只能选择当汉奸或亡国奴，绝无抗日的能力。宋美龄坚信蒋介石能够渡过这一难。

蒋介石得到神的护佑，闯过死关：“吾夫言曰：‘余虽屡嘱君千万勿来西安，然余深感无法相阻也。今晨余读圣经，适阅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句，今君果来此。’我夫历述被劫之经过，并称在劫持中，决不作任何承诺，因要求我勿以签订某种文件相劝。余告之曰：‘余本视国家福利重于吾夫之安全，幸勿虑我有强劝吾夫屈服之举。’”（《宋美龄自述：西安事变回忆录》）

蒋介石宁死也不妥协，“二十二日，蒋夫人突然来到西安，我见面第一句话告诉她说：‘十日来叛徒每日用各种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条件上签字，就可以送我回京。你来共患难，是为公而非为私，一切须以国家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条件，托为转劝，必严厉拒绝。我们宁死，亦不可答应。’蒋夫人此行下了决心，她回答我道，她重视我的人格，甚于我的生命，他决不劝我有违背素志的行为，她只愿与我同生死。”（《苏俄在中国》）

宋美龄到西安后，劝蒋介石“宁抗日勿死敌手”。宋氏兄妹代表蒋介石向张学良及中共作出了让步，停止剿共，改编赤匪，纳入国民革命军，在蒋委员长统帅下，准备抗日。

张学良西安事变后，自己负荆请罪，由西安飞往南京途中写告别信，文中表示宁可自尽，而能让别人的事情成功。

文件第一部分的大意如下：“余诚意救国，到现在反成为误国。平生以信义自诩，不期有今日。余最痛心者，为日本小鬼所快意。余不愿见亡国之事，愿自了，而使他事好了，并盼当国诸公良心上加以醒觉。介公方面，余已再三陈之矣。想介公聪慧过人，乞再察良言，良为三叩首矣。”

张学良叮嘱家人部分概略转述如下：“兄（父）生性直鲁，救国有心，为事之计，西北端起，非余所初计。余只身来京，期了去，以救国家身，勿日本帝国主义所快，不期有今日，余不愿留求一身，而使事变，更生枝节，余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余当负其责也，愿张氏子孙为国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愿世世勿忘，传弟、妹、子、侄、女、甥、儿全体。”（《飞机驾驶员海岚‧里昂所收藏的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私人档案》）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蒋介石伉俪由张学良陪同登机离开西安。次日回南京。委员长英雄凯旋，南京民众欣喜若狂，爆竹震天，全国上下万众欢腾。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机。（公有领域）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拜西安事变之赐，赤匪得以甦生、发展而取得天下。”这是事实。从另一方面看，蒋介石逢凶化吉，也是中国不幸中之大幸。神护佑他闯过死关。在日本全面入侵时，以必死之气概、超人之远见，领导中国打赢了卫国战争。

张学良劫持领袖，兵变逼宫，实属死罪。但他负荆请罪，自首归案，对局势已无大碍。他在东北易帜、中原大战时的功劳，使蒋介石怀有恻隐之心，赦他不死。蒋介石厚待张学良，并吩咐张学良多读书。

张学良日后悼蒋所书，两人“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

蒋介石在一九三七年的证道词中说：“事变既平，叛首自知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为惶恐。然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一九三七）

共党奸诈

根据前美国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着《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陈述，“周恩来从延安回报时，毛泽东简直不敢相信，蒋只是出言保证说会停止内战。他担心几天前似乎落入掌中的这位大敌，现在已不受控要大举迅速、残酷的报复。周恩来说，蒋‘可能不会食言’。他以调侃的口吻说：蒋自命为英雄人物，会言出必行，虽然周认为这种品格是虚荣心。毛泽东想起自己从前也是这样讽刺蒋的天真，毛认为，蒋就像阿Q一样，对自己的美德和真诚以及中国的传统充满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这一点天真。共产党表面上对委员长毕恭毕敬，但内心里却静待时机。”

陶涵却认为，“蒋介石的确没有公开承诺任何条件，大可迅速调集大军包围延安。中共在陕北的三个红军兵力只有五万人左右；其中只有两万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枪，而且他们没有空军。蒋氏统领大军两百零二万九千人，其中三十万人受德式训练，有八万人更是配备德制武器。此外，他拥有三百一十四架军机，六百多名战斗机飞行员。甚且，斯诺说‘他安全脱险后全民拥护的声势极大，证实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远胜于中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领袖。’以民意而言，这是发动攻击的最佳时刻。”

“但是，蒋介石果如周恩来预见，他信守承诺、停止‘剿共’。甚且，还开始每月拨款二三十万元给中共部队。”“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为统一战线背书，重申必须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员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产党合作，才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执意要做，下令对西北红军根据地开放贸易，部分恢复邮电服务。”

蒋介石因为相信中共党员也是中国人，也会爱国，拿出诚意对待中共：

“当时实在相信共党是有悔祸归诚、共同御侮的诚意。而且我讨伐匪军的宗旨，一向认为中共党徒是中国人，终必爱中国。只要政府加以相当制裁，不难使其就范听命；只要他放弃武装暴动，自可与其他政党一样通力合作，为革命救国来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开始，直到二十五年为止，我对共党的方针始终是剿抚兼施的。我认为共党这次共赴国难的宣言，就是我们政府精诚感召的实效。当时一般爱国有识的人士，都相信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战胜利的朕兆。

“不料共党此后的行动，完全与他的诺言相反。这固然是我自信太过，卒至重大的挫败，亦可证明共产党徒毕竟是共产党徒。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这一事实的严重教训，虽对于我个人是一种无比的耻辱，而对于今日自由世界反共斗争，却不无贡献的价值。”（《苏俄在中国》）

“中共向全体党员发布秘密公告，宣称搞统一战线只是策略，使党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扩张势力。蒋也看到这份公告，写下：这显示‘共产党的奸诈’，但是他并未公开宣扬这个观点，继续把中共当作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弃削弱军阀的努力，现在全神贯注到准备抗日。他需要全国团结以及苏联的军援。”（[美]陶涵着，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中共为示“守信”，停止新的没收土地做法，但早先占走的土地则不予归还；停止反国民党的宣传；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斯诺观察到，这些改变“并未影响中共的基本理论、方案或自主地位”。蒋氏对这一切全都心里有数。

全面抗战

第四章抗日寇捍卫中华

一、全面抗战

“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蒋介石）

以弱胜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件，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出动十万大军，飞机、坦克，大规模进犯华北，欲实现“三月亡华”。北平、天津不日相继沦陷。

事变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他的底线：“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做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寸土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蒋介石日记》，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

日本之狂妄，并非虚张声势。日本当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其海军实力世界第三。明治维新后，日本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一代强悍的战争机器，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称雄。在甲午、日俄战争大败中、俄两大国，不可一世。当时美、英、法等列强都不愿惹日本，苏联也一直惧怕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日本“九一八”后又占了东三省，建立傀儡满州国。其士气高昂，不可一世。中国则国弱民穷，内乱不已，人心惶惶。单凭物质实力，日本占压倒优势。面对日本虎狼之师，中国几无招架之力。美、英、法、苏等国均骑墙观望。蒋公十分清醒，他要为民族找到一条死里求生的路。

早在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做题为“民族战争取胜的要诀”的演讲时就明确指出：“作战的胜负在战场上看来，虽然是决于军队的战斗，但是战斗之上，还有战术；战术之上，还有战略；战略之上，还有政略。如果在战斗上不能胜过敌人，就要在战术上取胜；如果战术上不能胜过敌人，就要在战略上取胜；如果战略上不能取胜，我们一定要在政略上取胜。”他道出了中国以弱胜强的法宝。

日本侵略为不义；中国自卫乃正义，哀兵必胜。日本求速决，无长期作战之准备；中国要持久战，蒋公从一九二八年济南事件就开始备战。日本四面树敌；中国始终只有日本一个敌国。日本实行“统帅与国务并立制度”，实为军政分离，好战军人劫持政府，甚至陆海军之间也互不买账；而中国建立“国防最高委员会”，蒋委员长总揽党政军决策大权。除去中共军队，各系军人出于民族大义，大都服从蒋委员长之最高统帅。蒋介石知道如何发挥“政略”上的优势；而日本军阀则未必有这种见识。

七月十三日，蒋介石电示北平行政首长宋哲元：“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向世界宣布：“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衹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一九三七）

变“由北向南”为“由东向西”

“父亲确实对中国大陆做了详细的地略分析，所以才决定，要对抗强敌日本，先要替日本做一个打胜中国的构想。他发现，日本如果要侵略中国，就要将攻势基地放在北方，由北向南攻击，把国军推到东南沿海，如此一来，就能达到三月亡华的美梦。我们的对策就是使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改变为由东向西，将自己的攻势基地放在大后方（云贵川），只要基地后门是开着的，我们就有机会，所以我们会花那么大的劲开发西南公路、滇缅公路和雷多公路。如果父亲不是熟读中国的古战史，恐怕也不容易体会中国的地理。”（《蒋纬国口述自传》）

“抗战爆发后，父亲的战争指导就是要打破日军由北向南的作战线，要使国内由北向南的压力减轻，并且使日本改为由东向西的作战线，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利用西南地区（即大后方）。”（《蒋纬国口述自传》）

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德国联邦档案馆）

中国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在考察中国国防之后，在一九三五年秘密文件《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里指出，“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冯‧法肯豪森将军建议中国应加强徐州、郑州、武汉、南京等地兵力。

蒋介石表示：“国军不应该在平津以南的平原上寻机决战，在那种地形上，日本人易于供应军队并发挥机动性和炮火上的优势。”（《蒋委员长指示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修正战斗序列手令》，一九三七年八月三日）

以“空”换“时”

八月十三日，上海爆发了“淞沪战役”，国军两面受敌。蒋介石将计就计，决定扩大上海战事，引日军主力南下，使日军的主力“（由）从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这样子以空间来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蒋纬国，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

日本没有在华南大规模用兵的打算。日军参谋本部于卢沟桥事变后拟订《处理华北时局要领》陈述：“如抗日行为波及华中华南时，亦以不出动陆军兵力为原则。”日本参谋本部以“防苏”为战略重点，认为中国华北地方割据，派系独霸一方色彩浓厚，中国将无力发起全面战争。

七月二十九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对华作战计划大纲》：“一、以中国驻屯军进行作战，在平津地区对中国军队尽量加以沉重打击。二、在情况不得已时才在青岛和上海附近作战。”

蒋介石部署重兵，“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蒋自任第三战区长官，到前线指挥。一次去上海前线，蒋介石的列车被日本飞机攻击，侥幸躲过。蒋夫人在前往上海劳军途中被日军飞机炸伤。日本陆海空三军联合，火力凶猛，造成中方逾十万伤亡，最终攻下上海。处于劣势的国军，顽强抵抗，歼敌六万多，重挫日军锐气。淞沪战役，粉碎了日本“三月亡华”之计划，打破了其“逼蒋求和”的幻想。

碧血青天

首论持久

“淞沪战役”后，日军战略重点南移，向华中集结。日军装备在水乡泽国威力大减。日军南下，陷入了蒋公的战略布局。蒋介石说：“日本军阀虽自以为机诈百出，实际上是冥顽不灵。”“他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殊不知他的国策与战略，自开战以来，始终是受我们的控制。”（《中国之命运》）

上海沦陷，南京危在旦夕。十一月二十日，蒋介石发表迁都声明：“我们始终相信，暴力是不能打垮我们的。终有一天，会由敌人制造的废墟中出现崭新的国家，只要地球存在，这个国家就将继续存在。”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陷，日军疯狂屠城两个月，滥杀中国三十万军民，史称“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西迁，使日本逼蒋投降的计划落空。面对日本的虎狼之师，国民党上层意见纷纭。多数情绪悲观，认为战则必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早已做好投降的准备。连蒋介石的亲信下属中，也弥漫着悲观情绪。孔祥熙、于右任、胡适、蔡元培、陈布雷等都主张议和，认为战则必败，中华必亡。当时行政院开会，报告完了，必以“中国那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等愤慨语结束。（《陈克文日记》）支持蒋公抗战的同僚和百姓，被讽刺为“唱高调”，是“歇斯底里的风气”。

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又说：“各将领战意全消，痛心盍极。……敌军实无攻京决心，惟我军太无力量，敌人虽欲停止亦不能止矣。”“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

蒋介石引领全国同胞同仇敌忾，持久抗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南京沦陷的前夜，他向全体国民宣告：“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一九三七）

十二月十八日，南京陷落后五天，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认为，“必使敌人再进一线，使之更陷于穷境，则国际变化如何固不可期待，而倭寇弱点必暴露更甚，敌军兵力亦不胜布置，不仅使之进退维谷，而且使之疲于奔命，如此各国必乘其疲而起矣。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

日本一方军事进逼，私下里又主动诱和，软硬兼施。蒋公将计就计，几次派代表与日方密谈。一九三八年十月，蒋公的代表萧振瀛与日本军方代表和知鹰二密谈，蒋公在中方宣言中加入：“我政府对于和战之方针与其限度，早已屡次声明，即和战之标准全以能否恢复七七以前之原状为断。”（《找寻真正的蒋介石》，杨天石）

十一月二日，日本广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德国大使托德曼受日本之托，于十一月五日面见蒋介石，转告了日方的和谈条件。日本此次提出的条件为：内蒙自治；华北自治；自伪满洲国至永定河划为中立地带；扩大淞沪停战协议所划之中立地带，以国际警察维持治安；中日经济合作，减轻日货关税；取缔排日及抗日教育；共同防共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蒋向主和最力的汪精卫、孔祥熙坦言：“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借，我国随时可以有恢复主权之机。”最终蒋、汪、孔商议决定，坚持抗战，不理敌人所提之媾和条件。

日本最终无法接受蒋公的底线，因为那意味日本在七七事变后的“成果”全部作废。日本看到蒋介石不会对压力屈服，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决定“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寄希望于扶持傀儡政权。一九四零年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日本才确立了自己的代理。

蒋介石坚信，抗战必胜，但不能速决。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他命何应钦准备抗战计划时说：“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一九三八年一月，蒋介石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九三八）

碧血青天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抗战，决非争一时之胜负与得失，而为东亚千百世之祸福有关，故不惜任何牺牲，非达到此目的，终无战乱终止之期。”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国军在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指挥下，在山东与江苏交界处的台儿庄重创日军，杀敌万余。尽管国军仍然在做战略撤退，台儿庄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狂言。此前不久，山东省主席、第五战区副长官韩复矩在徐州会战中临阵逃脱，放弃济南及黄河防线，被蒋介石枪毙，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大大鼓舞了前线官兵的抗战斗志。

一九三八年六月到十月，一百多万国民革命军，由蒋介石指挥保卫战时首都武汉。大战在即，蒋介石发表对全国的广播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我军此次作战，将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进退为重，而在于自动的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区，达成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目的。”

日本急于速决，为拿下武汉，孤注一掷。这场战役为时四个半月。国军动用了仅存的海军空军，与日军殊死搏斗。造成日军伤亡二十万。气急败坏的日军，竟违反国际法，动用毒气。国军四十万伤亡，海军全军覆没，飞机所剩无几。碧血壮志书忠烈，青天白日祭英魂。

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守，日军切断了粤汉铁路，武汉腹背受敌。第二天，蒋介石决定弃守武汉。当时武汉的政治、军事、实业已按计划撤退完毕，迁往西南大后方。十月二十四日深夜，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飞离武昌。翌日，日军攻入武汉。史学家认为，武汉会战是抗战的一个重大转折，双方从此进入僵持。日本虽然打赢了战役，却输了战略，陷入中国全面抗战的泥淖。

按蒋公部署，政府西迁重庆，借巴蜀天险，御日军进犯。在中国人民心目中，重庆是中华复兴的“希望之城”。而日军一面开辟西部战线，同时又开始对重庆进行长达六年的狂轰滥炸。企图摧毁蒋中正的抗战指挥中心，动摇中国的抗战决心。无论从军事、政治经济还是国人心理看，当时的抗战局势并不明朗，中华民族命悬一线。

日本人深知蒋介石对中国的重要性。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在一份报告中说：“如果将国民政府比喻成一把扇子，蒋中正实为扇轴。对于拥有民族意识之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讲，蒋中正是其国家生存、民族复兴的好汉，更是中国民众的民族英雄。要打倒中国国民之偶像，与讨伐张学良的满州和其他地方军阀是不同的。”

战区统帅

二、终克强敌

“本来父亲的观念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同时也要求欧美同盟国对德国、意大利以德报怨。他的目的就是要将共产势力阻绝在亚洲北大陆间，不让共产势力蔓延至太平洋。”（《蒋纬国口述自传》）

高瞻远瞩

抗战初期，中国孤军作战。美国保持中立，对中日不提供武器。中苏在一九三七年八月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曾经援助中国空军，并卖给中国军火。但是苏联在一九四一年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后停止援华，承认满洲国，给中国背后一刀。英国在一九四零年迫于日本压力，关闭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外贸的唯一通道。

蒋介石认定，中国抗日不是孤立的，英美苏三国迟早要卷入战争升级。他密切关注欧美等国的外交动向。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入侵波兰，欧战爆发。蒋介石闻讯，在日记中感叹：“我国抗战两年期待国际变化，今果已至矣。国际情势虽甚险恶，如我择善固执谨慎运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国家从此复兴也。”（张其昀，《党史概要》第三册）

他在一九四零年九月十六日的日记中说：“德俄裂痕日深，美俄有接近之可能。”

一九四一年初，蒋公在日记中高瞻远瞩地提出对国际形势的九点“期待”，头两条是：“甲、俄德开战；乙、美倭开战。”

五月十日，蒋介石告诫美国大使对日本暂时按兵不动：“据余判断及最近所得确报，如一个月半以内（即至六月底）美国对德国形势不再恶化，只要能维持目前现状，则德国必于此一个月半以内向俄进攻。”六月十六日，蒋介石召见中共头目周恩来，要他转告苏联，“德军将于六月二十一日进攻苏联。”六月二十二日，德军进攻苏联，比蒋介石的预见仅晚一天。此情报给了苏联近一周的备战时间。（鹿锡俊，《蒋介石对苏德战争的预测及因应》）

事态发展证实了蒋介石的英明。苏德开战后，蒋公说服罗斯福，对日本持强硬立场，停止提供日本军火及能源。日军被断口粮，顿觉五雷轰顶，绝望之余，决定破釜沉舟。十二月一日，日本天王主持的御前会议认为：“美国已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和中国事变以来的一切成果将付诸流水。”决定“对美、英、荷开战”。

十二月七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十二月九日，中国与美、英等同盟国同时对日正式宣战，与德、意、日轴心国形成对垒。

四年前，上海沦陷、南京危急，蒋介石在迁都重庆前预言：“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来，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四年后，预言成真。

一九四一年，拉铁摩尔由罗斯福推荐，到重庆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拉氏与蒋公夫妇接触一年多，后因其亲共观点与蒋公疏远，离任。但在回忆录中，拉铁摩尔依然说蒋公是“真正的爱国者”、“非常具有国家意识”、有时候“比罗斯福或丘吉尔更有远见。”（[美]陶涵着，林添贵译，《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战区统帅

一九四二年元旦，中、美、英、苏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订反侵略宣言，蒋介石受推举为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指挥中、泰、越等地区的同盟国军队联合作战。美国《时代》周刊当年六月一日的封面登载了蒋介石的头像和简短的说明：“蒋总司令：艰苦卓绝的五年过去了，但是最困难的还在后面。”

一九四二年二月，蒋介石偕夫人应英国驻印度总督邀请访问印度。这是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第一次出访。印度是英国殖民地，圣雄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与宗主国英国矛盾，使印度不想投入到反法西斯战斗中。日本和德国也跃跃欲试，把拉拢印度作为南亚的重点战略。蒋介石此行目地就是寻求英印间的妥协，争取帮助印度尽早独立，从而稳固印度在同盟国中的作用。蒋介石拜会了甘地、尼赫鲁、真纳（巴基斯坦国父）等民族领袖，与他们推心置腹。

蒋介石发现，印度与中国有许多相似的特点，都是受欺负的弱国，有悠久的文明，都信仰“传统的精神力量”。蒋介石在印度独立运动和英国之间的斡旋，在丘吉尔当局看来大概有“干涉内政”之嫌，因此也没有得到英国的让步。蒋介石为了支持印度民族独立的正义，不惜得罪强大的盟国英格兰，他表现出的仗义和同情心，让印度人十分感动。多位印度领袖也向蒋保证他们不会支持德日法西斯。离开印度前，宋美龄用英语广播了蒋介石的《告印度人民书》：中印两国人民命运相同，因此应并肩作战。

珍珠港事件后两个月，日军攻占南亚占领多处岛屿和城市。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失守。五月，菲律宾、泰国、马来亚、印尼、缅甸相继沦陷。日军在南洋屡屡得逞，逐渐形成对华包围状。

在南洋畅通无阻的日军，在中国却举步维艰。一九四二年初，蒋介石令薛岳指挥三十万国军，在长沙用天炉阵包围十二万日军，歼敌五万七千。而中国军队损失仅二万八千。

美国记者福尔门采访战场后撰文：“中国第三度的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中国军队的配备若能与日军相等，他们即可很轻易地击败日军。”

蒋介石振奋，在一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侵略南洋，可谓战无不利，攻无不克，而独在长沙之役受到最大惨败，于是英美政府及其舆论，方知日寇之强，乃反应我国之不弱。”

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进攻仰光，驻缅英军向中国战区统帅部求援。二月十六日，中国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这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蒋介石先后两次派出美式装备的远征军到缅甸和印度，由他的参谋长史迪威指挥，在英军配合下，血战日寇，保卫西部生命线。最终取得胜利。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