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雄史诗《九评》征文一等获奖作品（上）：一名「八零后」的三退之路（正体简体.English）Deutsch.Japanese

【導語】這是一位「八零後」女孩走過驚心動魄人生轉折的真實見證。她曾是中共體制內的優等生，是家人眼中的希望，也是各方勢力拉攏的對象。然而，在全面了解法輪功真相、深讀《九評共產黨》之後，她毅然選擇退出中共，走上一條良知與信仰交織的覺醒之路。

她不是名人，卻用一己之力抵擋整個紅色體系的壓力；她不是演員，卻讓生命成為最有力的史詩。本篇原創作品榮獲《九評》全球徵文一等獎，感動無數心靈，也見證了當代中國人內在覺醒的壯麗圖卷。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靈魂戰爭中，她是堅守真相的光明使者，是真正的時代英雄。

English (Introduction)

This is the true testimony of a post-80s girl who went through a thrilling turning point in her life. She was once a top student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system, the hope of her family, and a target for various influential forces. However, after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and deeply studying the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she resolutely chose to quit the CCP and embarked on a path of awakening intertwined with conscience and faith.

She is not a celebrity but stood alone against the entire red system’s pressure; she is not an actor but made her life the most powerful epic. This original work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global “Nine Commentaries” essay contest, touching countless hearts and witnessing the magnificent awaken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uls.

In this smoke-free spiritual battle, she is a bright messenger who upholds the truth and a true hero of our times.

---

Deutsch (Einleitung)

Dies ist das wahre Zeugnis eines Mädchens der Post-80er-Generation, das eine aufregende Wendung in ihrem Leben durchlebte. Sie war einst eine Spitzenstudentin im chinesischen kommunistischen System, die Hoffnung ihrer Familie und ein Ziel verschiedener einflussreicher Kräfte. Doch nach einem umfassenden Verständnis der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und dem eingehenden Studium der „Neun Kommentare zu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entschied sie sich entschlossen, die KPCh zu verlassen und einen Weg des Erwachens einzuschlagen, der Gewissen und Glauben verbindet.

Sie ist keine Berühmtheit, doch stellte sie sich allein dem Druck des gesamten roten Systems; sie ist keine Schauspielerin, doch machte sie ihr Leben zum stärksten Epos. Dieses Originalwerk gewann den ersten Preis im globalen „Neun Kommentare“-Essaywettbewerb, berührte unzählige Herzen und bezeugt das großartige Erwachen der zeitgenössischen chinesischen Seele.

In diesem rauchfreien geistigen Kampf ist sie eine leuchtende Botschafterin der Wahrheit und eine wahre Heldin unserer Zeit.

---

日本語（はじめに）

これは80年代生まれの一人の少女が、人生の波乱に満ちた転機を経験した真実の証言です。彼女はかつて中国共産党体制内の優秀な学生であり、家族の希望であり、様々な勢力から注目されていました。しかし、法輪功の真相を深く理解し、『共産党に対する九つの評論』を読み込んだ後、彼女は毅然として共産党を脱退し、良心と信仰が交錯する覚醒の道を歩み始めました。

彼女は有名人ではありませんが、一人で赤い体制全体の圧力に立ち向かいました。彼女は俳優でもありませんが、命を最も力強い叙事詩にしました。このオリジナル作品は「九評」グローバルエッセイコンテストで一等賞を獲得し、数えきれないほどの心を動かし、現代中国人の内なる覚醒の壮大な図巻を証明しています。

この煙のない魂の戦いにおいて、彼女は真実を守る光の使者であり、真の時代の英雄です。

当代英雄史诗《九评》征文一等获奖作品（上）：一名「八零后」的三退之路 — 作者璽清

题记：

一、我劝退的第一个女孩，后来成了我们的红娘

二、学生时代退党所经历的暴风骤雨

（一）了解法轮功真相，使我彻底看清中共
（二）大学期间在组织上公开退党，遭遇校方恐吓威胁
（三）一人退党，全家泰山压顶，如同文革再现。

三、传播三退真相身陷囹圄，受难中看见人性之光

（一）狱医对我强行抽血和灌药
（二）福字和红包是血泪染成的
（三）拒穿囚服被狱霸殴打谩骂
（四）洗澡成为羞辱人格的方式
（五）高压与胁迫改变不了正信
（六）一个杀人犯的良知与善报

四、沉淀与反思——谈谈党文化对年轻人的思想荼毒

（一）无神论——斩断中国人维系道德的根基
（二）情与色——败坏世风与毁人的罪魁祸首
（三）恐惧感——操控人拒绝真相的变异心理
（四）自私心——助长人性贪婪加速道德恶化

五、在工作中讲真相的小故事

（一）初来乍到——我在餐馆当起了打工妹
（二）渐入佳境——把饭店变成真相的窗口
（三）得心应手——正义媒体在为劝退铺路
（四）更上层楼——珠宝店是讲真相好环境

六、海外风景线三退大舞台

（一）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我劝退的「景点」
（二）面对不明真相的中国人
（三）对导游讲真相很重要
（四）和年轻人的互动
（五）「小姑娘呀，你怎么也干这个？」
（六）劝退之路是用善心铺就的

结语

自2004年11月19日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到今天2016年的伊始，已经超过十一年的时间。《九评》从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全面揭露中共统治的黑暗荒谬、对人自由精神的扼杀，还原历史、还原真相。

《九评》对于中共不啻于一记惊雷！对于中国民众，是一副醒脑剂。中国这个历史上令人骄傲的古老民族和它特有的文化传承历经千年的风霜延续到今天，留给中国人的却是当今毒奶粉、地沟油、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抓捕异己、打压律师、迫害正信、活摘器官、各种群体性事件、使良心得到高频率的践踏！这条条令人惊讶的名词都有着这个时代的烙印——中共统治下的红色中国！

如今的红朝是满目疮痍和一个高GDP增长的假象，其腐败荒谬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今天的中国民众人人都在其中，深受其害，却又无可奈何。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原共产主义国家都纷纷采取措施进行「去共化」的努力。如2015年列宁像在乌克兰境内被纷纷推倒，乌克兰司法部长彼得连科在法院下令取缔共产党时表示：乌克兰应该生活在欧洲普世民主文明之内，并应避免再次重复过去的错误，乌克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更应成为当今乌克兰社会的基础。在为祸人间百年的共产主义运动行将就木的今天，中共政权风雨飘摇，面临解体。在其彻底灭亡之前，中国人要认清中共十恶俱全的本质，从精神上肃清共产党的流毒，从心理上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跳出恐惧的枷锁，放弃对共产党的一切幻想，选择「三退」，寻求自救，走向未来。

我是一名「八零后」的三退义工，「九评」发表后这十年间，在我人生来来往往的十字路口、那些起起伏伏的生命旅途中，都书写下了我与「三退」的故事。「三退」伴随我走过十年青春岁月，那是汗水泪水交融共浸、人生小舟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历经磨砺的十年。

学生时代的我曾在组织里公开退党；与先生的缘分也因「三退」而巧妙地相遇相知；后来因「劝三退」被人陷害、锒铛入狱；随后我逃离故土流落异国他乡，身在海外的我也曾遭遇各种极端窘境，经过一番反思和沉淀，人生的际遇又常常境由心转，使我得以走出自我的心牢，成为一名帮助他人的三退义工。在帮助中国人三退的过程中，我也看到其明白真相后的震撼、那种心态的骤变，与其一同感受着生命更新后的喜悦与幸福。这其中有我一路走来的些许经历、退党故事、也有三退心得和对年轻一代去除「党文化」的思考。

与此同时，帮助中国人「三退」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由于有了这份沉重感，我和周围很多同伴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改变着人心，传播着善良，不厌其烦地默默耕耘着，利用自己年轻人的优势在自由社会里向更多中国人传播着三退的真相。

在这个人心不古、思潮变异的乱世中，也许我们都曾在世风日下中推波逐浪，但我们的心中也要一如既往地期待自己去作一股清流，洗尽尘世铅华，返回清心纯净的真我本性。我常常感叹：人生如梦，岁月如歌，莫忘初衷才能不辱使命！我的人生能够有幸与「三退」相连，那是我生命的无上荣耀……

一、我劝退的第一个女孩，后来成了我们的红娘

我和先生认识是在十年前，那时的我们并非同城、更不同校、从未谋面、素不相识。就到现在我也搞不懂他一个学新闻的怎么大学毕业后却跑去了中国西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县级市工作。

那时，我还在一所高校读大三，我们俩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然而「缘」这个东西真是很奇妙，无形中把线抛的远在天边，又拉的近在咫尺，真有点「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味道。

2005年6月，已是大三下学期期末。一天下午，我找了一间无人的教室在讲台前练习讲课，这时，一个长头发扎马尾辫的女生轻轻地推开了虚掩的门，在第一排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我开始以为她拿着背包进来准备自习，但又似乎只是稍留片刻在等什么人。当我们目光交汇的时候，彼此相视一笑，她发现我正在练习讲课还时不时地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于是就问我是否可以在这听讲，我愉快地答应了：「正好，顺便给我提点意见」。

她就一直坐在教室第一排听我讲有关历史、文学、艺术、讲当今社会的乱象、国人道德的堕落、无神论对人类的冲击、大学生就业的压力等等，有了听众我似乎有点兴奋，早已脱了稿，在台上「眉飞色舞」地边讲边比划着，看神情她也听的津津有味。过了大约二十分钟的样子，她男朋友在窗外招呼她把她叫走了，我们就这样有了一次短暂的萍水相逢。

她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遗憾，总感觉还应该把更进一步的真相告诉她，心想如果我还能再见到她就好了。没想到「心想事成」是真的，过了没几天，我从食堂打饭回来，在宿舍楼前又一次看到了她，我们见面后都很高兴，她说她对我印象深刻，我说我也是，我们相视着、微笑着，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她告诉我自己马上就大四毕业了，她选择应学校的号召去支援西部建设，于是我们赶快互留了对方的小灵通手机号，约好晚上在宿舍楼外的过桥米线店吃饭。

晚上，我们都如约而至，她叫莹莹，名如其人，温柔如水，是一个很单纯善良的女孩子。漂亮有神的眼睛下面透着一张红润、笑起来还有点婴儿肥的鹅蛋脸。饭桌上我们聊了很多，那时我刚刚修炼法轮功一两个月，我试图把自己所了解的法轮功真相讲给她。她听后感到很震惊，没想到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自己竟然被欺骗了这许多年，甚至都有点不想去西部了。

我们聊天聊得很深入，在说到一些超凡现象时，她跟我说自己曾透过盛着矿泉水的瓶子折射的角度往天上看，竟然看到了观音菩萨，她说自己当时也很惊讶，还问我相不相信，我说信，这世上确有神佛，只是人不相信而已，人类太渺小了，看不到比自己更高一层生命的存在，如同蚂蚁永远不相信有比自己更高一层的生命存在，可是蚂蚁永远都活在人类的脚掌之中。她说自己和别人说，别人都说她眩晕看糊涂了，肯定是她的幻觉，所以她很高兴我能相信她的话。

那天，我帮她退了队、团，她欣然同意。就这样，她成了我第一个成功劝退的人，那一刻，我心里真的好开心，我也能劝退啦！当晚饭局过后，原本以为我们的故事就此作罢从此天各一方，没想到她随后给我带来一场不小的惊喜。没过多久，她就去了西部的县城报到了，当时省里去西部一共有五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一个男生和她分到了同一个单位成为同事，有一天，他们在聊天时，他也给莹莹讲了法轮功真相，想要帮她三退，莹莹就把和我相遇的故事及已经三退了讲给他听，后来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赘述了吧？

在经过我同意后，她把我的电话告诉了这个年轻人，由于志同道合，几年后，我们喜结连理，正应了那句「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的老话。就这样，我劝退的第一个人，竟无意间成了我和先生牵手一生的红娘。

二、学生时代退党所经历的暴风骤雨

2004年11月，海外大纪元网站发出一声惊雷——《九评》问世，它的出现昭告天下：中共的末日将至。然而，在大洋彼岸中国大陆的我却在同年同月成为了一名中共的预备党员，那时，父母都为我高兴，觉得女儿很争气，前途定是不可限量。我自己也感觉还行，有点沾沾自喜。

（一）了解法轮功真相，使我彻底看清中共

五个月后的2005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那天，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接触到法轮功真相，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当我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幕幕，特别是中共编造「自焚」伪案来迫害法轮功信徒的黑幕，这使我感到非常震惊，还有它迫害「六四」大学生、迫害文革时的知识分子、迫害……等等，这一切使我彻底看清了中共的残暴和黑暗。

我才刚刚加入预备党员五个月，自己还沉浸在美滋滋的喜悦当中呢，我不敢相信我所加入的党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邪恶的政党，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也不愿相信它一直通过不断掩盖真相、散播仇恨来掌控着中国民生，愚弄百姓。可是这些事实真相就摆在我面前，那段时间我真的感到非常疑惑，难道我入党入错了？难道在我周围所有入了党的老师、同学都错了？甚至是七千万入了党的中国人都错了？

中国人中还有那么多人入了共青团的、少先队的人，难道大家都错了？一时间我竟然感到这个世界错了，是非颠倒了，这真相降临地实在太突然、太令我震惊了！我足足茫然错愕了一个星期，不愿见人更不愿说话，我感到太痛苦了，这一切真是难以置信！然而事实真相就摆在面前，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后我的心才渐渐趋于平静。

如果说一开始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因为「祛病健身」而走进法轮功大门的话，对我来说，「祛病健身」仅占了我走进来原因的「百分之二十」，而一开始真正打动我、使我走进法轮功群体的最主要原因的「百分之八十」则是因为我看到了法轮大法的不同寻常，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的做人理念。

特别是在中共已经迫害法轮把他定为所谓的「非法组织」、各大媒体到处宣传「天安门自焚」以后，人们都是躲之不及、吓得要命，谁还敢接触法轮功啊？当时的我一旦了解了真相，就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当「天安门自焚」伪案的骗局被揭穿后，这层窗户纸一旦解开，我好像一下子就走进了大法的门，瞬间觉得自己和大法那么近。

当时我就意识到了法轮大法不是一般的法，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一件大事，如果法轮大法真的是佛法，是为修炼、往高层次带弟子、度人的话，那我一定要修炼，返本归真！人生不过几十年，不要等自己老了一辈子碌碌无为、病痛缠身时再想着寻找正法大道，那时候可能就晚了，机缘也没了，如果真是大法洪传、佛在度人，那我错过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在18岁时，我就曾学过掌纹诊病，了解通过掌纹就可以洞见一个人的疾病、命运走向，通过掌纹这个局部就可以探析整个身体的变化，手纹具有全息性的特点，那时我就对这类边缘学科挺感兴趣的。读了大法的书籍后，我在其中感受到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广博、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纯真纯善，他的那种理念唤醒了我内心的某种共鸣，对做好人、与人为善、提高道德情操、修炼境界的一种向往，也解答了我过去对很多事物，如对佛像、开光、法身、拜佛、算命等的诸多不解的疑问，这是父母、亲朋、教授、学校都无法给我解惑的。

总之，我感受到大法那种很正的东西，是大法讲述的法理和内涵深深的抓住了我，我似乎非常短的时间就明白了很多东西，知道了什么是「修炼」、做人为什么要「重德」、人类持续堕落的下一步将面临着什么……等等等等。

如果我明白了这一切，谁再让我离开大法，我会感到很痛苦，我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了。什么叫真理呀？人明悟天机的那一刻不就是洞彻了生命的真谛吗？那不就是真理吗？我认为「修炼」从来就不是有人强迫你修你才修，强迫你炼你才炼的东西，也不可能是政府不让炼、家人不让炼，你就不炼了的事儿。所以，我暗下决心，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任凭谁不让我修也不好使，这个大法，我是修定了！我的内心深处生出了从未有过的坚定和决绝！

（二）大学期间在组织上公开退党，遭遇校方恐吓威胁

说起「退党」，当初知道中共黑暗，明白真相的那一刻，我就强烈要求那个帮我了解了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千万别等，赶快帮我退，为了赶紧退党，我当时真是心急如焚哪，就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倒了，我还没退出来那就惨了。当法轮功学员告诉我已经帮我办好了，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后，我才放下心来。

喜悦与痛苦常常是一对欢喜冤家，伴随着我修炼法轮功后的欢愉，魔难也悄然而至，我在组织里摊牌退党，就没有那么顺利了。那时，由于刚入了预备党员几个月还没「转正」呢，我明白真相并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可是学院的党组织并不知道我修炼，我常被书记叫去做「思想汇报」，书记多次催促我预备党员要赶快转为正式党员，我都给糊弄过去了，可是这次他非常生气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和你一批入党的，早就转正了，就你还磨磨蹭蹭？」我知道「转正」这事儿我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那段时间，为了应对此事，我加强了对《九评》的阅读，过程中使我思考了很多。

自从我了解了法轮功真相，我真的没办法再走近这个党一步，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不明真相则好说，可是我已经明白真相了，明白真相再跟着「转正」，就是助恶为虐，就是在干违背良心的事。

刚上大四，我作为学院推荐的学生代表在学校礼堂做优秀学生先进事迹报告会，我被安排在第一天发言，学校对此事非常重视，去了很多校领导，学校领导就是这样认识了我。可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前刚刚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校里发表演讲，一个月后竟然面临「退党」的问题。由于我在当时是学生会主席，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看来，我是个「典型」。我院党、团委书记和校领导等都多次找我谈话，并恐吓威胁我，多次质问我是不是炼了法轮功，为什么思想突然转向？

那时，我院大小书记们怕我带动别人，认为我是危险人物，多次指出我「思想有问题」，甚至说我「再这样下去，很危险，将来就完了，没有未来了」。书记在一次谈话中还对我说过：「你知不知道，你坑害了组织，坑害了党，坑害了我们对你的培养！」他还曾向我父母威胁说要把我保送研究生取消，甚至是拿不到大学毕业证，奖学金停发等等。

他还和校领导背着我到我家里去搜查，直接闯进我的私人卧室看我平时都看什么书。有的平时比较要好的同学知道了我的举动和领导的心思，就悄悄的远离我，不再和我接触。有的学生会干部还被书记派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之后向书记和学校汇报。他们曾经都是和我共度美好校园生活的老师们，他们在学业、生活方面都给了我很多帮助。

然而，在「入党」的问题上，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和我谈笑风生，亲切家常，我成了他们眼中的「异类」、「叛徒」，就像「毕福剑饭桌门」一样，大有今天人们常说的流行语「吃党的饭、砸党的锅」的意思。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中共撒下的弥天大谎，这是「党性」取代了「人性」的结果，这是中共制度的悲哀！而我只是想要恢复自己的人性罢了。
（三）一人退党，全家泰山压顶，如同文革再现

从2005年12月起，约半年多的时间，校领导和这些学院里大小书记们不仅轮番找我谈话骚扰我，还跑到我家威胁我父母，调查我的家庭情况。我父母都是老实人，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辈子，可是这突如其来的恐吓骚扰使得父母也被强加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不知道将来怎么活，父母每天都很担心我，生怕哪天我在学校遭遇什么不测。

一个好端端的女儿，要是大学没有毕业证、保送的研究生也读不成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可如何是好啊？那一年，妈妈常常以泪洗面，精神上受到极大的重创，加强了对我的看管和问责，同时也让亲戚朋友来访进行游说，希望我能在大家的合力下转变想法，扭转我的未来命运。爸爸平时上班也无法静心工作，面对同事只能强颜欢笑，面对朋友常常暗自神伤，面对我的时候则对我怒气冲天、大打出手！多少次，我从家里哭着跑出去在无人的马路上痛哭！

我不敢回家，我怕爸爸一次又一次的打骂，我不敢面对这个家，可他是我爸爸，我得忍着！我可怜的爸爸，他的梦想是当一个画家，可是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他胆小怕事了一辈子，什么上山下乡，没钱上学，文化革命，无缘高考等等，他全赶上了，今天面对法轮功问题，在中共谎言的欺骗下，他对自己的女儿拳打脚踢，他难道不是个可怜人吗？

一天，一个校领导和我们学院的党委副书记趁我不在家，跑到我家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并调查我的情况，他们不经允许地翻看我卧室的书柜，那天他们和父母谈了很久。当晚，父母打电话要我立即回家，我不知什么事，只觉大事不妙，心里忐忑不安。一进家门妈妈就说：“你别退党了好不好，算妈妈求求你！你是妈妈的心头肉啊，我这辈子就是为你而活的，你要是走到这一步上来，我都不想活了，你说你能有好的未来吗？你再不醒悟你就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觉得可惜吗？

我都替你感到惋惜，你们学校老师也都觉得你是个那么优秀的好孩子，谁也没想到你会退党，他们问我你是不是炼法轮功，我都给你挡着，没直接回答他们，一直在回避。你姥爷怎么死的你不知道吗？共产党什么事干不出来啊？妈妈求求你了，妈妈给你跪下了，妈妈给你磕头！”说着就看见妈妈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嘣、嘣、嘣……那一刻，别提我有多难受了，我不知道如何去说服妈妈，搀妈妈起来她也不听，爸爸看到妈妈下跪，他也跪下了。

妈妈一会又说：“你要是退党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这突如其来的磨难我感到父母在突如其来的压力下，好像都有点失去理智了。我故作轻松：“妈妈，你们改变不了我，不要这样哭闹了，我没有伤害你们的意思，而且你们也不要听学校他们恐吓，我不会没有毕业证的，也不会去不了保送的学校读研，你们不要这么悲观，学校那边我会摆平的，他们不敢对我如何，你们放心好了！只要你们心态平静下来，我就没那么大压力了，你们不是我的坚强后盾吗？

我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不要总是把我当小孩儿，我总有成熟的一天，总会长大的，我也不是没有头脑的傻瓜啊，我会自己分析事情，会自己判断对错，也不会随便相信什么，我是很理智的，倒是你们这么哭哭啼啼的，又是下跪又是磕头，让我怎么受得起？”说完这番话，我觉得再也不想说话了，感到太累了，那天持续了三个小时的殴打怒骂令我痛苦万分，真是心灵和肉体的煎熬。

一个人的冤屈都会如此痛彻心扉，更何况几年来因中共残酷迫害而使得法轮功学员家庭造成的重创又是怎样触目惊心呢？想到那些还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受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我更是不住地潸然泪下，明白他们有多么不易，而我和他们相比，并没有承受太多，想到此就不觉得那么苦了，当一个人有口莫辩的时候，也许最好的办法就只有沉默忍耐。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衣柜里看到一张公安局的举报单，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边撕边哭，心里异常沉重，这让我想到文革时那种夫妻反目，母子互斗的残酷，当亲人们被谎言欺骗的时候，她们真的会相信所谓的“大义灭亲”是正确的，哪怕是对自己的女儿。

那时，我一方面安抚父母让他们不要担心，一方面自己却感到万箭穿心，心力交瘁，那种无法言说的恐惧感、那种绝不可能低头却又常常无法向谁解释的压力，几乎每一天都使我身在难中，对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那一刻，我的心和这个家是如此遥远。

我想到爷爷奶奶在打压前也接触过法轮功，那时，我和妈妈去奶奶家时还在奶奶家的床上发现过《转法轮》这本书，但是由于这场打压，爷爷奶奶没有敢继续走下去。我也想到一件很神奇的事，记得奶奶接触大法后有一次奶奶和三婶在厨房做饭，突然高压锅爆炸，她们却在那一瞬间好像同时听到有人叫她们，她们一回头离开后躲过了一场大灾难，两人几乎都没怎么受伤，否则那会有性命危险，这都是大法神奇的护佑啊！

我还想到大一的时候，在家里的走廊上看到一张《风雨天地行》的光盘，拿回来在电脑里放，一看是“天安门自焚”真相的，害怕的我都没敢看，当时爸爸妈妈还想了解一下，已经把光盘放到电脑里了，可是我却硬是阻止他们看，不仅把光盘从电脑里退出来，还说：“这是搞政治，咱们不搞政治”！

这些年，我一直很遗憾自己当时的所为没能让爸妈了解真相。其实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由于这场迫害造成的吗？人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充满了政治运动的阴影。那时我不过二十一二岁，却经历了来自社会的排斥、学校的压力、家庭的不解、周遭的白眼和告状。每天都感到活在阴云和恐怖之中，如同背负了千斤顶般无法呼吸的沉重感，那种沉重感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其实，众多的法轮功学员中，多少家庭都遭遇了和我同样的遭遇，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子不认父，父不认子。在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几乎每个人都当过“运动员”，这是人类现代文明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更罕见的是，中国人一次一次的在政治运动的灾难中，在一轮又一轮的洗脑宣传中抗命、挣扎、麻木、沉默、妥协。我常常感叹，一个民族，在背离了真正的事实真相面前，在大奸似忠、大伪似真的假象欺骗下，暴力仇恨被强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江泽民与中共祸国殃民，摧毁中国人的道德基础，把中华民族推向深渊。那段时间退党的魔难让我更加认清中共打压法轮功撒下弥天大谎对中国人造成的巨大伤害，那种如影随形的迫害如同文革再现。我这个年龄，没有经历过什么政治运动，没经历“六四”，没经过什么大风大浪，可是在当时，以“党”为中心的大气候下，一个大学生敢退党，跟“党”叫板，等待我的同样是波涛汹涌的风暴。

至今为止，虽然十年过去了，但我依然能够记得父母当时的承受以及为我前途命运担忧的那种焦虑和惊恐的眼神；我依然能够记得自己是如何在信仰的助力下排除万难，极力摆脱共产党强加的梦魇，这是我大学时代的故事，但就好像发生在昨天。经历过退党风波后，我发现相比在组织里退，法轮功学员所倡导并一直在实践的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声明三退的办法更贴近当下的中国民众，这真的是为更多想要远离中共，真心想退党、退团、退队的中国朋友提供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平台。

它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选择退出的机会、简化了三退程序、减少了矛盾激化、安全可靠有保证，却又能帮助中国人快速、大面积进行三退，从而使民众解脱中共的束缚，是实现退出中共目的的最佳渠道！三、传播三退真相身陷囹圄，受难中看见人性之光和很多法轮功学员一样，我原本也有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我们一家四口，公公、婆婆、先生和我都修炼法轮功，我们都在法轮大法中受益，是大法向我们开启了人心归正、道德升华之路，给我们的人生点燃了一盏希望的明灯。

然而，为了向更多的中国人传递“三退”真相，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持续了十六年的血腥镇压中，我的家庭也受到了严重的波及。几年前，我和先生因为向民众传播法轮功及三退真相被人举报，遭当地警察的非法抓捕，之后先生被辗转关押看守所和监狱，随即遭非法判刑，受尽酷刑毒打，被强行注射毒针、大量抽血造成多次昏厥和窒息。我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也同样遭受酷刑凌辱、暴力殴打和体罚，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的公公婆婆也曾多次被非法绑架拘留所、洗脑班，回到家没平静多久，却又在警察不断的骚扰、恐吓、威胁、监控的迫害高压下，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卧病不起，最终被迫害致死，公公婆婆年仅五十多岁就双双撒手人寰、含冤离世。由于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也曾被非法关押于看守所，期间也经历了很多魔难，仅举几例以说明这场迫害的残酷。
（一）狱医对我强行抽血和灌药

我被非法抓捕那天，在公安局里经过了半天的非法提审后，大约晚上七八点钟，我被带到看守所。一进看守所，很多人对我这个年轻的面孔进到这里感到不解，于是我就对见到的每个人讲法轮功及三退的真相，这时看守所的狱警接管了我，经过层层铁门给我带进一楼一间小屋子。

里面有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医生看了一眼别人送进来的写有我名字和一些信息的纸，然后就勒令我躺下。他首先问我是否有家族遗传病？抓进来前有没有挨打？有没有伤？我就给他出示我的胳膊、头、脸等伤，他却用手按了几下我的腹部、肝部、心脏等处，给我量了血压，然后他拿个针头晃一晃说要给我抽血，我反抗，他看我不从就改口说那我就采血化验吧。

他还对我说：“你们法轮功老说我们摘你们器官，你们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你见到我摘你器官了吗？”说着就拽起我带着手铐的手，拿了一个利器使劲往我的右手无名指上戳了一下，血哗的就流出来了，疼得我“啊”的大叫一声！正当我不解地想问为什么要强行抽血时，管教从门口进来把我带走了。又经过层层铁门，管教把我带到三楼一个监室门口，经过搜身后就把我推进监室。

一群穿着蓝色马甲囚服的在押犯同时盯着我看，她们都好奇地想知道我是什么原因被抓的，管教把牢头叫出去对她耳语一番，交代了一下我的情况，就把门一关，我就这样在这十几平方米左右的监室里和二十几个犯人被关在一起。我在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后的没几天，就被迫害地出现了身体不适，心跳加快，口吐白沫，在押犯们嫌我恶心，就把我挪到靠门最近的地方躺着，没躺多久就被一个女狱医叫醒，她用力挤按我的人中，把我的牙齿和嘴唇捅破流血，硬逼迫我张开嘴，我不吃，她就骂我精神病，不吃也得吃，由不得我。这时，狱医向牢头使了眼色，牢头就指使监室里的其他犯人压着我全身，不让我动。

狱医强行往我嘴里塞进十来颗黄色小药丸，命令我在她面前咽下去，我不咽，我想先含在舌头和口腔两壁，等她走了就吐出来。可她命令我把水喝下去而且还扒开我的嘴查看舌头下是否藏了药丸，当被她发现后，她就大怒，认为我欺骗了她。

她还恐吓我如果不吃就要打针，说着就在自己的药箱里要拿针头，我最终被几个人压着强逼咽下那些黄色的不知名的药丸，后来她又给我灌了几次药，致使我在看守所一度出现心脏跳动异常、精神恍惚甚至有抽搐迹象，令我痛苦不堪。

（二）福字和红包是血泪染成的

我这个“八零后”，从小都是捧在爷爷奶奶手掌心里长大的，每年过年大人们都会送红包、喜糖、福字给我们。收到这些我都会分外开心，甚至会把红包纸保存好攒起来，隐喻年年有余， 新的一年不缺钱、有好运气等等。

然而，在被非法监禁以后，我才知道中国传统习俗中的“送福送吉祥”、“送红包”等习俗在这个晦暗的角落却大大地变了味儿了，一群在押人员在管教、牢头狱霸的威胁下赶制的福字、红包、对联会带给人什么样的人生福分呢？

在被非法关押看守所的第二天一大清早，五六点钟我就被叫醒，一直做奴工做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每天十五六个小时的工作量。原来看守所新来了一大批半成品的货需要我们为其赶制，这些货不是别的，正是“招商银行某分行”、“建设银行某分行”联系看守所让在押犯人赶制的，在年前必须做完一批红包、福字和对联，福字和对联卷在一起作为一套被放进一个细长的红色硬纸壳筒里，红包则需要手工对折粘贴。

在看守所完成所有的组装程序后，就会尽快运送到这些银行，银行再把这些奴工产品分发到客户手中。如果我做得不好，则会被罚站或者长时间坐小板凳，目的就是折磨我，让我变得顺从她们的一切命令与安排，稍有不从，就会想出各种招数让我难受。由于时间紧，我们被勒令人人快速行动，相互监督看管，哪个管教负责的监室活出的快，那个管教就会有相应的奖金，活得慢的监室人员就会遭受管教轻则辱骂，重则挨打体罚甚至整个监室的人都没有饭吃相威胁。

在管教、牢头的极力教唆下，一个五六十岁吸毒的在押犯就常常对我说些下三滥的话，把我骂得体无完肤，骂完了大家就对着我哈哈大笑，对我进行各种羞辱，管教时不时地在监室外巡视，时而把狱霸叫到门口对她耳语一番，对我指指点点。作为法轮功学员，她们强迫我做最重的活，我不干，她们就用那个红色硬纸壳筒打我的头和手，我干得慢，她们就给我拎到边上单独干，方便监视我的一举一动，想浑水摸鱼是不可能了，干不完就别想睡觉，继续干直到干完为止。她们一会强迫我做这个，一会命令我做那个，她们对我议论纷纷，极尽侮辱之能事，还骂我笨蛋、诅咒我的到来给她们带来晦气拖累了她们跟着我一起倒霉，她们会使用很多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词汇去对我进行诽谤侮辱，一开始只有几个人骂我，后来其他人都被带动对我说脏话，说我心理变态，大家都干活你不干这不是搞特殊吗？你以为这是你家啊？

在这个地方就你搞特殊？找死？别在这里死，要死死某劳教所去！第一天做奴工我的承受就已经到了极限，眼睛累得干涩，脑袋昏昏沉沉，浑身有气无力，身心疲惫的我原以为结束了一天的折磨，没想到白天做完奴工产品，晚上还要收拾地上残余，每天我都被要求擦九次地、三次厕所，她们都在床上坐着看我擦每个人的鞋底，不干净不行、有头发不行、有米饭粒不行，只要发现一根全部重新来过。

我不是犯人，却把我当作犯人来对待，实在是毫无人性。因为绝食，身体根本没有体力，却也被逼干同样繁重的体力活。那时是冬天，我的手冻得大口子淌血，可是还要一遍一遍地浸冷水、一遍一遍地洗抹布、一遍一遍地擦地刷厕所，由于身体被迫害得太虚弱，蹲在地上的时间又长，我常常一站起来就晕倒，她们却说我是装的，让我继续起来干。

（三）拒穿囚服被狱霸殴打谩骂

在我25岁生日那天，白天我被强迫做奴工干了一天活，已经很累了，晚上坐在床上想歇一会，顺势把囚服扯下放在一边。那会儿牢头正在厕所里洗澡，她看见我没穿囚服（蓝马甲），就大声命令我赶快把囚服穿上，我拒绝穿，她又再次命令我，你穿不穿？我还是摇头拒绝！这时，她立即套了一件衣裤从厕所冲出来，光、光、光，一顿狂扇耳光，大家都鸦雀无声惊恐地看向我，全监室的人瞬间都惊呆了。

当时我的左耳朵就听不到任何东西了，时而有嗡嗡的鸣叫声，耳鸣很厉害，耳鼓好像破了一样，难受极了，过了好多日子才完全恢复。我的脸也没有任何表情，脸其实已经机械式地被抽肿胀反而没有知觉了。我没有哭，没人折磨我的时候，我可以哭，有人折磨我，我反而不会哭，因为我不能哭！大法弟子没做错事，向侮辱我的人哭不值得。

我并没有对她有任何不好，牢头却凶神恶煞般地睁着大眼，嘴里一遍一遍地叫嚣、辱骂、恐吓，她失控了，活脱脱像个泼妇一般，歇斯底里地吼着“你个臭不要脸的”等等各种脏话，骂得我体无完肤，打我脸、捶我胸、骂脏话、掐我胳膊、揪我耳朵拎起来、还不让我睡觉、罚站一夜。

那时我心想在正信者面前，迫害者只是可怜的打人小鬼，我有我的造化，她有她的去处，何必与她一般见识，好战者必生恶趣，她才是可怜的人。牢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这么对我了，全监室的人都是活证人，我给她讲真相不听，她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我、打我、给我灌食、强行给我剪发、满口污言秽语打击我的尊严、不断诅咒企图使我丧失从看守所释放的信心。她是经济犯罪关进来的，读过大学的她脑子聪明得很，可是竟想歪主意赚钱害人，没干好事所以给关进来了，最后给判了四年刑，即将送监狱服刑。这一群在押犯有卖淫的、吸毒的、打仗斗殴的、经济犯罪的、职务侵占的、杀人犯，形形色色的在押犯每天关在一起。她们每天最大的快乐，就是看牢头怎么折磨我，为折磨了我，她们就不再被关注，就会免受很多皮肉之苦。

有的说，你就服个软不行吗？你这孩子真是犟啊！有的说给她道个歉陪个笑脸不就完了，也给她个台阶下！有的说就你这样硬，要是给送到监狱，非得给折磨死的，上大挂、电棍、蹲小号、关禁闭，哪有现在这么轻？这个说几句，那个说几句。她们当初还专门为了我会被关在哪儿而争论，有人说关在某某监狱，判个几年刑；有的说某某劳教所，谁谁不就关在那里吗？有的在押犯为了讨好牢头，成了欺负我的急先锋，专门在我半夜炼功的时候打我胳膊，不让我炼抱轮，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为了减刑、为了“立功”，她们有时甚至比牢头还牢头！我被这群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常常躲在被窝里哭。

（四）洗澡成为羞辱人格的方式

有时候，我看到海外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后被迫害得精神恍惚、思维迟钝，心里都会很难过。那是因为在非法关押期间，那些狱警、牢头狱霸们故意强加迫害进行心理干预所致，她们会不断重复地丑化你、孤立你、指责你心理不健全，说你仇恨社会，她们所做所说的一切对法轮功学员来说都是一种精神摧残。

同时，利用人在物理环境隔离时会产生的寂寞、恐惧、压抑和绝望，企图让人对自己产生怀疑，甚至不断暗示精神有问题，利用亲情去试图“转化”，她们会恐吓你如果再坚持修炼法轮功，就会走火入魔、破坏大法，就毁了父母家人。她们利用群体胁迫恐吓、苦肉计、搞株连、亲情施压等手段，其实就是利用人的正常情感对人进行心理折磨，试图使人在痛苦煎熬中度日。

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如果说随意打骂、殴打、体罚、侮辱、灌食、喂药等等一切折磨手段还不够邪恶的话，那么软硬兼施地利用各种心理围攻方式则是更加致命的迫害手段。最令我无法忍受的是在非法关押的第二天起，我就被强制要求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脱衣洗澡。

为此，我的身心遭受了极大痛苦，多少年后对此事仍然心有余悸，这种对女性人格的巨大羞辱，使我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阴影。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女孩儿，就被要求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洗澡，我不洗，所有的人都在看着牢头怎么整我，她逼迫我洗澡，不洗就打我耳光，嘴里还不停地骂骂咧咧，不断挑衅着、骂着更难听的类似猥亵的粗话。

“臭不要脸”、“你臭死了你”、“你想让我们给你洗吗？”，“不洗你就光身子晾在那儿”……大家越是这么说，我越是难为情，由于厕所没有门，仅仅是一层透明玻璃隔着，相当于没有任何隐私，我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没有热水，只能用凉水冲，那时室外是零下十多度的低温，室内温度也不高，在如此寒冷的冬夜，二十多个人都一齐看我，我的脸都没地方放了，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打冷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一个小小的空间都弥漫了太多的侮辱和邪恶的气氛，让我对此感到无比羞耻，无地自容。牢头勒令所有人放下手头的一切“直视”着我被强制当众脱衣、洗澡的一举一动。不洗就光着身子在厕所里罚站，不洗就不能出厕所。

有的被关押者也随同着牢头，恶意地表示：“快洗吧，不洗把我们都给熏臭了”！别小看了这句简单的话啊，这可是押犯人的常用语，当我反对非法关押绝食的时候，她们会说：“快吃吧，不吃我们也会跟着遭殃的”；当不背监规不穿马甲的时候，她们会说：“快穿吧，不穿我们也要受牵连的”；当遭受殴打的时候，她们会说：“别倔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你再反抗，她们就会连我们一起打的”。

每一次这样的话一出，就成了对我的另一种威胁，把受害者置于害人者的一方，角色的转换是如此快捷自如。这些可怜的押犯在长期的监禁中已经心灵扭曲，失去了对善恶是非的起码判断。

事实上，被关押的每一天，我都要经历一场没有尊严的内心强烈挣扎的战争，在屈辱中我必须得让自己活下去。在被非法关押的每一天，我都要面对这种恶劣的生活状态和这群人，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度日如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的酷刑迫害毫无人性，丧失人类道德底线，极其邪恶残忍，玷污着做人的尊严，就这样使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一夜间发生巨变。

经历的这一切使我相信，只有魔鬼才会喜欢在晦暗的魔窟中以折磨他人为乐趣而苟活，法轮功学员是不会屈服这淫威的伎俩，也许人的肉身被浑浊的狱水浸染，可是心灵却是洁净的，再污浊的水也无法浇灭我心中的圣泉，真理的雨露会滋润着我洗净尘世的污浊之身，用坚定的信仰之光照射这晦暗的每一个角落。

（五）高压与胁迫改变不了正信

在看守所里，我被多次非法提审。一次，国保大队610办公室头目对我进行非法提审，他长得一脸横肉，黑暗的脸给人一种伪善、虚假、邪恶、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第一印象。

那天，他还带了一个年轻的警察。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一开始他并没有拒绝，甚至饶有兴趣地想要了解我的想法，开始他没怎么说话，只是邪恶地盯着我看，笑着，渐渐地我感觉他有点想通过我的话了解我的想法，想找出我的弱点好钻我的漏洞，我就没有再和他继续讲下去。

那天，该头目提出让我配合他，为他们服务，说什么看我表现，表现好就在年前放我回家，否则就给我劳教三年，他还恐吓我说：某教养院对我的劳教已经被批下来了，就等着我或者他的一句话，就看我怎么选了。

他恐吓我说他是能决定我未来命运的人，给我一点时间想想。他还表面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我家人有多么想我，奶奶躺在病床上天天念叨我，他指责我不孝顺，是我给家人带来了磨难，好好的姑娘炼什么法轮功啊？

快别炼了，赶快写个不修炼保证，只要我有个认罪的好态度，就可以早点和家人团聚。最后，他又和我强调从看守所出去是有前提的：
一是要有一个好态度，二要把自己说清楚，三要办理离婚手续，并与他们签约为其服务一年到三年，实际就是当特务。

他说你一个研究生，你先生配不上你，你和他离婚了，配合我们你就可以早点出来，在这个破地方呆着干嘛，别傻了，在这呆着一辈子都完了，青春全毁了，你看看他不挺好吗？说着就指着旁边的那个一直在纸上记录什么的年轻警察。

一会又说了几个同修的名字问我认不认识，还说这几个人和他都有交情，还逼我交代认识哪些法轮功学员，我告诉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你们别想从我这得到任何东西，我是不配合你们的。他看我态度很坚决，就说别说得太早还会给我机会之类的话。离开时，他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他的电话，让我想清楚后通过管教给他打电话。

回到监室后，我把那个纸条的电话背下来反复记牢，在上厕所的时候扔到了厕所眼里用水冲下去，心想将来只要我出去这个魔窟，我就会曝光他！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见到此人后，说不上为什么我心里感到异常难过，此人在中共谎言的毒水里泡着，实在中毒太深，邪气太大，表面又如此的伪善，表面好像对你很好，可是不知道心里想的是什么，一脸的黑气，骨子里好像藏了太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总之，看到他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他这次的非法提审顿时给了我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师父是最好的师父，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我知道自己是不争气的弟子，但是我还是要做师父的弟子，一定跟着师父指的路走，绝不走邪路！不能给自己未来留下遗憾！那几天，我调整好心态，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的心里只有三句话：决不背叛师父！决不背叛大法！决不出卖法轮功学员。

后来，隔了一两个星期，恶警又再次对我非法提审，我知道他的来意，他问我想好没有，我告诉他自己绝不会配合他的安排，我的未来不是他能掌控的，我会离开这里，但不是用他的方式离开！

他听我这么说一看没戏了，非常生气，开始对我拍桌子瞪眼，目露凶光，用非常严厉的口气恐吓了我好一阵子，最后抛下一句：「你等着去某监狱和某教养院吧！你这个精神病！让那里的犯人折磨死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说完就气哄哄地走了！后来我被释放后上法轮大法明慧网才了解此人，此人自江氏镇压大法以来，一直都不遗余力地追随首恶，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

当时有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被他策划抓捕的，这些年来，凡是被非法关押进该看守所的大法弟子，几乎都被此恶徒毒打折磨，而且手段卑劣、丧失人性。可以说他是臭名昭著、恶贯满盈，双手沾满了迫害好人的鲜血！对此，明慧网虽给予曝光，但此恶徒并未有丝毫收敛，对当地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一如既往、肆无忌惮。

（六）一个杀人犯的良知与善报

那时，我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哪经历过上述的这些折磨，现在想来一句诗形容得特别好：「蛟龙原非池中物，误落浅滩遭虾戏。」这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鬼伎俩，对我心灵的打击很大，是个杀人于无形的杀手镰，目的就是想要摧毁我做人的尊严，在她们的控制下卑躬屈膝！

在看守所里，人没有尊严，比动物还不如，没有人性和人权。在管教的教唆下，监室里的牢头、狱霸、在押人员把法轮功学员当成头号罪犯对待，极尽羞辱之能事，折磨别人对她们而言是一种平淡生活的调味剂。

非法关押中，这场迫害尽管残忍邪恶，但也有使我看见人性光辉的时刻。对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五十岁左右的阿春，她又高又壮，看着挺面善的，但阿春却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犯，是她亲手杀了自己的丈夫！在我们的监室里，只有阿春每天带着沉重的脚镣，她不善言辞、郁郁寡欢，好像每天都坐在那里等死，我明白那种内心的感觉，一个对生活没有了希望的人，对一切都无所谓了。

她很少参与那些人对我的折磨，常常是旁观者，看得出她和别人并不一样，但在这个每天生存的环境下，她又不能表现出什么来。在我特别难过的时候，有一天阿春正好挨着我睡，晚上阿春对我说：「孩子别怕，你是好人，你这么好，她们太坏了，全都欺负你，以后我保护你。」她的话顿时让我特别感动，只要我们被分配挨在一起睡觉时，我就悄悄地在她耳边念「法轮大法好」！

我把手伸到她的被窝里，拉着她的手给彼此鼓励，还帮她三退了。虽然后来证实她也常被人欺负，并没有真的能保护了我，但她多少保护了自己，因为后来她被判刑八年，医院检查结果出来说她有精神病史，这和死刑比起来已经算是判得很轻了，我相信这是她相信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三退而有的善报。

看到她每天戴着沉重的脚镣，我分外感到自由对人来说是多么重要！阿春虽是杀人犯，但杀人犯也有良知，相比牢头和那些打手们在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态度上，阿春的表现弥足珍贵，这是我们狱中结下的友谊，更令我倍感珍惜！当人寒冷时，一件衣服可能就是雪中送炭了，当人受难时，一句话就足以抚慰一颗受伤的心灵，让人看到人性之光！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可以轻描淡写地遗忘看守所里的这段往事，但是我的故事、他的故事、我们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将会构成中国人永远也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当下中国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这一幕幕绝对是世界文明进程中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待续）

當代英雄史詩：《九評》征文一等獎作品（上）：一名「八零後」的三退之路-作者璽清

題記：

一、我勸退的第一個女孩，後來成了我們的紅娘

二、學生時代退黨所經歷的暴風驟雨

（一）了解法輪功真相，使我徹底看清中共
（二）大學期間在組織上公開退黨，遭遇校方恐嚇威脅
（三）一人退黨，全家泰山壓頂，如同文革再現。

三、傳播三退真相身陷囹圄，受難中看見人性之光

（一）獄醫對我強行抽血和灌藥
（二）福字和紅包是血淚染成的
（三）拒穿囚服被獄霸毆打謾罵
（四）洗澡成為羞辱人格的方式
（五）高壓與脅迫改變不了正信
（六）一個殺人犯的良知與善報

四、沈澱與反思——談談黨文化對年輕人的思想荼毒

（一）無神論——斬斷中國人維系道德的根基
（二）情與色——敗壞世風與毀人的罪魁禍首
（三）恐懼感——操控人拒絕真相的變異心理
（四）自私心——助長人性貪婪加速道德惡化

五、在工作中講真相的小故事

（一）初來乍到——我在餐館當起了打工妹
（二）漸入佳境——把飯店變成真相的窗口
（三）得心應手——正義媒體在為勸退鋪路
（四）更上層樓——珠寶店是講真相好環境

六、海外風景線三退大舞臺

（一）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是我勸退的「景點」
（二）面對不明真相的中國人
（三）對導遊講真相很重要
（四）和年輕人的互動
（五）「小姑娘呀，你怎麼也幹這個？」
（六）勸退之路是用善心鋪就的

結語

自2004年11月19日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到今天2016年的伊始，已經超過十一年的時間。《九評》從政治、經濟、文化、信仰等全面揭露中共統治的黑暗荒謬、對人自由精神的扼殺，還原歷史、還原真象。

《九評》對於中共不啻於一記驚雷！對於中國民眾，是一副醒腦劑。中國這個歷史上令人驕傲的古老民族和它特有的文化傳承歷經千年的風霜延續到今天，留給中國人的卻是當今毒奶粉、地溝油、大氣汙染、環境破壞、抓捕異己、打壓律師、迫害正信、活摘器官、各種群體性事件、使良心得到高頻率的踐踏！這條條令人驚訝的名詞都有著這個時代的烙印——中共統治下的紅色中國！

如今的紅朝是滿目瘡痍和一個高GDP增長的假象，其腐敗荒謬程度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今天的中國民眾人人都在其中，深受其害，卻又無可奈何。由此帶來的社會道德體系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將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拖向深重的危機。

近年來，世界範圍內原共產主義國家都紛紛采取措施進行「去共化」的努力。如2015年列寧像在烏克蘭境內被紛紛推倒，烏克蘭司法部長彼得連科在法院下令取締共產黨時表示：烏克蘭應該生活在歐洲普世民主文明之內，並應避免再次重復過去的錯誤，烏克蘭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價值觀念更應成為當今烏克蘭社會的基礎。在為禍人間百年的共產主義運動行將就木的今天，中共政權風雨飄搖，面臨解體。在其徹底滅亡之前，中國人要認清中共十惡俱全的本質，從精神上肅清共產黨的流毒，從心理上擺脫共產邪靈的控製，跳出恐懼的枷鎖，放棄對共產黨的一切幻想，選擇「三退」，尋求自救，走向未來。

我是一名「八零後」的三退義工，「九評」發表後這十年間，在我人生來來往往的十字路口、那些起起伏伏的生命旅途中，都書寫下了我與「三退」的故事。「三退」伴隨我走過十年青春歲月，那是汗水淚水交融共浸、人生小舟大起大落、一波三折歷經磨礪的十年。

學生時代的我曾在組織裏公開退黨；與先生的緣分也因「三退」而巧妙地相遇相知；後來因「勸三退」被人陷害、鋃鐺入獄；隨後我逃離故土流落異國他鄉，身在海外的我也曾遭遇各種極端窘境，經過一番反思和沈澱，人生的際遇又常常境由心轉，使我得以走出自我的心牢，成為一名幫助他人的三退義工。在幫助中國人三退的過程中，我也看到其明白真相後的震撼、那種心態的驟變，與其一同感受著生命更新後的喜悅與幸福。這其中有我一路走來的些許經歷、退黨故事、也有三退心得和對年輕一代去除「黨文化」的思考。

與此同時，幫助中國人「三退」的過程中，我也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使命感。由於有了這份沈重感，我和周圍很多同伴一樣，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改變著人心，傳播著善良，不厭其煩地默默耕耘著，利用自己年輕人的優勢在自由社會裏向更多中國人傳播著三退的真相。

在這個人心不古、思潮變異的亂世中，也許我們都曾在世風日下中推波逐浪，但我們的心中也要一如既往地期待自己去作一股清流，洗盡塵世鉛華，返回清心純凈的真我本性。我常常感嘆：人生如夢，歲月如歌，莫忘初衷才能不辱使命！我的人生能夠有幸與「三退」相連，那是我生命的無上榮耀……
一、我勸退的第一個女孩，後來成了我們的紅娘

我和先生認識是在十年前，那時的我們並非同城、更不同校、從未謀面、素不相識。就到現在我也搞不懂他一個學新聞的怎麼大學畢業後卻跑去了中國西部一個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縣級市工作。

那時，我還在一所高校讀大三，我們倆真的是八桿子打不著，然而「緣」這個東西真是很奇妙，無形中把線拋的遠在天邊，又拉的近在咫尺，真有點「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的味道。

2005年6月，已是大三下學期期末。一天下午，我找了一間無人的教室在講臺前練習講課，這時，一個長頭發紮馬尾辮的女生輕輕地推開了虛掩的門，在第一排找了個位子坐下來，我開始以為她拿著背包進來準備自習，但又似乎只是稍留片刻在等什麼人。當我們目光交匯的時候，彼此相視一笑，她發現我正在練習講課還時不時地在黑板上寫寫畫畫，於是就問我是否可以在這聽講，我愉快地答應了：「正好，順便給我提點意見」。

她就一直坐在教室第一排聽我講有關歷史、文學、藝術、講當今社會的亂象、國人道德的墮落、無神論對人類的沖擊、大學生就業的壓力等等，有了聽眾我似乎有點興奮，早已脫了稿，在臺上「眉飛色舞」地邊講邊比劃著，看神情她也聽的津津有味。過了大約二十分鐘的樣子，她男朋友在窗外招呼她把她叫走了，我們就這樣有了一次短暫的萍水相逢。

她走的時候，我覺得有點遺憾，總感覺還應該把更進一步的真相告訴她，心想如果我還能再見到她就好了。沒想到「心想事成」是真的，過了沒幾天，我從食堂打飯回來，在宿舍樓前又一次看到了她，我們見面後都很高興，她說她對我印象深刻，我說我也是，我們相視著、微笑著，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她告訴我自己馬上就大四畢業了，她選擇應學校的號召去支援西部建設，於是我們趕快互留了對方的小靈通手機號，約好晚上在宿舍樓外的過橋米線店吃飯。

晚上，我們都如約而至，她叫瑩瑩，名如其人，溫柔如水，是一個很單純善良的女孩子。漂亮有神的眼睛下面透著一張紅潤、笑起來還有點嬰兒肥的鵝蛋臉。飯桌上我們聊了很多，那時我剛剛修煉法輪功一兩個月，我試圖把自己所了解的法輪功真相講給她。她聽後感到很震驚，沒想到共產黨幹了那麼多壞事，自己竟然被欺騙了這許多年，甚至都有點不想去西部了。

我們聊天聊得很深入，在說到一些超凡現象時，她跟我說自己曾透過盛著礦泉水的瓶子折射的角度往天上看，竟然看到了觀音菩薩，她說自己當時也很驚訝，還問我相不相信，我說信，這世上確有神佛，只是人不相信而已，人類太渺小了，看不到比自己更高一層生命的存在，如同螞蟻永遠不相信有比自己更高一層的生命存在，可是螞蟻永遠都活在人類的腳掌之中。她說自己和別人說，別人都說她眩暈看糊塗了，肯定是她的幻覺，所以她很高興我能相信她的話。

那天，我幫她退了隊、團，她欣然同意。就這樣，她成了我第一個成功勸退的人，那一刻，我心裏真的好開心，我也能勸退啦！當晚飯局過後，原本以為我們的故事就此作罷從此天各一方，沒想到她隨後給我帶來一場不小的驚喜。沒過多久，她就去了西部的縣城報到了，當時省裏去西部一共有五個剛畢業的大學生，有一個男生和她分到了同一個單位成為同事，有一天，他們在聊天時，他也給瑩瑩講了法輪功真相，想要幫她三退，瑩瑩就把和我相遇的故事及已經三退了講給他聽，後來的故事就不用我多贅述了吧？

在經過我同意後，她把我的電話告訴了這個年輕人，由於誌同道合，幾年後，我們喜結連理，正應了那句「有緣千裏來相會，無緣對面手難牽」的老話。就這樣，我勸退的第一個人，竟無意間成了我和先生牽手一生的紅娘。
二、學生時代退黨所經歷的暴風驟雨

2004年11月，海外大紀元網站發出一聲驚雷——《九評》問世，它的出現昭告天下：中共的末日將至。然而，在大洋彼岸中國大陸的我卻在同年同月成為了一名中共的預備黨員，那時，父母都為我高興，覺得女兒很爭氣，前途定是不可限量。我自己也感覺還行，有點沾沾自喜。

（一）了解法輪功真相，使我徹底看清中共

五個月後的2005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的那天，一個偶然的機緣使我接觸到法輪功真相，閱讀了《九評共產黨》後，當我看到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一幕幕，特別是中共編造「自焚」偽案來迫害法輪功信徒的黑幕，這使我感到非常震驚，還有它迫害「六四」大學生、迫害文革時的知識分子、迫害……等等，這一切使我徹底看清了中共的殘暴和黑暗。

我才剛剛加入預備黨員五個月，自己還沈浸在美滋滋的喜悅當中呢，我不敢相信我所加入的黨組織就是這樣一個邪惡的政黨，我從感情上接受不了，也不願相信它一直通過不斷掩蓋真相、散播仇恨來掌控著中國民生，愚弄百姓。可是這些事實真相就擺在我面前，那段時間我真的感到非常疑惑，難道我入黨入錯了嗎？難道在我周圍所有入了黨的老師、同學都錯了嗎？甚至是七千萬入了黨的中國人都錯了嗎？

中國人中還有那麼多人入了共青團的、少先隊的人，難道大家都錯了嗎？一時間我竟然感到這個世界錯了、是非顛倒了，這真相降臨地實在太突然、太令我震驚了！我足足茫然錯愕了一個星期，不願見人更不願說話，我感到太痛苦了，這一切真是難以置信！然而事實真相就擺在面前，經過一段時間的反復思考後我的心才漸漸趨於平靜。

如果說一開始很多法輪功學員都是因為「祛病健身」而走進法輪功大門的話，對我來說，「祛病健身」僅占了我走進來原因的「百分之二十」，而一開始真正打動我、使我走進法輪功群體的最主要原因的「百分之八十」則是因為我看到了法輪大法的不同尋常，大法所倡導的「真、善、忍」的做人理念。

特別是在中共已經迫害法輪把他定為所謂的「非法組織」、各大媒體到處宣傳「天安門自焚」以後，人們都是躲之不及、嚇得要命，誰還敢接觸法輪功啊？當時的我一旦了解了真相，就一發不可收拾。特別是當「天安門自焚」偽案的騙局被揭穿後，這層窗戶紙一旦解開，我好像一下子就走進了大法的門，瞬間覺得自己和大法那麼近。

當時我就意識到了法輪大法不是一般的法，是關系到人類未來的一件大事，如果法輪大法真的是佛法，是為修煉、往高層次帶弟子、度人的話，那我一定要修煉，返本歸真！人生不過幾十年，不要等自己老了一輩子碌碌無為、病痛纏身時再想著尋找正法大道，那時候可能就晚了，機緣也沒了，如果真是大法洪傳、佛在度人，那我錯過了我會後悔一輩子的。

在18歲時，我就曾學過掌紋診病，了解通過掌紋就可以洞見一個人的疾病、命運走向，通過掌紋這個局部就可以探析整個身體的變化，手紋具有全息性的特點，那時我就對這類邊緣學科挺感興趣的。讀了大法的書籍後，我在其中感受到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廣博、一種博大寬容的胸懷，純真純善，他的那種理念喚醒了我內心的某種共鳴，對做好人、與人為善、提高道德情操、修煉境界的一種想往，也解答了我過去對很多事物，如對佛像、開光、法身、拜佛、算命等的諸多不解的疑問，這是父母、親朋、教授、學校都無法給我解惑的。

總之，我感受到大法那種很正的東西，是大法講述的法理和內涵深深的抓住了我，我似乎非常短的時間就明白了很多東西，知道了什麼是「修煉」、做人為什麼要「重德」、人類持續墮落的下一步將面臨著什麼……等等等等。

如果我明白了這一切，誰再讓我離開大法，我會感到很痛苦，我已經無法再回到過去了。什麼叫真理呀？人明悟天機的那一刻不就是洞徹了生命的真諦嗎？那不就是真理嗎？我認為「修煉」從來就不是有人強迫你修你才修，強迫你煉你才煉的東西，也不可能是政府不讓煉、家人不讓煉，你就不煉了的事兒。所以，我暗下決心，在修煉的這條路上，任憑誰不讓我修也不好使，這個大法，我是修定了！我的內心深處生出了從未有過的堅定和決絕！

（二）大學期間在組織上公開退黨，遭遇校方恐嚇威脅

說起「退黨」，當初知道中共黑暗，明白真相的那一刻，我就強烈要求那個幫我了解了真相的法輪功學員千萬別等，趕快幫我退，為了趕緊退黨，我當時真是心急如焚哪，就怕不知道什麼時候它倒了，我還沒退出來那就慘了。當法輪功學員告訴我已經幫我辦好了，在大紀元退黨網站聲明後，我才放下心來。

喜悅與痛苦常常是一對歡喜冤家，伴隨著我修煉法輪功後的歡愉，魔難也悄然而至，我在組織裏攤牌退黨，就沒有那麼順利了。那時，由於剛入了預備黨員幾個月還沒「轉正」呢，我明白真相並開始修煉法輪功了。可是學院的黨組織並不知道我修煉，我常被書記叫去做「思想匯報」，書記多次催促我預備黨員要趕快轉為正式黨員，我都給糊弄過去了，可是這次他非常生氣地把我叫到辦公室：「和你一批入黨的，早就轉正了，就你還磨磨蹭蹭？」我知道「轉正」這事兒我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那段時間，為了應對此事，我加強了對《九評》的閱讀，過程中使我思考了很多。

自從我了解了法輪功真相，我真的沒辦法再走近這個黨一步，所以我覺得自己不能再沈默，不明真相則好說，可是我已經明白真相了，明白真相再跟著「轉正」，就是助惡為虐，就是在幹違背良心的事。

剛上大四，我作為學院推薦的學生代表在學校禮堂做優秀學生先進事跡報告會，我被安排在第一天發言，學校對此事非常重視，去了很多校領導，學校領導就是這樣認識了我。可是，令他們沒想到的是，一個月前剛剛作為優秀學生代表在校裏發表演講，一個月後竟然面臨「退黨」的問題。由於我在當時是學生會主席，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在他們看來，我是個「典型」。我院黨、團委書記和校領導等都多次找我談話，並恐嚇威脅我，多次質問我是不是煉了法輪功，為什麼思想突然轉向？

那時，我院大小書記們怕我帶動別人，認為我是危險人物，多次指出我「思想有問題」，甚至說我「再這樣下去，很危險，將來就完了，沒有未來了」。書記在一次談話中還對我說過：「你知不知道，你坑害了組織，坑害了黨，坑害了我們對你的培養！」他還曾向我父母威脅說要把我保送研究生取消，甚至是拿不到大學畢業證，獎學金停發等等。

他還和校領導背著我到我家裏去搜查，直接闖進我的私人臥室看我平時都看什麼書。有的平時比較要好的同學知道了我的舉動和領導的心思，就悄悄的遠離我，不再和我接觸。有的學生會幹部還被書記派去監視我的一舉一動，之後向書記和學校匯報。他們曾經都是和我共度美好校園生活的老師們，他們在學業、生活方面都給了我很多幫助。

然而，在「入黨」的問題上，沒有人再像以前那樣和我談笑風生，親切家常，我成了他們眼中的「異類」、「叛徒」，就像「畢福劍飯桌門」一樣，大有今天人們常說的流行語「吃黨的飯、砸黨的鍋」的意思。可是他們不知道，這是中共撒下的彌天大謊，這是「黨性」取代了「人性」的結果，這是中共製度的悲哀！而我只是想要恢復自己的人性罷了。

（三）一人退黨，全家泰山壓頂，如同文革再現

從2005年12月起，約半年多的時間，校領導和這些學院裏的大小書記們不僅輪番找我談話騷擾我，還跑到我家威脅我父母，調查我的家庭情況。我父母都是老實人，兢兢業業的工作了一輩子，可是這突如其來的恐嚇騷擾使得父母也被強加了巨大的精神壓力，不知道將來怎麼活，父母每天都很擔心我，生怕哪天我在學校遭遇什麼不測。

一個好端端的女兒，要是大學沒有畢業證、保送的研究生也讀不成了，照這樣發展下去可如何是好啊？那一年，媽媽常常以淚洗面，精神上受到極大的重創，加強了對我的看管和問責，同時也讓親戚朋友來訪進行遊說，希望我能在大家的合力下轉變想法，扭轉我的未來命運。爸爸平時上班也無法靜心工作，面對同事只能強顏歡笑，面對朋友常常暗自神傷，面對我的時候則對我怒氣沖天、大打出手！多少次，我從家裏哭著跑出去在無人的馬路上痛哭！

我不敢回家，我怕爸爸一次又一次的打罵，我不敢面對這個家，可他是我爸爸，我得忍著！我可憐的爸爸，他的夢想是當一個畫家，可是在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他膽小怕事了一輩子，什麼上山下鄉，沒錢上學，文化革命，無緣高考等等，他全趕上了，今天面對法輪功問題，在中共謊言的欺騙下，他對自己的女兒拳打腳踢，他難道不是個可憐人嗎？

一天，一個校領導和我們學院的黨委副書記趁我不在家，跑到我家做我父母的思想工作並調查我的情況，他們不經允許地翻看我臥室的書櫃，那天他們和父母談了很久。當晚，父母打電話要我立即回家，我不知什麼事，只覺大事不妙，心裏忐忑不安。一進家門媽媽就說：「你別退黨了好不好，算媽媽求求你！你是媽媽的心頭肉啊，我這輩子就是為你而活的，你要是走到這一步上來，我都不想活了，你說你能有好的未來嗎？你再不醒悟你就什麼都沒有了，你不覺得可惜嗎？

我都替你感到惋惜，你們學校老師也都覺得你是個那麼優秀的好孩子，誰也沒想到你會退黨，他們問我你是不是煉法輪功，我都給你擋著，沒直接回答他們，一直在回避。你姥爺怎麼死的你不知道嗎？共產黨什麼事幹不出來啊？媽媽求求你了，媽媽給你跪下了，媽媽給你磕頭！」說著就看見媽媽跪在地上不停地磕頭，嘣、嘣、嘣……那一刻，別提我有多難受了，我不知道如何去說服媽媽，攙媽媽起來她也不聽，爸爸看到媽媽下跪，他也跪下了。

媽媽一會又說：「你要是退黨我就和你斷絕母女關系」！這突如其來的磨難我感到父母在突如其來的壓力下，好像都有點失去理智了。我故作輕松：「媽媽，你們改變不了我，不要這樣哭鬧了，我沒有傷害你們的意思，而且你們也不要聽學校他們恐嚇，我不會沒有畢業證的，也不會去不了保送的學校讀研，你們不要這麼悲觀，學校那邊我會擺平的，他們不敢對我如何，你們放心好了！只要你們心態平靜下來，我就沒那麼大壓力了，你們不是我的堅強後盾嗎？

我都已經是成年人了，你們不要總是把我當小孩兒，我總有成熟的一天，總會長大的，我也不是沒有頭腦的傻瓜啊，我會自己分析事情，會自己判斷對錯，也不會隨便相信什麼，我是很理智的，倒是你們這麼哭哭啼啼的，又是下跪又是磕頭，讓我怎麼受得起？」說完這番話，我覺得再也不想說話了，感到太累了，那天持續了三個小時的毆打怒罵令我痛苦萬分，真是心靈和肉體的煎熬。

一個人的冤屈都會如此痛徹心扉，更何況幾年來因中共殘酷迫害而使得法輪功學員家庭造成的重創又是怎樣觸目驚心呢？想到那些還在監獄裏被非法關押受酷刑折磨的法輪功學員，我更是不住地潸然淚下，明白他們有多麼不易，而我和他們相比，並沒有承受太多，想到此就不覺得那麼苦了，當一個人有口莫辯的時候，也許最好的辦法就只有沈默忍耐。

有一天，我無意中在衣櫃裏看到一張公安局的舉報單，這對我猶如晴天霹靂，我邊撕邊哭，心裏異常沈重，這讓我想到文革時那種夫妻反目，母子互鬥的殘酷，當親人們被謊言欺騙的時候，她們真的會相信所謂的「大義滅親」是正確的，哪怕是對自己的女兒。

那時，我一方面安撫父母讓他們不要擔心，一方面自己卻感到萬箭穿心，心力交瘁，那種無法言說的恐懼感、那種絕不可能低頭卻又常常無法向誰解釋的壓力，幾乎每一天都使我身在難中，對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傷害。那一刻，我的心和這個家是如此遙遠。

我想到爺爺奶奶在打壓前也接觸過法輪功，那時，我和媽媽去奶奶家時還在奶奶家的床上發現過《轉法輪》這本書，但是由於這場打壓，爺爺奶奶沒有敢繼續走下去。我也想到一件很神奇的事，記得奶奶接觸大法後有一次奶奶和三嬸在廚房做飯，突然高壓鍋爆炸，她們卻在那一瞬間好像同時聽到有人叫她們，她們一回頭離開後躲過了一場大災難，兩人幾乎都沒怎麼受傷，否則那會有性命危險，這都是大法神奇的護佑啊！

我還想到大一的時候，在家裏的走廊上看到一張《風雨天地行》的光盤，拿回來在電腦裏放，一看是「天安門自焚」真相的，害怕的我都沒敢看，當時爸爸媽媽還想了解一下，已經把光盤放到電腦裏了，可是我卻硬是阻止他們看，不僅把光盤從電腦裏退出來，還說：「這是搞政治，咱們不搞政治」！

這些年，我一直很遺憾自己當時的所為沒能讓爸媽了解真相。其實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由於這場迫害造成的嗎？人們的心中充滿了恐懼、充滿了政治運動的陰影。那時我不過二十一二歲，卻經歷了來自社會的排斥、學校的壓力、家庭的不解、周遭的白眼和告狀。每天都感到活在陰雲和恐怖之中，如同背負了千斤頂般無法呼吸的沈重感，那種沈重感常常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其實，眾多的法輪功學員中，多少家庭都遭遇了和我同樣的遭遇，多少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子不認父，父不認子。在中國的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幾乎每個人都當過「運動員」，這是人類現代文明歷史上罕見的大災難！更罕見的是，中國人一次一次的在政治運動的災難中，在一輪又一輪的洗腦宣傳中抗命、掙紮、麻木、沈默、妥協。我常常感嘆，一個民族，在背離了真正的事實真相面前，在大奸似忠、大偽似真的假象欺騙下，暴力仇恨被強加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江澤民與中共禍國殃民，摧毀中國人的道德基礎，把中華民族推向深淵。那段時間退黨的魔難讓我更加認清中共打壓法輪功撒下彌天大謊對中國人造成的巨大傷害，那種如影隨形的迫害如同文革再現。我這個年齡，沒有經歷過什麼政治運動，沒經歷「六四」，沒經過什麼大風大浪，可是在當時，以「黨」為中心的大氣候下，一個大學生敢退黨，跟「黨」叫板，等待我的同樣是波濤洶湧的風暴。

至今為止，雖然十年過去了，但我依然能夠記得父母當時的承受以及為我前途命運擔憂的那種焦慮和驚恐的眼神；我依然能夠記得自己是如何在信仰的助力下排除萬難，極力擺脫共產黨強加的夢魘，這是我大學時代的故事，但就好像發生在昨天。經歷過退黨風波後，我發現相比在組織裏退，法輪功學員所倡導並一直在實踐的在海外大紀元退黨網站公開聲明三退的辦法更貼近當下的中國民眾，這真的是為更多想要遠離中共，真心想退黨、退團、退隊的中國朋友提供的一個行之有效的平臺。

它給中國人提供了一個選擇退出的機會、簡化了三退程序、減少了矛盾激化、安全可靠有保證，卻又能幫助中國人快速、大面積進行三退，從而使民眾解脫中共的束縛，是實現退出中共目地的最佳渠道！三、傳播三退真相身陷囹圄，受難中看見人性之光和很多法輪功學員一樣，我原本也有一個幸福和睦的家庭，我們一家四口，公公、婆婆、先生和我都修煉法輪功，我們都在法輪大法中受益，是大法向我們開啟了人心歸正、道德升華之路，給我們的人生點燃了一盞希望的明燈。

然而，為了向更多的中國人傳遞「三退」真相，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持續了十六年的血腥鎮壓中，我的家庭也受到了嚴重的波及。幾年前，我和先生因為向民眾傳播法輪功及三退真相被人舉報，遭當地警察的非法抓捕，之後先生被輾轉關押看守所和監獄，隨即遭非法判刑，受盡酷刑毒打，被強行註射毒針、大量抽血造成多次昏厥和窒息。我在被非法關押期間也同樣遭受酷刑淩辱、暴力毆打和體罰，身心受到極大創傷。我的公公婆婆也曾多次被非法綁架拘留所、洗腦班，回到家沒平靜多久，卻又在警察不斷的騷擾、恐嚇、威脅、監控的迫害高壓下，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臥病不起，最終被迫害致死，公公婆婆年僅五十多歲就雙雙撒手人寰、含冤離世。由於這場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我也曾被非法關押於看守所，期間也經歷了很多魔難，僅舉幾例以說明這場迫害的殘酷。

（一）獄醫對我強行抽血和灌藥

我被非法抓捕那天，在公安局裏經過了半天的非法提審後，大約晚上七八點鐘，我被帶到看守所。一進看守所，很多人對我這個年輕的面孔進到這裏感到不解，於是我就對見到的每個人講法輪功及三退的真相，這時看守所的獄警接管了我，經過層層鐵門給我帶進一樓一間小屋子。

裏面有一個穿白大褂的男醫生看了一眼別人送進來的寫有我名字和一些信息的紙，然後就勒令我躺下。他首先問我是否有家族遺傳病？抓進來前有沒有挨打？有沒有傷？我就給他出示我的胳膊、頭、臉等傷，他卻用手按了幾下我的腹部、肝部、心臟等處，給我量了血壓，然後他拿個針頭晃一晃說要給我抽血，我反抗，他看我不從就改口說那我就采血化驗吧。

他還對我說：「你們法輪功老說我們摘你們器官，你們這不是胡說八道嗎？你看見我摘你器官了嗎？」說著就拽起我帶著手銬的手，拿了一個利器使勁往我的右手無名指上戳了一下，血嘩的就流出來了，疼的我「啊」的大叫一聲！正當我不解的想問為什麼要強行抽血時，管教從門口進來把我帶走了。又經過層層鐵門，管教把我帶到三樓一個監室門口，經過搜身後就把我推進監室。

一群穿著藍色馬甲囚服的在押犯同時盯著我看，她們都好奇的想知道我是什麼原因被抓的，管教把牢頭叫出去對她耳語一番，交代了一下我的情況，就把門一關，我就這樣在這十幾平米左右的監室裏和二十幾個犯人被關在一起。我在被非法關押看守所後的沒幾天，就被迫害地出現了身體不適，心跳加快，口吐白沫，在押犯們嫌我惡心，就把我挪到靠門最近的地方躺著，沒躺多久就被一個女獄醫叫醒，她用力擠按我的人中，把我的牙齒和嘴唇捅破流血，硬逼迫我張開嘴，我不吃，她就罵我精神病，不吃也得吃，由不得我。這時，獄醫向牢頭使了眼色，牢頭就指使監室裏的其他犯人壓著我全身，不讓我動。

獄醫強行往我嘴裏塞進十來顆黃色小藥丸，命令我在她面前咽下去，我不咽，我想先含在舌頭和口腔兩壁，等她走了就吐出來。可她命令我把水喝下去而且還扒開我的嘴查看舌頭下是否藏了藥丸，當被她發現後，她就大怒，認為我欺騙了她。

她還恐嚇我如果不吃就要打針，說著就在自己的藥箱裏要拿針頭，我最終被幾個人壓著強逼咽下那些黃色的不知名的藥丸，後來她又給我灌了幾次藥，致使我在看守所一度出現心臟跳動異常、精神恍惚甚至有抽搐跡象，令我痛苦不堪。

（二）福字和紅包是血淚染成的

我這個「八零後」，從小都是捧在爺爺奶奶手掌心裏長大的，每年過年大人們都會送紅包、喜糖、福字給我們。收到這些我都會分外開心，甚至會把紅包紙保存好攢起來，隱喻年年有余，新的一年不缺錢、有好運氣等等。

然而，在被非法監禁以後，我才知道中國傳統習俗中的「送福送吉祥」、「送紅包」等習俗在這個晦暗的角落卻大大的變了味兒了，一群在押人員在管教、牢頭獄霸的威脅下趕製的福字、紅包、對聯會帶給人什麼樣的人生福分呢？

在被非法關押看守所的第二天一大清早，五六點鐘我就被叫醒，一直做奴工做到晚上八九點才收工，每天十五六個小時的工作量。原來看守所新來了一大批半成品的貨需要我們為其趕製，這些貨不是別的，正是「招商銀行某分行」、「建設銀行某分行」聯系看守所讓在押犯人趕製的，在年前必須做完一批紅包、福字和對聯，福字和對聯卷在一起作為一套被放進一個細長的紅色硬紙殼筒裏，紅包則需要手工對折粘貼。

在看守所完成所有的組裝程序後，就會盡快運送到這些銀行，銀行再把這些奴工產品分發到客戶手中。如果我做的不好，則會被罰站或者長時間坐小板凳，目地是折磨我，讓我變得順從她們的一切命令與安排，稍有不從，就會想出各種招數讓我難受。由於時間緊，我們被勒令人人快速行動，相互監督看管，哪個管教負責的監室活出的快，那個管教就會有相應的獎金，活出的慢的監室人員就會遭受管教輕則辱罵，重則挨打體罰甚至整個監室的人都沒有飯吃相脅迫。

在管教、牢頭的極力教唆下，一個五六十歲吸毒的在押犯就常常對我說些下三濫的話，把我罵的體無完膚，罵完了大家就對著我哈哈大笑，對我進行各種羞辱，管教時不時地在監室外巡視，時而把獄霸叫到門口對她耳語一番，對我指指點點。作為法輪功學員，她們強迫我做最重的活，我不幹，她們就用那個紅色硬紙殼筒打我的頭和手，我幹的慢，她們就給我拎到邊上單獨幹，方便監視我的一舉一動，想渾水摸魚是不可能了，幹不完就別想睡覺，繼續幹直到幹完為止。她們一會強迫我做這個，一會命令我做那個，她們對我議論紛紛，極盡侮辱之能事，還罵我笨蛋、詛咒我的到來給她們帶來晦氣拖累了她們跟著我一起倒黴，她們會使用很多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詞匯去對我進行誹謗侮辱，在一開始只有幾個人罵我，後來其他人都被帶動對我說臟話，說我心理變態，大家都幹活你不幹這不是搞特殊嗎？你以為這是你家啊？

在這個地方就你搞特殊？找死？別在這裏死，要死死某勞教所去！第一天做奴工我的承受就已經到了極限，眼睛累的幹澀，腦袋昏昏沈沈，渾身有氣無力，身心疲憊的我原以為結束了一天的折磨，沒想到白天做完奴工產品，晚上還要收拾地上殘余，每天我都被要求擦九次地、三次廁所、她們都在床上坐著看我擦每個人的鞋底，不幹凈不行、有頭發不行、有米飯粒不行，只要發現一根全部重新來過。

我不是犯人，卻把我當作犯人來對待，實在是毫無人性。因為絕食，身體根本沒有體力，卻也被逼幹同樣繁重的體力活。那時是冬天，我的手凍的大口子趟血，可是還要一遍一遍的浸冷水、一遍一遍的洗抹布，一遍一遍的擦地刷廁所，由於身體被迫害地太虛弱，蹲在地上的時間又長，我常常一站起來就暈倒，她們卻說我是裝的，讓我繼續起來幹。

（三）拒穿囚服被獄霸毆打謾罵

在我25歲生日那天，白天我被強迫做奴工幹了一天活，已經很累了，晚上坐在床上想歇一會，順勢把囚服扯下放在一邊。那會兒牢頭正在廁所裏洗澡，她看見我沒穿囚服（藍馬甲），就大聲命令我趕快把囚服穿上，我拒絕穿，她又再次命令我，你穿不穿？我還是搖頭拒絕！這時，她立即套了一件衣褲從廁所沖出來，光、光、光，一頓狂扇耳光，大家都鴉雀無聲驚恐地看向我，全監室的人瞬間都驚呆了。

當時我的左耳朵就聽不到任何東西了，時而有嗡嗡的鳴叫聲，耳鳴很厲害，耳鼓好像破了一樣，難受極了，過了好多日子才完全恢復。我的臉也沒有任何表情，臉其實已經機械式的被抽腫脹反而沒有知覺了。我沒有哭，沒人折磨我的時候，我可以哭，有人折磨我，我反而不會哭，因為我不能哭！大法弟子沒做錯事，向侮辱我的人哭不值得。

我並沒有對她有任何不好，牢頭卻兇神惡煞般地睜著大眼，嘴裏一遍一遍的叫囂、辱罵、恐嚇，她失控了，活脫脫像個潑婦一般，歇斯底裏地吼著「你個臭不要臉的」等等各種臟話，罵得我體無完膚，打我臉、捶我胸、罵臟話、掐我胳膊、揪我耳朵拎起來、還不讓我睡覺、罰站一夜。

那時我心想在正信者面前，迫害者只是可憐的打人小鬼，我有我的造化，她有她的去處，何必與她一般見識，好戰者必生惡趣，她才是可憐的人。牢頭已經不是一次兩次這麼對我了，全監室的人都是活證人，我給她講真相不聽，她反而變本加厲地折磨我、打我、給我灌食、強行給我剪發、滿口汙言穢語打擊我的尊嚴、不斷詛咒企圖使我喪失從看守所釋放的信心。她是經濟犯罪關進來的，讀過大學的她腦子聰明的很，可是竟想歪主意賺錢害人，沒幹好事所以給關進來了，最後給判了四年刑，即將送監獄服刑。這一群在押犯有賣淫的、吸毒的、打仗鬥毆的、經濟犯罪的、職務侵占的、殺人犯，形形色色的在押犯每天關在一起。她們每天最大的快樂，就是看牢頭怎麼折磨我，為折磨了我，她們就不再被關註，就會免受很多皮肉之苦。

有的說，你就服個軟不行嗎？你這孩子真是犟啊！有的說給她道個歉陪個笑臉不就完了，也給她個臺階下！有的說就你這樣硬，要是給送到監獄，非得給折磨死的，上大掛、電棍、蹲小號、關禁閉，哪有現在這麼輕？這個說幾句，那個說幾句。她們當初還專門為了我會被關在哪裏而爭論，有人說關在某某監獄，判個幾年刑；有的說某某勞教所，誰誰不就關在那嗎？有的在押犯為了討好牢頭，成了欺負我的急先鋒，專門在我半夜煉功的時候打我胳膊，不讓我煉抱輪，監視我的一舉一動，為了減刑、為了「立功」，她們有時甚至比牢頭還牢頭！我被這群人折磨地死去活來，晚上睡覺的時候，我常常躲在被窩裏哭。

（四）洗澡成為羞辱人格的方式

有時候，我看到海外明慧網報導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押後被迫害地精神恍惚、思維遲鈍，心裏都會很難過。那是因為在非法關押期間，那些獄警、牢頭獄霸們故意強加迫害進行心理幹預所致，她們會不斷重復地醜化你、孤立你、指責你心理不健全，說你仇恨社會，她們所做所說的一切對法輪功學員來說都是一種精神摧殘。

同時，利用人在物理環境隔離時會產生的寂寞、恐懼、壓抑和絕望，企圖讓人對自己產生懷疑，甚至不斷暗示精神有問題，利用親情去試圖「轉化」，她們會恐嚇你如果再堅持修煉法輪功，就會走火入魔、破壞大法，就毀了父母家人。她們利用群體脅迫恐嚇、苦肉計、搞株連、親情施壓等手段，其實就是利用人的正常情感對人進行心理折磨，試圖使人在痛苦煎熬中度日。

在被非法關押期間，如果說隨意打罵、毆打、體罰、侮辱、灌食、餵藥等等一切折磨手段還不夠邪惡的話，那麼軟硬兼施的利用各種心理圍攻方式則是更加致命的迫害手段。最令我無法忍受的是在非法關押的第二天起，我就被強製要求在眾目睽睽之下當眾脫衣洗澡。

為此，我的身心遭受了極大痛苦，多少年後對此事仍然心有余悸，這種對女性人格的巨大羞辱，使我的心中產生了強烈的陰影。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女孩兒，就被要求在眾目睽睽之下當眾洗澡，我不洗，所有的人都在看著牢頭怎麼整我，她逼迫我洗澡，不洗就打我耳光，嘴裏還不停的罵罵咧咧，不斷挑釁著、罵著更難聽的類似猥褻的粗話。

「臭不要臉」、「你臭死了你」、「你想讓我們給你洗嗎？」、「不洗你就光身子晾在那兒」……大家越是這麼說，我越是難為情，由於廁所沒有門，僅僅是一層透明玻璃隔著，等於沒有任何隱私，我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沒有熱水，只能用涼水沖，那時室外是零下十多度的低溫，室內溫度也不高，在如此寒冷的冬夜，二十多個人都一齊看我，我的臉都沒地方放了，渾身每一個細胞都在打冷顫，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

一個小小的空間都彌漫了太多的侮辱和邪惡的氣氛，讓我對此感到無比羞恥，無地自容。牢頭勒令所有人放下手頭的一切「直視」著我被強製當眾脫衣、洗澡的一舉一動。不洗就光著身子在廁所裏罰站，不洗就不能出廁所。

有的被關押者也隨同著牢頭，惡意的表示：「快洗吧，不洗把我們都給熏臭了」！別小看了這句簡單的話啊，這可是在押犯人的常用語，當我反對非法關押絕食的時候，她們會說：「快吃吧，不吃我們也會跟著遭殃的「；當不背監規不穿馬甲的時候，她們會說：「快穿吧，不穿我們也要受牽連的」；當遭受毆打的時候，她們會說：別倔了，胳膊擰不過大腿，你再反抗，她們就會連我們一起打的」。

每一次這樣的話一出，就成了對我的另一種威脅，把受害者置於害人者的一方，角色的轉換是如此快捷自如。這些可憐的在押犯在長期的監禁中已經心靈扭曲，失去了對善惡是非的起碼判斷。

事實上，被關押的每一天，我都要經歷一場沒有尊嚴的內心強烈掙紮的戰爭，在屈辱中我必須得讓自己活下去。在被非法關押的每一天，我都要面對這種惡劣的生活狀態和這群人，在那裏我平生第一次明白了什麼叫「度日如年」！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的酷刑迫害毫無人性，喪失人類道德底線，極其邪惡殘忍，玷汙著做人的尊嚴，就這樣使一個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一夜間發生巨變。

經歷的這一切使我相信，只有魔鬼才會喜歡在晦暗的魔窟中以折磨她人為樂趣而茍活，法輪功學員是不會屈服這淫威的伎倆，也許人的肉身被渾濁的獄水浸染，可是心靈卻是潔凈的，再汙濁的水也無法澆滅我心中的聖泉，真理的雨露會滋潤著我洗凈塵世的汙濁之身，用堅定的信仰之光照射這晦暗的每一個角落。

（五）高壓與脅迫改變不了正信

在看守所裏，我被多次非法提審。一次，國保大隊610辦公室頭目對我進行非法提審，他長得一臉橫肉，黑暗的臉給人一種偽善、虛假、邪惡、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第一印象。

那天，他還帶了一個年輕的警察。我給他們講法輪功真相，一開始他並沒有拒絕，甚至饒有興趣的想要了解我的想法，開始他沒怎麼說話，只是邪惡的盯著我看，笑著，漸漸地我感覺他有點想通過我的話了解我的想法，想找出我的弱點好鉆我的漏洞，我就沒有再和他繼續講下去。

那天，該頭目提出讓我配合他，為他們服務，說什麼看我表現，表現好就在年前放我回家，否則就給我勞教三年，他還恐嚇我說：某教養院對我的勞教已經被批下來了，就等著我或者他的一句話，就看我怎麼選了。

他恐嚇我說他是能決定我未來命運的人，給我一點時間想想。他還表面上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說我家人有多麼想我，奶奶躺在病床上天天念叨我，他指責我不孝順，是我給家人帶來了磨難，好好的姑娘煉什麼法輪功啊？

快別煉了，趕快寫個不修煉保證，只要我有個認罪的好態度，就可以早點和家人團聚。最後，他又和我強調從看守所出去是有前提的：
一是要有一個好態度，二要把自己說清楚，三要辦理離婚手續，並與他們簽約為其服務一年到三年，實際就是當特務。

他說你一個研究生，你先生配不上你，你和他離婚了，配合我們你就可以早點出來，在這個破地方呆著幹嘛，別傻了，在這呆著一輩子都完了，青春全毀了，你看看他不挺好嗎？說著就指著旁邊的那個一直在紙上記錄什麼的年輕警察。

一會又說了幾個同修的名字問我認不認識，還說這幾個人和他都有交情，還逼我交代認識哪些法輪功學員，我告訴他們我一個都不認識，你們別想從我這得到任何東西，我是不會配合你們的。他看我態度很堅決，就說別說的太早還會給我機會之類的話。離開時，他給了我一張紙條，上面寫了他的電話，讓我想清楚後通過管教給他打電話。

回到監室後，我把那個紙條的電話背下來反復記牢，在上廁所的時候扔到了廁所眼裏用水沖下去，心想將來只要我出去這個魔窟，我就會曝光他！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個人，見到此人後，說不上為什麼我心裏感到異常難過，此人在中共謊言的毒水裏泡著，實在中毒太深，邪氣太大，表面又如此的偽善，表面好像對你很好的樣子，可是不知道心裏想的是什麼，一臉的黑氣，骨子裏好像藏了太多的見不得人的東西。

總之，看到他我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厭惡感。他這次的非法提審頓時給了我很大的心理壓力。但是我是一名法輪功學員，師父是最好的師父，法輪大法是被冤枉的，我知道自己是個不爭氣的弟子，但是我還是要做師父的弟子，一定跟著師父指的路走，絕不走邪路！不能給自己未來留下遺憾！那幾天，我調整好心態，不管未來發生什麼，我的心裏只有三句話：決不背叛師父！決不背叛大法！決不出賣法輪功學員。

後來，隔了一兩個星期，惡警又再次對我非法提審，我知道他的來意，他問我想好了沒有，我告訴他自己絕不會配合他的安排，我的未來不是他能掌控的，我會離開這裏，但不是用他的方式離開！

他聽我這麼說一看沒戲了，非常生氣，開始對我拍桌子瞪眼，目露兇光，用非常嚴厲地口氣恐嚇了我好一陣子，最後拋下一句：「你等著去某監獄和某教養院吧！你這個精神病！讓那裏的犯人折磨死你這個不識擡舉的！」說完就氣哄哄地走了！後來我被釋放後上法輪大法明慧網才了解此人，此人自江氏鎮壓大法以來，一直都不遺余力的追隨首惡，對大法弟子瘋狂迫害。

當時有很多法輪功學員都是被他策劃抓捕的，這些年來，凡是被非法關押進該看守所的大法弟子，幾乎都被此惡徒毒打折磨，而且手段卑劣、喪失人性。可以說他是臭名昭著、惡貫滿盈，雙手沾滿了迫害好人的鮮血！對此，明慧網雖給予曝光，但此惡徒並未有絲毫收斂，對當地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一如既往、肆無忌憚。

（六）一個殺人犯的良知與善報

那時，我是家裏的掌上明珠，哪經歷過上述的這些折磨，現在想來一句詩形容的特好：「蛟龍原非池中物，誤落淺灘遭蝦戲。」這種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魔鬼伎倆，對我心靈的打擊很大，是個殺人於無形的殺手鑭，目地就是想要摧毀我做人的尊嚴，在她們的控製下卑躬屈膝！

在看守所裏，人沒有尊嚴，比動物還不如，沒有人性和人權。在管教的教唆下，監室裏的牢頭、獄霸、在押人員把法輪功學員當成頭號罪犯對待，極盡羞辱之能事，折磨別人對她們而言是一種平淡生活的調味劑。

非法關押中，這場迫害盡管殘忍邪惡，但也有使我看見人性光輝的時刻。對我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是五十歲左右的阿春，她又高又壯，看著挺面善的，但阿春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殺人犯，是她親手殺了自己的丈夫！在我們的監室裏，只有阿春每天帶著沈重的腳鐐，她不善言辭、郁郁寡歡，好像每天都坐在那裏等死，我明白那種內心的感覺，一個對生活沒有了希望的人，對一切都無所謂了。

她很少參與那些人對我的折磨，常常是旁觀者，看的出她和別人並不一樣，但在這個每天生存的環境下，她又不能表現出什麼來。在我特別的難過的時候，有一天阿春正好挨著我睡，晚上阿春對我說：「孩子別怕，你是好人，你這麼好，她們太壞了，全都欺負你，以後我保護你。」她的話頓時讓我特別感動，只要我們被分配挨在一起睡覺時，我就悄悄地在她耳邊念「法輪大法好」！

我把手伸到她的被窩裏，拉著她的手給彼此鼓勵，還幫她三退了。雖然後來證實她也常被人欺負，並沒有真的能保護了我，但她多少保護了自己，因為後來她被判刑八年，醫院檢查結果出來說她有精神病史，這和死刑比起來已經算是判的很輕了，我相信這是她相信大法、善待大法弟子、三退而有的善報。

看到她每天戴著沈重的腳鐐，我分外感到自由對人來說是多麼重要！阿春雖是殺人犯，但殺人犯也有良知，相比牢頭和那些打手們在對待法輪功學員的態度上，阿春的表現彌足珍貴，這是我們獄中結下的友誼，更令我倍感珍惜！當人寒冷時，一件衣服可能就是雪中送炭了，當人受難時，一句話就足以撫慰一顆受傷的心靈，讓人瞧見人性之光！

也許未來的某一天，我可以輕描淡寫的遺忘看守所裏的這段往事，但是我的故事、他的故事、我們千千萬萬的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這場慘無人道的迫害將會構成中國人永遠也無法彌補的歷史遺憾，當下中國發生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的這一幕幕絕對是世界文明進程中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待續）

Contemporary Heroic Epic: First Prize Essay of “Nine Commentaries” Series (Part 1): The Three Withdrawals Journey of a Post-80s — Author: Xiqing

Preface:

The first girl I persuaded to quit later became our matchmaker

The stormy trials I faced withdrawing from the Party during student days

(1)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made me see through the CCP completely
(2) Publicly withdrawing from the Party organization during university and encountering intimidation and threats from the school
(3) One person withdrawing from the Party, the whole family under unbearable pressure, like a repla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mprisoned for spreading the truth about the Three Withdrawals, seeing the light of humanity amidst suffering

(1) Forced blood draws and drug injections by prison doctors
(2) The “Fu” characters and red envelopes stained with blood and tears
(3) Beaten and verbally abused by prison bullies for refusing to wear prison clothes
(4) Showers became a means to humiliate personal dignity
(5) High pressure and coercion cannot change true faith
(6) The conscience and karmic retribution of a murderer

Reflection and sedimentation — discussing the ideological poison of Party culture on young people

(1) Atheism — severing the moral roo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2) Emotion and lust — the culprits of moral decay and destruction of people
(3) Fear — the mutated psychology controlling people to reject the truth
(4) Selfishness — fostering human greed and accelerating moral deterioration

Small stories about speaking the truth at work

(1) New arrival — working as a part-time waitress at a restaurant
(2) Gradually improving — turning the hotel into a window for truth
(3) Proficient and skillful — righteous media paving the way for persuasion to quit
(4) Further advancement — the jewelry store is a good environment for speaking the truth

Overseas scenes — the grand stage for the Three Withdrawals

(1) Wherever there are Chinese people, that is my “scenic spot” for persuasion
(2) Facing Chinese people who do not know the truth
(3) Speaking the truth to tour guides is very important
(4) Interactions with young people
(5) “Little girl,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o?”
(6) The path of persuasion is paved with kindness

Conclusion

1. The First Girl I Persuaded to Quit Later Became Our Matchmaker
   My husband and I met ten years ago. We lived in different cities, attended different schools, had never met, and were complete strangers. Even now, I don’t understand how he, a journalism graduate, ended up working in a remote county-level city in western China with hardly any villages or shops nearby.

At that time, I was a junior at university. We trul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each other. Yet fate is mysterious—it stretches the thread far away but then pulls it close, much like the verse:
“I live at the head of the Yangtze River, you live at the tail; day by day I think of you but do not see you; we drink from the same river water.”

In June 2005, at the end of my junior year’s second semester, one afternoon I found an empty classroom and practiced teaching at the podium. A girl with long hair tied in a ponytail quietly pushed open the slightly ajar door and sat in the first row. At first, I thought she came to study, but she seemed to be waiting for someone. When our eyes met, we smiled. She noticed I was practicing teaching and writing on the blackboard, so she asked if she could listen. I happily agreed: “Perfect, you can give me feedback.”

She stayed in the front row listening to me talk about history, literature, art, the chaos in society, moral decline, atheism’s impact on humanity, and the pressure on university students finding jobs. Having an audience excited me—I spoke passionately without notes. She seemed very interested. After about twenty minutes, her boyfriend called her from outside the window, and she left. That was our brief encounter.

When she left, I felt a little regretful, thinking I should have told her more truth and hoped to see her again. Surprisingly, just a few days later, I saw her again in front of the dormitory returning from the cafeteria. We were both happy to meet. She said she was impressed by me; I said the same. We smiled at each other with a feeling of “wishing we had met earlier.” She told me she would soon graduate and had decided to support western development as the school requested. We quickly exchanged pager and phone numbers and agreed to meet for dinner at a nearby rice noodle restaurant that evening.

That evening, we met as planned. Her name was Yingying—gentle and kind, just like her name. She was a simple, good-hearted girl with bright eyes and a rosy, slightly chubby oval face that lit up when she smiled. Over dinner, I shared what I had learned about Falun Gong, having practiced for only a month or two. She was shocked to hear about the Communist Party’s wrongdoings and felt she had been deceived for years, even hesitating about going west.

Our talk deepened. She told me that once, looking through a water bottle toward the sky, she saw Guan Yin Bodhisattva. She was amazed and asked if I believed it. I said yes—there truly are gods and Buddhas, but humans often don’t believe because we are too small to see higher life levels, like ants unaware of humans above them. Others dismissed her vision as dizziness or hallucination, so she was glad I believed her.

That day, I helped her quit the Youth League and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She agreed happily and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I successfully persuaded to quit. After dinner, I thought our story ended there, but she soon surprised me. She went to a county in the west to work. Among five recent graduates sent there, one young man was assigned to her unit. One day, he told Yingying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and wanted to help her quit the Party. Yingying shared her story and told him she had already quit.

With my permission, she gave him my phone number. Because of shared beliefs, a few years later, we married—proving the old saying, “Fate brings people together even a thousand miles apart; without fate, even face to face, hands are hard to hold.” The first person I helped quit unexpectedly became the matchmaker for my husband and me.

2. The Storm I Faced While Quitting the Party as a Student

In November 2004, the Overseas Epoch Times website caused a sensation with the release of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nouncing the imminent end of the CCP. Yet, across the ocean in mainland China, I became a probationary Party member that same month. My parents were proud, believing my future was bright. I also felt proud and pleased.

(1) Learning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Opened My Eyes to the CCP

Five months later, on Earth Day, April 22, 2005, by chance I encountered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After reading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learning about the brutal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including the fabricated “self-immolation” incident—I was shocked. The CCP’s persecution of June Fourth protesters, Cultural Revolution intellectuals, and many others revealed its cruelty and darkness.

Having just joined as a probationary Party member, I struggled emotionally to accept that the organization I had joined was so evil. The CCP controlled China through deception and hatred, fooling the people. I was deeply confused—was I wrong to join? Were all my Party member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rong? Were the 70 million Party members in China wrong? Even the millions in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Young Pioneers—were they all wrong?

For a while, I felt the world was upside down. The truth hit me so suddenly and profoundly that I was stunned and withdrawn for a week, unwilling to talk or see anyone. It was painful and unbelievable. But the facts were undeniable, and after much reflection, my heart gradually calmed.

While man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itially came for health benefits, for me, that was only 20% of the reason. The main 80% was the extraordinary qualities of Falun Gong—the teachings of Truthfulness, Compassion, and Forbearance—that truly moved me.

Especially after the CCP labeled Falun Gong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and pushed the “Tiananmen self-immolation” propaganda, people were terrified and avoided Falun Gong. But once I learned the truth, I couldn’t stop. When the “self-immolation” hoax was exposed, it was like a veil lifted—I suddenly felt very close to the Fa.

I realized then that Falun Dafa was no ordinary practice; it concerned humanity’s future. If it was truly Buddhist practice aiming to cultivate and save people, I had to practice—to return to truth. Life is short; if I waited until old and sick to seek the true path, it might be too late. If I missed the Fa and the Buddha’s salvation, I would regret it forever.

At 18, I had studied palm reading, fascinated by how palm lines reveal a person’s health and destiny. Reading Falun Dafa’s books, I felt an indescribable vastness, purity, and compassion. Its teachings awakened a deep resonance in me—a desire to be good,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spiritual levels. It also answered many questions I had about Buddha statues, blessings, incarnation, worship, and fortune-telling—questions no family or school could resolve.

In short, I felt the Fa’s profound righteousness. Its principles captured me deeply. I quickly understood what cultivation meant, why virtue mattered, and what would happen as humanity further degenerated.

Once I understood all this, no one could make me give up Falun Dafa without causing me pain. I could never return to my old self. Truth means realizing the essence of life, the moment one awakens to the cosmic secret. Cultivation is never forced by others; neither government bans nor family objections can stop true practice. So I resolved firmly: No matter who tried to stop me, I would cultivate. Deep in my heart, a determination and resolution like never before was born.

(2) Publicly Quitting the Party During University and Facing Threats from the School

When I first learned the CCP’s dark truth, I urgently asked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who helped me understand the facts to help me quit the Party immediately. I was anxious, fearing the CCP might collapse before I managed to withdraw. Only after they told me my resignation was processed on the Epoch Times’ “Quit the CCP” website did I feel relieved.

Joy and suffering often come together. While practicing Falun Gong brought me happiness, difficulties soon followed. When I openly declared quitting the Party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ings did not go smoothly. At that time, I was still a probationary Party member—not yet “regularized.” I had begun cultivating Falun Gong but had not told the Party. The Party secretary often summoned me for “thought reports” and repeatedly urged me to become a full Party member. I avoided these requests, but once the secretary angrily called me to the office, saying, “Everyone in your batch has been regularized, why are you still dragging your feet?” I knew I couldn’t avoid it forever.

To cope, I intensified my reading of the Nine Commentaries, which made me reflect deeply.

After learning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I could no longer stay close to the Party. I felt I could no longer remain silent. Before knowing the truth, ignorance might be excusable; but now that I knew, advancing to full membership would mean supporting evil, violating my conscience.

In my senior year, I was recommended by the college as a student representative to report on outstanding student achievements at the school auditorium. I spoke on the first day, and many school leaders attended, getting to know me. Yet just a month after being honored, I faced pressure to quit the Party.

As student council president with considerable influence, I became a “typical case” in their eyes. The Party and Youth League secretaries of my college and school leaders repeatedly called me in for talks, threatening and intimidating me. They often asked if I practiced Falun Gong and why my thinking had “shifted.”

The secretaries feared I would influence others and labeled me a dangerous person. They repeatedly claimed I had “ideological problems” and warned me, “If you continue like this, you will be finished with no future.” One secretary said to me, “Do you realize you have harmed the organization, harmed the Party, and betrayed our investment in you?”

They even threatened my parents, warning that my graduate school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canceled, I might not receive my diploma, and my scholarships would be stopped.

Behind my back, they searched my home, barged into my private bedroom, and checked what books I read. Some classmates, aware of my actions and the leaders’ intentions, quietly distanced themselves from me. Some student council members were assigned by secretaries to monitor me and report my every move to the Party and school.

These were once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ho had supported me academically and personally, but regarding Party membership, no one now spoke to me warmly. I became an “outcast” and “traitor” in their eyes—what people today call “eating the Party’s food but smashing its pots.”

They didn’t realize this was a huge lie planted by the CCP, where “Party loyalty” replaces humanity. This is the tragedy of the CCP system. I only wished to regain my humanity.

(3) One Person Quits the CCP, the Whole Family Faces Overwhelming Pressure — A Return to Cultural Revolution Tactics

Starting December 2005, for over half a year, school leaders and Party secretaries repeatedly harassed me and threatened my parents, even investigating my family. My parents were honest, hardworking people, but the sudden intimidation caused them great mental stress. They constantly worried about my safety at school.

If I couldn’t graduate or attend graduate school, what future would I have? That year, my mother often cried, emotionally devastated, increasing her control over me and inviting relatives to persuade me to change my mind. My father struggled at work, hiding sorrow behind forced smiles, but frequently vented anger on me with beatings. Many times I ran crying into empty streets.

I feared going home because of my father’s violence, but he was still my dad—I had to endure it. He had dreamed of being a painter but had suffered through political campaigns lik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sent-down youth.” Deceived by CCP lies about Falun Gong, he abused his own daughter. Wasn’t he a pitiable man?

One day, a school leader and the college deputy Party secretary came to my home while I was away to “work on” my parents and investigate me. They searched my bedroom without permission and talked to my parents for hours. That night, my parents urgently called me home. My mother begged me: “Please don’t quit the Party. You are my heart and soul. If you continue, I won’t want to live. Do you think you have a future? Your teachers never expected you’d quit. They asked if you practiced Falun Gong; I avoided answering. Don’t you know how your grandfather died? The CCP can do anything. I’m begging you—I’m kneeling and kowtowing.” She knelt and bowed repeatedly. I was heartbroken and unable to convince her. Seeing her, my father knelt down too.

My mother once said, “If you quit the Party, I will sever our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This sudden hardship made me feel that under such pressure, my parents had somewhat lost their reason. I tried to stay calm and said, “Mom, you can’t change me. Please stop crying and making a fuss. I don’t mean to hurt you, and don’t listen to the school’s threats. I won’t lose my diploma or miss out on graduate school. Don’t be so pessimistic. I’ll handle the school. They won’t dare harm me, so please don’t worry. If you calm down, I’ll feel less pressured. Aren’t you my strong support?

I’m an adult now. Don’t treat me like a child all the time. I will mature and grow up. I’m not a fool—I can analyze things, judge right from wrong, and won’t believe things blindly. But seeing you cry, kneel, and kowtow like this—how can I bear it?” After saying this, I felt too exhausted to speak further. That day, the three-hour-long beating and yelling caused me immense physical and mental suffering.

One person’s injustice is heart-wrenching; how much more devastating is the damage to Falun Gong families from years of CCP persecution? Thinking of those still illegally imprisoned and tortured, tears flow freely. Compared to them, I have endured less hardship, which comforts me somewhat. When one is voiceless, sometimes silence and endurance are the only options.

One day, I found a denunciation report from the Public Security Bureau in my wardrobe. It struck me like thunder. I tore it up while crying, feeling heavy-hearted. It reminded me of the brutal betrayal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n family members turned against each other, believing “righteous” betrayal was justified—even against their own children.

I tried to comfort my parents not to worry, but inside I felt pierced and exhausted by indescribable fear and pressure I could explain to no one. Each day was torment, causing severe mental harm. At that moment, my heart felt far from home.

I recalled that before the crackdown, my grandparents had contact with Falun Gong. Once at my grandmother’s house, my mother and I found a copy of Zhuan Falun on her bed. But due to the persecution, my grandparents dared not continue. I also remember a miracle: after my grandmother began practicing, a pressure cooker exploded in the kitchen where she and my aunt were cooking. At that moment, they both seemed to hear a call and turned away, narrowly escaping a deadly disaster with hardly any injury. This was the miraculous protection of Falun Gong.

I also recall, in my freshman year, finding a DVD titled Storm in the Land in our hallway. When I played it, it showed the truth about the Tiananmen self-immolation incident. I was too scared to watch it. My parents wanted to see it but I stopped them, even ejecting the disc from the computer, saying, “This is politics—we don’t do politics.”

Over the years, I deeply regretted not helping my parents understand the truth. But wasn’t all this caused by the persecution? People’s hearts are filled with fear and the shadows of political campaigns. I was only about 21 or 22, yet faced social rejection, school pressure, family misunderstanding, surrounding scorn, and accusations. Every day felt like living under a heavy, suffocating cloud, making it hard to breathe.

Many Falun Gong families have suffered the same fate—broken families, estranged children and parents, shattered lives. In China’s political campaigns, almost everyone has been a “participant.” It is a rare disaster in human civilization. Even rarer is how Chinese people repeatedly resist, struggle, become numb, stay silent, and compromise under waves of brainwashing. I often lament that a nation, blinded by lies masquerading as loyalty and truth, has been driven to extremes of violence and hatred. Jiang Zemin and the CCP have devastated China’s moral foundation and pushed the nation to the brink.

This ordeal made me fully realize the immense harm the CCP’s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has caused Chinese people. The persecution, like a shadow, is a repla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ough I never lived through major political upheavals like Tiananmen o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at Party-dominated climate, a university student quitting the CCP and confronting the Party faced a storm of persecution.

Although ten years have passed, I still vividly remember the anxiety and fear in my parents’ eyes as they endured hardships and worried about my future. I also remember how, with the support of my faith, I overcame countless obstacles and struggled to break free from the nightmare impos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This is my university story, yet it feels as if it happened yesterday.

After experiencing the turmoil of quitting the Party, I found that publicly declaring “Three Withdrawals” (quitting the CCP, the Youth League, and the Young Pioneers) through the overseas Epoch Times website—a method promoted and practiced b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is more suitable for today’s Chinese people than quitting within the Party organization itself. This platform truly offers an effective way for those sincerely wishing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CCP to safely and simply withdraw.

It provides Chinese people with a choice to exit, simplifies the withdrawal process, reduces conflict escalation, ensures safety and reliability, and helps people quickly and widely complete their “Three Withdrawals,” thus freeing them from CCP control. It is the best channel to achieve the goal of leaving the CCP.

Like many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 originally had a happy and harmonious family. Our household of four—my parents-in-law, my husband, and I—all practice Falun Gong. We have all benefited from Falun Dafa, which opened the path for moral improvement and the return of the human heart to righteousness, lighting a hopeful lamp in our lives.

However, in the prolonged and bloody suppression lasting sixteen years to spread the truth of the “Three Withdrawals” to more Chinese people, my family also suffered severely. A few years ago, my husband and I were reported for spreading Falun Gong and “Three Withdrawals” truth to the public, and we were illegally arrested by local police. My husband was transferred multiple times between detention centers and prisons, then unlawfully sentenced, enduring torture, beatings, forced injections of toxins, and excessive blood draws causing multiple fainting and suffocation episodes.

During my own illegal detention, I too suffered torture, humiliation, violent beatings, and physical punishment, resulting in sever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My parents-in-law were also repeatedly kidnapped and detained illegally, sent to “re-education” centers, and after brief returns home, were subjected to constant police harassment, threats, and surveillance. Grieving the loss of loved ones, they fell ill and were persecuted to death—both passing away in their fifties, wronged and full of grievance.

Because of this persecution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 was also detained illegally in a detention center and endured numerous ordeals. These examples only begin to illustrate the cruelty of this persecution.

(1) Forced Blood Draw and Medication by Prison Doctor

On the day I was illegally arrested, after hours of interrogation at the police station, I was taken to the detention center around 7 or 8 p.m. Upon arrival, many were puzzled by my young face, so I told everyone about Falun Gong and the Three Withdrawals truth. Then the guards took me through multiple iron gates to a small room.

A male doctor in a white coat glanced at a paper with my name, then ordered me to lie down. He asked if I had hereditary diseases, if I was beaten before arrest, and about my injuries. I showed bruises on my arms, head, and face. He pressed my abdomen, liver, and heart, checked my blood pressure, then waved a needle saying he wanted to draw blood. I resisted, so he said he’d take blood for testing instead.

He said, “You Falun Gong people always claim we harvest your organs. Isn’t that nonsense? Have you seen me do it?” Then he grabbed my handcuffed hand and forcefully stabbed my right ring finger with a sharp tool. Blood gushed out and I cried out. Before I could ask why, a guard came and took me away.

After passing more iron gates, the guard brought me to a third-floor cell, searched me, and pushed me inside. About twenty prisoners in blue vests stared at me, curious why I was arrested. The guard whispered my case to the cell leader and closed the door. I was locked in a roughly ten-square-meter cell with over twenty inmates.

Within days, I became ill — rapid heartbeat, foaming at the mouth. Other inmates found me disgusting and moved me near the door. Soon a female prison nurse woke me and pressed my philtrum hard, causing my teeth and lips to bleed, forcing me to open my mouth. I refused medicine; she called me mentally ill and said I had to take it. She signaled the cell leader, who ordered others to hold me down.

The nurse forced about ten small yellow pills into my mouth, ordering me to swallow them. I tried to keep them in my mouth to spit later. She forced me to drink water and checked under my tongue. When she found pills hidden, she got furious, accusing me of deception.

She threatened injections and fetched a needle. Eventually, several people held me down and forced me to swallow the unknown pills. She gave me more medicine later, causing abnormal heart rhythms, dizziness, and seizures, making me suffer greatly.

(2) “Fu” Characters and Red Envelopes Stained with Blood and Tears

As someone born in the 1980s, I grew up cherished by my grandparents. Every Lunar New Year, receiving red envelopes, candy, and “Fu” characters brought me joy—I’d even save the red envelope paper as a symbol of good fortune and abundance.

But after being illegally detained, I learned how these traditional symbols of luck were tainted in prison. Inmates, under threats from guards and cell leaders, were forced to mass-produce “Fu” decorations, red envelopes, and couplets. These items were commissioned by banks like China Merchants Bank and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d had to be completed before the New Year. “Fu” sets were rolled and packed into red cardboard tubes, and red envelopes were folded and glued by hand.

We worked from 5–6 a.m. until 8–9 p.m.—15 to 16 hours daily. Guards monitored our speed closely: faster production meant bonuses for them; slower progress brought collective punishment—verbal abuse, beatings, or even denial of food.

One older inmate, encouraged by the guards, constantly hurled vulgar insults at me. The others laughed, joined in humiliating me, and mocked me for being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I was forced to do the heaviest work. If I resisted, I was beaten with cardboard tubes. If I worked too slowly, I was isolated for closer surveillance and denied rest until everything was done.

The abuse worsened: I was insulted, cursed, and accused of bringing bad luck. Inmates berated me for not conforming, shouting things like, “You think this is your home? Want to die? Go die at a labor camp!”

By the first day, I was already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exhausted. After forced labor, I was still required to clean the floors, wash others’ shoes, and scrub toilets. Even a single grain of rice or a strand of hair meant starting over. I wasn’t a criminal, yet I was treated worse than one.

Though I was on hunger strike and extremely weak, I was still forced to perform hard labor. In the freezing winter, my hands cracked and bled, yet I had to soak them in cold water and scrub repeatedly. I often fainted while standing up, but the others accused me of faking and forced me to keep working.

(3) Beaten and Abused for Refusing to Wear Prison Uniform

On my 25th birthday, after a full day of forced labor, I was exhausted and sat on my bed to rest. I took off the prison vest and set it aside. The cell leader, who was in the bathroom, noticed I wasn’t wearing the prison uniform and yelled at me to put it on. I refused. She asked again, “Are you putting it on or not?” I still shook my head.

She immediately threw on some clothes and stormed out, slapping me hard across the face again and again. The whole cell fell silent—everyone was shocked. After that, my left ear couldn’t hear anything. It rang painfully, like the eardrum had burst. It took days to recover. My face had no expression—it was swollen from the blows, but I couldn’t feel it anymore. I didn’t cry. When no one was abusing me, I could cry. But when someone was, I couldn’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don’t cry in front of humiliation—we’ve done nothing wrong.

I had never harmed her, yet she glared at me with rage, shouting insults and threats like a madwoman. “You shameless piece of trash!” she screamed, punching my chest, slapping my face, twisting my arms, yanking my ears, forbidding me to sleep, forcing me to stand all night.

But I thought: in the face of true faith, those who persecute are just pitiful beings. She had her fate, I had mine—why stoop to her level? She was the truly unfortunate one. She had abused me many times before. Everyone in the cell saw it. When I told her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she refused to listen and instead intensified her abuse: beating me, force-feeding me, cutting my hair against my will, and constantly cursing me to break my will and destroy my hope of ever being released.

She was in for economic crimes. Though educated and clever, she had chosen to harm others for profit and was sentenced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The cell was full of women jailed for prostitution, drug use, assault, theft, embezzlement—even murder. Their greatest entertainment was watching the cell leader torment me. When I was targeted, they weren’t—and so they suffered less themselves.

Some said, “Why can’t you just give in a little? You’re too stubborn.” Others said, “Just apologize, smile—it’s not that hard.” Some warned, “You think this is bad? If you go to prison, you’ll be tortured to death—electric batons, solitary confinement, shackles. This is mild compared to that.”

Some inmates even fought over where I’d be sent—this prison or that labor camp, debating how many years I’d get. Others tried to gain favor with the cell leader by becoming my abusers—hitting me during meditation at night, preventing me from practicing, monitoring my every move. Just to earn sentence reductions or credit, they were crueler than the guards.

Tormented day and night, I often cried silently under my blanket.

(4) Showering Used as a Method of Humiliation

Sometimes, when I read reports on Minghui.org abou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being mentally broken after detention, I feel deeply pained. It’s because during illegal detention, guards and cell leaders deliberately carry out psychological torment. They repeatedly slander, isolate, and accuse you of being mentally unstable or hostile to society—all of which are a form of spiritual persecution for practitioners.

They exploit the effects of physical isolation—loneliness, fear, depression, and hopelessness—to make you doubt yourself. They suggest you’re mentally ill and use family ties to try to “transform” you. They threaten that if you continue practicing Falun Gong, you’ll go mad, ruin your family, and destroy your loved ones. Through group coercion, emotional blackmail, and collective punishment, they inflict sever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under the guise of concern.

If physical torture—beatings, forced feeding, forced medication, humiliation—isn’t evil enough, the psychological tactics are even more devastating. What was most unbearable for me was that from the second day of detention, I was forced to undress and shower in full view of everyone.

This caused immense trauma to both my body and mind. Years later, I still feel a lingering shadow from the experience. As a young woman, I was forced to strip and shower publicly. I refused. Everyone watched how the cell leader would handle me. She slapped me and hurled vulgar insults, some of them obscene and degrading.

“You filthy slut,” “You stink,” “You want us to bathe you?” “Don’t shower? Then stand there naked.” The toilet had no door—only a transparent glass wall—so there was no privacy. Everything was exposed. There was no hot water—only cold. It was over -10°C outside. Even inside it was freezing. Over 20 people watched me. I was shaking uncontrollably. I wanted to disappear.

That tiny space was filled with humiliation and malice. The cell leader ordered everyone to stop what they were doing and stare at me as I was forced to strip and bathe. If I didn’t shower, I had to stand there naked. I wasn’t allowed to leave the toilet.

Other detainees chimed in cruelly, “Just wash! You’re stinking up the place!” Don’t underestimate such words—they were common. When I went on hunger strike to protest my detention, they said, “Eat already, or we’ll get punished too.” When I refused to wear the vest, they said, “Put it on! We’ll get in trouble if you don’t.” When I was beaten, they said, “Stop resisting—they’ll beat all of us if you keep this up.”

These words became another kind of threat. They turned the victim into the scapegoat for others’ suffering. The shift in roles happened effortlessly. These poor inmates had been twisted by long-term imprisonment, losing even the most basic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In fact, every day I was detained, I had to endure a brutal internal battle for dignity. I had to survive in shame and psychological torment. Each day in there felt like a year. The tortur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face und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s inhumane and morally bankrupt. It destroys people’s dignity and tears families apart overnight.

Through it all, I became certain of one truth: only devils enjoy tormenting others in the shadows of dark dungeon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ill never yield to such evil. Perhaps my body was defiled in the filthy jail, but my soul remained pure. No dirty water could extinguish the spring of truth in my heart. The rain of truth continues to cleanse my being, and the light of faith shines into every dark corner.

(5) Coercion and Threats Cannot Change Righteous Belief

While detained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I was interrogated multiple times. On one occasion, the head of the 610 Office from the Domestic Security Division conducted the session. He had a cruel face and exuded a false sense of authority—his demeanor was hypocritical, dark, and oppressive.

That day, he brought a younger officer with him. I tried to clarify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At first, he seemed curious and listened silently, staring at me with a sinister smile. It soon became clear he was trying to probe for weaknesses, so I stopped speaking.

Then he tried to persuade me to cooperate with them, promising release before the New Year if I complied, or else threatening me with three years of labor camp. He claimed the paperwork for my re-education had already been approved and that one word from him could determine my fate. He said, “Think it over. I decide your future.”

He pretended to show concern, mentioning how much my family missed me—how my grandmother lay in bed calling my name—and accused me of being unfilial. “A good girl like you, why practice Falun Gong? Just write a statement to renounce it, admit guilt, and you can reunite with your family sooner.”

Then came the real terms:

Show a “good attitude.”

Make a full confession.

Divorce my husband.

Sign a contract to work for them—essentially as an informant—for one to three years.

He even mocked my marriage, saying I was overqualified for my husband and pointed at the young officer, suggesting he was a better match. He also tried to make me name fellow practitioners, saying they were “friends of his.” I told him firmly: I didn’t know anyone and would never cooperate.

Seeing my resolve, he gave me a piece of paper with his phone number and said to call him through the guards if I changed my mind. I memorized the number, then flushed the note down the toilet, vowing that one day I’d expose him.

That was my first encounter with him, but I felt a deep, indescribable disgust. His soul seemed drench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s lies—so deeply poisoned, so evil, yet pretending to be kind. Behind his mask of civility was something dark and repulsive.

His threats weighed heavily on me, but I reminded myself I was a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My Master is righteous. Dafa is innocent. Though I felt unworthy, I had to follow the path my Master showed. I couldn’t betray my faith or leave regrets in my life. I adjusted my mindset and repeated to myself:
Never betray my Master.
Never betray Dafa.
Never betray fellow practitioners.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the officer interrogated me again, asking if I had reconsidered. I replied, “I will never follow your path. You cannot control my future. I will leave here—but not on your terms.”

He exploded, slamming the table and glaring at me with fury. “Just wait! You’re going to such-and-such prison and re-education camp. Let the inmates torture you to death, you lunatic!” Then he stormed out.

After my release, I later read about him on Minghui.org. It turns out this man had been a key enforcer of the persecution since it began, orchestrating arrests and personally torturing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in that detention center. He is infamous for his cruelty and morally depraved methods. Though exposed many times on Minghui, he remained shameless and continued his persecution without restraint.

(6) A Murderer’s Conscience and the Blessing of Kindness

Back then, I was the beloved daughter of my family, pampered and cherished—how could I have ever imagined enduring such torment? Looking back now, a line of poetry captures it well:
“A mighty dragon is no creature of shallow waters, yet it fell into a stream to be mocked by shrimp.”
These demonic tactics used to persecut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were deeply traumatizing. They were silent killers, aimed at crushing one’s dignity, forcing us into submission under their control.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human dignity meant nothing—we were treated worse than animals. There was no humanity, no rights. Under the guards’ instigation, cell leaders and dominant inmates treated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s the number one “criminals,” sparing no effort to humiliate us. For them, tormenting others became a twisted form of entertainment.

Despite the cruelty and evil of the persecution, there were moments when I glimpsed the light of human conscience. One such moment came through a woman named Ah Chun, around fifty years old. She was tall and strong, with a kind face. But ironically, she was a convicted murderer—she had killed her own husband.

In our cell, Ah Chun was the only one shackled with heavy leg irons every day. She spoke little, always somber, as though she was just waiting to die. I understood that feeling—the kind of numbness that comes when someone loses all hope in life.

Unlike others, she rarely joined in tormenting me. She mostly stayed on the sidelines, clearly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But in that survival-of-the-fittest environment, she couldn’t show it openly. One night, during one of my lowest moments, Ah Chun happened to be sleeping beside me. She quietly whispered,
“Child, don’t be afraid. You’re a good person. You’re so kind, and they’re all so wicked. They all bully you. From now on, I’ll protect you.”

Her words touched me deeply. From then on, whenever we were assigned to sleep next to each other, I would quietly whisper in her ear:
“Falun Dafa is good.”
I would slip my hand into her blanket and hold hers for encouragement. I even helped her quit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 (a process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refer to as the “Three Withdrawals”).

Although she later admitted she was often bullied herself and couldn’t truly protect me, she did manage to protect herself to some extent. She was sentenced to eight years in prison, but a psychiatric evaluation determined she had a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d her penalty—compared to a death sentence, it was a light punishment. I believe this outcome was the result of her kind treatment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her decision to support Dafa. It was her reward for conscience and compassion.

Seeing her shuffle around in those heavy shackles made me feel, more than ever, how precious freedom is. Though she was a convicted murderer, Ah Chun still had a conscience. Compared to the cell leader and those who actively beat and tortured me, Ah Chun’s kindness stood out as rare and precious. In that dark place, our unlikely friendship became something I deeply cherished.

When someone is cold, a single coat can be life-saving. When someone is suffering, a kind word can soothe a wounded heart. Ah Chun reminded me that even in hell, humanity still flickers.

Perhaps one day I’ll be able to speak lightly of these memories, to set aside the pain I endured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But my story, her story, and the countless stories of persecution suffered by million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these will remain an irreparable wound in Chinese history. 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today to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is, without question, a catastrophic loss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To be continued…)

Ein Epos moderner Helden – Gewinner des ersten Preises im „Neun Kommentare“-Essaywettbewerb (Teil 1):
Der Weg eines Nach-80ers zum Austritt aus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 Verfasserin: Xi Qing

Vorbemerkung

I. Das erste Mädchen, das ich zum Parteiaustritt bewegte, wurde später unsere Heiratsvermittlerin
II. Der Sturm meines Parteiaustritts während der Schulzeit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öffnete mir die Augen für das wahre Gesicht der KPCh

Mein öffentlicher Austritt aus der Partei an der Universität – Einschüchterung und Drohungen durch die Hochschulleitung

Ein Austritt – der ganze Familie bricht der Himmel über dem Kopf zusammen: Eine Rückkehr zur Kulturrevolution

III. Wegen der Verbreitung der Austrittswahrheit inhaftiert – im Leid ein Licht der Menschlichkeit
Der Gefängnisarzt entnahm mir gewaltsam Blut und zwang mich zur Einnahme von Medikamenten

Schriftzeichen des Glücks und rote Umschläge – getränkt mit Tränen und Blut

Weil ich die Gefängniskleidung verweigerte, wurde ich von Mitinsassen geschlagen und beschimpft

Das Duschen als Mittel zur Erniedrigung

Hoher Druck und Erpressung konnten meinen Glauben nicht erschüttern

Das Gewissen einer Mörderin und ihre gute Vergeltung

IV. Besinnung und Reflexion – Die geistige Vergiftung der Jugend durch die Parteikultur
Atheismus – Die Wurzelmoral der Chinesen wird zerstört

Emotion und Lust – Die Quelle gesellschaftlicher Dekadenz und persönlicher Zerstörung

Angst – Eine perverse Psychologie, die Menschen daran hindert, die Wahrheit zu erkennen

Egoismus – Die Förderung menschlicher Gier und der moralische Verfall

V. Kleine Geschichten über die Wahrheitsverbreitung im Berufsalltag
Neu in der Stadt – Ich arbeitete als Aushilfe in einem Restaurant

Alles nimmt Form an – Das Restaurant wird zum Fenster der Wahrheit

Sicher im Umgang – Die Medien der Gerechtigkeit ebnen den Weg für Austrittserklärungen

Eine Ebene höher – Das Juweliergeschäft als idealer Ort zur Wahrheitsverbreitung

VI. Die große Bühne der Austrittsbewegung im Ausland
Wo auch immer Chinesen sind, dort ist mein „Wahrheitsstandort“

Umgang mit Chinesen, die die Wahrheit nicht kennen

Warum es wichtig ist, Tourguides aufzuklären

Gespräche mit jungen Leuten

„Mädchen, warum machst du denn so etwas?“

Der Weg des Austritts ist mit Güte gepflastert

Nachwort

Seit der Epoch Times am 19. November 2004 die Serie der Leitartikel „Neun Kommentare über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veröffentlichte, sind nunmehr über elf Jahre vergangen – wir schreiben das Jahr 2016.

Die „Neun Kommentare“ entlarven umfassend aus politischer, wirtschaftlicher, kultureller und spiritueller Perspektive die Absurdität und Finsternis der kommunistischen Herrschaft in China sowie deren systematische Zerstörung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 und des Geistes. Sie stellen die wahre Geschichte wieder her und bringen die Wahrheit ans Licht.

Für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KPCh) waren die „Neun Kommentare“ wie ein Donnerschlag – für das chinesische Volk wie ein erweckendes Elixier. Dieses stolze, uralte Volk mit seiner einzigartigen Kulturtradition hat Jahrtausende überdauert – und was bleibt heute? Giftige Säuglingsnahrung, Altöl in der Küche, Luftverschmutzung, Umweltzerstörung, Verhaftungen von Andersdenkenden, Unterdrückung von Anwälten, Verfolgung des wahren Glaubens, Organraub, kollektive Protestbewegungen – ein erschütterndes Verzeichnis von Gräueltaten, die alle das Brandzeichen unserer Zeit tragen: das rote China unter kommunistischer Herrschaft.

Die heutige „Rote Dynastie“ ist eine Ruine, überdeckt von der Fassade eines künstlich hochgetriebenen BIP-Wachstums. Der Grad an Korruption und Absurdität übertrifft alle vorherigen Epochen. Jeder Bürger in China leidet darunter – bewusst oder unbewusst –, doch kaum jemand vermag sich zu befreien. Die daraus resultierende umfassende Zerrüttung des moralischen wie auch ökologischen Gefüges der Gesellschaft stürzt nicht nur die chinesische Nation, sondern die gesamte Menschheit in eine tiefe Krise.

In den letzten Jahren haben ehemalige kommunistische Länder weltweit Maßnahmen zur „Entkommunisierung“ ergriffen. So wurden im Jahr 2015 in der Ukraine zahlreiche Lenin-Statuen gestürzt. Der ukrainische Justizminister Petrenko sagte bei der gerichtlichen Auflösun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Die Ukraine sollte Teil einer universellen europäischen Demokratie und Zivilisation sein und die Fehler der Vergangenheit nicht wiederholen. Die traditionellen kulturellen Werte des ukrainischen Volkes sollten die Grundlage der heutigen Gesellschaft bilden.“

Während die hundertjährige kommunistische Katastrophe dem Ende entgegengeht, gerät das KPCh-Regime zunehmend ins Wanken und steht kurz vor dem Zusammenbruch. Bevor es jedoch endgültig zusammenbricht, müssen die Chinesen das wahre, durch und durch bösartige Wesen der Partei erkennen, geistig die vergiftenden Überreste des Kommunismus reinigen, sich psychologisch von der Kontrolle des kommunistischen Geistesdämons befreien, die Ketten der Angst abwerfen, alle Illusionen über die Partei aufgeben, sich für den „Dreifachen Austritt“ (aus Partei, Jugendverband und Jungenpionieren) entscheiden und so den Weg der Selbstrettung und in eine bessere Zukunft einschlagen.

Ich bin eine ehrenamtliche Helferin der „Drei Austritte“ aus der Generation der in den 1980ern Geborenen. In den zehn Jahren seit der Veröffentlichung der „Neun Kommentare“ haben sich meine Erlebnisse rund um die „Drei Austritte“ wie ein roter Faden durch die Weggabelungen und Höhen und Tiefen meines Lebens gezogen.

Zehn Jahre meines jungen Lebens wurden von den „Drei Austritten“ begleitet – Jahre voller Schweiß und Tränen, voller dramatischer Wendungen und Prüfungen.

Während meiner Schulzeit trat ich öffentlich aus der Partei aus. Mein späterer Ehemann und ich lernten uns über die Initiative der Austritte kennen. Wegen meines Engagements wurde ich später verleumdet und inhaftiert. Ich floh aus meiner Heimat und fand mich in einem fremden Land wieder. Auch dort erlebte ich zahlreiche Notlagen. Doch durch Reflektion und innere Läuterung gelang es mir, das Gefängnis meiner Seele zu verlassen und eine freiwillige Helferin der „Drei Austritte“ zu werden.

In der Begleitung chinesischer Menschen bei ihrem Austritt erlebte ich oft deren Erschütterung, die Wandlung ihres Herzens, das Leuchten nach dem Erwachen – ihre Freude und ihr neues Lebensglück berührten mich zutiefst.

Meine Erlebnisse, meine Geschichten über den Parteiaustritt, meine Gedanken zum „Drei-Austritte“-Prozess sowie meine Überlegungen zur Beseitigung der „Parteikultur“ bei der jungen Generation – all das möchte ich mit Ihnen teilen.

Zugleich verspürte ich in diesem Engagement eine nie dagewesene Mission. Diese Schwere trug dazu bei, dass ich – wie viele meiner Mitstreiter – Tag für Tag, Jahr für Jahr, unermüdlich daran arbeitete, die Herzen der Menschen zu verändern, Güte zu verbreiten, geduldig aufzuklären. Mit den Vorteilen meiner Jugend und in einem freien Umfeld konnte ich mehr und mehr Chinesen die Wahrheit über den Austritt nahebringen.

In dieser chaotischen Welt mit ihrem moralischen Verfall und ihren verdrehten Ideologien mögen wir alle einst vom Strom mitgerissen worden sein. Doch wir sollten niemals aufhören, ein reines Herz zu bewahren, eine stille Quelle inmitten des Lärms zu sein, um zu unserem wahren, reinen Selbst zurückzufinden.

Oft denke ich: Das Leben ist wie ein Traum, die Zeit vergeht wie ein Lied – vergiss nie dein ursprüngliches Herz, dann wirst du deiner Mission würdig sein!
Dass mein Leben mit den „Drei Austritten“ verknüpft ist – das ist die größte Ehre meines Daseins…

1. Das erste Mädchen, das ich zum Austritt bewegte – wurde später unsere Kupplerin
   Ich lernte meinen Mann vor zehn Jahren kennen. Damals lebten wir in verschiedenen Städten, besuchten verschiedene Universitäten und hatten keinerlei Verbindung. Wie er – ein Journalistikstudent – nach seinem Abschluss in eine abgelegene Kreisstadt im Westen Chinas kam, ist mir bis heute ein Rätsel.

Ich war damals im dritten Studienjahr. Wir hatten eigentlich keine Berührungspunkte, und doch führte uns das Schicksal auf wunderbare Weise zusammen.

Im Juni 2005 übte ich in einem leeren Hörsaal eine Präsentation, als ein Mädchen mit Pferdeschwanz leise eintrat und sich in die erste Reihe setzte. Zunächst dachte ich, sie wolle lernen, doch sie fragte freundlich, ob sie zuhören dürfe. Ich stimmte gerne zu.

Sie hörte aufmerksam zu, während ich über Geschichte, Literatur, Gesellschaft und Moral sprach. Etwa 20 Minuten später holte ihr Freund sie ab, und unser erstes Treffen endete.

Ich war etwas enttäuscht, weil ich ihr noch mehr erzählen wollte – insbesondere über die Wahrheit von Falun Gong. Wenige Tage später begegnete ich ihr überraschend erneut vor dem Wohnheim. Wir freuten uns beide. Sie sagte, sie werde bald ihren Abschluss machen und auf Anraten der Uni in den Westen gehen. Wir tauschten Nummern aus und verabredeten uns zum Abendessen.

Am Abend trafen wir uns wie verabredet. Sie hieß Yingying – der Name passte zu ihr: sanft, freundlich und ehrlich. Ihre strahlenden Augen und das runde Gesicht mit einem leichten Lächeln vermittelten Herzenswärme. Beim Essen erzählte ich ihr von Falun Gong und den wahren Hintergründen der Verfolgung. Sie war schockiert – sie hatte nicht geahnt, wie sehr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die Menschen getäuscht hatte. Sie zweifelte sogar, ob sie wirklich noch in den Westen gehen sollte.

Unser Gespräch wurde tiefgründiger. Sie erzählte mir, dass sie einmal durch ein Mineralwasserfläschchen in den Himmel blickte – und dabei Guan Yin gesehen habe. Sie fragte, ob ich ihr glaube. Ich sagte: „Ja, ich glaube an Götter und Buddhas – nur die Menschen sind zu klein, um sie zu sehen. So wie Ameisen nicht begreifen, dass Menschen über ihnen stehen.“ Sie war froh, dass ich sie ernst nahm – andere hatten ihre Erfahrung als Einbildung abgetan.

An diesem Abend half ich ihr, aus der KP-Jugendorganisation auszutreten. Sie stimmte sofort zu – mein erster erfolgreicher „Dreifach-Austritt“. Ich war überglücklich!

Bald darauf reiste sie in den Westen, um ihre Stelle anzutreten. Dort lernte sie einen jungen Mann kennen, der ebenfalls Falun Gong praktizierte. Auch er wollte sie zum Austritt bewegen, doch sie erzählte ihm, dass sie das bereits getan hatte – durch mich. Den Rest der Geschichte kann man sich denken: Mit meinem Einverständnis gab sie ihm meine Telefonnummer weiter – und weil wir dieselben Ideale teilten, wurden wir später ein Paar.

So wurde das erste Mädchen, dem ich beim Austritt half – ganz unerwartet – unsere Kupplerin fürs Leben.

2. Die stürmische Zeit meines Parteiaustritts während der Studienzeit

Im November 2004 erschien auf der Overseas Epoch Times Website ein Donnerschlag – die Veröffentlichung der „Neun Kommentare zu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Neun Kommentare). Sie verkündete weltweit das bevorstehende Ende der KPCh. Doch im selben Monat wurde ich in China selbst zum Vorbereitungsmitglied der Partei ernannt. Meine Eltern freuten sich sehr und sahen eine glänzende Zukunft für ihre Tochter. Auch ich war stolz und zuversichtlich.

Am 22. April 2005, am Earth Day, lernte ich zufällig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kennen. Nachdem ich die Neun Kommentare gelesen hatte und von der grausamen Verfolgung der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durch die KPCh erfuhr – insbesondere von der inszenierten „Selbstverbrennung“ –, war ich tief schockiert. Auch die Verfolgung der Studenten vom 4. Juni, der Intellektuellen während der Kulturrevolution und weiterer Gruppen zeigte die Brutalität und Dunkelheit der KPCh offen.

Ich war gerade fünf Monate Parteimitglied und fühlte mich noch wohl dabei. Doch wie konnte ich diese böse Partei befürworten? Ich wollte es emotional nicht akzeptieren und nicht glauben, dass die Partei die Wahrheit verbarg und Hass säte, um die Menschen zu kontrollieren. Doch die Fakten lagen klar vor mir. Ich war eine Woche lang verwirrt und verzweifelt, wollte niemanden sehen oder sprechen. War ich falsch, beigetreten zu sein? Waren alle Lehrer und Kommilitonen um mich herum falsch? Oder sogar die 70 Millionen Parteimitglieder in China?

Auch die Millionen in den Jugendorganisationen, wie der Kommunistischen Jugend und den Pionieren – waren sie alle im Irrtum? Für einen Moment schien die Welt verkehrt und die Wahrheit war überwältigend. Erst nach längerer innerer Auseinandersetzung fand ich allmählich wieder Ruhe.

Wenn viele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anfangs wegen der „Krankheitsheilung und Gesundheitsförderung“ zu Falun Gong kamen, so machte dieser Grund bei mir nur etwa 20 % aus. Der Hauptgrund, nämlich 80 %, war, dass ich das Besondere von Falun Dafa sah – die Lehre von „Wahrhaftigkeit, Barmherzigkeit und Nachsicht“.

Besonders nachdem die KPCh Falun Gong als „illegale Organisation“ bezeichnete und mit Medien die „Selbstverbrennung am Tian’anmen“ verbreitete, hatten viele Menschen Angst und vermieden jeglichen Kontakt. Doch als ich die Wahrheit verstand, war ich nicht mehr zu stoppen. Als der Betrug um die „Selbstverbrennung“ aufgedeckt wurde, fühlte ich mich sofort dem Dafa nahe.

Ich erkannte, dass Falun Dafa keine gewöhnliche Lehre ist, sondern eine große Sache für die Zukunft der Menschheit. Wenn es wirklich Buddhadharma ist, das zur Kultivierung und Erleuchtung führt, dann wollte ich es praktizieren und zu meinem wahren Selbst zurückkehren. Das Leben ist kurz, man sollte nicht bis ins hohe Alter warten, wenn Krankheit und Vergeblichkeit eintreten, um dann nach der wahren Lehre zu suchen – dann könnte es zu spät sein.

Mit 18 Jahren hatte ich schon Interesse an Randwissenschaften wie der Handlinien-Diagnose, bei der man Krankheiten und Schicksal aus den Handlinien erkennt. Die Bücher von Dafa vermittelten mir eine tiefgründige, breit gefasste, reine und gutherzige Haltung, die viele meiner Fragen zu Buddhastatuen, Segnungen, Dharma-Körpern, Gebeten und Wahrsagerei beantwortete – etwas, das Eltern, Freunde und Lehrer mir nicht erklären konnten.

Kurz gesagt, ich spürte in Dafa etwas sehr Rechtes und Wahres. In kurzer Zeit verstand ich vieles: was Kultivierung bedeutet, warum Tugend wichtig ist und welche gefährlichen Folgen die weitere moralische Degeneration der Menschheit haben wird.

Wenn ich das alles erst einmal verstanden habe, würde es mich tief schmerzen, Dafa wieder zu verlassen. Für mich ist Wahrheit das Erkennen der Essenz des Lebens. Kultivierung ist niemals etwas, das man nur wegen äußerem Druck macht. Selbst wenn Regierung oder Familie es verbieten, würde ich nicht aufhören. Ich entschloss mich fest, diesen Weg zu gehen – egal wer es mir verbietet, ich werde Dafa praktizieren! In meinem Herzen entstand eine noch nie dagewesene Entschlossenheit.

(2) Öffentliches Austreten aus der Partei während des Studiums – Drohungen und Einschüchterungen durch die Hochschulleitung

Als ich die dunkle Wahrheit über die KPCh erfuhr, bat ich de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der mir die Fakten erklärte, sofort um Hilfe beim Austritt aus der Partei. Ich hatte große Angst, dass ich den Zeitpunkt verpassen könnte, falls das Regime bald zusammenbrechen sollte. Erst als mir bestätigt wurde, dass mein Austritt auf der „Epoch Times“-Website offiziell erklärt war, konnte ich aufatmen.

Freude und Schmerz begleiteten mich nach Beginn der Falun-Gong-Praxis. Mein Austritt im Parteiorgan wurde jedoch nicht einfach akzeptiert. Obwohl ich erst vor wenigen Monaten Mitglied im Vorbereitungsstadium war, begann ich, mich gegen eine „Festlegung“ auf die volle Mitgliedschaft zu wehren. Die Parteisekretäre drängten mich immer wieder zu Berichten über meine Gedanken und zum Abschluss des Aufnahmeprozesses. Ein Sekretär wurde sogar zornig und sagte: „Alle aus deiner Aufnahmerunde sind längst vollwertige Mitglieder – nur du zögerst noch!“

Ich wusste, dass ich dem nicht ewig ausweichen konnte. Um mich zu stärken, vertiefte ich mich in die Lektüre der „Neun Kommentare zu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Mir wurde klar, dass ich diesem Regime nicht weiter dienen konnte, ohne mein Gewissen zu verraten.

Im vierten Studienjahr wurde ich als Studentensprecherin bei einer wichtigen Veranstaltung im Audimax eingeladen, wo viele Hochschulleiter anwesend waren – so lernte man mich kennen. Doch nur einen Monat später stand ich wegen meines Parteiaustritts unter Druck. Da ich damals Vorsitzende des Studierendenrats war und Einfluss hatte, wurde ich von Parteisekretären und Hochschulleitung mehrfach befragt und eingeschüchtert. Man warf mir vor, Falun Gong zu praktizieren und die „richtige“ Denkweise verlassen zu haben.

Die Parteisekretäre in meiner Fakultät fürchteten, ich könnte andere beeinflussen, und bezeichneten mich als „gefährlich“. Sie warnten mich, ich riskiere meine Zukunft, und in Gesprächen wurde mir vorgeworfen, ich hätte die Partei und die Organisation „verraten“. Sogar meine Eltern wurden bedroht, dass man meinen Platz im Masterprogramm streichen, meinen Abschluss verweigern oder Stipendien entziehen könnte.

Er und die Hochschulleitung durchsuchten heimlich meine Wohnung und drangen sogar ohne Erlaubnis in mein privates Schlafzimmer ein, um zu sehen, welche Bücher ich gewöhnlich lese. Einige meiner früher eng befreundeten Kommilitonen, nachdem sie von meinem Verhalten und den Absichten der Leitung erfuhren, distanzierten sich still von mir und vermieden den Kontakt. Manche Studentensprecher wurden von den Parteisekretären sogar beauftragt, meine Bewegungen zu überwachen und anschließend Bericht zu erstatten. Es waren einst Lehrer, mit denen ich eine schöne Campuszeit verbrachte und die mir in Studium und Alltag viel Unterstützung gaben.

Doch in Bezug auf mein Parteiaustrittsthema redete niemand mehr mit mir wie früher freundlich und vertraut. Ich wurde für sie zur „Abweichlerin“ und „Verräterin“ – ähnlich wie im „Bifujian-Essensskandal“, was dem heutigen geflügelten Ausdruck entspricht: „Vom Parteiessen profitieren, aber die Partei beschimpfen“. Sie wissen jedoch nicht, dass dies eine riesige Lüge der KPCh ist, ein Resultat davon, dass „Parteilichkeit“ die „Menschlichkeit“ ersetzt hat – das traurige Erbe des KPCh-Systems. Ich wollte nur meine Menschlichkeit zurückgewinnen.
(3) Wenn eine Person aus der Partei austritt, lastet der ganze Druck der Familie darauf – wie eine Wiederholung der Kulturrevolution

Ab Dezember 2005 über mehr als ein halbes Jahr hinweg belästigten mich die Hochschulleitung und die Parteisekretäre des Instituts wiederholt mit Gesprächen, gingen sogar zu meinen Eltern nach Hause, bedrohten sie und erkundigten sich nach meiner Familiensituation. Meine Eltern sind einfache, fleißige Menschen, doch diese plötzlichen Drohungen setzten sie stark unter psychischen Druck. Sie wussten nicht, wie es weitergehen sollte, fürchteten täglich um meine Sicherheit an der Universität.

Eine gesunde Tochter ohne Hochschulabschluss, ohne Aussicht auf ein Masterstudium – wie sollte das weitergehen? In jenem Jahr weinte meine Mutter oft und litt sehr. Sie überwachte mich noch strenger und bat Verwandte und Freunde, mit mir zu reden, in der Hoffnung, ich würde meine Einstellung ändern und mein Schicksal wenden. Mein Vater konnte sich auf der Arbeit nicht mehr konzentrieren, zwang sich, vor Kollegen zu lächeln, war jedoch oft traurig bei Freunden und wurde zuhause wütend und handgreiflich. Oft lief ich weinend von zuhause weg und suchte auf einsamen Straßen Trost.

Ich wagte nicht zurückzukehren, fürchtete die Schläge meines Vaters. Doch er ist mein Vater, ich musste es ertragen. Mein armer Vater – sein Traum war es, Künstler zu werden. Doch durch diverse politische Bewegungen – Landarbeit, keine Schulfinanzierung, Kulturrevolution, kein Zugang zum Hochschulzugangsexamen – war er ein Leben lang ängstlich und vorsichtig. Heute, getäuscht von den Lügen der KPCh, schlägt er seine eigene Tochter. Ist das nicht traurig?

Eines Tages, als ich nicht zuhause war, kamen ein Hochschulleiter und der stellvertretende Parteisekretär unserer Fakultät, um mit meinen Eltern zu sprechen und meine Lage auszuspionieren. Sie durchsuchten ohne Erlaubnis meinen Bücherschrank im Schlafzimmer und sprachen lange mit meinen Eltern. Am Abend riefen sie mich nach Hause. Ich ahnte nichts, aber mein Herz war schwer.

Kaum zu Hause, flehte meine Mutter: „Bitte trete nicht aus der Partei aus, ich bitte dich! Du bist mein Ein und Alles, ich lebe nur für dich. Wenn du diesen Weg weitergehst, will ich nicht mehr leben. Glaubst du, du hast eine Zukunft? Wenn du nicht aufwachst, wirst du alles verlieren. Es ist so schade.“ Sie erzählte, dass Lehrer an meiner Universität mich für ein so gutes Mädchen hielten und niemand erwartete, dass ich austrete. Sie fragte, ob ich Falun Gong praktiziere, was ich ihr verdeckt hatte.

„Weißt du nicht, wie dein Großvater starb? Die KPCh macht alles! Bitte, ich knie vor dir, ich bitte dich!“ Und dann kniete meine Mutter auf dem Boden und verbeugte sich immer wieder. Ich war zutiefst erschüttert, wusste nicht, wie ich sie überzeugen sollte. Als ich sie hochziehen wollte, hörte sie nicht zu. Mein Vater sah es, kniete ebenfalls nieder.

Meine Mutter sagte auch: „Wenn du aus der Partei austrittst, breche ich den Kontakt mit dir ab!“ Dieser plötzliche Druck ließ meine Eltern fast den Verstand verlieren. Ich versuchte, gelassen zu bleiben: „Mama, ihr könnt mich nicht ändern. Hört auf zu weinen und zu schreien. Ich will euch nicht verletzen, und ihr sollt nicht auf die Drohungen der Schule hören. Ich werde meinen Abschluss machen und das Stipendienstudium schaffen. Ihr sollt nicht so pessimistisch sein. Ich werde die Situation an der Uni klären, sie trauen sich nicht, mir etwas anzutun. Solange ihr ruhig bleibt, habe ich weniger Stress. Ihr seid doch meine stärkste Unterstützung!

Ich bin erwachsen, behandelt mich nicht wie ein Kind. Ich werde erwachsen und bin kein Dummkopf. Ich kann selbst beurteilen, was richtig oder falsch ist. Ich glaube nicht einfach irgendetwas. Aber ihr weint, kniet nieder und bettelt – wie soll ich das ertragen?“ Nach diesen Worten fühlte ich mich erschöpft und wollte nichts mehr sagen. Die drei Stunden Prügel und Anschreien an diesem Tag waren eine Qual für Körper und Seele.

Die Ungerechtigkeit eines einzelnen Menschen ist schon unerträglich. Wie viel schlimmer muss das Leid der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sein, deren Familien durch die brutale Verfolgung der KPCh zerstört wurden? Wenn ich an die unschuldig Inhaftierten denke, die Folter erleiden, kommen mir die Tränen. Im Vergleich dazu habe ich nicht so viel ertragen müssen. Manchmal bleibt einem nichts anderes übrig als still zu leiden.

Eines Tages fand ich zufällig einen Bericht der Polizei im Schrank. Das traf mich wie ein Blitz. Während ich das Papier zerriss, weinte ich bitterlich. Es erinnerte mich an die grausame Kulturrevolution, in der Familien zerbrachen und sich sogar Mutter und Kind bekämpften. Wenn die Menschen von Lügen getäuscht sind, glauben sie an „das Wohl der Partei“ – selbst wenn es gegen die eigene Tochter geht.

Ich beruhigte meine Eltern, doch innerlich war ich am Ende. Diese unbeschreibliche Angst, der ständige Druck, dem niemand etwas entgegensetzen kann, quälten mich jeden Tag. Mein Herz fühlte sich so fern von meinem Zuhause an.

Ich erinnerte mich, dass meine Großeltern vor der Verfolgung auch Falun Gong praktizierten. Als ich mit meiner Mutter bei ihnen war, fand ich dort das Buch „Zhuan Falun“. Wegen der Verfolgung wagten sie nicht weiterzumachen. Ich erinnere mich an ein Wunder: Nach dem Kontakt mit Falun Gong explodierte einmal ein Schnellkochtopf in der Küche, doch meine Großmutter und eine Tante hörten eine Stimme, die sie warnte. Sie konnten sich rechtzeitig retten und blieben fast unverletzt. Das war der wundersame Schutz des Falun Dafa.

Ich erinnerte mich auch an ein Video mit dem Titel „Wahrheit über die Selbstverbrennung am Tiananmen“, das ich in der ersten Studienwoche fand. Meine Eltern wollten es ansehen, doch ich hielt sie davon ab und sagte: „Das ist Politik, wir machen keine Politik!“

Ich bedaure heute sehr, dass ich damals meinen Eltern die Wahrheit nicht erklären konnte. Aber all das kam doch durch diese Verfolgung. Die Menschen leben in Angst und unter dem Schatten der politischen Bewegungen. Ich war damals erst 21 oder 22 Jahre alt und erlebte Ausgrenzung, Druck von der Uni, Unverständnis der Familie und den bösen Blicken der Mitmenschen. Jeden Tag fühlte ich mich wie unter einer schweren Last, die mir die Luft nahm.

Viele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durchleben dasselbe – Familien zerbrechen, Kinder entfremden sich von ihren Eltern. In Chinas politischen Bewegungen war fast jeder einmal „Teilnehmer“ an solchen Dramen. Es ist eine der größten Katastrophen der modernen Menschheitsgeschichte. Und immer wieder haben die Chinesen Widerstand geleistet, gezweifelt, geschwiegen, sich angepasst.

Ich denke oft darüber nach, wie eine Nation unter dem Betrug der KPCh, unter Gewalt und Hass so tief gespalten wurde. Jiang Zemin und die KPCh haben Chinas moralische Grundlagen zerstört und die Nation ins Verderben gestürzt.

Die Verfolgung und die Lügen der KPCh haben bei mir und vielen anderen Narben hinterlassen, die wie ein Schatten über uns liegen – wie eine Wiederholung der Kulturrevolution.

Ich selbst habe keine großen politischen Bewegungen erlebt, kein „Vier-Juni“, keine großen Stürme. Doch allein durch den Austritt aus der Partei während dieser Zeit stand ich vor einem gewaltigen Sturm.

Bis heute, obwohl inzwischen zehn Jahre vergangen sind, erinnere ich mich noch genau an die Ängste und die verzweifelten Blicke meiner Eltern, die um meine Zukunft fürchteten. Ich erinnere mich daran, wie ich mit der Kraft meines Glaubens alle Hindernisse überwunden und mich mühsam von den Albträumen befreit habe, die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mir auferlegte. Das ist die Geschichte meiner Studienzeit – und doch fühlt es sich an, als wäre es gestern gewesen.

Nach den Turbulenzen meines Parteiaustritts erkannte ich, dass das vo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empfohlene und praktizierte Verfahren, den Austritt öffentlich auf der Webseite der Epoch Times in Übersee zu erklären („Dreifacher Austritt“), der tatsächlichen Situation der 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viel näherkommt. Es bietet allen, die sich vom Kommunismus entfernen wollen und aufrichtig Partei-, Jugend- und Pionierorganisation verlassen wollen, eine wirksame Plattform.

Diese Plattform ermöglicht es den Chinesen, sich einfach und sicher vom Regime zu distanzieren. Sie vereinfacht das Verfahren, reduziert Konflikte, bietet Schutz und Sicherheit und unterstützt einen schnellen und breitflächigen Austritt, wodurch die Menschen von den Fesseln der KPCh befreit werden. Es ist der beste Weg, um sich vom Kommunismus zu lösen!

3. Verbreitung der Wahrheit über den Dreifachen Austritt – Gefangen, Leidtragend und dennoch das Licht der Menschlichkeit sehend

Wie viele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hatte auch ich ursprünglich eine glückliche Familie: Wir waren vier – mein Schwiegervater, meine Schwiegermutter, mein Ehemann und ich –, alle praktizierten Falun Gong. Die Praxis hat unser Leben bereichert, uns den Weg der inneren Korrektur und moralischen Erhebung geöffnet und unserem Leben ein Licht der Hoffnung geschenkt.

Doch im Kampf, die Wahrheit über den „Dreifachen Austritt“ vielen Chinesen zu vermitteln, hat die 16 Jahre andauernde blutige Unterdrückung auch unsere Familie schwer getroffen. Vor einigen Jahren wurden mein Mann und ich wegen der Verbreitung der Falun-Gong- und Austrittswahrheit von Menschen angezeigt und illegal von der örtlichen Polizei festgenommen. Mein Mann wurde mehrfach in Haftanstalten und Gefängnissen eingesperrt, daraufhin illegal verurteilt, gefoltert, brutal geschlagen, mit Giftinjektionen gequält, mehrfach verblutet und erlitt Bewusstlosigkeit und Erstickungsanfälle.

Auch ich erlitt während meiner illegalen Inhaftierung Folter, Misshandlungen und körperliche Strafen, die mir großen seelischen und körperlichen Schaden zufügten. Meine Schwiegereltern wurden mehrfach illegal entführt und in Gehirnwäsche-Zentren gebracht. Kaum zu Hause, wurden sie erneut von Polizei terrorisiert, bedroht, überwacht und unter massivem Druck gesetzt. Durch die Trauer um ihre verlorenen Angehörigen erkrankten sie schwer und starben schließlich an den Folgen der Verfolgung – beide in ihren Fünfzigern, mit bitterem Unrecht im Herzen.

Wegen dieser Verfolgung war auch ich inhaftiert und habe dabei viele Qualen erlebt. Hier nur einige Beispiele, um die Brutalität dieser Unterdrückung zu verdeutlichen.

(1) Der Gefängnisarzt zwang mir Blutabnahmen und Medikamentengaben auf

Am Tag meiner illegalen Festnahme verbrachte ich nachmittags mehrere Stunden mit rechtswidrigen Verhören bei der Polizei. Gegen 19 oder 20 Uhr wurde ich in die Haftanstalt gebracht. Kaum dort angekommen, wunderte man sich über mein junges Gesicht, das hier eingesperrt wurde. Also erzählte ich jedem, der mich sah,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und den „Dreifachen Austritt“.

Kurz darauf übernahmen die Gefängniswärter die Kontrolle über mich. Nach mehreren Sicherheitstüren brachten sie mich in ein kleines Zimmer im Erdgeschoss. Dort stand ein männlicher Arzt in weißem Kittel, der sich eine Papiersammlung ansah, auf der mein Name und einige Informationen standen. Dann befahl er mir, mich hinzulegen.

Zuerst fragte er, ob in meiner Familie Erbkrankheiten bekannt seien, ob ich vor der Festnahme geschlagen worden sei oder Verletzungen hätte. Ich zeigte ihm die Verletzungen an meinem Arm, Kopf und Gesicht. Er tastete meinen Bauch, Leber- und Herzensbereich ab und maß meinen Blutdruck. Dann schwenkte er eine Spritze hin und her und sagte, er wolle mir Blut abnehmen. Ich wehrte mich, doch als ich nicht nachgab, meinte er schließlich: „Dann nehme ich Blut für eine Untersuchung.“

Er sagte außerdem: „Ihr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behauptet ständig, wir würden euch die Organe entnehmen. Ist das nicht völliger Unsinn? Habt ihr mich schon mal Organe entnehmen sehen?“ Dabei packte er meine mit Handschellen gefesselte Hand, stach mit einem scharfen Gegenstand kräftig in meinen rechten Ringfinger, und sofort floss Blut. Der Schmerz ließ mich laut aufschreien.

Gerade als ich fragen wollte, warum mir gewaltsam Blut abgenommen wurde, kam ein Wärter herein und führte mich weg. Wieder durch mehrere Sicherheitstüren brachten sie mich vor eine Zellentür im dritten Stock. Nach einer Durchsuchung schubsten sie mich hinein.

Eine Gruppe Gefangener in blauen Westen starrte mich neugierig an. Sie wollten wissen, warum ich festgenommen wurde. Der Wärter rief die Gefängnisälteste heraus, flüsterte ihr die Situation zu, dann schloss er die Tür. So saß ich in einer etwa zehn Quadratmeter großen Zelle mit rund zwanzig anderen Insassen.

Nur wenige Tage nach meiner Inhaftierung bekam ich starke Beschwerden: Herzrasen, Schaum vor dem Mund. Die anderen Gefangenen fanden mich ekelerregend und ließen mich am Zellentor liegen. Bald darauf weckte mich eine weibliche Gefängnisärztin. Sie drückte kräftig auf meinen Philtrum, bis meine Lippen und Zähne bluteten, und zwang mich, den Mund zu öffnen. Ich verweigerte die Einnahme, doch sie beschimpfte mich als Geisteskrank und zwang mich, die Pillen zu schlucken.

Die Ärztin gab der Gefängnisältesten ein Zeichen. Diese ließ andere Gefangene mich festhalten, damit ich mich nicht wehren konnte.

Die Ärztin stopfte mir zehn gelbe kleine Pillen in den Mund und befahl mir, diese vor ihr zu schlucken. Ich wollte die Pillen erst im Mund behalten und nach ihrem Weggehen ausspucken. Doch sie befahl mir, Wasser zu trinken, und öffnete gewaltsam meinen Mund, um unter die Zunge zu schauen. Als sie die Pillen entdeckte, wurde sie wütend und warf mir Täuschung vor.

Sie drohte, mich zu spritzen, wenn ich nicht schlucke, und holte eine Spritze aus ihrem Medizinschrank. Schließlich wurde ich von mehreren Personen festgehalten und gezwungen, die unbekannten gelben Pillen hinunterzuschlucken. Später gab sie mir mehrfach Medikamente, wodurch ich Herzrhythmusstörungen, Verwirrtheit und sogar Krampfanfälle bekam. Das war eine äußerst qualvolle Erfahrung für mich.

(2) Das Schriftzeichen „Fu“ und die roten Umschläge sind mit Blut und Tränen gefärbt

Ich, ein „Post-80er“, bin von klein auf behütet von meinen Großeltern aufgezogen worden. Jedes Neujahrsfest erhielten wir von den Erwachsenen rote Umschläge, Süßigkeiten und das Schriftzeichen „Fu“ (Glück). Ich freute mich immer sehr darüber und bewahrte die roten Umschläge sogar auf, als Symbol für „Jährlich ein Plus“ – das kommende Jahr möge nicht an Geld oder Glück fehlen.

Doch nachdem ich illegal inhaftiert wurde, begriff ich, dass die chinesischen traditionellen Bräuche wie „Fu und Glück bringen“ oder das Schenken roter Umschläge in dieser düsteren Ecke eine völlig verdrehte Bedeutung angenommen haben. Eine Gruppe von Inhaftierten wurde unter Drohungen von Aufsehern und Gefängnisbossen gezwungen, die „Fu“-Schriftzeichen, rote Umschläge und Frühlingsrollen (Duilian) zu fertigen. Was für ein Lebensglück sollten diese Zwangsarbeiten wohl bringen?

Am zweiten Tag meiner Haft wurde ich bereits gegen fünf oder sechs Uhr morgens geweckt und musste bis acht oder neun Uhr abends schuften – täglich etwa fünfzehn bis sechzehn Stunden Arbeit. Die Haftanstalt hatte eine große Menge halbfertiger Produkte erhalten, für die wir die Fertigung übernehmen mussten. Dabei handelte es sich um Aufträge von Filialen der China Merchants Bank und der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die die Gefangenen für die Bank zwangen, rote Umschläge, „Fu“-Schriftzeichen und Frühlingsrollen vor dem chinesischen Neujahrsfest herzustellen. „Fu“ und Frühlingsrollen wurden zusammengerollt und in lange rote Papphülsen gesteckt, die roten Umschläge mussten per Hand gefaltet und verklebt werden.

Nachdem wir die Produkte zusammengesetzt hatten, wurden sie schnellstmöglich an die Banken geliefert, welche die Zwangsware an ihre Kunden verteilten. Wenn ich nicht schnell genug arbeitete, wurde ich gezwungen zu stehen oder lange Zeit auf einem kleinen Hocker zu sitzen, um mich zu quälen und gefügig zu machen. Jeglicher Widerstand wurde mit verschiedenen Strafen beantwortet. Wegen des knappen Zeitplans mussten wir alle schnell arbeiten und uns gegenseitig überwachen. Die Aufseher erhielten Boni, wenn ihre Zellen besonders schnell arbeiteten. Bei Verzögerungen wurden die Insassen der Zelle von den Aufsehern beschimpft, verprügelt oder sogar mit Essensentzug bedroht.

Ein fünfzig- bis sechzigjähriger Drogenabhängiger unter den Gefangenen wurde von den Aufsehern ermutigt, mich mit abwertenden Worten zu beschimpfen, bis ich am Boden zerstört war. Danach lachten sie über mich und demütigten mich. Die Aufseher patrouillierten häufig vor der Zelle und flüsterten dem Anführer der Gefangenen Befehle zu, während sie mich mit Fingern anzeigten.

Als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wurde ich gezwungen, die schwerste Arbeit zu verrichten. Weigerte ich mich, schlugen sie mich mit den roten Papphülsen auf Kopf und Hände. Arbeitete ich zu langsam, setzten sie mich separat ab, um jeden meiner Bewegungen zu überwachen. Schummeln war unmöglich. Solange die Arbeit nicht fertig war, durfte ich nicht schlafen.

Sie wechselten ständig die Befehle, lästerten hinter meinem Rücken und schimpften, dass ich dumm sei und mein Erscheinen Unglück bringe. Anfangs waren es nur wenige, die mich beschimpften, später machten fast alle mit. Sie nannten mich psychisch krank, warfen mir Sonderbehandlung vor, fragten, ob ich denn glaube, das hier sei mein Zuhause.

„Nur du willst hier Sonderbehandlung? Willst du sterben? Wenn du sterben willst, dann geh in ein Arbeitslager!“

Am ersten Tag der Zwangsarbeit war ich am Limit: trockene, gereizte Augen, benommen, kraftlos und erschöpft. Ich dachte, das Schlimmste wäre geschafft, doch nach der körperlichen Arbeit tagsüber musste ich abends noch den Boden säubern. Ich wurde gezwungen, neunmal den Boden und dreimal die Toilette zu schrubben, während sie auf ihren Betten saßen und mich beobachteten. Die Schuhe jedes Einzelnen mussten komplett sauber sein, keine Haare oder Reiskörner durften sichtbar bleiben – sonst musste ich von vorn beginnen.

Ich war keine Gefangene, wurde aber so behandelt – völlig unmenschlich. Wegen des Hungerstreiks hatte ich keine Kraft, wurde aber gezwungen, dieselbe schwere Arbeit zu verrichten. Es war Winter, meine Hände waren rissig und bluteten, doch ich musste immer wieder kaltes Wasser zum Wischen nehmen, den Boden und die Toilette schrubben. Wegen meiner Schwäche fiel ich oft in Ohnmacht, doch sie glaubten, ich würde simulieren und zwangen mich, weiterzumachen.

(3) Weigerung, die Gefängnisuniform zu tragen – Misshandlung und Beleidigungen durch den Gefängnisboss

An meinem 25. Geburtstag war ich den ganzen Tag gezwungen, Zwangsarbeit zu leisten und war schon sehr erschöpft. Abends saß ich auf meinem Bett und wollte mich ausruhen. Dabei zog ich meine Gefängnisuniform (die blaue Weste) einfach aus und legte sie beiseite. Zur gleichen Zeit duschte die Gefängnisleiterin gerade in der Toilette. Als sie sah, dass ich keine Uniform trug, befahl sie laut, ich solle die Uniform sofort wieder anziehen. Ich weigerte mich. Sie fragte erneut, ob ich die Uniform anziehen würde, ich schüttelte weiterhin den Kopf.

Daraufhin stürmte sie nackt aus der Dusche heraus und begann, mich heftig ins Gesicht zu schlagen. Alle Anwesenden verstummten schockiert und sahen fassungslos zu mir. Im ganzen Haftraum herrschte erstarrtes Entsetzen.

Mein linkes Ohr war sofort taub, ich hörte ein starkes Summen, der Tinnitus war heftig, mein Trommelfell schien beschädigt – es war extrem schmerzhaft und dauerte viele Tage, bis es vollständig heilte. Mein Gesicht zeigte keinerlei Regung, es war bereits durch die Schläge angeschwollen und taub geworden. Ich weinte nicht. Wenn mich niemand quälte, durfte ich weinen; wenn jemand mich quälte, konnte ich nicht weinen, denn ich durfte nicht schwach sein! Ein Falun-Dafa-Praktizierender hat nichts Falsches getan, er sollte nicht wegen Beleidigungen weinen.

Ich hatte ihr nichts getan, doch die Gefängnisleiterin blickte mich mit wütenden, aufgerissenen Augen an und brüllte Beleidigungen und Drohungen, völlig außer Kontrolle. Sie schrie hysterisch wie eine wütende Frau: „Du ehrloses Miststück!“ und viele weitere Schimpfwörter. Sie misshandelte mich körperlich: schlug mir ins Gesicht, boxte mir auf die Brust, beleidigte mich, würgte meine Arme, zog an meinen Ohren, hob mich hoch, ließ mich nicht schlafen und zwang mich, die ganze Nacht zu stehen.

In meinem Herzen dachte ich: Vor einem Menschen mit aufrichtigem Glauben sind die Verfolger nur bemitleidenswerte kleine Schergen. Ich habe mein Schicksal, sie hat ihres. Warum sollte ich mich mit ihr auf eine Stufe stellen? Wer streitet, dem droht das Böse – sie ist die Leidtragende. Das war nicht das erste Mal, dass sie mich so behandelte, und alle im Haftraum sind Zeugen. Ich versuchte, ihr die Wahrheit zu erklären, doch sie hörte nicht zu, sondern verschärfte ihre Misshandlungen: Schläge, Zwangsernährung, erzwungene Haarschnitte, üble Beleidigungen, ständiger Versuch, meinen Glauben an eine baldige Entlassung aus der Haft zu zerstören.

Sie war wegen Wirtschaftsdelikten inhaftiert, hatte studiert und war intelligent, doch hatte schlechte Absichten, anderen Schaden zuzufügen, weshalb sie eingesperrt wurde. Zuletzt wurde sie zu vier Jahren Gefängnis verurteilt und sollte bald in ein Gefängnis verlegt werden. Die anderen Inhaftierten in der Zelle waren Prostituierte, Drogenabhängige, Gewalttäter, Wirtschaftskriminelle, Amtsmissbrauchstäter und Mörder – eine bunte Mischung von Gefangenen, die jeden Tag zusammenlebten.

Ihr größtes Vergnügen war es, zu beobachten, wie die Gefängnisleiterin mich quälte. Wenn sie mich quälten, wurden sie weniger beachtet und entgingen vielen körperlichen Strafen.
Manche sagten: „Warum gibst du nicht einfach nach? Du bist aber stur, Kind!“ Andere meinten: „Warum entschuldigst du dich nicht, lächelst ein bisschen – dann gibst du ihr auch eine Möglichkeit, das Gesicht zu wahren!“ Wieder andere warnten: „Wenn du so stur bleibst und ins Gefängnis kommst, wirst du dort richtig gefoltert – Elektroschocker, Isolationshaft, Hocktoilette, Einzelhaft, das ist viel schlimmer als hier!“ So gab jeder seine Meinung dazu ab. Sie diskutierten sogar darüber, in welchem Gefängnis ich wohl landen würde: Einige sagten, in jenem Gefängnis, dort würde man mich für einige Jahre einsperren; andere meinten, in jenem Arbeitslager, dort seien schon viele wie ich inhaftiert gewesen.

Einige Mitgefangene versuchten, sich bei der Gefängnisleiterin einzuschleimen und wurden zu den Hauptpeinigern meinerseits. Sie schlugen mir nachts während meiner Meditation auf den Arm, damit ich nicht üben konnte, überwachten jede meiner Bewegungen. Für eine Strafminderung oder um „Verdienst“ zu erlangen, waren sie manchmal sogar härter als die Gefängnisleiterin selbst! Diese Gruppe von Menschen quälte mich bis aufs Äußerste; oft verbarg ich mich nachts unter der Decke und weinte.

(4) Das Duschen wurde zur Demütigung der Persönlichkeit

Manchmal, wenn ich auf Minghui-Webseiten im Ausland Berichte über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lese, die während ihrer illegalen Inhaftierung geistig verwirrt und mit verlangsamtem Denken gefoltert wurden, werde ich sehr traurig. Das liegt daran, dass während der illegalen Inhaftierung die Gefängnisbeamten, Aufseher und Gefängnisbullies absichtlich psychologischen Druck ausübten. Sie demütigten einen ständig, isolierten einen, beschuldigten einen, psychisch krank zu sein, behaupteten, man hasse die Gesellschaft – all das ist für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eine schwere geistige Zermürbung.

Gleichzeitig nutzen sie die Einsamkeit, Angst, Unterdrückung und Verzweiflung, die durch die physische Isolation entstehen, um Selbstzweifel zu säen und einem immer wieder einzureden, man sei geistig krank. Sie versuchen mit familiären Bindungen eine „Umkehr“ zu erzwingen und drohen, wenn man weiter Falun Gong praktiziere, gerate man in den Wahnsinn, schade der großen Lehre und zerstöre seine Eltern und Familie. Mit Gruppendruck, Drohungen, selbstzugefügtem Leid, kollektiver Bestrafung und familiärem Druck quälen sie einen psychisch und versuchen, einen im Leid zu halten.

Während der illegalen Haft sind Schläge, Körperstrafen, Demütigungen, erzwungenes Essen und Medikamentengabe schon abscheulich genug – doch die psychologische Belagerung mit allen Mitteln ist noch viel tödlicher. Was ich am wenigsten ertragen konnte, war, dass ich ab dem zweiten Tag der Haft gezwungen wurde, vor aller Augen nackt zu duschen.

Diese Erfahrung verursachte mir großen seelischen Schmerz; auch viele Jahre später habe ich noch Albträume davon. Diese massive Demütigung der weiblichen Persönlichkeit war ein tiefer Schatten in meinem Herzen. Ich war damals ein junges Mädchen und wurde gezwungen, vor allen anderen zu duschen. Ich weigerte mich, doch alle schauten zu, wie die Gefängnisleiterin mich zwang, mich zu waschen. Wenn ich mich weigerte, schlug sie mir ins Gesicht und schimpfte ununterbrochen mit obszönen, beleidigenden Worten.

„Du unverschämtes Miststück!“, „Du stinkst zum Himmel!“, „Willst du, dass wir dich waschen?“ „Wenn du dich nicht wäschst, stehst du nackt da!“ Je mehr sie das sagten, desto beschämter fühlte ich mich. Die Toilette hatte keine Tür, nur eine transparente Glaswand, also keine Privatsphäre. Mein ganzer Körper war der Öffentlichkeit ausgeliefert. Es gab kein warmes Wasser, nur kaltes, bei Außentemperaturen von minus zehn Grad Celsius und niedrigen Innentemperaturen. Über zwanzig Leute schauten zu, mein Gesicht konnte sich nirgends verstecken, jeder Muskel zitterte vor Kälte – ich wünschte, ich könnte im Erdboden versinken.

Dieser kleine Raum war erfüllt von Schande und böser Atmosphäre, die mich unendlich beschämte und mir die Würde nahm. Die Gefängnisleiterin befahl allen, ihre Arbeit niederzulegen und mich mit Blicken zu fixieren, wie ich gezwungen wurde, mich vor allen auszuziehen und zu duschen. Wenn ich mich weigerte, musste ich nackt in der Toilette stehen, durfte sie nicht verlassen.

Andere Inhaftierte spotteten bösartig mit der Leiterin: „Beeil dich und dusch, sonst stinken wir alle!“ Unterschätzen Sie nicht diese scheinbar einfachen Worte – sie sind gängige Drohungen unter Gefangenen. Wenn ich mich weigerte, wegen illegaler Haft zu hungern, sagten sie: „Iss lieber, sonst geht es uns allen schlecht.“ Wenn ich die Gefängnisregeln missachtete und keine Uniform trug: „Zieh sie an, sonst sind wir alle betroffen.“ Wenn ich geschlagen wurde, sagten sie: „Sei nicht stur, du kannst nicht gegen sie ankommen; wenn du weiter kämpfst, schlagen sie uns alle zusammen.“

Jedes Mal bedeuteten solche Worte eine weitere Drohung gegen mich und stellten die Opferseite als Täter dar. Diese schnelle und mühelose Rollenverteilung zeigt, wie tief die psychische Verdrehung der Gefangenen durch lange Haft schon ist. Sie haben ihr Urteilsvermögen über Gut und Böse verloren.

Tatsächlich musste ich jeden einzelnen Tag meiner Inhaftierung einen innerlichen, würdelosen und heftigen Kampf ausfechten, um im Angesicht der Erniedrigung am Leben zu bleiben. Jeden Tag der illegalen Haft sah ich mich mit diesen widrigen Lebensumständen und dieser Gruppe von Menschen konfrontiert. Dort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in meinem Leben verstanden, was es heißt, „einen Tag wie ein Jahr zu erleben“! Die vo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a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verübten Folterungen und Verfolgungen sind völlig unmenschlich, sie haben jegliche menschliche Moralgrenze verloren, sind extrem böse und grausam und entehren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So wurden viele ehemals glückliche Familien über Nacht radikal zerstört.

All diese Erlebnisse lassen mich glauben, dass nur Dämonen Freude daran haben, in finsteren Höllenlöchern andere zu quälen, um ihr Dasein zu friste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werden sich niemals solchen Tyranneien beugen. Vielleicht wird der Körper vom schmutzigen Gefängniswasser durchtränkt, doch die Seele bleibt rein. Selbst das trübste Wasser kann die heilige Quelle in meinem Herzen nicht auslöschen. Der Regen der Wahrheit wird mich nähren und reinigen, um den Schmutz der Welt abzuwaschen, und mit dem Licht unerschütterlichen Glaubens wird jede finstere Ecke durchstrahlt.

(5) Druck und Erpressung können den festen Glauben nicht brechen

Im Haftzentrum wurde ich mehrfach illegal verhört. Einmal führte der Leiter der „610“-Einheit eine Vernehmung mit mir durch. Er wirkte heuchlerisch, falsch und bedrohlich.

An diesem Tag brachte er einen jungen Polizisten mit. Anfangs hörte er sich interessiert meine Erklärung zu Falun Gong an, doch bald versuchte er, Schwachstellen in meinen Worten zu finden. Daraufhin schwieg ich.

Er forderte mich auf, mit ihnen zu kooperieren, versprach Freilassung vor dem Neujahr bei gutem Verhalten, sonst drohe dreijährige Zwangsarbeit. Er drohte auch mit einem Erziehungslager, das bereits für mich genehmigt sei.

Er gab vor, mitfühlend zu sein, erzählte, wie sehr meine Familie mich vermisse, warf mir Undankbarkeit vor und forderte mich auf, Falun Gong aufzugeben und eine Garantie zu unterschreiben. Nur so könnte ich früh mit meiner Familie vereint werden.

Außerdem verlangte er, dass ich mich scheide und ein bis drei Jahre als Informantin für sie arbeite.

Er sagte, ich solle meinen Mann verlassen, er passe nicht zu mir, und deutete auf den jungen Polizisten neben sich, der alles notierte.

Er nannte einige Namen von Mitpraktizierenden und fragte, ob ich sie kenne. Er behauptete, mit ihnen befreundet zu sein, und drängte mich, Namen vo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preiszugeben. Ich sagte, ich kenne keinen, und werde nicht mit ihnen kooperieren. Er sah meine Entschlossenheit und sagte, ich solle nicht zu früh urteilen, es werde noch Chancen geben. Beim Gehen gab er mir einen Zettel mit seiner Telefonnummer und forderte mich auf, ihn nach dem Nachdenken über meine Entscheidung über die Aufseher zu kontaktieren.

Zurück in der Zelle prägte ich mir die Nummer ein und warf den Zettel später ins Klo, um ihn mit Wasser herunterzuspülen, fest entschlossen, ihn zu entlarven, sobald ich aus diesem Albtraum entkommen sei.

Es war mein erstes Treffen mit ihm. Warum, konnte ich nicht sagen, aber ich fühlte tiefes Unbehagen. Er war vollständig in die Lügen der KPCh verstrickt, voller falscher Heuchelei, mit einem Gesicht voller Dunkelheit und einem Herzen voller verborgener Schande.

Sein illegales Verhör belastete mich stark, doch als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wusste ich: Mein Meister ist der Beste, Falun Dafa ist zu Unrecht verfolgt. Trotz meiner Schwächen werde ich seinem Weg treu bleiben, niemals den falschen Pfad gehen und keine Reue haben. Meine innere Überzeugung war: Niemals meinen Meister verraten! Niemals Dafa verraten! Niemals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verraten!

Ein oder zwei Wochen später wurde ich erneut von diesem Polizisten verhört. Er fragte, ob ich meine Entscheidung getroffen hätte. Ich sagte klar, dass ich nicht kooperieren werde, mein Schicksal nicht in seinen Händen liegt, und ich diesen Ort verlassen werde – aber nicht auf seine Weise.

Er wurde wütend, schlug auf den Tisch, starrte mich böse an und drohte mir heftig: „Du kannst dich auf das Gefängnis und das Erziehungslager freuen, du Wahnsinnige! Dort werden die Häftlinge dich zu Tode quälen!“ Danach ging er zornig weg.

Nach meiner Freilassung las ich auf Minghui.org über ihn. Seit Beginn der Verfolgung von Falun Dafa verfolgt er die Praktizierenden mit großer Grausamkeit. Viele Festnahmen wurden von ihm organisiert, und Praktizierende, die in dieses Haftzentrum kamen, wurden von ihm brutal misshandelt. Er ist berüchtigt, grausam und unmenschlich. Minghui.org hat ihn entlarvt, doch er setzt die Verfolgung weiterhin skrupellos fort.

(6) Das Gewissen eines Mörders und sein gutes Karma

Damals war ich das verwöhnte Kind meiner Familie und habe solche Qualen durchlitten. Heute fällt mir ein Spruch ein, der das gut beschreibt:
„Ein Drache ist nicht für den Teich geboren, doch fällt er in die Untiefe und wird von Garnelen verspottet.“

Diese teuflischen Methoden zur Verfolgung vo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haben meine Seele schwer getroffen. Sie sind unsichtbare Mörder, die meine Würde zerstören und mich dazu zwingen wollen, mich zu erniedrigen.

Im Gefängnis hat der Mensch keine Würde, er ist weniger als ein Tier – ohne Menschlichkeit und Rechte. Unter Anstiftung der Aufseher behandeln Zellenleiter, Gefängnisräuber und Gefangene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wie Hauptverbrecher und erniedrigen sie aufs Schlimmste. Folter ist für sie eine alltägliche Würze des Lebens.

Trotz dieser Grausamkeiten gab es auch Momente menschlichen Lichts. Besonders erinnere ich mich an „A Chun“, eine etwa 50-jährige, große und kräftige Frau, die ein Mörder war – sie hatte ihren eigenen Mann getötet. Jeden Tag trug sie schwere Fußfesseln, sprach wenig und wirkte hoffnungslos, als säße sie auf ihr Todesurteil wartend.

Sie beteiligte sich kaum an den Qualen gegen mich und war eher Beobachterin. Doch in meiner tiefsten Verzweiflung sagte sie eines Nachts neben mir liegend:
„Kind, hab keine Angst, du bist ein guter Mensch. Sie sind so böse und quälen dich. Ich werde dich beschützen.“

Diese Worte berührten mich tief. Wann immer wir zusammen schlafen mussten, flüsterte ich ihr heimlich „Falun Dafa ist gut“ zu.

Ich hielt ihre Hand heimlich, um uns gegenseitig Mut zu geben, und half ihr, sich vom KP-Chinesischen Kommunistischen Parteisystem zu distanzieren (die sog. „Dreifach-Austritte“). Später wurde bestätigt, dass sie selbst oft misshandelt wurde und mich nicht wirklich beschützen konnte. Doch sie beschützte sich selbst: Sie wurde zu acht Jahren Haft verurteilt, doch aufgrund einer psychiatrischen Vorgeschichte erhielt sie ein vergleichsweise mildes Urteil – ein gutes Karma, das sie durch ihren Glauben an Dafa, ihre Güte gegenüber Praktizierenden und die „Dreifach-Austritte“ erhielt.

Jeden Tag, wenn ich ihre schweren Fußfesseln sah, wurde mir bewusst, wie wichtig Freiheit für den Menschen ist. Obwohl sie eine Mörderin war, besaß sie Gewissen. Im Gegensatz zu den Aufsehern und Schlägern, die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quälten, war ihre Haltung kostbar. Das war unsere Freundschaft im Gefängnis, die ich sehr schätzte.

Wenn Menschen frieren, ist ein Kleidungsstück wie Kohlen im Schnee; wenn sie leiden, tröstet ein Wort die verletzte Seele und zeigt das Licht der Menschlichkeit.

Vielleicht werde ich eines Tages diese Gefängniserlebnisse vergessen, aber meine Geschichte, ihre Geschichte und das Leiden von Millione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werden eine bleibende historische Schande für China sein. Die Verfolgung, die in China gege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 stattfindet, ist ein unwiederbringlicher Verlust für die menschliche Zivilisation… (Fortsetzung folgt)

現代英雄叙事詩『九評』作文一等賞作品（上）：80年代生まれの私の三退の道 — 著者 璽清

序文：

一、私が最初に退党を勧めた少女は後に私たちの媒酌人になった

二、学生時代の退党にまつわる嵐のような経験

（一）法輪功の真実を知り、中国共産党を完全に見抜いた
（二）大学時代に組織的に公然と退党し、校側の脅迫に遭う
（三）一人の退党が家族全体に重圧をもたらし、まるで文化大革命の再現のようだった

三、三退の真相を広めて投獄され、苦難の中で人間性の光を見る

（一）刑務所の医師による強制採血と薬の強制投与
（二）「福」の文字と紅包は血と涙で染まっている
（三）囚人服の着用拒否で牢内暴力団に殴られ罵倒される
（四）入浴が人格の侮辱の手段になる
（五）高圧と脅迫では正しい信仰は変えられない
（六）殺人犯の良心と善い報い

四、沈殿と反省 — 党文化が若者の思想を毒していることについて

（一）無神論 — 中国人の道徳の根を断つ
（二）感情と色欲 — 世の風紀を乱し、人を破滅させる元凶
（三）恐怖心 — 人々を真実から遠ざける心理的変異
（四）利己心 — 人間の貪欲を煽り、道徳の悪化を加速する

五、仕事で真実を伝えた小話

（一）初めての職場 — レストランでアルバイトを始めた
（二）徐々に順調に — 店を真実の窓口に変える
（三）順調に進む — 正義のメディアが退党活動を支える
（四）さらに上の段階へ — 宝石店は真実を伝える良い環境

六、海外での三退ステージ

（一）中国人がいるところは、私の退党活動の「スポット」
（二）真実を知らない中国人に直面する
（三）ガイドに真実を話すことの重要性
（四）若者との交流
（五）「お嬢ちゃん、なんでこれをやってるの？」
（六）退党の道は善意によって築かれる

結語

2004年11月19日に大紀元が連載社説『九評共産党』を発表してから、2016年の初めに至るまで、すでに11年以上の時が経ちました。『九評』は政治、経済、文化、信仰などあらゆる面から中共支配の暗黒と荒唐無稽さ、そして人の自由精神への圧殺を暴き、歴史と真実を復元しました。

『九評』は中共にとってはまさに驚雷の一撃であり、中国の人々にとっては目覚まし剤のようなものでした。歴史に誇りを持つ古代民族である中国とその独特の文化伝統は幾千年もの風雪を経て今日に至りますが、現代の中国人に残されたのは毒ミルク粉、廃油、深刻な大気汚染、環境破壊、異見者の逮捕、弁護士弾圧、正しい信仰の迫害、生体臓器の強制摘出、各種集団事件、良心の頻繁な踏みにじりなどです。これらすべての言葉はこの時代の烙印であり—中共支配下の赤い中国の現実なのです。

現在の赤い政権は傷だらけの姿を隠し、高GDP成長という虚像を作り出しています。その腐敗と荒唐無稽さは歴史上いかなる時代よりも深刻です。今日の中国の人々は皆その中に生き、深刻な被害を受けながらも為す術がありません。これにより社会の道徳体系や生態系は崩壊し、中華民族のみならず人類全体を深刻な危機へと引きずり込んでいます。

近年、世界の旧共産主義国では「脱共産化」の動きが相次いでいます。例えば2015年にはウクライナでレーニン像が次々に倒され、ウクライナ司法大臣ペトレンコは共産党の禁止を裁判所に命じ、ウクライナは欧州の普遍的民主文明の中で生きるべきであり、過去の過ちを繰り返してはならないと述べました。民族の伝統文化と価値観が現代社会の基盤となるべきだとも言っています。

共産主義運動が世界に害をもたらして百年余、末路を迎えつつある今、中共政権は風雨に揺れ、解体の瀬戸際に立っています。その完全な崩壊前に、中国人は中共の邪悪な本質を見極め、精神的に共産党の毒素を断ち切り、心理的に共産邪霊の支配から脱し、恐怖の枷を断ち切り、共産党へのすべての幻想を捨て、「三退」を選択して自らを救い、未来へ進むべきです。

私は80年代生まれの三退ボランティアです。『九評』発表以降の十年間、人生のさまざまな岐路と起伏の中で、私の「三退」の物語が刻まれてきました。「三退」は私の青春の十年に寄り添い、汗と涙にまみれ、波乱に満ちた人生の小舟が大きく揺れ動きながら磨かれた年月でした。

学生時代には組織内で公然と退党し、夫との縁も「三退」によって巧みに結ばれました。その後、「三退」を勧めたことで陥れられ投獄されました。やがて故郷を離れ異国に流れ着き、海外での極限状況にも遭遇し、思索と沈殿を経て心の牢獄を脱し、他者を助ける三退ボランティアとなりました。中国人の三退を支援する中で、真実を知った人々の衝撃と心の変化、生命の再生にともなう喜びと幸福を共に感じています。

ここには私の経験や退党の物語、三退の心得、若い世代が「党文化」を脱ぎ捨てるための思索が含まれています。

同時に、中国人の「三退」を助ける過程で、私はこれまでにない使命感を強く感じています。この重い責任感を胸に、私も周囲の多くの仲間と同じように、年を重ね日々を積み重ねながら、人々の心を変え、善を伝え、飽きることなく静かに耕し続けています。若者としての強みを活かし、自由な社会の中でより多くの中国人に三退の真実を広めています。

この人心が乱れ、思想が変質した乱世の中で、私たちは時に世の中の悪潮に流されることもあるでしょう。しかし、心の中では変わらず一筋の清流となって、世の塵を洗い流し、清らかで純粋な真の自己の本性へと立ち返ることを願っています。私はしばしばこう嘆きます――人生は夢のように儚く、歳月は歌のように流れる。初心を忘れなければ使命を汚すことはない、と。

私の人生が幸運にも「三退」と結びついたことは、私の生命にとってこの上ない栄誉です……

一、私が退会を勧めた最初の女の子、後に私たちの仲介者となった彼女

私と夫が出会ったのは10年前のことでした。当時、私たちは同じ街に住んでおらず、ましてや同じ学校でもなく、まったく面識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今でも、なぜ彼がジャーナリズムを学んだのに大学卒業後に中国西部の辺鄙な県レベルの都市で働くことになったのか理解できません。

当時、私は大学3年生でした。私たちはまったく縁のない存在でしたが、「縁」というものは不思議で、見えない糸が遠くに投げられたかと思えばすぐそばに引き寄せられたようでした。まさに「私が長江の上流に住み、君が長江の下流に住み、日々君を思うが会えず、共に長江の水を飲む」という詩のような感じです。

2005年6月、大学3年の後期の期末でした。ある午後、私は人のいない教室の講壇の前で授業の練習をしていました。すると、長い髪をポニーテールに結んだ女の子がそっと半開きのドアを押し開けて入ってきて、一番前の席に座りました。私は彼女がリュックを持って自習に来たのかと思いましたが、何かを待っているようにも見えました。私たちの目が合うと、お互いに微笑み、彼女は私が講義の練習をし、黒板に書いたり描いたりしているのを見て、「ここで聞いてもいい？」と尋ねました。私は「ちょうどいいわ、意見をくれる？」と快く答えました。

彼女はずっと一番前の席で、歴史や文学、芸術、現代社会の混乱、中国人の道徳堕落、無神論が人類に与える衝撃、大学生の就職難などについての私の話を聞いていました。聴衆ができたことで私は少し興奮し、原稿を離れて生き生きと話し、身振り手振りも交えていました。彼女も熱心に聞いているようでした。約20分後、彼女の彼氏が窓の外から声をかけ、彼女は立ち去りました。これが私たちの短い一期一会の出会いでした。

彼女が去るとき、私は少し名残惜しく、もっと真実を伝えたい気持ちがありました。また会えたらいいのにと思いました。すると数日後、食堂から食事を持って戻る途中で偶然彼女に再会しました。私たちは会えてとても嬉しく、彼女は私に強い印象を持ったと言い、私も同じでした。微笑み合い、もっと早く出会いたかったという気持ちがありました。彼女はまもなく大学4年を卒業し、学校の呼びかけで西部の支援に行く予定だと言い、すぐに互いの携帯番号を交換し、その晩に寮の外の米線屋で会う約束をしました。

夜、私たちは約束通りに会い、彼女の名前は瑩瑩。名前の通り、優しく穏やかな純粋な女の子でした。美しく輝く目の下に、笑うと少し赤ちゃんのような丸い顔がありました。食卓でたくさん話し、私は法輪功を修煉し始めて1〜2ヶ月だったので、自分が知っている法輪功の真実を彼女に伝えました。彼女は大変衝撃を受け、共産党がこんなにも多くの悪事を働いていたとは知らず、長年騙されていたことに気づき、西部に行くのを躊躇するほどでした。

私たちは深く話し合い、超常現象の話になると、彼女は鉱泉水の瓶越しに天を見たら観音菩薩が見えたと話しました。彼女は自分でも驚いたそうで、私に信じるかどうか尋ねました。私は信じると答え、この世には神や仏がいるが、人が信じないだけだと説明しました。人間は蟻のように小さく、自分より高次の生命の存在を見えないが、蟻が人間の掌の上で暮らしているのと同じことだと話しました。彼女は誰かに話しても「眩暈がして錯覚だ」と言われたので、私が信じてくれて嬉しいと言いました。

その日、私は彼女に党と団の退会を勧め、彼女は快く同意しました。こうして彼女は私が成功させた最初の退会者となりました。その瞬間、私は本当に嬉しく、「私も退会を勧められるんだ！」と感じました。その晩の食事会の後、私たちの物語はそこで終わり、別々の道を歩む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が、彼女はその後、思いがけない驚きをもたらしてくれました。

間もなく彼女は西部の県城に赴任しました。当時、省から西部へは卒業したばかりの大学生5人が派遣されており、そのうちの一人の男性が彼女と同じ職場で同僚になりました。ある日、彼らが話しているとき、その男性も彼女に法輪功の真相を伝え、退会を勧めました。彼女は私との出会いと、すでに退会したことを彼に話しました。その後の話はここで詳しく述べるまでもないでしょう。

私の了承を得て、彼女は私の電話番号をその若者に伝えました。志を同じくしたことで、数年後に私たちは結婚し、まさに「縁あれば千里を隔てて出会い、縁なければ向かい合っても手は取りにくい」という古い言葉の通りとなりました。こうして、私が退会を勧めた最初の人が、知らぬ間に私と夫を結びつける仲人となったのです。

---

二、学生時代に経験した党退会の激動

2004年11月、海外の大紀元ウェブサイトが轟音を響かせました――『九評』の発表です。その登場は世界に告げました：中共の終焉が近いと。しかし、その同じ年月、中国本土にいた私は中共の準備党員となっていました。当時、両親は娘の将来を誇りに思い、無限の可能性を信じて喜んでいました。私自身もまあまあだと感じ、少し自信を持っていました。

（一）法輪功の真相を知り、中共の正体を徹底的に見抜く

2005年4月22日、世界地球の日、その偶然の機会に私は法輪功の真相に触れ、『九評共産党』を読みました。中共が法輪功学習者を迫害する様々な場面、特に「自焚」偽装事件をでっち上げて法輪功信者を弾圧している内幕を知り、私は深く衝撃を受けました。また、中共が「六四天安門事件」の学生や文化大革命期の知識人などを迫害してきた事実もあり、それらすべてが中共の残虐さと暗黒さを私に徹底的に知らしめました。

私はまだ党の準備員になって5か月で、喜びに浸っていたところでした。加入した党組織がこんな邪悪な政党だとは信じられず、感情的に受け入れられませんでした。中共は真実を隠し憎悪を撒き散らして国民を操り愚弄しているとは思いたくなかったのです。しかし事実は目の前にあり、私は大きな疑問を抱きました。私の入党は間違いだったのか？周囲の入党した先生や同級生は間違っているのか？あるいは7000万人もの党員が間違っているのか？

中国には多くの共青団員や少先隊員もいます。みんな間違っているのか？一時は世界が狂っているように感じ、是非が逆転し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ました。この真相の到来はあまりに突然で、あまりに衝撃的でした。私は一週間も茫然自失し、人に会うのも話すのも嫌になりました。信じ難い苦しみでしたが、事実は変わりません。熟考を重ね、ようやく心が落ち着いてきました。

多くの法輪功学習者が最初「病気治療と健康増進」のために法輪功に入ったと言いますが、私の場合、「病気治療」は20％に過ぎず、最も大きな80％の理由は法輪大法の特異さ、そして「真・善・忍」という理念に心が強く引かれたからです。

特に、中共が法輪功を「非法組織」として弾圧し、大手メディアが「天安門自焚」を宣伝し、人々が恐れて近寄らなくなった中で、私は真相を知ってからは止まらなくなりました。「天安門自焚」偽装事件が暴かれたことで、その障壁が取れたように感じ、一気に大法の門に近づいた気がしました。

私は法輪大法が単なる一般的な修行ではなく、人類の未来に関わる重大なことだと認識しました。もし法輪大法が真の仏法であり、修行であり、高い次元へ弟子を導き、人々を救うものならば、私は必ず修煉し、本来の自分に帰るべきだと。人生は短く、老いて無為に過ごし、病に苦しんでから正しい道を探すのは遅すぎる。もしこの法が真に伝わり、仏が人を度するなら、逃したら一生後悔するでしょう。

18歳の時、私は手相で病気を診ることを学びました。手相から体の状態や運命を読み解けることに興味を持っていました。大法の書籍を読み、私は言葉にできないほどの広大さ、寛大な心、純粋な善良さを感じました。その理念は私の内面の共鳴を呼び起こし、善良であること、他人に親切であること、道徳を高めること、修行の境地を目指すことへの憧れを生みました。また、これまで仏像、開光、法身、拝仏、占いなどで感じていた多くの疑問も解消されました。これは両親や親戚、教授、学校からは得られなかった答えでした。

要するに、私は大法の正しさを感じました。大法の理論と内涵に深く惹かれ、短期間で多くを理解しました。「修行とは何か」「なぜ徳を重んじるのか」「人類の堕落の先に何が待つのか」などを知りました。

これらを知った以上、誰に言われても大法から離れられません。真理とは何か？人が天の理を悟るその瞬間こそ生命の真髄を見抜くことであり、それが真理です。「修煉」は誰かに強制されてするものでも、政府や家族に禁止されてやめるものでもありません。だから私は決意しました。この道で誰に止められても、私は修煉を続ける。大法を修めると。私の心の奥底に、これまでなかった揺るぎない決意と覚悟が芽生えたのです。

（二）大学時代に組織で公然と退党を表明し、校側から脅迫を受ける

「退党」と聞くと、最初に中共の暗黒を知り真相を理解した瞬間、私に真相を教えてくれた法輪功の学習者に「絶対に待ってはいけない、すぐに退党を手伝ってほしい」と強く願いました。すぐに退党したかったのです。いつ倒れるかわからないあの組織からまだ抜け出せていなければ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と思い、胸が焦がれる思いでした。法輪功の学習者が私の退党手続きを済ませてくれ、大紀元の退党サイトで声明を出したと聞いて、ようやく安心しました。

喜びと苦しみは常に表裏一体であり、法輪功を修煉し始めて感じた喜びと共に、困難も静かにやってきました。私は組織に対し退党を明らかにしたとき、すんなりとはいきませんでした。まだ入党準備員となって数ヶ月で「正式党員」への昇格をしていなかった時期で、真相を知り法輪功を始めたばかりでした。しかし学院の党組織は私が法輪功を修煉していることを知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はしばしば書記に「思想報告」を求められ、書記は何度も「準備員は早く正式な党員になれ」と催促しましたが、そのたびにごまかしていました。しかし今回、書記は激怒して私を事務所に呼びつけ、「同じ時期に入党した仲間はみんな正式になったのに、あんただけいつまでもぐずぐずしている」と叱責しました。私は「正式昇格」はごまかしがきかない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ました。そんな時期、私は『九評』を読み込み、多くのことを考えました。

法輪功の真相を知って以来、私はこの党に一歩も近づけなくなりました。だからもう黙っていられないと思いました。真相を知らないならともかく、私は真相を知ってしまいました。真相を知ってから正式党員になることは、悪を助長し、良心に反することをするに等しいと思ったのです。

大学4年生になった頃、私は学院の推薦を受け学生代表として学校の講堂で優秀学生の報告会でスピーチをしました。初日に私が発表することとなり、学校側もこの件を非常に重視し、多くの校の指導者が出席しました。彼らはこうして私の存在を知りました。しかし、彼らが予想しなかったのは、1か月前に優秀学生代表として講演した私が、1か月後に「退党」の問題に直面することでした。当時、私は学生会の会長で影響力があったため、彼らにとって私は「典型的な問題児」でした。学院の党・団書記や校の指導者が何度も私を呼び出し、脅迫や威嚇を受け、「法輪功を修煉しているのか？なぜ急に考えが変わったのか？」と問い詰められました。

当時、学院の大小書記は私が他の人に影響を与えることを恐れ、私を危険人物と見なしました。「思想に問題がある」と繰り返し言い、「このままでは危ない、将来は終わりだ、未来はない」とまで言いました。書記はある面談でこうも言いました。「お前は組織を裏切り、党を裏切り、我々が育てたのに裏切ったのだ」と。さらには私の両親に対し、大学院への推薦を取り消す、卒業証書がもらえなくなる、奨学金が停止されるなどの脅しをかけました。

書記や校の指導者は私に内緒で私の家を捜索し、私の私室に直接入り、普段どんな本を読んでいるかを調べました。私の行動や彼らの意図を知ったかつて親しかった同級生は、こっそりと私から距離を置き、交流を避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学生会の幹部の一部は書記に派遣され、私の行動を監視し、書記や学校に報告していました。彼らはかつて共に学び、生活を支えてくれた先生方でもありました。

しかし、入党問題となると、誰もかつてのように冗談を言い合い、親しく話し合うことはなくなり、私は「異端者」や「裏切り者」と見なされました。まるで「ビーフ剣事件」のように、よく言われる「党の飯を食いながら党を壊す」という状況でした。ですが彼らは知らなかったのです。これは中共が撒き散らした大嘘であり、「党性」が「人性」を代替した結果であり、中共体制の悲劇なのだと。そして私はただ、自分の人間性を取り戻そうとしていただけなのです。

（三）一人が退党すれば家族全体に泰山の重圧がかかる――まるで文化大革命の再現のように

2005年12月から約半年余りの間、学校の指導者や学院内の大小の書記たちは、私に順番に呼び出しては話しかけ嫌がらせをしてきただけでなく、私の家にまで行って両親を脅迫し、私の家庭状況を調査しました。私の両親は真面目で一生懸命に働いてきた人たちですが、突然のこうした恐喝や嫌がらせにより、両親も非常に大きな精神的プレッシャーを負い、これからどう生きていけばいいのか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両親は毎日私のことをとても心配し、私が学校で何か悪いことに巻き込ま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恐れていました。

普通の娘なのに、大学の卒業証書ももらえず、推薦で進むはずだった大学院も入れなくなる――このまま事態が進んだらどうなるのか。あの年、母は涙に暮れる日々が続き、精神的に大きな打撃を受けて私への監視と問い詰めが強まり、親戚や友人も訪ねてきて私を説得し、みんなで私の考えを変えようとし、私の未来の運命を変えようとしました。父も仕事中に落ち着かず、同僚の前では無理に笑顔を作り、友人には心の内を隠しながらも悲しみを抱えて、私に対しては激怒し、暴力を振るうこともありました。何度も私は家から泣きながら逃げ出し、人気のない道で声をあげて泣きました。

私は家に帰るのが怖かったのです。父の繰り返される暴言と暴力に耐えられず、この家に直面した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し彼は私の父であり、耐え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でした。かわいそうな父、彼の夢は画家になることでしたが、一連の政治運動の中で、臆病に一生を過ごし、「上山下郷」やお金がなくて学校に行けなかったこと、文化大革命や高考（大学入試）を受け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など、すべてを経験しました。今、法輪功の問題をめぐって中共の嘘に騙され、娘に対して拳を振るう――彼もまた哀れな人間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ある日、校の指導者と学院の党委副書記が私の不在時に私の家に来て両親に「思想教育」を行い、私の状況を調査しました。許可なく私の部屋の本棚を調べ、長い間両親と話していました。その晩、両親から電話があり、すぐに帰るように言われました。何が起こったのか分からず、不安な気持ちで家に戻ると、母は言いました。

「退党しないでくれない？お願いよ！あなたはママの宝物なのよ。ママはあなたのために生きているのに、もしあなたがここまで行ったら、ママは生きていけないわ。あなたにいい未来があると思う？目を覚まさないと何も残らないのよ。とても残念よ。

学校の先生たちもあなたがあんなに優秀なのに、まさか退党するなんて思っていなかったの。彼らは私に『彼女は法輪功を修煉しているのか？』と聞くけど、私ははっきり答えずに避けているの。あなたのおじいさんがどうやって亡くなったか知らないの？共産党は何でもやるのよ。お願い、ママは土下座するわ！」と言って、母は床にひざまずき、何度も頭を地面に打ち付けました。その瞬間、私はどれほど辛かったか言葉にできません。母を起こそうとしましたが、母は聞き入れず、父も母がひざまずくのを見て一緒にひざまずきました。

母はまた言いました。「もし退党したら、私はあなたと母娘の関係を断つわ！」突然の苦難に、両親はプレッシャーで理性を失ったように見えました。私は無理に明るく振る舞い、「母さん、あなたたちは私を変えられないよ。そんなに泣いたり騒いだりしないで。私はあなたたちを傷つけるつもりはないし、学校の人たちの脅しなんて気にしなくていい。私は卒業証書ももらえるし、推薦の学校で大学院も入れるよ。そんなに悲観しないで。学校の問題は私がちゃんと対処するから。あいつらは私になんてできない。安心して。あなたたちが冷静になれば、私もそんなにプレッシャーを感じないよ。あなたたちは私の強い後ろ盾じゃないか。

私はもう大人なんだよ。いつまでも子供扱いしないで。私は成長するし、頭の悪いバカでもない。自分で物事を分析し、正しいか間違っているか判断できるし、何でも鵜呑みにしたりしない。だけど、あなたたちは泣いたり土下座したりして、どうやって耐えられるっていうの？」と言い終え、もう話すのをやめました。あまりに疲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す。その日は三時間にも及ぶ暴力と罵倒で心身ともに苦しみました。

一人の不条理な苦しみですらこれほど胸を刺すのに、中共の残虐な迫害で法輪功学習者の家庭が受けた打撃はどれほど凄まじいことでしょう。刑務所で非合法に拘束され拷問を受けている法輪功学習者のことを思うと、涙が止まりません。彼らの苦労は計り知れません。私が彼らと比べれば、それほど多くは耐えていません。そう思うと、苦しみも和らぎます。言い分を言えない時、最善の方法は沈黙して耐えることかもしれません。

ある日、衣装ダンスの中で公安局への告発状を偶然見つけました。まるで晴天の霹靂で、破りながら泣きました。文革時代の夫婦の対立や親子の争いを思い出しました。親族が嘘に騙され、「大義滅親」が正しいと思い込むこともあるのです。たとえ自分の娘に対してでも。

その時、両親を安心させようとしながらも、私は心が引き裂かれ、疲れ果てました。説明できない恐怖や、決して屈しないのに誰にもわかってもらえない圧力は、毎日私を苦しめました。私の心は家族から遠く離れていました。

祖父母も迫害前に法輪功に触れていました。母と祖母の家に行った際、祖母のベッドの上で『転法輪』という本を見つけましたが、迫害のため祖父母は続けられませんでした。ある不思議な出来事も覚えています。祖母が法輪功に触れた後、台所で高圧鍋が爆発しそうになりましたが、祖母と三おばさんが同時に誰かの呼ぶ声を聞き振り返って離れたため、大災難を免れ、ほとんど怪我をしませんでした。これも大法の神秘な守護です。

大学1年の時、家の廊下で『風雨天地行』というDVDを見つけて再生しましたが、それは「天安門自焚」事件の真相の映像でした。怖くて最後まで見られませんでした。両親は少し知りたがってパソコンにセットしましたが、私は止めて、「政治の話はやめよう」と言いました。

この何年もの間、自分の行動で両親に真相を伝えられなかったことを悔やみ続けています。これらすべては迫害のせい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人々の心は恐怖と政治運動の影に覆われていました。私は20歳そこそこで、社会の排斥、学校の圧力、家庭の理解なさ、周囲の冷たい視線や告げ口を経験しました。毎日が暗雲と恐怖の中で過ごすようなもので、重圧で息ができないような気持ちでした。

多くの法輪功学習者の家庭が私と同じような経験をし、多くの家庭が離散し、破壊され、子が親を認めず親も子を認めない。中国の一連の政治運動の中で、ほとんどの人が「運動員」となり、人類の現代文明史上まれに見る大災難でした。さらに珍しいのは、中国人が繰り返し政治運動と洗脳宣伝の中で抵抗し、もがき、麻痺し、沈黙し、妥協してきたことです。民族が真実の前から背を向け、偽りに騙され、暴力と憎悪が限度を超えて加えられた――江沢民と中共は国を滅ぼし、中国人の道徳基盤を破壊し、中華民族を奈落の底に突き落としました。

退党の困難は、中共の法輪功への迫害の真実とその被害の大きさを私に改めて認識させました。その迫害はまるで文化大革命の再現のようでした。私はその時代の政治運動も「六四」も経験していませんが、「党」を中心とした当時の大気候の中で、大学生が退党し、「党」と対立すれば、私を待つのは激しい嵐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これまでに、もう十年が経ちましたが、私は今もあの時両親が受けた苦しみや、私の将来や運命を案じていた焦りと恐怖に満ちたあの眼差しを鮮明に覚えています。そして、信仰の助けを得て、いかにしてあらゆる困難を乗り越え、共産党によって強制された悪夢から必死に逃れようとしたか、その大学時代の経験はまるで昨日のことのように思い出されます。

退党の混乱を経験した後、私は組織内での退党よりも、法輪功学習者が提唱し、海外の大紀元退党サイトで公開声明として行っている「三退」（退党・退団・退隊）方法のほうが、現代の中国の人々にはより適していることに気づきました。これは共産党から離れたいと真剣に願う多くの中国の友人たちに、効果的な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を提供しているのです。

この仕組みは、中国の人々に退出の機会を与え、三退の手続きを簡略化し、対立の激化を減らし、安全かつ信頼できる保障のもと、中国の人々が迅速かつ大規模に三退を行えるよう支援しています。これにより民衆は共産党の束縛から解放され、共産党からの退出を実現する最適なルートとなっているのです。

三、三退の真相を伝えるために監獄に閉じ込められ、迫害の中で人間性の光を見る

多くの法輪功学習者と同じく、私も元々は幸福で和やかな家庭を持っていました。私たち四人家族、義父、義母、夫、そして私も法輪功を修煉し、法輪大法から恩恵を受けました。大法は私たちに人心の正しい方向への回帰と道徳の向上の道を開き、人生に希望の灯をともしてくれました。

しかし、より多くの中国の人々に「三退」の真相を伝えるため、この16年にも及ぶ長期にわたる血なまぐさい弾圧の中で、私の家族も深刻な被害を受けました。数年前、私と夫は法輪功と三退の真相を人々に伝えたことで告発され、地元警察に違法に逮捕されました。その後、夫は拘置所や刑務所を転々とし、違法に判決を受け、拷問や暴行を受け、強制的に毒針を注射され、多量の採血により何度も意識を失い窒息状態に陥りました。

私も違法に拘束された間、同様に拷問や辱め、暴力的な暴行や体罰を受け、心身ともに深い傷を負いました。義父母も何度も違法に拉致され、拘留所や洗脳施設に送られ、帰宅しても長くは平穏が続かず、警察による度重なる嫌がらせや脅迫、監視という迫害の高圧下で、親しい人を失う苦しみにより寝たきりとなり、最終的には迫害が原因で亡くなりました。義父母は50歳代で共に命を落とし、冤罪のままこの世を去りました。

このような法輪功学習者に対する迫害のため、私も拘置所に違法に収容され、多くの苦難を経験しました。ここではその過酷さを示すためにいくつかの例を挙げるにとどめます。

（一）獄医による無理やりの採血と薬の強制投与

私が不法に逮捕されたその日、公安局で半日以上も違法な取り調べを受けた後、夜の7時か8時頃に拘置所へ連れて行かれました。拘置所に入ると、多くの人が若い私の顔を見て不思議がっていたので、出会った人全員に法輪功と三退（退党・退団・退隊）の真相を話しました。その時、拘置所の看守に引き渡され、重厚な鉄の門をくぐって1階の小さな部屋に連れて行かれました。

その部屋には白衣を着た男性の医者がおり、私の名前や情報が書かれた紙を一瞥すると、私に横になるように命じました。最初に彼は家族に遺伝病があるか、逮捕される前に殴られたか、怪我はないか尋ねました。私は腕や頭、顔の傷を見せましたが、彼は腹部、肝臓、心臓などを手で押し、血圧を測りました。それから彼は注射針を振りかざして「血を採る」と言いました。私は抵抗しましたが、彼は私が従わないのを見ると「では血液検査をする」と言い直しました。

彼はさらに言いました。「法輪功の連中はよく私たちが臓器を摘出していると言うが、それは嘘だ。私が君の臓器を摘出するのを見たか？」そう言いながら、手錠をかけられた私の手を掴み、鋭利なもので私の右手の薬指を強く突き刺しました。血が噴き出し、痛みに「アッ」と叫びました。なぜ無理やり採血するのか理解できずに問いかけようとしたとき、看守が入り、私を連れ去りました。再び重い鉄門を通り、看守は私を3階の監房の入り口まで連れて行き、身体検査の後、監房に押し込みました。

青いベストの囚人たちが一斉に私をじっと見つめました。彼女たちは私がなぜ捕まったのか知りたがっていました。看守は監房長を呼び出して耳打ちし、私の状況を伝えると、ドアを閉められました。こうして私は10数平方メートルほどの監房で20人あまりの囚人と共に閉じ込められました。

拘置所に不法に拘留されて数日後、私は身体の不調に見舞われ、動悸や泡を吐くなどの症状が出ました。在監者たちは私が気持ち悪いと嫌がり、私を扉近くの場所に移して横にさせました。しばらくすると女性の獄医が私を起こし、強く人中（鼻の下）を押しつぶして私の歯や唇を傷つけて血を流させ、無理やり口を開けさせました。私は薬を飲まなかったため、彼女は私を精神病だと罵り、「飲ま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許さない」と言いました。その時、獄医は監房長に合図を送り、監房長は他の囚人に私の全身を押さえ動けないように指示しました。

獄医は黄色い小さな錠剤を10粒ほど私の口に無理やり押し込み、私の目の前で飲み込むよう命じました。私は飲み込まず、舌の上や口の壁に隠して彼女が去った後に吐き出そうとしました。ところが彼女は水を飲むよう命じ、私の口をこじ開けて舌の下に薬が隠れていないか調べました。見つかると彼女は激怒し、私が騙したと考えました。

さらに彼女は「飲まなければ注射を打つ」と脅し、自分の医療箱から注射針を取り出そうとしました。最終的に数人に押さえつけられ、私はその黄色い正体不明の錠剤を無理やり飲まされました。その後も何度か薬を無理やり飲まされ、その結果拘置所内で心臓の異常な動悸や精神の錯乱、痙攣の兆候が現れ、非常に苦しい思いをしました。

（二）福字と紅包は血と涙で染まっている

私は「80後」の世代で、幼い頃から祖父母の手のひらで大切に育てられました。毎年のお正月には大人たちから紅包（お年玉袋）や喜糖（祝いの飴）、福字（「福」の字の飾り）が贈られました。これらを受け取ると私はとても嬉しく、紅包の紙を大事に取っておいて、年々「年年有余」（毎年余裕がある）、新しい年にお金に困らず、幸運が訪れるという意味を込めていました。

しかし、不法に監禁されてから初めて、中国の伝統的な習慣である「福を贈る」「紅包を贈る」などの風習が、この暗く閉ざされた場所では大きく変質していることを知りました。看守や牢番、獄中の支配者の脅威のもとで押さえ込まれた囚人たちが急いで作らされた福字や紅包、対聯（対句の飾り）は、一体どんな人生の福分をもたらすのでしょうか？

拘置所に不法に収監されて2日目の早朝、朝5、6時に起こされ、夜8、9時まで奴隷のように働かされました。毎日15、16時間の労働です。拘置所には新たに大量の半製品が届き、私たちはこれを急いで仕上げるよう命じられました。これらは「招商銀行ある支店」「建設銀行ある支店」が拘置所に依頼して囚人に作らせたもので、年末までに紅包、福字、対聯を一定数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福字と対聯は巻かれて細長い赤い硬質の紙筒に入れられ、紅包は手で折り、糊付けします。

拘置所での組み立て作業を終えると、すぐにこれらは銀行に送られ、銀行はそれを顧客に配布します。私の仕事ぶりが悪いと、立たされたり、小さなベンチに長時間座らされたりして、服従を強制されました。少しでも逆らうと、様々な手段で苦しめられます。時間が厳しく、全員が速く動くことを強いられ、互いに監視し合い、作業が速い監房の担当看守は報奨金を得ますが、遅い監房の囚人は軽い侮辱から体罰、最悪の場合は監房全員が食事を抜かれる脅迫を受けました。

看守や牢番の教唆のもと、50〜60歳の薬物中毒の囚人がよく私にひどい言葉を浴びせ、ボロボロに罵り、皆で笑いものにして様々な侮辱を加えました。看守は時折監房の外を巡回し、獄中の支配者を呼んで耳打ちさせ、私を指差して陰口を言います。私は法輪功学習者ということで最も重い仕事を強制されました。拒否すると、赤い紙筒で頭や手を叩かれました。遅いと別の場所に連れて行かれ、一人で監視されました。仕事が終わらなければ寝られず、終わるまで続けさせられました。彼女たちは私に「お前はバカだ」「お前のせいで不幸が来た」「お前がいるから私たちまで不幸だ」とののしり、言葉では言い表せないほどの罵詈雑言で私を中傷しました。最初は数人だけでしたが、やがて他の人も巻き込まれて私に悪口を浴びせました。「みんな仕事してるのにお前だけしないのか？特別扱いを求めてるのか？ここはお前の家じゃないぞ？」と。

この場所で「特別扱い」するのは死にたがっ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だと脅され、「ここで死ぬな、死ぬなら労教所で死ね」と言われました。奴隷労働の初日で限界に達し、目は乾いてショボショボし、頭はぼんやりして全身の力が抜け、心身ともに疲れ切っていました。私は一日の拷問が終わったと思っていたのに、日中の労働の後も夜は床の掃除を強いられました。毎日9回床を拭き、3回トイレを掃除し、みんながベッドに座っているのを見ながら全員の靴底を拭きます。汚れが残っているとやり直し、髪の毛やご飯粒が一つでもあればまた最初からです。

私は犯人ではないのに、犯人扱いされました。断食していて体力がなかったのに、同じ過酷な肉体労働を強いられました。その時は冬で、手は凍傷で大きな裂け目から血が出ていましたが、冷たい水に何度も浸し、雑巾を何度も洗い、床とトイレを何度も磨きました。体が弱りすぎてしゃがみ込んでいる時間が長かったため、立ち上がるとよく倒れましたが、彼女たちはそれを演技だと言い、立ち上がって働けと命じました。

（三）囚人服の着用拒否で牢番に殴られ罵倒される

私の25歳の誕生日の日、昼間は奴隷労働を強制されて一日中働き、とても疲れていました。夜、ベッドに座って休もうとした時、囚人服（青いベスト）を脱いで横に置きました。その時、牢番はちょうどトイレでシャワーを浴びていました。私が囚人服を着ていないのを見て、大声で「早く囚人服を着ろ！」と命じました。私は着るのを拒否し、彼女は再び「着るか？」と命じましたが、私は首を振って断りました。

すると彼女はすぐに服を着替えてトイレから飛び出し、私に平手打ちを浴びせ始めました。周囲は静まり返り、監房の全員が恐怖で私を見つめ、瞬く間にみんな驚愕しました。

その時、左耳がまったく聞こえなくなり、時折うなり音が鳴り響き、耳鳴りがひどく、鼓膜が破れたかのような感覚で非常に苦しかったです。完全に回復するまでにかなりの時間がかかりました。顔は感情がなくなり、殴られて腫れ上がっても感覚がなくなっていました。私は泣きませんでした。誰にも酷いことをされていない時は泣けますが、誰かに虐待されている時は泣けません。大法弟子として私は何も悪いことをしておらず、侮辱する者に泣く価値はないと思いました。

私は彼女に対して何の悪意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牢番は凶暴な様子で大きな目を見開き、罵声や侮辱、脅迫を繰り返しました。彼女は制御不能になり、まるでやくざのように「お前は恥知らずだ」などの汚い言葉を叫び、私をボロボロに罵りました。顔を殴り、胸を叩き、罵り、腕を掴み、耳を引っ張って持ち上げ、寝ることも許さず、一晩中立たせました。

その時私は、正しい信仰を持つ者の前では、迫害者はただの哀れな小物に過ぎないと思いました。私は私の運命があり、彼女には彼女の行く末があるのです。争いをす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争いを好む者は悪い結末を迎えます。彼女こそが哀れな存在です。

牢番はこれまで何度もこうして私に暴力を振るいました。監房の全員が証人です。私は彼女に真実を話しましたが聞き入れられず、彼女はますます激しく私を虐待し、暴力をふるい、無理やり食事を口に押し込み、無理やり髪を切り、汚い言葉で私の尊厳を打ち砕き、私が拘置所から解放される希望を失うよう呪い続けました。

彼女は経済犯罪で収監され、大学を出た頭の良い女性ですが、悪いことをして収監されました。最終的に四年の刑を言い渡され、間もなく刑務所に送られる予定です。この監房には売春者、薬物中毒者、暴力団員、経済犯罪者、職権乱用者、殺人犯など様々な罪状の囚人が一緒に収監されています。

彼女たちの最大の楽しみは、牢番が私をどのように虐待するかを見ることです。私が虐待されることで、彼女たちは監視を逃れ、多くの肉体的苦痛を免れます。

ある者は「少し柔らかくなれば？」と言い、また別の者は「謝って笑顔を見せればいいじゃないか。彼女にも面子が立つ」と言い、他の者は「お前はそんなに強硬か？もし刑務所に送られたらもっと酷い目に遭うぞ。電気ショックや隔離、懲罰房がある。今の方がマシだ」と言い合っていました。

彼女たちは私がどこに送られるかを巡っても議論し、「あそこに行く、何年刑だ」「あそこの労教所だ、あの人もそこにいる」と噂し、牢番を喜ばせるため、夜中に私の腕を叩いて修練（煉功）を妨害し、私の一挙手一投足を監視し、減刑や「功績」を得ようと、時には牢番以上に牢番の役割を果たしました。

私はこの集団からの虐待で苦しみ、夜は布団に隠れて泣くことがよくありました。

（四）入浴が人格を辱める手段となる

私は時々、海外の明慧ネットで、法輪功学員が不法拘禁され、精神が錯乱し思考が鈍くなってしまうという報告を見るたびに、とても心が痛みます。これは、拘禁期間中に獄警や牢番、獄霸たちが故意に行う精神的な迫害や心理的な干渉によるものです。彼らは繰り返しあなたを中傷し孤立させ、精神が不健全だと責め、社会に対して憎しみを持っていると非難します。法輪功学員にとって、彼らの言動はすべて精神的な破壊行為なのです。

また、人が物理的に隔離された環境で感じる寂しさや恐怖、抑圧、絶望を利用して、自分自身を疑わせ、精神に問題があると暗示し続け、さらに家族の情を利用して「転向」を試みます。彼らは「法輪功を続ければ邪念に陥り、大法を破壊し、両親や家族をダメにする」と脅します。集団的な脅迫や苦肉の策、連座制、親情を利用した圧力などを駆使して、人の正常な感情を心理的苦痛に変え、苦しみの中で耐えさせようとするのです。

不法拘禁期間中、殴る蹴る、体罰、侮辱、無理やり食べさせる、薬を飲ませるなどの肉体的拷問に加え、ソフトとハードの両面からの心理的な集中攻撃は、さらに致命的な迫害手段でした。

私が最も耐え難かったのは、拘禁された翌日から、周囲の視線の中で強制的に全裸で入浴させられたことです。

これにより、私は心身共に大きな苦痛を受け、何年経ってもこの出来事に恐怖を感じています。女性としての人格を極限まで辱められ、心に深い影ができました。当時私はまだ若い少女でしたが、皆の見ている前で裸で入浴することを強いられました。私は拒否しましたが、皆が牢番が私をどう扱うかを注視していました。牢番は私に入浴を強要し、拒否すれば平手打ちをし、口汚く罵り、さらに猥褻な言葉で挑発し続けました。

「恥知らずめ」「くさってるぞ」「お前に洗ってもらいたいのか？」「洗わなければ裸でそのまま立ってろ」…と言われれば言われるほど、私は恥ずかしくなり、トイレには扉がなく、透明なガラス一枚だけで仕切られているので、まるで何のプライバシーもなく、全てが晒されていました。お湯はなく冷水だけで、外は氷点下十度以上の寒さで室内も暖かくなく、二十数人が一斉に私を見ていました。顔を置く場所もなく、全身の細胞が震えていました。どこかに隠れたいと強く思いました。

小さな空間にこれほど多くの侮辱と悪意が充満し、私は計り知れない恥辱と屈辱を感じました。牢番は全員に手を止めるよう命じ、私の裸の入浴の一挙手一投足を「じっと見ろ」と強要しました。入浴拒否すれば裸で立たされ、入浴しなければトイレから出られません。

他の被拘禁者たちも牢番に従い、悪意を込めて「早く洗えよ、洗わなきゃ臭くてたまらん」と言いました。これは被拘禁者たちの常套句です。私が不法拘禁に反対して絶食すると、「早く食べろよ、食べなきゃみんな迷惑する」と言い、監獄規則を守らず囚人服を着なければ「早く着ろよ、着なきゃみんな連帯責任だ」と言い、殴られると「もう抵抗するな、どうせ勝てないんだから、反抗すれば皆も一緒に殴られるぞ」と言うのです。

これらの言葉は、私に対する新たな脅迫となり、被害者と加害者の立場が入れ替わります。彼らは長期間の拘禁で精神が歪み、善悪の判断が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す。

実際、拘禁されていた毎日が尊厳なき激しい内心の闘争であり、屈辱の中で自分を保つために必死でした。あの場所で初めて「一日が一年のように長い」という言葉の意味を知りました。

中共が法輪功学員に対して行う残酷な迫害は、人間性を完全に喪失し、道徳の底辺を越えた邪悪で残忍なものであり、人としての尊厳を汚すものでした。これにより、一つ一つの幸せな家庭が一夜にして大きく変わ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このすべてを経験し、私は確信しました。悪魔だけが、暗い魔窟の中で他人を苦しめることを楽しみに生きるのだと。法輪功学員はこの暴力に屈しません。肉体が汚れた水に浸されても、心は清らかです。どんなに濁った水でも私の心の聖なる泉を消すことはできず、真理の露が私を浄化し、この暗い隅々を照らす堅い信仰の光となるのです。

（五）高圧と脅迫では正しい信仰は変えられない

留置場にいる間、私は何度も違法に取り調べを受けました。ある日、「国保大隊610弁公室（法輪功弾圧機関）」の責任者が私に対して違法な取り調べを行いました。彼は顔全体に脂肪がつき、顔色は暗く、一見すると偽善的・虚偽・邪悪で、もっともらしい態度を取りながらも、冷酷な印象を与える人物でした。

その日は若い警官を一人連れてきていました。私は彼らに法輪功の真実を話しました。最初は拒否されることなく、むしろ私の考えに興味を示しているようでした。初めはほとんど話さず、ただ邪悪な目でじっと私を見つめ、笑っていました。私は、彼が私の言葉から思考を探ろうとしているのを感じ、自分の弱点を突こうとしているのだと気付き、それ以上は話すのをやめました。

その日、彼は私に協力を求め、「彼らのために働け」と言い、「表現がよければ旧正月前に釈放してやる、さもなければ労働教養3年だ」と脅しました。さらに、「ある教養院からの労教許可はすでに下りていて、私や君の一言で即決まる。どうするかは君次第だ」と言ってきました。

彼は、自分が私の運命を左右できる人間だと威嚇し、考える時間をくれると言いました。表向きには道理を説き、情に訴えて、「君の家族がどれだけ君を恋しがっているか、祖母は病床で毎日君の名を呼んでいる」と語り、私を「不孝者」だと責め、「こんなにいい娘がなぜ法輪功なんて修煉するのか」と非難しました。

「もうやめろ。修煉しないと保証書を書けば、態度次第ですぐに家族と再会できる」とも言いました。最後には、看守所を出るためには以下の条件があると強調しました：

1. よい態度を見せること
2. 自分のことをはっきり説明すること
3. 離婚手続きを行い、彼らと契約して1〜3年間「彼らのために働くこと」 ― 実質的にはスパイになることです。

彼はさらに、「君は大学院卒なのに、旦那は君にふさわしくない。彼と離婚して私たちに協力すればすぐ出られる。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ても無駄だ。青春を全部無駄にすることになるぞ」と言い、そばで記録を取っていた若い警察官を指差して「彼、悪くないだろ？」と言ってきました。

そのうち、彼は何人かの同修（法輪功修煉者）の名前を挙げて私に知っているかと聞き、彼らとは交友関係があるとも言いました。さらには、どの法輪功学員を知っているか白状しろと迫りました。私は「誰も知らない。私からは何も得られない。私は絶対に協力しない」ときっぱり断りました。私の態度がはっきりしていたため、彼は「そんなに早く断言するな。まだチャンスはあるぞ」と言いました。帰るときに、彼は電話番号が書かれたメモを私に渡し、「よく考えて、看守を通じて電話してこい」と言いました。

部屋に戻ってから、私はその電話番号を暗記し、トイレに行った時にそのメモを便器に流しました。そして心の中で「この魔窟を出たら、必ず彼を暴露してやる」と誓いました。

その人物に初めて会ったとき、理由は分からないけれど、心が非常に重苦しくなりました。彼は中共の嘘の毒に深く染まり、邪気に満ちており、外面は偽善的で、まるで親切そうに振る舞いながらも、心の中には何を考えているか分からない、黒い気に満ちた人物でした。骨の髄まで人に見せられないものを抱えているような、強い嫌悪感を覚えました。

彼によるこの取り調べは、私に大きな心理的圧力を与えました。しかし私は法輪功学員であり、師父は最高の師父であり、法輪大法は無実です。私は不甲斐ない弟子かもしれませんが、必ず師父の弟子として、師父が指し示す道を歩むと決めています。決して邪道には走らず、自分の未来に後悔を残してはならないのです。数日間、私は心を整え、どんなことが起きようとも心に三つの言葉だけを抱きました：

「師父を裏切らない！大法を裏切らない！法輪功学員を売らない！」

その後、1〜2週間が過ぎて、悪警が再び違法取り調べを行いました。彼の目的は分かっていました。彼は「よく考えたか」と聞いてきました。私は「決してあなたのやり方には協力しない。私の未来はあなたの手にあるものではない。私はここを出るが、それはあなたのやり方ではない」と答えました。

それを聞いて見込みがないと思ったのか、彼は激怒して机を叩き、目を見開いて睨みつけ、恐ろしい口調で長々と脅してきました。最後には、「某監獄と某教養院へ行くがいい！お前のような精神異常者は、そこで囚人たちに死ぬまで苦しめられろ、この身の程知らずが！」と言い捨てて、怒って出て行きました。

その後、私は釈放されて法輪大法の明慧ネットでこの人物について調べて初めて知ったのです。彼は江沢民が大法を弾圧して以来、ずっと忠実に悪を追随し、法輪功学員を狂ったように迫害していた人物でした。

多くの法輪功学員が彼の指示で逮捕され、彼が関与した事件では、留置場に入れられた法輪功学員が彼に酷く殴られ、非人道的な扱いを受けました。彼の手口は卑劣で、人間性を完全に失っていました。彼はまさに悪名高く、罪業の限りを尽くし、善良な人々の血に手を染めた者です。明慧ネットが何度も暴露しても、彼は少しも改心せず、現在も地元の法輪功学員に対する迫害を続けており、その行為はますます悪質さを増しています。

（六）殺人犯の良心と善報

当時の私は、家族にとってかけがえのない存在でした。そんな私が、前述のような迫害や苦しみに直面したことなど、かつて一度も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今振り返ると、まさに詩の一句がぴったりです：

「蛟龍は元より池中の物に非ず、誤って浅瀬に落ちて蝦（エビ）にからかわる」

法輪功学習者に対するこのような迫害の手口は、私の心に深い傷を残しました。これは形のない殺人であり、目的は私の人間としての尊厳を打ち砕き、彼らの支配下で卑屈にさせようとするものでした。

看守所の中では、人に尊厳などなく、動物以下の扱いを受け、人権も人間性も存在しません。看守のそそのかしによって、監室内のボス囚人やチンピラ受刑者たちは、法輪功学習者を「最重要な犯罪者」として扱い、あらゆる侮辱を与えます。彼女たちにとって、他人を苦しめることは日常生活の中のちょっとした「スパイス」のようなものでした。

この違法な拘禁生活の中で、たとえ迫害が残忍で邪悪なものであっても、時には人間の良心と光を垣間見る瞬間もありました。私にとって最も印象に残っているのは、50歳前後の「アチュン」という女性です。彼女は背が高く体格も良く、一見すると親しみやすい雰囲気を持っていましたが、彼女は実の夫を自らの手で殺した、まぎれもない殺人犯でした。

私たちの監室で、アチュンだけが重たい足かせを毎日つけていました。彼女はあまり口をきかず、いつも落ち込んでいて、まるで死を待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でした。その気持ちは私にも分かりました。人生に希望が持てないとき、人は何もかもどうでもよく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す。

彼女は、他の囚人たちが私をいじめている時も、あまり加わらず、むしろ傍観していることが多く、明らかに他の人たちとは違うことが見て取れました。ただ、この生き残ることがすべての環境の中で、彼女はあまり目立たないようにしていました。

ある日、特に私が落ち込んでいた夜、偶然アチュンが私の隣で寝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その夜、アチュンはそっと私に言いました：

「子供よ、怖がらないで。あなたはいい子だ。あなたのようにいい子を、あの人たちは本当にひどくいじめて… これからは私があなたを守るよ。」

その一言に、私はとても感動しました。以後、私たちが隣同士で寝る日には、私はアチュンの耳元で小声で「法輪大法は素晴らしい」と囁いてあげました。

私は手を彼女の布団の中に伸ばし、彼女の手を握って互いに励まし合い、彼女に「三退（共産党および関連団体からの脱退）」も勧めて受け入れてもらいました。後で分かったことですが、彼女自身もよく他の人にいじめられていて、結局私を守りき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し、少なくとも彼女は自分自身を守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す。

その後、彼女は懲役8年の判決を受けましたが、病院の診断で精神病歴があるとされ、死刑にならなかったのは非常に軽い処罰だと言えるでしょう。私は、それは彼女が大法を信じ、大法弟子を善く扱い、三退をしたことによる善報（よい報い）だと信じています。

彼女が毎日重い足かせをつけて歩く姿を見るたびに、自由が人間にとってどれほど大切なものかを深く実感しました。アチュンはたとえ殺人犯であっても、良心を持っていました。それは、看守のボスや暴力を振るう者たちと比べて、法輪功学習者への態度がまったく異なるという点において、彼女の行動はとても貴重なものでした。

これは、私たちが獄中で築いた友情であり、私にとってかけがえのない思い出です。人が寒さに震えているとき、たった一枚の服が命を救うこともあります。人が苦しんでいるとき、たった一言の言葉が傷ついた心を慰め、人間の良心の光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す。

もしかすると、将来のある日、私はこの留置所での記憶を淡々と忘れ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ません。しかし、私の物語、彼女の物語、そして私たち何千万人もの法輪功学習者が受けたこの非人道的な迫害の物語は、中国人にとって永遠に埋め合わせのつかない歴史的悲劇となるでしょう。

現在の中国で、法輪功学習者に対して起きているこれらの場面は、人類文明の歩みにとって取り返しのつかない大きな損失なのです……（つづく）

迎接新世紀

—————————————————————————————————————————————————————

《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傳功和生活故事》

点击链接：https://www.ganjingworld.com/s/1qerQ6O6o9

點擊鏈接youtube

退黨退團退隊網址和郵箱

https://tuidang.epochtimes.com

lhan14073@gmail.com

淨地書院

淨地書院https://www.ganjingworld.com/zh-TW/channel/1fihnc67t3l62ubQ1RGlZqbvj19i0c

淨地網站：https://www.jingdi-edu.org/

【教育是永恒大计】广而告之：干净世界独家《中英双语教材》电子版订购邮箱：contact@jingdi-edu.com-净地书院

註明：纸质书正在准备印刷，需要的读者请联系:Doraflcz999@gmail.com

招募：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愿意參與为地球村孩子们回归传统、開展普及教育而編撰初中、高中文言文教材的仁人志士請聯繫：lhan14073@gmail.com

捐助净地书院，我们一起为地球村孩子们回归传统開展普及教育： https://www.jingdi-edu.org/

《為什麼會有人類》

點擊鏈接閱讀原文：https://www.epochtimes.com/b5/23/1/21/n13912117.htm

Japanese：https://jp.minghui.org/2023/01/23/89043.html

English：https://www.theepochtimes.com/falun-gong-founder-li-hongzhi-publishes-why-do-human-beings-exist_5000952.html

Deutsch：https://www.epochtimes.de/falun-gong/gruender-von-falun-gong-li-hongzhi-veroeffentlicht-warum-gibt-es-die-menschheit-a4126954.html

《為什麼要救度眾生》

點擊鏈接閱讀原文：https://www.epochtimes.com/gb/23/4/17/n13975246.htm

Japanese：https://jp.minghui.org/2023/04/18/90685.html

English：https://www.theepochtimes.com/falun-gong-founder-mr-li-hongzhi-publishes-why-creator-seeks-to-save-all-life_5201909.html

Deutsch：https://www.ganjing.com/zh-CN/video/1fqc9slbmch3uJZOOQXxrW9Ch1ab1c

《再次成為神》

點擊鏈接觀看：https://www.ganjingworld.com/s/YqY1AJADNE

李洪志大師發表《法難》

点击链接看全文：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6/5/n14264789.htm

李洪志大師發表《驚醒》

點擊鏈接看全文：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6/8/n14266694.htm

點擊鏈接看全文

https://zh-cn.shenyun.com

無限觀看【神韻作品】

（English.Vietnamese）可以用code:2082Z降低10%費用：https://www.shenyuncreations.com/zh-CN

法輪大法全部經書

正體： https://big5.falundafa.org/falun-dafa-books.html

简体：https://gb.falundafa.org/falun-dafa-books.html

在線閱讀各語種《轉法輪》：https://www.falundafa.org/
線上免費學習班 https://chinese.learnfalungong.com/All Falun Dafa Sutras：https://en.falundafa.org/falun-dafa-books.htmlRead online in all languages《轉法輪》：https://www.falundafa.org/Free Online Learning Classes：https://chinese.learnfalungong.com/Falun Dafa Buch auf Deutsch：https://de.falundafa.org/buecher.htmlKostenloser deutschsprachiger Falun Gong-Kurs：https://lernen.falundafa.at/All Falun Dafa Sutras：https://en.falundafa.org/falun-dafa-books.htmlRead online in all languages《轉法輪》：https://www.falundafa.org/Free Online Learning Classes：https://chinese.learnfalungong.com/

神韻チケット&公演情報　jp.shenyun.com/2023/001/法輪大法　書籍＆新経文　https://ja.falundafa.org/index.html法輪大法無料オンラインレッスン　　　　https://ja.falundafa.org/falun-dafa-books.html

責任編輯：xtd

【迎接新世紀獨家作品】

【網站宗旨與平台聲明】

網站宗旨：傳播真相，回歸傳統。把正的、善的、美的、純的、光明的作品呈現給大眾。特点：群英薈萃，民眾容通，讀者受益的綜合性非營利公益媒體。

歡迎投稿【迎接新世紀】郵箱：lhan14073@gmail.com

平台聲明：《迎接新世紀》致力於分享靈性觀點、生命經驗與時代觀察，鼓勵讀者在多元聲音中尋找真相與良知。本站尊重創作自由，亦倡導理性閱讀與包容對話。文中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非為宣傳、攻擊或煽動，敬請明辨是非，自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