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民間故事《金馬獎》-作者王冠雄

第16屆金馬獎 ( 1979 )

我是一個自由演員，遊走於小型獨立製片的電影公司之間，既沒有經紀人，也不隸屬於任何電影公司，我從來沒有機會拍過中影、邵氏、嘉禾這些大公司的電影，坦白說，這些大公司有自己力捧的演員，當時，他們也看不上我。
在拍攝“大地飛鷹”之後，我成為當時台灣獨立製片公司爭相邀約的對象，一時之間，炙手可熱，但在那些年間，從來沒有受邀參加過金馬獎。直到我拍攝樺樑電影公司“賭王鬥千王”一片時，樺樑公司因“春寒”一片參展入圍，邀請我參加公司的團隊，我才知道只有影片入圍的電影公司，才有機會能組團參加，並且有名額的限制。
金馬獎當年由新聞局主辦，是一年一度僅次於國慶日的最大型活動，舉辦的地點是在國父紀念館。在與樺樑金家兄弟等待入場時，看到四周的人群中，有不少俊男美女，看樣子應該是中影或什麼電視公司的演員，男士們穿著質感很好的手工西裝，風度翩翩；女士們一襲長禮服，儀態萬千⋯⋯我下意識看了看身上穿的是為拍片準備，破了就扔了的廉價西裝，覺得自己有點寒酸，心想：下星期去訂製兩套看起來體面一點的⋯⋯。
我們就像是劉姥姥進大觀園般的進場，看到布置得美侖美奐，既莊嚴又不失典雅的舞台，衣冠楚楚的貴賓們齊聚，心中不由暗嘆這才能稱之為“盛典”。入圍影片電影公司的座位被安排在中後方，距離舞台略遠，但居高臨下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好奇的觀看四周，興奮的心情逐漸的被一種奇怪的感覺取代，這電影界的盛典中，我竟然看不見一張熟悉的面孔，就像是進入了一個平行宇宙！我問金愷（金家兄弟的父親，名製片人）：「金叔叔，坐在前面的那些是什麼人？也是電影界的嗎？」，他看了眼，說：「不認得，有可能是政府高官或立法委員的親朋好友⋯⋯」，金家老三接了一句：「如果可以的話，他們可能連家裡的狗都會牽來⋯⋯」，金家老五說：「這裡是中影官派的主場，我們算是來插花的，如果不是“春寒”入圍，我們就算想來也來不了⋯⋯」。
這時典禮開始了，有人上台致詞，說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外行話，掌聲就如下雨般的響起。我觀看頒獎典禮的同時，心裡在為獨立製片公司感到憤憤不平，新聞局主辦單位只要少巴結幾個官員，就算邀請所有獨立製片的老闆與導演們都來，也不過才2, 3百人⋯⋯外人不知道，新聞局電影處最清楚，中影每年拍不了兩部片，真正撐起台灣電影半邊天的是獨立製片，我們才是台灣電影的主流，新聞局連這麼小的順水人情都不會做？
在頒獎典禮進行到一半時，我與“春寒”的導演陳俊良相繼到走廊抽煙，雖然我們當天才初識，但我對他的印象很好。他雙眼炯炯有神，削瘦的臉頰上永遠保持著微笑，說話的速度很慢，每一字一句都先經過思考。
陳俊良問我：「王冠雄，你以前有沒有參加過這個金馬獎？」
我回答：「沒有。你呢？」
陳俊良：「我也是第一次參加。你想不想得這個獎？」
我回答：「想，你呢？」
陳俊良：「想。我來弄一個劇本，明年我們來拿，好不好？」
我回答：「好。」
這幾句就是全部的對話，男人與男人之間的話不必多。陳俊良準備的劇本，片名是“茉莉花”，這是我唯一拍過的文藝片。
第二年，我以此片得了第十七屆金馬獎“最佳男演員獎”。

第17屆金馬獎 ( 1980 )

“茉莉花”是一部戰爭文藝片，時代背景是對日抗戰時期，故事背景發生在中國東北一所日軍臨時性的野戰醫院。我飾演一位日本醫官，將救人視為天職，但在這場戰爭中看到了太多的死亡，內心充滿著矛盾，每日藉酗酒麻痺自己，最後因協助一群受盡殘暴凌辱的中國女學生逃亡，以悲劇收場。
同時入圍最佳男主角的還有狄龍（英雄邵氏電影公司出品），王道（源中影出品），他們在入圍的影片中，都非常的出色，坦白說，我是最不被看好的一位。很多人認為我與狄龍都是動作派演員，一向是金馬獎評審委員所排斥的對象，王道受中影力捧，占盡主場優勢，呼聲最高，在典禮前幾日的記者會與活動中，已經是所有記者們追逐採訪的焦點。狄龍大老遠自香港來，卻備受冷落，不時以自嘲來避免難堪。
當宣佈是我得獎時，幾乎所有人都無法置信，因為這是首度由體系外的演員得獎，並且還是動作片的演員。我上台領獎簡短致詞後，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混亂，在記者們拍照採訪後，所有得獎人再到環亞飯店參加慶功宴，結束時已近午夜。
回到家後換下禮服，看到鏡中的我跟出門之前沒有什麼兩樣，在熱鬧喧嘩之後突然安靜下來，感覺一切似乎不是那麼真實。我套上牛仔褲開車再度回到國父紀念館，人潮早已散盡，在昏暗的燈光下，清潔工正在打掃滿地的紙屑。我沿著冷清的走廊慢慢的繞了一圈，心中的感覺是“空虛”。一時之間，竟然不知道自己真正在追求的是什麼？
我需要靜下來好好想想：「我已經向自己證明了當演員的能力，接下來，我想要看看自己還能夠再做些什麼？」。

第19屆金馬獎 ( 1982 )

金馬獎是電影界一年一度的盛事，整個過程是一個頒獎典禮。我們可以從奧斯卡金像獎的頒獎典禮中看到：主持人態度莊重、風趣、幽默，對得獎人或得獎作品的讚美與尊重，讓人感受到獎項的神聖，得獎人的興奮與驕傲。在那感人的時刻，所有的努力與心血，得到了肯定與讚賞。你絕對不會看到有人會像吳念真一樣順手接過“最佳編劇獎”就說：「我兒子又多了一個玩具了。」。
將具有重大意義的金馬獎頒獎典禮辦的像個綜藝節目，使得電影味盡失，這是因為主辦單位不了解電影文化的內涵。很多頒獎人與得獎人態度的輕忽傲慢，這是缺乏認知與內心素質的問題。
那些綜藝節目的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是代表大會，不能有輩份的稱呼，卻滿嘴的叔叔、伯伯、姊姊、阿姨，將金馬盛典主持的像開宗親會，無形中消彌了觀眾的參與感。不適當的玩笑，輕佻的態度，都會有失莊重。
電影放映時，經由感官進入腦部的程序，依序是聲、光、效果、畫面、人物、劇情，一部電影的絕大部分，都是在後期製作完成的。拍片的現場有導演組、製片組、攝影組、燈光組、道具組、特技組、服裝組、化粧、梳粧組、場務組，所以電影是集體的創作，從來沒有一個人能獨立完成。後期製作更重要，有剪接、配對白、音樂、效果、字幕、沖印這些工作。所以金馬獎除了最佳導演，男女主角，配角外，還設有最佳劇本、攝影、剪輯、音樂、服裝設計、錄音這些獎項。因為後製作才是最重要的。
電影可以帶動時尚、流行、音樂、藝術，可以將古代的生活風貌呈現在眼前，也可以將現代人的思考模式、生活習慣、社會的現象流傳到後代，是一種文化資產。金馬獎獎典禮是每年僅次於國慶日的第二大型的活動，經由電視全程轉播，應該利用這大好的機會，讓社會大眾了解電影不僅只有娛樂價值，也是一種精神文化的活動。
歷年由官方主辦金馬獎時，由於新聞局電影處根本不懂什麼是電影，只是當成一場熱鬧的大型晚會在舉辦，觀眾在看完只知道什麼男女演員得獎，無法從中對電影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在民國七十一年時，胡茵夢告訴我金馬獎主辦單位邀請她擔任典禮的主持人，當我一聽到男主持人是蔣光超時，就為她捏一把冷汗。胡茵夢可以勝任，但邀請蔣光超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蔣光超是個諧星，習慣性的擠眉弄眼，會破壞整個典禮應有的莊重感。整個流程的腳本一拖再拖，直到典禮的兩天前才寫好。胡茵夢從新聞局電影科領回腳本交給我先看，我才看到第一句話⋯⋯就看不下去了。
（開場白如下）
胡：「蔣伯伯，你為什麼今天看起來兩個眼睛一個大、一個小？」
蔣：「因為我一個眼睛是看大銀幕，一個眼睛是看小螢幕的。」
（以下：哈哈哈哈⋯⋯⋯⋯）
胡茵夢也看傻了，問我怎麼辦？最後決定由我陪她去新聞局電影處找江奉琪科長（後任中視總經理），江奉琪很無奈的表示：這個腳本是由台灣最有名的四大編劇合寫的，他也是才剛看到，第二天就要彩排，來不及重寫了。
這四大編劇（不具名）把金馬獎寫小了，令人失望。第二天我陪胡茵夢去彩排，遇到蔣光超，他有點依老賣老，說話時不停的擠眉弄眼。開始彩排時，胡茵夢嘆了口氣，無奈的說：「蔣伯伯，為什麼你的眼睛⋯⋯」。
小丑進場，一場“金馬宗親會”就此再度揭開序幕…..

第21屆金馬獎 ( 1984 )

歷年來金馬獎的主持人都是經由新聞局主辦單位內定指派，唯獨第二十一屆（民國七十三年）是經由新聞界票選，結果一致公認推選我與姚煒為最具代表性及完美搭檔的男女主持人。在新聞局正式邀請我時，我毫不考慮的立即答應，雖然我從未有任何的主持經驗，但我相信自己可以勝任，此時的我羽翼已豐，只要有風，我就敢飛。
我擔任主持人的唯一條件，就是腳本要由我自己來寫。這是破天荒的創舉，因為歷屆的主持人從來沒有參與籌備的工作，都是等到彩排前才讀稿排演。
經與電影處江奉琪科長溝通我的觀點及主張，除了最佳導演、男女主角外，對其他各類獎項也要利用這機會多做介紹，尤其是後製作的部分，讓社會大眾藉此機會能對電影的正面意義有所認識，他欣然同意並全力的支持。
這樣一來，典禮的趣味性當然就會降低，在華視決定交由羅小鵬導播全權負責時，我立即邀約他會面，相談甚歡，他表示將會在舞台設計、燈光怖置、音樂與節奏感這些方面製造氛圍，來彌補趣味性的不足。
姚煒因主演“金大班最後的一夜”，獲得當年最佳女主角入圍提名，她的艷婦氣質無可比擬，被譽為“女人中的女人”。在她從紐約抵達台北之後，我們每天都會面討論服裝的搭配、對白的設計、口氣與分寸的拿捏，及建立一些小動作的默契。接著，我們約談每一位典禮的頒獎人，討論訪談的內容，說服他（她）們將重點放在獎項的意義。因為我們是新聞界推選出來的主持人，所以也很多的記者朋友參與討論，不時提供寶貴的意見。這時，除了得獎人致詞的內容之外，整個頒獎典禮大致上已經可以掌握了。至於現場若是臨時出現什麼小狀況，那就見招拆招⋯⋯
隨著時間的迫近，姚煒的情緒開始緊繃，顯現出了患得患失的心態，因為她同時也是最佳女主角的入圍者，面對的是與她難分軒輊的楊惠珊，還有一位頒獎人給了她很大的壓力，就是擔任壓軸的最佳男主角頒獎人孫越。他是唯一不肯配合腳本討論的一位，姚煒無論怎麼跟他溝通，他既不願意接受我們為他的設計，也不肯透露他上台時會說些什麼。孫越是個很有主見的人，這是我在拍“賭國仇城”時就已經明確感受到。他是前一屆最佳男主角的得主，在這屆又因主演“老莫的第二個春天”入圍提名，身段不自覺的有點高。作為一位受訪者，竟然不願意跟主持人溝通，非常的不近情理。
我很清楚他心裡在想什麼。有的人很會掌握機會，會在最適當的時機說些顯現睿智或發人省思的哲言，加深別人對他的印象，這原本無可厚非，但主持人若一時無法回應，相形之下就會顯得愚蠢，這是所有主持人最擔心的狀況。直到最後一分鐘，姚煒在後台追問孫越時，他還是堅持不肯透露，只說了句：「台上見！」。多年來，我對孫越都很尊重，在眼見他對一個女人都可以斤斤計較到這種程度，我終於忍不住對他說：「孫越，你不是個君子！」。
那年的最佳女主角得主是楊惠珊，她是與我合作最多的女演員，沒有人比我更清楚她的家庭、她奮鬥的過程、她情感的創傷，我站在她背後的主持台上，聽到她開口說的第一句話：「我從小，無論想要得到任何一樣東西，都是那麼的難⋯⋯」，內心不由一陣酸楚。
雖然都沒有主持的經驗，但我與姚煒共同主持了一場經典的頒獎典禮。在之後的慶功宴中，姚煒的表現雖然泰然自若，但我能感受到她內心的失落，她經歷過大風大浪，內心素質非常堅強。在為楊惠珊高興的同時，也同時為姚煒感到惋惜，那是一種很複雜的情緒。在與姚煒道別時，我用半開玩笑的口氣說：「再見了，金大班的最後一面。」，是的，我心裡知道，這是最後一面。
從接受邀請擔任主持人，全力投入籌備工作，直到典禮順利結束，我始終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已準備息影。這是我為電影界做的最後的一件事。
多年之後，在報章媒體上看到孫越已成為愛心慈善的代言人，我不禁懷疑哪一面才是真正的他？也許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