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雄史诗《九评》征文一等获奖作品（上）：一名「八零后」的三退之路（正体简体.English）Deutsch.Japanese

簡體中文：
在海外工作期間，作者巧妙利用餐館、報紙、媒體與珠寶店的環境，向中國大陸遊客傳播法輪功真相，幫助有緣人認清現實，並引導他們三退（退出黨、團、隊），展現了堅持真理與善念的智慧與勇氣。

繁體中文：
在海外工作期間，作者巧妙運用餐館、報紙、媒體與珠寶店的環境，向中國大陸遊客傳播法輪功真相，幫助有緣人認清現實，並引導他們三退（退出黨、團、隊），展現了堅持真理與善念的智慧與勇氣。

English:
While working abroad, the author skillfully utilized restaurants, newspapers, media, and a jewelry store to convey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to Chinese tourists. This helped receptive individuals understand reality and guided them to renou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Youth League, and Young Pioneers, demonstrating wisdom and courage in upholding truth and benevolence.

Deutsch:
Während der Arbeit im Ausland nutzte die Autorin geschickt Restaurants, Zeitungen, Medien und ein Juweliergeschäft, um chinesischen Touristen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zu vermitteln. Dies half aufgeschlossenen Personen, die Realität zu erkennen, und leitete sie dazu an,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die Jugendliga und die Jungen Pioniere zu verlassen, was Weisheit und Mut beim Festhalten an Wahrheit und Güte zeigt.

日本語：
海外で働く間、著者はレストラン、新聞、メディア、宝飾店の環境を巧みに活用し、中国からの観光客に法輪功の真相を伝えました。それにより、縁ある人々が現実を理解し、中国共産党、共青団、少先隊から脱退することを導き、真理と善意を貫く知恵と勇気を示しました。

当代英雄史诗《九评》征文一等奖作品（中）——一名「八零后」的三退之路
作者：璽清

题记：
一、我劝退的第一个女孩，后来成了我们的红娘
二、学生时代退党所经历的暴风骤雨
（一）了解法轮功真相，使我彻底看清中共
（二）大学期间在组织上公开退党，遭遇校方恐吓威胁
（三）一人退党，全家泰山压顶，如同文革再现
三、传播三退真相身陷囹圄，受难中看见人性之光
（一）狱医对我强行抽血和灌药
（二）福字和红包是血泪染成的
（三）拒穿囚服被狱霸殴打谩骂
（四）洗澡成为羞辱人格的方式
（五）高压与胁迫改变不了正信
（六）一个杀人犯的良知与善报
四、沉淀与反思——谈谈党文化对年轻人的思想荼毒
（一）无神论——斩断中国人维系道德的根基
（二）情与色——败坏世风与毁人的罪魁祸首
（三）恐惧感——操控人拒绝真相的变异心理
（四）自私心——助长人性贪婪加速道德恶化
五、在工作中讲真相的小故事
（一）初来乍到——我在餐馆当起了打工妹
（二）渐入佳境——把饭店变成真相的窗口
（三）得心应手——正义媒体在为劝退铺路
（四）更上层楼——珠宝店是讲真相好环境
六、海外风景线三退大舞台
（一）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我劝退的「景点」
（二）面对不明真相的中国人
（三）对导游讲真相很重要
（四）和年轻人的互动
（五）「小姑娘呀，你怎么也干这个？」
（六）劝退之路是用善心铺就的

结语（接上文）（中）

四、沉淀与反思——谈谈党文化对年轻人的思想荼毒
从被非法关押的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如果有机会能够逃离这个监狱，一定要走出国门，我实在不甘心被囚在这个随时有着缧绁之忧的国家，不能把自己的青春和未来都葬送在这里。另外，冥冥之中似乎还有什么事情等着我去做。出狱几个月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辗转来到海外自由国度。在飞机上俯瞰下面绵延起伏的山峦江河，那一刻，我百感交加。自己是在飞往自由世界，但是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我的亲情、我的祖国，何时还能再相见？离别的伤怀，泪眼迷离，可谓「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来到海外，我几乎身无分文，整天为糊口而奔波劳碌。身份问题、出行的困难、打工的变换、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等等新问题接踵而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适应这种生活，平生第一次感到要养活自己的生活压力。过去念了那么多年的书，到了外面无「用武之地」，心里有很大落差。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审视自己。来到西方文明社会，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适」、「落差」？我对自身「党文化」进行了一番反思。

我是八零后，我们这一代人从一出生就是在「党文化」的毒水里浸泡着长大的。读书时学的不是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来到自由社会前，对党文化的认识非常浅薄，以为党文化就是中共的那些「优秀」党员挂在口头上的诸如「伟大光荣正确」、「和谐社会」等，和我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

所谓党文化，指的正是由共产党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是一个非常庞大又细致入微的怪物，无孔不入，渗透到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举手抬足间的表情、眼神、姿态、语气都显露无疑。我在海外生活的挫折感，很多是来自于习惯了的党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冲击。

其实刚一出来，我就感受到了西方社会的文明。马路上很少听到汽车喇叭声，到处都安静，也很干净，人们说话都很和气，见不到吵吵闹闹的，一切都非常有序，人们安居乐业。而且助人为乐，是司空见惯的事，让我们初来乍到的中国人都感到陌生了。我在国外感受到了什么是和谐社会。

几年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党文化对人与社会的危害，特别是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荼毒。我感到很有必要拿出来谈谈。

（一）无神论——斩断中国人维系道德的根基
每每读到《九评共产党》中的《九评之六——评中国共产党破坏民族文化》都感触良多。只要生活在中共治下的人们，就会产生这个「党文化」，它涉及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足为奇，所以它才能够合情合理地「安身立命」。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只信自己，不信有神佛，这是中共用「无神论」长期洗脑灌输的结果。「无神论」是最害人的党文化。

因为人笃信神明，信神敬佛，知道「头上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人不敢坏事，特别是做大坏事。这种自我约束，致使社会道德能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然而，毛泽东来了却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他的「教导」下，中国几十年来，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土改、三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九九年迫害法轮功……

江泽民上台后，迫害修炼群体，活摘器官。「闷声发大财」腐败治国，官场、民间「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人心颓废地目空一切，「天不怕、地不怕」地干坏事。人心坏了，恶性事件频发，社会充满了危机。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被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彻底摧毁。

（二）情与色——败坏世风与毁人的罪魁祸首
当今社会，最害人的莫过「情色」二字，在官场上，看看现在中共官场落马的高官，几乎清一色都是白天在大会上大讲特讲「廉洁奉公」，晚上就「贪污受贿」、「与他人通奸、包二奶养小三」，他们的最终又何尝不是要承担邪淫带来的恶果？

在拜金主义、白富美主义盛行的今天，电视《非诚勿扰》等相亲的综艺节目就俘获了亿万少女的芳心，成为收视率的大赢家。在媒体的烘托下，年轻人常常表现出缺乏思想和道德感，人们也更多地关注一个人的外在，给年轻人一些不正确的心理导向。无法遏制的拜金主义，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们「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这些内容在电视媒体中一播出，就迅速成为一句年轻人流行的口头语，在全国不胫而走，火遍大江南北，也还被当成当代女青年的择偶标准。

在“情与色”的问题上，古人倡导的是“万恶淫为首”、采取的做法是“避色如避剑”、坚持的是“男女有别”的思想观念。其实，洁身自好，守好自己的做人的本分格外重要，这是人的道德基础，如果这个基础被弱化了，人就会很危险，进而就会遇到形形色色的诱惑，人就很难守得住，经不起诱惑，人就会变坏。特别是当今一些无良媒体不正确的导向、人们变异的观念、社会风气的大肆宣扬，年轻人就很容易做下许多错事，清醒后则悔已晚矣。

现今，艺术领域的变异恰恰是走在最前边的，那些有伤大雅的裸体绘画、激情躁动的流行歌曲、各种花样翻新的小说、电影、电视剧都是教人感受情、爱上情的；各种人们喜欢的明星也都在不断散发着这种情色的物质，让人对这些感受到所谓的美好，沉浸其中。

西方考古学家在由于火山爆发而灭亡的庞贝古城所出土的壁画中发现：集体乱性和同性恋随处可见。当时，两万人口的庞贝古城竟有二十五家妓院，全社会的纵欲乱性，铸成了全社会的罪恶。1819年，那不勒斯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带领妻女参观庞贝壁画时，羞愧难当，立即关闭了展览，直到2000年才重新开放。有人说这是因为当今社会的性乱更甚，所以才无所谓，但这正预示今天的道德已经滑过了庞贝的水平。

人类的历史常常是一面镜子，如果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商纣王沉浸于美色致使亡国、玛雅文化中的庞贝古城性乱的罪恶致使其灭亡，我们就该想想，这些陨落的历史是否也在预示着中共统治下的明天的悲剧。也许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各种天灾人祸，就是这场悲剧的序幕。如果中国人还沉浸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好日子”中，危险也会同样向我们一步步走近。

（三）恐惧感——操控人拒绝真相的变异心理

在三退的问题上，很多中国人面对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表现出来的那种躲得远远的、不敢看法轮功真相、不理会三退义工、不愿表态三退、一脸麻木和不屑……在谎言欺骗及怕心的交织下，中国人不敢接触法轮功，害怕一旦接触就如何如何。这种恐惧感如影随形，中共将这种长期政治运动中的“整人”渗透到人的思想深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要求，才不会站错队，这种恐惧感就是“党文化”的表现。

想想当年我不让父母看《风雨天地行》的光盘，当时的心态是什么呀？就是恐惧感！生怕家人被拉入政治，其实就是那种恐惧感在阻挡着爸妈了解真相。这些年，我在海外景点劝三退过程中也多次遇到那种本来说地挺好的，马上差一步就要三退了的人，却被旁边的家人、朋友拉走的情况，和我当年的恐惧一样，我生怕父母被拉入政治中，那些中国游客也同样生怕我们这些三退义工把他们的亲人、朋友拉走，因为在中国没有“一致的思想和价值观”是一件令人非常恐惧的事，所以中国人习惯性地学会了自我约束、自我过滤，建立起一道屏障让自己与周遭和事实真相相去甚远。

还有一种恐惧就是被迫害之后一段时间仍然没有烟消云散的恐惧。拿我自己来说，在监牢里受到的迫害对我后来有着诸多影响，就连我叠抹布的形状和样式还保持和在里边一样。我来海外这么多年了，有时见到警察、警车，我都害怕，被迫害给我造成的精神恐惧也留下了心理阴影，时不时地就会反映出来，所以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表现出胆小怕事、不敢承担、不负责任、患得患失、逃避问题等，缺少那种“君子坦荡荡”的堂堂正正。

（四）自私心——助长人性贪婪加速道德恶化

很多中共党员其实都极端自私贪婪。中共党文化表面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实际上是“为人民币服务”，那些高官们为了自己和家人，往往干着利欲熏心地攫取私利、不择手段地以权谋私的事，如非法买卖国有资产、强拆百姓资产、盗取社会养老基金以及各种救灾善款、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不被伤害，就可以无度地杀人害命，如近年来落马的高管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王立军之流哪一个不是如此？

说到“公”与“私”的问题，在中共党文化中，党强调的是把一切献给党，个人的一切均应放弃：人的尊严、理想、利益、意见，个性、人格，乃至人的良心和良知……在党看来，这才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这些冠冕堂皇、文邹邹的字眼听起来好像挺“无私”的，但实际上党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中共为了自身苟延残喘的统治需要，这不是无私的范畴。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共为了更彻底地谋私而提供的一种谬论说教，恰恰体现了一种毫无人性的邪党文化对人性的践踏和摧残。

“私心”其实并非党文化中所独有，但是在党文化的作用下，这种“私”被加强放大了。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变异，道德的沦丧，使人的思想行为变得相当败坏。特别是中共多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成为中国社会的特殊产物——“独生子女”。很多家庭为了自己的这一子女辛苦打拼，宠爱有加，同龄人之间为了生存、出人头地更是加强了很多不正当地相互竞争和自私自利的心，这些也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党文化的影响下，“私心”会表现在方方面面。如说话办事常常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一味地表达自己、强调自我、争名夺利、占有别人利益、没有公德心、同情心、很强势、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希望高人一等、瞧不起别人、妒嫉别人、在背后说人坏话、怨恨他人、造谣、说谎、甚至为了自己可以不择手段，为了自己可以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谋财害命等等。越来越多人这样，就会陷入社会整体的道德危机，这对原本有着上千年道德传统的中华民族而言是非常可怕的。

五、在工作中讲真相的小故事

我时常在想自己到海外干嘛来了？仅仅是为了躲避中共的迫害，为了生活得更幸福，为了获得自由民主？这些显然并非我想要的答案。那么，自己是否履行了当年对信仰的承诺？是否兑现了来到海外给更多人讲法轮功真相的心愿呢？是的，这才是我真想要。

答案有了，可劝退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虽说没有了国内那种“性命之忧”，但即使身在海外的自由社会，也会碰到很多中国人中毒太深不听真相，这都给劝退增加了难度。还有一种难是放不下自我，因为劝退会遇到很多挫折、无数次的拒绝，冷眼、嘲笑、谩骂、侮辱、围攻等等这些都是困难，如果放不下这些，就走不出自我的心牢，走不出自己那些爱面子的心、怕被伤害的心、怕被别人看不起的心、怀疑自己能行与否的心、怕吃苦的心、怕被拒绝的心、怕失去利益、也怕失去工作的心，这颗颗心都那样顽固，归根结底还是那种为私为我的“私”在作怪。要想给中国人讲好真相，只有不断突破自我，这条路才能走得通。

这几年，劝三退中有太多的故事，讲不尽道不完。不同阶段、不同工作、不同环境都会遇到不同的人和事，这些经历充实着我的生活，也丰富了我的劝退经验，给了我很多讲真相的智慧和勇气。与此同时，在这条路上，我也常常感到一种沉重感。我对自己说：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回头路，也许我为此而生，也许这就是我的使命！

（一）初来乍到——我在餐馆当起了打工妹

为了生存，我先在华人区找一份工作干起来，那时没有车，就找到一家离家很近的湖南餐馆当起了服务员，也没告诉她们我的学历，怕她们有各种想法。好在后来听说有个博士以前还在这儿打过工呢，我才发现，在海外打餐馆也不是啥丢人的事，但一开始我还真感觉有点别扭，这是进入这一行首先要放下的“面子”。我心想：为了生活，可不能要面子，还得什么苦都能吃。

第一次打餐馆，很多地方都不懂，工作量很大，什么都要做，有点跟不上趟的感觉，慢一点都不行，必须用跑的，不跑的时候还必须一直走来走去，一天下来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不能让老板娘看到停下，一天到晚都是汗流浃背，非常辛苦。每天晚上十一二点回到家就浑身酸痛，澡也不想洗就躺下呼呼大睡了。累还好说点咬牙坚持就过来了，那儿有个比我还小几岁的服务员阿娇，每次看见我，一张口就是三分钟一小骂，五分钟一大骂，当这些都一拥上来的时候就有点受不了。每天高强度、紧张的工作加上阿娇老是骂我，还老是告状想把我弄走，使我感觉好像随时都有可能被老板娘炒鱿鱼。好在那时正赶上过年，现在找人干也来不及，我就一直做下来，一段时间后腿脚也快了许多。

身体特别累想休息，只能跑到卫生间找个地方靠一靠，盘盘腿，有人敲门就得跑出去继续干活。心里最难过的时候，脑子里背的是法轮功师父写的诗，我是凭着这些诗熬过来的。

这期间，我只能偶尔趁阿娇、老板娘等人不在时给客人发网卡片，没有太多讲真相的机会，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太阳真从西边升起了。那个每天都骂我的服务员阿娇破天荒地对我笑起来，她还指着隔壁上海餐馆说：“她们家招人你去试试吧”。我谢过阿娇的好意，就趁下午休息去了一趟，工资是九小时五十块外加小费给报税，待遇比之前好，我就在当天换了工作，离开时连忙感谢阿娇，看来自然相处久了还是有感情的。

（二）渐入佳境——饭店成为讲真相的窗口

上海餐馆的老板是海外出生的华人，不会说中文，只讲英文，老板娘是台湾来的。饭店主要老板管，他白天一般在，老板娘只是晚上会带朋友来吃饭。餐馆里有台电视供客人观看，我就常常调到新唐人电视台频道，老板娘不让放怕影响生意，我就趁老板在时放，反正他也听不懂，这样很多大陆游客就有机会看到新唐人电视台播放的真相节目了。

大厨小金人挺正也常看新唐大纪元，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很容易；另一个叫小宁的厨师就差很多，不仅瞧不起服务员，还常常说些不三不四的侮辱性话；和我一样同是服务员的搭档Sandy是广东人，也是四个孩子的妈，为了避免小宁的辱骂，她对小宁百依百顺、揉肩捶背，小宁平时就不太说她，矛头常指向我。

Sandy和阿娇比过之而无不及，她对人很凶，还喜欢欺负人，平时脏活累活都给我干，好事都是自己的，坏事栽到我和另一服务员头上。她还常在我播新唐人频道后立马转台，我多次给她讲为什么要播放新唐人，她不听还说要告诉老板娘。

后来才知道Sandy之前就在我待过的湖南餐馆干，和阿娇同是服务员，她们之间打得不可开交，所以Sandy才离开到这家餐馆，哦，难怪阿娇对我这么“好”，但我想什么都不是偶然，在新的环境还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

有一次，老板不在店里，Sandy因为上菜的问题和客人争执起来，很多客人都被她的大嗓门吓到，一齐看向她。她怕失去面子，却无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当着十几位客人的面大骂我的不是，客人都看不下去了，开始和Sandy理论。我守住自己的心，不为其所动，向客人赔礼道歉，把事情压下来了，和平地解决了问题，Sandy就更生气了。虽然这件事我没告诉老板，她却很担心我会告状，平时见到我就气鼓鼓的，没事就和小宁厨师一起讲我这那的。但没过多久，老板娘因为Sandy偷小费把她赶走了。老板娘常听到客人对我的赞扬，也开始重用我，我放新唐人，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样我就有了更多给中国人讲真相的机会。

看到Sandy走了，隔壁的阿娇开始羡慕起我来了，没事的时候就跑过来和我聊天，说我这个工作又轻松、赚钱又多、老板人也好，她抱怨自己现在的工作又苦、又累、不闲着，还得看老板娘脸色，不知道哪天就被炒鱿鱼了。我听她这么说以后，除了感慨还是感慨，只能多安慰她了。

在这家餐馆，常常会遇到导游带大陆游客来吃饭，我就和导游打交道比较多。有的导游吃饭不付钱，有的导游常向服务员要回扣，我渐渐就熟悉了导游这一行，挺累也挺黑。但在讲法轮功真相时，导游常常是无意间帮了我的大忙，要不然我还真不好开口，这种事发生过多次。

2012年5月的一天，饭店来了一伙河南政府的大腹便便当官模样的人，当时新唐人正在播放大陆政局王立军夜逃美领馆的真相内容。在远处，我就听到带队导游对新唐人破口大骂，我担心他的话影响游客就立即前去阻止。

我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当着一桌人的面，慢慢悠悠地、笑着对导游说：“咱们这些都是大领导，好不容易来海外一趟，脱离了大陆的环境，让咱们这群大叔多了解点国内看不到的真相，是大好事呀。”然后我的目光从导游那里移向在座的其他人，说：“我以前也不看新唐人，现在看看，发现说的很多都是大实话，人家不都说了嘛——‘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是吧？”边说着边观察他们的反应，他们中有人笑了，也都把目光集中到我这来了。我就继续说：“海外是自由社会……”还没等我说完，导游不想听，马上打断我，并当着大家的面恶狠狠地说：“你是法轮功吧？”我马上接过话题，面对一桌人笑嘻嘻地说：“法轮功有什么不好？都是一群好人，人家法轮功在国内被迫害十多年呢，在海外一百多个国家都有法轮功，很多人出国了才知道，人家法轮功根本没有自焚，是共产党为了迫害法轮功自导自演的！”

这时，我看到他们没人接话，都挺震惊的，可能谁也没想到，来吃个饭，怎么就说起国内那么敏感的“法轮功”话题来了。

大家没管导游的话，都在认真听我说，我就继续说：“大叔啊，你们刚才电视里看到的王立军夜逃美领馆，这可不是小事呀。王立军2月6日前脚刚出事，3月15日薄熙来就下台，更大范围的高层内斗不可避免，下一步牵扯的就是周永康，他后面还有曾庆红、江泽民呢，他们是一条线上的蚂蚱，共产党整人可从来都不手软。你们在国内当官，共产党肯定不会告诉你这些，你们出来了赶快看，这可是牵扯到共产党倒台的大事啊！”

我观察到又有人笑了，看他们没有太大反应，我就继续加点码，往外抛点三退信息，我说：“你看现在一亿多中国人都在退党、退团、退队，还不是看到共产党干了不少坏事，不想背黑锅吗？”

这时，导游开始看我了，好像想说点什么，但没说出口。我赶快回到刚才打断的地方，再次重复道：“来到海外咱们就是一家人，这里是自由空气，没有雾霾，海外也是自由社会，到处都是真相，大家没事儿看看电视，上超市拿报纸，多看看真相，回去跟亲戚朋友、老婆孩子说说，也都能增长见识。”

为了不让导游节外生枝干扰我讲真相，我边比划着边说：“大家看看电视，慢慢点菜、慢慢聊，吃好喝好是第一位的啊，这里好玩的地方多，你们导游对这儿最熟悉，有空让导游多带大家走走。”然后，我就给他们报菜名，把话头叉过去，导游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我时不时地进出厨房端茶送碗的过程中，还能多次见缝插针地和他们搭话，有人吃饭期间去卫生间，我也可以在途中接触继续讲真相，有时导游离开饭桌到门口接电话，我也有机会进一步讲，趁导游不在，就把准备好的翻墙软件小卡片递给他们，囑咐他们晚上回旅馆WiFi上网直接就能看，回国也能用，一般客人都会接。

那时虽然讲真相，但是真到人面临三退选择的时候，退的人并不是太多，毕竟坐在一起，大家还是有相互提防和互相牵制的问题，要是各个击破地讲就好很多。

在餐馆工作的这段期间，我渐渐积累了一些讲真相的小经验。在人多的餐厅环境下，需要落落大方、任何时候保持微笑，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特别是遇到类似上面说的“交锋”场合，如果处理不好，尴尬就会跑到我这边，如果处理得当，很多时候就烟消云散了，客人真相也听到了。“交锋”的对方常常不会有笑容，但我有笑容是必须的。如果没有笑容，马上就露怯了，稳中求“胜”是最好的，不管如何表面上也要看起来坦然，即使心跳加速也要表面心平气和，尽量把事情圆融过去。多经历几次，慢慢就不会觉得太难而无从下手了。后来在景点讲真相时，我也遇到过很多人围攻我一人的情况，一开始非常困难，后来事情渐渐翻转了。

我在餐馆讲真相的内容并不多，主要是法轮功受迫害、洪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造假等基本真相。在餐馆，我一般很少讲活摘器官，因为客人要吃饭，我不想讲得太血腥影响他们食欲。

现实环境也确实无法给我长时间坐下慢慢讲，只能眼明手快、见缝插针，抓住一切有利机会，尽量突破自己的恐惧感。能讲的机会就讲，能退的人就退，讲不了退不了的时候，有时给他们破网卡片，所以每天需要准备一点放在身上，遇到一些善良有缘人就给他们一个。有时上菜的时候，听到大陆游客对新唐人节目有各种议论，虽然有些人排斥，但他们边吃边看，思想仍然被冲击，都很震惊。特别是那时正好是王立军事件刚刚发生不久，很多人都在关注王立军出逃和薄熙来出事，都想了解真相，这家餐馆因为有新唐人电视台而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里成为大陆游客了解真相的窗口。

（三）得心应手——正义媒体在为劝退铺路

后来，我又打了第三家餐馆，是个小笼包店。说来也巧，面试那天，到店里一看，这老板怎么那么眼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这时，他倒想起来了，对我说：“你前两天不还在超市门口给我讲你们法轮功真相吗？”“哦，想起来了，原来是你！”原来他竟然就是这家餐馆的老板，真是有缘，太巧了，老板很爽快，不用面试了，直接顺利通过。

这家餐厅虽然不大，但地理位置特别好，它正好挨着隔壁一家高档星级酒店，很多大陆游客早上从酒店侧门出来就都到这里吃早点，我就抓紧时间瞅准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发破网小卡片。在这家餐馆上班，讲真相的机会就更多了，老板通常不在店里，和我搭档的服务员也陆续被我三退了，掌握好工作和劝三退的火候，也基本没人管我。

和上海餐馆有新唐人电视台不同，这家小笼包店有大纪元时报，我就常常利用大纪元时报来讲真相。有的客人等着用餐的时候就会拿起大纪元来看；有的人边吃边看；有的人吃饭时没看完就拿到旅游车上接着看；有的几份报纸大家传着看，看的人越多，议论就越多，我就可以接上话头。

我说：“在海外，老百姓早上出门，第一件事就是拿大纪元，海外没人看人民日报，都看大纪元。这是抢得最快的报纸，为什么呀？它敢说真相，咱们出国一趟多看看国内看不到的新闻，绝对增长见识。”

有人会问：“大纪元是法轮功的吧？”我就借这个话题讲法轮功真相。我说：“你们不知道吧？法轮功可厉害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人都在学都在炼，可共产党自导自演了个‘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迫害了十多年，到现在还没停止。法轮功是法轮功，大纪元是大纪元，不是一回事。但是大纪元是全球第一大华文媒体，发行三十多个国家、十多种语言，大纪元也是最敢坚持真实报道法轮功真相的正义媒体，就是这么个关系。”很多人听我既有理又有据地讲解完就不再追问了，这样的人我一般追出去讲真相就很容易退。

有时候客人太多，忙不过来，我就在送餐时借机指向大纪元头版的退党人数给他们看，这样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劝三退。总之，这些海外正义媒体都在为我进一步讲真相铺路。在餐馆，手头没有资料的情况下，把这些媒体运用起来讲真相就很有力度，为我创造了很多便利条件，用起来非常得心应手。

（四）更上层楼——珠宝店是讲真相好环境

2012年6月的一天，我照常在餐馆上班，正在门口扫地呢，恰巧遇到附近一家古董店的老板娘经过，她在我们店吃过饭认识我，就对我说一个店员要回国，需要有人接手，主要是做销售，问我要不要做。我一听太好了，原来我就去他们店里找过工作，可那时店老板说不需要人，现在机会来了，我就赶快答应下去。处理好餐馆的后续工作后，我就到古董店上班了。

和餐馆这种特别接地气的环境不同，古董店里很有古韵，没了饭香，只闻得阵阵书香，艺术气息极浓，真是令我好不快哉！比两个上海餐馆还大的面积里，满眼都是黄花梨、黑紫檀、红酸枝、各朝古董、家具、瓷器、玉器、字画、珠宝、珊瑚、佛像等等，应有尽有，这里的一切都透露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半年后，老板把古董店转让了，不久又在小笼包店旁的那家高档酒店一楼开了一家珠宝玉器店，让我做了店长。老板和老板娘偶尔来一次，平时都是我一个人上班。在这家玉器店工作，常常能遇到一些知名导演、演员、政治人物等，很多大陆游客喜欢在此下榻，一些国际重要会议也在此召开，这里给我提供了很多劝退机会，是讲真相的好环境。在这里，我遇到过不少有缘人，他们能在一个放松舒适的环境里，边逛边听我讲，平常想找到他们还没有机会，在这里恰恰弥补了这一点，只要对方想听，我就可以把法轮功真相讲得更加透彻。

我通常一边介绍店里珠宝首饰，一边和客人聊天。我会和客人唠唠家常，问客人来此旅游吧？听您口音是哪哪人吧？客人一般会说我猜得准。然后客人会反问我是哪儿人？来海外几年了？来海外求学还是工作等问题，我就如实告诉他们自己是哪儿人，为什么来这个国家，这样就很自然地把法轮功真相带出来，对方既不会觉得我有什么目的性，也不会觉得很唐突，因为是他们主动提出问题，我顺水推舟地讲出来就比较容易接受。

2014年3月，店里来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士，沈阳人，看起来很精神、有气质。聊天时她说自己以前在沈阳武警部门工作，我就给她播放了一位大陆武警亲历活摘器官现场的录音，她听后非常相信。还说自己曾去瑞士旅游，在一个小旅馆里也发现了一本中文《转法轮》，当天就看完了，还带回中国，后来又从中国带到海外，她说自己也曾做过八年的禅修，一直很相信这些灵性的东西。在听我讲述一遍法轮功真相后，她的思路更清晰了：“我一直想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现在终于清楚了，今天真的没白来你的店。”我也高兴地回应：“阿姨，您真是和大法有缘啊，不是每个人都能跑到瑞士在旅馆里发现一本中文《转法轮》的。”她也连连点头。她虽然已经六十多岁，可是这一刻，她分明就是个孩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明白真相的她非常果断地做了三退。

有一天，店里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位六十多岁、个子高高、有些富态的男士，他长得挺面善，另一位五十岁左右年轻一点像是他的助理。男士逛了半天，看中了一件翡翠佛像，还有两个玉镯，想送给自己的女儿。这件翡翠佛像正面很多翠根，种和水头都还行，但反面却是黑色，与正面的美观程度差距甚大，所以价格不高，摆了很久没人买。

只听助理一直在叫他“院长”，我就问这位先生：“您是做哪行的？看您气宇不凡，一定是知识分子，哪所学院的大教授吧？”助理替他说：“我们是XX医院的。”一听是“院长”与“医生”有关，这个人有些特殊背景。在我的记忆中，这所医院也参与过活摘器官。我就继续和他聊天，给他们讲述自己为什么来美国，也把法轮功真相讲给他们看，给他一张张翻看我iPad中的大法洪传图片，他们一直在听，我也自然提到“活摘器官”这个绕不开的重点话题。

“这位大叔，如果您是院长，您肯定听说过‘活摘器官’吧？”他没接话，我就继续说：“不管您有无直接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您作为一院之长都有责任！活摘器官是大事，将来追责，您也脱不了干系。所以，请您一定把所知道的真相曝光，一定要停止医院的罪行。”他说：“我已经退休了，不管医院的事了。”我说：“可是您的同事、手下还在医院工作，您一定要让他们不要参与活摘罪行，全世界都在谴责，海外追查国际组织一直在调查，你们医院都是榜上有名！迫害法轮功是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与纳粹战犯同罪，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词不能作豁免理由，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

后来，我上网查才知道，他竟是直接参与活摘器官的医生，培养了很多移植领域的“精英”。在他领导下，其所在医院做过上万例移植手术。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他就担任院长，甚至将“移植”作为重点学科发展。2000年后，他负责的医院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大增，到2005年，手术量超过500台，直到活摘器官被曝光后，他所在医院才被认定有资格做器官移植手术。

这几天，我心中难以平静，一个看上去仪表堂堂、慈祥正派的长辈，竟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齿轮上的同谋。难怪一提活摘器官，他就不多说话。他买一个佛像回去，说明他还有向善之心，但了解了背景，才知表面的他与背后的他差别太大。

我不禁感慨：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可当人罪大恶极时，上苍仍一次次给他听真相的机会，但在真相大白即将到来之时，这种机会会越来越少。希望他能尽早自首坦白、弃暗投明，向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举报他人罪恶，争取立功为自己赎罪，这是唯一出路。只是不知他还能否有这样的机会。（待续）

当代英雄史诗《九评》征文一等获奖作品（中）一名「八零后」的三退之路— 作者璽清

題記：

一、我勸退的第一個女孩，後來成了我們的紅娘

二、學生時代退黨所經歷的暴風驟雨

（一）了解法輪功真相，使我徹底看清中共
（二）大學期間在組織上公開退黨，遭遇校方恐嚇威脅
（三）一人退黨，全家泰山壓頂，如同文革再現。

三、傳播三退真相身陷囹圄，受難中看見人性之光

（一）獄醫對我強行抽血和灌藥
（二）福字和紅包是血淚染成的
（三）拒穿囚服被獄霸毆打謾罵
（四）洗澡成為羞辱人格的方式
（五）高壓與脅迫改變不了正信
（六）一個殺人犯的良知與善報

四、沈澱與反思——談談黨文化對年輕人的思想荼毒

（一）無神論——斬斷中國人維系道德的根基
（二）情與色——敗壞世風與毀人的罪魁禍首
（三）恐懼感——操控人拒絕真相的變異心理
（四）自私心——助長人性貪婪加速道德惡化

五、在工作中講真相的小故事

（一）初來乍到——我在餐館當起了打工妹
（二）漸入佳境——把飯店變成真相的窗口
（三）得心應手——正義媒體在為勸退鋪路
（四）更上層樓——珠寶店是講真相好環境

六、海外風景線三退大舞臺

（一）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是我勸退的「景點」
（二）面對不明真相的中國人
（三）對導遊講真相很重要
（四）和年輕人的互動
（五）「小姑娘呀，你怎麼也幹這個？」
（六）勸退之路是用善心鋪就的

結語 （接上文）（中）
四、沈澱與反思——談談黨文化對年輕人的思想荼毒

從被非法關押的那一刻起，我就暗下決心，如果有機會能夠逃離這個監牢，一定要走出國門，我實在不甘心被囚在這個隨時有著縲紲之憂的國家，不能把自己的青春和未來都葬送在這裏。另外，冥冥之中似乎還有什麼事情等著我去做。出獄幾個月後，在朋友的幫助下，我輾轉來到海外自由國度。在飛機上俯瞰下面綿延起伏的山巒江河，那一刻，我百感交加。自己是在飛往自由世界，但是離開了生我養我的那片故土，我的親情、我的祖國，何時還能再相見？離別的傷懷，淚眼迷離，可謂「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來到海外，我幾乎身無分文，整天為糊口而奔波勞碌。身份問題、出行的困難、打工的變換、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等等新問題接踵而來。好長一段時間，我都無法適應這種生活，平生第一次感到要養活自己的生活壓力。過去念了那麼多年的書，到了外面無「用武之地」，心裏有很大落差。在這段時間，我開始審視自己。來到西方文明社會，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不適」、「落差」？我對自身「黨文化」進行了一番反思。

我是八零後，我們這一代人從一出生就是在「黨文化」的毒水裏浸泡著長大的。讀書時學的不是傳統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來到自由社會前，對黨文化的認識非常淺薄，以為黨文化就是中共的那些「優秀」黨員掛在口頭上的諸如「偉大光榮正確」、「和諧社會」等，和我沒什麼關系。其實不然。

所謂黨文化，指的正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是一個非常龐大又細致入微的怪物，無孔不入，滲透到中國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舉手擡足間的表情、眼神、姿態、語氣都顯露無疑。我在海外生活的挫折感，很多是來自於習慣了的黨文化和西方文明的碰撞沖擊。

其實剛一出來，我就感受到了西方社會的文明。馬路上很少聽到汽車喇叭聲，到處都安靜，也很幹凈，人們說話都很和氣，見不到吵吵鬧鬧的，一切都非常有序，人們安居樂業。而且助人為樂，是司空見慣的事，讓我們初來乍到的中國人都感到陌生了。我在國外感受到了什麼是和諧社會。

幾年後，我越來越意識到黨文化對人與社會的危害，特別是對中國年輕一代的思想荼毒。我感到很有必要拿出來談談。

（一）無神論——斬斷中國人維系道德的根基

每每讀到《九評共產黨》中的《九評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都感觸良多。只要生活在中共治下的人們，就會產生這個「黨文化」，它涉及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

領域，人們已經習以為常，不足為奇，所以它才能夠合情合理的「安身立命」。現在大部分年輕人，只信自己，不信有神佛，這是中共用「無神論」長期洗腦灌輸的結果。「無神論」是最害人的黨文化。

因為人篤信神明，信神敬佛，知道「頭上三尺有神靈」，相信「善惡有報」的天理，人不敢壞事，特別是做大壞事。這種自我約束，致使社會道德能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

然而，毛澤東來了卻說：「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在他的「教導」下，中國幾十年來，各種政治運動不斷：土改、三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九九年迫害法輪功……

江澤民上臺後，迫害修煉群體，活摘器官。「悶聲發大財」腐敗治國，官場、民間「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人心頹廢地目空一切，「天不怕、地不怕」地幹壞事。人心壞了，惡性事件頻發，社會充滿了危機。中國社會的道德體系被中共江澤民政治流氓集團徹底摧毀。

（二）情與色——敗壞世風與毀人的罪魁禍首

當今社會，最害人的莫過「情色」二字，在官場上，看看現在中共官場落馬的高官，幾乎清一色都是白天在大會上大講特講「廉潔奉公」，晚上就「貪汙受賄」、「與她人通奸、包二奶養小三」，他們的最終又何嘗不是要承擔邪淫帶來的惡果？

在拜金主義、白富美主義盛行的今天，電視《非誠勿擾》等相親的綜藝節目就俘獲了億萬少女的芳心，成為收視率的大贏家。在媒體的烘托下，年輕人常常表現出缺乏思想和道德感，人們也更多地關註一個人的外在，給年輕人一些不正確的心理導向。無法遏製的拜金主義，讓越來越多的年輕女孩們「不願坐在自行車上笑，寧願坐在寶馬裏哭。」這些內容在電視媒體中一播出，就迅速成為一句年輕人流行的口頭語，在全國不脛而走，火遍大江南北，也還被當成當代女青年的擇偶標準。

在「情與色」的問題上，古人倡導的是「萬惡淫為首」、采取的做法是「避色如避劍」、堅持的是「男女有別」的思想觀念。其實，潔身自好，守好自己的做人的本分格外重要，這是人的道德基礎，如果這個基礎被弱化了，人就會很危險，進而就會遇到形形色色的誘惑，人就很難守得住，經不起誘惑，人就會變壞。特別是當今一些無良媒體不正確的導向、人們變異的觀念、社會風氣的大肆宣揚，年輕人就很容易做下許多錯事，清醒後則悔已晚矣。

現今，藝術領域的變異恰恰是走在最前邊的，那些有傷大雅的裸體繪畫、激情躁動的流行歌曲、各種花樣翻新的小說、電影、電視劇都是教人感受情、愛上情的；各種人們喜歡的明星也都在不斷散發著這種情色的物質，讓人對這些感受到所謂的美好，沈浸其中。

西方考古學家在由於火山爆發而滅亡的龐貝古城所出土的壁畫中發現：集體亂性和同性戀隨處可見。當時，兩萬人口的龐貝古城竟有二十五家妓院，全社會的縱欲亂性，鑄成了全社會的罪惡。1819年，那不勒斯國王弗朗西斯一世帶領妻女參觀龐貝壁畫時，羞愧難當，立即關閉了展覽，直到2000年才重新開放。有人說這是因為當今社會的性亂更甚，所以才無所謂，但這正預示今天的道德已經滑過了龐貝的水平。

人類的歷史常常是一面鏡子，如果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有商紂王沈浸於美色致使亡國、瑪雅文化中的龐貝古城性亂的罪惡致使其滅亡，我們就該想想，這些隕落的歷史是否也在預示著中共統治下的明天的悲劇。也許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現的各種天災人禍，就是這場悲劇的序幕。如果中國人還沈浸在燈紅酒綠、歌舞升平的「好日子」中，危險也會同樣向我們一步步走近。

（三）恐懼感——操控人拒絕真相的變異心理

在三退的問題上，很多中國人面對法輪功學員勸三退時表現出來的那種躲得遠遠的、不敢看法輪功真相、不理會三退義工、不願表態三退、一臉麻木和不屑……在謊言欺騙及怕心的交織下，中國人不敢接觸法輪功，害怕一旦接觸就如何如何。這種恐懼感如影隨形，中共將這種長期政治運動中的「整人」滲透到人的思想深處，一舉一動都要符合要求，才不會站錯隊，這種恐懼感就是「黨文化」的表現。

想想當年我不讓父母看《風雨天地行》的光盤，當時的心態是什麼呀？就是恐懼感！生怕家人被拉入政治，其實就是那種恐懼感在阻擋著爸媽了解真相。這些年，我在海外景點勸三退過程中也多次遇到那種本來講地挺好的，馬上差一步就要三退了的人，卻被旁邊的家人、朋友拉走的情況，和我當年的恐懼一樣，我生怕父母被拉入政治中，那些中國遊客也同樣生怕我們這些三退義工把他們的親人、朋友拉走，因為在中國沒有「一致的思想和價值觀」是一件令人非常恐懼的事，所以中國人習慣性地學會了自我約束、自我過濾，建立起一道屏障讓自己與周遭和事實真相相去甚遠。

還有一種恐懼就是被迫害之後一段時間仍然沒有煙消雲散的恐懼。拿我自己來說，在監牢裏受到的迫害對我後來有著諸多影響，就連我疊抹布的形狀和樣式還保持和在裏邊一樣。我來海外這麼多年了，有時見到警察、警車，我都會害怕，被迫害給我造成的精神恐懼也留下了心理陰影，時不時地就會反映出來，所以在遇到一些問題的時候就會表現出膽小怕事、不敢承擔、不負責任、患得患失、逃避問題等，缺少那種「君子坦蕩蕩」的堂堂正正。

（四）自私心——助長人性貪婪加速道德惡化

很多中共黨員其實都極端自私貪婪。中共黨文化表面上打著「為人民服務」的幌子，實際上是「為人民幣服務」，那些高官們為了自己和家人，往往幹著利欲熏心地攫取私利、不擇手段地以權謀私的事。如非法買賣國有資產、強拆百姓資產、盜取社會養老基金以及各種救災善款、為了自己的權力欲望不被傷害，就可以無度地殺人害命，如近幾年落馬的高管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王立軍之流哪個不是如此？

說到「公」與「私」的問題，在中共黨文化中，黨強調的是把一切獻給黨，個人的一切均應放棄：人的尊嚴、理想、利益、意見，個性、人格，乃至人的良心和良知……在黨看來，這才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高尚的人。這些冠冕堂皇、文鄒鄒的字眼聽起來好像挺「無私」的，但實際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這是中共為其自身茍延殘喘的統治需要，這不是無私的範疇。從根本上說，這是中共為了更徹底地謀私而提供的一種謬論的說教，恰恰體現了一種毫無人性的邪黨文化對人性的踐踏和摧殘。

「私心」其實並非黨文化中所獨有，但是在黨文化的作用下，這種「私」被加強放大了。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變異，道德的淪喪，使人的思想行為變得相當敗壞。特別是中共多年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讓我們這個時代的年輕人變成了中國社會的特殊產物——「獨生子女」。很多家庭為了自己的這一個子女辛苦打拼，寵愛有加，同齡人之間為了生存、出人頭地更是加強了很多不正當地相互競爭和自私自利的心，這些也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黨文化的影響下，「私心」會表現在方方面面。如說話辦事常常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一味地表達自己、強調自我、爭名奪利、占有別人利益、沒有公德心、同情心、很強勢、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希望高人一等、瞧不起別人、妒嫉別人、在背後說人壞話、怨恨他人、造謠、說謊、甚至為了自己可以不擇手段，為了自己可以不惜犧牲他人的生命，謀財害命等等等等。越來越多人這樣，就會陷入社會整體的道德危機，這對原本有著上千年道德傳統的中華民族而言是非常可怕的。
五、在工作中講真相的小故事

我時常在想自己到海外幹嘛來了？僅僅是為了躲避中共的迫害，為了生活得更幸福，為了獲得自由民主？這些顯然並非我想要的答案。那麼，自己是否履行了當年對信仰的承諾？是否兌現了來到海外給更多人講法輪功真相的心願呢？是的，這才是我真想要。

答案有了，可勸退畢竟不是件容易的事。雖說沒有了國內那種「性命之憂」，但即使身在海外的自由社會，也會碰到很多中國人中毒太深不聽真相，這都給勸退增加了難度。還有一種難是放不下自我，因為勸退會遇到很多挫折、無數次的拒絕，冷眼、嘲笑、謾罵、侮辱、圍攻等等這些都是困難，如果放不下這些，就走不出自我的心牢，走不出自己那些愛面子的心、怕被傷害的心、怕被別人看不起的心、懷疑自己能行與否的心、怕吃苦的心、怕被拒絕的心、怕失去利益、也怕失去工作的心，這顆顆心都那樣頑固，歸根結底還是那種為私為我的「私」在作怪。要想給中國人講好真相，只有不斷突破自我，這條路才能走得通。

這幾年，勸三退中有太多的故事，講不盡道不完。不同階段、不同工作、不同環境都會遇到不同的人和事，這些經歷充實著我的生活，也豐富了我的勸退經驗，給了我很多講真相的智慧和勇氣。與此同時，在這條路上，我也常常感到一種沈重感。我對自己說：既然選擇了前行，就沒有回頭路，也許我為此而生，也許這就是我的使命！

（一）初來乍到——我在餐館當起了打工妹

為了生存，我先在華人區找一份工作幹起來，那時沒有車，就找到一家離家很近的湖南餐館當起了服務員，也沒告訴她們我的學歷，怕她們有各種想法。好在後來聽說有個博士以前還在這兒打過工呢，我才發現在海外打餐館也不是什麼丟人的事兒，但一開始我還真感覺有點別扭呢，這是進入這一行首先要放下的「面子」。我心想：為了生活，可不能要面子，還得什麼苦都能吃。

第一次打餐館，很多地方都不懂，工作量很大，什麼都要做，有點跟不上趟的感覺，慢一點都不行，必須用跑的，不跑的時候還必須一直走來走去，一天下來幾乎沒有休息的時候，不能讓老板娘看到停下來，一天到晚都是汗流浹背的，非常辛苦。每天晚上十一二點回到家就渾身酸痛，澡也不想洗就躺下呼呼大睡了。累還好說點咬牙堅持就過去了，那裏有個比我還小幾歲的

服務員阿嬌，每次看見我，一張口就是三分鐘一小罵，五分鐘一大罵，當這些都一擁而上的時候就有點讓人受不了。每天高強度、緊張的工作加上阿嬌老是罵我，還老是告狀想把我弄走，使我感覺好像隨時都有可能被老板娘炒魷魚。好在那時正趕上過年，現找人幹也來不及了，我就一直做下來了，一段時間後腿腳也快了許多。

身體特別累的時候想休息一下，只能跑到衛生間裏找個地方靠一靠，盤盤腿，有人敲門了就得跑出去繼續幹活。心裏最難過的時候，腦子裏背的是法輪功師父寫的詩，我是憑著這些詩熬過來的。

這期間，我只能偶爾趁阿嬌、老板娘等人不在時給客人破網卡片，沒有太多講真相的機會，沒想到兩個月後的一天，太陽真從西邊升起來了。那個每天都罵我的服務員阿嬌破天荒地對我笑起來，她還指著我們隔壁的上海餐館說：「她們家招人你去試試吧」。我謝過阿嬌的好意，就趁下午休息的時候去了一趟，工資是九小時五十塊外加小費給報稅，待遇比之前的好，我就在當天換了工作，離開時連忙感謝阿嬌，看來人相處久了還是有感情的。

（二）漸入佳境——飯店成為講真相的窗口

上海餐館的老板是海外出生的華人，不會說中文，只講英文，老板娘是臺灣來的。飯店主要是老板在管，他白天一般都在，老板娘只是晚上會帶朋友來吃飯。餐館裏有臺電視供客人觀看，我就常常撥到新唐人電視臺頻道，老板娘不讓我放怕影響她生意，我就趁白天老板在的時候放，反正他也聽不懂，這樣很多大陸遊客就有機會看到新唐人電視臺播放的真相節目了。

大廚小金人挺正也常看新唐人大紀元，給他講真相勸三退就很容易；另一個叫小寧的廚師就差很多，不僅瞧不起服務員，還常常說些不三不四的侮辱性的話；和我一樣同是服務員的搭檔Sandy是廣東人，也是四個孩子的媽，為了避免小寧的辱罵，她對小寧百依百順、揉肩捶背，小寧平時就不太說她，矛頭常常指向我。

Sandy和阿嬌比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她對人很兇，還喜歡欺負人，平時臟活累活都給我幹，好事都是自己的，壞事栽到我和另一個新來的服務員頭上。她還常在我播新唐人頻道後立馬轉臺，我就多次給她講為什麼要播放新唐人，她不聽還說要告訴老板娘。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Sandy之前就在我待過的湖南餐館裏幹，和阿嬌同是服務員，她們之間打得不可開交，所以Sandy才離開到了這家餐館，哦，難怪阿嬌對我這麼「好」，但我想什麼都不是偶然，在新的環境還是要做好自己該做的。

有一次，老板不在店裏，Sandy因為上菜的問題和客人爭執起來，很多客人都被她的大嗓門嚇到，一齊看向她。她怕失去面子卻無端把責任推到我身上來，還當著十幾個客人的面大罵我的不是，客人都看不下去了，和Sandy理論起來，我守住自己的心不為其所動，向客人賠禮道歉，把事情壓下來了，和平地解決了問題，Sandy就更生氣了。雖然這事我沒告訴老板，可她卻很擔心我會告，平時見到我就氣鼓鼓的，沒事就和小寧廚師一起講我這那的。但沒過多久，老板娘因為Sandy偷小費把她攆走了。老板娘常聽到客人對我的贊揚也開始重用我，我放新唐人，她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這樣我就有了更多給中國人講真相的機會。

看到Sandy走了，隔壁的阿嬌開始羨慕起我來了，沒事的時候就跑過來和我聊天，說我這個工作又輕松、賺錢又多、老板人也好，她抱怨自己現在的工作又苦、又累、不閑著，還得看老板娘臉色，不知道哪天就被炒魷魚了。我聽她這麼說以後，除了感慨還是感慨，只能多安慰她了。

在這家餐館，常常會遇到導遊帶大陸遊客來吃飯，我就和導遊打交道比較多，有的導遊吃飯不給錢，有的導遊常向服務員要回扣，我漸漸就熟悉了導遊這一行，挺累也挺黑。但在講法輪功真相時，導遊常常是無意間幫了我的大忙，要不然我還真不好開口，這種事有過多次。

2012年5月的一天，飯店來了一夥河南政府的大腹便便當官模樣的人，當時新唐人正在播放大陸政局王立軍夜逃美領館的真相內容，在遠處我就聽到帶隊導遊對新唐人破口大罵，我擔心他的話對遊客造成影響就立即前去阻止。

我大大方方地走過去，當著一桌人的面，慢慢悠悠地、笑著對導遊說：「咱們這些都是大領導，好不容易來海外一趟，脫離了大陸的環境，讓咱們這群大叔多了解點國內看不到的真相，是大好事呀。然後我的目光從導遊那裏移向在座的其他人，說：「我以前也不看新唐人，現在看看，發現說的很多都是大實話，人家不都說了嗎『謠言』就是『遙遙領先的預言』，是吧？」邊說著邊觀察他們的反應，他們中有人笑了，也都把目光集中到我這來了，我就繼續說：「海外是自由社會，……」，還沒等我說完呢，導遊不想聽馬上打斷我，還當著大夥的面惡狠狠地來了一句：「你是法輪功吧？」我馬上接過話題，面對著一桌人笑嘻嘻地說：「法輪功有什麼不好？都是一群好人，人家法輪功在國內被迫害十多年呢，在海外一百多個國家到處都是法輪功，很多人出國了才知道，人家法輪功根本沒有自焚，是共產黨為了迫害法輪功自導自演的！」這時我看他們沒有人接話了，都挺震驚的，沒反應過來吧，可能誰也沒想到就過來吃個飯，怎麼就說起在國內那麼敏感的「法輪功」話題來了。

這時，大家沒人管導遊的話，都在認真聽我說，我就繼續說：「大叔啊，你們剛才電視裏看到的王立軍夜逃美領館，這個可不是個小事呀，王立軍2月6日前腳剛出事，3月15日薄熙來就下臺，更大範圍的高層內鬥不可避免，下一步牽扯的就是周永康，他後面還有曾慶紅、江澤民呢，他們是一條線上的螞蚱，共產黨整人可從來都不手軟。你們在國內當官，共產黨肯定不會告訴你這個，你們出來了趕快看，這個可是牽扯到共產黨倒臺的大事啊！」

我觀察到又有人笑了，看他們沒有太大反應，我就繼續加點碼，往外拋點三退信息，我說：「你看現在一億多中國人都在退黨、退團、退隊，還不就是看到共產黨幹了不少壞事，不想背黑鍋嗎？」這時，導遊開始看我了，好像想說點什麼但沒說出口，我趕快回到剛才打斷的地方，再次重復道：「來到海外咱們就是一家人，這海外是自由空氣，沒有霧霾，海外也是自由社會，到處都是真相，大家沒事兒看看電視，上超市拿拿報紙，多看看真相，回去跟親戚朋友、老婆孩兒說說，也都增長增長見識」。

為了不讓導遊節外生枝幹擾我講真相，我邊比劃著邊說：「大家看看電視，慢慢點菜、慢慢聊，吃好喝好是第一位的啊，這裏好玩的地方多了，你們導遊對這兒最熟悉，有空讓你們導遊多帶大家走走」。然後，我就給他們報菜名，把話頭叉過去了，導遊也就沒再多說什麼。

我時不時地進出廚房端茶送碗的過程中還能多次見縫插針地和他們搭話，有人吃飯期間去衛生間，我也可以在途中接觸繼續講真相，有時導遊離開飯桌到門口接電話，我也有機會進一步講，趁導遊不在，就把準備好的翻墻軟件小卡片遞給他們，囑咐他們晚上回旅館Wifi上網直接就能看，回國也能用，一般客人都會接。

那時候雖然講真相，但是真到人面臨三退選擇的時候，退的人並不是太多，畢竟坐在一起，大家還是有個相互提防和互相牽製的問題，要是各個擊破地講就好很多。

在餐館工作的這段期間，漸漸地就積累了一點講真相的小經驗，在人多的餐廳環境下，需要的是落落大方、任何時候都保持微笑、更需要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特別是遇到類似上面說的這種「交鋒」的場合，如果處理不好，尷尬就跑到我這邊了，如果處理得當很多時候就煙消雲散了，客人真相也聽到了。「交鋒」的對方常常是不會有笑容的，但我有笑容是必須的，如果沒有了笑容，馬上就露怯了，穩中求「勝」是最好的，不管如何表面也要看起來坦然，即使心跳加速也要做到表面上心平氣和，盡量把事情圓融過去，越鎮定越好。多經歷幾次，慢慢地鍛練，就不會覺得太難而無從下手了。後來在景點講真相時，我也遇到過很多人圍攻我一個人的情況，也是一開始感到非常困難，後來事情就漸漸翻轉了。

我在餐館裏講真相的內容並不多，主要是法輪功受迫害、洪傳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天安門自焚是中共造假等基本真相。在餐館裏，我一般講活摘器官比較少，客人要吃飯，我不想講到這麼血腥的事影響他們的食欲。

這個現實環境也確實沒法給我提供很長時間讓我坐下來慢慢講，只能眼明手快、見縫插針，抓住一切有利機會，盡量突破自己的恐懼感。能講的機會就講，能退的人就退，講不了退不了的時候有時給他們破網卡片，所以每天需要準備一點放在身上，遇到一些善良的有緣人就給他們一個。有時在上菜的時候，聽到大陸遊客對新唐人節目有各種議論，雖然有些人很排斥，但他們邊吃邊看，思想仍然被沖擊著，都很震驚。特別是那時正好是王立軍事件剛剛發生不久，很多人都在關註王立軍出逃和薄熙來出事，都想了解一下真相，這個餐館因為有了新唐人電視臺而顯得格外與眾不同，這裏儼然成了大陸遊客了解真相的窗口。

（三）得心應手——正義媒體在為勸退鋪路

後來，我又打了第三家餐館，是個小籠包店。說來也巧，面試那天，到那一看，這老板怎麼那麼眼熟，就是想不起來在哪見過。這時，他倒想起來了，對我說：「你前兩天不還在超市門口給我講你們法輪功真相嗎？」「哦，想起來了，原來是你！」原來他竟然是這家餐館的老板，真是有緣，太巧了，老板很爽快，不用面試了，直接順利通過。

這家餐廳雖然不大，但地理位置特別好，它正好挨著隔壁一家高檔星級酒店，很多大陸遊客早上從酒店側門出來就都到這裏吃早點，我就抓緊時間瞅準機會給他們講真相，發破網小卡片。在這家餐館上班，講真相的機會就更多了，老板通常不在店裏，和我搭檔的服務員也陸續被我三退了，掌握好工作和勸三退的火候，也基本沒人管我。

和上海餐館有新唐人電視臺不同，這家小籠包店有大紀元時報，我就常常利用大紀元時報來講真相。有的客人等著用餐的時候就會拿起大紀元來看；有的人邊吃邊看；有的人吃飯時沒看完就拿到旅遊車上接著看；有的幾份報紙大家傳著看，看的人越多，議論就越多，我就可以接下話頭了。

我說：「在海外，老百姓早上出門，第一件事就是拿大紀元，海外沒人看人民日報，都看大紀元，這是搶得最快的報紙，為啥呀？它敢說真相，咱們出國一趟多看看國內看不到的新聞，絕對增長見識。

」有人會問：「大紀元是法輪功的吧？」我就借這個話題講法輪功真相。我說：「你們不知道吧？人家法輪功可厲害了，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人都在學都在煉，就共產黨自導自演了個『天安門自焚』嫁禍人家法輪功，迫害了十多年，到現在還沒停止，法輪功是法輪功，大紀元是大紀元，不是一回事。但是大紀元是全球第一大華文媒體，發行三十多個國家，十多種語言，大紀元也是最敢於堅持真實報導法輪功真相的正義媒體，是這麼個關系。」很多人聽我既有理又有據地講解完就不再追問了，這樣的人我一般追出去講真相就很容易退。

有時候客人太多，忙不過來，我就在送餐時借機指向大紀元頭版的退黨人數給他們看，這樣就可以直截了當地切入主題，勸三退。總之，這些海外正義媒體都在給我進一步講真相在鋪路。在餐館，手頭沒有資料的情況下，把這些媒體運用起來講真相就很有力度，為我創造了很多便利條件，用起來非常地得心應手。

（四）更上層樓——珠寶店是講真相好環境

2012年6月的一天，我照常在餐館上班，正在門口掃地呢，恰巧遇到附近一家古董店的老板娘從此經過，她在我們店吃過飯認識我，就對我說一個店員要回國，需要有人接手，主要是做銷售，問我要不要做。我一聽太好了，原來我就去他們店裏找過工作，可那時店老板說不需要人，現在機會來了，我就趕快答應下來。處理好餐館的後續工作後，我就到古董店上班了。

和餐館這種特別接地氣兒的環境不同，古董店裏很有古韻，沒了飯香，只聞得陣陣書香，藝術氣息極濃，真是令我好不快哉！比兩個上海餐館還大的面積裏，滿眼都是黃花梨、黑紫檀、紅酸枝、各朝古董、家俱、瓷器、玉器、字畫、珠寶、珊瑚、佛像等等，應有盡有，這裏的一切都透露著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氣息。

半年後，老板把古董店轉讓了，不久又在小籠包店旁的那家高檔酒店一樓開了一家珠寶玉器店，讓我做了店長。老板和老板娘偶爾來一次，平時都是我一個人上班。在這家玉器店工作，常常能遇到一些知名導演、演員、政治人物等，很多大陸遊客喜歡在此下榻，一些國際重要會議也在此召開，這裏給我提供了很多勸退機會，是講真相的好環境。在這裏，我遇到過不少有緣人，他們能夠在一個放松舒適的環境裏，邊逛邊聽我講，平常想找到他們還沒有機會，在這裏恰恰彌補了這一點，只要對方想聽，我就可以把法輪功真相講得更加透徹。

我通常一邊介紹我店珠寶首飾，一邊和客人聊天，我會和客人嘮嘮家常，問客人來此旅遊吧？聽您口音是哪哪人吧？客人一般會說我猜得準。然後，客人會反問我是哪裏人？來海外幾年了？來海外求學還是工作等問題，我就如實告訴他們自己是哪裏人，為什麼來到這個國家，這樣就很自然地把法輪功真相帶出來，對方既不會覺得我有什麼目地性，也不會覺得很唐突，因為是他們主動提出來的問題，那我順水推舟地講出來就比較容易接受。

2014年3月，店裏來了一位六十多歲的女士，沈陽人，看起來很精神很有氣質，聊天時她說自己以前在沈陽武警部門工作，我就給她播放了一位大陸武警親歷活摘器官現場的錄音，她聽後非常相信。還說自己曾去瑞士旅遊，在一個小旅館裏也發現了一本中文《轉法輪》，當天她就看完了，還帶回了中國，後來又從中國帶到海外，她說自己也曾做過八年的禪修，一直都很相信這些靈性的東西。在聽我講述了一遍法輪功真相後，她的思路更清晰了：「我一直想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現在終於清楚了，今天真的沒白來你的店。」我也高興地回應：「阿姨，您真是和大法有緣啊，不是每個人都能跑到瑞士在旅館裏發現一本中文《轉法輪》的。」她也連連點頭。她雖然已經六十多了，可是這一刻的她，分明就是個孩子，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明白真相的她非常果斷地做了三退。

有一天，店來了兩個人，其中一位六十多歲、個子高高的有點富態的男士，他長得挺面善，另一個五十歲左右年輕一點的像是他的助理。這位男士逛了半天，看中了一件翡翠佛像，還有兩個玉鐲，想送給自己的女兒。這件翡翠佛像正面很多翠根，種和水頭都還行，但是反面卻是黑色的，和正面的美觀程度比實在差之千裏，所以這件翠雕價格不高，擺了很久一直都沒有人買。

只聽那個助理一只在叫他院長，我就問這位先生，您是做哪一行的？看您氣宇不凡，一定是知識分子，哪個學院的大學教授吧？他的助理替他說了一句：我們是XX醫院的。我一聽是「院長」和「醫生」有關，那這個人有些特殊背景啊，在我的記憶中這所醫院也參與了活摘器官。我就繼續和他聊天，我給他們講述了自己為什麼來美國，也把法輪功真相講給他們，給他一張張翻看我iPad中的大法洪傳的圖片，他們一直都在聽我講，自然地我也要和他們提到「活摘器官」這個繞不開的重點話題。

「這位大叔，如果您是院長，您肯定聽說過『活摘器官』吧？他沒接話，我就繼續說：「不管您有沒有直接參與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您作為一院之長都是有責任的！活摘器官這是大事兒，將來追責下來，您也脫不了幹系。所以，請您一定把您所知道的真相曝光出來，一定要停止您所在醫院活摘器官的罪行。」他說：「我已經退休了，不管醫院的事了」。「可是您的同事、手下都還在醫院工作，您一定要讓他們不要參與活摘罪行，這是全世界都在譴責的，海外追查國際組織一直都在調查此事，你們醫院都是榜上有名的！迫害法輪功是群體滅絕罪、反人類罪！與納粹戰犯同罪，任何執行命令的托詞不能作為豁免的理由，所有參與者必須承擔個人責任」。

後來，我上網一查才知道，他竟然就是直接參與活摘器官的殺人醫生，培養了很多移植領域的所謂「精英」。在他領導下，其所在醫院做過上萬例移植手術。從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他就一直擔任院長，甚至將「移植」作為重點學科發展。2000年後，他負責的醫院器官移植手術數量大增，到2005年，手術量超過500臺，直到活摘器官被曝光後，他所在醫院才成為被認定有資格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之一。

那幾天，我的心中真是難以平靜，一個看上去儀表堂堂、慈祥正派的長輩，誰能想到他竟然也是中共迫害法輪功齒輪上的同謀，難怪一提到活摘器官，他就不怎麼說話了。他買一個佛像回去，說明此人還是有向善之心，但是了解了其人背景，才知表面的他和背後的他差別實在太大了。

我不禁感慨：每個人都有善的一面，可是當人罪大惡極的時候，上蒼還是一次次地給他聽真相的機會，但是在真相大白即將到來之時，這種機會只能越來越少，希望他能盡早自首坦白、棄暗投明，向海外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舉報他人罪惡、爭取立功為自己贖罪，這是唯一的出路。只是不知他還能否有這樣的機會。（待續 ）

Contemporary Heroic Epic: “Nine Commentaries” Essay First Prize Winner — The Path of “Three Withdrawals” of a Post-80s Generation
Author: Xiqing

Preface:

IV. Reflection and Contemplation — On the Toxic Influence of Party Culture on Young People’s Minds

From the moment I was illegally detained, I made a silent resolution: if I ever had the chance to escape this prison, I would leave the country. I could not bear to be trapped in a state where imprisonment was always a looming threat, nor could I sacrifice my youth and future there. Moreover, it seemed that something awaited me beyond those walls. A few months after my release, with the help of friends, I eventually arrived in a free country overseas. As I looked down from the plane at the roll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below, I was overwhelmed with emotion. I was flying toward freedom, yet leaving behind my homeland, the land that gave me life, and my family. Would I ever see them again? The sorrow of parting, my tear-blurred eyes — truly, “a sad song can serve as weeping, a distant view can serve as a homecoming.”

Upon arriving overseas, I was practically penniless and struggled daily just to make ends meet. Problems related to identity, transportation, changing jobs,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 all came one after another. For a long time, I could not adapt to this life,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I felt the pressure of having to support myself. After studying for so many years, I found my knowledge useless in the outside world, which caused a deep sense of disappointment. During this time, I began to reflect on myself. Coming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why did I feel such “discomfort” and “gap”? I start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Party culture” on myself.

Being a post-80s generation, my peers and I grew up immersed in the toxic waters of Party culture from birth. In school, we were not taught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of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wisdom, and faith” but instead studied “Marxism-Leninism, 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e Three Represents.” Before coming to a free society, my understanding of Party culture was very shallow; I thought it was just the superficial slogans of the CCP, such as “great, glorious, correct” or “harmonious society,” which had nothing to do with me. In reality, that was far from the truth.

Party culture refers to a system of thinking, language, and behavior underpinned by the valu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a vast and detailed monster, omnipresent, infiltrating every word, action, thought, and intention of Chinese people. Every gesture, expression, look, posture, and tone reveals its influence. Much of my sense of frustration living overseas came from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is ingrained Party cultur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At first, I immediately noticed the civility of Western society. The streets were quiet, with few car horns, clean and orderly. People spoke politely and behaved harmoniously. Helping others was commonplace, which felt unfamiliar yet refreshing to us Chinese newcomers. For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ed what a truly harmonious society was like.

Over the years, I became increasingly aware of the harm Party culture inflicts o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especially its toxic effect on the minds of Chinese youth. I felt it was necessary to discuss it.

(A) Atheism — Severing the Moral Roo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Whenever I read “Nine Commentarie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especially the sixth essay, On the CCP’s De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I am deeply moved. Anyone living under CCP rule inevitably absorbs Party culture. It permeates society, cultur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more, becoming so normalized that it seems natural and reasonable. Most young people today only trust themselves, not gods or Buddhas. This is the result of long-term brainwashing by the CCP through “atheism.” Atheism is the most harmful aspect of Party culture.

When people believe in divine beings and respect the gods and Buddhas, they recognize that “three feet above one’s head, there are deities” and that “good and evil are repaid accordingly.” They dare not commit wrongdoing, especially major crimes. This self-restraint helps maintain a certain level of social morality.

However, when Mao Zedong came, he proclaimed: “There is endless joy in fighting heaven, fighting earth, and fighting people.” Under his “guidance,” China experienced decades of political campaigns: land reform, the Three-Anti and Five-Anti movements,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une 4th, and the 1999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When Jiang Zemin rose to power, he persecuted cultivation groups and endorsed live organ harvesting. He governed through corruption, with officials and citizens engaging in drinking, gambling, prostitution, fraud, and theft. People became morally depraved and acted without fear of heaven or earth, committing evil openly. Social morality collapsed, and malign incidents became frequent. The moral system in Chinese society was thoroughly destroyed by Jiang Zemin’s political gangster group.

(B) Emotions and Lust — The Chief Culprit in Corrupting Society and Ruining People

In today’s society, nothing is more harmful than the words “lust and sexual indulgence.” In officialdom, just look at the high-ranking CCP officials who have fallen from power: almost all of them preach “integrity and dedication to public service” at daytime conferences, yet at night engage in “corruption, bribery, adultery, keeping mistresses, and maintaining concubines.” Ultimately, they all bear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immoral acts they indulged in.

In an era dominated by materialism and a fascination with wealth and beauty, dating shows like If You Are the One have captured the hearts of millions of young women, becoming ratings juggernauts. Media glorification has caused many young people to display a lack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moral awareness, focusing instead on superficial appearances, giving them misguided psychological guidance. Unchecked materialism has led more and more young women to “prefer crying in a BMW to laughing on a bicycle.” Once such content is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it quickly becomes a popular catchphrase among youth, spreading nationwide and even being regarded as a standard for young women in choosing a partner.

Regarding “emotions and lust,” the ancients advocated that “lust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practiced “avoid sexual temptation as you would avoid a sword,” and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clear distinc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Maintaining personal virtue and moral conduc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it forms the foundation of a person’s morality. Once this foundation weakens, individuals become vulnerable to various temptations. Lacking the strength to resist, they easily fall into moral corruption. Especially today, unethical media guidance, distorted social beliefs, and the widespread promotion of indulgent lifestyles make it easy for young people to commit mistakes, only to regret them when it is too late.

Currently, deviations in the arts are at the forefront. Explicit nude paintings, emotionally charged pop songs, sensational novels, films, and television dramas all teach people to indulge in emotions and romantic desires. Popular celebrities continuously radiate this same material of lust, leading people to perceive it as beauty and immerse themselves in it.

Western archaeologists discovered in the murals of Pompeii, a city destroyed by a volcanic eruption, that collective promiscuity and homosexuality were widespread. At that time, Pompeii, with a population of 20,000, had twenty-five brothels. The society-wide indulgence in sexual immorality created pervasive corruption. In 1819, when King Francis I of Naples visited Pompeii with his wife and daughters, he was so ashamed that he immediately closed the exhibition, which remained shut until 2000. Some argue that today’s sexual immorality is even greater, so it doesn’t matter, but this only indicates that contemporary morality has already slipped below Pompeii’s level.

Human history often serves as a mirror. When we see, for example, the fall of King Zhou of Shang in ancient China due to his indulgence in women, or the destruction of Pompeii in the Maya culture due to sexual immorality, we should reflect: might these fallen histories also foretell a tragedy under CCP rule? Perhaps the recent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in mainland China are only the prelude to this tragedy. If people continue to indulge in the glittering, carefree pleasures of the “good life,” danger will approach us step by step.

(C) Fear — The Distorted Psychology That Controls People from Accepting the Truth

Regarding the issue of quitting the CCP, many Chinese people respond 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guidance with avoidance, reluctance to face the truth, ignoring volunteers, refusing to express their intention to quit, and displaying apathy or disdain. Intertwined with deception and fear, many Chinese dare not approach Falun Gong, worried that once they do, something bad might happen. This fear follows them like a shadow. The CCP has embedded this “intimidation” from long-term political campaigns deep into people’s minds, requiring every action to conform to its demands to avoid taking the “wrong side.” This pervasive fear is a manifestation of “Party culture.”

I recall the time I didn’t let my parents watch the video Storms Across the World. What was my mindset then? Fear! Afraid that my family would be pulled into politics — that very fear blocked my parents from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Over the years, during my efforts to guide people to quit the CCP at overseas tourist sites, I repeatedly encountered situations similar to my own past: someone on the verge of quitting would be pulled away by family or friends. Just as I once feared my parents being drawn into politics, these Chinese tourists feared that our volunteers might take away their relatives or friends. In China, lacking “uniformity in thought and values” is terrifying, so Chinese people habitually learn self-restraint and self-filtering, erecting a psychological barrier that distances them from reality and truth.

Another type of fear lingers long after persecution. In my cas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persecution in prison influenced me for years afterward — even the way I folded rags remained the same as in prison. Even after so many years abroad, sometimes when I see police or patrol cars, I still feel fear. The mental trauma from persecution left deep psychological shadows, occasionally resurfacing. This manifests in timidity, avoidance of responsibility, indecision, fear of loss, evasion of problems, and a lack of uprightness and integrity.

(D) Selfishness — How Human Greed Accelerates Moral Decay

Many CCP members are extremely selfish and greedy. On the surface, Party culture claims to “serve the people,” but in reality, it serves the renminbi. High-ranking officials often act driven by personal gain, exploiting power for profit without restraint — through illegal sales of state assets, forced demolition of citizens’ properties, embezzlement of pension funds or disaster relief donations, and even killing to protect their power. In recent years, fallen officials such as Zhou Yongkang, Xu Caihou, Bo Xilai, and Wang Lijun exemplify this.

Regarding “public” versus “private,” CCP culture emphasizes dedicating everything to the Party, requiring individuals to relinquish all personal dignity, ideals, interests, opinions, personality, character, and even con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Party, this is the mark of a “pure” and “noble” person. These grandiose words may sound “selfless,” but in reality, the Party’s interests supersede all else. This is not true selflessness; fundamentally, it is a fallacious doctrine the CCP uses to justify pursuing personal gain under the guise of altruism, reflecting a dehumanizing culture that crushes human nature.

Selfishness is not unique to Party culture, but the Party magnifies and intensifies it. In contemporary mainland China, social deviations and moral decay have rendered people’s thoughts and actions extremely corrupt. Particularly, the decades-lo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child policy” produced a special demographic: only children. Families often lavish care and attention on their single child, while peer competition for survival and success further fosters unhealthy rivalry and self-centeredness —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

Under Party culture, selfishness manifests in every aspect: speaking and acting without regard for others, constantly asserting oneself, striving for fame and profit, claiming others’ benefits, lacking civic-mindedness or empathy, being aggressive, unable to tolerate others’ success, seeking superiority, looking down on others, envying, gossiping, harboring resentment, spreading lies, or even harming others for personal gain. As more people behave this way, society faces a collective moral crisis, which is extremely alarming for a nation with thousands of years of moral tradition like China.

V. Small Stories of Telling the Truth at Work

I often reflect: why did I come abroad? Merely to escape CCP persecution, to live more comfortably, to enjoy freedom and democracy? Clearly, that is not the answer I sought. So, have I fulfilled the commitments I made to my faith? Have I realized my aspiration to tell more people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Yes — that is truly what I want.

The answer is clear, but guiding others to quit the CCP is not easy. Even without the life-threatening risks in China, I still encounter Chinese people deeply poisoned by indoctrination who refuse to hear the truth, adding difficulty. Another challenge is letting go of the self. Guiding others involves frequent setbacks, countless refusals, cold stares, ridicule, verbal abuse, insults, and attacks. If one cannot release these attachments, one remains trapped in the prison of self — clinging to pride, fear of harm, fear of being judged, doubt, fear of hardship, fear of rejection, fear of losing benefits, or fear of losing one’s job. Each of these stubborn fears stems from the self-centered “self” within. To effectively convey the truth to Chinese people, one must continually overcome the self — only then can this path succeed.

Over the years, there have been countless stories in the process of guiding people to quit the CCP. Each stage, job, and environment brings different people and experiences, enriching my life and my experience in guiding others, giving me wisdom and courage to tell the truth.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th often carries a sense of heaviness. I tell myself: since I chose to move forward,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Perhaps I was born for this; perhaps this is my mission.

(A) New Arrival — Working as a Waitress in a Restaurant

To make a living, I first looked for a job in a Chinese neighborhood. At that time, I didn’t have a car, so I found a Hunan restaurant very close to home and started working as a waitress. I didn’t tell them about my education, fearing they might have various thoughts. Later, I heard that even a PhD had worked here before, which made me realize that working in a restaurant overseas wasn’t shameful at all. But at first, I really felt a bit awkward. The first lesson in entering this line of work was to let go of “face.” I thought to myself: for the sake of survival, I cannot care about face; I must endure any hardship.

Working in a restaurant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was so much I didn’t know. The workload was huge; I had to do everything. There was no slowing down; I had to run constantly, and when not running, I had to keep moving.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ere was almost no rest. I couldn’t let the boss notice me stopping, and by the time I got home at eleven or twelve at night, my whole body ached. I didn’t even want to shower — I would just collapse into bed and sleep. The exhaustion was bearable if I gritted my teeth and persisted.

There was a younger waitress, A-Jiao, who constantly scolded me: a small scolding every three minutes, a bigger one every five minutes. When all of these came at once, it became almost unbearable. The high-intensity work, combined with A-Jiao’s constant scolding and complaints to the boss, made me feel like I could be fired any moment. Luckily, it was the Chinese New Year season, so the boss couldn’t easily hire someone else. I kept working, and after a while, my legs and stamina improved.

When extremely exhausted, I could only find a spot in the restroom to rest, cross my legs, and lean back; if someone knocked, I had to get up and continue working. During the hardest moments, I recited Falun Gong Master’s poems in my mind — it was these poems that helped me persevere.

During this period, I could only occasionally give out anti-censorship cards to customers when A-Jiao or the boss wasn’t around; there weren’t many opportunities to tell the truth. Unexpectedly, two months later, the sun seemed to rise from the west: the very waitress, A-Jiao, who had always scolded me, smiled at me for the first time and even pointed to the neighboring Shanghai restaurant, saying, “You should try applying there.” I thanked her for the suggestion and went during the afternoon break. The pay was $50 for nine hours plus tips, and it was reported for taxes —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I changed jobs that very day, and upon leaving, I hurriedly thanked A-Jiao; it seems that spending time with someone naturally builds some af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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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ttling In — The Restaurant Becomes a Window for Telling the Truth

The Shanghai restaurant’s owner was an overseas-born Chinese who didn’t speak Chinese, only English. The owner’s wife was from Taiwan. The restaurant was mainly managed by the owner, who was usually present during the day; the wife only came in the evenings with friends. There was a TV in the restaurant for customers to watch, and I often tuned it to New Tang Dynasty (NTD) Television. The owner’s wife didn’t want me to play it, fearing it would affect her business. So I took advantage of the owner’s presence during the day, since he didn’t understand Chinese, giving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ruth-telling programs.

The head chef, Xiao Jin, was upright and often watched NTD. It was easy to talk to him about the truth and guide him to quit the CCP. Another chef, Xiao Ning, was quite different — he looked down on waitstaff and frequently said inappropriate, insulting things. My fellow waitress, Sandy, from Guangdong, a mother of four, would comply with Xiao Ning to avoid his insults, giving him massages and rubbing his shoulders. As a result, Xiao Ning rarely targeted her, and his ire was usually directed at me.

Sandy was even fiercer than A-Jiao, often bullying others, assigning the dirty and heavy tasks to me, taking credit for good deeds, and blaming me or a new waitress for mistakes. She also frequently switched channels immediately after I played NTD, despite my repeated explanations about why the channel should be shown. She even threatened to tell the owner’s wife.

I later learned that Sandy had worked at the Hunan restaurant I had left, along with A-Jiao; they had a bitter rivalry, which explained why A-Jiao had been “so nice” to me. I realized nothing is accidental — in a new environment, I still had to do what was right.

Once, when the owner was away, Sandy got into an argument with customers over a serving issue. Many customers were alarmed by her loud voice and turned to look at her. Fearing loss of face, she unfairly shifted responsibility onto me, publicly scolding me in front of a dozen customers. I stayed composed, apologized to the customers, and peacefully resolved the situation, which angered Sandy even more. I didn’t report the incident to the owner, but she worried I might and often greeted me with anger, gossiping about me with Xiao Ning. Not long after, the owner’s wife fired Sandy for stealing tips. Customers began praising me, and the owner’s wife gradually allowed me to play NTD, giving me more opportunities to tell the truth to Chinese tourists.

Seeing Sandy leave, A-Jiao next door started envying me, often coming over to chat. She complained that her current job was tiring, she had to constantly watch the owner’s wife’s mood, and she might get fired at any time. I could only empathize and console her.

In this restaurant, I often encountered tour guides bringing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Some guides didn’t pay for meals, and some requested kickbacks from staff. Gradually, I became familiar with the guides’ business — tiring and shady work. However, when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guides often unintentionally helped me, which made it much easier to speak out.

One day in May 2012, a group of corpulent-looking officials from Henan visited. NTD was showing the truth about Wang Lijun’s escape to the U.S. consulate. From a distance, I heard the lead guide cursing NTD. Worried that his words would influence the tourists, I went over to intervene.

I approached confidently, and in front of the table, I slowly and smilingly said: “These are senior officials. It’s rare for you to travel overseas, away from mainland China. It’s a good thing for you to understand truths you cannot see at home.” I then looked at the others at the table and said, “I didn’t watch NTD before, but now I see many truths. Didn’t people say that ‘rumors are far-ahead predictions,’ right?” Observing their reactions, some smiled and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me. I continued: “Overseas is a free society…” Before I could finish, the guide angrily interrupted: “Are you Falun Gong?” I immediately responded with a smile: “What’s wrong with Falun Gong? They are good people, persecuted for over ten years in China. Falun Gong is present in over 100 countries, and many people only learn the truth after going abroad. There was no self-immolation — it was fabricated by the CCP to persecute Falun Gong!” They were stunned, having not expected such a sensitive topic to arise during a meal.

Everyone ignored the guide and listened. I continued: “The escape of Wang Lijun to the U.S. consulate is no small matter. After February 6, Bo Xilai was removed on March 15. Greater power struggles are inevitable. Next is Zhou Yongkang, followed by Zeng Qinghong and Jiang Zemin. They are all connected. The CCP never hesitates in its oppression. As officials in China, the Party wouldn’t tell you this, so you must see it abroad — this concerns the potential downfall of the CCP!”

Observing their reactions, I added more, introducing information about quitting the Party: “Over 100 million Chinese have already quit the Party, the Youth League, or the Young Pioneers — seeing the CCP’s wrongdoing, they don’t want to take the blame.” The guid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but said nothing. I returned to my previous point: “Overseas, we are all one family. It’s free, clean air, a free society, with the truth everywhere. Watch TV, read newspapers, see the truth, and share it with your relatives and friends at home — it broadens knowledge.”

To prevent the guide from interfering, I gestured and said: “Take your time, order slowly, enjoy your meal. There’s plenty to see here; your guide knows best, so let them show you around.” I then reported the dishes, smoothly redirecting the conversation. While carrying tea and dishes, I found more opportunities to speak to them or hand out anti-censorship cards for internet access, which guests usually accepted.

Although I told the truth, few actually chose to quit on the spot. Sitting together, everyone was cautious. Individual conversations would have been more effective.

During this period, I gradually gained experience in telling the truth. In a busy restaurant, one must remain confident, always smile, and be alert to everything. In confrontational situations, handling things well avoids awkwardness; if handled poorly, it can affect me. Opponents rarely smile, so I must maintain mine — it’s crucial. Remaining calm, even with a racing heart, helps defuse situations gracefully. After a few experiences, it became manageable. Later, at tourist sites, I encountered similar confrontations, initially very difficult, but gradually things turned around.

In the restaurant, the truth I shared mostly included Falun Gong persecution, its spread to over 100 countries, and the fabricated nature of the Tiananmen self-immolation. I rarely mentioned organ harvesting, as I didn’t want to disturb diners’ appetites.

The environment didn’t allow for long discussions. I had to seize every opportunity to speak and hand out anti-censorship cards, preparing them daily. Even when tourists discussed NTD programs while eating, despite initial resistance, their minds were still impacted and often shocked. At the time, it was shortly after the Wang Lijun incident, so many were curious. The restaurant, equipped with NTD, became a unique window for mainland tourists to access the truth.

(3) Getting the Hang of It — How Righteous Media Paved the Way for Encouraging Renunciations

Later, I went to a third restaurant, a small xiaolongbao (soup dumpling) shop. Coincidentally, on the day of the interview, I noticed that the owner looked very familiar. I just couldn’t remember where I had seen him before. Then he suddenly recalled and said, “Weren’t you outside the supermarket a couple of days ago telling me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I replied, “Oh, now I remember — it’s you!” It turned out that he was indeed the owner of this restaurant. What a coincidence! The owner was very straightforward — no formal interview was needed, and I got the job immediately.

Although the restaurant was small, its location was excellent. It was right next to a high-end hotel, and many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would come here for breakfast through the hotel’s side entrance. I took full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the truth and hand out informational cards. Working at this restaurant gave me even more chances to tell the truth. The owner was usually not there, and the other waitstaff gradually renounced the Party as well. I could manage my work and truth-telling at the right pace, without anyone interfering.

Unlike the Shanghai restaurant, which had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this small xiaolongbao shop had The Epoch Times newspapers. I often used The Epoch Times to share the truth. Some customers picked it up while waiting for their meals; some read while eating; others took it onto the tour bus to continue reading. Several copies were shared among people, and the more they read, the more discussions arose — which gave me a natural way to continue talking.

I would say: “Overseas, people read The Epoch Times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No one reads the People’s Daily here; they read The Epoch Times. Why? Because it dares to tell the truth. Traveling abroad gives you the chance to see news you can’t see in China — it definitely broadens your knowledge.”

Some people would ask, “Isn’t The Epoch Times run by Falun Gong?” I would use this question to explain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I said: “You might not know — Falun Gong is remarkable. People practice it in over a hundred countr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ged the so-called ‘self-immolation in Tiananmen’ to frame Falun Gong and has persecuted it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the persecution hasn’t stopped. Falun Gong is Falun Gong, and The Epoch Times is The Epoch Times — they are not the same thing. But The Epoch Times is the largest global Chinese-language media, published in over thirty countries in more than ten languages. It is also the most courageous in reporting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That’s the relationship.”

Many people would listen to this logical and well-supported explanation and not ask further questions. For such individuals, it was usually easy to follow up and help them renounce the Party.

Sometimes, when customers were too many and I was busy, I would point to the front page of The Epoch Times showing the number of people renouncing the Party while delivering dishes. This allowed me to directly introduce the topic and encourage renunciations. In short, these overseas righteous media were paving the way for me to tell the truth. Even without printed materials at hand, using these media made my truth-telling much more powerful, providing many convenient opportunities. It became something I could handle with ease and confidence.

(4) Taking It to the Next Level — The Jewelry Store as an Ideal Environment for Sharing the Truth

One day in June 2012, I was working at the restaurant as usual, sweeping the entrance, when I happened to run into the owner’s wife of a nearby antique shop. She had eaten at our restaurant before and knew me, and she said that one of their employees was going back to China and they needed someone to take over, mainly for sales. She asked if I wanted the job. I was delighted! I had actually tried to find work there before, but the owner at that time said they didn’t need anyone. Now the opportunity had come, so I quickly agreed. After taking care of the restaurant’s follow-up matters, I started working at the antique shop.

Unlike the very down-to-earth environment of a restaurant, the antique shop had a distinctly classical atmosphere — no smell of food, only the scent of books, with a strong artistic ambiance. It felt wonderfully refreshing! In a space larger than the two Shanghai restaurants combined, everything from huanghuali wood, black and purple sandalwood, red sandalwood, antiques from various dynasties, furniture, porcelain, jade, calligraphy, paintings, jewelry, coral, to Buddhist statues could be seen. Everything exuded a rich sen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ix months later, the owner transferred the antique shop and soon opened a jewelry and jade store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high-end hotel next to the xiaolongbao restaurant, appointing me as the store manager. The owners visited occasionally, but usually I worked alone. At this jewelry store, I frequently encountered well-known directors, actors, politicians, and many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staying nearby. So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were also held there. This environment provided me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renounce the Party; it was an ideal setting for sharing the truth. Here, I met many “predestined” individuals who could listen in a relaxed and comfortable atmosphere while browsing. Normally, I would not have had the chance to reach them, but here I could, and as long as they were willing to listen, I could explain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more thoroughly.

I usually introduced the jewelry while chatting with customers. I would make casual conversation, asking, “Are you here on vacation? Judging by your accent, you must be from [place], right?” Customers would usually confirm that I guessed correctly. Then they would ask me about myself: where I was from, how long I had been abroad, whether I came for work or study, and so on. I would answer honestly, explaining where I came from and why I was in this country. In this way,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naturally came up, and the other party would not feel I had any ulterior motive or that it was awkward, because they initiated the questions. It was much easier for them to accept.

In March 2014, a woman in her sixties from Shenyang came to the store. She looked energetic and graceful. During our conversation, she mentioned that she had worked in the Shenyang Armed Police. I played for her a recording of a mainland Chinese armed police officer witnessing live organ harvesting, and she found it very convincing. She also said she had traveled to Switzerland and discovered a Chinese edition of Zhuan Falun in a small inn. She finished reading it that same day, took it back to China, and later brought it overseas. She added that she had practiced meditation for eight years and had always believed in spiritual teachings. After hearing me explain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she said with clarity: “I’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what Falun Gong is about, and now I finally understand. Coming to your store today was really worth it.” I happily responded: “Auntie, you truly have a connection with the Dharma. Not everyone happens to discover a Chinese Zhuan Falun in a Swiss inn.” She nodded repeatedly. Though she was already in her sixties, at that moment she looked like a child, her face beaming with the happiness of understanding the truth. She decisively renounced the Party.

One day, two men came into the store. One was a taller, well-built man in his sixties, looking familiar, and the other, younger by about ten years, seemed to be his assistant. The older man browsed for a while and chose a jade Buddha statue and two jade bracelets as gifts for his daughter. The jade Buddha had many veins on the front and decent quality, but the back was dark, vastly less appealing, so its price was low and it had remained unsold for a long time.

I heard the assistant repeatedly calling him “Director,” so I asked the older gentleman, “What line of work are you in? You look distinguished — a professor at some university, perhaps?” The assistant answered for him: “We are from [XX] Hospital.” The word “Director” and “Hospital” suggested a particular background. In my memory, this hospital was involved in live organ harvesting. I continued chatting with them, explaining why I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haring the truth about Falun Gong, showing him images of the spread of the Dharma on my iPad. They listened attentively, and naturally I needed to address the unavoidable topic of live organ harvesting.

I said: “Sir, if you are the director, you must have heard of live organ harvesting, right?” He didn’t respond. I continued: “Whether or not you were directly involved in harvesting organs from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s the director of the hospital, you bear responsibility! This is a serious matter, and in the future, you cannot avoid accountability. Please ensure that the truth you know is revealed, and that the organ harvesting at your hospital stops immediately.” He said: “I am retired; I’m no longer responsible for the hospital.” I replied: “But your colleagues and subordinates are still working there. You must ensure they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se crimes. The world condemns thi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re investigating. Your hospital is on the list! Persecuting Falun Gong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a crime of genocide! Like Nazi war criminals, no excuse can exempt participants from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Everyone involved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Later, I looked him up online and discovered that he was indeed a doctor directly involved in live organ harvesting, having trained many so-called elites in the field of transplantation. Under his leadership, his hospital conduc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transplant operation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he had been the director and even prioritized transplantation as a key specialty. After 2000, the number of transplants increased rapidly, exceeding 500 by 2005, until live organ harvesting was exposed. His hospital was later recognized as qualified to perform transplant surgeries.

During those days, I felt deeply unsettled. A man who appeared dignified and kindly was actually complicit in the machinery persecuting Falun Gong. No wonder he said little when the topic of live organ harvesting came up. The fact that he bought a Buddha statue showed he still had a good heart, but learning his background revealed a huge contrast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the reality.

I couldn’t help but reflect: Everyone has a good side. But when a person has committed grave evil, Heaven still repeatedly gives them opportunities to hear the truth. Yet as the revelation of truth approaches, such opportunities become fewer and fewer. I hope he can turn himself in, renounce the darkness, report the crimes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vestigating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and seek redemption. That is the only path forward. It remains uncertain whether he will still have that chance.

(To be continued)

Zeitgenössisches Heldengedicht „Neun Kommentare“ – Erste Auszeichnung beim Wettbewerb: Der Weg eines „Post-80er“ zur Austrittserklärung aus der Partei
Autor: Xi Qing

Vorwort:

1. Das erste Mädchen, dem ich half, die Partei zu verlassen, wurde später unsere „Kupplerin“
2. Die stürmischen Erfahrungen beim Parteiaustritt während der Schulzeit
   (a) Das Verständnis der Falun-Gong-Wahrheit ließ mich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vollständig durchschauen
   (b) Während der Universität öffentlich aus der Partei auszutreten, brachte Drohungen und Einschüchterungen durch die Schule mit sich
   (c) Allein aus der Partei auszutreten – das ganze familiäre Gewicht lastete auf mir, wie eine Wiederholung der Kulturrevolution
3. Die Wahrheit über den Austritt verbreiten – in Gefangenschaft die Menschlichkeit erkennen
4. Reflektion – über die gedankliche Vergiftung junger Menschen durch die Parteikultur
5. Kleine Geschichten über das Erzählen der Wahrheit bei der Arbeit
6. Austritt in Übersee – eine große Bühne
7. Schlussw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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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flektion – Über die gedankliche Vergiftung junger Menschen durch die Parteikultur

Von dem Moment an, als ich illegal inhaftiert wurde, nahm ich mir heimlich vor: Wenn ich die Gelegenheit hätte, aus diesem Gefängnis zu entkommen, würde ich das Land verlassen. Ich wollte meine Jugend und Zukunft nicht in einem Land verschwenden, das jederzeit Gefahr von Fesselung und Unterdrückung birgt. Außerdem schien im Schicksal noch etwas auf mich zu warten, das ich tun sollte. Einige Monate nach meiner Entlassung, mit Hilfe von Freunden, gelangte ich schließlich in ein freies Land im Ausland. Während ich aus dem Flugzeug auf die darunter liegenden Bergketten und Flüsse blickte, war ich von gemischten Gefühlen erfüllt. Ich reiste in eine Welt der Freiheit, doch verließ ich das Land, das mich geboren und großgezogen hatte. Wann würde ich meine Familie und mein Heimatland wiedersehen? Der Schmerz des Abschieds, die Tränen in den Augen – es war wahrlich „ein Trauerlied zum Weinen, ein Blick in die Ferne als Rückkehr“.

Im Ausland kam ich fast mittellos an und musste täglich hart arbeiten, um über die Runden zu kommen. Identitätsfragen, Schwierigkeiten bei der Fortbewegung, wechselnde Jobs, kulturelle Unterschiede zwischen Ost und West – all diese neuen Herausforderungen trafen mich nacheinander. Lange Zeit konnte ich mich nicht an dieses Leben gewöhnen und spürte erstmals den Druck, meinen eigenen Lebensunterhalt zu sichern. Trotz vieler Jahre Schulbildung konnte ich mein Wissen draußen kaum anwenden; innerlich fühlte ich mich sehr enttäuscht. In dieser Zeit begann ich, mich selbst zu reflektieren. Warum fühlte ich mich in der westlichen Zivilgesellschaft so fremd und fehl am Platz? Ich begann, die „Parteikultur“ zu analysieren.

Ich gehöre zur Post-80er-Generation. Wir wuchsen von Geburt an in der „vergifteten“ Atmosphäre der Parteikultur auf. In der Schule lernten wir nicht die traditionellen Werte wie „Menschlichkeit, Gerechtigkeit, Etikette, Weisheit, Treue“, sondern „Marxismus-Leninismus, Mao-Zedong-Ideen, Deng Xiaopings Theorien und die Drei Vertretungen“. Bevor ich in die freie Gesellschaft kam, war mein Verständnis der Parteikultur sehr oberflächlich. Ich dachte, Parteikultur bestehe nur aus den „großartigen, glorreichen, richtigen“ Aussagen einiger Parteimitglieder oder Begriffen wie „harmonische Gesellschaft“ – nichts, was mich persönlich betreffen würde. Tatsächlich war dem nicht so.

Die sogenannte Parteikultur bezeichnet genau die Denkweisen, Sprachsysteme und Verhaltensmuster, die auf den Wert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basieren. Sie ist ein riesiges, äußerst komplexes, durchdringendes Gebilde, das sich in jede Äußerung, jede Handlung, jeden Gedanken und jedes Gefühl der Menschen einschleicht. Jede Bewegung, jedes Gesichtsausdruck, jeder Blick, jede Haltung, jedes Wort offenbart sie. Viele meiner Schwierigkeiten im Ausland resultierten aus dem Zusammenprall zwischen der gewohnten Parteikultur und der westlichen Zivilisation.

Tatsächlich spürte ich die zivilisierte Seite der westlichen Gesellschaft sofort nach meiner Ankunft: Auf den Straßen hörte man kaum Autohupen, überall war es ruhig und sauber. Die Menschen sprachen freundlich miteinander, es gab kein Lärmen, alles war sehr geordnet, und die Menschen lebten in Sicherheit und Wohlstand. Außerdem war Hilfsbereitschaft eine Selbstverständlichkeit, was uns Chinesen, die gerade angekommen waren, fremd vorkam. Ich erlebte hier, was eine harmonische Gesellschaft wirklich bedeutet.

Mit den Jahren wurde mir immer klarer, wie schädlich die Parteikultur für Menschen und Gesellschaft ist, insbesondere für die junge Generation in China. Ich empfand es als sehr notwendig, darüber zu sprechen.

(a) Atheismus – Das Abschneiden der moralischen Wurzeln der Chinesen

Jedes Mal, wenn ich den Abschnitt „Neunter Kommentar – Über die Zerstörung der nationalen Kultur durch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aus Neun Kommentare über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lese, bin ich tief bewegt. Wer unter der Herrschaft der KPCh lebt, entwickelt unweigerlich diese „Parteikultur“, die sämtliche Bereiche der Gesellschaft, Kultur, Politik und Wirtschaft durchdringt. Die Menschen nehmen sie als selbstverständlich hin, sodass sie scheinbar „natürlich und legitim“ im Alltag verankert ist.

Heute vertrauen die meisten jungen Menschen nur sich selbst und nicht an Götter oder Buddhas – dies ist das Ergebnis der langjährigen Indoktrination durch die KPCh mit ihrem „Atheismus“. Der Atheismus ist die schädlichste Form der Parteikultur.

Denn wenn die Menschen an Götter glauben, Buddhas respektieren und wissen, dass „über dem Kopf drei Fuß göttliche Wesen wachen“ und an das Prinzip von „Belohnung und Bestrafung“ glauben, dann wagen sie es nicht, Böses zu tun, besonders keine großen Verbrechen. Diese Selbstkontrolle sorgt dafür, dass die gesellschaftliche Moral auf einem gewissen Niveau erhalten bleibt.

Doch dann kam Mao Zedong und sagte: „Es ist unendlicher Spaß, gegen den Himmel, gegen die Erde, gegen die Menschen zu kämpfen.“ Unter seiner „Lehre“ erlebte China über Jahrzehnte ununterbrochene politische Bewegungen: Bodenreform, Kampagnen wie die „Anti-Right-Bewegung“, die Kulturrevolution, das Massaker vom 4. Juni, die Verfolgung von Falun Gong ab 1999 …

Unter Jiang Zemin verschärfte sich die Verfolgung spiritueller Gruppen, einschließlich Organraubs. Mit Korruption nach dem Motto „heimlich reich werden“ verwahrloste die Gesellschaft; Beamte und Bürger gaben sich Ausschweifungen, Betrug und Gewalt hin. Das menschliche Herz verfiel, bösartige Ereignisse nahmen zu, die Gesellschaft geriet in Krise. Das moralische System Chinas wurde von der politischen „Gangsterbande“ unter Jiang Zemin zerstö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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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egierde und Sex – Die Hauptursache für den moralischen Verfall und die Zerstörung von Menschen

In der heutigen Gesellschaft ist das Gefährlichste wohl die „Lust“. Werfen wir einen Blick auf die gefallenen Spitzenbeamten der KPCh: Tagsüber predigen sie auf Konferenzen Tugendhaftigkeit und Selbstlosigkeit, nachts jedoch verfallen sie Bestechung, Untreue, Affären und die Unterhaltung von Mätressen. Letztlich tragen sie selbst die Konsequenzen ihrer Ausschweifungen.

In einer Zeit, in der Materialismus und das Ideal von „reich, schön und jung“ vorherrschen, fesseln TV-Sendungen wie If You Are the One Millionen junger Frauen. Durch mediale Überhöhung zeigen junge Menschen oft Mangel an moralischem Bewusstsein, und die Aufmerksamkeit richtet sich verstärkt auf äußere Erscheinungen, wodurch falsche psychologische Leitbilder entstehen. Der ungebremste Materialismus führt dazu, dass immer mehr junge Mädchen „lieber in einem BMW weinen, als auf einem Fahrrad zu lachen“. Solche Inhalte verbreiten sich schnell in der Jugendkultur, werden zu landesweiten Schlagworten und gelten sogar als Maßstab bei der Partnerwahl.

In Bezug auf „Begierde und Sex“ lehrten die Alten: „Alles Böse beginnt mit Unzucht“; ihre Praxis war „Sex meiden wie ein Schwert meiden“ und sie hielten an der Geschlechtertrennung fest. Reinheit und Selbstkontrolle sind die Grundlage der Moral; wenn diese Basis geschwächt wird, geraten Menschen in Gefahr, sind leichter Versuchungen ausgesetzt und können moralisch verfallen. Besonders in der heutigen Zeit, mit schädlicher medialer Beeinflussung und gesellschaftlicher Dekadenz, ist es für junge Menschen leicht, Fehltritte zu begehen – und oft ist die Einsicht zu spät.

Besonders die Kunstszene geht hier voran: Nacktdarstellungen, leidenschaftliche Popmusik, vielfältige Romane, Filme und Serien vermitteln Gefühle und Liebe. Berühmte Persönlichkeiten verbreiten diese erotische Botschaft und lassen die Menschen darin schwelgen.

Archäologen entdeckten in Pompeji, das durch einen Vulkanausbruch zerstört wurde, Wandmalereien, die exzessive Sexualität und Homosexualität zeigen. In der 20.000-Einwohner-Stadt gab es 25 Bordelle – gesellschaftliche Ausschweifung führte zu Sünde und Untergang. 1819 besuchte König Franz I. von Neapel mit Familie die Pompeji-Wandmalereien, schämte sich und ließ die Ausstellung sofort schließen – erst 2000 wurde sie wieder geöffnet. Einige behaupten, heutige Gesellschaft sei noch sexuell ausschweifender, doch dies zeigt vielmehr, dass die moralische Grundlage bereits unter das Niveau von Pompeji gefallen ist.

Die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ist oft ein Spiegel: Wenn wir sehen, wie Chinas alter König Zhou wegen ausschweifender Lust unterging oder die sexuelle Ausschweifung in Pompeji deren Untergang brachte, sollten wir erkennen, dass dies auch ein Vorzeichen für die Tragödien unter der Herrschaft der KPCh sein könnte. Vielleicht sind Naturkatastrophen und menschliche Unglücke in China in den letzten Jahren nur der Anfang dieser Tragödie. Wenn die Menschen weiterhin in Scheinwohlstand, Partys und Vergnügungen schwelgen, nähert sich die Gefahr Schritt für Schritt.

(c) Angst – Die verzerrte Psychologie, die Menschen davon abhält, die Wahrheit anzunehmen

Bei der Frage der „drei Austritte“ (Dreifacher Austritt aus Partei, Jugendverband und Pionierorganisation) zeigen viele Chinesen gegenüber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eine auffällige Distanz. Sie meiden die Wahrheit, ignorieren die Freiwilligen, wollen sich nicht äußern und wirken gleichgültig oder verächtlich. Unter dem Einfluss von Lügen, Täuschung und Furcht wagen die Menschen nicht, sich mit Falun Gong auseinanderzusetzen, aus Angst, dass dies negative Konsequenzen haben könnte.

Diese Angst ist wie ein Schatten, der einen begleitet. Die KPCh hat die „Menschen brechen“ aus langjährigen politischen Bewegungen tief in die Gedanken der Menschen eingeschrieben. Jede Handlung muss den Anforderungen entsprechen, um nicht auf der falschen Seite zu stehen – dies ist ein Ausdruck der „Parteikultur“.

Ich erinnere mich daran, dass ich meinen Eltern früher nicht erlaubte, die DVD Wind und Regen über das Land anzusehen. Mein Motiv war Angst! Ich fürchtete, dass sie politisch vereinnahmt würden. Ähnlich erlebe ich auch heute noch, dass Besucher an touristischen Orten kurz davor sind, „drei Austritte“ zu vollziehen, aber von Familie oder Freunden abgehalten werden. Diese Furcht entspricht genau meiner damaligen: In China ist es äußerst beängstigend, „abweichende Gedanken oder Werte“ zu haben. Daher lernen die Menschen, sich selbst zu kontrollieren, Informationen zu filtern und eine Barriere zwischen sich und der Realität zu errichten.

Eine weitere Form von Angst ist die bleibende Furcht nach erlittenem Unrecht. Ich selbst habe durch die Verfolgung im Gefängnis noch Jahre später geprägt gehandelt, z. B. beim Falten von Tüchern. Auch nach vielen Jahren im Ausland fühle ich manchmal Angst, wenn ich Polizisten oder Streifenwagen sehe. Diese psychischen Narben äußern sich in Schüchternheit, Verantwortungsvermeidung, Furcht, Egoismus und mangelndem Selbstvertrauen – das Gegenteil von einem aufrechten, mutigen Men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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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goismus – Die Verstärkung menschlicher Gier und der beschleunigte moralische Verfall

Viele KPCh-Mitglieder sind extrem egoistisch und gierig. Die Parteikultur tarnt sich mit dem Schein „Für das Volk dienen“, während sie in Wahrheit „dem Renminbi dienen“. Hohe Beamte verfolgen ausschließlich ihre eigenen Interessen, nehmen private Vorteile, missbrauchen Macht, kaufen staatliches Eigentum illegal, reißen privates Eigentum weg, plündern Sozialfonds oder Hilfsgelder und schrecken nicht davor zurück, für Macht zu töten. Beispiele dafür sind die gestürzten Funktionäre Zhou Yongkang, Xu Caihou, Bo Xilai oder Wang Lijun.

In der KPCh wird „Öffentlichkeit“ betont, während alles persönliche dem Wohl der Partei zu dienen hat: Würde, Ideale, Interessen, Meinungen, Persönlichkeit, Gewissen – alles muss zugunsten der Partei geopfert werden. Dieser hochtrabende, scheinbar selbstlose Anspruch dient in Wahrheit nur der Machterhaltung und ist keine echte Selbstlosigkeit. „Egoismus“ ist also nicht originär parteiintern, wird aber durch die Parteikultur stark verstärkt.

Die gesellschaftliche Mutation in China, der moralische Verfall und die Umsetzung der Ein-Kind-Politik haben die junge Generation zu einem besonderen Produkt gemacht: Einzelkinder, verwöhnt und stark auf Konkurrenz ausgerichtet. Unter der Parteikultur äußert sich Egoismus in allen Bereichen: rücksichtsloses Verhalten, Betonung des eigenen Vorteils, Gier nach Ruhm und Besitz, Missachtung öffentlicher Moral, Neid, Lügen, Betrug, das Schädigen anderer für den eigenen Vorteil. Dies führt zu einer kollektiven moralischen Krise, die für eine Nation mit tausendjähriger Tradition besonders gefährlich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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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nf – Kleine Geschichten der Wahrheitsvermittlung am Arbeitsplatz

Oft fragte ich mich: Warum bin ich überhaupt ins Ausland gegangen? Nur um der Verfolgung zu entkommen, ein besseres Leben zu haben, Freiheit und Demokratie zu genießen? Das war es offensichtlich nicht. Viel wichtiger war, mein damaliges Versprechen an meinen Glauben einzulösen und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an mehr Menschen weiterzugeben – das war es, was ich wirklich wollte.

Doch das Austreten ist keineswegs einfach. Selbst in der Freiheit des Auslandes trifft man auf viele Chinesen, die tief indoktriniert sind und die Wahrheit nicht hören wollen. Ein weiteres Hindernis ist das eigene Ego: Ablehnung, Spott, Beschimpfungen, Beleidigungen, Versagen und Rückschläge sind häufig. Wer an seinem Stolz, seiner Angst vor Ablehnung, Verlust oder Arbeit festhält, wird nicht über sich selbst hinauskommen.

Nur wer diese inneren Blockaden überwindet, kann anderen die Wahrheit vermittel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habe ich unzählige Erfahrungen gesammelt – in verschiedenen Arbeitsphasen, Umgebungen und Begegnungen. Diese Erfahrungen haben mein Leben bereichert und meine Fähigkeiten zur Wahrheitsvermittlung gestärkt. Gleichzeitig empfinde ich oft eine Schwere: Ich sage mir, dass, wenn ich diesen Weg gewählt habe, es keinen Rückweg gibt. Vielleicht wurde ich dafür geboren, vielleicht ist es meine Mission.

(a) Frisch angekommen – Ich arbeite als Kellnerin im Restaurant

Um über die Runden zu kommen, suchte ich zunächst im Chinatown-Bereich nach einem Job. Damals hatte ich kein Auto und fand ein kleines Hunan-Restaurant ganz in der Nähe, in dem ich als Kellnerin anfing. Ich erzählte ihnen auch nicht von meinem Bildungsabschluss, aus Angst, sie könnten Vorurteile oder falsche Vorstellungen haben. Später erfuhr ich, dass sogar ein Doktor vorher hier gearbeitet hatte – da merkte ich, dass es nichts Beschämendes ist, im Ausland in einem Restaurant zu arbeiten. Anfangs war es mir trotzdem etwas unangenehm; man muss zuerst sein „Gesicht“ ablegen, bevor man in diesem Job bestehen kann. Ich dachte mir: Für das Überleben darf man keinen Stolz haben – alles, sogar harte Arbeit, muss man aushalten.

Als ich das erste Mal im Restaurant arbeitete, verstand ich vieles nicht. Die Arbeitsbelastung war sehr hoch, man musste alles tun, und man konnte keinen Moment nachlassen. Man musste ständig laufen; selbst wenn man mal nicht rannte, musste man die ganze Zeit unterwegs sein. Nach einem langen Arbeitstag hatte man keine Pause, durfte nicht vor der Chefin stehen bleiben – den ganzen Tag war man schweißgebadet und erschöpft. Nachts um elf oder zwölf Uhr kam ich nach Hause, völlig erschöpft und mit schmerzenden Gliedern. Manchmal wollte ich nicht einmal duschen, sondern legte mich einfach hin und schlief tief und fest. Die Erschöpfung konnte man ertragen, man biss die Zähne zusammen und machte weiter.

Es gab dort eine Kellnerin namens Ajiao, ein paar Jahre jünger als ich. Jedes Mal, wenn sie mich sah, fing sie an zu schimpfen – alle paar Minuten ein kleiner Vorwurf, alle fünf Minuten ein größerer. Wenn das alles gleichzeitig auf mich einprasselte, war es schwer zu ertragen. Die hohe Arbeitsintensität, der ständige Druck und Ajiaos ständige Kritik – dazu die Angst, die Chefin könnte mich rausschmeißen – machten die Arbeit anfangs sehr belastend. Glücklicherweise war gerade Neujahrszeit, und es war zu spät, neue Leute einzustellen, also blieb ich weiterhin im Job. Nach einiger Zeit wurden meine Beine schneller und ich gewöhnte mich an den Rhythmus.

Wenn mein Körper besonders müde war und ich eine Pause brauchte, suchte ich manchmal im Badezimmer einen Platz zum Ausruhen, setzte mich hin, verschränkte die Beine – aber sobald jemand klopfte, musste ich sofort wieder raus und weiterarbeiten. In den schwierigsten Momenten half mir, dass ich im Kopf die Gedichte des Falun-Gong-Meisters rezitierte; sie gaben mir Kraft, durchzuhalten.

Während dieser Zeit konnte ich nur gelegentlich heimlich den Gästen kleine Informationskarten über Falun Gong geben – wirkliche Gespräche über die Wahrheit waren kaum möglich. Doch nach etwa zwei Monaten geschah etwas Unerwartetes: Ajiao, die mich bisher ständig schimpfte, lächelte eines Tages plötzlich freundlich zu mir und deutete auf das benachbarte Shanghai-Restaurant: „Die suchen Personal, probier doch dort dein Glück.“ Ich bedankte mich für ihren Hinweis und ging am Nachmittag hin. Das Gehalt dort betrug neun Stunden 50 Dollar plus Trinkgeld, alles ordnungsgemäß versteuert, und die Bedingungen waren besser als zuvor. Noch am selben Tag wechselte ich den Job und verabschiedete mich von Ajiao – nach einiger Zeit des Zusammenlebens war doch eine gewisse Verbundenheit entstanden.

(b) Schritt für Schritt – Das Restaurant wird ein Fenster zur Wahrheit

Der Besitzer des Shanghai-Restaurants war im Ausland geborener Chinese und sprach kein Chinesisch, nur Englisch. Die Besitzerin kam aus Taiwan. Das Restaurant wurde hauptsächlich vom Besitzer geleitet, der tagsüber meist anwesend war, während die Besitzerin abends manchmal mit Freunden zum Essen kam. Im Restaurant gab es einen Fernseher für die Gäste, und ich stellte oft auf den Kanal von New Tang Dynasty Television (NTD) um. Die Besitzerin wollte nicht, dass ich den Sender einschalte, aus Angst, es könnte ihr Geschäft beeinträchtigen. Tagsüber, wenn der Besitzer anwesend war, schaltete ich den Sender ein, schließlich verstand er es ohnehin nicht. So hatten viele Festlandchinesen die Möglichkeit, die Wahrheitsprogramme von NTD zu sehen.

Der Küchenchef Xiao Jin war ziemlich korrekt und schaute auch die Epoch Times von NTD; es war daher leicht, ihm die Wahrheit zu erklären und ihn zur „Dreifach-Austritt“-Entscheidung (aus Partei, Liga und Jugendverband) zu bewegen. Ein anderer Koch, Xiao Ning, war dagegen viel schwieriger: Er verachtete die Kellner und äußerte oft beleidigende und respektlose Bemerkungen. Meine Kollegin Sandy, ebenfalls Kellnerin und Mutter von vier Kindern, gehorchte Xiao Ning aus Angst vor seinen Beschimpfungen und ließ sich von ihm massieren oder bedienen, um Ärger zu vermeiden. Daher richtete sich sein Ärger meist gegen mich.

Sandy war noch schärfer als Ajiao und genoss es, andere zu schikanieren. Schmutzige und anstrengende Arbeiten musste ich erledigen, während gute Aufgaben sie selbst bekam. Fehler wurden mir und einer neuen Kellnerin angelastet. Sie schaltete oft sofort weg, wenn ich NTD einschaltete, und drohte, die Besitzerin zu informieren. Später erfuhr ich, dass Sandy zuvor im Hunan-Restaurant gearbeitet hatte, in dem auch Ajiao war, und dass sie sich dort heftig gestritten hatten. Kein Wunder, dass Ajiao zu mir so „nett“ war. Trotzdem dachte ich, dass nichts zufällig geschieht – auch in der neuen Umgebung musste ich meine Aufgaben gewissenhaft erfüllen.

Einmal, als der Besitzer nicht da war, geriet Sandy wegen eines Servierproblems mit einem Gast in Streit. Viele Gäste waren von ihrer lauten Stimme eingeschüchtert und sahen zu ihr. Aus Angst, das Gesicht zu verlieren, schob sie die Schuld auf mich und schimpfte vor über einem Dutzend Gästen. Ich bewahrte Ruhe, entschuldigte mich bei den Gästen und konnte den Vorfall friedlich lösen. Sandy war darüber noch verärgerter. Ich berichtete dem Besitzer nicht, doch Sandy hatte Angst, ich könnte es tun, und war weiterhin gereizt. Kurz darauf wurde Sandy von der Besitzerin entlassen, weil sie Trinkgelder gestohlen hatte. Die Besitzerin, die oft Lob von Gästen über mich hörte, begann mich mehr einzusetzen. Wenn ich NTD einschaltete, schloss sie ein Auge – so hatte ich mehr Gelegenheit, den Festlandchinesen die Wahrheit zu erklären.

Nachdem Sandy gegangen war, begann Ajiao, die nebenan arbeitete, mich zu beneiden. Sie kam oft zu mir, plauderte und beklagte sich über ihre harte Arbeit, die ständige Anspannung und die Abhängigkeit von der Laune der Besitzerin. Ich konnte nur Verständnis zeigen und sie ein wenig trösten.

Im Restaurant kamen oft Reiseleiter mit Festlandtouristen, und ich hatte viel Kontakt mit ihnen. Manche ließen sich das Essen nicht bezahlen oder verlangten von den Kellnern Bestechungsgelder. So gewöhnte ich mich nach und nach an diese Branche – sie war anstrengend und zwielichtig. Gleichzeitig halfen die Reiseleiter mir oft unbewusst, wenn ich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erklärte.

Im Mai 2012 kam eine Gruppe hochrangiger Regierungsbeamter aus Henan ins Restaurant. NTD zeigte gerade Berichte über Wang Lijun, der ins US-Konsulat floh. Aus der Ferne hörte ich den Reiseleiter NTD beschimpfen. Ich ging selbstbewusst hin, um zu verhindern, dass seine Worte die Gäste beeinflussen.

Ich trat vor die Gruppe, lächelte und sagte langsam: „Wir haben es hier mit hochrangigen Führungskräften zu tun, die zum ersten Mal ins Ausland gekommen sind. Es ist eine gute Gelegenheit, die Wahrheit zu erfahren, die man in China nicht sehen kann.“ Ich richtete meinen Blick auf die anderen Gäste und fuhr fort: „Früher habe ich NTD auch nicht geschaut. Jetzt sehe ich, dass vieles die Wahrheit ist. Man sagt ja: ‚Gerüchte sind vorausschauende Prophezeiungen‘, stimmt’s?“ Einige Gäste lächelten und richteten ihre Aufmerksamkeit auf mich. Ich begann: „Im Ausland herrscht freie Gesellschaft…“ Doch der Reiseleiter unterbrach mich scharf: „Du bist Falun Gong, oder?“ Ich lächelte und antwortete: „Falun Gong? Was ist daran schlecht? Es sind gute Menschen, die in China über zehn Jahre verfolgt wurden. In über 100 Ländern weltweit praktizieren sie Falun Gong. Die Selbstverbrennung in Tiananmen wurde von der Partei inszeniert!“

Alle waren schockiert; niemand reagierte. Ich fuhr fort: „Sie haben gerade im Fernsehen gesehen, wie Wang Lijun ins US-Konsulat floh. Das ist kein kleines Ereignis. Am 6. Februar geriet Wang Lijun in Schwierigkeiten, am 15. März trat Bo Xilai zurück – das zeigt interne Machtkämpfe der KPCh. Bald wird es um Zhou Yongkang, Zeng Qinghong und Jiang Zemin gehen. Die Partei ist gnadenlos.“

Einige Gäste lachten, andere blieben still. Ich nutzte die Gelegenheit, Informationen zum Dreifach-Austritt zu geben: „Über hundert Millionen Chinesen treten Partei, Liga oder Jugendverband aus – weil sie die Verbrechen der Partei nicht mehr tragen wollen.“ Ich ermutigte sie, die Wahrheit zu Hause mit Familie und Freunden zu teilen.

Um Störungen durch den Reiseleiter zu vermeiden, lenkte ich die Aufmerksamkeit auf das Essen und die Umgebung, während ich die vorbereiteten Karten mit Software zum Zugriff auf die gesperrten Seiten verteilte. So konnten die Gäste die Wahrheit auch zu Hause erfahren.

Während dieser Zeit sammelte ich kleine Erfahrungen darin, die Wahrheit zu vermitteln. In einem vollen Restaurant muss man selbstbewusst, immer lächelnd, aufmerksam und vorsichtig sein. Besonders bei Konfrontationen – wie oben beschrieben – muss man ruhig bleiben. Mit Übung wurde es leichter, die Wahrheit auch in herausfordernden Situationen zu vermitteln.

Inhaltlich ging es meist um die Verfolgung von Falun Gong, die weltweite Verbreitung in über 100 Ländern und die Fälschung der Selbstverbrennung am Tiananmen-Platz. Über Organraub sprach ich seltener, um die Gäste nicht zu verschrecken. Die Umgebung erlaubte keine langen Gespräche – man musste schnell und geschickt jede Gelegenheit nutzen. Einige Gäste begannen die Informationen aufzunehmen, auch wenn sie zuerst ablehnend waren. Gerade nach dem Wang-Lijun-Vorfall war das Interesse groß. Das Restaurant wurde so zu einem Fenster, durch das Festlandchinesen die Wahrheit sehen konnten.

(c) Souverän – Gerechtigkeitsmedien ebnen den Weg für die Dreifach-Austritte

Später arbeitete ich in einem dritten Restaurant, einem kleinen Baozi-Laden. Zufällig erkannte ich beim Vorstellungsgespräch den Besitzer – er kam mir sehr bekannt vor, konnte aber zunächst nicht sagen, woher. Da fiel es ihm ein, und er sagte: „Warst du vor ein paar Tagen nicht am Supermarkteingang und hast mir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erzählt?“ – „Ah, jetzt erinnere ich mich, du bist das!“ Überraschenderweise war er tatsächlich der Besitzer dieses Restaurants. Welch ein glücklicher Zufall! Der Besitzer war sehr unkompliziert, das Vorstellungsgespräch fiel aus, und ich bekam die Stelle direkt.

Obwohl das Restaurant klein war, lag es sehr günstig, direkt neben einem gehobenen Hotel. Viele Festlandtouristen kamen morgens direkt vom Hotel hierher zum Frühstück. Ich nutzte jede Gelegenheit, um ihnen die Wahrheit zu erklären und kleine Karten mit Software zum Umgehen der Internetzensur zu geben. In diesem Restaurant hatte ich noch mehr Möglichkeiten, die Wahrheit zu vermitteln. Der Besitzer war oft nicht vor Ort, und die anderen Kellner waren nach und nach von mir zur Dreifach-Austritt-Entscheidung (Partei, Liga, Jugendverband) geführt worden. Ich konnte Arbeit und Aufklärung gut koordinieren und wurde im Grunde nicht kontrolliert.

Anders als im Shanghai-Restaurant mit NTD gab es hier die Epoch Times. Ich nutzte die Zeitung regelmäßig, um die Wahrheit zu erklären. Einige Gäste lasen sie, während sie auf ihr Essen warteten; andere beim Essen; manche nahmen sie mit in den Bus, um weiterzulesen; mehrere Exemplare wurden herumgereicht, und je mehr Leute lasen, desto mehr Diskussionen entstanden, in die ich einsteigen konnte.

Ich sagte: „Im Ausland holen sich die Menschen morgens als Erstes die Epoch Times. Niemand liest hier die People’s Daily. Die Epoch Times ist die Zeitung mit den aktuellsten Nachrichten, weil sie die Wahrheit berichtet. Wenn man einmal ins Ausland kommt, sollte man die Nachrichten lesen, die man in China nicht sehen kann – das erweitert den Horizont enorm.“

Manche fragten: „Die Epoch Times gehört doch zu Falun Gong, oder?“ Das war mein Einstieg, um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zu erklären. Ich sagte: „Wisst ihr das nicht? Falun Gong ist wirklich beeindruckend: Menschen in über 100 Ländern lernen und praktizieren es.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inszenierte die ‚Selbstverbrennung auf dem Tian’anmen‘, um Falun Gong zu verleumden, und verfolgt die Praktizierenden seit über zehn Jahren. Falun Gong ist Falun Gong, die Epoch Times ist die Epoch Times – das ist nicht dasselbe. Aber die Epoch Times ist das weltweit größte chinesische Medium, in über 30 Ländern und zehn Sprachen erhältlich, und sie berichtet als einzige mutig und konsequent die Wahrheit über Falun Gong. So ist das Verhältnis.“

Viele hörten aufmerksam zu und stellten keine weiteren Fragen. Bei solchen Gästen war es oft leicht, sie zur Dreifach-Austritt-Entscheidung zu führen.

Wenn es einmal sehr voll war und ich keine Zeit hatte, längere Gespräche zu führen, nutzte ich beim Servieren die Gelegenheit, auf die Titelseite der Epoch Times zu zeigen, die die Zahl der Austritte aus Partei, Liga und Jugendverband darstellt. So konnte ich das Thema direkt ansprechen und die Gäste zur Dreifach-Austritt-Entscheidung führen.

Kurz gesagt: Diese ausländischen Gerechtigkeitsmedien ebneten mir den Weg für weitere Aufklärungsarbeit. Selbst ohne vorbereitete Materialien war es sehr effektiv, sie zu nutzen, um die Wahrheit zu vermitteln. Sie boten mir viele praktische Vorteile und erleichterten meine Arbeit erheblich – ich konnte sie sehr souverän einsetzen.

(d) Eine Stufe höher – Schmuckgeschäft als gutes Umfeld für die Wahrheit

Eines Tages im Juni 2012 arbeitete ich wie gewohnt im Restaurant und fegte gerade den Eingangsbereich, als ich zufällig die Besitzerin eines nahegelegenen Antiquitätengeschäfts traf. Sie erkannte mich, da sie schon einmal bei uns gegessen hatte, und erzählte mir, dass eine ihrer Mitarbeiterinnen zurück nach China gehe und jemand Neues für den Verkauf gesucht werde. Sie fragte, ob ich die Stelle übernehmen wolle. Ich freute mich sehr – ich hatte schon einmal dort nach Arbeit gefragt, aber damals meinte der Besitzer, er bräuchte niemanden. Jetzt bot sich die Gelegenheit, und ich nahm sofort zu. Nachdem ich alles im Restaurant geregelt hatte, begann ich in dem Antiquitätengeschäft zu arbeiten.

Anders als die bodenständigen Restaurants war das Antiquitätengeschäft von einem sehr kunstvollen Ambiente geprägt. Es roch nach Büchern statt nach Essen, und die künstlerische Atmosphäre war stark spürbar – ein wirklich erfreulicher Unterschied! Auf der großen Fläche, noch größer als die beiden Shanghai-Restaurants, standen antike Möbel aus Huanghuali-Holz, schwarzes und violettes Rosenholz, rotes Säureholz, Antiquitäten verschiedener Dynastien, Porzellan, Jade, Kalligraphien, Schmuck, Korallen, Buddha-Statuen und vieles mehr. Alles strahlte den Geist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Kultur aus.

Ein halbes Jahr später übertrug der Besitzer das Antiquitätengeschäft, eröffnete aber bald ein Schmuck- und Jadegeschäft im Erdgeschoss des gehobenen Hotels neben dem Baozi-Laden und machte mich zur Filialleiterin. Der Besitzer und die Besitzerin kamen nur gelegentlich vorbei; die meiste Zeit war ich allein im Geschäft. In diesem Schmuckgeschäft traf ich häufig bekannte Regisseure, Schauspieler und Politiker, und viele Festlandtouristen übernachteten dort; auch internationale Konferenzen fanden hier statt. Dies bot mir zahlreiche Gelegenheiten, die Wahrheit zu vermitteln – ein ideales Umfeld dafür. Hier traf ich viele Menschen, die offen waren: Sie konnten entspannt herumlaufen und mir zuhören, während sie gleichzeitig die Schmuckstücke betrachteten. So konnte ich die Falun-Gong-Wahrheit umfassender vermitteln.

Normalerweise stellte ich die Schmuckstücke vor und unterhielt mich dabei mit den Kunden. Ich plauderte über alltägliche Dinge, fragte, ob sie zum Reisen hier seien, und erkundigte mich nach ihrer Herkunft anhand ihres Akzents. Die meisten Gäste bestätigten, dass ich richtig lag. Dann fragten sie zurück: Woher ich komme, wie lange ich schon im Ausland sei, zum Studieren oder Arbeiten hier – und ich erzählte ehrlich von meiner Herkunft und warum ich in dieses Land gekommen war. So ließ sich die Falun-Gong-Wahrheit ganz natürlich einfließen, ohne dass die Gäste meine Absicht hinterfragten oder es unangebracht fanden.

Im März 2014 kam eine Dame aus Shenyang, über sechzig Jahre alt, sehr vital und kultiviert. Im Gespräch erzählte sie, dass sie früher bei der paramilitärischen Polizei in Shenyang gearbeitet habe. Ich spielte ihr eine Aufnahme eines Festland-Chinesen vor, der das Organraub-Erlebnis a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schilderte. Sie glaubte sofort. Sie berichtete auch, dass sie auf einer Reise in die Schweiz in einem kleinen Hotel ein chinesisches Exemplar von „Zhuan Falun“ entdeckt habe, das sie an einem Tag durchgelesen und nach China mitgenommen habe; später brachte sie es erneut ins Ausland. Sie selbst hatte acht Jahre Meditationserfahrung und war geistig aufgeschlossen. Nachdem ich ihr die Falun-Gong-Wahrheit erklärt hatte, wurde ihr Denken klarer: „Ich wollte schon immer wissen, was Falun Gong ist, jetzt weiß ich es endlich. Heute hat sich der Besuch in Ihrem Geschäft wirklich gelohnt.“ Ich freute mich und antwortete: „Tanten, Sie haben wirklich eine karmische Verbindung zu Dafa. Nicht jeder entdeckt zufällig ein Exemplar von ‚Zhuan Falun‘ in einem kleinen Hotel in der Schweiz.“ Sie nickte zustimmend. Obwohl sie über sechzig war, strahlte sie wie ein Kind, als sie die Wahrheit erkannte und entschlossen die Dreifach-Austritte vollzog.

Eines Tages kamen zwei Männer ins Geschäft, einer über sechzig, groß und etwas wohlgenährt, der andere etwa fünfzig, vermutlich sein Assistent. Der ältere Mann sah bekannt aus. Er betrachtete lange eine Jade-Buddha-Statue und zwei Jade-Armbänder, die er seiner Tochter schenken wollte. Die Vorderseite der Jadefigur war gut, aber die Rückseite schwarz und weniger attraktiv; der Preis war daher niedrig, und sie war lange unverkauft.

Als ich hörte, dass der Assistent ihn „Direktor“ nannte, fragte ich nach seinem Beruf. Er wirkte wie ein Intellektueller, vielleicht Professor. Der Assistent antwortete: „Wir arbeiten im XX-Krankenhaus.“ Als ich „Direktor“ und „Arzt“ hörte, ahnte ich, dass er besondere Hintergründe haben könnte, da dieses Krankenhaus am Organraub beteiligt war. Ich sprach weiter mit ihm, erzählte, warum ich in die USA kam, und erklärte die Falun-Gong-Wahrheit. Ich zeigte Bilder von der Verbreitung von Dafa auf meinem iPad, während wir redeten. Natürlich musste ich auch das heikle Thema Organraub ansprechen.

„Wenn Sie der Direktor sind, haben Sie sicher schon vom Organraub gehört?“ Als er nicht reagierte, fuhr ich fort: „Ob Sie direkt beteiligt waren oder nicht, als Leiter tragen Sie Verantwortung! Organraub ist ein schweres Verbrechen. Sollten die Verantwortlichen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werden, können Sie sich nicht herausreden. Bitte enthüllen Sie die Wahrheit und stoppen Sie die Verbrechen Ihres Krankenhauses!“ Er sagte: „Ich bin schon im Ruhestand und kümmere mich nicht mehr darum.“ „Aber Ihre Kollegen und Mitarbeiter sind noch im Dienst. Sie müssen sicherstellen, dass sie nicht daran teilnehmen. Die internationale Gemeinschaft untersucht das weiterhin. Ihr Krankenhaus steht auf der Liste. Die Verfolgung von Falun Gong ist ein Verbrechen gegen die Menschlichkeit, vergleichbar mit NS-Kriegsverbrechern! Niemand kann sich mit dem Argument, nur Befehle ausgeführt zu haben, freisprechen. Jeder Beteiligte trägt persönliche Verantwortung.“

Später stellte ich im Internet fest, dass er tatsächlich ein Arzt war, der direkt am Organraub beteiligt war und viele „Eliten“ im Bereich Transplantationen ausbildete. Unter seiner Leitung wurden zehntausende Transplantationen durchgeführt. Seit Beginn der Verfolgung von Falun Gong war er Direktor und baute den Bereich „Transplantation“ gezielt aus. Nach 2000 nahm die Zahl der Operationen stark zu; 2005 wurden über 500 Eingriffe pro Jahr durchgeführt. Erst nachdem der Organraub öffentlich wurde, gehörte sein Krankenhaus zu den offiziell anerkannten Transplantationszentren.

Diese Erkenntnis erschütterte mich. Ein äußerlich würdevoller, gütiger Mensch entpuppte sich als Komplize der Verfolgung von Falun-Gong-Praktizierenden. Kein Wunder, dass er beim Thema Organraub wenig sagte. Dass er eine Buddha-Statue kaufte, zeigte, dass er eine gute Seite hatte, doch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seinem äußeren und inneren Selbst war gewaltig.

Ich dachte nach: Jeder hat eine gute Seite. Aber wenn jemand schwerwiegende Verbrechen begeht, gibt der Himmel immer wieder Gelegenheiten, die Wahrheit zu hören. Je näher die Offenlegung der Wahrheit rückt, desto weniger werden diese Chancen. Hoffentlich erkennt er frühzeitig seine Verantwortung, stellt sich und kooperiert mit den internationalen Organisationen zur Verfolgung der Falun-Gong-Verfolgung, um für sich Wiedergutmachung zu leisten. Das ist der einzige Ausweg. Ob er diese Chance noch erhält, bleibt ungewiss.

(Fortsetzung folgt)

現代英雄叙事詩『九評』投稿 一等賞受賞作品（中）

「80年代生まれ」の三退の道 — 著者 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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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

一、私が最初に退党を勧めた少女、後に私たちの縁結びとなったこと
二、学生時代に経験した退党の暴風雨

（一）法輪功の真相を知り、中国共産党を徹底的に見抜く
（二）大学時代、組織内で公に退党を表明し、学校から脅迫を受ける
（三）一人の退党が家族全体に圧力をもたらし、まるで文化大革命の再現のようであった

三、三退の真相を伝える中で囹圄に身を置き、人間性の光を見る

（一）獄医による強制的な採血と薬の投与
（二）「福」の文字と紅包は血と涙で染められた
（三）囚人服を拒否したことで獄内暴力と罵声に遭う
（四）入浴が人格を侮辱する手段となる
（五）高圧と脅迫は正信を変えられない
（六）殺人犯の良心と善報

四、沈殿と反省——党文化が若者の思想に及ぼす毒害

（一）無神論——中国人の道徳の根幹を断つ
（二）情と色——世の風紀を乱し人を堕落させる元凶
（三）恐怖感——人を操作して真相から目を背けさせる変異心理
（四）利己心——人間の貪欲を助長し道徳の悪化を加速

五、仕事中に真相を伝えた小さな物語

（一）初来乍到——私はレストランでアルバイトを始めた
（二）漸入佳境——レストランを真相の窓に変える
（三）得心応手——正義のメディアが退党勧誘の道を整える
（四）更に上の段階——宝飾店は真相を伝える良い環境

六、海外風景線、三退の大舞台

（一）中国人がいる場所は、私の退党勧誘の「観光地」
（二）真相を知らない中国人に直面する
（三）ツアーガイドに真相を伝えることが重要
（四）若者との交流
（五）「少女よ、君もこれをやっているのか？」
（六）退党勧誘の道は善意で築か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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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中）

四、沈殿と反省——党文化が若者の思想に及ぼす毒害

不法に拘束されたその瞬間から、私は心の中で決意しました。もしこの監獄から逃れる機会があれば、必ず国境を越え自由な世界へ行こうと。自分の青春や未来を、この常に縛られる危険のある国に葬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それに、何かまだ私が成すべきことが、運命の中で待っているような気もしていました。出所して数か月後、友人の助けを借りて、私は海外の自由な国へ辿り着きました。飛行機の窓から下に広がる山々や河川を眺めたとき、感慨はひとしおでした。自由の世界に向かって飛んでいる自分。しかし、自分を生み育ててくれた故郷を離れ、家族や祖国と再び会える日はいつなのか――その別れの悲しみで、目には涙があふれました。まさに「悲歌は泣きに代えられ、遠望は帰郷に代えられる」といった心境でした。

海外に来た私は、ほとんど所持金もなく、日々生計を立てるために奔走しました。身分の問題、移動の困難、アルバイトの変化、東西文化の違いなど、新たな問題が次々と押し寄せました。しばらくの間、この生活に馴染むことができず、生まれて初めて自分自身で生活を支える重圧を実感しました。これまで何年も勉強してきた知識は、外の世界では「使い道がない」と感じ、心に大きなギャップが生じました。この時期、私は自分自身を見つめ直すようになりました。西洋文明社会に来て、なぜこれほどの「違和感」や「ギャップ」を感じるのか。それは、自分が受けてきた「党文化」に原因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ました。

私は1980年代生まれの世代で、生まれた時から「党文化」の毒水に浸かって育ちました。学校で学んだのは伝統文化の「仁・義・礼・智・信」ではなく、「マルクス・レーニン主義、毛沢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つの代表」でした。自由社会に来る前、私は党文化についての認識が非常に浅く、党文化とは共産党の優秀な党員が口にする「偉大・光栄・正しい」や「調和の取れた社会」などの言葉に過ぎず、自分には関係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しかし、実際は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いわゆる党文化とは、共産党の価値観を基盤として形成された思考方式、言語体系、行動パターンのことを指します。それは非常に大きく、かつ細かく入り組んだ怪物のような存在で、中国人の言葉や行動、思考や念、身振り手振り、表情や眼差し、姿勢や口調に至るまで、すべてに浸透しています。私が海外で感じた挫折感の多くは、慣れ親しんだ党文化と西洋文明との衝突によるものでした。

実際、出てすぐに西洋社会の文明を肌で感じました。道路ではほとんど車のクラクションが聞こえず、至る所が静かで清潔、人々の会話は穏やかで、騒がしい様子は見かけません。すべてが非常に秩序正しく、人々は安心して暮らしていました。さらに、人を助けることは日常茶飯事であり、初めて来た私たち中国人にとっては新鮮でした。私は海外で、これが本当の「調和の取れた社会」であることを体感しました。

数年経つうちに、私はますます党文化が人や社会に及ぼす害、特に中国の若い世代への思想的毒害の深刻さを認識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この問題について語る必要があると、強く感じています。

（一）無神論——中国人の道徳の根幹を断つ

『九評共産党』の「九評之六——中国共産党が民族文化を破壊したことを評する」を読むたび、深く感慨を覚えます。中共の支配下で生活している人々は、この「党文化」に浸か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それは社会、文化、政治、経済などあらゆる分野に関わり、人々にとっては日常であり、もはや珍しくもないため、自然と「安身立命」の手段として受け入れられてしまうのです。現在の若者の多くは、自分自身だけを信じ、神仏を信じません。これは中共が「無神論」を長年にわたって洗脳的に植え付けてきた結果です。「無神論」は最も有害な党文化です。

人が神を敬い、仏を信じ、「頭上三尺に神あり」と知り、「善悪には報いがある」という天理を信じるなら、人は悪事を犯すことをためらいます。特に大きな悪事を行う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このような自己抑制によって、社会の道徳は一定の水準に保たれるのです。

しかし、毛沢東が現れると、「天と戦う楽しみ無限、地と戦う楽しみ無限、人と戦う楽しみ無限」と言いました。彼の「教え」の下、中国では数十年にわたり、さまざまな政治運動が繰り返されました：土地改革、三五反、反右派、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1999年の法輪功迫害……。

江沢民が権力を握ると、修煉グループへの迫害、臓器の生体摘出が行われました。「ひそかに大もうけする」腐敗政治が支配し、官僚や民間では「飲食・遊興・買春・賭博・詐欺・横領・誘拐・盗み」が横行しました。人心は堕落し、何事にも恐れず悪事を働くようになりました。人心が腐敗すると、悪性事件が頻発し、社会は危機に満ちます。中国社会の道徳体系は、中共の江沢民政治流氓集団によって完全に破壊されました。

（二）情と色——世風を乱し、人を滅ぼす元凶

現代社会において、最も害になるのは「情と色」という二文字です。官僚の世界を見ても、現在中共の高官が失脚するケースをみると、昼間は会議で「廉潔奉公」を唱えながらも、夜になると「汚職や賄賂」「不倫、愛人を囲い、小三を養う」といった行為に及んでいます。彼らの結末もまた、邪淫の報いを免れ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今日、金銭至上主義や白富美主義が蔓延する中で、テレビ番組『非誠勿擾』などの婚活バラエティは、何百万もの若い女性の心を掴み、視聴率の大勝者となっています。メディアの煽りによって、若者はしばしば思考力や道徳心を欠き、人は外見にばかり注目し、若者の心理に誤った方向性を与えています。抑えきれない金銭至上主義の結果、ますます多くの若い女性が「自転車に乗って笑うより、BMWに乗って泣くことを選ぶ」といった状態になります。こうした内容はテレビで放送されると、瞬く間に若者の流行語となり、全国に広まり、現代の女性の結婚相手の基準とさえなっています。

「情と色」に関して、古人は「万悪淫為首」と説き、「色を避けることは剣を避けるに等しい」とし、「男女の別」を堅持する思想を掲げてきました。実際、身を潔く保ち、自分の本分を守ることは非常に重要であり、これは人の道徳の基盤です。この基盤が弱まると、人は危険にさらされ、さまざまな誘惑に直面しやすくなり、誘惑に耐えられず堕落してしまいます。特に、現代の一部の無良メディアによる不正確な価値観の導き、人々の異常な考え方、社会風潮の過剰な宣伝によって、若者は簡単に多くの過ちを犯し、気づいたときには後の祭りとなります。

現代の芸術領域の変異はまさに先頭を行っています。傷風敗俗な裸体画、激情的で躁動的な流行歌、さまざまな奇抜な小説や映画、テレビドラマは、人々に情を感じさせ、恋愛を誘発させます。また、人気のあるスターたちも不断にこのような「情と色」の要素を発信し、人々はそれを美しいと感じ、深く没入してしまいます。

西洋の考古学者は、火山の噴火で滅びたポンペイ古代都市の壁画から、集団での性行為や同性愛がいたるところに描かれていることを発見しました。当時、人口2万人のポンペイには25軒の売春宿があり、社会全体の放蕩と乱交が社会全体の罪悪を生んでいました。1819年、ナポリ国王フランチェスコ1世が妻子を伴いポンペイの壁画を見学した際、あまりの羞恥に展示を直ちに閉鎖し、2000年まで再公開されませんでした。現代社会の性の乱れがさらにひどいので問題視されないという人もいますが、これは今日の道徳がすでにポンペイのレベルを越えてい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ます。

人類の歴史はしばしば鏡のような存在です。中国古代の商紂王が美色に溺れて国を滅ぼしたこと、マヤ文明のポンペイの性の乱れが滅亡を招いたことを目にすれば、我々は考えるべきです。これら失われた歴史は、中共統治下の未来の悲劇を予告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近年、中国大陸で発生したさまざまな天災人禍は、この悲劇の序章かもしれません。もし中国人が未だに華やかな宴や歌舞昇平の「良い日々」に浸っているなら、危険もまた一歩一歩、我々に近づいてくるのです。

（三）恐怖感——人を操作して真相を拒否させる歪んだ心理

三退の問題において、多くの中国人は、法輪功学習者が三退を勧めるとき、遠くに避ける、法輪功の真相を見ようとしない、三退ボランティアに無関心、三退に表明したくない、無表情で軽蔑する……といった態度を示します。これは、嘘や欺瞞、恐怖心が交錯した結果、中国人は法輪功に触れることを恐れ、もし触れたらどうなるかと心配するからです。この恐怖感は影のように常に付きまとい、共産党は長期にわたる政治運動における「人を潰す」手法を人々の思想の奥深くに浸透させ、一挙手一投足を規範に沿わせることを求めました。この恐怖感こそが「党文化」の表れです。

思い返せば、私がかつて両親に『風雨天地行』のDVDを見せなかったときの心境は何だったでしょうか？それは恐怖感です！家族が政治に巻き込まれるのを恐れていた、つまり恐怖心が真相を知ることを妨げていたのです。近年、海外の観光地で三退を勧める過程でも、良い流れで三退しそうな人が、隣にいる家族や友人に引き戻されることが何度もありました。これはまさに私が当時感じていた恐怖と同じです。私が両親を政治に巻き込みたくなかったのと同様、中国人観光客も、三退ボランティアが自分の家族や友人を「連れ去る」ことを恐れます。中国では「一致した思想や価値観」を持たないことは非常に恐ろしいことであり、人々は習慣的に自己抑制と自己フィルターを学び、周囲や事実の真相から距離を置く防御壁を作ってしまうのです。

さらに、迫害を受けた後もしばらく消えない恐怖もあります。私自身の場合、監獄で受けた迫害は後々まで影響を及ぼし、布のたたみ方や形までもあの時のまま保持していました。海外に出て何年経っても、警察やパトカーを目にすると恐怖を感じることがあります。迫害がもたらした精神的恐怖は心理的影響として残っており、時折表れるのです。そのため、問題に直面したときには臆病で責任を取れず、利害得失に敏感で、問題から逃げる、といった態度が現れ、「君子坦蕩蕩」のような堂々とした態度を欠いてしまうのです。

（四）私心——人間の貪欲を助長し道徳の劣化を加速させる

多くの中国共産党員は、実際には極めて利己的で貪欲です。共産党文化は表向き「人民のために奉仕する」と掲げていますが、実際には「人民元のために奉仕する」のです。高官たちは、自分や家族のために、利益に目がくらみ私利をむさぼり、手段を選ばず権力を利用して私欲を満たします。国有資産の違法売買、民間財産の強制収用、社会年金基金や各種救援金の横領、自身の権力欲を守るための殺人や命の犠牲……近年失脚した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王立軍らはまさにその典型です。

「公」と「私」の問題について言えば、共産党文化では、党に全てを捧げることが強調され、個人は全てを放棄すべきとされます。人の尊厳、理想、利益、意見、個性、人格、さらには良心や良知までも……党にとって、これが純粋な人間、高尚な人間なのです。これらの立派な言葉は一見「無私」に聞こえますが、実際には党の利益が全てに優先されるのです。これは共産党が自らの統治を延命させ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り、無私とは異なります。根本的には、より徹底的に私利を追求するための論理であり、人間性を踏みにじる邪悪な党文化の現れなのです。

「私心」は党文化に限った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が、党文化の影響下では、この「私」が強化・拡大されます。現代中国では、社会の歪みや道徳の堕落により、人々の思考や行動は極めて荒廃しています。特に長年実施された「一人っ子政策」により、私たちの世代の若者は中国社会の特殊な産物――「独生子女」となりました。多くの家庭はこの一人の子供のために苦労し、過剰に甘やかします。同世代間では生き残りや成功のため、正当でない競争や利己心がさらに強化されることもあります。これはこれまでにない現象です。

党文化の影響下では、「私心」はあらゆる面に現れます。例えば、言動において他人の感情を顧みず、自分を強調し、名声や利益を争い、他人の利益を奪い、公徳心や同情心を欠き、強引で他人が自分より優れることを許さず、見下し、嫉妬し、陰で悪口を言い、怨恨し、虚偽を流し、嘘をつき、場合によっては他人の命を犠牲にしてまで自己の利益を追求する……このような人が増えると、社会全体の道徳危機に陥ります。これは、何千年もの道徳伝統を持つ中華民族にとって非常に恐ろしいこと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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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仕事で真相を伝える小さな物語

私はしばしば自問します。海外に来て、何のためにここにいるのか？単に共産党の迫害から逃れるためか？より幸福に暮らすためか？自由と民主を得るためか？これらは明らかに私の求める答え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当時の信仰への約束を果たしたか？海外に来て、より多くの人に法輪功の真相を伝えるという志を実現したか？そう、それこそが私の本当に求めていたことです。

答えは明確です。しかし、三退を勧めることは決して簡単ではありません。国内のような「命の危険」がなくなったとしても、海外の自由社会においても、中毒が深すぎて真相を聞かない中国人に出会うことがあり、三退を勧める難しさは増します。また、自我を手放せないことも難しさの一つです。勧める過程では、多くの挫折、無数の拒絶、冷たい視線、嘲笑、暴言、侮辱、囲い込みなどが立ちはだかります。これらにとらわれると、自分の心の牢獄、自尊心や傷つく恐怖、他人に見下される恐怖、自分ができるかの疑念、苦しみの恐怖、拒絶される恐怖、利益や仕事を失う恐怖……といった私心のために足を止めてしまうのです。中国人に真相を伝えるには、常に自我を突破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り、その道しか通じません。

この数年間、三退を勧める中で無数の物語が生まれました。時期や環境によって出会う人や出来事は異なりますが、これらの経験は私の人生を豊かにし、三退経験を深め、真相を伝える知恵と勇気を与えてくれました。その一方で、この道を歩む中で、私は常に重みを感じます。自分に言い聞かせます。選んだ道を進む以上、後戻りはできません。もしかすると、私はそのために生まれ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こそが私の使命なのです。

（一）初めての海外生活——レストランでアルバイトを始める

生きるために、まずはチャイナタウンで仕事を探し、働き始めました。その当時、車もなく、家から近い湖南料理のレストランでウェイトレスとして働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学歴は伝えず、色々な先入観を持たれないようにしました。後で聞いたのですが、以前ここで博士号を持った人もアルバイトをしていたと知り、海外でレストランで働くことは決して恥ずか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と分かりました。しかし、最初は少し違和感を覚えました。これが、この仕事に入るためにまず捨て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プライド」でした。私は心の中で思いました。「生活のためには、プライドなんて要らない。どんな苦労も耐えなければ」と。

初めてレストランで働いたときは、分からないことが多く、仕事量も膨大で、全てをこなすのが大変でした。少しでも遅れると許されず、走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走らない時も常に歩き回ってい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一日中ほとんど休む時間もなく、オーナーに止まっているところを見られないように気を使いながら、汗だくで働き続けました。毎晩11時や12時に帰宅すると、全身が痛く、お風呂も入らずにそのままぐっすり眠りました。疲れるのは我慢すれば耐えられますが、そこにさらに若いウェイトレスのアージャオがいました。彼女は私を見るたびに、3分おきに小言、5分おきに大声で叱るので、時には本当に耐えられないほどでした。高強度で緊張感のある仕事に加え、アージャオの絶え間ない叱責と告げ口で、いつでもオーナーにクビにさ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いう不安がありました。しかし、ちょうど旧正月の時期で、人手不足のため、私はずっと働き続けました。しばらくすると、脚力もずいぶん強くなりました。

体が非常に疲れたとき、休みたくてもトイレに行って腰を下ろす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足を組み、誰かがノックするとすぐに出て仕事に戻る……。心が最も辛いとき、頭の中には法輪功師父の詩があり、その詩のおかげで乗り越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この期間、アージャオやオーナーがいない隙に、お客様にネットカードを渡すくらいしかできず、真相を伝える機会はほとんど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しかし、2か月後、まるで西から太陽が昇ったかのように、毎日私を叱っていたアージャオが突然笑顔を見せ、隣の上海料理のレストランを指さしてこう言いました。「そこのお店で働いてみたら？」私はアージャオの好意に感謝し、午後の休憩時間に行ってみると、9時間50ドルの時給にチップが付き、給与も税申告される待遇で、以前より良かったので、当日そこで働き始めることにしました。退職の際、急いでアージャオに感謝し、人間関係は長く共にすると感情が生まれるものだと実感しました。

（二）次第に慣れて——レストランが真相を伝える窓口に

上海料理のレストランのオーナーは海外生まれの華人で、中国語は話せず、英語だけを話します。オーナー夫人は台湾出身です。レストランの管理は主にオーナーが担当しており、昼間は通常オーナーが店にいます。オーナー夫人は夜になると友人を連れて食事に来るだけです。店内にはお客さんが見るためのテレビがあり、私はよくチャンネルを新唐人テレビに合わせていました。オーナー夫人は、ビジネスに影響が出るのを恐れて許してくれませんでしたが、昼間オーナーがいるときにこっそり放送しました。オーナーは理解できないので構わず、その結果、多くの中国本土からの観光客が新唐人テレビの真相番組を見る機会を得ました。

料理長のシャオジンは真面目で、新唐人や大紀元をよく見ており、真相を伝えて三退を勧めるのも簡単でした。しかし、シャオニンという料理人は全く異なり、ウェイトレスを軽蔑し、しばしば侮辱的な発言をしました。私と同じくウェイトレスの仲間である広東出身のサンディは四児の母で、シャオニンの暴言を避けるために、肩を揉んだり背中をたたいたりして従順に振る舞い、普段はシャオニンに責められることは少なく、その矛先は私に向かっていました。

サンディはアージャオに負けず劣らず、人に厳しく、いじめることも好きで、汚れ仕事や重労働は私に押し付け、良いことは自分の手柄、悪いことは私と新入りのウェイトレスの責任にしました。私が新唐人を放送すると、すぐにチャンネルを変えてしまい、何度も放送理由を説明しましたが聞き入れてくれず、「オーナー夫人に言う」と言うばかりでした。

後で知ったのですが、サンディは以前私が働いていた湖南料理のレストランでアージャオと同じくウェイトレスをしており、二人は仲が悪く、サンディはそのためこの店に移ってきたのです。なるほど、アージャオが私に「優しい」のも納得でした。しかし、どんなことも偶然ではなく、新しい環境でも自分のやるべきことをしっかり行うべきだと思いました。

あるとき、オーナー不在の時にサンディが料理を運ぶ際、客と口論になり、大声で騒ぎました。多くの客が彼女の声に驚き、全員が彼女を見ました。彼女は体面を気にし、責任を私に押し付け、十数人の客の前で私を叱責しました。客は我慢できず、私は冷静に自分の心を守り、客に謝り、事態を収めました。その結果、サンディはさらに怒りました。私はオーナーに報告しませんでしたが、彼女は私が報告するのではと心配し、普段から私を見ると不機嫌で、シャオニンと一緒に私の悪口を言うこともありました。しかし、間もなくオーナー夫人がサンディのチップ横領を理由に彼女を解雇しました。客からの私への称賛を聞いたオーナー夫人は私を信頼するようになり、新唐人を放送することも黙認してくれました。こうして、私はより多くの中国人に真相を伝える機会を得ました。

サンディが去ったことで、隣のアージャオは私を羨ましがり、暇な時に話しかけてく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この仕事は楽で、稼ぎも多く、オーナーも良い」と言い、自分の苦労を嘆きました。私は彼女を慰め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このレストランでは、観光ガイドが中国本土からの観光客を連れて来ることが多く、私はガイドとよく接す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中には食事代を払わないガイドや、ウェイトレスにリベートを求めるガイドもおり、少し疲れるし厄介な仕事です。しかし、法輪功の真相を伝える際、ガイドが無意識に手助けしてくれることも多く、助かることが何度もありました。

2012年5月、河南省の政府関係者風の一団が来店しました。その時、新唐人で中国本土の政局や王立軍が米領事館に逃亡した真相を放送していました。遠くでガイドが新唐人を罵るのを聞き、観光客に影響が出るのを心配して止めに入りました。

私は堂々と一歩前に出て、一同の前でゆっくり笑顔で話しました。「皆さんは大物ですから、海外に来る機会は少ないでしょう。大陸では見られない真相を知るのは良いことです」と。目線をガイドから他の客に移し、「私も以前は新唐人を見ませんでしたが、今見て多くが事実だと分かりました。『噂』は『先見の予言』とも言えますね？」と続けました。皆の反応を観察すると、笑う人もいて、目線が私に集まりました。「海外は自由社会です……」と話し始めたところ、ガイドが怒って遮り、「あなたは法輪功ですか？」と言いました。私はすぐに笑顔で返しました。「法輪功に何が悪いのですか？皆良い人です。法輪功は国内で十数年迫害され、海外百数十か国に広まっています。自焚も共産党の捏造です！」

皆が驚き、言葉が出ませんでした。誰もが食事に来て、まさか敏感な法輪功の話題が出るとは思っていなかったのです。

ガイドを放置しても、皆は真剣に話を聞きました。「先ほどの王立軍の米領事館逃亡は小さな事件ではありません。2月6日に王立軍に問題が起こり、3月15日に薄熙来が失脚しました。次に関わるのは周永康です。さらに曾慶紅や江沢民も関わります。共産党は容赦なく人を潰します。国内では知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海外に出て、ぜひ知ってください」と説明しました。

少し笑う人もいましたが、反応は薄く、そこで三退情報を少し加えました。「今、1億人以上が党・団・隊を脱退しています。共産党の悪事を見て、責任を負いたくないからです」と。ガイドは私を見て何か言いかけましたが、口に出さず、私は再び話題を戻し、「海外では皆一家族です。自由な空気の中で、霧もなく、真相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電視を見たり、スーパーで新聞を手に取ったり、親戚や家族に伝えてください」と続けました。

ガイドの干渉を避けるため、私は手振りを交えながら「ゆっくり食事を楽しみましょう。美味しく食べるのが第一です」と話し、料理の注文に移しました。ガイドも何も言わなくなりました。

キッチンに出入りしながら、空いた瞬間を見つけて話しかけ、客がトイレに行く際にも真相を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ガイドが席を離れた時、翻墻ソフトの小カードを渡す機会もありました。客は大抵受け取ってくれました。

その時は三退する人は少なかったですが、座席の関係で互いに牽制し合うため、個別に対応する方が効果的でした。

この期間、私はレストランでの真相伝達の経験を少しずつ積みました。人の多い環境では、堂々と、常に笑顔で、周囲に注意を払うことが重要です。特に交渉の場面では、うまく処理できれば問題は解決し、客は真相を聞けます。相手が笑顔でなくても、自分は笑顔を保つことが重要です。何度も経験し、慣れてくると難しく感じなくなります。観光地での伝達も、最初は困難ですが次第に上手くなりました。

レストランで伝えた真相は主に、法輪功迫害の実情、世界百数十か国での広がり、天安門自焚の捏造などです。臓器摘出の話は、食事中の客に配慮して控えました。

環境的に長く座ってじっくり話すことはできず、常に空いた瞬間を見つけて話す必要がありました。カードを用意して、善良な人には渡すようにしました。客は食事をしながら新唐人番組について議論し、抵抗があっても影響は受け、驚いていました。特に王立軍事件直後で、多くの人が真相を知りたがり、新唐人テレビがあることでこのレストランは特別な存在となり、中国本土からの観光客にとって真相を知る窓口となりました。

（三）手慣れて——正義のメディアが三退を後押し

その後、私は三軒目のレストランで働きました。小籠包の店です。面接の日、店に行くと、オーナーが妙に見覚えのある顔で、どこで会ったか思い出せませんでした。すると彼が思い出し、こう言いました。「先日、スーパーの前で法輪功の真相を話してくれたのは君じゃないか？」「ああ、思い出しました、あの時のあなたですね！」なんと彼がこの店のオーナーだったのです。縁とは不思議なもので、とても幸運でした。オーナーは面接なしでそのまま採用してくれました。

この店は小さいですが、立地が抜群です。隣に高級ホテルがあり、多くの中国本土からの観光客が朝、ホテルの脇口から出てすぐにここで朝食を取ります。私はその時間を活用し、真相を伝え、翻墻用の小さなカードを渡す機会を増やしました。この店では、真相を伝える機会がさらに多く、オーナーが不在のことも多く、同僚のウェイトレスたちも三退させていたため、仕事と三退活動のバランスをうまく取れば、ほとんど誰も干渉しませんでした。

上海のレストランでは新唐人テレビを使っていましたが、この小籠包店では大紀元時報がありました。私は大紀元を活用して真相を伝えました。待っている客は新聞を手に取り読むこともあり、食事中に読む人も、途中まで読んでバスに持ち込む人もいました。複数の新聞を回し読みすることもあり、読者が増えるほど議論が活発になり、私は話題に加わりやすくなりました。

私は言いました。「海外では、庶民は朝、外出する時にまず大紀元を手に取ります。海外では人民日報を読む人はいません。皆、大紀元を読んでいます。なぜか？それは真相を報じるからです。海外に来たなら、国内では見られないニュースを見て、見識を広げるべきです。」

すると誰かが聞きます。「大紀元って法輪功の新聞ですよね？」私はこの話題を利用して法輪功の真相を説明しました。「知らないでしょう？法輪功はすごいんです。世界百数十か国で人々が学び、修煉しています。しかし、共産党は『天安門自焚』を自作自演して法輪功に罪をなすりつけ、十年以上迫害してきました。今も止まっていません。法輪功は法輪功、大紀元は大紀元で、別物です。でも、大紀元は世界最大の華文メディアで、30か国以上で発行、10以上の言語があります。大紀元は法輪功の真相を勇敢に報じ続ける正義のメディアです。」多くの人は私の説明を聞くと納得し、追及しなくなります。こういう人には、後でさらに三退を勧めるのも簡単です。

客が多くて忙しい時は、配膳の際に大紀元の一面にある脱党人数を指して見せるだけで、すぐに話題に入り、三退を勧め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要するに、これらの海外正義メディアは私が真相を伝えるための道を作ってくれています。レストランで資料が手元になくても、こうしたメディアを活用して真相を伝えると、とても効果的で、私に多くの便利な条件をもたらし、非常に手慣れた方法で活用できました。

（四）さらに上の段階——宝飾店は真相を伝える絶好の環境

2012年6月のある日、私はいつものようにレストランで働いており、入口で掃除をしていました。すると、近くのアンティークショップの店主夫人が通りかかりました。以前、彼女は当店で食事をして私を知っており、「店員が帰国するので、誰かに引き継いでもらう必要がある。主に販売を担当するが、やってみないか」と声をかけてくれました。以前、私はその店に仕事を探し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り、当時は店主に「人は要ら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ました。今回、チャンスが巡ってきたので、私はすぐに承諾しました。レストランでの後処理を終えた後、私はアンティークショップで働き始めました。

レストランのような庶民的な環境とは異なり、アンティークショップは趣があり、料理の香りはなく、代わりに書物の香りと濃厚な芸術的雰囲気が漂い、非常に心地よく感じました。上海の二軒のレストランよりも広い店内には、黄花梨、黒紫檀、紅酸枝、各朝代の骨董品、家具、陶磁器、玉器、書画、宝飾、珊瑚、仏像など、あらゆる中国伝統文化の品々が揃っており、視覚だけでも楽しめました。

半年後、オーナーはアンティークショップを譲渡し、その後、小籠包店の隣にある高級ホテル1階に宝飾・玉器店を開き、私を店長に任命しました。オーナー夫妻は時々しか来ず、普段は私一人で店番をします。この玉器店では、著名な監督や俳優、政治家などに出会うことも多く、大陸からの観光客も多く滞在し、国際的な重要会議も行われるため、真相を伝える多くの機会が得られ、非常に良い環境でした。ここでは多くの縁ある人々と出会い、リラックスした環境で、買い物を楽しみながら真相を聞いてもらえます。普段はなかなか会えない人たちとも、この店でなら接点が生まれ、法輪功の真相をより深く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私は通常、店の宝飾品を紹介しながら、客と世間話をします。「観光で来られましたか？　お話しぶりから、どちらのご出身ですか？」と尋ね、客は「当たりです」と答えます。すると客は私に「どちらの出身ですか？　海外には何年ですか？　留学ですか、仕事ですか？」と質問します。私は正直に自分の出身地や海外に来た理由を話し、自然に法輪功の真相に話題をつなげます。相手も目的を感じず、唐突さもなく、質問してきた本人が受け入れやすい状況になります。

2014年3月、店に60代の女性が来店しました。沈陽出身で、元気で気品のある方でした。会話の中で、彼女は以前沈陽の武警部門で働いていたと話し、私は大陸の武警が生体臓器摘出の現場を体験した録音を聴かせました。彼女は非常に納得し、さらにスイス旅行で小さな旅館で中国語の『転法輪』を見つけ、その日で読み終え、中国に持ち帰り、後に海外に持ってきたと話しました。また彼女は8年間禅修を行った経験があり、霊性のものを信じていました。私が法輪功の真相を説明すると、思考がより明確になり、「ずっと法輪功がどういうものか知りたかった。今日、あなたの店に来て本当に良かった」と言い、果断に三退しました。

ある日、店に二人の男性が来ました。ひとりは60代で背が高く、少しふくよかで、顔立ちが穏やかでした。もうひとりは50代前後で、やや若く見え、補佐役のようでした。60代の男性は半日店内を見て、翡翠の仏像と玉のブレスレットを二つ購入し、娘に贈るつもりでした。翡翠の仏像は表面は緑の繊維が多く、水頭も良好ですが、裏面は黒く、表面の美しさに比べるとかなり劣るため、価格は高くなく、長い間売れ残っていました。

補佐役が「院長」と呼ぶのを聞き、私は尋ねました。「どの業界の方ですか？　風格から知識人でしょう、大学の教授ですか？」補佐役が答えました。「XX病院です。」「院長」と「医師」に関する情報を聞き、背景が特殊だと感じました。私は彼らと会話を続け、自分がなぜアメリカに来たかを説明し、法輪功の真相も話しました。iPadの法輪功の広がりを示す画像を見せ、話を続けながら「生体臓器摘出」についても説明しました。

「院長さん、もしご存知なら『生体臓器摘出』について聞い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よね？」反応がないので続けました。「直接関わっていなくても、院長として責任があります！　生体臓器摘出は重大な問題で、将来責任を問われることもあります。必ず真相を公表し、病院での罪行を止めてください。」彼は「もう引退しているので関係ない」と答えました。「しかし、同僚や部下はまだ働いています。彼らが加担しない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これは全世界が非難していることで、海外の追跡調査組織も調査中です。あなたの病院もリストに載っています。法輪功迫害は集団虐殺、人道に対する罪です。ナチス戦犯と同罪であり、命令遂行の言い訳は通用しません。関与した者は全員個人責任を負う必要があります。」

後日、調べてみると、彼は生体臓器摘出に直接関与した医師で、多くの移植分野の「エリート」を育成していました。彼の指導下で病院は数万件の移植手術を行い、2000年以降は手術件数が急増。2005年には年間500件を超え、摘出事件が公になった後も、病院は移植手術が認定される医療機関の一つとなりました。

この数日間、私は心が落ち着きませんでした。一見、堂々として穏やかな長輩が、法輪功迫害の加担者だったとは想像もできません。彼は仏像を購入し、善意は持っていましたが、その背景を知ると表面と内面の差に驚かされました。

私は思いました。誰にでも善の面はある。しかし、極悪の行為を犯す者には、天は何度も真相を伝える機会を与える。しかし、真相が明らかになる直前、その機会は減り続けます。彼が早く自首し、暗闇から抜け出し、海外の法輪功迫害追跡組織に他者の罪を報告し、自身の罪を償うことを願わずにはいられません。それが唯一の道です。しかし、果たして彼にまだその機会があるかどうかはわかりません。（続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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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大師傳功和生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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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有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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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https://www.theepochtimes.com/falun-gong-founder-li-hongzhi-publishes-why-do-human-beings-exist_50009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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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救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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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https://jp.minghui.org/2023/04/18/90685.html

English：https://www.theepochtimes.com/falun-gong-founder-mr-li-hongzhi-publishes-why-creator-seeks-to-save-all-life_52019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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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成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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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大師發表《法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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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志大師發表《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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